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1]随后学术界掀起了对新质生产力相关问题讨论和研究的热潮。“新质生产力涌现”^[2]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实现了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质的跃迁^[3]，其核心内涵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4]。数据要素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5]，智能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一种形式^[6]。数字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通过强化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延长协作链条，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7]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同时也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奠定了产业基础。^[8]产业革命背景下，生产过程中物的范围、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要理解和把握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定位^[9]；在形成新质生产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发挥国家主体作用、增强内生动力、培育支撑载体、强化持续保障^[10]。

新质生产力是中国新发展阶段的一个话语生成式概念，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是加了“新质”前缀的生产力，其本质仍然是一种生产力，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对其理解和把握要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进行考察。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通过人们有目的的劳动来实现，表现为“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1]207-208。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的生产力依次表现为原始社会阶段的自然生产力、农业社会阶段的劳动生产力、工业社会阶段的机器生产力、数字(信息)社会阶段的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出场的现实背景是中国正处于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2]它回答了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解放和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的时代之问，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部分，“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3]。中国历来十分重视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连续出台12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更是首次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后，新时代赋予了现代化更为丰富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对新时代农业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并为其指明了新方向，建设农业强国必须顺应这一变化，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剖析新质生产力的涌现机制，阐释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并从打造共创共享的新农业产业融合价值链、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农村经济组织发展模式、建立与时俱进的新农人全面发展机制三个方面提出加快形成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以赋能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一.   新质生产力涌现的两个机制

一   理论机制：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演进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阐释了生产力的内涵：从生产实践的角度看，生产力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的能力；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14]。这里的物质生产力指人们改造和影响自然以满足自身需要的客观力量，是生产力中人们生产物质财富的部分。生产力也包含生产精神财富的能力，如人类知识的凝结等。关于生产力的构成，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1]53这表明生产力是一个包含劳动者、生产要素、科学技术和组织等在内的有机系统。除此之外，马克思还在《哲学的贫困》中阐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5]602这既强调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表明生产力是永恒发展的，生产力的相对界限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且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基于唯物史观考察，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生产力演进的历史进程主要有四个阶段。

一是原始社会阶段的自然生产力。这一时期人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自然环境。早期的原始人采摘自然界的野果充饥，饮用自然界的溪流水，用石头和木棒抵御野兽的侵袭，用树叶遮蔽身体，用雷击产生的自然火取暖，一旦遇到天灾如洪水、瘟疫，就会失去生命的保障，总体上处于茹毛饮血的状态。原始人还没有学会分工协作，主要依靠自然界的水、火等生存，生产力水平较低。二是农业社会阶段的劳动生产力。“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6]988进入农业社会后，劳动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社会分工更加明确，人类社会进入男耕女织的农业文明时代。分工的出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使农产品有了剩余，不同的生产者将多余的农产品进行交换，即“以物易物”。这种萌芽时期的市场交换行为推动了生产工具的改进。“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17]212生产工具的改进使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作用更加凸显。社会生产力从自然生产力到劳动生产力的跨越发展，促使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农业社会过渡。三是工业社会阶段的机器生产力。以蒸汽机出现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爆发，使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开始摆脱传统的动能(风能、水能、骡马畜力等)进入工业时代。“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应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 ”^[18]，机器生产力成为工业社会的主要生产力。电气革命的到来，进一步解放了机器的动力，新的驱动力极大程度地更新了生产工具，机器爆发出巨大的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在木板印花或手工印花这种旧方法被机器印花代替的地方，一台机器由一个成年男工或少年工看管，一小时印制的四色花布的数量，等于过去200个成年工人印制的数量”^[11]449。机器生产力促进了产业的变革和转型，提高了社会生产和组织的效率，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更高级的工业文明时代。四是数字(信息)社会阶段的新质生产力。虽然新质生产力还仅是一个新的经济术语，但却早已作为一种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先进生产力出现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事实上，随着信息革命技术的发展，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AI、生命科技等为代表的高精尖技术的应用和实践，不仅促进了传统生产要素的升级，如机器的自动化、数字化，更孕育出数据、算力等新的生产要素，促使传统生产力实现质的跨越，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先进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生产力发展的最高阶段，势必改变生产方式，推动社会向新的文明时代迈进。

二   实践机制：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扎实的工业体系为传统生产力“量变”奠定了物质基础。“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329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发展状况的真实写照，也是社会生产力落后的集中体现。现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建立了涵盖联合国产业分类中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全部工业门类的现代工业体系，正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工业化发展不仅创造了巨量的经济价值，也为生产力的提升积蓄着能量。一方面，完善的工业体系能够引起产业聚集、形成规模效应，促进生产技术改良，加速产品迭代，进而刺激生产效率不断改善、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如江浙地区从过去的“鸡毛换糖”到如今的“世界超市”，广东东莞从过去的“什么都造的世界工厂”到如今的“科技创新之都”。另一方面，庞大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背后是庞大的各行各业工人队伍，这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力量。技能熟练的工人往往能够在生产实践中率先发现生产过程中的缺陷和不足，进而找到改良的方法，不断地对生产工具进行创新。除技术和人才力量之外，中国夯实的工业体系还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资金、设备等物质力量。

对科技创新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为传统生产力“质变”提供了理论准备。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政治实践中，不断深化科学技术能够提升社会生产力的认识；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始终强调和坚持对科技的重视。在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初期，党和政府就提出了利用科技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农业发展方面，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出：“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19]438在国家建设方面，周恩来指出：“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0]这表明在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已经认识到科技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提升到生产力的高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从无到有的变化，国防建设取得了“两弹一星”等巨大成就。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21]275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改革科技体制并实施了一系列产生深远影响的科学计划，如“863计划”“973计划”等，实际探索了如何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进而充分发挥作用。江泽民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22]，揭示了科学技术与先进生产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利于进一步整合科技资源发展先进生产力。胡锦涛在科学发展观中指出要依靠科技来解决发展面临的困境，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23]。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尊重科学规律，针对发展的新问题新挑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2020年在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科技创新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2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5]党和国家把科技创新摆在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显要位置，融入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中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5]。70多年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利用科技的生产力性质，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始终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促使传统生产力实现“质”的跃迁。

二.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三重逻辑

一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数字(信息)社会阶段生产力的表现形式。“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5]532-53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表明，人类社会历史中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并且具有历史阶段性的特征。“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7]2-3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结合的方式产生了新变化：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促使生产资料出现了数字化变革，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越来越趋于非物质化；另一方面，数字化生产使劳动者可以通过在线合作的方式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 尽管劳动者之间的物理空间距离更加分散，但信息技术却无时无刻不把劳动者紧紧联系在劳动过程中, 劳动者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更加紧密了。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结合方式的新变化也改变了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运动和发展的，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内在动力。同时，新一轮的产业技术革命促使科学技术朝着高、精、尖的方向飞速发展，科技迭代日新月异，劳动者数字化素质不断提高，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数据、算力等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极大程度地重塑了劳动过程，促使生产力创新发展，这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外部因素。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传统生产力在数字社会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实现质的突破的结果。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的最新产物。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挽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复兴为己任，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不懈探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三座大山”，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实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耕者有其田”的夙愿，让土地掌握在农民的手里，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时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党和政府通过“一化三改”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且通过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提出了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变化，中国又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并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1]373。面对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6]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对全球经济发展缓慢、地区冲突加剧、贸易保护抬头、科技竞争加剧的挑战，要以颠覆性技术来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新发展阶段解放和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的时代之问的强有力回答，同时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的创新发展。

二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随后学术界开始提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27]的概念。结合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可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初期、改革开放时期以及新时代以来四个阶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业现代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连年战乱，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经济较为落后，只有一些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但早期的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关注农业的发展问题并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之根基”^[28]。毛泽东提出解决农业领域两个根本性压迫问题的根本方法是“政权+科学”，基本上明确了农业现代化的方向。后经过对抗战时期农业大生产运动经验的总结，党的七大提出了“农业近代化”的概念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首次将农业与现代化联系起来。这一时期的探索以改良种子、修建水渠、建立早期的农业合作化等方式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这种技术改造和经营组织创新的早期现代化思想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

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初期的农业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上层建筑层面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政治基础。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党和国家开始重视农业机械化的作用。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出：“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19]438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工具能够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除了使用机械化的工具之外，这一时期还探索了通过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发展农业。但农业合作化后期逐渐出现了“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冒进，背离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没有取得最终成功，但不可否认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有益探索。

改革开放时期的农业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关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思想也发生了改变。一方面，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代表的一些地方在坚持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尝试将土地包产到户，并取得了粮食增收、农业劳动效率翻倍的良好效果，最终形成了“大包干”制度，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方面，农业技术也与时俱进地发展创新。中国提出实现农业信息化的发展目标，利用科学技术来发展现代化农业，提升土地生产率、农业劳动效率和农产品竞争力。这一时期农业现代化得到了快速发展，“2011年，粮食总产量达5.88亿吨，比1985年的3.79亿吨提高了55.15%；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从1985年的232.2公斤/亩提升至347.25公斤/亩，提高了49.55%；人均粮食占有量提高到437.82公斤，超过粮食安全线(400公斤)37.82公斤”^[29]。

新时代以来的农业现代化。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0]基于这一变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思想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党和国家坚持以“乡村振兴”为统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在现代科技应用方面，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发展“互联网+”农业，将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智慧气象等最新的互联网信息技术投入农业的生产过程，提升了农业现代化水平。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农业现代化历程中，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呈现出螺旋式上升态势，这是党对农业现代化发展规律认识不断加深的结果，也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密切相关。

三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价值旨归上，新质生产力契合了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遵循。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任何人都不能掉队。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的执政党，一百多年来共产党人也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使命，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努力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行。发展和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这是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朴素需求、最根本保障。因此，发展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始终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价值遵循。人民满不满意、答不答应、喜不喜欢是衡量发展的价值标准，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发展要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让人民群众拥有踏踏实实的获得感、幸福感。从生产力的本质属性看，新质生产力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力质态，是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的表现形式。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带来的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结合方式的新变化体现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这种现实的变化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本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解放生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实践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目的是实现极度丰裕的物质财富和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与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遵循相契合，因而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生态机制上，新质生产力契合了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如今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社会文明的每一次进化都加深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6]998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较为粗放，容易引发过度开垦、土地沙漠化荒漠化、土壤污染等问题，既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又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人均资源占有量越来越少，面对资源减少的压力必须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树立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发展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不能顾此失彼，要做到农业生产效率和生态保护两手抓，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文明思想，坚持走人地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新质生产力代表着高质量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其自身蕴含着协调、绿色的可持续发展底色。这种内在的绿色生态逻辑要求新质生产力在赋能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摆脱传统农业生产过多地消耗土地资源和生物资源、以牺牲农业潜在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代价来实现短期内农业增长的粗犷发展模式，要建立起符合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资源消耗的绿色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通过创新驱动来实现在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资源利用循环化、产品供给绿色化，充分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生态发展理念，提升中国农业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绿色竞争力。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底色和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生态机制上实现了共鸣。

产业体系上，新质生产力契合了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结构优化、供给优质的高质量发展特征。发展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要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要淘汰不合时宜的落后的农业产能，积极探索农业发展新模式，如大力发展旅游观光农业、定制农业、绿色有机农业、康养休闲农业等。要深刻认识到农业并不等于落后产业，紧紧抓住当前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积极培育高科技现代农业，激发农业生产的创造力和创新力，让传统的农业生产焕发新活力，如通过数字技术对传统的农业劳动资料和农业劳动对象进行数字化改造、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的农业生产活动进行智能化优化组合，来促进农业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新质生产力对农业产业体系的重塑，一方面推动了传统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也培育出新兴农业产业链条，并通过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促使涉农产业链条深度融合。重塑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产业体系能够让农业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同时依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加优质、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农产品，进而实现新时代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上，新质生产力契合了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大国强农、农强民富的发展目标。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庞大的农民基数决定了实现农民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科技创新是形成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农业竞争已经从传统的资源和劳动力竞争转向科技和创新的竞争，特别是在生物技术、智能农业等前沿科学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中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广阔的国土面积自南向北、自西向东分布着不同气候、不同地形的农作物生长区域，这给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带来了巨大挑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发展，要重视对农业领域的科技投入，提升农机装备领域创新水平，结合不同的地域条件研究开发出适合的现代化农业装备。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农业发展历史证明，每一次农业生产工具的更新迭代都极大地提升了农业生产力。数字化、智能化农机装备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将发挥出传统农业工具无可比拟的作用，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赋能提升中国农业发展的竞争力，进而实现大国强农、农强民富的发展目标。

三.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点在于使农业发展摆脱传统路径，使其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现代化特征；其关键在于实现农业技术革命性突破、农业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农业产业深度转型，即实现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资料和农业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那么，这种优化组合如何实现呢？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蕴含着新农业、新农村和新农人的内在要求，其中新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产业载体，新农村是农业现代化的组织基础，新农人是农业现代化劳动主体。因此，形成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做到打造新农业产业融合价值链、构建新农村经济组织发展模式和建立新农人全面发展机制并举，共同促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发展。

一   打造共创共享的新农业产业融合价值链

在传统农业生产活动的基础上，新农业涵盖了科技应用、旅游、电商、服务等多个方面的农业生产活动。与传统农业相比，新农业的劳动范围更广、劳动对象更加多样、劳动产品质态更新，如数字化农业劳动资料和数字化农产品。传统的农业产业融合是指将农业与其他非农产业相融合以促进农产品的再加工和延长农业产业链，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往往处于价值链的末端。新农业产业融合价值链是指通过现代科技和模式创新，以新农业为主体与多个相关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形成一个从生产到消费，融合第二、第三产业的新农业产业融合价值链条。在此过程中，新农业在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中处于主体地位，同时通过与其他产业融合创造新的产业价值。打造共创共享的新农业产业融合价值链，需要政府、农业企业、科技公司、农村经济组织等参与者共同发力。

一是政府要给予政策支持。政府的支持是推动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能够吸引社会各主体关注农业产业融合发展，为农村特色产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农业企业要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农业企业要打破区域限制，因地制宜地整合优势资源，使农业产业融合能够产生聚集效应，实现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同时，也要注意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优势主导产业为基础，发展农业服务业，建立专业化社会服务体系，提供农业水利、良种推广、动植物防疫等服务，提升农业的整体服务水平。三是科技公司要加强农业产业技术研发，利用现代科技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销售方式，包括制种技术、种植技术、存储技术、加工技术等，以及通过搭建农产品电商交易平台来推动农业产业融合的快速发展。四是农村经济组织要探索适合本地情况的农业产业融合模式，包括农业内部融合发展、产业链延伸融合、农业多功能融合以及新型业态发展等，如通过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方式，将农业与旅游业结合，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农业产业融合价值链通过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价值创新激发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发展。产品创新体现在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融合过程中，开发出基于初级农产品的新产品，如沙棘汁和猕猴桃汁、鲜花萃取等，提高农产品的经济附加值。技术创新体现在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的过程中，使农业摆脱了传统意义上低科技的标签。基于农产品创新发展的新农业技术既增加了产业价值，也提升了农业的科技含量，契合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价值创新在新农业产业融合形成的新农业产业融合价值链上实现了“1+1>2”的正外部效应，新农业产业融合价值链产生的产业价值，超出了单一的农产业或加工业、服务业能够带来的经济价值。

二   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农村经济组织发展模式

新农村经济组织发展模式是指链接了与农业发展相关的各行为主体的农村经济组织网络系统，包含农村内部系统和农村外部系统。农村内部系统主要有三个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者，分别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外部系统则包含了多个农业产业融合价值链条上的社会化主体，如农业企业、农机装备公司、农业金融服务中心、农业保险协会、农业物流服务中心、农业电商平台等。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农村经济组织发展模式是指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关键枢纽，链接农村外部系统中的一个或多个社会化主体，组成一个新的农村经济组织，负责新农业产业融合价值链的决策、投入、生产、经营和分配，以此实现增产增收和中国式农业现代化。

自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随着外部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合作社业务的扩大，以农民为主要成员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小、层次低、实力弱的短板成为制约现代化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3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将于2025年5月1日起实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地区性经济组织，包括乡镇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组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32]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虽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更大，从而竞争能力、服务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得以增强，但行为主体仍局限于农村内部，不能吸纳利用外部的社会资源，不符合现代化农业多元化、创新化的发展要求。因此，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就要构建起互利共赢的新农村经济组织发展模式。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户主要以个体所拥有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参与新农村经济组织模式；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以农民为主，并以农民为主要服务对象，促进农民之间在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使用，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等相关方面的合作和互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主体，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农业企业、农机装备公司、农业金融服务中心、农业保险协会、农业物流服务中心、农业电商平台等农村外部系统中的社会化主体则分别以自身所具备的优势或资源(农业决策信息、技术、种质资源、资金、交易平台等)参与新农村经济组织发展模式。

新农村经济组织发展模式通过对农业生产资源进行创新性优化配置来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通过构建新农村经济组织自由联合体，新农业产业融合价值链条上的各行为主体结合实际生产条件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组合，最大效能地发挥作用。新农村经济组织可以组建多种合作模式，各行为主体可以全部组合起来发挥作用，也可以部分地组合起来发挥作用。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农机装备公司”合作模式为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依法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可以通过依法出资或参与设立公司来参与农业生产过程；农业企业通过发挥自身优势来作出农业生产决策并负责终端农产品销售；农机装备公司则通过自身技术优势提供现代化、科技化的农业生产工具或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三   建立与时俱进的新农人全面发展机制

新农人是指适应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的具有高农业知识水平、高农业科技素养、高农业数字化水准、高智能化农机操作技能、高现代农业产业营销能力等特征的新型职业农民和涉农领域职业人才。新农人与传统的农业劳动者相比更加年轻化，在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方面都更加契合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物质追求方面，新农人更加知识化和科技化，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和科学知识素养，渴望通过不断地学习来实现自身的多元发展，不仅追求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方面能力的提升，也注重管理、营销等技能的培养，有力地推动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精神追求方面，新农人更具创新精神、探索精神和合作意识。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新农人综合品质的提升也促进了新农人自身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实现人的价值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新农人的培养和发展，既包括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传统农业劳动者的改造和提升，也包括对新农业劳动者的培养和教育以及对海外优秀农业人才的引进，需要政府、学校、农业企业、农村经济组织等主体共同参与，建立起新农人全面发展机制。

一是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部门，要在顶层设计和政策层面给予新农人发展保障和支持。通过将新农人纳入国民职业分类，提升新农人的社会地位，并在劳动法中增加对新农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条款，确保新农人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享有与其他职业劳动者同等的劳动权利。二是作为教育主要力量的普通高校与职业院校，要深化与农业相关的教育改革。要将农业职业教育纳入农业现代化战略，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构建以技能培养为核心的新农人人才培养体系，鼓励开展校企合作，推行“工学结合”“产教融合”的培养模式，使农业相关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能接触到实际的农业生产环境，提升未来农业劳动者的实践操作能力。三是作为市场化主体的农业企业，要在实践中增加对新农人的选聘和任用，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为新农人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通畅的职业发展道路，确保新农人能够发挥自己的专业价值。四是链接各行为主体的农村经济组织，要充分发挥纽带作用，向政府、教育部门、农业企业传达新农人的诉求，组织新农人参加教育培训，确保各主体沟通渠道畅通。

新农人全面发展机制对形成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体现在对“新质劳动者”的培养和塑造上，而新农人通过自身的学习机制在生产实践中又激发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劳动者即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革命、最活跃的要素，无论生产力如何进步发展，最终都必须通过人的使用才能创造价值。通过自主学习机制，新农人具备的高知识水平和高科技素养能使其在数字经济时代更快速地掌握现代化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能力进而在劳动过程中激发农业新质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推动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