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在当代学术语境与文化环境中的失效问题由来已久，“古代文论在当代已死”的论断甚至成为学界心照不宣的某种共识。20世纪90年代，学界提出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并未能挽救古代文论，反而进一步将其扫入了“故纸堆”。学科化、体系化、科学化的“转换阐释”路径正是导致自主自为的古代文论逐渐丧失生命力的症结所在。因而，需在对此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古代文论在当代的阐释路径，从古代文论古今通变之“通”——古代文论的当代阐释有效性、古代文论古今通变之“变”——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审古代文论的现代性意义——走向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三方面出发，重新焕发古代文论在当代的生命力，探寻古代文论向死而生之路。

近年来，我国南北差距快速扩大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分析可得数据发现，2021—2022年南北差距扭转了过去快速扩大的势头，南北差距的绝对水平和相对占比都有所下降。从行业看，工业和房地产业的差距缩小是南北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从部门看，政府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的南北差距都有所缩小，但居民收入的差距并没有缩小。结合国内外整体经济形势、省份经济表现等，我国已充分认识到南北差距扩大问题并采取措施应对，加之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国际通货膨胀特别是能源价格上涨、房地产市场波动等多重因素叠加，使得2021年以来南北差距有所缩小。但影响因素是短期性的，南北差距的长期趋势仍有待观察。南北差距扩大是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出现的重大问题，应对南北差距扩大问题需有新思路，要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的客观规律，为重点开发地区、生态脆弱地区、能源资源地区等制定差异化开发政策，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有效转移支付。

依托先富地区带动后富地区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本文利用2010—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共同富裕视角实证检验先富地区对后富地区的空间外溢效应，发现先富地区通过空间外溢效应带动了后富地区发展。机制分析表明，先富地区对后富地区的空间外溢效应主要表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精神文化繁荣、公共服务均等和生态文明建设四个维度。进一步研究发现，省际对口帮扶样本的空间外溢效应具有统计显著性，主要表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精神文化繁荣两个维度；共同富裕的空间外溢效应会受到地理距离的影响，随着地理距离阈值的提升呈现先增后减的态势，并且当地理距离的阈值超过1 400公里时，先富地区对后富地区的空间外溢效应不再显著。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探索企业数字化发展的经济社会影响不仅有助于企业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挑战，更有助于相关政策的设计和制定，缓解数字化发展带来的不平等。基于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劳动收入份额、内部薪酬差距和技能溢价的角度，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系统性研究，探讨其内在的影响机制，发现：由于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效应超过了生产率效应，数字化的发展有利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企业数字化通过加剧行业竞争并改善企业信息环境等途径缩小了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企业数字化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者的相对需求加剧了技能溢价的程度。

心理建设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心理服务人才加入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线工作，许多地方政府从功能创新视角积极引导心理服务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在此过程中，当地熟人型和外来输入型两类心理服务组织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行业风格和运行机制。由外来输入型人才主导的心理服务组织通常注重业务流程的形式规范、技术严谨和操作层级，但缺乏同当地更为紧密的社会联系，加上完成项目制任务的时间约束，难以利用更多机会去熟悉当地的市井生活，也不足以培育充分的地方情感，社区心理服务效果有时存在一定折扣。当地熟人型人才主导的心理服务组织虽然有待继续提高专业实力和干预成效，但这类组织更注重强化地方身份优势，善于发挥社区的熟悉价值，致力开展互惠合作，因此能够获得理想的社区心理服务效果。上述两类心理服务组织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也发挥着互补作用，合理利用其功能有助于提高社区心理服务水平。

已有认知行为和脑成像研究发现，第二语言是在母语和第二语言不断相互作用中习得的。在认知机制上，母语和第二语言在字形、语音、句法等多个层面的加工上存在相互作用，并对母语和第二语言的加工效率产生影响。在神经机制上，母语经验会塑造第二语言的神经机制，第二语言反过来也会对母语加工的神经机制产生影响，这一相互作用会受到个体因素、语言因素、任务因素等影响。未来还需综合使用具有高空间分辨率的脑成像技术和高时间分辨率的电生理技术，利用横断和纵向研究，在单词、句子、篇章等层面，系统揭示母语和第二语言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动态变化过程。

干扰词与目标词之间的语义关联性是影响言语产生中语义效应性质的关键因素。相比其他语义关联类型，Ad hoc关联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概念联系类型。考察情境目标和Ad hoc关联对语义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其他语义关联性相比，Ad hoc关联对语义效应的影响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共性表现在：Ad hoc关联抑制图片命名，产生语义干扰效应，这种效应发生在图片命名早期(SOA从-200ms至0ms)。差异表现在：Ad hoc关联的语义干扰效应的产生要以情境目标提示为前提，有情境目标提示时，Ad hoc关联效应非常显著；无情境目标提示时, Ad hoc关联效应消失。不同语义关联类型产生不同语义效应的根源在于类别概念结点是否得到激活。

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客观要求。鉴于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着“宽货币”难以向“宽信用”传导的梗阻困境，本文从银行流动性创造理论视角提炼高质量发展阶段货币政策传导的典型事实，在此基础上，从流动性创造发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功能应当具备的可控性、相关性和可测性出发，考察货币政策流动性创造渠道的机理，并利用上市银行2016—2022年季度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推进，银行经营模式从存贷业务模式向批发业务模式转变、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银行流动性创造渠道会比银行贷款渠道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中央银行应充分认识到银行流动性创造功能的重要性，并将流动性创造纳入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体系。

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的重要技术支撑，如何提升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和省级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数据，探究数字经济政策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发现数字经济政策能够助推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并且主要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数量的增加，而对数字技术创新质量的提升效果并未显现。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政策主要通过优化地区营商环境、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企业外部环境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政策推动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省会城市以及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企业内部特征异质性检验表明，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受政府的数字经济政策影响更大。未来政策制定和实施应注意数字经济政策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作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有助于推动数字经济的长效发展。

工人阶级的贫困是现实存在着的社会灾难的最直接表现，是包含英国工人运动在内的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基础和出发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从工业革命的生产力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矛盾性视角分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并指出这种对立关系的结果表现为工人阶级的贫困。青年恩格斯深入工业革命历史，阐明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基础，并从之前对社会生产能力与不道德竞争关系矛盾性的思考，转为通过工业革命发展及其推动市民社会关系的变革展开对私有制的批判，进而透过英国工人的贫困现象阐释了工人运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争取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厘析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主要内容，对推动我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发展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以及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大有启益。

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官网中，有一本MEGA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尚未发表的马克思晚年关于法国土地所有制的笔记。该笔记由德语和法语组成，封面目录由恩格斯亲笔撰写，正文部分由马克思亲笔摘录。笔记的主要内容为土地所有制相关的详细数据。结合马克思晚年的研究方向，摘录笔记是马克思对国家革命问题与“六册计划”进行的更进一步的探索。根据辨识结果，该笔记对于了解马克思晚年对待农民阶级的态度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是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是他在中国的特定名称符号。“马克思”不仅是个译名，更是通过语言文字信息区别于普通人群的、带有特定个体差异的标志。马克思中文译名主要经过英文、日文、俄文等不同语种文本翻译进入中国，其登场于欧洲译本，出现过多种译法，体现出不同的语义内涵，最后经中国共产党推动形成共识，达成一致历史画像。马克思中文译名在中国的历史演进，推动了中国民众对马克思的认知认同。使用统一的马克思中文译名，在一定意义上便利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存留了马克思在中国的历史记忆。

薛侃是王阳明的大弟子，但学界较少关注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的贡献。基于对薛侃相关文献的考察和分析可知，薛侃在学术上对阳明心学作出了独特贡献。首先表现在继承王阳明心学的基本观念上, 如在良知即先天判断、“万物一体”基础的论证等方面；其次表现在对王阳明心学的某些核心观念的分辨和明晰上，如在“良知作为主人翁的资格”、“知行合一”的两种形式、“万物一体”的关怀与境界旨趣等方面；再次表现在创造性地发展、夯实阳明心学的内涵上，如对“致良知”的“致”之思想意识层面的强调、对“知行合一”之本体性论证、对“见在”即本体与工夫的统一之界定等方面；最后表现在对王阳明心学四大基本观念的贯通上，如以“见在”为枢纽，对“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四个基本观念进行贯通，言简意丰地阐述了四者复杂而有机的关系，认为“心”或良知是“万物一体”之基础，“万物一体”也是“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基础，而做到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也就实现了“万物一体”，从而将王阳明心学体系脉络更为深刻、更为生动地呈现出来。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所作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在反思民族自救运动的过程中，梁漱溟提出以社会涵容政治的“新礼俗”构想。中国的民族复兴不可简单照搬西方制度，应从复兴“刚”的人生态度与重建伦理本位的社会构造两方面来激活“中国老根子里所蕴藏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新礼俗”可视为连接个人与社会的综合性构想，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独特方案。具体而言，他主张以中国人的理性主义开出民主精神，由此实现中西文化在中国实际社会的沟通调和；强调以乡村为实践起点，通过乡农学校这一实践载体，将知识分子与农民聚合在乡村，启发个体的人生向上思想，创建富有伦理情谊的现代团体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