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给人们的心理造成巨大冲击和影响。基于疫情心理应激与心理援助的特点,心理援助工作者应以求助者为中心,聚焦于目标,采取评估、共情、积极资源取向的提问等融合并进的方法进行干预,这样才能使求助者在咨询时有好的体验并取得积极的效果。
近年来,学界对七言诗律化问题虽然越来越关注,但在七律体格律形成过程的研究方面仍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甚至错误的观念。如果要将七言诗的律化问题和七律体式形成过程的研究推向深入,并最终建构起一部七言律诗体格律形成史,既要注意七律体式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又要充分考虑七言律诗体格律形成的历时性与阶段性,更要对七律体式风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清醒的认识,而且要比较七言律诗在形成和定型过程中与五言律诗、七言歌行等相关诗体的相互影响和表现功能的异同。
道教影响李商隐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其诗歌中的女性书写带有很明显的道教化色彩。从形象的谱系来看,可分为女仙、女冠以及缘饰以神仙内容的女妓三种类型。李商隐诗歌中的女仙书写主要取法齐梁游仙,其中人仙恋爱的模式源于以《真诰》为代表的上清派叙事,兼融骚韵,遂以浓郁的抒情性而著称。李商隐的女冠书写类型丰富,大抵可分为“寄居或出入权贵门庭”者、由贵主入道者以及与李商隐有感情羁绊者三类,艺术成就最高,善用密集的道教神仙典故进行叙事,由此造成其爱情诗晦涩朦胧的特点。李商隐女妓书写最出彩之处,实在善于故事敷写世俗艳情。
张九龄的寒士心态,首先包含了家族和地域双重意义上的微寒性质,同时由于身处开元一朝“吏治与文学之争”的漩涡中心,他常有生命升沉的孤危忧患感受。张九龄有意以取譬兴寄的艺术来表现奸邪世界与孤直之士的对立。在五言古风创作中,较之于阮籍、陈子昂等,张九龄更加鲜明地继承了楚骚中蕴含的以正身修德来对抗邪曲谗谄的价值立意,以诗歌塑造了孤劲贞直、秉守素节的寒士人格形象,将中古时期寒士形象的书写提到了一种理想化的精神高度。这种创作特点表现出张九龄作为文学之“士”对于“道”的信念感,以及面对吏能型官员所抱有的精神优越感,这实际也是知识分子阶层对“道”与“势”的关系这一古老问题的回应。在寒士人格主题的抒写上,不同于李白平交王侯、蔑视权贵的布衣形象,张九龄笔端呈现了更典型的士大夫、士君子的形象,某种程度代表了身兼知识阶层、官僚阶层的大量寒庶文人对于“士”的共同理解和追求,其意义不应忽视。
开元文儒标举文藻政事相兼的人格模式,使南朝以来偏重“辞章之士”的文士之内涵重新实现了“文学”与“儒行”的合一。受到开元文儒拔擢、崭露头角于天宝年间并以萧颖士、李华、颜真卿等为核心的进士构成天宝文士群体。他们在接续礼乐雅道、复古汉魏等认识的同时,确立远追三代文章、近举陈子昂等为经典之论,并与元德秀、元结等形成复古同道,在诗文创作中形成自觉回向主风雅、重散直和兴寄托讽的实践。天宝文士在文学观念上注重兴情言志并重的本体论、化人成俗的功能论,从发挥祖德的古士族立身传统重新阐扬“文行”,用“蕴德”扩充“文道”之说,以此寻找重振伦常和化成天下之法。天宝文士根于典谟、关心世教的观念,构成“开元—天宝”诗学演进的重要环节,并成为中唐诗文变革的示范与先声。
自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文学逐步以译介之姿进入中国语境,通过专著、杂志专栏、研究文章等多种形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视野与人文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历百年风雨。中国美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历史进程可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初创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至2010年的繁荣期,以及2010年以来的创新期。回顾各阶段的历史背景、译介路径、研究重心与代表作家,分析不同时期的知识建构与文化关切,可揭示其整体嬗变轨迹。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文学研究的演进放入“建构中国特色美国文学知识体系”的时代图景中,探讨其转型逻辑与经验意义,可为当下与未来的跨文化文学研究提供借鉴与启发。
福斯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通过传统的婚恋叙事展现出英国爱德华时期中产阶级的趣味特质,进而呈现出社会转型时期这一阶级的情感观念、价值取向等生活方式的群体症候。英国中产阶级对工具理性、功利主义和物质文明的极度推崇引发了趣味的变迁,不仅促成了以财富为核心逻辑的“非利士趣味”,而且导致了趣味与情感感受、道德修养的分离。福斯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不仅展现了对中产阶级异化趣味观的批判,同时也呈现了对培育良好趣味的思考,旨在促进个体完善与共同体形塑,折射出深厚的现实关切。
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关于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基本观点,根据人类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本质,本文系统构建了本源性学习与教学理论体系,包括“本源性学习理论”与“本源性教学理论”两大相互贯通的模块。本源性学习理论提出了联结性学习与运算性学习、联结性机能与运算性机能两对基本范畴,解答了个体学习的本质问题,以及个体学习机能的形成问题,建立了创新性的学习双机制理论。基于学习双机制理论构建的本源性教学理论,本文重点解答学校学科教学应该“教什么”与“怎么教”这两个根本性问题,提出了“优选式全程重复”人类知识生产过程与“前瞻性全面继承”人类经验的基本理念,整合了多种教学理论派别,构建了独具创新性的学科教学理论。本源性学习与教学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思想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话语体系的学与教的理论。
关于受教育者“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乃是标定教育目的和教育理想、决定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教育学的核心命题。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分析教育哲学家彼得斯秉承柏拉图有关培养“自由人”的理性教育传统,通过有效区分作为理想结果的“教育”与指向却又并不必然导致这一结果的“被教授”或“接受课程训练”等“有关教育活动”,将“教育”确立为一种衡量和判断教-学活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价值标准。进而,他又从教育本身所具有的非工具价值和无限性出发,为作为教育理想结果的“有教养的人”开创性地制定了三项价值标准:一是面向事物内在价值而非实用目的的自主学习态度;二是一切求真活动所必备的辨别力和理解力;三是超越专业训练的整体性人格的和谐。由此,彼得斯认为,从一个处于无限发展中“有教养的人”的育人理想出发,一切教育活动都应当鼓励人们忽视那种一成不变的知识体系观,欣然接受人们各种不同程度的理解方式。是否拥有这种健全的理解力,不仅是区分一个人是否“有教养”的标志,也决定了一个人对人类生活普遍条件的一般信念、态度和反应。
ChatGPT正在开拓人机交互的新领域,引发人机协同共生教育生态的重大变革。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本文批判分析ChatGPT的语言特征,厘清智能技术遮蔽在语言表征下的“类人理解力”,并以此为焦点分析ChatGPT变革“人机共生”教育生态的潜在困境和纾解策略。在潜在困境下,ChatGPT变革教育生态的“并联共生”模式为:教育主体以是否确知交往对象的身份为基准,派生出顺应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的双轨制路径,并以“人类移情”赋能“机器理解”为枢纽,疏通工具行为通往交往行为的渠道。与此同时,工具行为存在次第引发教育生态“阻隔”“疏离”“价值异化”“道德弱化”甚至“系统失衡”等危机的可能性。满足理想的“人机共生”交往条件、构建多模态开放系统、创新教育评价体系、完善技术伦理规范等应对策略可以纾解工具行为引发的困境。
研究环境司法制度改革如何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对于探索和实践中国绿色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地方检察机关—地方政府—企业”三方主体的演化博弈模型,以环境公益诉讼政策为研究切入点,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讨环境公益诉讼政策实施前后博弈主体的策略选择、演化路径以及政策的作用机制和实施效果,发现:环境公益诉讼有效促进了企业进行实质性绿色创新,并体现在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提升和漂绿行为减少;环境公益诉讼主要通过加强地区环境监管、抑制政企合谋和改善地区法治环境来推动企业进行实质性绿色创新;环境公益诉讼主要促进了国有企业、较高公众环境关注度地区的企业以及竞争型市场结构的企业的实质性绿色创新。这为全面理解环境公益诉讼作用的微观机理和差异化效果以及完善环境司法制度从而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消费拉动和投资拉动之争”是当前经济学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使用地级市投资增速目标与消费增速目标之差衡量地方政府的投资偏好,并以2013年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改革作为地方政府投资偏好调整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投资偏好调整对微观企业的经济效应,发现:2013年以前地方政府存在明显的投资偏好,2013年以后发生了大幅调整;投资偏好调整提高了企业生产率,而投资消费结构、企业经营自主性和市场一体化是重要作用机制;投资偏好调整加大了财政压力,但并未显著加大经济增长压力,消费拉动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稳增长的可行之路。地方政府稳增长政策的发力点要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坚决把稳定和扩大消费摆在扩大内需的优先位置;注重依靠市场机制推进经济稳增长,充分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保持适度投资规模,并不断优化投资结构。
从规模和质量两个角度,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8—2021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外部审计质量的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发现:较高的外部审计质量不仅促进了企业创新产出的增加,而且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均证实了这一结论。机制检验表明,较高的审计质量能够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促进新闻媒体的正面报道,进而促进专利产出数量增加和质量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低融资约束的企业和国有企业,审计质量对创新产出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于高融资约束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这一效应并不显著;审计质量对创新质量提升的作用不存在基于融资约束和企业产权性质的异质性特征。提高外部审计质量、促进企业创新产出规模与质量的提升,应当从高质量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完善的外部审计制度、差异化的审计措施等方面作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兼具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历史学科双重属性,对其深入研究有助于升华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话语权,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的学术共识。历史不仅是时间的纵向延展,也是空间的横向扩张。深化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需在掌握其基本脉络和发展线索的基础上,把握好三个维度的四对重要关系:宏观层面把握内史和外史的关系;中观层面把握史与论、撰史求真与史学致用的关系;微观层面把握细节研究和整体研究的关系。由此,可推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从通史转向专门史,从历史叙事转向历史思辨,从理论自发走向理论自觉。
质性研究不仅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是一种蕴含哲学基础和理论体系的方法论。通过对多种社会理论的批判与继承,质性研究的知识图景和研究规范得以形塑。在认识论的发展历程中,质性研究面对客观本质和非客观本质的不同本体论前提,先后形成了以发现、非理性参与、意向性获得和自我建构为核心的不同获知方式;在与社会运动和社会理论的密切联系中,质性研究表现出关注微观群体、注重个体体验、解构权威、追求解放的价值偏好;在实践层面,质性研究体现出经验取向、情境分析和建构实质理论的规范性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