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新布局中国农业经营体系，进而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完成农业强国建设，是刻不容缓的大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实现农业强国中“经营体系强”的基础，也是实现中国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农民收入提高等目标的重要依托。当前，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多种形式规模经营的发展和社会化服务的支撑方面有了显著成效。现实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还面临着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不够充分、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受阻、规模经营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待拓展等问题，需要立足系统化思维继续推进改革，持续为小农户这一主体力量引入现代要素，培育高质量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健全完善社会化服务以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夯实农业强国的经营基础。

新质生产力的涌现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演进的必然要求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必然性。从理论逻辑来看，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数字社会阶段的最新表现形式，也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的最新产物；从历史逻辑来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相适应；从实践逻辑来看，新质生产力分别在价值旨归、生态机制、产业体系、科技创新上契合了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结构优化、供给优质的高质量发展特征，大国强农、农强民富的最终发展目标的科学内涵。加快形成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以赋能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需要打造共创共享的新农业产业融合价值链、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农村经济组织发展模式、建立与时俱进的新农人全面发展机制。

深入考察中国各地区人群的午睡模式，以及不同地区人群的午睡模式对其夜晚睡眠质量和日间功能的影响。通过线上问卷调查，纳入了来自31个省份共3 320个有效样本。结果显示，各地区保持午睡习惯的人群比例普遍较高，其中华南、西南等南方地区有午睡习惯的人群比例相对较高，而东北、华北地区有午睡习惯的人群比例则相对较低。此外，稳定的午睡习惯对于改善日间功能和夜晚睡眠质量的主观感受有显著作用，但过长的午睡时间可能会导致夜晚睡眠质量下降。同时，午睡的起始时间对个体的日间功能存在显著预测作用，个体在13 ∶ 00—14 ∶ 00开始午睡，其日间功能感受最佳。研究结果不仅为个体合理安排午睡提供了建议，也为加强社会对午睡的重视提供了支持。

良好的睡眠和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有密切关系，但我国中小学生的睡眠情况不容乐观，还可能存在明显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分层。使用CFPS2018的数据，在分析了我国中小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睡眠不足之间关联的基础上，提出了上补习班和父母作息两个中介机制。结果发现，较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中小学生睡眠不足的风险更高，其原因可能是较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参与的补习班更多，其父母的作息也更晚。据此，有关教育减负的政策应当更具情境性和针对性。

目前大多数研究仅从个体或家庭角度探讨影响睡眠质量的因素，然而，睡眠质量还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根据累积生态风险理论，考察个体、家庭、人际、工作或学习、社区与社会环境6个生态系统因素对中国民众睡眠质量的累积作用。数据源于2021年中国居民睡眠状况线上调查，样本包括5 929名年龄在18—71岁的成年人。结果显示，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后，累积生态风险对中国居民的睡眠质量有显著负面预测作用，且当风险因素超过4个后，风险每增加1个，它对睡眠质量的负面影响就更大，呈“正加速”模式。累积生态风险通过降低民众的生活满意度来降低睡眠质量，对使用睡眠药物的信念在这一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即民众持有的合理信念越多，累积生态风险对睡眠质量的负面预测作用越小。此外，还检验了累积生态风险与睡眠质量之间关系的年龄差异和主观地位认同差异。总体而言，累积生态风险对睡眠质量有负面影响，促进个体睡眠健康需要个体、家庭、社会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睡眠问题是全球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国内外很多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了睡眠质量与生活质量的关系，但缺乏两者反向关系的相关研究；此外，关于生活质量对睡眠质量的作用机制也鲜有研究涉及。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探究中国普通成年人群的生活质量与主观睡眠质量的关系，以及感知压力和睡眠焦虑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普通成年人群的生活质量与主观睡眠质量呈正相关；感知压力在生活质量与主观睡眠质量的关系中具有独立的中介作用；睡眠焦虑在生活质量与主观睡眠质量的关系中具有独立的中介作用；感知压力和睡眠焦虑在睡眠质量与主观睡眠质量的关系中具有链式中介作用。结果揭示了中国普通成年人群的生活质量和主观睡眠质量的关系，并验证了生活质量、主观睡眠质量、感知压力以及睡眠焦虑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和机制；提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压力感知的钝感力，或减少对自身睡眠的负面关注，均有助于强化良好的生活质量对睡眠质量的有益影响。

城市创新区作为创新要素聚集的区域，超越传统开发区，从生产要素驱动模式转向创新驱动，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创新转型、政府制度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尺度重构理论具有“结构—过程”多重属性，为揭示政府何以推动城市创新区发展提供了理论视角。以A国家级创新功能区为例，对其自设立至升级为国家级创新功能区的政府运作过程进行追踪，发现A区的发展是在不改变原有空间权力结构的基础上，以政府再尺度化战略来实现空间治理的策略，呈现柔性尺度重构的特征，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具体来说，城市创新区尺度重构的“柔性”体现为城市空间等级、权力结构、社会网络等以灵活的方式被组织；尺度重构过程则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机动性，不同层级政府在重构事项协商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协商议价空间。城市创新区发展最终呈现出“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尺度共同参与的多尺度共治的治理图景。

特殊区域的发展既是大国治理的映射，更是地方发展模式变迁的缩影。改革开放以来，给予特殊区域政策倾斜以释放改革红利成为国家空间选择的重要策略，放权赋能、政策工具叠加、管理体制灵活设置是中央面向特殊发展区释放改革红利的主要体现。特殊发展区具有三重属性，既是承担各类治理任务的发展空间，也是叠加多种改革红利以实现改革突破的治理工具，还是动态调整的制度安排，为其获得政策倾斜提供基础性支撑。追求发展效能提升、实现改革风险分担是扩大特殊发展区改革权限、塑造其政策优势的重要原因，并构成国家空间选择的双重治理逻辑。面向特殊发展区的体制机制创设为实现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治理提供了路径支撑。

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激励，是指审判阶段法院对涉案企业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合规奖励或惩罚，其仅存在于审判阶段，主体是法院，对象是单位、单位犯罪责任人员、企业中实施与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犯罪的责任人员，内容包括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我国部分地方法院在涉案企业合规激励方面已经进行实践探索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合规整改情况在法院量刑中未能得到应有反映、合规激励方式过于单一、合规整改有效性审查制度缺失、刑事法官运用合规激励的能力不足等问题。推进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激励，应当考虑法院主导、谦抑中立、区别对待、激励多样化和依法激励等因素，同时将合规整改是否达到有效性标准作为法定量刑情节，探索并适用更多的合规激励方式，确立合规整改有效性审查制度，以及提升刑事法官运用合规激励的能力。

随着以醉驾案件为代表的轻罪治理工作从“治罪”迈向“治罪与治理并重”的时代转型，我国逐渐形成了轻缓刑罚、无条件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三种并存的司法治理模式。审判阶段适用缓刑、定罪免刑的轻缓刑罚模式，具有罪刑相适应、短期自由刑否定两大理论基础，但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轻罪附随后果严重而预防不足的问题。在审查起诉阶段进行宽缓处理的无条件不起诉模式，将轻罪案件直接排除在刑罚制裁范围之外，可以彻底避免犯罪附随后果发生、减轻司法机关的办案压力，但也面临放纵犯罪、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适用局限性。近年来，由检察机关根据行为人履行附加条件的情况决定是否起诉的附条件不起诉模式实践兴起，通过发挥刑罚替代、矫治预防功能，实施治理的外部激励机制，可以被视为未来轻罪司法治理的创新模式，但也需要处理好这一模式的理论非议、社会力量发展不健全等适用障碍。

“生活世界”最初是胡塞尔晚期现象学中的重要概念，舒茨对其进行了社会学改造，哈贝马斯将其理解为“生活世界—系统”两层面结构社会的其中一个层面，从而完成了这一概念的社会学转向。这一转向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进行阐释。从内容上看，生活世界虽然最初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出现在胡塞尔晚期的超越论现象学之中，但有关它的阐释却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学内容；舒茨为了使韦伯的意义理论在哲学上得到奠基，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进行了社会学的改造，生活世界为构成社会元素的行动提供意义，而行动也同样赋予生活世界以意义；哈贝马斯则从语用学的立场对生活世界进行了再改造，使之成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概念。从形式来看，胡塞尔所理解的生活世界概念既包含了主观世界也涵盖了客观世界，是对近代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否定；舒茨进一步从社会学的立场强调了客观世界或社会世界的意义基础和文化内涵，他关于生活世界的理解蕴含着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哈贝马斯则从言语行为与世界的关系入手，把生活世界理解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统一，揭示了作为交往行动背景的生活世界所具有的批判力量，为他的社会批判理论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针对传统知识论以科学知识多类型演进与语言表达式为视角对本体论相对性所提出的质疑，蒯因以整体主义知识论予以回应。蒯因将科学知识视为不断接受经验证伪和修正的系统，据此证实本体论只有相对于特定的知识背景才能彰明自身的理论意义。蒯因的整体主义知识论以实用性为准则来构建科学知识的系统，对满足本体论相对性合理需要的部分知识加以过滤和选取，结果在承认科学知识可被修改的同时否认各部分知识之间相互比较的可能性。蒯因验证策略的实质在于借用知识论的相对性为本体论的相对性进行辩护，这致使他跌入狭隘的相对主义深渊，其本体论对“何物存在”的探讨也沦为空洞的承诺。

汉晋之间的会稽隐逸，如龙丘苌隐居会稽龙丘山、严光耕于富春山等，已呈现出寄迹山水、诗书自娱的特点，也为后来的会稽隐逸所继承。永嘉之乱后, 衣冠南渡，伴随着南方经济文化的繁荣，东晋南朝时期会稽地区出现了大批隐逸之士，成为南方隐逸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会稽地区的秀丽山水不仅为士大夫提供了舒适的生活环境，也为他们的诗文创作和艺术想象提供了无限的驰骋空间，会稽隐逸所代表的南方隐逸之士以诗文艺术摹画山水、重塑自然，赋予山水以精神价值，再加上后世文人的追踪和寻访，使得东南山水逐步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人文传统。

《唐诗六言画谱》是明万历年间诗、书、画三者精妙配合的画谱，共收录六言诗58首，18首无配图。画谱所录六言诗大部分为伪作，或改换唐人诗题、作者；或据五七言改写；或自创。编刊者选录8首署名李白的诗歌以及较多的中晚唐诗，力图在保持唐诗风貌的基础上，呼应晚明扬李抑杜、宗尚中晚唐诗风的特色。《唐诗六言画谱》以图配文，诗与画大部分是全景式画面的一一对应，着重细节呈现，还使诗人入画，试图呈现诗人创作整体情境，展现画家对诗画转译的新理解。《唐诗六言画谱》的新变化源自期待读者群体从“士”扩大为“四方鉴赏者”的拓展，刊刻者希望为读者群体提供印证式的阅读体验，使其享有解密式的阅读快感。相对于因“卧游”观念风行的旅游绘本，画谱提供了更为纯粹的艺术世界。

《诗经》中“上”和“下”表示实际空间方位时多出现在《国风》，而且极少对文出现。“上帝”和“下土”表示至高天神和天下人间时，多数出现在《大雅》和《颂》中，而且通常对文出现，说明“上帝”和“下土”及“下民”通过形成一个互相关联的系统来自我显现。《诗经》垂直空间轴上的“山隰”对文结构和“上帝-下民”空间结构存在空间方位和意蕴上的错位，但二者通过“下土-大地”将西周民众日常生活的空间感知经验与周王祭祀和统治中展现的抽象空间方位感知联结在一起。《诗经》中空间方位词使用所反映出的对“下土-大地”这一中介载体的关注，可以为传统文化中安土重迁和寻根思想提供更多文化源头处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