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8月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重点要求，按照“两条腿走路”的方略：一方面，科学界需要继续加强基础研究，联合攻关，争取在心理健康问题上取得原创性突破；另一方面，要从实际出发，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心理健康知识宣教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同时正确引导、鼓励和规范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行业健康发展。2016年10月，中央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专门在第五章第三节以“促进心理健康”为标题，提出全民心理建设措施要求和愿景目标，并且从系统论角度科学提出“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中央高度关注国民心理建设，显示出从以前侧重关注特定精神障碍类疾患群体，优化专科医疗机构有效医治、治后康复和有序管理，到全面关注社会整体心态的干预和提升，分类多点推进具体工作，实现心理建设由“特殊对象”到“一般对象”的历史转变。2016年12月底，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宣部、中央综治办、民政部等22个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这是首次从国家宏观层面提出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政策导向性指导意见，对推动和促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意义重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央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到的“心理健康”是从“大心理”观的角度进行战略布局的。“大心理”观涵盖了个体在实际生活中呈现的一般日常心理健康素养、常见普通型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严重精神障碍和突发事件心理危机等不同层级的状况。正是基于这种“大心理”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战略部署。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总体目标。对此，心理学的研究可以提供重要的科学支撑^[1]。心理建设逐步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按照“理性、积极、平和、友善”的总要求营造良好的社会心态氛围。2019年以来，中央在全国选取65个城市开展为期三年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并且每年都提出了一些重点的工作任务。随着国家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和模式在不断探索中有了极大的创新。越来越多心理服务人才加入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线工作中，借助心理调适、干预和辅导等手段参与社会治理的矛盾化解、利益调解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地方政府解决民生问题贡献力量。围绕支持心理服务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地方政府积极提供各类创业孵化项目，如家庭婚姻关系心理教育辅导、青少年心理素质优化拓展、社区重点人群心理监测与干预等。在党和政府引导下涉及心理服务类的创业孵化项目，动员和吸引了许多有情怀、有担当的心理服务人才在基层岗位建功立业，是群众工作路线的创新升华，也是新时代培育和强化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措施之一。

具体而言，当前面向基层社会治理的社区心理服务具有四点优势。其一，从宏观方针来看，近些年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政权执政开始日益重视心理建设，从结构化、制度化和功能化等方面把营造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当作重要的社会治理任务来抓紧落实。服务社会治理的心理建设不仅关乎个人生活幸福以及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关系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在增进民生福祉，增强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服务群众、造福群众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从本质上讲，心理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基层执政的伟大创举。其二，从基层社会的生活环境来看，随着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在同步提升。在获得较高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人们在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活情境下也常常感受到精神紧张和心理压力。当人际关系的陌生化加重、传统家庭结构出现分化时，来自官方的公共心理服务成为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支持力量，发挥着独特的情感关怀和救济作用。其三，从项目扶持政策来看，许多地方政府特别是列为试点地区的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具体优惠措施，资金补贴逐年增多，大力支持心理服务类社会组织投身基层创业的孵化项目。公益类社区心理服务的创业项目在办公用房、场地租用、水电气费、税收减免等方面得到政策优待。其四，从具体工作开展来看，地方的街道专职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往往先期带领心理服务人员下沉社区，掌握辖区的人口状况，熟悉基层社会的具体情况。在此基础之上，心理服务组织积极开展各类社区公益活动，分析特定群体心理干预的最佳模式，参与构建平安社区、健康社区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二   文献综述

通过整理和分析相关文献可知，学界以心理服务为主题的研究大体围绕现实状况、服务模式、困难障碍和发展前景四个方面展开。其一，在现实状况方面，目前现有的心理服务体系的能力与水平还处在较低层次，尚未系统形成能够面向社会公众的心理服务机构^[3]。需要继续推动心理服务业规范化、智能化发展，建立具有本土特色、适用性更强的标准体系，将心理咨询成果和经验更多更好地转化为行业的核心实力^[4]。其二，在服务模式方面，应当主动深入社区，实现“主动式”社会心理服务，形成多样化社会心理服务工作模式^[5]。以柔性细微的方式缓解民众的心理问题，保持与促进积极的社会心态，从根源上预防和化解民众的矛盾，营造和谐的社区环境，从而促进社会治理与发展^[6]。其三，在困难障碍方面，处于基层社会治理场域中的社会心理服务供给主体，往往以“政府代言人”的身份介入，在服务对象心目中留下“治理者”的刻板印象，弱化了社会心理服务组织或个人“服务者”的功能定位^[7]。通过购买服务机制，专业的心理咨询或服务机构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专业化支撑，心理专业人士成为社会心理服务的主力。这一做法解决了“由谁来做”和服务“专业化”的问题。但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还存在一些居民共性的社会负面情绪问题，需要挖掘其中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8]。其四，在发展前景方面，社会心理服务需求将更加迫切、更加多样化；社会心理服务机构作为直接提供心理服务的专业机构，能够在涌动的需求大潮中找到发展空间，在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同时推动行业和产业的长足发展，推动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研究的原始创新^[9]。需要在法治化引领下，由政府主导，各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广泛参与，共同服务于心理建设事业^[10]。

现有研究对推动心理服务的良性发展具有极好的借鉴价值，但仍有值得继续探索的空间。首先，从研究关心的主体来看，现有研究大多探讨心理服务机构的组织创业行为，包括线上网络心理咨询机构的组织创业，往往只见机构不见人，缺乏对活跃在机构的心理咨询师群体以及机构创始人群体的创业心理体验开展探究。其次，从研究关心的内容来看，现有研究主要从组织内部的管理流程和市场效率的角度，探讨组织主体的经济运行和环境影响因素，偏向描述和论证市场角度的行为策略，较少从组织创新的角度考察心理服务组织的延展功能，缺乏考察将人的心理疏导和干预因素纳入基层工作并解决相关矛盾的各项机制。社区心理服务的定位、主体、流程和责任不明确，心理服务提供方和需求方未能很好对接^[11]。最后，从研究关心的实践来看，由于社区心理服务具有跨学科的显著特点，现有研究针对心理学融入社会治理的理论及实践探讨并不多，涉及面向社会治理的心理服务组织的研究就更少。而事实上，当前许多地方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时采取“由心而治”的柔性策略，营造积极平和的良好社会心态氛围。因应国家政策的需要和引导，心理服务组织越来越多参与基层社会层面的心理建设工作，如配合相关部门对社区特殊群体进行心理评估、监测、干预和矫治，开展心理健康主题公益类活动、科普宣传心理学知识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涉及心理服务者传统工作环境甚至工作模式的转变。目前，党和政府对国民心理健康素养提升的要求有着目标高、时间紧的特点，相关政府部门和行业人士对此要有清醒的、足够的认识^[12]，心理服务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为基层社会治理发挥其学科优势与作用。基于上述情况，本研究对比当地熟人型和外来输入型两类心理服务组织，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进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和运行机制，从功能创新视角论证官方引导下的心理服务组织参与社区心理服务和社会治理的基础问题。

三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笔者团队2018年4月、6月，2019年6月、10月分别在浙江省G区、河南省Y县、福建省Y市和广东省L区所进行的实地调研。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笔者主要采取了深度访谈法和观察参与法，具体包括：对在基层社区工作的心理咨询师、街道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居民群众等进行深度访谈，并添加微信好友，访谈后继续对相关问题进行沟通；在得到允许的情况下，跟随工作人员实际参与和观摩一些心理服务的互动过程，切身感受在现场中如何开展相关工作。

二.   心理服务人才的类型与特征

一段时期以来社会层面心理服务需求增多，加上政府广泛推动各企事业单位、社区、学校等开展心理健康建设，导致对从事心理咨询类人员的需求迅速增加。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参加政府举办或出资补贴的心理咨询业务培训班，提升相关工作技能。地方政府也基于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需要，开发了一些必要的工作岗位，客观上为心理服务的职业化创造了条件。依据心理服务机构注册地及员工雇佣情况，将心理服务人才分为两类，即当地熟人型人才和外来输入型人才。

一   当地熟人型人才

当地熟人型人才长期在家乡行政辖区生活，出于经历兴趣或谋生需要，创办规模不一、服务领域各异的心理咨询中心或工作室。这些活跃的从业主体包括专职和兼职两种人群：专职人群主要是本人或家庭经济收入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从当地的生活标准来看，基本或完全实现了“财务自由”的相对富裕群体；兼职人群主要是基于强烈的兴趣，在需求业务较多时能够投入服务时间和精力的社会灵活就业群体。当地熟人型人才的创业途径主要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劳动实践来获得社会影响力，进而引发社会注意。其中，大多数是通过成立心理咨询工作室的形式进行起点创业，也有少数是通过有一定数量雇员的心理咨询组织的形式进行创业。政府购买服务旨在补充公共服务和提高政府效率，在项目外包运行的机制下，社会组织能够获得服务资源和服务空间^[13]。一些实力和经验占据优势的当地熟人型人才因前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逐渐获得了官方的信任，得到了更多的培育机会和正式项目，这对这些人才所在组织开展其他商业化活动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国家加大对创业的扶持力度，努力营造创业的良好氛围，不断释放出新一轮改革给人的成长发展带来的政策红利^[14]。体制内的离职人员也是当地熟人型人才的重要来源之一，他们文化教育程度较高，对复杂的社会现实有较深刻的认识和判断。这部分人员对于自己积累的社会资本和经济基础比较自信，加上强烈的成就愿望，选择投身市场化的经营活动，注重同政府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积极参与政府号召的各类活动，并寻求政府的支持。总体上，当地熟人型人才的优点体现在：对当地的实际生活理解深刻；自身的文化水平较高、学习能力较强，善于掌握调节心理不适的新干预技术。面对竞争激烈、工作生活时常发生变化、不确定性较多的客观环境，当地熟人型人才在心理服务方面能够较好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普通来访者的需求以及特殊关注群体的诉求，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声誉，在官方项目推进中得到了更多的机会，成为热衷当地心理服务建设的骨干社会力量。

二   外来输入型人才

国家希望从心理建设的角度探索丰富“平安中国”“健康中国”的伟大实践，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新时代的心理服务人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能够更加充分地施展才干的领域和政策支持。研究消极群体评价对个体心理及行为的影响，明确群体认同的作用，倡导采取理性的态度看待来自外群体的言论报道，保持头脑清醒，对稳定社会情绪、培养良好的社会心态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15]。笔者从调研中发现，北上广深等一线及省会城市从事心理服务的大多数是当地熟人型组织，这些城市的教育资源相对充足，高校和科研院所教学、研究及社会服务力量强大，每年能够为社会提供足够的高素质人才；而地市和县城呈现出相反状况，这些地方的高校及科研院所资源有限，对毕业生的吸引力不够。心理服务在中国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许多体制机制方面的措施并不成熟，人们的认识程度还有较大差异。客观来说，地市级以下的城市由于前期发展基础不充分，市场正规化、可持续化较为薄弱，完全由当地熟人型人才管理控制的心理服务组织不多，而通过当地政府项目制招标引进的外来输入型人才管理控制的心理服务组织是主要力量。

如果单从纯粹技术力量的角度和当地政府管理引导的能力来看，外来输入型人才完全具有能力和条件完成承接的项目，但实际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外来专业力量的当地化程度不高。当地熟人型人才和外来输入型人才非常明显的差别是，前者由于具有当地生活的经历，地方依恋和文化认同较为强烈，对在当地进行事业耕耘的情感也更为厚重，相应的抗压意识和事业韧性非常显著；而后者的地方依恋和文化认同比较薄弱缺乏。其一，外来组织经常从总部或者他地调派专业人员，这些人员的流动性较大，且往往忽视当地人员能力和技术的培养，无心谋划长远的地方后备人员的训练和储备，大多采取的是项目制中短期任务型保守从业思维。其二，外来组织对于当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和文化行为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而在地市级以下城市人们对外来的专业力量又有较高期望，希冀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开展工作并取得明显成绩。因此，在磨合过程中外来组织或多或少难以达到理想的社会期待，特别需要当地基层部门派出专门人手协助外来输入型人才尽快克服“水土不服”的状态。此外，如果政府采购项目出现暂时中断或收缩导致资金输入不能持续时，外来组织往往选择快速撤回。企业应在共治共建共享的多元治理结构中找准定位，通过制度设计和组织再造，一方面提供高水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维持自身可持续的、高质量的发展是现实的重大问题^[16]。在“问题导向”和“重在落实”原则的引领之下，心理服务人才能够取得创业成功的关键之处是，必须契合基层社会的实际状况，而不只限于在社区建立符号化的物理空间，更需要熟悉掌握基层社会的人情世故，理解其运行秩序，在表层和潜在的社会关系中厘清个体的心理困扰和行为失常，在具体和细致的社会结构当中探究群体的社会心态和特征规律。

三   心理服务人才的共同特征

心理服务人才通常年龄在30—55岁，受过良好的教育，职业经历、人生阅历较为丰富，情感较为敏锐且沟通能力出众，掌握了一定的社会人脉资源以及政策、项目的优势信息。心理服务人才在认同成长性、职业模糊性和生存拓展性等方面具有一些共同特征。

首先，从认同成长性角度看，创业是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是新时代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同时，创业者只有更好地认识新时代的背景，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才能更好地发展并引领新时代的发展方向^[17]。在中央大力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响应的新时期，许多之前对心理服务充满兴趣、具有一定从业经历的社会咨询机构纷纷参与政府发起的各类社会服务，或者主动自发加入各类公益服务。心理服务人才群体在商业化运营、社会治理助推和兼有公益服务等多重条件之下孕育而生，需要直面身份、角色和功能等社会认同。如果单单只是市场利益的自我追逐，这些人才群体很难大规模出现，也就是说只依靠行业内生式形成十分困难。

其次，从职业模糊性角度看，当前我国心理服务人才还处于比较尴尬的状态。在1999年版的国家法定职业大典分类当中有“心理医师”这个名称，但在2015年版的国家法定职业大典分类中取消了这个名称，改为“心理治疗师”，相应的职业资质大幅度提升，具备从业资质的社会人员数量有限，全国不超过一万人。与此同时，从法定职业认证来讲，“心理咨询师”不再是一个官方承认的正规称号。从法律或法规的角度上讲，以某种形式明确法定的“心理咨询师”职业称号将有助于行业规范发展。

最后，从生存拓展性角度看，绝大多数心理服务组织的市场化运营属性决定了它们是主体化的经营单位，只有保证合理的盈利水平才可能继续在市场生存和发展。在基层项目合作中，围绕项目工作的多个信息子群的形成，构成了纵横方向、上行下行、传递反馈等多元化信息传播渠道，加速了新的信息主体关系及信息网络的建立^[18]。心理服务人才的成熟仅仅通过个体化的活动还不充分，需要更多配合政府完成各类指令性和指导性的心理服务项目。心理服务人才与官方部门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仅使其职业上获得政治荣誉感、实际的资源利益上获得比较可靠的持续保障，而且也有助于其职业能力的锻炼，开拓更多的业务渠道，开创良好的服务声誉。

三.   外来输入型组织的形式规范性发展

在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的城市，地方政府为应对专业人员短缺、技术力量薄弱的情况，鼓励和引入区域外有实力的心理服务类社会组织参与当地的相关工作。在项目招标、优惠补贴、提供便利方面给予倾斜，并协助其尽快进入社区、对接需求单位开展项目工作。基于实际情况，外来输入型人才将规范化的心理服务对接基层社会的具体情况和重点个案时，往往会遇到一些挑战。

一   以形式规范获得组织合法性

由外来输入型人才主导的心理服务组织十分注重业务流程的规范、技术的严谨和操作的层级，这些方面的优秀展示有助于显现组织的专业品质。但不足的是，外来组织缺乏与当地更为紧密的社会联系，加上完成项目制任务的时间约束，外来组织难以付出较多时间熟悉当地的市井生活，也难以培养强烈的地方感情^[19]，融入社区生活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输出。这些对具有盈利目的属性的外来组织而言，是必须考虑的经济成本。外来组织更多地选择维持专业品质的方式，更在意任务完成过程中的正规化表现，而不太愿意把与地方社区建立亲密关系作为首要关键任务，事实上也导致了一种松散的任务式接触关系，呈现出间距化的运作模式。

外来输入型组织项目制的任务指向特别明确，基于任务完成的时间压力，其对于当地社区及需求单位的整体性认识有时并不充分，认识意愿也不强烈，导致工作的广度和创新推进存在一定的局限，在社区开展心理服务尤其容易遇到一些难点。首先，生活事件的融入化。个体心理的形成是在一定时空环境下渐进演化的过程，融入了个体化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和具体事件，甚至利益诉求。虽然心理的形成与干预机制有一定普遍性的规律，但在个体生活时空中所经历的具体事件是千差万别的。往往现实当中需要专业力量介入的个体心理问题，通常融进了特殊且复杂的生活事件，并不是机械按照书本教条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干预任务的。其次，实际状况的隐藏化。在基层社会，人们仍然存在对他人精神疾病、心理障碍等现象的歧视。受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对精神疾病的负面偏见可能导致他们不愿将症状与精神疾病联系起来，也不愿将患者贴上精神障碍的标签^[20]。社区中某个家庭若有成员出现这些情况，该家庭往往会低调行事，不会公开声张。即使他们向专业力量寻求救助，也通常会选择具有一定物理距离的诊疗机构，而较少主动走进社区寻求帮助。再次，干预过程的长期化。心理障碍的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及良好的环境，不是一两次面谈互动就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面对社会，个人的两大使命是适应和改造，这也是心理健康的两大基本内涵^[21]。时间成本是心理服务各参与方不得不面对的核心问题。客观上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耐心等待心理干预过程的完成，以达到较好的干预期待效果。最后，恢复空间的开放化。需要心理干预的对象个体是社会中的成员，他们在现实的社会空间工作和生活。有限的干预活动是在相对封闭独立的空间进行的，但干预后的对象个体会回到社会和家庭，更多时间在现实环境空间度过，因而环境中的某些因素可能会干扰或折扣实际干预的效果。

基层社会的心理服务主要有团体辅导和个体干预两种路径。团体活动的心理辅导在社区很受欢迎，居民在社区公开场所参加活动，气氛活跃、沟通顺畅。相比而言，个体干预可能会遇到一些较为棘手的障碍，比如信任、接纳、认同等问题。然而，从不信任到接纳、再到对工作的认同，才能为后续的心理服务和干预创造基本条件。外来心理服务组织如果对当地习俗和语言不熟悉，势必难以拉近人际沟通距离，加大了建立信任关系的难度。共同的积极情感体验、社会互信、社会团结下的道德共同体，才是建构风险应对共同体的核心内容^[22]。外来心理服务组织大多是地方政府经过事先考察引入进来的，通常以年度合同约定的方式开展工作，需要重视和克服对当地文化的弱嵌入，否则很难适应后续需要开展的个体持久心理干预。当然，外来心理服务组织可以通过雇佣当地的心理咨询师来加快实现当地文化的强嵌入，但专业方面的技术流程和垂直管理仍需一定的磨合时间，且外来心理服务组织也会担心自己的技术优势、管理经验外泄以及商业秘密流出。

上述种种心理干预的特殊属性容易导致外来心理服务组织“保存实力”，完成任务时精力投入不充分。在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制时间局限以及成效显现压力之下，外来心理服务组织会选择平衡自身合同利益与心理服务投入产出比之间的关系，将更主要的目标定位在满足服务购买方的考核指标，以获得合同约定的经济回报。比如，这些组织可能为了应对监督考核，在起初阶段将服务对象的心理状况评估得严重些，而在结束阶段则将干预效果评估得良好。换句话说，外来心理服务组织在实践中更愿意遵循“目标导向”而不是“问题导向”，经常执行完成订单式合同约定任务，而较少主动拓展或延伸服务。因此，外来心理服务组织尤其重视通过服务形式的规范化来彰显其组织合法性。

二   契合社区空间的心理服务机制

实际上，政府购买心理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社会治理的考虑，往往要求心理咨询师转变传统的身份角色，从学院式的固定做法更多延展至在基层生活中体会民情民生，提升心理健康服务水平的同时达到解决公共精神卫生问题和社会治理问题的双重目标。也就是说，寄希望于通过“健康中国”的行动来实现(或部分实现)“平安中国”的治理期待^[23]。外来输入型心理服务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尽管起点是接受政府购买服务所签订的合同，但也不能简单视为交换关系的纯商业行为。心理服务过程需要努力达成基本的人际信任、较为熟悉的情境认知和顺畅的沟通互动，最终目标是“心结打开、事情化解”。由于外来心理服务者和服务对象双方客观上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和距离隔阂，因此更加要求外来心理服务者强化对于当地基层社区的内生式认知，以嵌入实际情境的灵活技术路线干预和帮助需求对象，对于重点关注对象以“一人一策”“一人一专班”的对接形式开展工作。上述非常规式干预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城市社区仍会时常出现。这种心理干预的重要性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从上至下秉承着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的价值取向。基层社会中的特殊个案往往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特殊个案的工作能够锻炼心理服务者的工作能力，也有助于发现社会治理当中的某些薄弱环节，从而更好提炼总结应对困难问题的经验做法。

基层社会治理千头万绪、事务繁杂。显然，不是基层社会的实际工作去顺应心理服务者，而是心理服务者应当主动嵌入基层社会的实际工作。作为购买服务的地方政府，特别希望心理服务组织能够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在社区急难事和日常工作中形成合力，有效疏导各类不良社会情绪，缓和个别突发事件时的极端有害心态。建设亲善友爱等积极的人格品质是社会心态塑造的核心^[24]。心理服务者进入社区体现了一种群众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探索，是柔性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心理安抚、慰藉和调适等多方面干预有需求的对象，实质上也是社会资源输送至特殊群体的方式之一，可以增加特殊群体成员获取社会注意并得到实际救济的机会，减少发生社会不利事件及出现个人不良境遇。心理服务者作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力量之一，在复杂具体的基层社区中发挥其优势不是自动的。以往心理服务者的工作场域通常在心理咨询室，是相对安静独立的对话空间，但现在工作空间更多是因素交织、多方力量参与的社区环境。政府购买心理服务明显希望干预力量能够主动出击，大力宣示心理服务力量存在的同时，一改在心理咨询室等待来访者求助的传统方式，善于采取有效的心理干预逐步介入熟悉的社区日常生活，积极融入社区基层治理，让居民感受到同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治理变化，认同政府推进的种种举措。

由地方政府引入的外来心理服务组织内部管理较为成熟，规章制度和技术路线相对明确，以往的业绩表现也较为优良。从纯粹工作条件的角度而言，他们是完全胜任的。外来心理服务组织根据实际任务需要，下派心理咨询师入驻当地，同时雇用当地人员为助手完成具体的辅助性工作。在遇到难度较大、问题棘手的干预对象时，也会调遣经验丰富的专业力量来短期强化解决。在基层社会的具体心理干预工作中，服务经验和技术使用的充分发挥离不开对基层生活世界的了解和嵌入。干预对象的心理障碍会在实际生活环境中显露出来，因此无论心理咨询师擅长何种理论派别的干预技术，对干预对象的全景式生活经历和当下身处环境的掌握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政府购买的心理服务项目制中，心理服务者既有“开门”接待来访者的义务，还有主动发现、辨识和帮助潜在需求对象的义务。这一点与通常商业性质的心理咨询有着重要区别，也恰好体现了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以及社会治理的创新举措。由传统的强控制方式转变为多样化的柔性管理方式，合作治理为公共事务管理带来创新的动力和空间，有利于提高政府治理水平，为公众提供更有效的公共产品和服务^[25]。主动介入而非等待需求个体，要求心理服务者不仅要转变工作观念，还要与当地基层社会建立文化嵌入和信任。外来心理服务者在一段时间内同基层社区存在物理距离间隔及社会距离间隔，初始阶段这些服务者的时空在场还只是符号化的在场，将符号化在场变成实质性在场需要有力的中介力量，而当地社区干部常常起到了这种中介力量的关键作用。

四.   当地熟人型组织的互惠合作性发展

当地熟人型组织借助国家重视社会心理建设的有利契机，加上长久以来对心理服务的强烈情怀以及深厚的地方情结，往往能够取得较好的发展势头。在社会需求涌现的机遇中，当地熟人型组织以政策敏感和业务拓展优势揽收了大量业务，实现了内部组织优化和外部业务催生两个方面的适度融合。

一   趣缘联结和社会资本的助推

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动员和组织各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取得实效。当地熟人型人才创办的心理服务组织主要有社会类和体制内两种，前者通常由当地已有一定经济基础、对心理学特别感兴趣、了解当地市场需求的人士创办；后者往往由有高校任职背景的人士创办，其深耕心理咨询领域多年，同相关单位部门具有良好合作经历。熟人型人才领衔的心理服务组织一般规模不大，骨干成员通常是两三位具有相似趣缘关系的密友，员工人数大多不超过10人，除了核心成员外的其他工作人员流动较大。这类心理服务组织的专业优势集中在少数几位骨干成员身上，体现出较强的关键少数的重要作用。熟人型人才深谙基层社会个体容易出现的心理失常和障碍，还能较好地理解国家政策层面的重点心理建设任务，能够在家庭婚姻心理辅导、青少年心理干预、老年人心理支持、未成年人犯罪司法心理介入、社区矫正人员及戒毒人员心理监测、上访人员心理调解等方面起到积极的心理服务作用。上述优势的充分发挥，有助于地方政府、心理服务组织和社区群众在良好社会心态建设方面实现沟通协作。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之下，地方政府治理基层社会越来越重视建设整个社会层面的积极平和心态，各个部门单位也开始从心理干预的角度提升工作效果。基层社会的许多实际工作确实存在大量心理沟通、安抚、疏导和调节的需求，地方政府也释放出更多的机会接纳心理服务组织完成相关任务。在越来越原子化的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亲密性和稳定性出现下滑趋势，社会情绪的非正常爆发也时有出现，家庭模式和居住方式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亲情支持的强度缩减，传统秩序对人的心理及行为的约束受到明显冲击，因此社会化的、非亲情式的心理支持对于满足个体的精神需要尤为关键。在社会领域，低成本的社会善念并不需要国家或者民众做出很大牺牲，或可助力达成和平、和谐的社会治理目的^[26]。外部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是大势所趋，个体原子式的存在状态也会更加普遍，理解人的内在心理需要及其发展规律尤为重要。以新的机制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导致的个体心理问题，进而促进社会整体心态积极良好，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十分关键。

熟人型心理服务组织能够敏锐地抓住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机遇，主动关注和参与体制内各部门单位所需的心理建设任务。较高声誉的社会组织往往比较容易获得项目支持，并与社区建立合作关系，取得初步的绩效成果^[27]，增加人们将社区作为家园的一份集体记忆与情感连接，有利于增加民众的社会资本，培育公共精神^[28]。“官方项目+市场行为”的双模式很好地改善了心理服务组织的生存境遇，承接官方项目更多倚重的是“名”，开展市场行为更多追求的是“利”，这样的“名利双收”保障了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完成官方项目不仅有严格的项目收支约束，而且财务方面需要接受监督，盈利是较为有限的，仅凭这些项目的最终收入往往很难支撑熟人型心理服务组织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同官方合作带来的非经济利益却有很大的溢出价值，同官方顺利合作并受其指导，以及可能得到官方褒奖是熟人型心理服务组织的一种重要声誉资源。这些声誉资源作为信号传递出组织拥有优秀的专业能力，增加合法性和权威性，从而吸引更多社会需求人士前来寻求帮助。只有市场化的商业活动达到一定数量时，熟人型心理服务组织才能实现发展性的财务收入，在改善硬件和提升能力方面有充足的保障。

二   学习拓展和建立信任的策略

熟人型心理服务组织通常保持着高度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动机，非常渴望在专业素养和技术上继续提升，愿意主动追踪行业的新动态、新技术，利用各种专业论坛和高级培训班讲座的机会向业界名家学习请教，努力进入高层次的行业组织或专业圈子。这种专业资源的强化与积累明显的好处是，既能够满足熟人型心理服务组织提升专业水平的实际需求，又可以拓展其组织发展视野和管理能力。保持继续学习和持续完善心理干预的观念与技术，是当地熟人型心理服务组织在市场竞争中维持优势地位的重要途径。心理服务市场的年轻群体占服务需求对象的比例很大，能够达到三分之二甚至更高的比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新潮，频繁接触新事物，个人的自我意识强烈，心理咨询师如果只限于书本中抽象教条的旧式技术，将很难获得年轻心理干预对象的基本信任，难以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在学习拓展业务能力的同时，只有获得更多的实战机会，才能更好地锻炼业务水平，强化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当地心理服务组织需要继续主动拓宽服务范围，在打造主打领域的口碑之外，注重观察市场需求，培育潜力较大的新领域。

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外来输入型心理服务组织往往受合同时间的限制，非常看重投入产出的性价比。当判断项目收益有可能未达到理想预期时，在中后期服务阶段容易出现一定的质量打折，甚至消极怠工的道德风险现象。相比而言，当地熟人型心理服务组织对生活辖区具有更强的地方依恋，也有长期的职业规划，更能够容忍在某个项目上经济回报暂时不利的局面，愿意以示弱和退让的方式为日后机会争取情感和道义上的砝码。当然，熟人型心理服务组织知道仅凭单方面的妥协并不具备可靠的对话谈判力量，而需要从实践中掌握一些行动策略来应对现实的挑战。

对标实际需求、以问题为导向、扩大社会影响是熟人型心理服务组织的发展方向指引。熟人型心理服务组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兼顾了公事公办和人情世故。公事公办是指以社会公益类组织身份参与竞标地方政府部门的任务项目，中标后按照合同约定的规范严格执行，接受监督^[29]。但在基层社会，公事公办之外还有人情世故，即人们常说的人情、面子、关系等。人情世故是熟人社会基于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情感联系，也是在遵循法律和道德基础上的行为逻辑。在可以预见和控制的范围内，依据常规人情世故的熟人关系可以减少为防范不确定性而付出的成本，提高沟通的效率，实现一种可以被社会接受的互惠规范。熟人型心理服务组织在与体制内部门单位以及企事业单位合作过程中，逐步在重点关注群体的身心健康成长和权益保护、妇女家庭婚姻心理援助、老年人精神孤独等领域细化心理服务内容，摸索出适合当地实际的经验做法^[30]。就心理服务合作而言，项目时间通常在一年至三年，时间周期较长，信任关系经历相对较长时间的考验会变得较为稳固。熟人社会的信任关系能够让当地心理服务人才在遇到困难时保持一定的耐心与信心，以多样的方式保障或弥补自己的工作付出，并且更多时候带来利益增多的机会，从而不断扩大合作的规模^[31]。

五.   总结

当地熟人型心理服务组织和外来输入型心理服务组织在身份上具有一定的差别，两者在市场运营中存在着竞争关系，但也发挥着互补作用。处理好两类心理服务组织的关系，有助于提高社区心理服务的水平。

一   适度开展合作，建构利益分享关系

无论是出自人类天性还是基于理性考量，采取利他行为促成社会合作已成为各个群体的基本共识，这一共识对社会合作的生成意义重大^[32]。外来输入型组织来到当地承接心理服务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凭借自身及组织的专业优势获得官方的认可，其专业自信心较高，也做好了按照合同任务开展工作的准备。不过，纸上任务跟现实基层发生的“故事”总是有很大的出入，甚至会面临意想不到的状况。如果外来输入型组织固守提供心理咨询的角色定位，将可能感受到来自两方面的不适体验：一方面，外来输入型组织发现，对于潜在的需求对象来说，要么不会主动走进正式的心理咨询或辅导场所，要么是纯粹的心理技术空间并不适合解决需求对象的问题；另一方面，工作环境中的基层干部和社区人员也不会认为心理咨询师只限于在技术空间内开展工作，而是需要不断地“开门”工作，主动走进社区生活。从有限的技术空间的主导者转变为生动的生活空间的参与者，外来输入型组织需要面临多方面的再学习。恰当的分工协作对于各方都是必要的，较为符合实际的做法是，外来输入型组织和当地熟人型组织开展合作，改变彼此对立的市场竞争关系。外来输入型组织依托业务优势和丰富经验进入当地开展服务，从长期扎根的需要出发，适量接纳当地熟人型人才协同完成合同任务。这样做的好处是，利用当地熟人型人才熟悉社区生活的优势，有效加快外来输入型人才嵌入社区开展心理服务的速度。一方面，高效应对基层社会治理复杂情形下当地各类心理服务呈现出的多样化需求，在官方的安排部署中促进社会层面良性的心态与情绪；另一方面，有限度的合作也能降低外来输入型组织因不可抗力出现服务折扣的道德风险，当地熟人型组织可以免断档地无缝对接项目任务，减少意外情况对社区心理服务工作的冲击。

二   增强资金链抗压能力，探索拓展服务空间

外来输入型组织承接的政府购买心理服务的直接收益往往有限，经济风险也很低。低收益、低风险的实际特征决定了外来输入型组织长期扎根基层心理服务工作的意愿较弱，容易出现“一锤子买卖”的保守心理。特别是某些情况下政府购买心理服务项目出现一些波动，如实施项目到期可能暂停延续、财政拨款延迟到付、项目实施过程中任务增加等，外来输入型组织“算经济账”的意识就会加强，发展长期业务的信心出现动摇，为业务退出留好了后路。外来心理服务组织一方面应增强资金链抗压能力，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拓展服务的空间。出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利益考虑，地方政府采取更好的策略兼顾外来输入型组织的发展实际和基层心理服务持续存在的两者需求。事实上，外来输入型组织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心理干预领域，其专业优势和经验也不可能总是保持领先。因此，特别需要在服务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恰当定位外来输入型组织，依形势变化进行科学调整。在彼此合作、互补共存的关系中，外来输入型组织和当地熟人型组织需要共同考虑如何深度推进开展基层社会的心理服务。

当前，从物理空间的客观符号和实际功能、社会空间的普遍知晓和认知感受而言，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已初步发挥作用。但在社区引入社会力量提供心理服务是新事物，其规律特点和方式方法还处于不断探索当中。心理服务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需要将“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无论是外来还是当地心理服务组织，都应当对具体的社区环境、社会关系、社会基础有着真切的认识并灵活运用，充分了解和深入基层社会生动的现实生活，在真实的生活中开展个体心理调适和干预，把心理服务扎根在基层。在外来心理服务组织和当地心理服务组织之间，应适度开展合作，建构利益分享关系与增强资金链抗压能力，探索拓展服务空间。面向社会治理的社区心理服务是各类心理服务组织面临的一次重要时代机遇，这些成功探索将成为其服务国家、奉献社会的光辉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