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世界本原问题的哲学探讨，本体论是否具有先验规定的功能？对世界万物的本体论探求能否获取终极性真理？逻辑实证主义者将科学理论所描述的实体视为真实的存在，并认为人们能够在本体论层面不断趋近真理。蒯因在谈论“何物存在”时所阐述的“本体论承诺”则不同，他肯定逻辑实证主义对知识论与本体论之间内在关联的把握，但否认人类认识与科学知识趋近真理的必然性，原因在于任何知识的真理性问题都要接受本体论的追问，而本体论在陈述事物存在时并不能对事物进行确切测知，本体论只有相对于特定的知识背景与经验语句才具有陈述意义。本体论的相对性意指本体论所陈述的世界有多种可能的理论模式，这些可能的模式及其所表达的世界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本体论的相对性由此成为蒯因科学哲学思想的基调。学界对蒯因本体论的相对性有深入研究并形成了丰硕成果，其中从整体主义角度进行解读的代表性观点，明确了蒯因知识论的相对性与本体论的相对性之间的密切关联，但对于蒯因本人所指称的知识论与本体论相对性高度契合的主张则存有不同看法，尚未达成理论共识，观点的争议是这种契合关系是否指向知识论对本体论相对性的证明。^①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知识论能否验证本体论的相对性？知识论主要探究人类认识的真理性与必然规律，这是否与本体论的相对性相背而行？本文尝试以蒯因对真理标准的处理方式为视角，从知识论与本体论的内在关系中，揭明知识论在本体论论域中扮演的角色，通过论述蒯因忽略真理标准在一定问题域中的客观性，证明他在验证本体论相对性的过程中最终陷入工具主义的泥潭。

一.   蒯因的本体论相对性遭受传统知识论质疑

在对本体论与世界观关系的探索过程中，蒯因认为科学的世界观与本体论在逻辑语义学境域中具有统一性，然而逻辑语义学致力于解析语言表达式的构成与其意义之间的关联，并未直接对世界观与本体论进行原则划分。这使得蒯因对科学世界观与本体论的统一产生怀疑：在对世界观与本体论的科学内涵及意义未加澄清的情况下直接指认二者相统一，是否会陷入先验预设的窠臼？蒯因的困惑在库恩对科学范式的阐释中得到了解答。库恩认为科学的世界观本身蕴含着独特的科学范式，科学范式作为准确理解世界的观念集合，伴随现实世界的流变而产生迥异不同的形式，因而世界观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无法被笼统归结为逻辑语义学的解释规则。库恩指出，科学范式的语言服务于解释现实世界复杂多样形态的需要，但不屈从于确定的本体论形式，具有相对性的本体论只有在同一科学范式的语言中才能实现与世界观的紧密结合。蒯因从一般语义学的视角汲取了库恩的观点，从知识论切入考察语言的意义，将本体论哲学称为“本体论承诺”。蒯因将世界观与本体论的统一问题转化为科学范式与语言系统之间的组成问题，而语言系统在不同民族和同一民族的不同历史阶段形态各异，对知识或语言在不同的语境中所表达的世界进行的本体论解读也就呈现出差异性，本体论的相对性表明世界并非以某种必然形式存在。

蒯因运用“语义回溯”的方法将语言哲学与本体论密切联系起来，语言使用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构成蒯因论述本体论相对性的基础。他从语言的角度出发谈论“何物存在”的问题，将这一问题置于“谈及对象”的语言层面。在“谈及对象”时，蒯因明确指出通过语言把握“何物存在”的基本路径，认为任何存在都必须经过对象化的过程才能预示实体性存在的来临，且所“谈及对象”必须依靠语言进行表述和检验。而语言对于对象的陈述由于本土语言与外语之间的差异无法确定其“真值条件”，极易导致关于对象的属性、类、量化等本体论设置的颠倒错乱。蒯因认为，只有将陈述对象当作被量词限定的个体变项所需的域值，才能确保对象被涵括在“本体论承诺”的陈述中。然而，当将谈论的对象转向语言本身时，蒯因察觉到语言指称的困境，即指称对象整体与指称对象部分之间的差异被泯灭，进而指出“除了相对于一个坐标系，指称是无意义的。对于这个困境的解决，在于这个相对性原理”^②。语言的使用存在不对等性和相对性，这决定了语言所指称对象的本体论只具有相对意义，即本体论只有相对于特定知识才有意义。

蒯因将世界及其本体论置于语词言说的境域中予以把握，其问题在于未能严格区分日常语言与客观知识，其由此受到来自传统知识论的质疑和抨击。在蒯因看来，对世界万物存在的本体论探究最终必然依靠逻辑语言予以确证，而逻辑语言只能指称个体变项的值，即只能包含在语词的表达式所能指涉的对象集合中，关于谈论对象的抽象性维度则因植根于共相的命题，被排除在量化变项的值之外。蒯因由此得出，“本体论在双重意义上是相对的”^③，本体论不仅必须在特定的理论背景下获取意义，而且必须在选定的多种理论转译中和详细指定的论域内彰显意义。蒯因认为本体论的双重相对性对于叙述“何物存在”具有基本的导向功能，进而阐释了同一性与本体论相对性的关联，指出对“何物”的指称必须在与“别物”的区分中进行，强调必须把“别物”与“何物”纳入同一种本体论的相对性中。传统知识论对此表示怀疑，他们一贯主张作为认识产物的知识具有纯粹客观性，而“被知的东西是先在于观察和探究的心理工作而存在的”^④。传统知识论者致力于追寻认识结果的确定性, 进而追问本体论在本质上的客观性，据此对蒯因的本体论相对性理论形成了一定冲击。

持传统知识论立场的学者施太格缪勒从科学知识的演进维度质疑蒯因的本体论相对性。尽管施太格缪勒的研究重点在于现当代哲学，但其依然受到传统知识论的影响，并将这种立场贯穿对哲学流派和科学哲学的研究。在蒯因和库恩的影响下，施太格缪勒认识到知识论范式的形成与本体论研究的深层关联，他摒弃蒯因对逻辑语言的假设方法而另辟蹊径，意图寻求科学哲学结构的精确性。施太格缪勒发现，蒯因本体论的相对性建基于形式语言，“将语言放在中心地位”^⑤，而一旦涉及给定语境之外的对象就不具有实用性。由此，施太格缪勒对蒯因本体论的双重相对性进行拆解，认为其依托的理论背景和理论转译在传统知识论上难以成立。^⑥为解决语言的形式与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施太格缪勒将对象置于知识论的确定性中进行检验，认为本体论对于对象的承诺并不等于真正认识，而蒯因仅仅将语言是否反映对象作为知识能否得到确证的标尺，其本体论的相对性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人类认识的诸多类型。施太格缪勒从传统知识论的确定性出发划分科学论研究知识的类型及其演进历程，即语言哲学、感官心理学或思维心理学、科学论与认识逻辑四个领域，阐释了科学知识、科学哲学与科学应用之间的多维关系，同时也表明人类对世界万物本体论的把握只是一种对事物运动形态的侧写，在特殊背景下形成的本体论最终将在其他类型的知识中得到确证。

持传统知识论立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斯特劳森为经验知识寻求确定性基础而对蒯因进行批判。根据蒯因借用语言的不确定性推导出本体论相对性的命题，斯特劳森肯定语言分析对于指称事物本体论意义的重要性，但同时认为蒯因借助量化方法分析语言的做法具有一定局限性，即容易忽视语言之间的主谓区分。斯特劳森遵循传统知识论对语言表达式中的主客体进行划分，肯定回到客观知识中探寻真理是知识论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同时也认定主语表达式与谓语表达式的根本区别在于指称和意义的区别，认为语言的意义并非等于语言的陈述。斯特劳森指出，蒯因本体论的相对性陷入了本体论的“化约论”，认为蒯因将复杂的整体事物化为简单部分加以描述，忽略了主语的指称所反映的本体论意义。斯特劳森将逻辑手段与语言分析方法相结合，对蒯因推导出的判断“何物存在”的“个体标准”提出深度质疑，认为个体在概念上包含任何结构上的必然性，绝不会生成普遍的真理，进而指认蒯因通过不同语言的陈述方式来承诺不同对象的本体论，根本无视了本体论作为基本知识的优先性。斯特劳森认为，从知识论的角度确认不同语言的表述方式，物质作为世界存在的基础也是被本能接受的本体论图式，因而蒯因对“何物存在”探讨的本体论并不具有相对性。

传统知识论对本体论相对性的质疑彰显出蒯因对本体论予以知识化理解和运用的变革意义。无论基于科学知识的演进及其诸多类型的视角，还是基于本体论知识的优先性视角，持传统知识论观点的学者之所以质疑与批判蒯因，是因为其共同的理论旨趣在于将知识作为科学哲学的基础，这体现了传统知识论在对本体论相对性进行评判的同时又为本体论本身提供知识论的支撑。传统的知识论者始终将本体论视为科学知识与科学方法视域下的本体论，他们虽承认语言学对把握事物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但始终遵循以科学语言的指称为不可替代的前提条件，认为只有规范的科学语言所表述的世界才能真正反映出人类世界观与本体论的统一，而科学语言之所以能够在本体论上叙述世界的面貌和特性，得益于以知识表达的形式为内在支撑，传统知识论在阐述科学语言的过程中对本体论进行知识化释义与塑造。本体论旨在探寻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以何种形式存在，而在传统的知识论视域中，本体论的功能必须通过知识论的前提性追溯获得保障，即需要探寻本体论知识的本质属性，以确保通过语言陈述获得的认识成果与知识的确实性和真理性准则相符合。

二.   蒯因的知识论范式提供经验化辩护

在传统知识论视域中，判断本体论确定性的标准在于本体论与先在的实体相吻合。传统知识论者断定认知者只能通过静观的方式求索本体论知识，并且对本体论这种特殊理论规定的描述只能借助于科学语言，认为在此基础上得到的本体论知识在结论上必将与客观对象的确定性相一致，由此推翻了蒯因本体论的相对性观点。蒯因认为，传统知识论虽然突出了本体论走向知识化的重要性，但其最大的局限在于固执于先验定见，将本体论知识与经验活动割裂开来，导致总体的实体世界以单一的形式存在，本体论在此过程中沦为证明世界存在的客观缘由。蒯因在阐释语言学对本体论相对性的论述时回应了传统知识论的质疑，认为以主观性来反对本体论的相对性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传统知识论的修改方案缺乏对实体的经验化检视，必将沦为空谈。他指出：“首批对象的设定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把它们定位到同一性上去。但是，那些谈论事物的模式一旦被反复灌输，事实上已能使我们在不完全的语法类似性上去谈论属性和命题。”^⑦蒯因拒绝从先验的存在入手谈论对象的存在，反对以同一种世界观来消解不同的语言规则，并揭露出传统知识论对知识结构与价值理解的不完全性，认为科学知识和理论体系来源于经验，能够为本体论的相对性提供辩护。

蒯因认为传统知识论拒斥本体论相对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深入把握知识的本质，进而提出整体主义知识论的范式。针对传统知识论者借助实证方法来区分“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蒯因指出，“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是被条件反射机制以各种方式相互联系而与非言语刺激相联系的句子之网”^⑧，科学理论知识的整体性通过理论与论据之间诸要素的相互调整得以形成，而传统知识论通过反思现有知识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来批判、更新现有知识系统的路径缺乏经验的验证和事实的意义，“综合陈述”将知识整体分解为局部陈述又将这些陈述还原为经验意义的路径同样存在问题。在经验的具体验证过程中，蒯因首先论证知识的部分与知识整体之间的内在逻辑，而后凭借经验对部分知识的证伪来对知识整体进行调整。这表明知识的部分与知识整体的具体陈述只存有程度和范围上的差异，而没有实质性不同，二者都要接受经验的验证并进行针对性调整。蒯因认为，接受经验检验的不仅是与知识整体相近的陈述，即通过直接观察而展开的叙述，而且包括处于整体边缘的陈述，即逻辑语言学的表述，这意味着经验的检验能够形成对知识整体的重新审定。面对知识整体与经验的关系可能陷入教条境地的危险，蒯因对知识整体进行“温和化”处理，表示“知识整体在经验冲击面前并不是纯然消极地去适应经验”^⑨，而是可以缩小对经验的考察范围以对知识整体的环节作出调适，一定程度上承认知识整体内部自我调整的能动性，形成了整体主义知识论的特定范式。蒯因的整体主义知识论范式强调经验对语言指称和本体论承诺的验证作用，认为判断正待验证的本体论相对性命题的真假，需要与诸多理论知识共同形成整体主义范式，而不能局限于探索本体论相对性的理论本身。

蒯因认为，整体主义知识论因秉持观察检验法而能为本体论的相对性提供辩护。既然一切语言指称的存在物都必须经过经验的怀疑、检验和调整，那么如何确定调节失效语言的准则？这涉及当知识描述与经验产生矛盾时选择何者作为调整标准这一基本问题。蒯因从知识整体与“意义整体”的关系角度阐释整体主义知识论，以寻求答案。在蒯因的整体主义知识论视域中，“事物存在的合理性依赖于知识整体使其在最适当的理论视域中得到阐释”^⑩，虽然不同领域的知识之间存在紧密关联，但经验对知识整体的调整作用并不充足，往往偏向于关注如何论证事物存在合理性的论域，这容易导致知识整体的失真。基于此，蒯因提出整体主义知识论的观察检验法，认为观察条件句能够赋予知识整体以经验性内涵，从而尽可能保证从知识整体中内生的经验为语言陈述提供足够充分的验证。如何避免观察句式在实践中倒向为先验知识辩护的弊端？蒯因进一步思索“意义整体”的问题，对一种将意义与知识对事物的命名等同起来的观点展开反思。在杜威将意义整体理解为行为特有属性的基础上，蒯因淡化语言阐述可测知本体论意义的能力，强化知识整体的不可测知性，强调理论语句的表述只有在知识整体中才具有意义，指出经验的观察语句由于在不同表述者之间产生客观一致性而具有更大意义。就观察语句的检验方法而言，理论语句如果缺乏明确的经验参照将毫无意义，而整体主义知识论归根结底是一种相对论，与本体论的相对性高度契合。

整体主义知识论通过归纳法奠定了经验的系统化基础，回应了传统科学知识演进论的质疑。蒯因认为，科学知识的不断演进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将有益于人类社会进步的知识视为仅仅依靠经验的观察来获取是立不住脚的，必须建构整全的知识系统。他指出科学知识的演进只是建构系统的必然过程，不能保证本体论在科学知识的演进中释放出确定信号，相反，只能间接证实本体论的相对性。关于科学知识的演进如何形成系统或知识整体的问题，蒯因认为科学知识在建构知识整体的系统中通过经验的归纳而获得。“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说是把整个科学分解为一个个孤立的陈述又把每个陈述还原为关于直接经验的报道来考察其经验意义的”，^⑪逻辑实证主义主张归纳法在科学知识的行程中只起到证实而非推动作用。蒯因认识到逻辑实证主义者缺乏哲学思维，进而反对将哲学理论仅仅当成科学的知识储备，强调哲学与科学共同构成知识整体中有序连续的组成部分，即归纳法证实了人类主观认识的划分与自然界存在物的分类高度一致。因此，科学知识的演进及其诸多类型的形成并非源于科学家的猜测，知识的可靠性必须通过不断调整经验观察的条件和逐级归纳来保证。这凸显出科学家在修正方法和完善知识系统上的主动性，而科学家面临的诸多主观因素影响其对科学知识生成作用的认知，不同的知识类型对事物存在的陈述具有差异，知识整体的指称功能在经验系统的审视下愈益显现出相对性。本体论在不同知识背景下的相对性意义得到捍卫。

整体主义知识论基于经验的证实以拒斥先验知识，并借此回应传统知识论者依据本体论的优先性所提出的质疑。逻辑实证主义内部存在对证实理论的争议，即用以证实其他理论的基本命题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可信度？传统知识论从原初记录的知识角度出发将本体论的知识确定为先验存在而免受证实的陈述。对此，蒯因提出反对，认为对本体论知识优先地位的强调并不能代表当下经验命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本体论知识并不能构成经验知识的基础。那么，作为知识整体的组成，本体论的知识与其他知识存在何种逻辑关联？蒯因秉持经验证实的立场，坚信任何知识都能为其他知识作理论脚注、被知识整体所逻辑地包含于其中，经验的证据表明不置于任何知识背景下的观察者能够确认语言的陈述是否合理，即当下指称的存在物可以为任何知识进行事后的解释；同时，不同的观察者在同一知识背景下对存在物的陈述具有明显差异，他们以经验证据的物理主义和自然主义特性为依据，促使自然知识以特定的方式接受感性经验的检验。在蒯因看来，主张确定无疑且不能被修正的先验知识，实质上弱化了经验的证实作用，先验知识并不要求其他知识蕴含本体论知识，而要求本体论知识蕴含其他一切知识，这种观点实际上把本体论理解为先验知识，湮灭了本体论被还原到经验材料中予以证实的可能。通过拒斥先验知识视域中本体论的优先性地位，蒯因强调任何理论阐述都能在经验中被证实或修正，进而扫清一切从先验知识推论终极真理的既成式思维，为本体论的相对性提供了辩护。

蒯因以整体主义知识论为本体论相对性提供的辩护，实质是凭借经验陈述来验证本体论相对性在科学进步中的积极意义，体现其促使相对主义与科学知识演变自相融洽的基本立场。蒯因始终秉持一切科学知识与理论都起源于经验的基本观点，认为任何与经验内容产生冲突的科学表述均可通过调度知识整体中的其他部分而证实其为真理，但同时肯定科学知识的发展对经验世界的超越性，科学知识在理论语句的研习中通过“综合陈述”的方式超越经验论据的限度。然而，科学知识的增长并非表现为毫无障碍的递进式发展，而是在与经验知识的纠缠中所衍生出的竞争性和争议性理论推动着科学知识的发展，其中每种观点都蕴含着对所谈论对象的本体论思索，故而不同知识之间注定存有在语句上不相容但在逻辑旨归上相一致的内在关联。整体主义知识论通过经验证实的观点和方法推动科学知识体系的完善，使得科学知识在本体论相对性的验证下既能相对于一定的理论背景作出选择，又能相对于所选取的将经验对象转译为科学表述的方式，在现有理论基础与经验论据之间实现精密的相互调适，促使科学知识体系始终接受经验的审视。这也是蒯因尽管承认经验证据的不充分却依旧坚信其与科学知识能够共处的原因。

三.   知识论范式的工具主义倾向与论证缺陷

在追求科学知识进步的方向和路径上，科学哲学家主要寄望于通过不断实证推演接近真理，认为不休止地探寻真理是科学发展的最终目标。蒯因通过阐述整体主义知识论强调经验证实的必要性，以此论证在知识整体内部展开的一切本体论承诺都具有一种通过经验检验而得以改进的相对性，彰显了鲜明的实在论立场。他在分析科学知识与经验材料、理论语句与经验语句的关系时，将知识整体视为面向“经验法庭”的对象，认为经验通过反证而促使每一部分的调整构成推动整体完善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指出，由于经验的决定作用并不完全充分，未来的观察有可能推翻当下的经验，因此难以精确把握知识整体的走向。然而，究竟应选取哪一部分进行纠正？蒯因认为选择的自由度较大，必须确立一定的准则，以确保从客观知识中推导出的结论与新的经验相符合，进而总结出比预期领域更加广阔的现象和规律。从选择的标准来看，经验决定论与实在论构成整体主义知识论的理论基础，以是否方便使用和具有实用性为参照，这难免会倒向工具主义立场。

尽管蒯因的整体主义知识论竭力推动经验知识的系统化，进而为科学理论提供支撑，并以此为本体论相对性提供辩护，但是由于单纯依靠语言的承诺，其知识论范式必然沦为驳斥哲学基础论的工具。蒯因认为，人们在谈论“何物存在”的问题时必然借助一定的经验语言作出本体论承诺，因此本体论承诺的对象属于语言学的范围。针对哲学基础论通过思辨的方式不断追寻对象本体论根基的观点，蒯因指出，哲学家要想从本体论维度把握事物的存在，就必须从形而上学转向语言学领域以探索本体论在既有的理论背景中承诺了什么，尤其关注在不同理论背景中承诺的差异与变化，从中选择更能为经验所接受的本体论承诺。经验对知识整体所起作用的不充分性表明，不同的本体论承诺终将指向本体论的相对性。至于为何选择某一承诺而非其他承诺充任本体论？蒯因以在选取经验改造的知识部分时所确立的准则为依据，同样提出选择何种本体论承诺能为经验所接受的标准，“概念和语言的目的在于达到有效的交际和预测”，并且“只要在实用主义的标准并不提出任何相反决定的地方进行选择时才求助于它，那么把它也作为一个目的就是完全正当的”。^⑫概念和语言本是本体论承诺的手段，但却被蒯因视为实现本体论承诺的目的，这背后隐含了否定哲学基础论和形而上学追求终极真理的深层意蕴。手段与目的颠倒只能满足先验要求的必要性，却无法实现论据真实的规范性，蒯因的这一做法显露出其刻意追寻工具和理性的工具主义倾向。

对语言学的运用不仅凸显出蒯因在知识整体上抬扬经验主义准则而淡化客观真理的工具主义意向，而且显示出其整体主义知识论的保守性思维。蒯因着重阐述语言学的中介性作用，以此保证本体论承诺更为妥帖地与所陈述的对象相一致，他认为讨论“本体论承诺”及其陈述语句是否为真的问题，并不依据知识整体或语句是否与对象相匹配，而是取决于知识整体中的部分与部分以及不同语句之间的逻辑关联。在蒯因那里，逻辑实证性代替客观真理对理论和语言的选择起决定作用。“本体论的分歧必然包括概念结构上的基本分歧”^⑬，语言学能够为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寻求争论的共同基础，能够促使本体论承诺退回到知识整体中来调整不同理论和语句的结构，使其相互融洽并以此为真。然而，在实际的陈述过程中，从保证知识整体验证本体论相对性的结构出发，蒯因指出，应该尽可能避免破坏知识整体的科学系统，减少本体论承诺之间的冲突及其对知识整体结构的调整需要。

整体主义知识论的工具主义、实用主义与约定论融为一体、互为确证，其中隐含着蒯因整体主义知识论与哲学基础论的内在冲突以及整体主义知识论本身的论证缺陷。蒯因在知识整体的形成及其与经验陈述的逻辑关联上秉持鲜明的整体主义观，认为人们对世界万物的指称并非依赖于逐个陈述，而是诉诸知识整体与经验之间的直接对照，单个语句所对应的经验意义并不具备唯一的确定性。“‘接受感觉经验的法庭审判’的，是若干个命题的组合”^⑭，从整体的陈述中论证本体论的相对性并排挤哲学基础论。蒯因的整体主义知识论对先验知识的挑战和对经验知识的信任，根本在于先验设定的单个语句所对应的经验意义并不具备唯一确定性，在此标准下几乎任何陈述都与其他陈述相关，因而难以理清部分知识彼此之间的差异。基于对整体的陈述，蒯因展开关于本体论相对性及其作用的论证并排斥哲学基础论。然而，整体主义知识论在证明本体论的相对性时，默认可以直接从经验中取得需要的语言工具，忽视了人们使用语言的出发点。蒯因将观察语句当成人们学习语言的出发点来缓和这一矛盾对知识整体系统的动摇，他在此过程中实则也潜藏着偏向哲学基础论者的立场。蒯因的整体主义立场与其在对语言工具的实际运用中隐蔽使用哲学基础论的行为相悖，导致其对本体论相对性的论证采用相对的或温和的态度，以此回避对本体论在知识论中应有地位的探讨，进而搁置对本体论本身客观知识的思考。这使得人们在谈论人自身的生存方式时所依托的本体论依据被隐匿起来，以及在此境况下判断经验论据是否真实的规范性准则难以确立。

整体主义知识论的工具主义巧妙借用“融洽真理说”代替“符合真理论”，一方面使得在经验钳制下的知识可以被修正，另一方面又致使不同知识之间不能加以比较，这无疑存在着矛盾和逻辑漏洞。在整体主义知识论的视域中，知识整体必须能够被经验证实或证伪，要在经验的观照下调整知识的部分来完善知识整体的系统，并为未来的经验观察奠定基础，本体论因潜伏在知识整体的每个环节而引申出相对性。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蒯因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者对意义证实理论的遮蔽和对本体论相对性的弱化，反对仅仅抬高语言的指称功能而削弱其意义的教条式经验论。他转身走向一种全新的非教条的经验论，主张发掘经验语言的意义指向与社会建制，表明经验不仅能够为知识整体提供认识上的论据，而且为其自我调整指明方向。当面对如何处理需要调整的部分知识所对应的经验语言与意义的问题时，蒯因认为不同部分的知识在行为论据基础上改变了通常的经验意义，因而它们彼此不具有可比较性，只要通过化约的方式保证其相互融洽并维持整体结构，即可为真，这是以部分知识之间相互融合的路径来取代一种知识整体发展与真理相符合的倾向。然而，倘若不可比较的观点能够成立，那么可被修正的部分知识实质地改变了语言内容，其中的经验意义也将发生转变，而经过修正的部分新知识与无须修改的部分旧知识之间不可比较，在新旧知识之间就不存在接触点和矛盾点，可被修正的结论也就难以成立。蒯因将知识整体本身的价值当成获取更多经验的工具，只是对经验论的内在批判而非彻底摒弃。

蒯因通过夸大知识论的相对性来验证本体论的相对性，势必陷入狭隘的相对主义困境。他依据经验知识的流动性来调整部分知识，以保证经验的决定性地位，形成一种知识整体在经验检验中被改造的关系，以此明确经验对于本体论相对性的权威审视和纠偏作用。他认为在本体论的相对性佐证下，知识整体的相对调适不仅渴望将本体论的承诺包含在自身体系之内，而且能够从不同部分知识所蕴含的本体论承诺中构造出新的经验材料。这无疑在鼓吹本体论充当承诺部分知识合理性的理论规定，同时又否决本体论为知识整体提供精确理论根据的可能，在夸大知识论相对性的同时又缩小本体论相对性的范围，致使本体论只有在给定的经验知识框架中才能对所承诺或指称的对象作出有意义的注脚。蒯因强调不同知识部分相互融洽的必然性却避而不谈部分自洽能否精准作用于整体的问题，相对的本体论所承诺的对象在经验中无法反映真实存在，整体主义知识论对本体论相对性的验证也是徒劳无功的。

蒯因以经验的语言分析为基础，通过论述经验对知识整体的审视和完善来证实本体论的相对性，进而强调本体论承诺的任何存在物都不能抵达终极真理，否认本体论作为先验知识存在的优先地位而将其视为对存在物进行陈述的规定。蒯因力求证明本体论相对性的指称功能而钝化其真理性意义，导致其在捍卫经验论的决定地位时竭力批判一种追求绝对真理的形而上学，但与此同时又缺乏关于绝对与相对的辩证法思想，致使对经验的主观概括压倒了对知识的客观分析。蒯因未能理解知识整体的发展是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也难以把握本体论的承诺与指称将依随科学知识的进步而不断接近真理的基本规律。蒯因将自身奉行的知识论范式视为相对的整体论，由此得出逻辑真理可被修正的结论来为本体论的相对性辩护，而一旦人们改变了逻辑规律就必然带来论题的变化，这与知识论本身建立在某种理论基础之上的要求相矛盾，也是他验证失败的主要原因。但蒯因饶有积累的整体主义知识论范式及其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确实为科学哲学的发展涂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西方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① 有学者认为，蒯因的整体主义知识论由相对的经验论推导出来，故而他的知识论也具有相对性特质，即知识整体内部的任何内容都能够被修正，本体论也不例外，以往的“本体论承诺”有可能在未来被新的经验知识所推翻和矫正。参见夏国军：《蒯因整体论：经验论的第四个里程碑》，《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3期。与之相反，有学者认为，尽管蒯因的知识论与本体论的相对性具有密切关系，但这不代表知识论能够为其本体论的相对性提供充分支撑，并指出原因在于经验知识不能够完全推出理论，本体论本身包含对经验证据的超越。参见陈波：《蒯因的整体主义知识观》，《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Stefan Brandt, “Sellars and Quine on empiricism and conceptual truth, ”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5, no. 1(2017)。笔者赞同蒯因的知识论不能为本体论的相对性提供有效验证，但除了要从知识论与本体论之间的关系分析原因，更要从知识论本身内在的限度来查找深层缘由，即应着重论证蒯因对知识论本身的相对性进行了夸大。

② 涂纪亮、陈波主编《蒯因著作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385页。

③ 涂纪亮、陈波主编《蒯因著作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389页。

④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第20页。

⑤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王炳文、王路、燕宏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204页。

⑥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王炳文、王路、燕宏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269页。

⑦ 涂纪亮、陈波主编《蒯因著作集》第2卷，第364-365页。

⑧ W.V. Quine, Theories and Thing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40.

⑨ 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陈启伟、江天骥、张家龙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22页。

⑩ Henri Wagner, “Quine’s Substitutional Definition of Logical Truth and the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Löwenheim-Hilbert-Bernays Theorem, ”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Logic 40, no.2(2019): 192.

⑪ 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第20页。

⑫ 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第82页。

⑬ 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第17页。

⑭ 丹治信春：《蒯因：整体论哲学》，张明国、湛贵成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