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的名字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尊敬。”^①作为“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这个名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全球影响。马克思中文译名的发展演变与社会影响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映射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权威的编译机构、组织专业的翻译团队，最终使马克思中文译名形成共识，达成一致表述。系统考察马克思中文译名在中国的历史演进，阐析其演变的特点，镜鉴其传播的影响，对回答如何“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时代之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   马克思中文译名的历史演进

一般来说，了解一个人及其思想，首先从名字开始。马克思的名字刚进入中国时，人们在翻译表述上并不统一。当时，社会各界对以英文、日文、俄文为主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进行转译，先后使用过近40种不同的马克思中文译名，如“马客偲”“麦克司”“麦喀士”“马克司”“玛罗科斯”“马枯士”“马尔克斯”“埋蛤司”“马客士”等。比对源自不同语种文献的马克思中文译名的传播踪迹，结合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背景，可以清晰地呈现马克思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

一   从“Marx”到“马克思”：英文翻译下的马克思中文译名

马克思的名字最先由英文资料翻译进入中国。1899年2月至5月，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至124期连载了由李提摩太、蔡尔康合译的《大同学》一文，该文节译自英国人本杰明· 颉德(Benjamin Kidd)的《社会进化》一书的前四章节。在《大同学》的第一章“今世景象”中，首次出现马克思的中文译名：“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②而原文对马克思的描述为“They have rather been those advanced by the School of Social revolutionists of which Karl Marx is the most Commanding figure”^③, 并未提及马克思的国籍。因译者对马克思的了解并不深刻，错误地认为马克思是英国人；随后译者又很快纠错，在《大同学》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中写道：“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④《大同学》第一章中的“马克思”与第三章中提到的“马客偲”，都是“Karl Marx”的最早译法。将“Karl Marx”翻译为“马克思”“马客偲”，此时马克思中文译名已具有国籍认证、“百工领袖”的身份认同和“主于资本”的语义内涵。从1906年的广学会年报报道“《万国公报》于最近九年之中售出三十六万九千九百十二册”^⑤，可看出“马克思”借助《万国公报》的出版、发行，在当时的中国已广受关注并扎根下来。值得一提的是，最早传入中国的马克思肖像也源自欧洲。1906年，中国知识分子张静江、李石曾等人在法国巴黎成立世界社。世界社于1907年出版大型画册《近世界六十名人》，收入当时背景下近代60位世界名人的肖像，马克思在该书中的中文译名为“马格斯”，肖像下方附有他的生平简介。^⑥

受知识水平、阶级分化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最早由欧洲渠道传入的马克思中文译名只在由洋务派官员、在华外国传教士和中国记者等上层精英、士子所构成的上层阶级中传播。由开始就存在的“马克思”“马客偲”等译名以及马克思是“英人”的国籍错误可看出，马克思中文译名最初并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约定俗成的用法。但是从“Karl Marx”到“马克思”“马客偲”的过程来看，马克思中文译名的最初语义与“德国”“工人”“资本主义”等元素已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二   从“マルクス”到“马克思”：日文翻译下的马克思中文译名

“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⑦为救亡图存，清政府维新派和部分爱国人士派遣留学生去邻国日本学习，其中一些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马克思中文译名的演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研究早期关于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日文文献资料可知，“マルクス”(马克思)在日文中较早出现于1899年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书中有“マルクスの主義”(马克思主义)的提法。而1901年西川光次郎的著作《社会党》，不仅介绍当时欧美国家的社会思潮，也介绍了“マルクス主義”(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02年，西川光次郎又出版了名为“カール·マルクス”(《卡尔·马克思》)的小册，称马克思为“人道之战士”“社会主义之父”。该书第五章以“マルクス主義”为标题，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论、阶级斗争等进步观点。^⑧此后，“マルクス主義”在日本社会得到广泛认同，日本社会主义学家也逐渐运用起来。例如，守屋源次郎所著的《独逸社会史》中多处使用“マルクス主義”“マルクス主義の勢力”作为标题，桑巴特(Werner Sombart)著、神户正雄译的《社会主义及社会运动》日文译本则首次提出“マルクス主義者”(马克思主义者)的概念。^⑨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风行，“マルクス”在日本已然成为大众通识名字。这一时期，受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中文报刊中出现大量不同译法的马克思中文译名，体现出不同的语义内涵。

其一，探索马克思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表明了马克思在“社会主义”领域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评价“麦喀士”是“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⑩；次年，又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中评价“麦喀士”是“社会主义之鼻祖”^⑪。1906年，《民报》第4号刊载社员翻译的《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一文，该文提出社会主义学说由“卡玛”和“殷杰”创立。^⑫1911年，钱智修发表《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提出“德人楷尔·麦克”是“近世社会主义之开山”^⑬。1914年9月，《正谊》刊登张东荪的《予之联邦组织论》一文，表明“马克斯”是“社会主义之鼻祖”^⑭。同时，众多学者关注到马克思对发展“社会主义”的贡献。1903年2月，久松义典著、杜士珍译《近世社会主义评论》一书阐明，近代社会主义由圣西门创造，“而显彰于考鲁玛古斯”^⑮。1903年3月，西川光次郎著、周子高译《社会党》一书指出，社会思想由黑格尔与费希特创造，是“马克”的出现，才让“其思想益扩充”。^⑯1903年，《浙江潮》刊登大我的译作《新社会之理论》，该文认为社会主义学派由法国人罢勃(即巴贝夫)创立，“其后劲则犹太人埋蛤司”。^⑰1915年，《大中华杂志》刊登青霞的译作《欧洲战争与文化》，该文认为“客尔·麦克斯”的社会主义改革带给英国“新独立主义”。^⑱1916年，《东方杂志》刊登《德帝威廉第二之心理解剖》一文，指出德帝威廉二世之所以恐惧社会民主党，是“因该党宗旨偶触德帝之恐怖心也”^⑲，而文中所说的宗旨就是“马格思氏”提倡的社会主义。这些译作都将马克思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为后来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形塑的知识背景做出了良好的研究尝试。无论是“泰斗”“鼻祖”“开山”还是“显彰”“益扩充”“后劲”，都体现了马克思在“社会主义”领域的崇高地位与推动作用。

其二，厘清马克思与“工人”“劳动者同盟”“民主党”等无产阶级群体的联系。1901年，《译书汇编》连载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文中描述伦敦出现代表第一国际的“万国工人总会”，“麦克司”能够“总理全体”。^⑳1903年，村井知至《社会主义》的罗大维译本描述“卡尔”可以“组织万国劳动者之同盟会”。^㉑1906年，廖仲恺在《民报》发表译文：“万国劳动者同盟设立于伦敦。主此同盟者为麦喀氏。”^㉒《政艺通报》刊载的译文《德国之社会民主党》认为，“马枯士”的共产主义是社会民主党的最高规则，“该民主党向奉马枯士之革命的共产主义以为圭臬”。^㉓“总理”“组织”“主”“圭臬”都能体现出马克思在“工人”“劳动者同盟”“民主党”等无产阶级群体中的领导作用和杰出贡献。

其三，研究、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较早提及《资本论》的人是马君武。1903年，他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中介绍“马克司”是“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㉔1905—1906年，《民报》刊载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叶夏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指出“马尔克”与“嫣及尔”(恩格斯)拟草《共产主义宣言》，^㉕宋教仁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中表示是“马尔克”作《共产党宣言》，^㉖叶夏声推论“马尔克”创作了《共产党之宣言》。^㉗1907年，胡汉民借《民报》直抒胸臆，称“马尔喀及烟格尔士”的《资本论》影响力“警动一世”，是解决“资本国”问题的唯一办法。^㉘1907年6月，《新世界》第二期刊登了蛰伸译述、煮尘整理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一文，着重介绍《共产党宣言》。^㉙同年，孙中山发表《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的演讲，阐述“麦克司”经过三十年的苦心孤诣才“著为《资本论》一书”。^㉚1915年，《东方杂志》刊登《大战争中之非战论》一文，钱智修在文中呼吁学习马克思的理论著作：“麦克思”的主义，我们“不可不试验之”；“共产党之宣言”，我们“不可不仿效之”。^㉛当时的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联系起来，既推动了马克思代表作的传播，也完善了马克思中文译名的理论内核。在向日本学习的历史环境中，马克思中文译名得到了发展、丰富，与“社会主义”“工人”“劳动者同盟”“民主党”等概念产生了嵌套式联系，这些概念渲染了马克思的阶级属性。随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的传播，马克思的影响随之扩大。这些交杂的元素体现在碎片化的译法中，孵化了“马克思”的雏形。马克思中文译名繁多，也说明当时中国的社会各界非常渴望接触、了解马克思的著作与理论。

马克思主义著作有的几经翻译、出版，由于翻译人员和翻译机构的水平参差不齐，马克思中文译名即使在同一作品中，译法也不尽相同。以《社会主义神髓》为例，1903年7月，幸德秋水在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的基础上完成了著作《社会主义神髓》。该书经万朝报社出版，奠定了日本社会主义理论基础。1903年10月5日，在中国达识译社翻译、《浙江潮》编辑所出版发行的译本中，马克思中文译名为“凯洛马尔克斯”；1906年，在谭其茳翻译、东京奎文馆书局出版的译本中，马克思中文译名为“加尔马参”；而后1912年7月14日，在《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十二号刊发的高劳译本中，马克思中文译名为“麦克斯”；^㉜1923年11月，《社会主义神髓》再出版，《东方杂志》二十周年纪念刊物将马克思的名字译作“马克斯”。^㉝又如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1903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全书共分四编，阐述“加陆马陆科斯及其主义”; 1927年上海时代书店再版，绪论中的“加陆马科斯”与正文中的“加陆马克斯”都是马克思的中文译名。^㉞由此可见，虽然出版机构是马克思中文译名传播的重要平台，但是对马克思中文译名的使用并未形成统一标准。从“マルクス”到层出不穷的马克思中文译名，可以看出马克思中文译名仍未定型，其语义内涵和逻辑理路仍需建构。

三   从“Маркса”到“马克思”：俄文翻译下的马克思中文译名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㉟，呈现了“马克思”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研究早期有关马克思的俄文历史资料，可以追溯至1872年4月8日，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俄译本在圣彼得堡出版。该书封面标明作者是Кapлa Маркса、译者是盖尔曼·亚历山德罗维奇· 洛帕廷。俄文译本是《资本论》的首个外文译本，该书在俄国的传播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资本论》在俄国几经翻译、流传甚广。苏俄成立后，当局对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版的《资本论》俄译本不断地进行修订、改进和发行，使得该版本成为苏俄及之后的苏联最为流行的《资本论》俄译本。^㊱十月革命的成功，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正如李大钊所说：“‘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㊲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浸润，马克思中文译名受俄文译本影响，译法日渐趋同、规范。考察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中文译名演进趋势，能够更清晰地看出其发展轨迹与衍生意义。

1911年，清朝创立俄文学堂，这是学习俄文的先进阵地，但学堂办学收效甚微，至1920年培养的俄语毕业生不过百余人。^㊳由于这一时期懂俄文的人才较少，进入中国的俄文马克思主义译作并未立即取代英文、日文等译作成为主流，英文、日文等文本仍是中国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资料来源。随着苏联共产党创办了几所大学，在那里接受培养的中国学生陆续回国后，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变。十月革命让国人大为震动，宋国枢认为“加尔马克”和他的学说“俨然再生于中华矣”，^㊴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则肩负起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重任。由此，马克思中文译名的内涵被逐渐建构起来，并向更具体的方向发展。

其一，建构马克思与“革命”的内在关联，说明其国际影响。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中勇敢地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为中国带来不同的马克思中文译名。李大钊首次编译的马克思中文译名见于《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他在该文中高度赞扬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其说是威尔逊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的功业，是马客士的功业。”而“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㊵1919年3月15日，高一涵在《斯宾塞尔的政治哲学》中讲解斯宾塞尔时代的政治思潮，并塑造出“马克斯”的国际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力，称之为“政治上的信条”。^㊶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在《过激派与世界和平》一文中指出，全世界“马克司派”的共同目标是“都想建设劳农政府”。^㊷1920年2月1日，黄日葵在《日本青年文化同盟之成立及其宣言》中介绍了日本早期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团体及其宣言，并强调了在“马克司之殉教精神”的激励下欧洲所掀起的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㊸从“功业”“宗主”“信条”等关键词可看出马克思在革命运动中的崇高身份，而“马客士”“马克斯”“马克司”等马克思中文译名则镌刻着独属于马克思的国际影响力。

其二，塑造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等学科领域的多维形象。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着手马克思的经济学家身份形象塑造，指出“马客士(marx)”是“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㊹1919年5月15日，陈启修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一文中肯定了“马尔克司”唯物史观的哲学地位，认为从有了唯物史观开始，“各种社会的科学，因此都换了面目，与从前是大不相同的了”，并详细阐述“马尔克思”所持“唯物的历史观”的含义：“人类的文化历史”，“即是由物质的境遇造成的”。^㊺1923年3月3日，高维昌记录下江亢虎的演讲《社会问题》，通过对比亚当·斯密和“喀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㊻1935年9月16日，连士升在译文《论经济史的研究》中介绍: “马克思·卡尔”的“唯物史观”，是“创造历史的哲学”。^㊼先进知识分子们从经济学、哲学等方向，围绕“唯物史观”，创造出不同的马克思中文译名，为塑造马克思在各社会学科领域的立体、多维形象提供了重要元素。

除此之外，还有人表彰马克思的高尚精神品格。1920年10月2日，杨明斋在《苏维埃的平民教育》中记录“马格思”对少年儿童的关心与期盼，想将他们“养成事实与理想最调和的人才”。^㊽1922年5月5日，雁汀在《马克思传》中细述了“嘉尔·马克思”的生平活动与不屈的革命精神。^㊾马克思中文译名在中国被广泛接纳，知识分子群体各抒己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从“Маркса”到“马克思”，可以看出马克思中文译名的内涵得到进一步塑造，并发展成为更多视角、广视野、深层次的政治语言符号。

二.   马克思中文译名的演进特点

马克思中文译名经英文、日文、俄文等资料翻译后进入中国并不断演进，其演进历程能够有效映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轨迹，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   马克思中文译名源自不同渠道，带有源头语言特点

音译是翻译的首要方式。受翻译对象语言、译者自身的理解和译者口音等影响，马克思中文译名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以日文为例，经日文资料翻译而来的马克思中文译名，其演变特点在于携带源头语言的发音习惯。“マルクス”(马克思)在日文发音中有四个音节，受其影响，由此而来的马克思中文译名通常也是四个字。例如，1903年，《译书汇编》刊登译文《俄罗斯之国会》，指出马克思学说的传播渠道：“达而文及加路鲁·玛罗科斯之说，皆传自新闻杂志之记者。”^㊿同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将马克思的名字译作“加陆·马陆科斯”。再如1906年，《新民丛报》刊载了吴仲遥的译文《社会主义论》，文中的“玛鲁坷士”也是马克思的四字译名。由“加路鲁·玛罗科斯”“加陆·马陆科斯”“玛鲁坷士”等译名可见，马克思名字的译法受日本语言习惯影响，不同的中文译名留存了中国学习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记忆。质言之，马克思中文译名承载了不同语种文本的直属记忆，并携带了源语言的发音习惯。

二   马克思中文译名源于不同群体，带有群体认知差异

不同群体在面对马克思中文译名时存在着明显的认知差异，这种差异是导致马克思中文译名持续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1918年，李大钊、高一涵等人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据朱务善回忆，为躲避当局的围追堵截，这个团体起初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为当时‘马克思’有译为‘马尔格时’的，与马尔萨士之音相近似，所以他们把这个团体好象是定名为‘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以便在警厅机构盘查时，说这个团体研究的是人口论，并非共产主义。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马尔格时”与“马尔格士”等马克思中文译名，为知识分子躲避当局的压制与迫害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帮助。

1919年7、8月间，受日本、苏俄的影响，中国出现许多有关马克思的出版物。据李春涛回忆，当局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危险思想，下令警察局没收相关读物。受惑于“马克斯”“马尔格斯”等不同的中文译名，警察竟不知马克思的具体所指，更有长官自以为是：“马尔格斯是四个字，马克斯是三个字，难道连这些都弄不清楚吗？”所以他们“没收马尔格斯学说的书；而马克斯的书，却依然发售，直到现在”。“马克斯”“马尔格斯”的出现让马克思中文译名得以继续生存，也为其增添了属于知识分子的独特智慧。1919年8月31日，《每周评论》被北洋军阀查封。针对此事，戴季陶发表《可怜的“他”》以示不满，他指出，“你们不见报上说他们要禁止传布‘马尔格时主义’么？”当局要禁止“马尔格时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司主义”却能继续发行，“因为命令上的文字是‘马尔格时’四个字，并不是三个字”。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尽管马克思主义著作面临严重的封禁和打压，然而“马克思”的传播并未因此而沉寂。相反，它通过巧妙的译法，在各种渠道中找到了生存的土壤，并焕发出新的生机。可见，马克思中文译名的演变能够反映出其具有群体认知差异的特点，也见证了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不懈追求与无穷智慧。

三   马克思中文译名源自单篇与合集，带有局部与系统编译的特点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论著主要以节译和摘译为主，这些单篇著作在翻译过程中均融入了学者个人对马克思中文译名的理解和诠释。以《解放与改造》为例，该刊收录了多篇译作，其中颂华在《社会主义之批判》一文中将马克思的名字译作“马格斯”，明权在《社会主义之改造》一文中又将其译作“马克司”。还有同一位译者创造不同译名的现象，如《中国青年》曾就读者难以辨别朱执信笔下不同的马克思译名具体所指问题给出回答，朱执信所说的“马尔克”就是“马克斯”。可见，不同译法的马克思中译名导致了读者在认知上的混乱，无法分清其具体所指。早期的马克思中文译名在单篇著作中存在多样性特征，呈现出局部编译的特点。

1920年8月，“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版《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意味着马克思中文译名走向有计划、有组织地系统编译阶段，成为马克思主义著作单行本在中国出版的历史起点。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以统一中文译名“马克思”为著作者的合集作品的出版工作获得了正式的组织保障。1921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专门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日，《新青年》杂志刊登《人民出版社通告》，公布了当年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译本的出版计划：“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其他包括恩格斯等人的著作9种。尽管在出版过程中受到了诸多制约，出版计划未能完全实施，中国共产党依然克服困难，在一年内出版了十余种书籍，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马克思的《工钱劳动与资本》(袁让译)等著作。“这是在我国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系统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此后，马克思的著作常以连载的方式出现在报刊中。例如1925年2、3月间，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连载丽英的译文《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又如1925年5月，《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杂志连载了彭学沛翻译的《哥达纲领批评》，等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著作合集有计划、有组织地系统出版提供了组织基础，马克思中文译名由此具备了系统编译的特点。

四   马克思中文译名源由他乡到本土，反映出接受与内化理论的特点

十月革命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论著让少数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马克思”，“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剖析“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余工余值说”等学说思想，积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化，并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一个最大的发见”。科学的理论需要通过教育传递到人群中，中国共产党为了让更广大的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在“马克斯”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创办了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共产主义学校，用以“广泛地有系统地来传播马克斯所创造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中文译名的演进见证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实践。

部分留学生从欧、美、日本等地留学归来后，“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只是接纳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够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同时，也在内化自身对“马克思”的认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化，体现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之中，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是科学的理论，但“我们若不知道中国客观的实际情形，还是无用的”。例如，毛泽东虽不擅长外语翻译工作，但是他用中国的成语、典故、诗词、谚语生动形象地诠释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本观点。在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雷仲坚译本后，他写下：“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斯主义中是决定要素。”他用“路遥知马力”来解释质和量的关系，“路遥知马力，马力是质，路遥是量”；用“人多成王”“韩信将兵”等典故，来描述量变与质变的原理。

总之，经过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与内化，中国共产党人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联系，并输出了带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马克思”从他乡融入本土的历程，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内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过程。

三.   马克思中文译名的社会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创者，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当下，“马克思”这一中文译名已家喻户晓，成为中国人尽皆知的伟大思想家的认同符号。提到“马克思”，我们自然会想到它带给中国历史的巨变与辉煌，“马克思”不仅仅是一个译名那么简单，它是一个政治符号，更是一种情感符号，蕴含着几代人对真理的追求和深刻的历史记忆。研究马克思中文译名发展演变的历史，可见其独特的社会影响。

一   马克思中文译名的历史演进，推动了民众对马克思的学习认同

1872年，马克思用法文写信给《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出版者：“您想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的译本，我很赞同。这本书这样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将马克思的著作翻译为中文，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关心无产阶级伟大精神的传承，也满足了广大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需求。马克思中文译名的发展演变离不开几代翻译者的付出，“没有搞翻译工作的我们就看不懂外国的书，他们翻译外国的书，很有功劳……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早期由英文、日文与俄文资料传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未能形成完整体系，且译者水平参差不齐，马克思中文译名的译法未能形成共识。许多学者都难以辨别其译名所指，人民群众更无从分清。这一现象极大地阻碍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学习与认同。

马克思中文译名的译法形成共识，需要专业的翻译团队作为人才支撑。恩格斯指出，译者必须具备专业的职业技能，精通源语和目的语两门语言，翻译马克思的思想著作“不仅要精通德语，而且要精通英语”。为全面了解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组建专业翻译团队出版丛书，从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如马列学院编译部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参加丛书编译、校对工作的工作人员水平很高，有“张闻天、王学文、吴亮平、成仿吴、徐冰、何思敬、艾思奇、柯柏年和何锡麟等同志”，翻译出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都是经得起反复推敲与时间考验的。其中，《反杜林论》出版10周年之际，为保证质量，吴黎平根据德文原本，参考1938年苏联新修订的俄文版、英文版，对该书译文重新加以校订。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文艺》先由曹葆华和兰天共同译出，最后由周扬校对定稿。曹葆华“在翻译同一本著作时，一般都参考过俄、英、德三种文本。他的初稿，每行文字间留有很宽的空白，以供反复删改”。“抗大教授、延大法学院院长何思敬曾和徐冰合作把《哥达纲领批判》译成中文，由延安解放社发行。这个译本的质量也超过了二十年代北京、上海出过的版本。”每个高质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译本都是经由多种译本对照后产生的，采用的中文译名都统一写作“马克思”。统一的中文译名“马克思”既饱含着翻译人员的集体智慧，也凝聚了知识分子的共识。有了专业的翻译文本，人民群众才能更好地对文本进行学习，才能对马克思及其思想产生认同。马克思中文译名的发展演变体现出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进行的高质量诠释和编译，马克思中文译名形成共识则进一步推动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学习和认同。

二   马克思中文译名的历史演进，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中文译名达成一致，能消除读者对马克思的认识混乱，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中译名形成共识，需要权威编译机构作为输出保障。

“当时经典著作的出版中心已转移到革命的圣地延安，这就为有系统地大量翻译和出版这类书籍创造了较过去大为有利的条件。”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面对马列著作译本不足和急需马列军事理论学习的现实困境，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办了两个最具权威性的翻译机构。一是，中共中央于1938年5月5日在延安成立马克思列宁学院，并专门设立了编译部，负责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译工作，由院长张闻天兼任编译部主任。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个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影响深远且收效颇丰。例如，“《斯大林选集》首先在1939年3个月内出齐5卷。《马恩丛书》10卷，从1938年到1942年出齐”。二是，为了把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军事著作与苏联的军事资料译成中文以供学习，1938年10月，中共中央专门建立了由叶剑英指导，曾涌泉、何思敬等知识分子参加翻译的军委编译处。军委编译处是“第一个由共产党的中央军委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专门翻译马列主义军事著作的机构”。权威编译机构的建立为统一马克思中文译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据不完全统计，1921—1949年全国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共532种，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1921—1927年有6种，1927—1937年有38种，1937—1945年有30种，1945—1949年有6种。可以看出，1927—1945年是翻译、传播马克思著作的巅峰时期，其中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卷)均采用“马克思”这一中文译名。中国共产党权威机构编译的丛书作品为马克思中文译名达成一致树立了权威。

对编译机构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精益求精。1942年毛泽东在给何凯丰的信中指示，“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1943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颁发《中央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为此，中共中央指定何凯丰、杨尚昆、师哲等同志组成翻译校阅委员会，推动了《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的翻译工作走向标准化、系统化。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采用统一的马克思中文译名，通过建立权威编译机构形成了对马克思中文译名的共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随着马克思中文译名形成共识，马克思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在全国各地更好地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也被更广泛地传播。梳理马克思中文译名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可以清楚呈现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中文译名形成共识、达成一致的努力，以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丰功伟绩。

三   马克思中文译名的历史演进，存留了马克思在中国的历史记忆

“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马克思中文译名经历不同时代、不同载体上的译法，是历史记忆产生、保存和流传的重要依据。马克思中文译名的发展演变见证了马克思主义通过英文、日文、俄文等文本翻译传入中国的历史轨迹。晚清时期，马克思中文译名几乎是“一家之言”，随着对日本、俄罗斯的学习，马克思中文译名逐渐丰富起来。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建立属于自己的权威编译机构，在知识分子群体的努力下，将碎片化的马克思中文译名进行系统化整合，使其得以形成共识、达成一致。历史记忆的形成依靠某些让记忆凝固的重要时刻，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中文译名满足了历史记忆的需要。

马克思中文译名从发展变迁再到达成一致的历史记忆，体现在权威出版平台和精通翻译技能的知识分子的结合中。一是《新青年》和李大钊。1919年5月15日，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特别开设“马克思研究”专号，掀起了各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风潮。《新青年》和李大钊在中国学界影响深远，“马克思”的译法被广泛接受并稳定下来。二是《解放日报》和师哲。“党尤其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质量。《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一文就重译刊载在1942年6月8日《解放日报》学习副刊第七期上，作为大家学习的标准。”《解放日报》编委会还为该文特地标注：“这个文件的以前数种译本，都有错误，兹特请师哲同志重行译出发表于此，研究时即以此件为标准。请大家注意。”师哲在文中采用了“马克思”这一中文译名：“必须使得党，特别是它的领导者，完全地精通与革命实践不可分离的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自此，“马克思”从众多中文译名中脱颖而出，并长期以一个稳定、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马克思中文译名形成共识、达成一致的历史使命得以完成。

描画马克思中文译名的发展演变历程，是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回望与探索。不同的马克思中文译名具有不同的特点，承载了不同群体、不同渠道的历史认知，也记录了“西学东渐”“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等历史重要时刻。与不同的马克思中文译名相伴随的珍贵的历史资源供后人挖掘史实、探索真相，也构造了属于“马克思”的历史情景，建构了马克思主义浸染中国的历史空间，保存了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印记。

从“Karl Marx”“カール·マルクス”“Кapлa Маркса”到“马克思”在中国的传播演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对马克思中文译名达成一致认同中作出的重要贡献，“马克思”写法的定型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长足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的名字和马克思主义一起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有坚实的理论根基，又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不断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

①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第420页。

②《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万国公报》第121期，1899年2月。

③ 林琳：《关于马克思的最早中译名及日本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问题》，《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④《大同学》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万国公报》第123期，1899年4月。

⑤《广学会年会报告记》，《万国公报》第206期，1906年3月。

⑥ 世界社编《近世界六十名人》，世界合作出版协会，1906。

⑦《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30页。

⑧ 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编《〈马藏〉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21，第122-123页。

⑨ 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编《〈马藏〉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21，第124页。

⑩ 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新民丛报》第18号，1902年10月16日。

⑪ 梁启超：《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新民丛报》第42、43合号，1903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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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 张东荪：《予之联邦组织论》，《正谊》第1卷第5期，1914年9月15日。

⑮ 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编纂《马藏》第一部第五卷，科学出版社，2019，第160页。

⑯ 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编纂《马藏》第一部第五卷，科学出版社，2019，第405页。

⑰ 大我：《新社会之理论》，《浙江潮》第8期，1903年8月12日。

⑱ 青霞译：《欧洲战争与文化》，《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10期，1915年10月20日。

⑲ 许家庆译：《德帝威廉第二之心理解剖》，《东方杂志》第13卷第11号，1916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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㉖ 勥斋：《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民报》第5号，190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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㉙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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㉞ 福田准造：《社会主义神髓》，赵必振译，上海时代书店，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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㊱ 刘洵：《马克思〈资本论〉在沙俄/苏俄/苏联/俄罗斯的传播历程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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