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国家托育服务立法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郭凯

郭凯. OECD国家托育服务立法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6): 80-92.
引用本文: 郭凯. OECD国家托育服务立法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6): 80-92.
GUO Kai. The Legislative Experience of Childcare Service in OECD Countries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4, (6): 80-92.
Citation: GUO Kai. The Legislative Experience of Childcare Service in OECD Countries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4, (6): 80-92.

OECD国家托育服务立法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教育学重大课题“教育事权划分与支出责任研究” VFA220008

详细信息
  • 中图分类号: G619.2

The Legislative Experience of Childcare Service in OECD Countries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 摘要:

    2019年以来,我国婴幼儿照护服务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高度关注,有关婴幼儿照护服务的相关政策密集出台。202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托育服务法》被正式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梳理OECD国家在托育服务立法方面的经验,可为我国托育服务立法提供一定的启示。OECD国家托育服务立法的主要经验有:将托育服务由私事上升为国事;由家庭提供的私人产品变为由政府主导提供的公共产品;承认婴幼儿获得托育服务权、受教育权的基本权利;政府承担托育服务的相应给付义务与保护义务。对我国托育服务立法的基本启示是:承认、尊重与保障婴幼儿获得托育服务的基本权利;确认托育公共服务的性质;加强托育服务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政府需要坚持托育服务的责任底线,即确保托育服务可获得、能承受、有质量。

    Abstract:

    Since 2019, China's infant care services have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before, and relevant policies on infant care services have been intensively made since then. In September 2023,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Childcare Services" was formally included in the legislative planning of the 14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It is a "draft law that needs to be accelerated and submitted for deliberation when conditions are ripe."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 for the legislation of childcare service in China by reviewing the experience of OECD countries in the legislation of childcare service. The main experiences in the legislation of childcare services in OECD countries include: raising childcare services from private affairs to state affairs; Private goods provided by households become public goods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Recognizing the basic rights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o receive childcare services and education; The government shall undertake the corresponding payment obligation and protection obligation of the childcare service. The basic enlightenment to our country's nursery service legislation is: to recognize, respect and protect the basic rights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o get nursery service; Identify the nature of public services for childcare; Enhancing the diversity and choice of childcare services;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adhere to the bottom line of responsibility for childcare services, which is to ensure that childcare services are accessible, affordable and of good quality.

  • 抑郁易感性是指个体自身的一种或多种素质,这些素质致使个体在特定条件下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1]。Monroe等人指出,抑郁易感性的基本特点是个体具有罹患抑郁症的素质和触发点,但是否发病取决于个体面对的压力情境与抑郁易感性的交互作用,当交互作用超过一定程度时,个体可能发展为抑郁症患者[2]。这一观点解释了为什么在面对同等压力时有些个体可以积极应对,而有些个体则会出现抑郁症状。已有研究成果支持了抑郁易感理论并使其得到了广泛认可[1, 3]

    Blatt等人根据其研究结果,提出情感依赖性人格和自我批判性人格是重要的抑郁易感人格[4],多项研究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证据[5-7]。在Blatt的人格理论中,情感依赖性人格(dependency)和自我批评性人格(self-criticism)是两个具有抑郁倾向的人格,并分别对应两种抑郁亚型:情感依赖性抑郁(anaclitic depression)和内射性抑郁(introjective depression)[4]。1974年,Blatt基于此理论编制了抑郁体验问卷(Depressive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 DEQ)[8]。抑郁体验问卷主要区分了依赖和自我批评两个因素,其中依赖反映了渴望被认可与被关注、恐惧被抛弃,而自我批评体现了个体对自身目标的关注,追求完美。DEQ自问世以来便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和非临床样本的抑郁研究。已有研究证实了该量表在中国人群中有良好的适用性[9],即DEQ可作为评价中国人群依赖和自我批评两种抑郁易感人格的有效测量工具。

    目前,国内已有研究者采用DEQ对依赖和自我批评进行评估,探讨这两种抑郁易感人格与抑郁之间的关系[7, 10]。例如,姚树桥等人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层次回归分析的方法,发现在大学生群体中DEQ的依赖因子和自我批评因子可以预测抑郁症状[10]。唐秋萍等人在抑郁障碍病人中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也发现了依赖、自我批评对抑郁症状有良好的预测作用[7]。以上研究均支持依赖和自我批评的抑郁易感人格与抑郁症状有较强的关系,进一步为这两种人格是重要的抑郁易感人格提供了证据。但上述研究只是单独考察这两种人格与抑郁之间的关系,而根据以往的理论与研究结果,国外的学者提出要基于应激易感模型来考察人格因素在应激与疾病发生之间的作用。Rick等人在介绍应激易感模型时,将易感性的内容扩展至各种社会心理因素,其中提到了人格因素[11]。国内学者将人格视为应激-疾病关系的中介变量,考察抑郁人格易感性与应激间的相互作用。[12, 13]如洪炜等人发现积极人格在应激和心理症状之间产生中介作用[12],凌宇等发现述情障碍在应激-抑郁关系中起调节作用[13]

    鉴于先前研究支持DEQ所测量的依赖和自我批评这两种人格与抑郁症状存在一定关系,本研究纳入应激这个重要变量,基于抑郁的应激-易感模型理论,考察依赖和自我批评这两种人格特质在应激-抑郁关系中的具体影响效应。鉴于先前研究已证实抑郁体验问卷(DEQ)可以应用于大学生群体[9],本研究将DEQ应用于大学生人群,探讨抑郁易感人格(依赖和自我批评)在应激-抑郁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还是调节效应,进一步验证抑郁的易感模型。

    为了方便取样,招募长沙某高校选修某两项课程的大学生为被试,共634人完成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621份,问卷有效率为97.95%。所有被试年龄在16-23岁(20.11±1.10)之间,其中男性290人(46.70%),女性331人(53.30%),年龄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平均年龄高于女性平均年龄(p < 0.001,Cohen's d=0.54)。

    本研究已通过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批,所有被试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抑郁体验问卷(Depressive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 DEQ)

    DEQ是基于Blatt提出的人格理论发展而来的自评问卷,主要用来评估抑郁的两种亚型:依赖性抑郁和自我批判性抑郁。该问卷共有66个条目,3个分量表,采取7级评分(1=非常同意,7=完全不同意)。本文采用条目计分法计分[14]:20个条目归入依赖因子(dependency;总分在20-140之间);15个条目归入自我批评因子(self-criticism;总分在15-105之间);8个条目归入效能感因子(efficacy;总分在8-56之间);剩下的23个条目无法分类。个体在某一分量表上的得分越高,则表明该个体此特征越明显。因依赖和自我批评两个分量表更契合作者最初的设想,并且与抑郁相关度较高,因此本研究选用依赖和自我批评两个分量表[14]。先前的研究已支持DEQ的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9]

    2.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业应激量表(General Social and Academic Hassles Scale, GSAHS)

    GSAHS主要用于测量在过去的一个月(包括当天)中大学生在家庭、工作和学习等方面日常的应激程度,包括从程度较小的烦心事到难以解决的问题等大的事件。GSAHS共30个条目,采用7级评分(0=无应激,6=应激经常发生)。该量表总分在0-180之间,个体得分越高,表明该个体在过去的一个月(包括当天)中应激程度和频率越高。研究表明,此量表中文版信效度较好[15]

    3.流调中心用抑郁评定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CES-D主要用于评定普通人群中当前抑郁症状的频度,侧重于抑郁情感或心境。CES-D有20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1=完全没有,4=非常明显)。该量表总分在20-80分之间,个体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重。此量表在国内有良好的适用性[16]

    本研究使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受试在GSAHS总分、CES-D总分、DEQ依赖因子得分、DEQ自我批评因子得分上的性别差异。采用Cohen's d值代表效应量,d=0.20、d=0.50和d=0.80分别为小、中和大的效应量(下同)[17]。计算受试在应激、抑郁、依赖、自我批评得分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根据国外研究,依赖因子和自我批评因子分数按大小排序后,得分在30%以下和70%以上分别为低分组和高分组[18]。因此,本研究按照依赖和自我批评得分筛选出双低组(依赖和自我批评得分均为低分)28人和双高组(依赖和自我批评得分均为高分)26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依赖、自我批评双高组与双低组在应激和抑郁量表上的得分差异。

    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分别建立依赖和自我批评在应激-抑郁中的中介、调节效应模型,并作检验。根据温忠麟等人提出的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以依赖作为中介变量为例,自我批评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相同)[19]。第一步,检验应激(X)对抑郁(Y)的总效应c是否显著,不显著则停止中介效应分析,如若显著则进行下一步。第二步,分别检验应激(X)对依赖(D)的效应a以及应激(X)、依赖(D)对抑郁(Y)的效应b是否显著。第三步,若a与b都显著,说明中介效应显著,继续检验c'的显著性,c'显著说明此模型为部分中介效应模型,c'不显著则说明此模型为完全中介效应模型。当a、b至少有一个不显著时,则进行Sobel检验,Sobel检验显著则表明中介效应显著,Sobel检验不显著则表明中介效应不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的数学计算公式为:c'=ab/c。根据温忠麟等人总结的方法进行调节效应检验(以依赖作为调节变量为例,自我批评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相同)[19]。第一步,做抑郁(Y)对应激(X)和依赖(D)的回归,得到测定系数R12。第二步,做抑郁(Y)对应激(X)、依赖(D)和应激×依赖(XD)的回归,得到R22。如果R22显著大于R12,即△R2(R22- R12)显著,则模型调节效应显著。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CES-D总分和DEQ依赖因子在得分上均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男性CES-D总分显著高于女性得分,女性DEQ依赖因子得分显著高于男性得分,但Cohen's d值均小于0.5。而在GSAHS总分和DEQ自我批评因子上,则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详见表 1

    表  1  大学生心理测验得分的性别比较(M±SD)
    总样本 男性 女性 t |Cohen's d|
    (n=621) (n=290) (n=331)
    GSAHS总分 91.25±26.58 91.87±25.48 90.70±27.54 0.55
    CES-D总分 49.71±4.81 50.16±5.26 49.32±4.35 2.15* 0.17
    DEQ依赖 87.04±12.78 85.61±11.97 88.29±13.34 -2.64** 0.21
    DEQ自我批评 59.85±12.32 60.26±12.68 59.49±12.00 0.78
    注:*表示p < 0.05,* *表示p < 0.01;|Cohen's d|为Cohen's d的绝对值,代表了两样本比较之间的效应量。
    下载: 导出CSV 
    | 显示表格

    表 2数据结果表明,GSAHS总分、依赖、自我批评和CES-D总分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均p < 0.01)。

    表  2  GSAHS总分、依赖、自我批评、CES-D总分的相关分析
    GSAHS总分 依赖 自我批评
    依赖 0.24**
    自我批评 0.24** 0.61**
    CES-D总分 0.20** 0.37** 0.55**
    注:*表示p < 0.05,* *表示p < 0.01。
    下载: 导出CSV 
    | 显示表格
    表  3  DEQ依赖因子和自我批评因子双高组和双低组心理测验得分比较(x±s)
    双低组(n=28) 双高组(n=26) t |Cohen's d|
    GSAHS总分 72.53±23.63 98.49±32.68 3.36** -0.88
    CES-D总分 45.79±2.50 56.98±6.68 8.04** -2.20
    注:*表示p < 0.05,* *表示p < 0.01;|Cohen's d|为Cohen's d的绝对值,代表了两样本比较之间的效应量。
    下载: 导出CSV 
    | 显示表格

    大学生依赖和自我批评双高组和双低组在GSAHS和CES-D量表上的得分比较显示,依赖和自我批评双高组在应激和抑郁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双低组,效应量显示差异均很大(Cohen's d值均大于0.80)。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可继续进行中介效应检验[19],以GSAHS总分为自变量,DEQ依赖因子为中介变量,CES-D总分为因变量,进行中介效应的依次检验。第一步回归分析表明依赖对抑郁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0.20,p < 0.01),第二步回归分析表明应激对依赖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0.24,p < 0.01),第三步回归分析表明在引入中介变量依赖(D)后,应激水平对抑郁症状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由0.20下降到0.11。而此时,应激水平仍然能显著预测抑郁症状(t=2.94,p < 0.01),所以依赖因子在应激-抑郁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而非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42.34%,如表 4所示。

    表  4  依赖和自我批评的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检验 步骤 标准化回归方程 R2 SE β t

    依赖因子
    中介效应检验
    第一步 Y=0.20X 0.04 0.01 0.20 4.95**
    第二步 D=0.24X 0.06 0.02 0.24 6.16**
    第三步 Y=0.11X+0.34D 0.15 0.01 0.11 2.94**
    0.01 0.34 9.00**

    自我批评因子
    中介效应检验
    第一步 Y=0.20X 0.04 0.01 0.20 4.95**
    第二步 S=0.24X 0.06 0.02 0.24 6.01**
    第三步 Y=0.07X+0.54S 0.31 0.01 0.07 2.01**
    0.01 0.54 15.64**
    注:R2:测定系数,SE:标准误,β:标准化回归系数;*表示p < 0.05,* *表示p < 0.01。
    下载: 导出CSV 
    | 显示表格

    自我批评中介效应检验的逐步回归结果显示,应激水平与抑郁症状的回归效应显著,应激(X)与自我批评(S)、自我批评(S)与抑郁(Y)的回归均显著。在第三步回归分析中,在引入中介变量自我批判(S)后,应激水平对抑郁症状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由0.20下降到0.07。而此时,应激水平仍然能显著预测抑郁症状(t=2.01,p < 0.01),因此自我批评对应激-抑郁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64.72%,如表 4所示。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检验依赖和自我批评在应激-抑郁之间的调节效应。在依赖因子的层次回归分析中,第一步做GSAHS总分、依赖对CES-D总分的回归,第二步做GSAHS总分、依赖以及乘积项对CES-D总分的回归,第二步中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t=1.78,p=0.08),△R2为0.00,因此,依赖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如表 5所示。

    表  5  DEQ依赖因子和自我批评因子的调节效应检验
    调节效应检验 步骤 变量 R2 B SE β t
    依赖调节效应检验 第一步 GSAH总分 0.15 0.02 0.01 0.11 2.94**
    依赖 0.13 0.01 0.34 9.00**
    第二步 GSAHS总分 0.15 -0.05 0.04 -0.30 -1.28
    依赖 0.05 0.05 0.14 1.12
    GSAHS总分×依赖 0.00 0.00 0.51 1.78
    自我批评调节效应检验 第一步 GSAHS总分 0.31 0.01 0.01 0.07 2.94*
    DEQ自我批评 0.21 0.01 0.54 9.00**
    第二步 GSAHS总分 0.31 -0.02 0.03 -0.10 -0.67
    自我批评 0.21 0.01 0.54 15.66
    GSAHS总分×自我批评 0.00 0.00 0.18 1.15
    注:R2:测定系数,B:回归系数,SE:标准误;β:标准化回归系数;*表示p < 0.05,* *表示p < 0.01。
    下载: 导出CSV 
    | 显示表格

    依照同样的方法,分析自我批评在应激-抑郁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发现第二步中的乘积项回归系数不显著(t=1.15,p>0.05),△R2为0.00。因此,自我批评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自我批评对抑郁症状的效应显著(p < 0.01),即说明自我批评会影响抑郁症状,而调节效应不显著只是说明自我批评的变化不会影响应激对抑郁症状的作用程度,如表 5所示。

    近30年来,抑郁易感性中的人格成分是临床心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抑郁易感人格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依赖-自我批评、社会性依赖-自助及完美主义等[3]。Blatt的抑郁理论主要围绕依赖-自我批评展开。该理论和相应的DEQ量表有两个优点。第一,Blatt等人认为,从个体抑郁倾向发展到临床抑郁是一个连续状态。因此,与其他评定抑郁症状严重性的量表不同,DEQ主要评估的是抑郁倾向的人格,这是该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第二,DEQ量表对临床病人和正常个体均适用[9,20—22]。因此,本研究采用DEQ测查正常大学生的抑郁人格易感性,分析依赖和自我批评这两个抑郁易感人格的维度在应激-抑郁关系中所起的具体作用,得到了比较有价值的研究结果。

    大学生在自我批评因子得分和GSAHS总分上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虽然CES-D总分和依赖因子得分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其效应量均较小,提示其显著的性别差异可能与样本量有较大关系,而不是男女大学生在依赖因子与抑郁水平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先前有研究结果提示了在依赖与自我批评上存在性别差异,如唐秋萍等发现女性的自我批评因子得分显著高于男性[7],McBride等人的研究发现女性表现出更高程度的社会依赖性[23],但已有的研究并未进一步考察效应值大小,这种性别差异欠缺说服力。性别取样是否平衡、差异检验标准是否严格、取样群体文化与群体特征是否相同都可能会影响性别差异的比较结果[24]。就目前来说,对于抑郁人格的两个维度——依赖和自我批判在性别上的差异尚未有确定的结论,有待进一步研究。应激、依赖、自我批评以及抑郁之间均两两正相关,依赖和自我批评得分双高组在应激和抑郁程度上都显著高于依赖和自我批评得分双低组,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共同提示了应激水平越高的大学生有更高的依赖和自我批评程度,也较容易出现抑郁状况[7, 10, 25],并进一步支持了依赖和自我批评是抑郁发生易感因素这一结论。当然,鉴于本研究只是一个横断面研究,无法完全阐明其因果关系,尚需纵向追踪研究来进一步证明。

    本研究采用中介与调节两种分析方法具体考察依赖与自我批评这两种人格在应激与抑郁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调节作用分析显示,依赖和自我批评在应激和抑郁之间均无调节作用,而中介作用分析则发现, 两种抑郁易感人格(依赖和自我批评)均在应激-抑郁关系中起部分中介效应,依赖和自我批评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42.34%、64.72%。这表明,应激不仅对大学生抑郁症状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可通过依赖和自我批评对抑郁症状产生间接影响,本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抑郁的人格易感模型,与邹涛在中国大学生人群中的研究结果一致[25]。根据Blatt的理论,具有高依赖性人格的个体过度重视人际关系,一旦遭遇应激性事件,高依赖个体有强烈的依赖别人的需求,当其人际关系不顺利或依赖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就有可能出现抑郁症状;具有自我批评性人格的个体过度重视自我价值,一旦遭遇不良事件,就会表现出强烈的成就欲和对周围环境的控制欲,这也可能导致其出现抑郁症状[4]。本研究结果支持了Blatt的理论,即作为抑郁的易感性人格,依赖与自我批评会使得个体在应激状态下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这一研究结果对大学生抑郁预防具有一定的启示,可通过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人际关系态度和成就动机来预防抑郁发生,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考察大学生依赖和自我批评在应激-抑郁关系中的作用,从抑郁人格角度验证了应激-易感性模型在中国大学生人群中的有效性,这不仅为抑郁的应激-易感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而且为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了思路。接下来的研究可通过扩大样本量、增加临床样本、纵向追踪高低依赖与自我批评个体的抑郁发生情况、结合生物学指标等方法来进一步阐明依赖与自我批评对应激与抑郁发生之间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

  • 图  1   OECD国家托育服务市场化改革

    注:根据《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让服务惠及穷人》中服务提供主要权力关系图改编。

  • [1] 张力, 夏心盈. 权宜之计抑或权利扩张: 学前教育立法中的托育服务[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86-95.
    [2] 张力. 托育服务中的家庭失灵与国家义务[J]. 浙江学刊, 2023(4): 46-58.
    [3] 张力, 申耀. 《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的托育服务: 国家义务与机构角色[J].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2022(2): 4-13. doi: 10.3969/j.issn.2095-3356.2022.02.001
    [4] 张力. 婴幼儿照护服务立法: 目标定位、问题与路径[J]. 求索, 2021(4): 145-155.
    [5] 熊跃根. 女性主义论述与转变中的欧洲家庭政策——基于福利国家体制的比较分析[J]. 学海, 2013(2): 95-102. doi: 10.3969/j.issn.1001-9790.2013.02.012
    [6] 刘云香, 朱亚鹏. 向儿童投资: 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新转向[J]. 中国行政管理, 2017(6): 127-134.
    [7] 房莉杰, 陈慧玲. 平衡工作与家庭: 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J]. 人口学刊, 2021(2): 86-97.
    [8] 刘中一. 我国儿童公共照顾资源政府给付方式[J]. 宁夏社会科学, 2022(1): 153-160.
    [9] 杨菊华. 论政府在托育服务体系供给侧改革中的职能定位[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3): 89-96.
    [10] 朱荟, 陆杰华. 现金补贴抑或托幼服务?欧洲家庭政策的生育效应探析[J]. 社会, 2021(3): 213-240.
    [11] 蔡迎旗, 王翌. 欧洲国家0—3岁婴幼儿保教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及其启示[J]. 学前教育研究, 2020(12): 3-15.
    [12] 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部, 国家人口计生委培训交流中心. 中国的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 打破贫穷的代际传递与改善未来竞争力[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1.
    [13] 保罗·A. 萨缪尔森, 威廉·D. 诺德豪斯. 经济学(第十六版)[M]. 萧琛,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268.
    [14] 杨雪燕, 高琛卓, 井文. 典型福利类型下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国际比较与借鉴[J]. 人口与经济, 2019(2): 1-16.
    [15] 刘天子, 杨立华, 曾晓东. 不同国家托育服务治理模式的效果评价——基于OECD家庭数据库的比较分析[J]. 人口学刊, 2022(4): 70-79.
    [16] 于萌, 匡亚林. 低生育时期家庭政策体系应如何构建?——基于典型国家家庭政策的组态分析[J]. 社会建设, 2021(6): 3-14.
    [17] 应奇, 刘训练.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序言.
    [18] 索长清, 王秀青. 国外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的经验、问题及启示——以美、英、日为例[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1): 121-128.
    [19] 曾皓.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学前教育立法中的落实[J]. 法学, 2022(1): 50-65.
    [20] 李双元, 李娟. 儿童权利的国际法律保护[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21] 陈建梅, 刘子荣. 普惠性托育服务的国际比较及中国路径实现选择[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2(6): 50-62.
    [22] 武欣, 史瑾. 21世纪以来德国联邦政府0—3岁婴幼儿托育改革进展与趋势[J]. 外国教育研究, 2020(7): 87-100.
    [23] 洪秀敏, 赵思婕, 朱文婷. 托育服务供给模式及其普惠成效的国际比较与启示[J]. 教育与经济, 2021(4): 81-88.
    [24] 张翔. 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与国家的给付义务——从基本权利分析框架的革新开始[J]. 中国法学, 2006(1): 21-36.
    [25] 王春侠, 孙群郎. 战后美国幼托体系对女性就业的影响[J]. 历史教学月刊, 2013(7): 49-55.
    [26] 郭林, 董玉莲. 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 国际比较与中国选择[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1(5): 109-118.
    [27] 杨菊华, 杜声红. 部分国家生育支持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探索, 2017(2): 137-146.
    [28] 钱慧, 付玖花. 美国0—3岁婴幼儿的连续性照护: 理念与行动[J]. 教育学术月刊, 2022(12): 40-47.
    [29] 马瑜骏. 发展高质量家庭式托育服务: 国际经验及启示[J]. 社会建设, 2021(6): 15-24.
    [30] 谢郁. 普惠性托育服务如何供给?——托育供给制度的模式之辩[J]. 浙江社会科学, 2020(7): 30-38.
    [31]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 婴幼儿照护服务文件汇编(2021版)[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21: 1-3.
    [32] 申素平. 教育立法与受教育权的体系化保障[J]. 教育研究, 2021(8): 35-47.
    [33] 张翔. 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J]. 法学研究, 2005(3): 21-36.
    [34] B. 盖伊. 彼得斯.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 吴爱明, 夏宏图,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59-65.
    [35] 世界银行. 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 让服务惠及穷人[R]. 《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 让服务惠及穷人》翻译组, 译.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49.
    [36] 国家卫健委: 全国0至3岁婴幼儿中1/3托育服务需求比较强烈[EB/OL]. (2021-07-21)[2024-01-1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5896565030152924&wfr=spider&for=pc.
    [37] 庞丽娟, 王红蕾, 冀东莹, 等. 有效构建我国0—3岁婴幼儿教保服务体系的政策思考[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6): 5-11.
    [38] 周亮. 我国0—3岁婴幼儿普惠性托育服务的结构性矛盾与政策建议——基于湖南省的统计数据与调查分析[J]. 学前教育研究, 2023(12): 51-60.
    [39] 杨菊华. 新时代幼育支持体系的基本思路与主要策略: 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2023(3): 57-63.
    [40] 但菲, 张德佳, 索长清. 重视并提高托育过程质量: OECD的建议及其启示[J]. 学前教育研究, 2022(12): 11-21.
    [41] 洪秀敏, 赵思婕. 新形势下高质量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路径——基于韩国经验的本土思考[J]. 学前教育研究, 2022(10): 1-10.
  • 期刊类型引用(2)

    1. 蒋懿博,李灵,赵春悦,赵一凡,师永谨. 自我批评量表(LOSC)中文版修订及信效度检验.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2(04): 575-580 . 百度学术
    2. 李元栋,江钦徐,姜嘉,匡艳丽. 高校特殊群体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压力知觉、应对方式相关性分析. 中国健康教育. 2021(03): 228-233 . 百度学术

    其他类型引用(3)

图(1)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105
  • HTML全文浏览量:  28
  • PDF下载量:  17
  • 被引次数: 5
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4-07-01
  • 刊出日期:  2024-11-24

目录

/

返回文章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