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与五律同为唐代新起的诗歌体式，而且在盛唐以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艺术功用，成为唐代诗歌体式中两颗璀璨的艺术明珠。但是，与五律研究相比，学界对七律体式及其律化过程的研究则要薄弱得多。之所以出现这种研究的不平衡局面，既有一些客观因素，如七言齐言诗的产生和七言新体诗的普及都明显要比五言诗晚，七言诗的律化进程主要集中在初盛唐之交，比五言诗的律化更为短促而迅速，似乎没有太多研究的空间；同时，也与学界长期以来对七言律体的多源性、七言新体律化的历时性、七律诗体功能的丰富性等问题的认识不足有一定关系。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回顾20世纪中叶以来七言律诗形成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今后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七律体式，尤其是体格律形成过程的研究提供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以求教于学界同道。

一.   20世纪七言诗律化进程问题的研究

从20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了一些较有深度和影响的古代诗律研究专著，如王力的《汉语诗律学》、徐青的《古典诗律史》和《唐诗格律通论》、郭芹纳的《诗律》等。这些专著主要介绍七律的格律体系，对七言诗的律化进程，尤其是七言律诗的起源也多少有所论及。

徐青《古典诗律史》第四章“诗律的成熟”第一节“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和发展”谈及七言律诗的兴起和发展，虽然用三千多字初步描述了七言诗的律化过程，但他认为“七律在齐梁并没有产生，所谓‘暗合’之说，未免有失之粗疏之嫌，对于探讨诗律的形成情况，是不足为训的”，“近体七言诗不在齐梁七言诗的基础上产生，反而在五言诗的基础上发展了出来”。^①这些看法和结论基本正确，但对唐前七言新体诗的律化问题只用“不足为训”一语带过，结论未免草率。多年之后，徐青在其《唐诗格律通论》中对七言诗的格律化进程有了更为细致的考察，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他对七言诗律化起源问题的看法：“在齐梁体五言格律诗的影响下，(唐前七言诗)也自然地开始了律化趋势”，并举梁代萧绎的《燕歌行》(“燕赵佳人本自多”)、沈君攸的《羽觞飞上苑》、张正见的《赋得佳期归》等诗为例，说明“梁陈时期已将平仄格律贯彻到七言体中来了”。这些论述较之前人和他自己先前的研究显然更为符合史实了。

同时，徐青还对七言近体在梁陈时期未能形成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他认为，当时七言诗虽已转入文人之手，但尚未摆脱舞曲歌诗形式(如转韵和句式长短不一)的影响，所以就不会出现七律；但包含在不少长诗中的七绝结构，已经预示着七律的形成为期不远了。^②这些思考也具有一定的深度。

另外，徐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发表了多篇分析唐代律诗格律形式的文章，其中也归纳和分析了初盛唐七言律诗格律体系和变式，揭示出七言律诗在不同时期的历史特点。如他在《初唐七言诗的格律》一文中认为，唐代以前合格的七言律绝是“带有一些偶然性的个别现象”，“到了唐代，大约在武则天和中宗的时期，诗人们在继承齐梁体格律的基础上把诗律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终于形成了七言诗的格律，并且比较迅速的使之发展到了成熟的境地”。徐青又指出：“初唐的七言诗格律仍像齐梁体一样，可按粘式、对式、混合式三类加以概括。”按照这三种类型，他逐一举例剖析，得出如下结论：“在七言诗的三种格律形式中，有比较突出的以粘式律，即近体诗的格律形式占了数量上的优势，成了七言格律诗的主体。在主体诗格律之外，以对式和混合式格律作为辅助的形式仍为诗人所用，以作补充，但已不起重要的作用。诗律的发展自齐梁时期形成五律到初唐形成七律之后，可以说是五七言兼备、长短体咸宜、粘对合律的近体诗的完整体系已经确立了，在格律结构上成熟了，从而为唐代的诗歌发展的高潮提供了完美的形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③这些考察和归纳，也从诗律体系建构的角度，为进一步研究初盛唐七言律诗艺术发展史提供了理论基础。

赵谦的《唐七律艺术史》则尝试将西方结构主义批评方法与中国传统的诗律分析、艺术评点结合起来，对唐代七律的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行评述，其中对诸位律诗创作大家艺术特色的分析和艺术成就的评价尤为深入、细致，且不乏新见。^④

20世纪80年代以后还出现了一些对唐代律诗创作艺术和发展过程进行宏观探讨的文章，如周勋初的《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⑤，赵昌平的《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⑥，程千帆、张宏生的《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从杜甫到李商隐、韩偓》^⑦，孙琴安的《唐代七律诗的几个主要派别》^⑧，赵谦的《初唐七律音韵风格的再考察》^⑨，韩成武的《试论七律的定型与成熟》^⑩，等。

赵昌平文在对初唐七律考证统计的基础上，梳理考察了初唐时期七律的形成过程。文章首先考定了初唐九次重要的七律应制唱和活动，进而以此时间之先后为线索，寻绎唐人七律的发展情况。文章认为，七律的形成史可以大体归纳为以下过程：从梁陈间的庾信开始至初唐高宗时期，为滥觞酝酿时期，这一阶段将近一个半世纪；武周时期，为七律的颖脱而未成熟时期，这一阶段约二十年时间；中宗时期，由颖脱而成熟；景云年间，是确立时期，这一阶段共六年余；而最终确立，仅景云二年至四年近三年的时间。通过上述梳理，文章最终认为七律蜕化于骈赋化的歌行，并由此对初唐诗歌史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如过去人们一提起初唐七律，每谓其专重工丽，有形式主义之病；但该文在考察初唐七律的渊源及形成背景后指出：“初唐七律固然内容狭窄，但这是由它的形成背景决定的：它刚成熟于宫廷文人集团中，诗人们尚未熟练地掌握它以表现更广阔的内容。工丽本身不能视为弊病，这是由它的骈赋化的歌行这一母体决定的。”赵昌平的这篇文章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考论并重，而且涉及面广、开拓度深，故而是当时七律体制形成研究中少有的厚重成果。

孙琴安文则通过对唐代近万首七言律诗的详细考察、辨析和归纳，认为唐代的七言律诗共有“沉郁雄壮、浑厚苍茫”，“通俗浅近、质朴无华”，“以古入律、健拔峻峭”，“浑成一气、兴象超远”，“华丽秾艳、设色绚烂”五个派别，并对这五个派别的基本风格特征、产生的原因、形成的过程以及后来演变的线索，分别作了具体详尽的分析。

赵谦文则认为，七律音韵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自梁简文帝大宝元年至唐贞观初年的发轫期；贞观初至武则天长安年间的宽松期；中宗神龙初年至玄宗开元初年的成熟期。第一阶段，七律体制逐渐初具雏形。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八句仅有一句不合律则，一处相粘，对偶位置也在中二联，“可视为发轫之作”。第二阶段，陈子良、上官仪、杨师道、许敬宗、沈佺期、宋之问等人都在七律音韵方面进行了艰辛而有意义的探索。上官仪的《和太尉戏赠高阳公》，全诗共十八句，起首八句“截下来便是一首每句合则的律诗”，押平声韵。沈佺期、李峤解决了七律相粘的难题。第三阶段，除沈、李外，苏颋、李适、宋之问等也都写出了全合律则的七律，但“尚不稳定”。而关键是解决了七律上下联之间的相粘问题，“七律四联一经相粘，全篇音韵便浑然一体，无断裂之痕”，“这为七律诗创作高潮的到来廓清了道路”。此外，该文还论述了音乐繁荣在七律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七律分娩的助产婆”)、初唐七律的主要风格特征以及当时以应制为要求的七律艺术成就不高的原因等问题。赵谦此文体式分析与理论阐述两相结合，考察细入，论述精辟，体现了20世纪后期七律艺术体制研究的学术高度。

韩成武文对学界普遍认为的七律定型于沈、宋而成熟于王维的主流观点并不认同。他在对《全唐诗》所收初盛唐诗人作品进行格律上的细致审核后认为，沈、宋七律多有失粘之处，难取定型之功；王维七律亦大量失粘，且内容多为应制或应酬之作，难享成熟之誉。文章最后认为七律定型于李峤而成熟于杜甫，为七言律诗的定型时间提供了一个新说。

总之，20世纪中期直至80年代，学界主要探讨了七言律诗的体式特征和格律体系，而90年代则对七言律诗体式特征尤其是格律的形成过程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初步描画出七律体制形成史的雏形。

二.   21世纪初以来七言律体形成过程研究的进展

自21世纪初以来，学界对七言诗体式和律化进程继续予以关注，且能运用新颖的研究观念和多样的研究方法，对七言律诗的定型、格律及体调风格的形成问题探究更为深入。

首先，21世纪初以来学界对七律定型问题的继续探讨和提出新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相关成果主要有龚祖培的《七律的定型者究竟是谁》^⑪、董就雄的《试论王维对七言律诗格律之探索——兼论七言律诗之定型时代问题》^⑫和张培阳的《七律定型及其渊源新考》^⑬等文章。

龚祖培文是对前引韩成武文观点的商榷。作者认为，考查诗体定型要以诗人群体的作品符合格律为依据, 但不是要全部诗人的全部作品都符合格律。文章指出，明人胡震亨“自景龙始创七律”的经典论断虽然对后世影响很大, 但与史实不符；李峤的七律尽管全部合律, 但写作年代不是最早的, 因此不能作为七律定型的唯一代表。武则天统治时期的石淙诗是研究七律的重要材料, 可以证明七律在此时已经定型。作者认为，沈佺期七律写作年代早, 作品多, 影响突出, 无论如何也是这一诗体定型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此文又回归了唐人张说、杜甫以来的主流说法，即七律定型于初唐沈、宋之手。

董就雄则对七律定型于初唐沈、宋之手的主流说法(包括上述龚祖培说)提出了异议，认为七律的定型年代是在肃宗乾元元年(758)或以前。盛唐诸家七言四韵诗不合律的情况很普遍，乃当时格律未定型的表征。而王维对七言四韵诗诸种谐和谱式进行积极创作，其“创作量多”“创作时间早”“试验面广”“试验形式均匀”等特点，乃其对七律格律探索的贡献之所在。其二十七首七律中，奇偶联分应式(合律作品)多达八首，其他诸式只有一至两首，显示王维对七律格律雏形已有先觉。文章立论新警，对王维及盛唐诸家七言四韵律诗联式和篇式的分析比较也有一定的深度和说服力。

张培阳文则从更大的时空范围来考察和讨论七言律体的定型问题。作者认为，七律的声律发展和定型经历了南朝的萌芽、初唐的初成、盛唐的停滞与大历的成熟和定型等几个阶段, 其中南朝七律数量不多, 非律句较多。这种情况, 到了初唐武后、中宗朝始有变化：一是非律句急剧减少，二是合律篇数大幅提高。盛唐七律由于频繁失粘, 合律率并不高。大历时, 合律率大有改观。作者倾向于认为，七律的声律定型完成于杜甫和大历诗人时期，虽然大历诗人总的合律率仅为82.67%，和杜甫的七律相加后，也仅85%左右；但重要的是，杜甫和大历诗人之后，中、晚唐诗人所作七律多合律，合律之作已然成为众势所趋。就此而言，杜甫和大历诗人用“粘”的规范，至此已基本得到完全贯彻。杜甫虽为盛唐诗人, 但其七律之作多成于晚年, 与大历相近, 因此, 其创作也可视为这一时期的一部分。该文为七言律体声律体系的确立和诗体风格的形成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结论亦可成为一家之言。

其次，学界近年来对七律声律机制、体调风格的形成原理的探讨也更为深入。其中较有深度的成果是葛晓音的《论杜甫七律“变格”的原理和意义》^⑭一文。该文首先对初盛唐七律的正体与变格进行了细致辨析，认为流畅平和的歌行式声调与雍容典雅的应制体风格相结合，成为七律形成之时的本色当行，也影响到刚进入成熟期的盛唐七律。而盛唐七律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发掘和提高了七律的抒情功能，盛唐诗人在保持初唐七律的声调和典雅风格的同时，开拓了更多的表现方式，尤其是在意兴的抒发和意境的创造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将初唐七律的富丽典雅进一步发展为高华壮丽，这就成为盛唐七律正宗的诗体风格。对于杜甫七律被明清诗家公认为“变格”的深层原因，文章也作了独到分析。作者认为，杜甫具有探索七律体式原理和发掘其表现潜力的自觉意识，他不但在继承初盛唐七律传统表现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突破其题材、结构及表意抒情的单一性；更重要的是在后期七律中利用七言可以单句成行的特性，增强句联之间的独立性和跳跃性，以及句脉转折的自由度；同时，在意象的提炼组合以及与声调的配合方面深入心理感觉的表现。文章最后指出，杜甫这些探索的意义在于从多种角度发掘了七律体式对各类题材的适应性，大大拓展了七律的抒情和议论功能，使七律在体调和表现上进一步与七言古体区别开来，并以其能“融各体之法，各种之意”的巨大容量成为中唐以后应用最广的诗歌体裁。文章视野开阔，辨析到位，无论是对认识七律体调还是评价杜甫七律都有很大的学术推进之功。

蔡宗齐的《七言律诗节奏、句法、结构新论》^⑮一文，运用文学细读和语言学分析方法，在节奏、句法、结构三个层次上对七言律诗的艺术特征作了较为新颖的探讨。文章认为，在节奏层次上，七律较五律所增二字的点化作用在于创造了崭新的“4+3”韵律节奏；同时，又把五言的“2+3”节奏扩充为“2+2+3”节奏。所增二字的点化作用延伸到句法的层次，崭新的复合题评句以及表示因果、虚拟等复杂关系的主谓复句便应运而生了。随着这两大类基本句型不断扩充，律诗中引入更多的散文句，并衍生出七律中特有的各种拗句。这种点化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最后出现在结构的层次之上。律诗起承转合属于一种二元结构和叠加结构混合体，但诗人又可妙用句式来减少或增加四联之间的缝隙，从而将其分别改造为序列结构和断裂结构。节奏、句法、结构多样化的创新造就了七律“言灵变而意深远”的诗境。文章研究视角独特，对诗律的分析方法令人耳目一新。

刘顺的《唐代前期七言近体的韵律规则与句法机制分析——兼及杜诗“沉郁顿挫”的生成》^⑯、《初唐应制与七言近体》^⑰两篇论文也有一定的理论思考深度。刘顺前文认为，唐代前期在近体声律规则建设上的成就, 主要体现在对“上四下三”基本节奏的尊重、病忌理论的推进以及调声术的构建上。后世流行的律诗格律说对声律建设的层累性及“声”作为声韵调之综合表现的特性关注不足。平仄二元的固化以及正体标准的模式化, 在简化声律理论的同时也造成了声律理论解释力的弱化。在句法机制问题上, 唐人的理论建设不及书写实践的异彩纷呈, 但其书写实践依然表现出唐人对声律、语体与结构诸因素制约句法的熟悉。杜诗“沉郁顿挫”的生成, 从句法与韵律的技术层面而言, 主要源于句法上“三顿”法的使用以及声律上对旁纽与小韵、韵律单位重音模式及平仄组合规则的利用。刘顺后文则认为，语言学条件的成立及语体的雅化是古典诗歌特定诗体流行的前提与助援。“四字句”的成立是七言成体的语言学前提，也是依赖“二二”节奏的四言诗最终衰落的要因。而应制对于七言的语体提升则是七言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七言近体之所以能够与五言近体并立，自语法层面而言，七言能够强化殊相，利于拓展写景、言情、论理的表现空间，且更具语法密度；于韵律层面，七言“上四下三”结构所形成的表现功能，则较五言更具修饰性，情感表现的层次与空间也更为丰富。二文均体现了作者对七言律体韵律规则形成及其艺术机制的细致分析和深入思考，是语言学、韵律学与诗律史结合得较好的一个范例。

另外，钱志熙的专著《唐诗近体源流》虽然不以诗歌的近体化进程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书中也涉及七言律诗的渊源和体制定型问题，而且颇多独特思考和新警之论。如作者指出，七律的渊源应当从两方面考虑：一是篇体的渊源，一是声律的渊源。从篇体上讲，七律渊源于短篇的七言歌行，尤其是七言八句的歌行。在初唐七律体制确立之前，没有后世所说的七律存在，有的是在七言歌行的基础上缘以声律的近似七律体。对于七律在初唐尤其是中宗宫廷开始流行的原因，作者也指出，七律与音乐有密切的关系，贵族唱和与雅颂应制时使用七律体，是为了随时可被谱成歌曲演唱。七律体堂皇壮丽、繁声促节，具备庄雅与活泼两种功能，娱乐性强，所以就在宫廷及上层贵族中流行开来，当然也就促使七律体制逐渐成熟。^⑱作者将七律体式的研究放在初盛唐诗歌史的大背景下，尤其是结合宫廷宴乐活动来分析，具有方法论的启示。

三.   七言律诗体格律研究的可完善和拓展之处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学界虽然已经在七言律诗的格律体系、形成过程、体式定型等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这些研究成果离构筑一部七律体式形成史尚有不小的距离。笔者认为，今后如果要在七言律诗体格律形成过程的研究领域有新的突破或者质的飞跃，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在研究中注意七律体式的整体性与系统性。

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或侧重于研究七言律诗的声律格式及其形成过程，或主要梳理七律体调尤其是艺术风格的演进轨迹，尚未有学者对七律体式的形成过程进行系统研究。主要原因是学界尚未认识到古典诗歌体式本身就是一个艺术系统。

实际上，诗体的系统性，早在唐代诗学文献中就有明确的阐释了。旧题王昌龄撰《诗格》云：

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⑲

此段文字阐述了诗之“体”与“格”“律”“调”诸范畴之间的关系。可图示如下：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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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诗歌的体式特征主要由“格”与“律”构成：“格”是体式在内容方面的规定性，“律”则是体式在声律方面的调谐规定。“格”“律”兼备，方构成体式特征——“调”(可理解为独特的艺术风格)，或谓“体调”。这是唐人对诗歌体式系统的认识。因此，我们在研究七律体式形成过程时，就应该“以唐还唐”，注重七律体式特征中“格”“律”的二重性，将之视为七律体式的一体两面。我们既要对七律的“格”与“律”分别作历时性考察，还要探讨七律之“格”(表现题材、思想感情)对“律”(诗律)形成或演变的影响、七律之“律”(诗律)对“格”(表现题材、思想感情)的反作用或限定性。

同样，七律的诗律也有一个系统，由小到大可以分成句内音步(或称“音顿”)、句律、联律、联间律(粘缀关系)四个层面，每个层面都有其形成与演变的历史。如果不对其分别进行历时性的考察，就不可能真正弄清七律复杂的诗律体系及其形成过程。

另外，韵式、对法也是七律诗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形成与定型的过程也不容忽视。

七言律诗体式的形成，实际上是上述格律诸方面都成熟和定型的过程，因此我们的研究就要有系统性。

其次，要充分认识到七言律诗体格律形成的历时性和阶段性。

以前有些学者认为七律形成的时间较短，将七言诗律化的萌芽放到唐初会影响对七律起源问题研究的深度。实际上，在齐梁时期五言诗讲究人为调声之后不久，七言诗也受到永明声律说的影响，开始了律化进程，七律体式从南朝梁代中期萌芽到盛唐前期的定型，时间跨度也有二百年左右。

而且，我们在研究七言律体形成过程时，还要注意其阶段性：梁陈周隋乃至唐初贞观年间，七言新体诗讲究的仍为四声律，还不是平仄律；梁天监年间，七言新体诗的句律和联律应该受“二五异声”的永明律影响，句内和联内上下句间均注重“二、四、七字异四声”；梁大同年间之后，七言新体诗的句律和联律则受“二四异声”这一新起的调声术影响，句内和联内上下句间均注重“二、四、六字异四声”；汉语的“四声二元化”是在唐高宗朝完成的，元兢“换头术”较为明确地将平声与非平声(上、去、入声)分开，此时虽然尚未有“仄声”之名称，但此后的七言新体诗所遵用的调声术实际上已是平仄律。

所以，此前很多学者在研究梁陈周隋直至唐初七言新体诗的声律格式的形成过程时，没有考虑七言新体诗律化的阶段性，没有看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七言新体诗的诗律体系也是变化的，而是用平仄律去衡量各个历史时期的七言新体诗的合律程度，犯了“以后例前”的错误，其结论当然也就不可能符合史实了。

再次，对七律体式风格多样性和复杂性要有清醒的认识。

七言律体的源头，其实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单一。后来初盛唐时期七律体式风格多样，写法也不一，正是因为多源导致了多流。因此，我们研究七律的体式风格时可以反过来，将盛唐前期定型时的七律分为几种主要体式风格(或者称之为体调)，然后沿波讨源，追溯每一种风格的源头。如此，学界关于七言律体起源问题7的争论，就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有些看似矛盾的说法，是源于对七律不同源头探讨后的认知，其实是可以并存的。

最后，要注意七言律诗与五言律诗、七言歌行的关系。

与研究五言律诗体格律形成史不一定非要关注七言新体诗的律化问题不同，研究七言律诗体格律形成史时，则应时时注意五言诗的律化问题。因为七言诗的律化受五言诗律化影响，只有研究五言新体诗的句律、联律和联间律是如何传导到七言新体诗中的，才能真正搞清七言律诗体格律形成的外部推动力。正如葛晓音先生所云：“诗歌形式的研究，归根到底要落实到诗歌的表现功能，只有深入到原理的探索，一切形式的研究才能显示其意义。”^⑳而对七言新体诗与五言新体诗、七言歌行等其他体式在表情达意和运用场景等方面的异同的探讨，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① 徐青：《古典诗律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112、114页。

② 徐青：《唐诗格律通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第161-163页。

③ 徐青：《初唐七言诗的格律》，《语文月刊》1987年第4期。

④ 赵谦：《唐七律艺术史》，文津出版社，1992。

⑤ 周勋初：《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⑥ 赵昌平：《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辑。

⑦ 程千帆、张宏生：《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从杜甫到李商隐、韩偓》，《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2期。

⑧ 孙琴安：《唐代七律诗的几个主要派别》，《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

⑨ 赵谦：《初唐七律音韵风格的再考察》，《文学遗产》1990年第3期。

⑩ 韩成武：《试论七律的定型与成熟》，《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⑪ 龚祖培：《七律的定型者究竟是谁》，《中州学刊》2009年第5期。

⑫ 董就雄：《试论王维对七言律诗格律之探索——兼论七言律诗之定型时代问题》，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5辑，凤凰出版社，2013，第202-225页。

⑬ 张培阳：《七律定型及其渊源新考》，《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⑭ 葛晓音：《论杜甫七律“变格”的原理和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⑮ 蔡宗齐：《七言律诗节奏、句法、结构新论》，《学术月刊》2017年第2期。

⑯ 刘顺：《唐代前期七言近体的韵律规则与句法机制分析——兼及杜诗“沉郁顿挫”的生成》，《文学遗产》2018年第4期。

⑰ 刘顺：《初唐应制与七言近体》，《文艺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

⑱ 钱志熙：《唐诗近体源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253-258页。

⑲ 王昌龄：《诗格》“论文意”，载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凤凰出版社，2002，第160页。

⑳ 葛晓音：《六朝隋唐诗歌格律、体式演进问题及其研究进展——兼评杜晓勤〈六朝声律和唐诗体格〉》，《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