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总是与一定的历史时代相联系。东晋以前，北方隐逸是隐逸传统的主流。汉晋时期出现的关陇高士和青土隐逸两大隐士群体，分别出现在西部关陇和东部青齐两个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成为北方隐逸的代表。^①同一时期的南方属于经济文化的落后地区，在司马迁的笔下，楚、越“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②。两汉之际，有不少中原士大夫避乱江南，定居此地。^③三国西晋时期，南方虽然得到一定开发，但尚不充分。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江南经济长足发展，其中会稽郡尤为突出，所谓“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④。伴随着南方经济文化的繁荣，东晋南朝时期会稽地区出现了大批隐逸之士，成为南方隐逸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⑤本文拟广泛搜集相关资料，对中古时代会稽地区的隐逸士人作一全面考察。不当之处，尚祈海内博雅君子不吝赐教。

一.   汉晋之间的会稽隐逸

从秦汉到六朝时期，会稽郡的地域范围变化很大，总体呈现由大变小的趋势。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领有吴越之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会稽郡为其一。^⑥西汉前期，会稽郡地先后属楚国、荆国、吴国。^⑦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会稽郡属中央直辖，其地“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⑧，领二十余县。东汉顺帝时析会稽郡北部十三县置吴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会稽郡移治山阴县(今浙江绍兴)。^⑨三国吴时，分会稽郡置临海郡、建安郡、东阳郡。^⑩两晋南朝时期，会稽郡辖有山阴、上虞、余姚、句章、鄞、鄮、始宁、剡、永兴、诸暨十县。^⑪本文所讨论的“会稽”地区，大致是指各历史时期会稽郡的地域范围，这是需要向读者说明的。

两汉时期，会稽郡已经出现了一些隐逸士人。西汉末年有吴人龙丘苌，隐居于会稽龙丘山(今金华九峰山)。《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任延传》：

吴有龙丘苌者，隐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时，四辅三公连辟，不到。掾史白请召之。延曰：“龙丘先生躬德履义，有原宪、伯夷之节。都尉扫洒其门，犹惧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谒，修书记，致医药，吏使相望于道。积一岁，苌乃乘辇诣府门，愿得先死备录。延辞让再三，遂署议曹祭酒。苌寻病卒，延自临殡，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贤士大夫争往宦焉。

龙丘苌为会稽都尉任延所礼遇，遂降志仕郡。关于龙丘苌隐居之太末，章怀太子注：“太末县属会稽郡，今婺州龙丘县也。”又引《东阳记》云：“秦时改为太末，有龙丘山在东，有九石特秀，色丹，远望如莲花。苌之隐处有一岩穴如窗牖，中有石床，可寝处。” ^⑫《东阳记》一卷，南朝刘宋员外郎郑缉之撰，其书著录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⑬关于龙丘山更详细的记载，见于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四》刘昭注引《东阳记》：“县龙丘山有九石，特秀林表，色丹白，远望尽如莲花。龙丘苌隐居于此，因以为名。其峰际复有岩穴，外如窗牖，中有石林(当为床)。岩前有一桃树，其实甚甘，非山中自有，莫知谁植。”此段与章怀太子注所引略有差异，然皆描摹细致，有文外之韵，似缉之曾亲至其地，亲睹其物。

自龙丘苌隐于龙丘山始，会稽隐逸就与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不久，东汉初年的严光(严遵)曾耕于富春山，《后汉书》卷八三《逸民·严光传》：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

……

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⑭

严光平交王侯、不为权力所屈，成为隐逸士人的典范，而其在富春山的垂钓之处也为后人缅怀凭吊。《后汉书》本传载“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刘宋谢灵运《七里濑》就有“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⑮的句子。七里濑距严陵濑不远，《文选》李善注引《甘州记》^⑯曰：“桐庐县有七里濑，濑下数里至严陵濑。”《后汉书·严光传》章怀太子注引陈顾野王《舆地志》曰：“七里濑在东阳江下，与严陵濑相接，有严山。桐庐县南有严子陵渔钓处，今山边有石，上平，可坐十人，临水，名为严陵钓坛。”^⑰

会稽地区的隐逸之士，除了本土士人，也有自外移居此地者，如三国时期隐于会稽的河南征崇，也可视为会稽隐逸的一员。《三国志》卷五三《吴书·程秉传》：“秉为傅时，率更令河南征崇亦笃学立行云。”裴松之注引《吴录》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传》，兼善内术。本姓李，遭乱更姓。遂隐于会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从学，所教不过数人辄止，欲令其业必有成也。所交结，如丞相步骘等，咸亲焉。严畯荐崇，行足以厉俗，学足以为师。初见太子登，以疾赐不拜。东宫官僚，皆从谘询，太子数访以异闻。年七十而卒。”^⑱西晋时期的会稽隐逸则有夏统，统字仲御，会稽永兴人。幼孤贫，养亲以孝闻，睦于兄弟，每采梠求食，星行夜归，或至海边，拘螊虫越以资养。清亮质直，雅善谈论，不仕郡国，竟不知所终。夏统“甘辛苦于山林，毕性命于海滨”，成为会稽隐逸中为数不多的海滨之士。^⑲

汉晋之间的会稽隐逸，如龙丘苌隐居会稽龙丘山、严光耕于富春山等，呈现出寄迹山水、诗书自娱的特点，为东晋南朝时期的会稽隐逸所继承。

二.   东晋时期的会稽隐逸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江南得到开发，其中会稽、临海之间的地域成为中州士族“求田问舍”的首选之地。^⑳此后，会稽地区出现了大量的隐逸之士，成为中古时代一道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所谓“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㉑。与此同时，会稽地区还受到晋宋以来宗教文化的浸润，尤其是佛教的广泛传播，对会稽地区的隐逸风尚产生了巨大影响。

东晋前期的会稽隐逸有虞喜，与江州翟汤同时齐名。虞喜字仲宁，会稽余姚人，少立操行，博学好古。察孝廉，州举秀才，司徒辟，皆不就。怀帝即位，公车征拜博士，不就。(明帝)太宁(323—326)中，与临海任旭俱以博士征，不就。(成帝)咸和(326—334)末，诏公卿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华恒举喜为贤良。会国有军事，不行。咸康(335—342)初，内史何充荐之，诏征散骑常侍，又不起。喜专心经传，兼览谶纬，乃著《安天论》以难浑、盖，又释《毛诗略》，注《孝经》，为《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数十万言，行于世。^㉒何充在上疏中称赞虞喜“天挺贞素，高尚邈世，束修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综广深，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处静味道无风尘之志，高枕柴门，怡然自足”^㉓，真可谓东晋时代会稽隐逸第一人。

此后名士居于会稽、放旷山水者甚众，有孙绰、许询、王羲之、谢安、谢敷、戴逵等。孙绰(314—371)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父纂，祖楚。绰“博学善属文，少与高阳许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乃作《遂初赋》以致其意”^㉔。绰后出仕，除著作佐郎，历太学博士、尚书郎、永嘉太守、散骑常侍等职。大司马桓温将迁都洛阳，绰上疏谏止之，为世所称。^㉕孙绰早年隐逸，主要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其《遂初赋序》云：“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却感於陵贤妻之言，怅然悟之。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㉖又尝鄙山涛，而谓人曰：“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隐非隐，若以元礼门为龙津，则当点额暴鳞矣。”^㉗此时的孙绰显然以隐处之乐胜于仕宦，这种观念后来则有所转变。史载：“(谢万)叙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四隐四显为《八贤论》，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以示孙绰。绰与往反，以体公识远者则出处同归。”^㉘谢万“八贤”论“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孙绰则“以体公识远者出处同归”，显示了他此时折衷调和的立场。

许询字玄度，高阳人，父归(皈)“以琅玡太守随中宗过江，迁会稽内史，因家于山阴”，“询幼冲灵，好泉石，清风朗月，举酒永怀。中宗闻而征为议郎，辞不受职，遂托迹居永兴。肃宗连征司徒掾，不就。乃策杖披裘，隐于永兴西山，凭树构堂，萧然自致”，^㉙遂舍山阴旧宅为祇洹寺，永兴新居为崇化寺。许询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㉚。询有才藻，善属文，与孙绰并称一时文宗，又与谢安、王羲之、刘惔、司马昱(晋简文帝)、支遁等交游往来，简文帝称其“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许询在永兴(今浙江杭州萧山区)的隐居之地，或即《陈书·许亨传》提到的“究山”。^㉛

会稽隐逸又有谢敷、戴逵。谢敷字庆绪，会稽人，“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余年”^㉜，崇信释氏，以长斋供养为业，招引同事，化纳不倦。^㉝“镇军郗愔召为主簿、台征博士皆不就”^㉞，后以母老还南山若邪中。^㉟谢敷曾作《安般守意经序》，见《出三藏记集》卷六。^㊱戴逵字安道，谯国人，“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后徙居会稽剡县。^㊲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孝武帝时，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累征，辞父疾不就，太元十一年(396)卒。^㊳

还有一些士人如孔愉、王羲之、阮裕、谢安、谢灵运等，虽然算不上真正的隐士，但在会稽有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这里也一并讨论。《晋书》卷七八《孔愉传》云：“永嘉中，元帝以安东将军镇扬土，命为参军。邦族寻求，莫知所在。建兴初，始出应召……东还会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孙氏。以稼穑读书为务，信著乡里。后忽舍去，皆谓为神人，而为之立祠。”^㊴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王导从子，“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㊵。永和九年(353)，王羲之与诸名士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所撰《兰亭集序》为一代名作。阮裕，曾隐居会稽剡山，《世说新语·栖逸》第16条：“阮光禄在东山，萧然无事，常内足于怀。有人以问王右军，右军曰：‘此君近不惊宠辱，虽古之沉冥，何以过此？’”谢安(320—385)字安石，太常裒之子，“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并以疾辞。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㊶。后屡辞朝廷诏命，高卧东山^㊷，四十始出仕。晋宋之际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在会稽也有短暂的“幽居”生活，《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

此外，东晋时期江南佛教日益兴盛，一些居于会稽的僧人也可归入隐逸之士。东晋初年有竺潜(字法深)，大将军王敦之弟，永嘉初南渡，“隐迹剡山以避当世”，“优游讲席三十余载”，后“以诏旨之重暂游宫阙”，复“还剡之仰山”，“逍遥林阜以毕余年”。^㊸有竺昙猷，或云法猷，敦煌人，“少苦行，习禅定。后游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禅”^㊹。又有名僧支遁(字道林)，常“隐剡东山，不游人事，好养鹰马，而不乘放”^㊺，曾“遣使求买仰山之侧沃洲小岭。欲为幽栖之处”，竺潜答云：“欲来辄给，岂闻巢、由买山而隐？”^㊻后支遁于仰山建沃洲精舍。太和元年(366)，支遁终于剡县石城山，因葬焉。^㊼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隐逸之士与僧人多有交往，如《世说新语·文学》第36条载：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㊽

支遁对《逍遥游》的议论和发挥，又见《世说新语·文学》第32条，或对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思想和内容产生过影响。除了王羲之，许询也与支遁多有学术交往，《世说新语·文学》第40条：“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㊾此外，许询还在其文集中叙及支遁之事：“遁字道林，常隐剡东山，不游人事，好养鹰马，而不乘放。人或讥之，遁曰：‘贫道爱其神骏。’”^㊿

东晋时期的会稽，隐逸之士众多，或慕庄老，或好佛经，或耽著述，或擅文艺，思想纷披，各具风流，成为南方隐逸传统独特的一道风景。与此同时，会稽地区的秀丽山水，也为士大夫提供了舒适的生活环境，使其得以“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并为他们的诗文创作和艺术想象提供了无限的驰骋空间。

三.   南朝时期的会稽隐逸

进入南朝，会稽地区的隐逸之风仍然非常兴盛，刘宋时期有戴颙、王弘之、孔淳之、阮裕、阮万龄、朱百年、郭原平等。

戴颙，戴逵之子，“凡诸音律，皆能挥手”，又长于绘画。雅好山水，以“会稽剡县多名山，故世居剡下”。“桐庐县又多名山，(戴颙)兄弟复共游之，因留居止。”戴颙兄弟内娱琴书、外游山水，虽然生活颇为诗意，但因居处近于山水而远于城市，会面临求医问药不易等实际的困难。如戴颙年少丧父，身体羸弱，虽曾居止桐庐县之名山，终因“桐庐僻远，难以养疾，乃出居吴下”。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临沂人，“家在会稽上虞”，性好钓，常垂纶于上虞江；乐山水，“始宁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岩筑室”。孔淳之字彦深，隐于上虞山，“少有高尚，爱好坟籍……居会稽剡县，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穷其幽峻，或旬日忘归。尝游山，遇沙门释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载。法崇叹曰：‘缅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倾盖于兹，不觉老之将至也。’”阮裕，咸和初“去职还家，居会稽剡县”，后“还剡山，有肥遁之志”。阮万龄，阮裕之孙，家会稽剡县，早年出仕，自通直郎为孟昶建威长史，仕至侍中。永初末(422)解职东归以避祸患，后屡次出仕，元嘉二十五年(448)卒，时年七十二。朱百年，“少有高情，亲亡服阕，携妻孔氏入会稽南山，以伐樵采箬为业”。妻孔氏亦有高节，时人以比梁鸿妻。时山阴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为衣冠所重。又有郭原平，字长泰，会稽永兴人，“世禀孝德，洞业储灵，深仁绝操，追风旷古，栖贞处约，华耇方严”。

其中王弘之、孔淳之与阮万龄三人，曾为谢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所提及：“至若王弘之拂衣归耕，逾历三纪；孔淳之隐约穷岫，自始迄今；阮万龄辞事就闲，纂成先业。浙河之外，栖迟山泽，如斯而已。既远同羲、唐，亦激贪厉竞。”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虽然自己选择隐逸，却并未因此阻断子弟的仕进之路。如王弘之兄镇之为宣训卫尉，从兄王敬弘为吏部尚书，弘之子“昙生好文义，以谦和见称。历显位，吏部尚书，太常卿。大明末，为吴兴太守……终于中散大夫”；孔淳之弟默之为广州刺史，其子女婚姻亦不避官宦，淳之子尚娶吏部尚书王敬弘女。这些都显示了隐逸士人现实考虑的一面，其背后的原因还值得我们作更深入的探索。

齐梁时期的会稽隐逸有褚伯玉、顾欢、杜京产、孔祐、道徽父子、道徽兄子总、孔稚珪，其中既有吴姓土著，也有侨姓士族。

褚伯玉(394—479)字元璩，吴郡钱塘人，“少有隐操，寡嗜欲……遂往剡，居瀑布山……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太祖(齐高帝萧道成)即位，手诏吴、会二郡，以礼迎遣，又辞疾。上不欲违其志，敕于剡白石山立太平馆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顾欢(420—483)字景怡，吴郡盐官人，“年二十余，更从豫章雷次宗谘玄儒诸义。母亡，水浆不入口六七日，庐于墓次，遂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杜京产(436—499)，吴郡钱塘人，少恬静，闭意荣宦，“泰始之朝，挂冠辞世，遁舍家业，隐于太平。葺宇穷岩，采芝幽涧，耦耕自足，薪歌有余……麻衣藿食，二十余载”。建武初征员外散骑侍郎，辞疾不就。年六十四，永元元年(499)卒。又有孔祐，会稽山阴人，至行通神，隐于四明山。太守王僧虔与张绪书曰：“孔祐，敬康曾孙也。行动幽祇，德标松桂，引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遗德也。”子道徽，“守志业不仕，与(杜)京产友善”。“少厉高行，能世其家风。隐居南山，终身不窥都邑。豫章王(萧)嶷为扬州，辟西曹书佐，不至。乡里宗慕之。”道徽兄子总，“有操行，遇饥寒不可得衣食，县令吴兴丘仲孚荐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孔稚珪(447—501)字德璋，会稽山阴人，“泰始(宋明帝年号，465—471)中罢晋安太守，有隐遁之怀，于禹井山立馆”。

自梁末以迄陈隋，江南社会先后经历侯景之乱、西魏平江陵、陈霸先代梁、隋平陈等多次战乱，经济文化遭到很大的破坏，会稽隐逸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短暂的沉寂之后，他们将在唐代继续彰显其独特的价值。

四.   会稽隐逸与人文山水

从汉晋时期进入东晋南朝，隐逸士人的文化特征出现了一些较为显著的变化，笔者在论及“江汉隐逸”时，曾将其概括为家族化、文艺化、宗教化三大趋势。这些特点也是会稽隐逸士人所具有的。家族化如王羲之、王弘之出自琅琊王氏，戴逵、戴颙父子出自谯国戴氏，阮裕、阮万龄祖孙出自陈留阮氏等。文艺化如王羲之善书法，《兰亭集序》为天下第一行书；戴逵“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戴颙长于音律、绘画，又“述庄周大旨，著《消摇论》，注《礼记·中庸》篇”；孔稚珪撰有《北山移文》，梁昭明太子萧统将其编入《文选》，是中古文学的名篇。宗教化的特点，如王羲之为天师道信徒，褚伯玉为道教中人，杜京产承家世所传五斗米道，“颇涉文义，专修黄老”。道教徒追求的清心寡欲的生命境界，与会稽隐逸寄迹山水的生活状态，显然是高度契合的。孙绰、谢敷则信奉佛教，孙绰与名僧竺道潜、支遁(道林)都有交往，又著《名德沙门论目》《道贤论》等。谢敷崇信释氏，初入太平山中十余年，以长斋供养为业，招引同事，化纳不倦。此时佛道二家也有一些交往，如僧从“隐居始丰瀑布山”，“与隐士褚伯玉为林下之交。每论道说义，辄留连信宿”。

如上所述，会稽隐逸的孕育和成长，得益于多方面的滋养——家族(家庭)为他们提供了强大后盾，坚定了他们的意志；文艺丰富了寂寞的隐居生活，涵养了他们的情趣；宗教则熔铸了隐者的精神，给了他们不凡的思想和沉着的态度。这些方面笔者无意细论，而是希望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会稽隐逸的特点和价值予以阐发，那就是他们寄迹山水、流连其间而使山水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人文传统。

正如左思《招隐诗》所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对于会稽隐逸而言，山水不仅是审美的对象，更是生活的居所。会稽隐逸多依山而居，隐于龙丘山者有龙丘苌，隐于富春山者有严光，隐于东山者有谢安，隐于太平山者有谢敷、杜京产，隐于南山者有谢敷、朱百年，隐于上虞山者有孔淳之，隐于剡瀑布山、白石山者有褚伯玉，隐于剡天台山者有顾欢。至于佛教人士，隐于剡东山者有支道林，隐于剡石城山者有竺昙猷、支道林，隐于剡东岇山、石城山者有昙光、于法兰。对于会稽隐逸来说，他们亲近山水、陶冶性情，追求的是一种清闲、幽静的生活，如孔淳之“居会稽剡县，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穷其幽峻，或旬日忘归”。山居之乐、垂纶之趣，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对他们而言是须臾不可离的。

如果说周秦以来帝王的封禅、巡狩、祭祀活动为五岳、四渎等名山大川增加了人文色彩，而中古时代则随着士大夫的文化自觉发现了普通山水的价值，丰富了古代中国的人文传统。其中诗人学者的贡献是十分突出的，如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杜预立碑岘山之上，王羲之修禊于兰亭，碣石、岘山、兰亭也因此有了属于自己的人文传统，仿佛具有了独立的生命一般。除了诗人的审美发现，隐逸之士对山水的精神赋值也很重要——他们生活过的山水，流连过的地方，一石一木，触手可及之处，皆着隐逸之色彩，皆具隐逸之精神，从而改变了东南山水的面貌，使它们旧貌换新颜，这是特别值得表彰的。

亲近山水的会稽隐逸之士，将隐逸精神赋予了隐士生活过的山水，也留下了富有人文特色的地理遗产，成为后世地志、方志的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后世的山水传统里，人物(特别是曾居于其中的隐士)赋予了它们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他们所寄寓的隐逸精神已融入山水之中，而后人在其中发现的是自然，是历史，也是自己。也许，这就是后来唐代诗人不断前往东南山水寻觅、探求的原因所在。孟浩然《舟中晓望》诗云“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渡浙江问舟中人》又云“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那一次次青山绿水的跋涉之旅，不也正是人文山水的精神巡礼吗？

① 陈君：《中古隐逸传统中被忽略的一环——关陇高士及其对隐逸传统的建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陈君：《汉晋之间的青土隐逸及其文学与学术影响》，《文学遗产》2015年第6期。

②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第3270页。

③ 《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任延传》云：“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见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第2460-2461页。

④ 沈约：《宋书》卷五四《孔季恭羊玄保沈昙庆传》，中华书局，1974，第1540页。

⑤ 需要说明的是，自永嘉扰攘、士族南渡，晋宋以来的会稽隐逸，除了出自本地士族外，更多来自侨姓士族，二者都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⑥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4、239页。

⑦ 班固：《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第1590页。

⑧ 班固：《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第2789页。

⑨ 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四》，载范晔：《后汉书》卷一一二，第3488页。

⑩ 吴主孙亮太平二年(257)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孙休永安三年(260)“以会稽南部为建安郡”，孙皓宝鼎元年(266)“分会稽为东阳郡”。见陈寿：《三国志》卷四八《三嗣主·孙亮传》《孙休传》《孙皓传》，中华书局，1982，第1153、1159、1166页。

⑪ 房玄龄：《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4，第461页；沈约：《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第1030-1031页；萧子显：《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中华书局，1972，第245页。

⑫ 范晔：《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任延传》，第2461页。又《南齐书》卷五四《高逸·徐伯珍传》：“徐伯珍字文楚，东阳太末人也……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谓之九巖山，后汉龙丘苌隐处也。”见萧子显：《南齐书》，第945-946页。

⑬ 分别见刘昫：《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中华书局，1975，第2014页；欧阳修：《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中华书局，1975，第1504页。

⑭ 范晔：《后汉书》卷八三《逸民·严光传》，第2763-2764页。严子陵也曾为会稽都尉任延所礼遇，《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任延传》：“延到，皆聘请高行如董子仪、严子陵等，敬待以师友之礼。”见范晔：《后汉书》，第2461页。

⑮ 萧统编《文选》卷二六《行旅上》，中华书局，1977，第379页。

⑯ “甘”当作“十”，见胡克家：《文选考异》卷五，萧统编《文选》“附”，第920页。

⑰ 范晔：《后汉书》卷八三《逸民·严光传》，第2754页。

⑱ 陈寿：《三国志》卷五三《程秉传》，第1248-1249页。

⑲ 房玄龄：《晋书》卷九四《隐逸·夏统传》，第2428-2430页。

⑳ 陈寅恪云：“新都(建康)近旁既无空虚之地，京口晋陵一带又为北来次等士族所占有，至若吴郡、义兴、吴兴等郡，都是吴人势力强盛的地方，不可插入。故惟有渡过钱塘江，至吴人士族力量较弱的会稽郡，转而东进，求经济之发展。”陈寅恪著，万绳楠整理：《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第119页。

㉑ 沈约：《宋书》卷九三《隐逸·王弘之传》所载谢灵运《与庐陵王刘义真笺》，第2282页。

㉒ 房玄龄：《晋书》卷九一《儒林·虞喜传》，第2348-2349页。

㉓ 房玄龄：《晋书》卷九一《儒林·虞喜传》，第2349页。

㉔ 房玄龄：《晋书》卷五六《孙楚附孙绰传》，第1544页。此外，孙绰之兄孙统也曾留意山水，同卷《孙统传》云“家于会稽，性好山水，乃求为鄞令，转在吴宁。居职不留心碎务，纵意游肆，名山胜川，靡不穷究”。见同书第1543页。

㉕ 孙绰雅擅文辞、名重一时，《晋书》本传载“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见房玄龄：《晋书》卷五六《孙楚附孙绰传》，第1547页。

㉖ 《世说新语·言语》第84条刘孝标注引，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6，第154页。孙绰笔下的“经始东山”，不仅是实写，也当是用了左思《招隐诗》“经始东山庐，果下自成榛”(萧统编《文选》卷二二《招隐》，第310页)的典故。这并非偶然，《晋书》卷五六《孙楚附孙绰传》载：“(绰)绝重张衡、左思之赋，每云：‘《三都》《二京》，五经之鼓吹也。’”孙绰推重左思，诗文也当受其影响。

㉗ 房玄龄：《晋书》卷五六《孙楚附孙绰传》，第1544页。

㉘ 房玄龄：《晋书》卷七九《谢安附谢万传》，第2086页。

㉙ 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八《许询传》，中华书局，1986，第216页。

㉚ 《世说新语·栖逸》第16条“许掾好游山水”。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731页。

㉛ 《世说新语·栖逸》第13条：“许玄度隐在永兴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诸侯之遗。或谓许曰：‘尝闻箕山人似不尔耳！’许曰：‘筐篚苞苴，故当轻于天下之宝耳！’”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729页。此永兴南幽穴之所在，或即《陈书·许亨传》提到的“究山”，《陈书》卷三四《文学·许亨传》：“许亨，字亨道，高阳新城人，晋征士询之六世孙也。曾祖珪，历给事中，委桂阳太守，高尚其志，居永兴之究山，即询之所隐也。”见姚思廉：《陈书》，中华书局，1972，第458页。

㉜ 房玄龄：《晋书》卷九四《隐逸·谢敷传》，第2456页。

㉝ 《世说新语·栖逸》第17条刘孝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731页。

㉞ 房玄龄：《晋书》卷九四《隐逸·谢敷传》，第2456-2457页。

㉟ 《世说新语·栖逸》第17条刘孝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731页。

㊱ 据学者研究，今所传《安般守意经》为讲义体文字，原来的经注混合说不符合实际情况，日本金刚寺所藏《安般守意经》古抄本保留了原始的经文。参见卢鹭：《〈安般守意经〉传世本与古写经的关系补说》, 《中国训诂学报》第六辑，商务印书馆，2022，第258-276页。

㊲ 戴逵在剡之宅或为郗超所营，《世说新语·栖逸》第15条：“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辄为办百万资，并为造立居宇。在剡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旧居，与所亲书曰：‘近至剡，如官舍。’”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730页。

㊳ 房玄龄：《晋书》卷九四《隐逸·戴逵传》，第2458页。又参《世说新语·栖逸》第12条“戴安道既厉操东山”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728页。

㊴ 《世说新语·栖逸》第7条：“孔车骑少有嘉遁意，年四十余，始应安东命。未仕宦时，常独寝，歌吹自箴诲，自称孔郎，游散名山。”刘孝标注引《孔愉别传》曰：“永嘉大乱，愉入临海山中，不求闻达，中宗命为参军。”余嘉锡案语云：“《晋书》言归会稽，后入新安山中耳。非谓会稽有新安山也。”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721-723页。

㊵ 房玄龄：《晋书》卷八○《王羲之传》，第2098-2099页。

㊶ 房玄龄：《晋书》卷七九《谢安传》，第2072页。

㊷ 据吴士鉴《晋书斠注》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东山在上虞县西南五十里。考辨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补订本)》，中华书局，2015，第88-89页。

㊸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四《竺潜传》，中华书局，1992，第156-157页。

㊹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一一《竺昙猷传》，第430页。

㊺ 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八《许询传》引《许玄度集》，第217页。

㊻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四《竺潜传》，中华书局，1992，第157页。同传又载，“时仰山复有竺法友，志业强正、博通众典”。

㊼ 《世说新语·伤逝》第13条“戴公见林法师墓”注引《支遁传》。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710页。

㊽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245-246页。

㊾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250页。刘孝标注引《高逸沙门传》曰：“道林时讲《维摩诘经》。”

㊿ 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八《许询传》引《许玄度集》，第217页。

萧统编《文选》卷一三《秋兴赋》，第194页。

沈约：《宋书》卷九三《隐逸·戴颙传》，第2276页。

同上书，第2277页。谢灵运《游名山志序》云：“夫衣食，生之所资；山水，性之所适。今滞所资之累，拥其所适之性耳。”这里，谢灵运将“衣食”与“山水”对立起来，显示了山水环境里的物质匮乏，也说明了山林隐逸生活的不易。见严可均：《全宋文》卷三三《游名山志》，中华书局，1958，第2616页。

沈约：《宋书》卷九三《隐逸·王弘之传》，第2282页。

沈约：《宋书》卷九三《隐逸·孔淳之传》，第2283-2284页。

房玄龄：《晋书》卷四九《阮籍附阮裕传》，第1368页。

沈约：《宋书》卷九三《隐逸·阮万龄传》，第2283页。

沈约：《宋书》卷九三《隐逸·朱百年传》，第2294页。

同上书，第2295页。当时的隐士主要出自士族，寒人为隐士，在史书中需特意标出，此为一例。

沈约：《宋书》卷九一《孝义·郭世道传》载会稽太守蔡兴宗《以私米馈原平及山阴朱百年妻教》，第2246页。中古时代之《孝义传》，很多人可入《隐逸传》，郭原平其一也。

沈约：《宋书》卷九三《隐逸·王弘之传》，第2282页。

沈约：《宋书》卷九三《隐逸·王弘之传》，第2283页。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四《高逸·褚伯玉传》，第926-927页。魏斌先生云：“太平馆之名，则是由于‘伯玉好读《太平经》，兼修其道，故为馆名也’(《上清道类事相》卷一引《道学传》)。”见魏斌：《“山中”的六朝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第152页。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四《高逸·顾欢传》，第929页。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四《高逸·杜京产传》载永明十年(492)孔稚珪等表荐京产语，第942页。

李延寿：《南史》卷七五《隐逸上·孔道徽传》，中华书局，1975，第1881-1882页。道徽, 《南齐书》作道徵。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四《高逸·杜京产传》，第943页。

萧子显：《南齐书》卷四八《孔稚珪传》，第835页。

陈君：《中古时代的江汉隐逸》，《湖北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

房玄龄：《晋书》卷九四《隐逸·戴逵传》，第2457页。

沈约：《宋书》卷九三《隐逸·戴颙传》，第2277页。

孔稚珪曾“从其受道法，为于馆侧立碑”。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四《高逸·褚伯玉传》，第927页。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四《高逸·杜京产传》，第942页。

在《道贤论》中，孙绰将两晋时的七个名僧附会作魏晋之间的“竹林七贤”：以竺法护比山涛(巨源)，竺法乘比王戎(濬冲)，帛远比嵇康(叔夜)，竺道潜比刘伶(伯伦)，支遁比向秀(子期)，于法兰比阮籍(嗣宗)，于道邃比阮咸(仲容)。

《世说新语·栖逸》第17条刘孝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731页。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一一《习禅·僧从传》，第417页。

会稽郡的佳山水，成为江左名士的美谈，《世说新语·言语》第88条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第91条又载：“王子敬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刘孝标注引《会稽郡记》曰：“会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擢干竦条，潭壑镜彻，清流泻注。王子敬见之曰：‘山水之美，使人应接不暇。’”见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157、159页。

柳宗元《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茂亭记》：“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见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二七，中华书局，1979，第7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