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留下来的文献遗产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①然而这些财富并没有完全落入我们的口袋，仍有相当一部分手稿文献尚未被辨识、研究。现今，其大部分手稿保存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G)，小部分保存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还有零星的手稿散落在世界各机构、高校、收藏家手里。我国已有学者对此开展了一些研究。周思成通过罗尔夫·黑克尔(Rolf Hecker)教授赠予的手稿复本，对恩格斯波斯语语法学习手稿进行释读、翻译与考证，并论述了恩格斯在学习波斯语过程中对东方问题的研究。^②陈长安解读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马克思致拉羽尔信，开展了书信的初步文本研究。^③

IISG在其官网中，将大量馆藏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公之于众，供所有人研究、学习。在马恩原稿页面^④的第2分类目录“马克思的摘录”(B. Exzerpte von Karl Marx/B 1-168)中，有一本MEGA²尚未发表的马克思晚年关于法国土地所有制的笔记(编号B_165)。王东将马克思的读书笔记分为30组(约170本)，并将该笔记本归入“第二十九组，1881年，关于法国土地所有制与手工业等笔记，1本”^⑤。孙乐强认为，法国小块土地所有制对于推动民主革命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其保守性使其终将走向灭亡，因而需要正确看待其历史作用。^⑥严立贤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恩格斯晚年提出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是建立小块土地所有制。^⑦李爱华则认为允诺农民维护小块土地所有制违背了社会主义总纲领的基本原则，应该教育农民使之认识到小块土地所有制瓦解的必然性。^⑧

目前，学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的研究成果尚且不多，对该笔记内容及相关理论的研究更是有限。土地所有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学界关于土地所有制的研究存在不同的声音，需要更加深入的剖析。探讨MEGA²尚未发表的马克思晚年关于法国土地所有制的笔记，可为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丰富文献资料，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把握马克思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述及其现实价值。因此，本文在该笔记目录与首页已完整辨识、第2—10页已初步辨识的基础上，结合笔记摘录背景，对其主要内容进行分析，阐述马克思晚年摘录该笔记的主要目的及其价值意义。

一.   笔记摘录背景与主要内容

该笔记写于1881年7月至8月，由德文和法文组成，笔记本有记载内容的部分共23页。IISG将笔记内容分为四个部分：(1)第1页，恩格斯撰写的目录(S.1：Inhalt von Engels)；(2)第2—11页，主要是统计记录，从不同文本中引用关于“法国小块土地所有制等”的内容(S.2—11：Vorwiegend statistische Aufzeichn.zum Thema “Frankreich - kleines Grundeigenthum etc.”aus verschiedenen Quellen)；(3)第12—19页, 1788年以前法国手工业条例(S. 12—19：“Französische Ordonanzen über das Handwerk”[vor 1788])；(4)第20—23页, Reveillon事件^⑨(S. 20—23: Affaire Reveillon)。法国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相关内容集中在第2—11页。

笔记本封面是恩格斯撰写的目录，其内容与IISG的分类略有差别。^⑩原文内容为：

Notizen über Grundeigenthum in Frankreich 1—10.

D. Vber Handwerk, Zünfte, Finanz etc. in Frankreich vor ihr Revolution 11—22.^⑪

翻译结果为：

(1) 法国土地所有制1—10。

(2) 关于法国革命前的手工业、行会、金融等11—22。

马克思在首页共摘录了七本文献资料的内容，分别是：(1)济贝尔(Sybel)撰写的《1789年至1795年革命时代史》(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szeit: von 1789 bis 1795)；(2)拉维涅(Lavergne)撰写的《1789年以来法国农村经济》(Économie rurale de la France depuis 1789)；(3)博伊托(Boiteau)撰写的《1789年的法国》(Etat de la France en 1789)；(4)乐高(Legoyt)撰写的《法国的财产碎片化》(Du morcellement de la propriété en France)；(5)戴尔(Daire)统计的地籍数据；(6)马克斯·魏尔斯(Max Wirth)统计的数据；(7)莫里斯·布洛克(Moritz Block)根据法国官方数据统计的数据。^⑫

马克思摘录的文献资料涵盖了两个基本要素：时空要素、生产要素。

就时空要素而言，马克思将目光主要集中在法国与两个时间节点上，两个时间节点分别是1789年和1851年，即法国大革命初期和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之后。这两个时间节点分别代表着：1789年法国从封建统治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重新将资本主义制度的法国拉回到封建帝制。马克思摘录的前三本文献资料均为1789年的法国农业经济数据，后四本摘录了1851年之后的数据。马克思在摘录第七本统计材料时提取了大量的数据，分别摘录了1851年、1856年、1861年、1868年的农业人口及其占地情况。就生产要素而言，马克思统计了大、中、小土地所有者的人数、占有土地的公顷数、占有土地的比例。在笔记第2—10页中，马克思还统计了农业生产相关职业的人数，如佃农、牧羊人、牧童、农夫、妇女、车夫、园丁等，按“有产”与“无产”、“男性”与“女性”、“成年”与“孩童”进行分类。除此之外，马克思对不同的土地也进行了详细的分类统计，如可耕地、葡萄地、天然草原、牧场、非农地、休耕地、人工草地等。

根据笔记摘录内容可发现，马克思的关注点在小土地所有者和大、中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土地分配问题上。他试图展现19世纪法国农村的分配结构，对小、中、大土地所有者的数量与其拥有土地面积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描述，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数量庞大的小土地所有者。根据笔记摘录，在1789年的法国农村，约有400万小土地所有者，拥有约1 500万公顷土地，这一群体的平均土地面积为每人3.75公顷。^⑬在法国农村社会中，数量最多的便是小土地所有者，如此庞大的群体在土地所有制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小土地所有者群体的数量和土地占有面积说明了他们在农业经济中广泛分布，且土地占有情况相对均衡。但相较中、大土地所有者而言，小土地所有者的人均占有十分有限。

其二，中土地所有者处于中间位置。1789年的法国农村有70万中土地所有者，拥有1 500万公顷土地。^⑭这一群体相对于小土地所有者来说规模较小，但在土地所有制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在土地分配中扮演中间角色，既不像小土地所有者那样分散，也不像大土地所有者那样拥有过多的土地。这种中等规模的土地所有者在农村经济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其三，少数大土地所有者掌握大量资源。1789年，法国仅有18万大土地所有者，却拥有1 800万公顷土地。^⑮这些大土地所有者在土地所有制中的地位显著，他们的人均土地占有量远远超过了其他两类所有者。在这种不平等的土地分配结构下，法国农村的土地大量集中在少数大规模土地所有者手中，可能导致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

其四，城市与农村的土地所有者情况。1851年，整个法国的土地所有者共有780万人。^⑯1851年之后，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但农业人口仍然占据大多数。^⑰1866年，法国有3 800万居民，其中一半居住在城市。^⑱城乡差异在土地所有制和经济结构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农业在19世纪的法国社会中仍占有主导地位。

其五，法国农民的经济情况。1851年，法国约有300万人由于占有的土地过少而根本无需缴纳土地税，约有60万人缴纳土地税不超过5生丁。^⑲整个法国，收入超过50法郎的农民只有大约340万人。^⑳农民在法国社会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但他们拥有的财产较少，收入来源单一，以至于大部分农民无需缴纳或只需缴纳很少的土地税。

马克思对18世纪末与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农村土地所有制进行了全面的材料搜集。从笔记摘录内容可以看出，马克思以结构化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法国土地所有制问题的看法。上文提到的五个方面中的前三个方面可视为一个整体，即小、中、大土地所有者的数量比例以及他们各自占有土地的情况。该整体呈现的是法国农村社会结构情况，结合后两个方面，马克思构建了一个以农村社会为核心、城乡关系及其经济情况为辅的法国社会结构性框架。据此，我们可得出两点结论。

其一，法国土地分配严重不均。法国大革命之初，农村人口远多于城市人口，且小土地所有者人数众多，这是法国主要的社会结构。直到1852年，路易·波拿巴称帝，这一结构仍没有大的变化。然而，如此重要的社会组成，却表现出畸形的分配情况。少数人掌握了多数的土地资源，土地所有制表现出严重的问题，再加上沉重的赋税制度^㉑，使矛盾越发凸显。在同一历史维度下，土地占有比例失衡导致了贫富差距，无法脱离资本剥削的本质。这是法国发动革命的主要原因，也是农民成为法国革命主体的主要原因。

其二，历史唯物主义的审视角度。马克思对法国的研究始于七月王朝末期，经历了整个第二共和国时期和第二帝国时期。时至第三共和国之初，马克思撰写了该笔记。笔记除了记录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数据，还记录了1851年、1862年、1868年等年份的情况，这些年份对应着法国不同的制度时期。马克思观察法国制度、税收政策和城乡人口比例之间的关系，透过不同的历史背景，观察法国农民的社会存在。当所处时代的不合理性突破了社会可包容的范围，法国便一次次地产生新的社会结构。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更为成熟地审视法国，结合对无产阶级革命与政治经济学的思考是该笔记的特点。

二.   笔记的摘录动机

纵观马克思一生所撰写的著作，每一篇均有其对应的时代背景与撰写目的，该笔记也不例外。在尚未被任何机构发表的前提下，将笔记置于历史背景之中，探究马克思的摘录动机以明晰其撰写目的，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笔记内容的含义。结合马克思晚年的研究方向，他摘录该笔记的动机可理解为对国家革命问题的研究和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在矛盾的进一步审视，并试图将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脉络与理论框架中。上文已知，笔记涵盖了时空和生产两个特定的基础要素，由此可从两个层面分析其动机，分别是法国与俄国革命问题的研究背景和“六册计划”的研究背景。

一   法国与俄国革命问题的研究背景

马克思在笔记中摘录土地所有制的相关数据并非偶然。早在1850年，马克思便将视野从普鲁士转移到法国，基于欧洲革命的失败经历，分析法国阶级结构和各阶级经济状况对政治态度的影响。1852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法国当时的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的生产方式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并进一步揭露了法国政权的虚伪性与法国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弊端。马克思逝世以后，1894年恩格斯撰写《法德农民问题》再一次提到了法国农民的问题，并对小块土地所有制进行了言辞更加激烈的批判，认为过时的生产方式会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㉒马克思早期对法国土地所有制的批判，更多是基于对法国革命的讨论。在笔记中可以看到, 马克思晚年的研究方法更加细致且具体，从数据的采集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法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延伸到了经济方面。从笔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旧的农业生产关系中，劳动力、土地面积和生产率是农民解放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晚年对法国的再次关注，是他基于早期法国革命研究的延续，也是他对该问题所作出的进一步探索。一直处于革命状态下的法国是马克思对其持续关注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摘录该笔记的重要动机。

此外，由于俄国公社面临生产关系转型的困境，马克思晚年将视野转向了俄国。该笔记记载于1881年7月至8月，同一时期马克思阅读了土地所有制、地租、农业问题和财政方面的政治经济学书籍。^㉓1881年，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写复信，在写正式复信前拟了四份草稿。在信件中，马克思讨论了俄国公社的问题，虽然正式的复信只有简短的两页纸，但他在草稿中对该问题进行了翔实的论述。马克思指出，公、私有制并存的俄国农业公社制度，赋予了公社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是公社解体的发生条件。他认为，当时的俄国公社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需要先从公有制转向私有制。^㉔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㉕对此他也给予了回答：“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㉖俄国公社的特殊性，导致了俄国革命应该是“广大公社破产农民反抗沙皇政府所引导的资本主义潮流的革命运动”^㉗。所以，俄国公社是本质问题，俄国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也需要回到土地所有制的层面去讨论。

二   “六册计划”的研究背景

1858年，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件中首次提出“六册计划”，此计划由《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的“五篇计划”演变而来，经历了多次调整。^㉘六册分别是：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关于“六册计划”的表述，本文认为马克思进行过一次较为重要的调整。一种表述是在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和1858年4月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两封信件中，马克思分别写道：“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㉙；“这一堆讨厌的东西将分为六个分册：1.资本；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㉚。第二种表述则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㉛两种表述看似只是在阐述六册的内容与顺序，实则有一处细微的差别。在第一种表述中，各项内容马克思皆用分号隔开；而在第二种表述中，马克思仅在“雇佣劳动”和“国家”之间用了一个分号，其余皆为顿号。第二种表述中的标点使用无疑将“六册”分为了上下两个部分。马克思这么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要“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㉜；另一方面是试图构建“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的转化理论。他认为：“从资本向土地所有制的过渡同时又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形式的土地所有制是资本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其他土地所有制发生影响的产物。同样，从土地所有制向雇佣劳动的过渡不仅是辩证的过渡，而且也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土地所有制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确立，而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㉝“转化论”在后来的文本中并没有被详细论述。1858年4月9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复信中指出：“全部材料分为6本分册，是再恰当没有了，我非常赞成，虽然我还没有弄清土地所有制向雇佣劳动的辩证转化。”^㉞这证明马克思“转化论”的想法尚未成熟，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索。

《资本论》的德语原名为“Das Kapital”。“Das”为冠词，无实意；“Kapital”意为“资本”。结合“六册计划”的研究背景，“Das Kapital”翻译为“资本册”或者“资本篇”可能更为准确。“资本册”共发表了三卷，第一卷是马克思在世时发表的，第二、三卷由恩格斯整理发表；而“六册”的后五册还没有来得及完稿，马克思便去世了。本文所论笔记并非马克思晚年唯一一本关于土地所有制的笔记，根据MEGA²的出版计划，尚未发表的IV/24、IV/27、IV/28，均有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历史摘录。IV/24记载于1876年5月至12月，内容包括土地所有制的历史、法律与宪法史；IV/27记载于1879年至1881年，内容包括民族学、古代史和土地所有制的历史；IV/28记载于1879年至1882年，内容包括俄罗斯和法国的历史(尤其是农业条件)、土地所有制的历史。根据笔记的摘录时间、内容和马克思晚年的研究计划推测，这些笔记中关于土地所有制的摘录均为“六册计划”中第二册“土地所有制册”的继续研究。“六册计划”为本文所论笔记提供了重要的摘录动机。

三.   笔记的价值与意义

该笔记的摘录目的主要在于回答国家革命问题与延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笔记中，马克思将多本文献资料中的数据汇总成一个社会经济结构框架。该工作一方面体现了他对社会底层群体的关切，另一方面显示了他对土地所有制问题的重视。马克思试图通过对土地所有制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内在规律与其潜在的历史发展趋势。因此，该笔记的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   无产阶级革命研究的延续

无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研究，土地所有制都是马克思主义绕不开的一个核心议题。因为市场离不开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分配问题，而农民阶级革命的核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因此，马克思在多本著作中，均表现出对土地所有制问题的重视与关切。由上文可知，该笔记的一个重要摘录动机是马克思为查苏利奇撰写复信。马克思在复信草稿中论述了俄国公社的二重性，认为公社的未来存在两种选择：私有战胜集体、集体战胜私有。^㉟之后他在正式的复信中坚定了看法，即俄国公社需要转变为私有制。^㊱这样的思考迫使马克思需要进一步了解农民的土地占有情况，于是回到了土地所有制的研究当中。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复信之后，这段关于俄国革命的看法立刻更新到了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的序言当中，即1882年俄文版序言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从马克思对该问题的谨慎表述和立马将其写入序言的举动来看，该问题十分重要。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出发，如果处于公社土地所有制下的俄国不经过私有制，对于俄国无产阶级而言，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革命的主体和对象是谁？将以何种方式革命？这些都是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由此可见，如果农民作为一个国家主要的群体，农地作为国家主要用地，那么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方法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法国与俄国具有类似的特点，虽然法国不是公社性质的土地所有制，但是就农民的数量与农地的比例而言，法国和俄国是极为相似的。马克思在笔记中摘录的相关数据，是他对农民阶级革命存在形式的思考，也是对类似法、俄等国国家形态发展路径的深究。

二   “土地所有制册”的重要参考

马克思晚年的研究相较于其早期著作舍弃了尖锐的批判性，若以“六册计划”的历史语境来分析，笔记摘录内容反映出他对土地所有制的关注，同时也是他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延续。见“资本册”可知，“六册计划”是马克思何等宏大的写作计划，后五册却未能面世，实属遗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特殊地位与土地所有制形式如何塑造和受制于社会生产关系给予了极大关注。这种关注反映了他对政策制度和农民问题的深刻理解。由笔记内容可知，马克思试图深化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认识，进而揭示其内在运行机制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马克思对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思考，旨在深化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演进及其潜在矛盾的理论洞察，并为未来社会变革的路径提供理论指引。此外，“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转化理论同样是马克思在“六册计划”研究背景中提出的。土地所有制作为串联资本与雇佣劳动逻辑关系的主要媒介，承载了“转化论”理论完整的重要意义。因此，“转化论”使得“土地所有制册”相较于其他册更为重要。该笔记内容完全符合“土地所有制册”应有的内容，可将其视为“土地所有制册”的一部分。从马克思晚年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的转变可以看出，他以结构化的研究方式，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即土地所有制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并试图通过这种分析，深化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理论阐释，为社会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提供有力支撑。

三   对农民阶级解放问题的关注

马克思在该笔记中对土地所有制相关资料的摘录，反映了他对农民阶级解放问题的关注。马克思对小块土地所有制的批判始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在文中指出，土地所有制不仅影响着生产资料的分配和利用，也深刻影响着农民阶级的生活条件和利益。马克思直指小块土地所有制是资本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是路易·波拿巴控制、欺骗农民的重要手段。王权贵族通过调控税收的方式，使土地的价值提高或降低，以达到牟利的目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让农民手握一小块土地，却使他们深陷“私有财产的陷阱”。^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首次态度鲜明地对法国小块土地所有制进行批判，该文的撰写时间与本文笔记的摘录时间相差将近30年，1881年的法国早已不是路易·波拿巴称帝的时代。马克思此时回顾法国土地所有制历史，了解法国的现实情况和农民阶级的真实处境，是在以新的方式思考农民阶级的出路。土地所有制对于农民阶级而言，涉及权利保障、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公平公正等问题，马克思通过研究土地所有制，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为社会的变革路径提供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为农民阶级和其他被压迫的社会阶级提供解放的思想武器与战略性指导，推动社会向更加公正平等的方向发展。本文认为土地所有制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更是社会结构与政治权力关系问题的重要议题。

马克思晚年摘录土地所有制笔记的价值和意义是多方面的。该笔记既涵盖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矛盾的理论分析，也涉及对农民阶级解放问题和未来社会变革的战略性思考。这些内容共同驱使着马克思晚年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开展研究。

马克思晚年对法国土地所有制的关注，展现了他对农民阶级的持续关切。他在笔记中对法国不同制度下的社会状况进行分析，揭示了土地所有制与制度剥削的密切关系，以及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社会结构相互塑造的现象。尤其是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土地所有制问题不仅涉及农民的生计问题，还会凸显阶级矛盾等社会根本性问题。笔记内容与研究方式为我们理解农村农民、土地改革和农业经济发展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考路径。未来可进一步辨识该笔记与马克思其他相关原始手稿并开展研究，以期更为全面深入地展示马克思晚年对于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的思考。

① 沈红文：《马克思六封书信手稿的意义和价值》，《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2期。

② 周思成：《MEGA²尚未发表的恩格斯波斯语语法学习手稿：一个文献学视阈下的初步考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5期。

③ 陈长安：《马克思手稿笔迹解读刍议——从编译局藏致科勒特信解读练习到中山大学藏致拉羽尔信解读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9年第1期。

④ 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手稿(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Papers)—内容列表(Content List)—B_165，https://search.iisg.amsterdam/Record/ARCH00860#A6608ac22f8。

⑤ 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462页。

⑥ 孙乐强：《农民土地问题与中国道路选择的历史逻辑——透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⑦ 严立贤：《晚年恩格斯关于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思想的提出及其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4期。

⑧ 李爱华：《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对何丽野先生有关看法的不同意见》，《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8期。

⑨ Reveillon事件，又称通宵骚乱。Reveillon事件是一场民众起义，1789年4月26日至4月28日在法国巴黎的佛布-圣安托尼(Faubourg Saint-Antoine)爆发。这一事件被认为是攻占巴士底狱的前奏。

⑩ 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手稿(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Papers)—内容列表(Content List)—B_165，https://search.iisg.amsterdam/Record/ARCH00860#A6608ac22f8。

⑪ 数据或资料备索。

⑫ 数据或资料备索。

⑬ 数据来自马克思摘录济贝尔的《法国历史》。而马克思摘录拉维涅《1789年以来的法国农村经济》的数据是500万小土地所有者。

⑭ 数据来自马克思摘录济贝尔的《法国历史》。而马克思摘录拉维涅《1789年以来的法国农村经济》的数据是“50万中土地所有者，连同大土地所有者共有3 000万公顷土地”；摘录博伊托《1789年的法国》的数据是“中土地所有者拥有大约2 500万公顷土地”。

⑮ 数据来自马克思摘录济贝尔的《法国历史》。而马克思摘录博伊托《1789年的法国》的数据是“大土地所有者拥有约600万公顷土地”。

⑯ 数据来自马克思摘录乐高的《法国的财产碎片化》。

⑰ 数据来自马克思摘录莫里斯·布洛克根据法国官方数据统计的数据。

⑱ 数据来自马克思摘录马克斯·魏尔斯统计的数据。

⑲ 数据来自马克思摘录乐高的《法国的财产碎片化》。

⑳ 数据来自马克思摘录戴尔统计的地籍数据。

㉑ 马克思在早期文本中多次提及的四十五生丁税、葡萄酒税等，都是资本压迫农民的手段。

㉒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0页。

㉓ 《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人民出版社，1976，第430页。

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478页。

㉕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8页。

㉖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8页。

㉗ 沈斌：《唯物史观“坐标系”中的俄国公社：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及〈复信〉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第249页。

㉘ 陈长安：《从〈危机笔记〉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2期。

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人民出版社，2021，第327页。

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人民出版社，2021，第361页。

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411页。

㉜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11页。

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第361页。

㉞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第367页。

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86页。

㊱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0页。

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31-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