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出生顺序与父母养育方式对心理理论发展的作用机制
详细信息Impact of Family Birth Order and Parent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Theory of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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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面二孩政策的启动，意味着独生子女要面临家庭新成员的诞生，建立同胞关系。长子女和次子女的互动成为了关注的重点，而这种出生顺序的先后可能会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通过梳理以往研究，论述长子女与次子女对对方心理理论的影响；讨论出生顺序影响心理理论的作用机制，包括兄弟姐妹之间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方式、合作与冲突行为；并重点阐述父母养育方式(如抚养态度与行为模式、差别对待不同出生顺序儿童以及父母的情绪表达方式等)对儿童出生顺序的心理理论效应的调节作用。未来研究可考察出生顺序的心理理论效应的认知神经机制、父亲教育方式与更具生态效度的现实场景研究范式对出生顺序的心理理论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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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是指个体凭借一定的知识系统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行推测，并据此对他人的行为做出因果性预测和解释的能力[1]。研究发现，影响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以及发展的因素众多，比如家庭经济条件、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假装游戏等。其中，影响心理理论的家庭因素主要包括亲子互动、同胞互动以及家庭基本环境[2]。
随着中国二胎政策启动，儿童受到的家庭影响不仅仅来自亲子互动以及家庭基本环境，长子女还要面对一个新的关系——同胞关系，这一转变有可能会因为更丰富的环境而促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也有可能因为同胞关系恶劣或亲子互动质量下降而导致心理理论发展更慢。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研究关于家庭出生顺序对儿童心理理论获得的影响尚无统一结论。有些研究结果显示，出生顺序与儿童心理理论获得没有显著相关关系[3-5]；也有研究结果支持两者存在关系：次子女的出生促进了长子女的心理理论发展[6]，或者长子女作为“指导者”帮助次子女更早获得心理理论[7-10]。这些结果的差异可能是由研究采用的被试年龄、测量心理理论的方法、对额外变量控制程度等方面的不同所造成的。此外，父母的养育模式、养育观也会影响亲子之间的交流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父母对不同孩子的抚养态度和行为的一致性、对不同出生顺序子女的差别对待情况以及父母的情绪表达和沟通特点都会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
父母养育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教育子女过程中经常采用的方式、方法，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行为风格[11]，如父母在抚养孩子的日常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般态度，固定的行为模式和行为倾向。孩子的成长与发展始于家庭，孩子的人格形成、认知和社会化发展都会受父母的影响。父母的养育观念和养育方式是其子女人格形成的基础，对孩子的社会化进程尤其是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有直接的影响[12-13]。
本文整合了出生顺序对个体心理理论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主要从长子女影响次子女、次子女影响长子女两方面进行阐述，并且介绍了出生顺序影响心理理论的作用机制以及父母养育所涉及的影响心理发展的三个主要因素：父母抚养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父母对子女的差别对待情况、父母在家庭中的情绪表达特点。
一. 不同出生顺序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差异
在家庭环境中，出生顺序不同可能会导致个体性格出现差异，形成不同的社会态度以及家庭情感[14]。长子女通常在同胞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并且为了取悦父母通常会表现得像“代理父母”一样去照顾和管教弟弟妹妹，从而提高尽责性；而次子女更多依靠社会支持，因而更善于社交，也更加外向，宜人性也更高[14-15]。儿童的个性及社会认知的形成和发展往往受环境的影响，其中家庭环境的作用尤为突出[16]。而家庭中的同胞互动更是儿童获得早期社会经验的有效途径之一。同胞关系有一系列的结构特征，这些结构特征包括出生顺序、同胞年龄差、性别结构等，对心理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研究者尤其关注出生顺序对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17]。心理理论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认知能力，与个体早年的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18]。研究发现，长子女在同胞互动中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而次子女倾向于模仿长子女行为，从而也增加了亲社会行为[19]。因此，在同胞互动中，长子女和次子女在心理理论发展上各自发挥了不同的作用。长子女可能会把知识传授给弟弟妹妹，在“教”的过程中长子女学会与弟弟妹妹沟通，从而在心理理论方面得到了更显著的提升；次子女可能通过模仿哥哥姐姐，在假装游戏中学会使用心理术语，从而获得心理理论的时间提早或心理理论能力变得更高；同胞互动可能促进了兄弟姐妹的心理理论发展。
一 长子女对次子女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
长子女在次子女出生后对其的喜爱程度会影响日后同胞互动中的合作与交流[20]，假若长子女乐于跟弟弟妹妹沟通，能够较好地引导弟弟妹妹，那么次子女能为日后的同伴交往提前获得社会交往的经验。研究表明，儿童与同胞的合作行为与其社会理解能力密切相关，合作行为越多，儿童社会理解能力发展水平越高[21]。随后，Ruffman等人[22]通过再分析Perner等人[5]的实验数据以及开展新的实验，发现儿童拥有越多的年长同胞，其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得分越高，但拥有弟弟妹妹的数量与错误信念任务得分无关。这表明，长子女有利于促进次子女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但次子女对长子女没有相似的促进作用。此外，McAlister和Peterson对157名3到5岁儿童进行了纵向调查，发现在第二次收集数据的时候出生顺序对心理理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家庭中最年幼的儿童拥有的哥哥姐姐越多，其在心理理论上的发展越好。这主要是因为拥有年长同胞就可能意味着儿童所处的环境更加复杂，听到和学习到的高级语言也更多，从而促进心理理论的发展[9]。
长子女促进次子女心理理论发展的解释之一是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最近发展区理论认为，儿童在与他人接触的过程中学会了理解他人，次子女在与父母、哥哥姐姐的互动中学会了运用语言、技能、象征等的方法，最终促进了其认知的发展[23]。“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是指实际发展水平与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前者由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定；后者则是指儿童在成人的指导下或者是与更有能力的同伴合作时解决问题的能力。同胞关系在其中的作用尤为明显，长子女提供给弟弟妹妹的辅助相当于“脚手架”。由于长子女拥有更加成熟的认知能力，能够传授技能给弟弟妹妹，并带领他们进行更高级的游戏，在游戏过程中，长子女帮助弟弟妹妹更多地谈论内部心理状态，使次子女更懂得表达自我，进而达到更高层次的认知功能阶段，因此长子女对于弟弟妹妹精确表达心理状态起着关键的作用[7, 24]。另外一种解释是儿童会向他的年长同胞提出有关心理状态的问题，比如“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等类似的问题[25]。因为年长的同胞拥有的知识比他们多，所以儿童会向哥哥姐姐提出这些问题来进一步了解他人的内心状态，从而提高心理理论水平[17]。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交谈有助于次子女提早接触和理解他人的情绪和信念，同时在假装游戏中次子女与长子女的交谈有助于其了解不同身份角色的心理状态，长子女的辅助为提高次子女的心理理论发展提供了主要的动力。
二 次子女对长子女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
目前为止，次子女对长子女心理理论的影响效果尚未明确。部分研究发现，次子女能够促进长子女的心理理论发展[5-6, 9]。Perner等人考察了76名3至5岁儿童的错误信念任务表现，发现家庭规模与心理理论发展呈正相关，并且独生子女得分比同龄拥有兄弟姐妹的儿童低，长子女和次子女相互促进了彼此的心理理论发展[5]。近年，有研究者进一步从被试年龄和测量方法上改进研究，考察了229名平均年龄为7岁的儿童在二级错误信念任务上的得分，结果发现在控制言语智商和年龄的情况下，长子女得分比独生子女高[6]。这表明，家庭环境中有年幼的同胞也同样有利于长子女心理理论的发展。虽然次子女不能像长子女那样提供“脚手架”，在合作过程中提供指导，但是长子女在教授时提高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增进了同胞间的互动[24, 26]。Strauss等人强调“教”与心理理论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在教授知识过程中，“老师”必须明白学习者对知识的熟悉程度以及正误理解[27]。因此，长子女在教授知识给次子女的过程中要不断比较自己的已有知识同次子女所理解知识的差异，通过次子女的反馈来调整自身的教授方法。现有研究表明，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与教授时使用的技巧数量呈正相关，且灵活的教授方法有助于儿童进一步提高理解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28]。教授知识是次子女促进长子女心理理论发展的重要渠道。
但也有部分研究并未发现次子女有利于长子女心理理论发展[3, 7, 10]，甚至发现次子女会阻碍长子女心理理论发展[29]。长子女从独生子女转变为同胞关系中的长子女，这一转变可能会对其心理理论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同胞关系的出现意味着长子女要迎接新的家庭成员，身份转变会使长子女产生焦虑的心情甚至反抗的行为[30-33]。此外，父母在次子女出生之后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和陪伴次子女，与长子女玩耍、交谈的时间缩短，长子女一时适应不了这样的转变，可能会做出一些消极、反抗的行为以引起父母的注意。
关于次子女对长子女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出现不一致研究结果的原因主要是某些研究忽视了同胞的年龄[34]。当次子女只是一个尚未获得语言能力和社会意识的婴儿时，长子女无法有效地跟次子女进行沟通和游戏[35]。而心理理论的发展需要进行心理状态术语的交谈，次子女尚年幼无法进行言语交谈就意味着同胞间的互动并不能促使长子女意识到他人的心理状态，也便意味着此时次子女对长子的心理理论发展还无法起到促进作用。
三 同胞关系结构特征对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
除了出生顺序，儿童心理理论发展还受同胞关系结构特征的影响。同胞关系结构特征包括年龄、性别等因素，其中最普遍的同胞关系结构特征是同胞性别组合以及同胞年龄差。
性别差异会引起心理理论发展水平的差异。有研究发现, 女孩在心理理论任务中的表现明显比男孩好[3]。尽管尚未有研究表明该结果是由先天因素还是后天培养所造成的，同胞兄弟姐妹中不同性别的儿童会由于自我认知、社交能力等方面的不同而发展出不同水平的心理理论。另有研究者比较了72名3至5岁的独生子女、双胞胎和有兄弟姐妹的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中的表现，发现有兄弟姐妹的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中的得分比独生子女以及双胞胎都高，并且拥有异性兄弟姐妹的儿童比拥有同性兄弟姐妹的儿童任务表现更佳[36]。这个结果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从儿童自身来看，心理理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接触与自己不相似的人，理解多种与自身不相似的观点。男孩与女孩在众多能力、认知、行为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因此与异性同胞的相处过程更有利于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另一方面，拥有异性同胞关系的儿童，父母会花更多的时间向其描述和解释其异性同胞的内心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儿童逐渐学会自己解释和预测他人的心理状态[22, 36]。
关于同胞年龄差对心理理论发展影响的研究到目前为止结果并不一致。Peterson发现，拥有小于12个月的弟弟妹妹或者大于12岁的哥哥姐姐的儿童，在心理理论任务中的得分并没有显著高于独生子女的任务得分[34]。这可能是因为与年龄过小的弟弟妹妹无法进行心理状态术语的相互交流，而年龄过大的哥哥姐姐或许充当代理父母的角色，已经不愿意一起游戏和谈论内心状态。最近有研究发现，在长子女比次子女年长两岁以上的情况下，次子女促进了长子女的心理理论发展[6]；但也有研究发现，同胞年龄差并不影响心理理论的发展[5, 19]。年龄差相关研究结果不一致主要是由研究者在设置年龄间距时的不同所致，根据被试的年龄，有的研究者将两岁作为划分依据[6]，而有的研究者将相差小于19.9个月划分为小年龄差、相差大于37.9个月划分为大年龄差[19]。
二. 出生顺序影响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作用机制
一 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
大量研究表明，心理理论和语言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37-38]。有研究使用看图叙述的方法纵向探讨了儿童心理理论与心理状态术语之间的关系，发现3-5岁儿童在看图叙述过程中较多使用心理状态术语，并且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频率与错误信念任务得分呈正相关，第一次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与后期的错误信念任务得分存在显著相关[39]。这说明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可以预测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水平。
在二孩或者多孩家庭中，兄弟姐妹是儿童最经常交往的对象，他们为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对话环境，拥有兄弟姐妹的儿童能够更多地与人进行内部心理状态的沟通和假装游戏，进而提高其理解他人内心状态的能力[17]。研究表明，儿童与兄弟姐妹进行假装游戏时会讨论角色、共同创造游戏情境并且使用心理状态术语[18, 40]。在这种积极的互动过程中，儿童需要考虑他人的观点以及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由此促进了心理理论的发展[18]。长子女由于比次子女年长，因而语言发展水平较次子女高，在弟弟妹妹出生之后他们可能会主动与弟弟妹妹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次子女不仅获得来自父母的语言教导，还有来自哥哥姐姐的语言教导，因此其心理理论发展也会被进一步推动。
总体来看，心理状态术语的运用与心理理论的发展存在相关关系，但在跨文化一致性方面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证明儿童谈论心理状态和心理理论之间的关系。
二 合作与冲突
家庭中儿童与兄弟姐妹之间合作、冲突的互动交往过程可能会影响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2]。有研究探讨了学龄前儿童出生顺序与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最小的儿童合作能力最为突出；排行中间的儿童的合作行为比长子女的合作行为要好，不过是在长子女有较好的合作能力的情况下才出现这种现象[41]。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兄弟姐妹相处的氛围促进了儿童的合作行为，使儿童能够更多地进行互动交流。兄弟姐妹的合作主要体现在游戏当中。在游戏情境中，同胞之间会进行模仿，长子女发育得更早，拥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弟弟妹妹会自发地模仿哥哥姐姐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通过模仿促进同胞之间的互动[40]。
而在与兄弟姐妹发生冲突的过程中，儿童学会表达自己的感受，同时也了解到兄弟姐妹的感受，为了处理矛盾，他们会理解他人，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Foote和Holmes-Lonergan以22名3-5岁的儿童作为被试，考察心理理论与兄弟姐妹冲突之间的关系[42]。结果表明，儿童在冲突过程中使用他人导向的争论，能够考虑到他人的观点，从而加深了对兄弟姐妹心理状态、愿望、情绪等方面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其更可能以妥协、和解或达成共识的方式结束冲突；相反，无争论类型中儿童不愿意跟兄弟姐妹争吵，也不愿意请求原谅，这就阻碍了儿童关注他人的观点，导致其只关注自己的愿望，以自我为中心，无法获得心理理论。在争论的过程中，如若双方都采取他人导向的争论形式，那么很有可能在争吵过后双方都了解到他人的想法、愿望，这将有利于长子女和次子女的心理理论发展。
三. 父母养育方式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
父母养育方式会从很多方面影响孩子的认知、人格和社会性发展，有些研究者将父母养育方式分为两种：积极的养育与消极的养育[43-44]。如果父母对两个孩子采用积极温暖的养育方式, 那么将会有助于他们建立和谐的同胞关系[45-46]，有助于孩子们的心理理论获得和发展。父母让儿童感受到他们是被接纳的、是被理解的[47], 尤其是营造养育过程中的积极家庭情感氛围[48], 将有助于儿童建立亲密的同胞关系。而消极的养育方式则可能会影响亲子关系，使儿童对他人变得敌对、消极，甚至具有一定的暴力性和攻击性。
Duvall将父母养育观分为“传统型”和“发展型”：“传统型”养育观希望孩子遵从具体的行为规范；“发展型”养育观则注重孩子内心的活力[49]。Kohn将“养育观”分为鼓励“自主”(self-control)和鼓励“遵从”(obedience)，分类依据为父母是倾向于鼓励子女遵从自己内在想法还是注重教育子女遵从父母权威和制度规范[50]。之后很多学者都采用了Kohn对养育观的定义。Roe的研究结果表明，父母经常对子女进行赞美和精神奖励，运用解释、说理的态度教育子女，使子女长期生活在和谐的家庭氛围中，让子女获得安全感，并感受到原则的管理以及可预期的行为准则，将有助于子女形成良好的适应力，产生积极的自我概念，有利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51]。本节将主要阐述父母抚养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父母养育中的差别对待以及父母在家庭中的情绪表达三个方面对儿童心理理论获得和发展的影响。
一 父母抚养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
在家庭关系中，父母婚姻关系影响了他们对儿童的抚养态度和行为。如果父母婚姻关系融洽，则两人对于孩子的抚养容易达成一致的态度和行为；如果父母关系总是充满矛盾，则两人在抚养孩子的方式上会产生较大分歧。有研究纵向调查了241个二孩家庭发现，在二孩出生前后，父母共同抚养行为的合作性会下降，冲突明显增加；当父亲报告的婚姻满意度更高时，在二孩出生后的4个月里父亲的抚养行为更积极，责任感更强[52]。
而父母抚养行为上的一致性对儿童社会性发展和帮助长子女处理同胞关系冲突有重要作用。研究表明，父母婚姻质量以父母的养育行为作为中介影响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53]。当长子女对弟弟妹妹表现出敌对行为或者同胞间发生冲突时，父母可通过以儿童为中心的管教方式，即父母在处理冲突时与子女谈论解决方法而非责骂长子女，来帮助提高长子女理解他人的能力，从而提高长子女的心理理论水平[18]。因此，父母在对待子女冲突时的反应也将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水平。
二 父母对子女的差别对待情况
差别对待是指父母在情感、投入或者管教等方面更多地指向某个孩子，而更少地指向另一个孩子的方式[54]。差别对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积极性差别与消极性差别[55]。积极性差别是指某个孩子比另一个孩子受到更多来自父母的积极影响，与父母有更多密切的互动；消极性差别指父母对某一个孩子指示更多的消极性行为。研究发现，婚姻满意度低的夫妻会对孩子表现出差别对待，并且表现出极高水平的消极性差别对待[55]。父母婚姻质量低，父母某一方将可能和孩子结成“联盟”，即父母某一方平等对待两个孩子，但是另一方则更偏爱某一个孩子而忽视另一个，并且从被偏爱的孩子身上寻求完满感[56]。
有研究考察了父母差别对待与心理理论、观点采择、认知敏感性等方面之间的关系，发现被父母偏爱的长子女在观点采择以及认知敏感性上表现较差，但在不被父母偏爱的孩子中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57-58]。这或许是因为不被父母偏爱的孩子会更经常与父母发生冲突，而在这个过程中亲子之间会对差别对待进行讨论，双方会沟通交流各自的观点、感受，观点采择能力因此有所提高[57]。被偏爱的子女由于获得父母更多的爱和关心，其大部分的愿望和要求会得到满足，因此他们很少获得他人心理状态方面的内容，也无需考虑他人的愿望、推测他人的想法，在观点采择上便发展较慢。总体来说，父母对孩子的差别对待也影响孩子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三 父母在家庭中的情绪表达特点
父母养育实践中的亲子交流影响着个体的社会化进程[59]。亲子交流作为一个亲子双方相互作用的整体，包括抚养者的亲子谈话和儿童对自己经验的组织。Keller等人[59]的研究发现，如果父母更加强调儿童的自主性、自我和情绪，认为情绪等心理状态是个体对自我的直接表达，也是对自我重要性的肯定，与孩子谈话时更多地谈论心理状态，那么儿童则会比较早地获得心理理论[60]。研究主要对比了东西方父母与孩子交流方式的差异对心理理论获得早晚的影响，如西方父母更多地和孩子讨论心理状态和情绪，中国母亲则更多地谈论外部行为。父母的情绪表达也同样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有研究表明，父母在家庭中的积极情绪表达和对儿童的情绪教导可促进儿童的社会能力发展，消极情绪表达以及情绪紊乱则会阻碍儿童的社会能力发展[61-62]。
由于母亲情感比较丰富，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陪伴儿童的时间比父亲多，因此现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母亲的情绪表达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上[63-66]。有研究发现，家长分享情绪的行为比对孩子冷漠的行为更有利于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66]。父母的情绪表达方式可能会被儿童模仿，如果平时父母懂得表达自己的情绪状态，那么儿童就可能模仿父母，在日常交流或者与父母、同胞发生冲突时也会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儿童理解他人情绪、观点的能力。如果父母平时都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情绪，减少心理状态的谈论，更多地进行指示性的、命令式的谈话，那么儿童难以获知父母的观点和感受，儿童也有可能模仿父母，冷漠对待同胞和同伴，减少情绪表达，不利于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提高[67]。但也有研究发现，母亲的情绪表达与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相关不显著[68-70]。比如李燕燕和桑标的研究发现，母亲的积极情绪表达与儿童心理理论任务得分相关关系不显著[65]。这可能是由于在亲子游戏过程中，母亲积极的情绪表达未得到儿童的注意，母亲也没有积极关注儿童的反应，就继续进行游戏，因此儿童难以模仿和理解他人的情绪和想法，心理理论能力也无法得到提高。从总体上来看，母亲的情绪表达方式会影响儿童情绪表达，进而影响儿童心理理论发展。
四.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家庭出生顺序从多个方面影响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儿童与同胞之间的互动如心理状态的谈论、合作与冲突以及同胞的年龄、性别等方面的结构特征都会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父母作为儿童的抚养者，父母养育对儿童的影响更大，父母的养育方式会对亲子互动产生极大的影响，并且他们的行为、相处模式都可能被子女模仿，因而其抚养方式和态度、差别对待以及情绪表达都会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未来心理理论研究应更多关注不同文化和地域差异。现有的关于出生顺序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文献大多基于西方社会，并且被试多为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而中产阶级家庭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程度已被证明比工人阶级家庭的儿童更好，因此难以全面反映心理理论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发展状况[4, 16, 71]。Shahaeian曾基于伊朗环境收集142名4-5岁儿童心理理论量表、错误信念任务得分等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兄弟姐妹的数量和出生顺序均不能预测心理理论发展[4]。该研究证明了出生顺序对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可能具有跨文化不一致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父母抚养、兄弟姐妹互动的差异可能导致不同的心理理论发展速度差异。并且在现有研究中，仅仅是在心理理论获得的年龄方面就已经出现了中西方不一致的情况。有研究曾经比较了196名中国儿童和155名北美儿童的错误信念任务得分，发现中国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年龄要晚于西方儿童[72]。这表明，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了三十年之久的情况下，探讨出生顺序和心理理论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更具独特性。
未来研究应该更注重父亲的作用。尽管由于社会变化，相比以往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更多了[73-75]，但是其在抚养孩子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仍然没有母亲多。现有父母影响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研究更多关注母亲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相较之下，有关父亲所起作用的研究则较少[21, 76-78]。这可能是由于母亲陪伴在孩子身边的时间更长，更能察觉到孩子的心理变化，并且与他们进行心理状态的讨论，从而更有利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74]。然而现实中父亲的情绪表达、抚养行为和态度等对儿童各方面的发展不可或缺。研究发现，家庭互动中父亲有关愿望和情绪的解释性语言可以预测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水平[79]。因此，在日后的研究中应该更多地探讨父亲在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方面的影响以及父亲与母亲各自发挥作用的差异，以便更好地引导父母教育孩子。
父母的养育方式与夫妻婚姻关系相互影响[80-81]，未来研究可具体考察父母婚姻关系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是否良好的婚姻关系必然促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未来研究关注不同家庭中父母婚姻质量的高低与执行功能或心理理论之间的关系、亲子互动与交流等因素是否起到中介作用，将有助于回答相关问题。近年来已有相关脑成像研究表明，心理理论获得与执行功能的脑区都涉及前额叶[82]，但这些研究大多以成人作为研究对象，还比较少涉及儿童。父母婚姻关系对学龄前儿童的影响更大，可以借助脑成像技术进一步探讨父母婚姻关系各方面的因素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
在研究方法上，未来应更强调多维以及生态化研究范式。目前的心理理论研究主要是错误信念任务范式，包括意外转移、欺骗外表等[4]。该方法可以借助实物帮助儿童理解故事内容，减少记忆容量对实验的影响。但也有人指出，在二级错误信念任务中由于更多层次的人物、事物镶嵌起来，导致我们并不知道该任务到底是考察心理理论能力还是儿童语言理解能力[83]；此外，这种讲故事的形式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容易出现主试效应。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采取更多样化的研究范式，用更具生态效度的现实场景考察儿童理解和推测他人心理状态的情况。同时，需要针对不同年龄的儿童和研究问题采用合适的研究手段[2]。比如，现在较多研究主要采用一级错误信念任务研究学前儿童心理理论，而对学龄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测量则相对较少，且大多采取二级错误信念任务[6, 84]。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是缺乏对中国本土化儿童出生顺序影响心理理论的分析。由于中国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因此关于二孩降临对长子女影响的研究极其缺乏[85]。即使有关于二孩的研究，其背景也主要集中在农村，但农村与城市在生活条件、风俗习惯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因此针对城市二孩家庭的研究变得十分必要。随着二胎政策开放，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将面临如何养育二孩、调解长子女与次子女之间关系等问题，关注二孩家庭长子女和次子女心理理论发展尤为重要。此外，中国儿童的社会认知发展可能与西方儿童有所相似。有研究曾比较美国和中国学前儿童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的发展，发现中国独生子女的执行功能显著优于美国儿童，但是在心理理论任务上，两者没有显著差异[86]。这表明日后的研究应更加关注“跨文化一致性”这一领域，深入探究二孩出生前后的家庭转变以及该转变是否有中西方差异等亟待解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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