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phoric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oncept of Meaning of Life: Evidence from Size, Up, Down, and Weight
-
摘要:
人们常使用“生命是伟大的”“生命至上”“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等词句对生命意义概念进行加工和理解。然而,生命意义概念与大小、上下和重量等具身感知是否存在隐喻联结尚未可知。基于具身隐喻视角探讨生命意义概念的隐喻表征。实验1和实验2均采用空间Stroop启动范式分别探讨大小、上下和生命意义概念之间的隐喻表征,实验3采用天平范式探讨重量和生命意义概念之间的隐喻表征。结果表明,大小、上下和重量与生命意义概念之间均存在隐喻表征,且存在隐喻一致性效应。理论上,丰富了概念隐喻理论和具身认知理论;实践上,有助于为生命意义具身认知提供参考价值,也为个体生命教育干预提供借鉴依据。
Abstract:People often use the words "life is great", "human life is Paramount", "human death is inevitable, or heavier than Mount Tai, or lighter than a feather" to process and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the meaning of life. However,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re is a metaphor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ncept of life meaning and the embodied perception of size, up and down and weigh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taphor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metaphor. Stroop priming paradigm was used in experiment 1 and experiment 2 to explore the metaphorical connection between size, up and down and meaning of life respectively. In experiment 3, the balance paradigm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metaphorical representation between weight and meaning of lif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metaphorical representations between size, up and down, weight and meaning of life, and there are metaphorical congruence effects. Theoretically, it enriches the embodied theory of conceptual metaphorical representation; In practice, it is helpful to provide reference value for embodied cognition of life meaning, and also to provide a reference basis for individual life education intervention.
-
一. 引言
生命意义是指个体感知到自身存在的重要性、理解并追寻生命存在的目的与意义,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我生命价值[1]。近年来,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是COVID-19疫情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生与死的思考[2]。大量研究表明,经历重大突发事件的个体由于受到死亡威胁及伤害,最有可能诱发其生命意义寻求[3],重新思索和定位生命价值[4],更加清醒地认识生命的宝贵[5],甚至对生命认知发生重大转变[6],只有通过生命意义重构方可重获生活幸福[7]。从个体层面而言,生命意义可以提升个体的积极情绪[8],增加其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9-10];从人际关系角度而言,寻找生命意义有助于增进人际交往,建立和谐亲密的人际关系[11];从社会视角而言,生命意义是增强民众国家认同和国家自信[12]、树立民族文化自信[13]的有效途径,也是社会和谐发展与建构的基础。
梳理过往研究可知,生命意义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生命意义的成分、维度、测量和注意偏向等。关于生命意义的成分和维度,学者认为生命意义包括一致性(Coherence)、重要性(Significance)和目的(Purpose)三个成分,以及追寻生命意义(Search for meaning)、拥有生命意义(Presence of meaning)两个维度[1]。根据上述生命意义的成分和维度,学者开发了生命意义问卷(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MLQ)[14]、生活目的测验(Purpose in life test, PLT)[15]等测量工具,有助于从测量学的角度探讨生命意义的现状与作用机制。由于问卷法受社会赞许性和主观臆测性影响,因此,采用实验法揭示生命意义的认知加工机制十分必要。学者张姝玥通过注意偏向的行为实验发现,处于不同生命意义水平的中学生对积极信息和消极信息的注意偏向不同[16]。虽然该研究借助实验法对个体生命意义进行了探索,但研究重点落在了个体的注意偏向上,尚未揭示生命意义的认知加工机制。
个体究竟如何建构生命意义?研究者认为,意义本身是通过社会化得以建构的[17]。研究发现,生命意义可以通过亲社会行为来建构[11, 18-21]。个体通过赋予生活中每一个事件以价值和重要程度进而增强自身价值[22],尤其当某个事件被认知为有价值、有意义时,个体便体验到了生命的意义[11]。当个体从这些事件的价值认知中感受到社会联结并体验到归属感时,个体的生命意义感会显著增加,增加的生命意义感又反过来加强其与社会的联结[23-24]。另外,根据生命意义的动机作用可知,生命意义为个体提供了目标感和环境联结,尤其当个体认知到环境是可预测的并且有很多系统性的关联时,其感知到的生命意义便会增强[25-26]。焦虑个体常因为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和前进方向,导致生命意义感降低,从而加剧焦虑[27-28]。当个体的行为受到某种价值目标的引导,且与个人核心的自我认同一致时,个体便会体验到生命意义[29]。
个体又是如何理解和加工生命意义的呢?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理论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途径。该理论认为,个体通过身体体验探索未知世界[30-31],身体经验是个体抽象概念加工的基础[32]。概念隐喻理论也强调,人类概念系统的本质是隐喻,隐喻即个体使用具体形象的始源域概念表征抽象复杂的目标域概念[33],而始源域概念最初来自个体的身体感知经验。建立在具身认知理论基础上的延展心智理论也认为,服务于人类认知加工的物理状态可以超越个体生物脑的疆界,是大脑、身体感知和环境三者的互动与耦合[32];认知加工是大脑嵌入身体、身体嵌入环境的三位一体的动态系统,而身体在认知加工过程中“主动”进行意义建构[34]。由此可见,个体在进行复杂抽象概念的认知加工过程中,身体经验的作用不可小觑,身体经验帮助个体将形成于头脑中的复杂抽象概念转化为熟悉的身体感知觉,并利用身体经验完成抽象概念的认知加工。
个体对抽象概念的认知加工是建立在身体经验基础之上的[35]。过往研究认为,大小、上下和重量均是身体重要的感知域,个体可以利用这些身体感知觉进行抽象概念的隐喻表征[36],并借助身体感知隐喻表达生命意义。其一,大小知觉可能影响个体生命意义的认知加工。如个体存在“越大越好”的具身效应,大与积极事件隐喻关联,小与消极事件隐喻关联[37];中华文化中常出现“生命伟大”“志向远大”“死生亦大矣”的描述。其二,上下感知也可能影响个体的生命认知。研究发现,读者在语篇阅读中会产生情绪的垂直空间隐喻,即上和下的垂直空间始源域与情绪目标域形成双向隐喻映射,表现出“高兴为上”“悲伤为下”的隐喻联结[38]。此外,积极记忆向上匹配时,被试的反应时更短[39];向上仰望的运动会增加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低头向下的运动会增加个体的消极情绪体验[40]。生活中人们也常用“生命至上”来表达生命的宝贵。其三,个体利用身体重量感知进行抽象概念隐喻加工[41]。重量感知影响个体情绪词的加工判断,重和消极情绪词联结反应时更短,轻和积极情绪词联结反应时更短[42]。此外,当被试的身体负担更多的重量时,会更容易判断事件的有效性[43];当被试拿着更重的写字板时,会判断货币更有价值[44]。中华文化中常用重量隐喻生命力量,如“生命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英语中也常用Heavy heart描述生命的分量。那么,用大小、上下和重量来描述生命意义,是个体表达方式的一种偶然现象,还是因为个体在两者之间建立了稳固的认知架构,即形成了生命意义概念和大小、上下、重量感知的隐喻表征?过往鲜有研究采用实证方法从具身隐喻视角探讨个体如何建构生命意义概念,生命意义与大小、上下和重量是否形成隐喻联结还尚未可知。
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通过三个实验考察生命意义抽象概念与大小、上下和重量的具身隐喻联结。目前,关于大小、上下空间隐喻的研究多采用Stroop范式,重量隐喻的相关研究多采用天平范式。因此,实验1和实验2参考鲁忠义等人[45-46]研究中所使用的空间Stroop范式探讨大小、上下是否与高低生命意义词汇之间形成隐喻一致性表征;实验3参考张积家等人[47-48]研究中所使用的重量隐喻研究范式探讨生命意义概念与重量之间的隐喻联结。本研究提出如下三点假设。其一,生命意义词汇与大小之间存在隐喻联结,当呈现的是大圆环时,被试对高生命意义词汇的判断反应快于对低生命意义词汇的判断反应;反之,反应时延长。其二,生命意义词汇与上下垂直空间位置之间存在隐喻联结,当圆环呈现的空间位置在“上”时,被试对高生命意义词汇的判断反应快于对低生命意义词汇的判断反应;反之,反应时延长。其三,当呈现的天平图片为左重右轻时,被试对左高右低生命意义词对的反应更快;当呈现的天平图片为左轻右重时,被试对左低右高生命意义词对的反应更快。
二. 实验1:生命意义概念的大小隐喻表征
一 被试
采用Gpower3.1软件对样本量进行估计,设定显著性水平α=0.05、中等效应量f=0.25,预测达到80%统计力水平的总样本量至少为24[49]。随机抽取某高校30名大学生被试(女生17人、男生13人),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均正常,无阅读障碍,且均为右利手。实验前告知被试实验要求,确保被试知情同意后参加实验,实验结束后给予被试一定的报酬。
二 实验设计
实验1采用空间Stroop范式探讨个体生命意义概念的大小隐喻表征。实验为2×2两因素被试内设计。一个自变量是词汇类型,分为高生命意义词汇和低生命意义词汇两个水平;另一个自变量是圆环大小,分为大圆环和小圆环两个水平。因变量是被试对生命意义词汇判断的反应时。
三 实验材料
生命意义词汇借鉴张荣伟等人[50]研究中所用的双字词,包括34个高生命意义词(如充实、奋斗、希望等)和34个低生命意义词(如空虚、堕落、失望等)。根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对词频进行了控制,高生命意义词(M=0.010)与低生命意义词(M=0.002)在词频差异上统计检验不显著(t(1, 66)=1.492, p>0.05),说明实验用词符合实验要求。此外,该研究将生命意义词汇字体设置为40磅的黑色楷体;借鉴以往研究[46, 51],将大圆环直径设为5cm,小圆环直径设为2.5cm。
四 仪器和程序
实验程序参照鲁忠义等人[46]的研究,采用E-prime2.0软件编写。首先在电脑屏幕上呈现500ms红色“+”注视点,然后在屏幕中央位置随机呈现一个2 000ms的圆环,请被试尽可能快速地判断此圆环的大小。若被试判断为大圆环按D键,判断为小圆环按F键。一大一小圆环在正式实验前已进行练习,正确率达到80%以上再进入正式实验。接着屏幕中央呈现2 000ms的目标刺激(生命意义词汇),请被试快速判断。如果该目标刺激是高生命意义词汇,被试按J键反应;如果该目标刺激是低生命意义词汇,被试按K键反应(按键在被试间进行平衡)。若2 000ms内被试不反应,目标刺激消失,空屏500ms后进入下一试次。正式实验共120个试次,目标刺激呈现顺序随机化。正式实验前进行至少8个试次的练习,其程序与正式实验相同。练习实验结束后,若被试理解实验操作则开始正式实验; 若被试不清楚则按键返回重新进行练习,直至明白实验要求。实验1流程如图 1所示。
五 结果与分析
剔除正确率低于80%的被试1名,剩余29名被试数据进入分析,实验结果见表 1。
表 1 被试对不同圆环大小条件下高低生命意义词汇判断反应时的平均数与标准差(ms)生命意义词汇类型 圆环尺寸 大圆环 小圆环 高生命意义词汇 715.96±99.63 751.00±99.60 低生命意义词汇 757.90±114.73 737.78±101.65 对被试的反应时进行2×2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圆环尺寸主效应不显著,F(1, 28)=0.76, p>0.05;词汇类型主效应不显著,F(1, 28)=3.11, p>0.05;词汇类型与圆环大小的交互作用显著,F(1, 28)=15.05, p=0.001, η2=0.35。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显示,词汇类型在呈现大圆环时的简单效应显著,F(1, 28)=8.82, p=0.006。当呈现大圆环时,被试对随后呈现的高生命意义词汇的判断反应显著快于低生命意义词汇。词汇类型在呈现小圆环时的简单效应显著,F(1, 28)=4.51, p=0.043。当呈现小圆环时,被试对随后呈现的低生命意义词汇的判断反应显著快于高生命意义词汇。
六 讨论
实验1结果表明,被试对生命意义抽象概念的理解存在大小隐喻。大圆环呈现后,被试对高生命意义词汇的判断反应显著快于低生命意义词汇;小圆环呈现后,被试对低生命意义词汇的判断反应显著快于高生命意义词汇。结果说明,大小知觉的启动易化了被试对相应生命意义概念的加工,即启动了对“大”的知觉后,促进了被试对随后呈现的高生命意义词汇的加工;启动了对“小”的知觉后,促进了被试对低生命意义词汇的加工。实验1证明了存在“高生命意义—大”“低生命意义—小”的隐喻联结,结果支持研究假设1。
三. 实验2:生命意义概念的上下隐喻表征
一 被试
被试总量计算方法同实验1,选取未参加实验1的30名某高校大学生(女生16人、男生14人)参与实验2,被试筛选条件同实验1。
二 实验设计
实验2采用空间Stroop范式探讨个体生命意义概念的上下隐喻表征。实验为2×2两因素被试内设计。一个自变量是词汇类型,分为高生命意义词汇和低生命意义词汇两个水平;另一个自变量是空间位置,分为上和下两个水平。因变量是被试对生命意义词汇判断的反应时。
三 实验材料
生命意义词汇同实验1,圆环尺寸同实验1中小圆环尺寸(直径2.5cm)。
四 仪器和程序
实验程序参照鲁忠义等人[46]的研究,采用E-prime2.0软件编写。首先在电脑屏幕上呈现500ms红色“+”注视点,然后在屏幕水平正中央、竖直方向25%或75%处随机出现一个2 000ms的圆环,要求被试对圆环位置进行判断。如果圆环位置位于上方,被试按D键;如果圆环位置位于下方,被试按F键(按键在被试间进行平衡)。接着200ms空屏后屏幕中央呈现2 000ms的目标刺激(生命意义词汇),请被试快速判断。若该目标刺激是高生命意义词汇,被试按J键反应;若该目标刺激是低生命意义词汇,被试按K键反应(按键在被试间进行平衡)。若2 000ms内被试不反应,目标刺激消失,空屏500ms后进入下一试次。正式实验共120个试次,材料呈现顺序随机化。正式实验前进行至少8个试次的练习,其程序与正式实验相同。练习实验结束后,若被试理解实验操作则开始正式实验;若被试不清楚则按键返回重新进行练习,直至明白实验要求。实验2流程如图 2所示。
五 结果与分析
剔除正确率低于80%的被试1名和未完成实验的被试2名,对其余27名被试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2。
表 2 被试对不同圆环位置条件下高低生命意义词汇判断反应时的平均数与标准差(ms)生命意义词汇类型 圆环位置 上 下 高生命意义词汇 745.41±113.76 794.84±141.97 低生命意义词汇 804.46±139.62 746.81±112.14 对被试的反应时进行2×2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圆环位置主效应不显著,F(1, 26)=0.15, p>0.05;生命意义词汇类型主效应不显著,F(1, 26)=0.33, p>0.05;生命意义词汇与圆环位置的交互作用显著,F(1, 26)=11.72, p=0.002, η2=0.31。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显示,生命意义词汇类型在空间位置为上时的简单效应显著,F(1, 26)=13.02, p=0.001。当空间位置为上时,被试对随后呈现的高生命意义词汇的判断反应显著快于低生命意义词汇。生命意义词汇类型在空间位置为下时的简单效应显著,F(1, 26)=5.59, p=0.026。当空间位置为下时,被试对随后呈现的低生命意义词汇的判断反应显著快于高生命意义词汇。
六 讨论
实验2通过启动被试对垂直空间的感知,考察生命意义上下隐喻的心理现实性。结果显示,相比于低生命意义词汇,被试对空间位置“上”启动条件下的高生命意义词汇判断反应更快;相比于高生命意义词汇,被试对空间位置“下”启动条件下的低生命意义词汇判断反应更快。结果表明,空间位置的上下启动可以易化被试对高低生命意义概念的隐喻映射,表现出隐喻一致性效应。被试对生命意义概念进行认知判断受上下垂直空间感知的影响,可自动化地由空间上下位置隐喻映射生命意义抽象概念。实验2证明了生命意义抽象概念存在空间上下隐喻映射的心理现实性,结果支持研究假设2。
四. 实验3:生命意义概念的重量隐喻表征
一 被试
被试总量计算方法同实验1,选取未参加实验1和实验2的30名大学生(女生16人、男生14人)参与实验3,被试筛选条件同实验1。
二 实验设计
实验3借鉴张积家等[48]的重量隐喻研究范式探讨个体生命意义概念的重量隐喻表征。实验为2×2两因素被试内设计。一个自变量是生命意义词对呈现位置,分为左高右低和左低右高两个水平;另一个自变量是天平倾斜方向,分为左重右轻和左轻右重两个水平。因变量是被试对生命意义词对位置判断的反应时。
三 实验材料
选取托盘天平、网球和铅球图片作为实验材料,铅球置于左边托盘、网球置于右边托盘为左重右轻条件,反之为左轻右重条件。将实验1中所使用的生命意义词汇进行随机匹配,得到34对生命意义词对(高生命意义词汇-低生命意义词汇)。t检验表明,高生命意义词汇与低生命意义词汇的笔画数(M高=15.33±3.75, M低=16.8±4.26)差异不显著(t(1, 66)=-1.42, p>0.05),说明实验用词符合实验要求。选取不参加正式实验的41名大学生对每一组生命意义词对(高生命意义词汇-低生命意义词汇)的高低匹配程度进行1—7点评分(1代表完全不匹配,7代表完全匹配),保证每一个生命意义词对均由一个高生命意义词汇和一个低生命意义词汇组成,如希望-失望(匹配程度±标准误:5.77±0.69)。最终选取匹配得分显著大于理论均值4分的30对生命意义词对作为实验3的实验材料,t(1, 28)=13.96, p<0.001。
四 仪器和程序
实验程序借鉴He等人[52]的研究。实验仪器同实验1。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红色“+”注视点500ms,接着随机出现一个左重右轻或左轻右重的托盘天平500ms,200ms空屏后呈现生命意义词对,要求被试判断托盘天平倾斜方向。指导语中告知被试生命意义词对是由一个高生命意义词汇和一个低生命意义词汇组成。如果被试未在3 000ms内做出反应则目标刺激自动消失,随后进行下一次试验。本实验分为两个区块,第一阶段要求被试判断高生命意义词汇出现在天平的左侧还是右侧,若在左侧按F键,若在右侧按J键;第二阶段要求被试判断低生命意义词汇出现在天平的左侧还是右侧,若在左侧按F键,若在右侧按J键(按键在被试间进行平衡)。正式实验共120个试次,每个生命意义词对呈现2次,与天平倾斜方向匹配各呈现1次。正式实验前,用非实验材料进行8次练习。实验3流程如图 3所示。
五 结果与分析
剔除正确率低于80%的被试2名,剩余28名被试的数据进入分析。实验结果见表 3。
表 3 被试对不同天平倾斜方向条件下生命意义词对位置判断反应时的平均数与标准差(ms)生命意义词对位置 天平倾斜方向 左重右轻 左轻右重 左高右低 751.79±171.72 780.62±178.17 左低右高 771.96±190.56 763.49±161.43 对被试的反应时进行2×2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天平倾斜方向主效应不显著,F(1, 27)=0.06, p>0.05;生命意义词对位置主效应不显著,F(1, 27)=3.47, p>0.05;天平倾斜方向和生命意义词对位置交互作用显著,F(1, 27)=8.23, p=0.008, η2=0.24。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左重右轻天平倾斜方向条件下,被试对左高右低生命意义词对的反应显著快于左低右高生命意义词对,F(1, 27)=4.83, p=0.037;在左轻右重天平倾斜方向条件下,被试对两种词对的反应时差异边缘显著,F(1, 27)=3.31, p=0.070。
六 讨论
实验3通过天平倾斜方向启动被试的重量知觉来探讨生命意义重量隐喻的心理现实性。结果显示,左重右轻天平倾斜方向促进了被试对左高右低生命意义词对的加工;左轻右重天平倾斜条件下,被试对左低右高和左高右低生命意义词对的加工差异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重量加工激活了被试对生命意义概念的判断,即“左重—左高生命意义”“右轻—右低生命意义”存在重量隐喻一致性效应。这一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3。
五. 综合讨论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对道德、权力等抽象概念进行加工时会借助大小、上下和重量等基本的身体感知经验来理解复杂的抽象概念,但是个体对生命意义概念进行建构时是否也会采用同样的方式还未可知。本文通过三个实验系统地探讨了生命意义概念的大小、上下和重量隐喻表征,证明了生命意义概念与这三种感知体验之间的隐喻存在心理现实性,而且其隐喻具有一致性效应。
一 生命意义概念大小、上下和重量隐喻的心理现实性
实验1通过空间Stroop范式要求被试对屏幕中央的词汇进行分类判断,探究生命意义概念大小隐喻的心理现实性。结果发现,大小知觉的启动会影响被试对后续呈现的生命意义词汇的判断,即启动刺激为“大”时,被试对高生命意义词汇反应更快;启动刺激为“小”时,被试对低生命意义词汇反应更快。实验2运用相同的范式要求被试对屏幕中央的词汇进行分类判断,探究生命意义概念上下隐喻的心理现实性。结果发现,上下空间位置影响个体对后续生命意义词汇的判断,即“上”作为启动刺激时,被试对随后呈现的高生命意义词汇反应更快;“下”作为启动刺激时,被试对随后呈现的低生命意义词汇反应更快。实验3运用重量隐喻研究范式探讨重量感知觉与生命意义概念之间的隐喻表征。结果发现,天平的倾斜方向激活了被试对生命意义概念的加工,影响了个体对生命意义词汇的判断,即高生命意义词汇与“重”联结,低生命意义词汇与“轻”联结。
以上实验结果均表明,被试在对生命意义词汇编码的过程中会借助熟悉的大小、上下和重量感知,并将其映射于抽象复杂的生命意义概念。从具身认知理论视角来看,语言和外部世界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结模式,身体经验为语言的形成提供了依据,感觉运动系统对语言加工起着重要作用[53]。在人类发展过程中,3—4岁的儿童便能根据语言指示区分大小,形成大小知觉。在个体经验积累的同时,抽象思维也得到了发展。“大”通常被用来描述人们的向往和追求,如重大的事件、珍贵的事物、道德高尚的行为等[37]。具身认知理论还提到,个体在词汇加工过程中,知觉表征是自动化激活的[54-55]。研究显示,语言信息和感知觉之间的交互作用会影响个体对词汇的加工[56];词汇意义来自于词汇描述的经验整合,语言加工和非语言加工所采用的表达模式相同[57]。本研究所采用的图片属于非语言刺激,以启动个体的大小、上下和重量感知觉。当个体对生命意义词汇进行加工判断时,知觉表征系统被自动化激活,若被激活的感知觉和生命意义概念之间的匹配关系与个体意向图式匹配关系相吻合,则加速个体的判断。当天平倾斜方向与生命意义词对位置一致时(即生命意义词的高低和重量的轻重与人们心中的隐喻一致),被试的反应更快;当启动刺激与目标刺激出现的位置不匹配时(即生命意义词的高低和重量的轻重与人们心中的隐喻不一致),被试的反应出现明显的延迟。结果表明,个体对生命意义概念的加工受到重量感知的干扰作用,出现了负启动效应。
由此可见,个体在对生命意义概念进行建构时,首先会借助自身的空间和重量感知形成大小、上下和重量感知觉;其次通过熟悉的意象图式对生命意义概念进行表征;最后这种隐喻联结经过多次练习实践形成神经记忆储存在个体的大脑中,“大”“上”“重”表征高生命意义、“小”“下”“轻”表征低生命意义便成了较为固定的隐喻联结。
二 生命意义概念与大小、上下和重量概念之间的隐喻架构具有一致性
隐喻一致性效应属于隐喻促进的范畴,表现为感知觉体验和抽象概念的隐喻联结存在同化、相互促进的关系[58]。三个实验均证明了生命意义概念与大小、上下和重量概念之间的隐喻一致性效应。当启动刺激与目标刺激相互匹配时,表现出隐喻一致性效应;当启动刺激与目标刺激不匹配时,被试的反应时延长,出现隐喻不一致性效应。下面将继续讨论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
结合中华传统文化发现:中国人的价值观有着“小我—大我”维度,个体的生命意义属于“小我”范畴,国家发展则属于“大我”范畴[59]。而个体对“小我”的理解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对“大我”的看法,“大我”取向与“小我”取向具有交融的多样性特征。生活中总是提到将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深究其内部思想,即发扬个体优良的“小我”,从而对他人“大我”的建构产生影响。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大”与高生命意义、“小”与低生命意义逐渐在个体心理层面建立联系,大小空间知觉帮助个体表征和理解生命意义这一抽象概念。此外,“天地”是个体最早形成的关于空间上下维度的感知觉。我国古代就有“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体现着宇宙的生机和生命的欣欣向荣。研究发现,词汇呈现位置影响被试对褒贬义词汇的加工,如在屏幕上方呈现褒义词汇或在屏幕下方呈现贬义词汇时,被试词汇判断反应时更短[60]。积极的、社会地位高的词汇处于空间位置上,消极的、社会地位低的词汇处于空间位置下[61-62]。“上”代表人们对自然的崇敬,对积极美好的追求,如“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认为道德高尚的、对社会有价值的人在死后会“上天堂”; 相反,道德低劣的、对社会有危害的人在死后会“下地狱”。因此,在个体的思维图式中,“上”与高生命意义相联结、“下”与低生命意义相联结。个体在和环境交互过程中形成特定重量感知体验,并借助重量感知体验表征抽象概念[63]。轻重既可以代表事物的物理特质,又可以代表个体赋予事物重要性的程度。中国传统文化主张“贵生重死,三立不朽”的生命智慧;孙思邈在《千金方》中也指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强调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人生在世要自省内修,实现自我价值,追求人生的意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正是在以上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个体建构了生命意义重量的意象图式,倾向于将高生命意义与“重”、低生命意义与“轻”联结在一起。
三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感觉运动生成论(Sensorimotor enactivism)的代表人物Noë指出:“世界本身可被描述为属于我们自己意识的实现机制。”[64]即内部认知与外部世界并不仅仅存在因果关系,外在环境资源在某些条件下是个体心智和认知系统的构成成分。个体通过知觉意识经验的转换来建构复杂事物或抽象概念。因此,个体对大小、上下和重量的已有知觉经验在这个过程中尤为重要。概念隐喻理论为我们了解个体如何建构抽象概念提供了思路,本研究为该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撑。
此外,本文虽探讨了生命意义与大小、上下和重量隐喻的心理现实性,结果也证实了研究假设,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其一,本研究的三个实验均探讨了从始源域向目标域的隐喻映射关系,而隐喻加工是双向的,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生命意义与大小、上下和重量之间是否存在双向的隐喻联结。其二,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范式和实验材料较为单一,三个实验均采用相同的生命意义双字词,但不同的实验材料可能会影响隐喻联结的结果,未来隐喻研究应选取多样化材料,为研究生命意义具身隐喻的稳定性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六. 结论
生命意义的大小隐喻表征具有心理现实性,并存在隐喻一致性效应,即“大”与高生命意义词汇匹配,“小”与低生命意义词汇匹配;生命意义的上下隐喻表征具有心理现实性,“上”与高生命意义词汇存在隐喻表征,“下”与低生命意义词汇存在隐喻表征;生命意义的重量隐喻表征具有心理现实性,“重”与高生命意义词汇联结,“轻”与低生命意义词汇联结。
-
表 1 被试对不同圆环大小条件下高低生命意义词汇判断反应时的平均数与标准差(ms)
生命意义词汇类型 圆环尺寸 大圆环 小圆环 高生命意义词汇 715.96±99.63 751.00±99.60 低生命意义词汇 757.90±114.73 737.78±101.65 表 2 被试对不同圆环位置条件下高低生命意义词汇判断反应时的平均数与标准差(ms)
生命意义词汇类型 圆环位置 上 下 高生命意义词汇 745.41±113.76 794.84±141.97 低生命意义词汇 804.46±139.62 746.81±112.14 表 3 被试对不同天平倾斜方向条件下生命意义词对位置判断反应时的平均数与标准差(ms)
生命意义词对位置 天平倾斜方向 左重右轻 左轻右重 左高右低 751.79±171.72 780.62±178.17 左低右高 771.96±190.56 763.49±161.43 -
[1] MARTELA F, STEGER F M. The three meanings of meaning in life: distinguishing coherenc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J].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16, 11(5): 531-545. doi: 10.1080/17439760.2015.1137623
[2] 孟祥寒, 李强, 涂永波, 等.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死亡心理质性探究[J]. 心理科学, 2021, 44(5): 1224-1230. [3] UPDEGRAFF J A, SILVER R C, HOLMAN E A. Searching for and finding meaning in collective trauma: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8, 95(3): 709-722. doi: 10.1037/0022-3514.95.3.709
[4] 赵娜, 马敏, 辛自强. 生命意义感获取的心理机制及其影响因素[J]. 心理科学进展, 2017, 25(6): 1003-1011. [5] DEBATS D L. Meaning in life: clinical relevance and predictive power[J].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996, 35(4): 503-516. doi: 10.1111/j.2044-8260.1996.tb01207.x
[6] 黄静静, 刘岩, 邓春婷. 受艾滋病影响青年的心理弹性与创伤后成长[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7, 31(9): 739-744. doi: 10.3969/j.issn.1000-6729.2017.09.014 [7] LI P F J, WONG Y J, CHAO R C L. Happiness and meaning in life: unique, differential, and indirect associations with mental health[J]. Counselling psychology quarterly, 2019, 32(3-4): 396-414. doi: 10.1080/09515070.2019.1604493
[8] WARD S J, KING L A. Exploring the place of financial status in the good life: income and meaning in life[J].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19, 14(3): 312-323. doi: 10.1080/17439760.2017.1402075
[9] KASHDAN T B, MCKNIGHT P E. Commitment to a purpose in life: an antidote to the suffering by individuals with social anxiety disorder[J]. Emotion, 2013, 13(6): 1150-1159. doi: 10.1037/a0033278
[10] STEGER M F, KASHDAN T B, SULLIVAN B A,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personality, cognitive style, and the dynamic between seeking and experiencing meaning[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08, 76(2): 199-228. doi: 10.1111/j.1467-6494.2007.00484.x
[11] VAN TONGEREN D R, GREEN J D, DAVIS D E, et al. Prosociality enhances meaning in life[J].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16, 11(3): 225-236. doi: 10.1080/17439760.2015.1048814
[12] 赵礼, 管健, 黄明珠. 国家认同、国家信心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J]. 青年研究, 2022(4): 60-69. doi: 10.3969/j.issn.1009-5446.2022.04.007 [13] 毕重增, 吴良, 赵玉芳. 获得意义感: 文化自信对抑郁和焦虑的缓解作用[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59(1): 89-96. [14] STEGER M F, FRAZIER P, OISHI S, et al.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assessing the presence of and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06, 53(1): 80-93. doi: 10.1037/0022-0167.53.1.80
[15] CRUMBAUGH J C, MAHOLICK L T. An experimental study in existentialism: the psychometric approach to Frankl's concept of noogenic neurosis[J].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964, 20(2): 200-207. doi: 10.1002/1097-4679(196404)20:2<200::AID-JCLP2270200203>3.0.CO;2-U
[16] 张姝玥, 许燕. 不同生命意义寻求和体验程度个体的注意偏向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22(1): 28-31. [17] STILLMAN T F, BAUMEISTER R F, LAMBERT N M, et al. Alone and without purpose: life loses meaning following social exclusion[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9, 45(4): 686-694. doi: 10.1016/j.jesp.2009.03.007
[18] FILIPKOWSKI K B, SMYTH J M. Plugged in but not connected: individuals' views of and responses to online and in-person ostracism[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2, 28(4): 1241-1253. doi: 10.1016/j.chb.2012.02.007
[19] BEVAN J L, PFYL J, BARCLAY B. Negative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responses to being unfriended on facebook: an exploratory study[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2, 28(4): 1458-1464. doi: 10.1016/j.chb.2012.03.008
[20] 常保瑞, 谢天. 怀旧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J]. 应用心理学, 2018, 24(4): 217-226. [21] 丁翠路, 刘安诺, 朱桂月, 等. 自我价值感在本科护生领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间的中介效应[J]. 护理学报, 2021, 28(6): 38-42. [22] MORGAN J, FARSIDES T. Measuring meaning in life[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9, 10: 197-214. doi: 10.1007/s10902-007-9075-0
[23] BAUMEISTER R F, DEWALL C N, CIAROCCO N J, et al. Social exclusion impairs self-regulatio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5, 88(4): 589-604. doi: 10.1037/0022-3514.88.4.589
[24] 马茜芝, 张志杰. 高中生亲子依恋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 同伴依恋和时间洞察力的中介作用[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0, 36(2): 168-174. [25] STEGER M F, OISHI S, KASHDAN T B. Meaning in life across the life span: levels and correlates of meaning in life from emerging adulthood to older adulthood[J].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09, 4(1): 43-52. doi: 10.1080/17439760802303127
[26] STEGER M F, OISHI S, KESEBIR S. Is a life without meaning satisfy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he search for meaning in satisfaction with life judgments[J].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11, 6(3): 173-180. doi: 10.1080/17439760.2011.569171
[27] 靳宇倡, 何明成, 李俊一. 生命意义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基于中国样本的元分析[J]. 心理科学进展, 2016, 24(12): 1854-1863. [28] 叶俊杰. 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的影响因素研究[J]. 心理科学, 2005(6): 190-193. [29] FRANKL V E.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an introduction to logotherapy[M].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63: 143.
[30] NIEDENTHAL P M. Embodying emotion[J]. Science, 2007, 316: 1002-1005. doi: 10.1126/science.1136930
[31] 郑皓元, 叶浩生, 苏得权. 有关具身认知的三种理论模型[J]. 心理学探新, 2017, 37(3): 195-199. [32] WILSON M. Six views of embodied cognition[J]. Psychonomic bulletin review, 2002, 9: 625-636. doi: 10.3758/BF03196322
[33] LAKOFF G, 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atern thought[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44-80.
[34] BOEM F, FERRETTI G, ZIPOLI CAIANI S. Out of our skull, in our skin: the microbiota-gut-brain axis and the extended cognition thesis[J]. Biology & philosophy, 2021, 36: 1-32. http://www.xueshufan.com/publication/3133984405
[35] WILLIAMS L E, HUANG J Y, BARGH J A. The scaffolded mind: higher mental processes are grounded in early experience of the physical world[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9, 39(7): 1257-1267. doi: 10.1002/ejsp.665
[36] 苏佳佳, 叶浩生. 延展心智: 脑是实现心智的唯一基础吗?[J]. 心理学报, 2023, 55(11): 1889-1902. [37] MEIER B P, ROBINSON M D, CAVEN A J. Why a big mac is a good mac: associations between affect and size[J].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8, 30(1): 46-55. doi: 10.1080/01973530701866516
[38] 吕军梅, 鲁忠义. 为什么快乐在"上", 悲伤在"下"——语篇阅读中情绪的垂直空间隐喻[J]. 心理科学, 2013, 36(2): 328-334. [39] SENO T, KAWABE T, ITO H, et al. Vection modulates emotional valence of autobiographical episodic memories[J]. Cognition, 2013, 126(1): 115-120. doi: 10.1016/j.cognition.2012.08.009
[40] LEITAN N D, WILLIAMS B, MURRAY G. Look up for healing: embodiment of the heal concept in looking upward[J]. PloS one, 2015, 10(7): e0132427. doi: 10.1371/journal.pone.0132427
[41] 窦川川, 马永田. 汉英重量类词汇隐喻的认知研究[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6): 103-104. [42] ZHAO X, HE X, ZHANG W. A heavy hear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weight and emotional word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6, 7: 920. http://pdfs.semanticscholar.org/3578/f319e495fee97878f7a3b8b2fe33a19191b4.pdf
[43] KASPAR K, VENNEKÖTTER A. Embodied information in cognitive tasks: haptic weight sensations affect task performance and processing style[J]. Advances in cognitive psychology, 2015, 11(3): 64-76.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direct=true&db=aph&AN=109058667&site=ehost-live
[44] CHANDLER J J, REINHARD D, SCHWARZ N. To judge a book by its weight you need to know its content: knowledge moderates the use of embodied cue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12, 48(4): 948-952. http://download.xuebalib.com/3nntWpVljau3.pdf
[45] 鲁忠义, 贾利宁, 翟冬雪. 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理解中的映射: 双向性及不平衡性[J]. 心理学报, 2017, 49(2): 186-196. [46] 鲁忠义, 郭少鹏, 蒋泽亮. 道德概念大小隐喻的心理现实性及映射关系[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2): 70-78. https://journal-s.scnu.edu.cn/article/id/171 [47] 汪新筱, 严秀英, 张积家, 等. 平辈亲属词语义加工中长幼概念的空间隐喻和重量隐喻——来自中国朝鲜族和汉族的证据[J]. 心理学报, 2017, 49(2): 174-185. [48] 张积家, 付雅, 王斌. 文化影响亲属词性别概念加工中的空间隐喻与重量隐喻——来自彝族、白族和摩梭人的证据[J]. 心理学报, 2020, 52(4): 440-455. [49] FAUL F, ERDFELDER E, LANG A G, et al. G* Power 3: a flexible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program for the social, behavior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J].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2007, 39(2): 175-191.
[50] 张荣伟. 大学生生命意义的特点及影响机制[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8: 104. [51] 唐佩佩, 叶浩生, 杜建政. 权力概念与空间大小: 具身隐喻的视角[J]. 心理学报, 2015, 47(4): 514-521. [52] HE X, CHEN J, LI J. Bidirectional semantic associations between social power and weigh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8, 53(1): 40-48. http://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Breet_Anderson/publication/290443475_Bidirectional_semantic_associations_between_social_power_and_weight/links/56d6c32c08aee73df6c2e1f4.pdf
[53] 鲁忠义, 高志华, 段晓丽, 等. 语言理解的体验观[J]. 心理科学进展, 2007(2): 275-281. [54] BARSALOU L W. Perceptual symbol systems[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999, 22(4): 577-609. http://psycnet.apa.org/psycinfo/1999-01206-001
[55] WANG Y W, ZHENG Y W, LIN C D, et al. Electro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of reading the single-and interactive-mind[J].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2011, 5: 64. doi: 10.3389/fnhum.2011.00064/pdf
[56] YEE E, AHMED S Z, THOMPSON-SCHILL S L. Colorless green ideas (can) prime furiously[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2, 23(4): 364-369.
[57] KURBY C A, ZACKS J M. The activation of modality-specific representations during discourse processing[J]. Brain and language, 2013, 126(3): 338-349. http://dcl.wustl.edu/files/2017/09/kurbyzacks13-2hjzji7.pdf
[58] 丁毅, 纪婷婷, 邹文谦, 等. 物理温度向社会情感的隐喻映射: 作用机制及其解释[J]. 心理科学进展, 2013, 21(6): 1133-1140. [59] 王轶楠. 身份调和器理论: 一个新的本土化自尊理论的提出[J].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20, 8(3): 185-192. [60] 张积家, 何本炫, 陈栩茜. "上下意象图式"对汉语成语感情色彩加工的影响[J]. 心理学探新, 2011, 31(2): 144-149. [61] 徐慧. 国内基于空间隐喻的方位词研究综述[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7(6): 42-44. [62] LAKENS D. Polarity correspondence in metaphor congruency effects: structural overlap predicts categorization times for bipolar concepts presented in vertical space[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012, 38(3): 726-736. http://europepmc.org/abstract/MED/21843022
[63] 李莹, 张灿, 王悦. 道德情绪在道德隐喻映射中的作用及其神经机制[J]. 心理科学进展, 2019, 27(7): 1224-1231. [64] NOË A. Out of our heads: why you are not your brain, and other lessons from the biology of consciousness[M]. London: Macmillan, 2009: 2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