2024年 第5期
银龄计划是中国社会发展“三重动能”,即老年人事业生命线延续的内在动能、中国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外部动能与中西部教育势能带来的自在动能共同作用的产物。基于人岗适配原理的教育人才选拔匹配机制是银龄计划赋能中西部教师队伍优化的底层逻辑,实现这一逻辑的基本手段是选拔扩优、使用提质与示范提质。系统提质是当前银龄计划政策调适的着力点,借助灵活选拔、竞合配置、种子选配三种政策工具,在中西部教师队伍动荡区域、核心区域、薄弱区域做好银龄教师设岗、选拔与配置工作,是银龄计划政策系统提质的有效之策。
作为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独特支持力量,高校银龄教师发挥着优质教育资源贡献者、教育均衡发展促进者、高尚教育情怀释放者和优质教育文化创生者的独特优势。其中,政府决策、时间维度、空间差异与个体因素成为深度影响高校银龄教师的重要因素。为此,应系统优化制度设计,从帮扶治理、资源挖潜、精神帮扶和专业发展等方面建构高校银龄教师教育帮扶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教师教育质量观经历了合规定性质量观、合需要性质量观、合发展性质量观的不同阶段,其演进在质量目标、关注焦点、思维方式等层面呈现出从合格到卓越、从单一到多元、从封闭到开放的特点。教师教育质量观在演进过程中表征出一些问题, 一是师范性观念弱化, 陷入高等教育同质化问题;二是本土性观念不强, 难以彰显中国特色;三是靶向性观念不足, 无法精准对接基础教育需求。对于教师教育质量观在演进过程中表征出的问题, 需要变革教师教育观念, 回归教师教育本体, 重新审视与思考教师教育的师范性要求;转换认识, 辩证理解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澄清教师教育的存在价值, 切实构建指向基础教育服务贡献的教师教育质量观。
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支点,拔尖创新人才则是提升国家整体创新水平、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高校青年拔尖创新人才作为国家、高校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专业发展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关键路径。高校青年拔尖创新人才具有崇高的历史使命、融合的多重思维、执着的探索精神三大核心特质,受到环境孵化下的共生效应规律、能力涌现下的积累效应规律以及团队共建下的群体效应规律共同作用。针对高校青年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应以引才聚才为目的创设梯次合理、衔接紧密的成长通道,以量才促才为核心制定契合度高、针对性强的评价政策,以容才敬才为追求构建可持续性、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机制。这一系列举措旨在探索并推进一条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水平的高校青年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育之路。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筛选出471名青少年的自尊水平及其他相关数据,探讨青少年自尊发展轨迹及其群组效应。采用增长混合模型(GMM)对三个波次(T1、T2、T3)青少年自尊水平数据进行追踪分析。结果表明:三个波次数据的拟合结果良好,存在两个发展趋势不一致的子群体,分别是平缓增长组和显著增长组;学业压力、同伴关系、主观幸福感和家庭社会资本对青少年群体的自尊发展轨迹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青少年自尊发展轨迹存在性别和城乡的群组效应。青少年自尊发展轨迹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且存在群组差异。
家校合作是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师专业能力的重要内容,而编制相关量表对中小学职前教师家校合作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在梳理相关文献和咨询专家的基础上设计原始量表,多次施测修订量表,采用相关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对量表的信效度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小学职前教师家校合作能力量表包含技能、知识和态度3个维度,共21个题目,累积贡献率为67.438%, 各条目因子负荷为0.548—0.890。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 3因子结构模型拟合良好。效标效度检验显示,家校合作能力总分及各因子得分与师范生职业认同以及职业使命感总分呈正相关。家校合作技能、知识和态度3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03、0.794、0.799,重测信度分别为0.629、0.615、0.735。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均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可以作为测评中小学职前教师家校合作能力的工具。
推进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是粤港澳大湾区落实“一点两地”新定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依托,有利于“以点带面”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深化合作。从实践来看,四个重大合作平台在建设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图景各异的区域治理模式:横琴的“合作政府”治理模式、前海的“法定机构”治理模式、南沙的“属地管理”治理模式以及河套的“园区合作”治理模式。比较四大合作平台区域治理模式的样态可以发现,纵向、横向、斜向和网络状的府际关系对于形塑多样化的区域治理权力结构产生了不同的作用。“自上而下”是四大合作平台构建区域治理权力结构的共同路径;府际权力配置是四大合作平台构建区域治理权力结构的差异化条件。区位属性、服务对象、战略定位、利益配置催生了不同的区域治理模式。
澳门具有悠久的社团发展史。随着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成立,社团进入加速发展期,并在多个领域深度参与公共治理,内容涵盖社会服务、政策倡导与政策咨询、参加选举、输送人才与权益维护等。澳门社团组织的治理参与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社会服务领域,形成了社团与政府合作供给的局面;在政治形态上,形成了和谐型政治而非对抗型政治;在社会政治力量方面,形成了多元均衡分布格局。社团组织治理参与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社团政策参与形成社会政策的能力弱化以及治理人才培养乏力。对此,应从政府与社团两方面加以改善:在政府方面,不断推进社团治理参与的制度改善;在社团方面,持续强化社团自身能力建设。
经济韧性是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澳门回归祖国25年来,多次顶住外部超预期冲击,社会和经济发展初显韧性,但仍受单一产业结构转型压力的掣肘。运用指标建构、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等定量研究方法,对澳门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经济韧性互动关系进行经验分析,发现:作为微型开放经济体,澳门受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影响显著,其经济韧性呈现波动发展态势;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经济韧性溢出作用下,澳门的韧性网络中心地位有所提升但低于大湾区其他城市;粤港澳大湾区的产品贸易、人口流动会对澳门经济韧性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但资金流对提升澳门经济韧性无显著作用。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关联网络视角,澳门亟须积极发挥“一国两制”的独特制度优势,把握以合作创新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主动权,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在增长中化解和防范外部风险,复苏、巩固、提升城市经济韧性,以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高质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澳门力量。
澳门回归祖国以来,整体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经济适度多元持续推进,产业结构逐步升级。总结回归后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成就发现,回归后澳门的旅游休闲业在促使产业多元化发展方面卓有成效,新兴主导行业的发展展现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态势,澳门已形成了通过合作区推进本地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模式,持续性的制度创新是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重要动力,澳门正结合地方特色和国家需要逐步建立起多元的产业结构体系,并在经济适度多元过程中承担着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使命。实证分析显示,CEPA对澳门产业结构升级有着积极作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重大政策对经济适度多元的积极影响。未来,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将与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相结合,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环境中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适用范围内,卖方交付不符货物时,认定根本违约客观标准的核心在于,违约实际上剥夺了非违约方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107号指导性案例蒂森克虏伯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所作出的买方只要在不存在不合理麻烦的情况下能使用或转售货物(甚至打些折扣),那么交付质量不符货物并不构成根本违约,仅是非根本违约的判定,为交付不符货物时根本违约的认定提供了可参照的标准,使CISG根本违约客观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具象化,而转售成功与否是重要判断因素。利益衡量理论对CISG第25条法律解释的目的性限缩、法律适用的个案判定和具体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意义重大。
就共同诉讼人内部利害关系对立时该如何处理,我国尚缺乏明确规定。目前,“共通原则”的适用法理有待明晰、必要共同诉讼内部关系采“协商一致原则”以及法院可强制追加必要共同诉讼原告等因素,导致无论是普通共同诉讼抑或是必要共同诉讼,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无法有效协调兼顾内部对立共同诉讼人利益的困境。在民法典时代,基于对共同诉讼人作为民事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尊重,应加强普通共同诉讼“共通原则”适用中的程序保障,并与《民法典》谨慎适用必要共同诉讼的立场保持一致,限缩必要共同诉讼的适用范围;在制度上则应尝试缩小强制追加共同原告的情形,赋予被追加原告基本程序保障权和救济权,将必要共同诉讼内部关系中的“协商一致原则”转为“有利说”。
清代中期阮元及其门人对“文”观念进行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分梳,反省古文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以使文学摆脱“文以载道”的束缚,这促使了文学独立,并出现了文学史观的雏形。阮元及其门人关于“文笔”的考辨不仅在当时引发了对“文”观念的论争,而且影响了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文学观。他们对阮元及其后学的观点进行选择性吸收和转化,甚至有批评阮元之处。同时,关于“文”的论争也引起其他近代学者对文学观念的关注和探析,为民国学者进行文学史撰写提供了材料资源和观点支撑,促成了清末民初“纯文学”观念的萌发,进而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和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
在层出不穷的历代各类诗文选集中,白居易作品的入选比率是其接受史地位高低的“晴雨表”,也是其作品受关注程度的“显示器”,对接受者的选择及阅读趣尚有导向和牵制作用。以白居易诗之多之冗,必待甄选而后始精,删汰而后始善,而选政固亦不易。待选者少则无以取精,待选者多亦难乎所删。梳理历代白居易诗文选集的流传与嬗递,考察专门专题性白居易诗文篇目,分析比较其选目、凡例、评点、批校、序跋等,是研究白居易接受史的重要一端,称之为“指南针”也不为过。
“体物”原本是咏物诗的最基本要素,但韩愈通过运用想象叙写事物来历的方式开创了一种“不体物”的咏物诗新范式。欧阳修继承了这一范式,并以“穷极物理”的精神将“不体物”的咏物方式发挥到了极致。苏轼对新范式进一步突破,将叙写事物来历与人生体验相结合,使“不体物”的咏物诗融入了“写意”的因素。韩愈、欧阳修、苏轼“不体物”咏物诗的范式创新,体现了古代诗人对咏物方式的不断探索,对今天咏物诗的定义也有参酌意义。
重视又不过分迷信稿本“未刊”和“一手”状态所体现的事实,基于稿本作为文献具有“事”“义”多重性的一般性质,借此初步讨论稿本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与限度。稿本普遍的直露心声,并不能排除部分稿本作者有意借此制造秘不示人之下故作姿态的“真诚”。即使稿本所记是直吐心声,同样有认识的真、以为的真、实际的真之间的联系与分别。结合事实的复杂性,要求研究者至少具备以不同文献之后作者的视角随时因境移步换行,以见历史中的人事、思想、艺文的能力。故善用稿本者,必能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包含稿本在内的各类文献,适得其所、各安其位地分别安置相关事实及其层面,据“文”述“事”见“义”,三者融会一体,充分体现稿本在学术研究中的恰当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