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百年来的沧桑巨变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披荆斩棘、风雨兼程，从小到大，从弱变强，如今更显风华正茂的奋斗历程；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改变积贫积弱面貌，实现民族复兴的丰功伟绩。中国共产党持续发展的经验需要总结，其中的精神需要提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人民”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稿中，“人民”一词总共被提及86次，可见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百年奋斗，积累了十大宝贵历史经验，其中之一就是坚持人民至上。我们认为，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价值理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平凡却成就了伟大，重要原因就在于人民至上价值的光芒穿越时空，发挥着巨大的伦理导向作用。

一.   秉人民至上、谋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至善法宝和至上追求

“至上”的本义是位置最高，人民至上的本义就是人民的位置最高，人民至上价值意为人民是最高价值。反过来，也可以这么讲，正因为人民的位置最高，人民是最高价值，所以，应该坚持人民至上。价值总体上分为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工具性价值归根到底是对实现一定目的而言的工具价值，所以，人民至上价值强调的是人民是最高目的性价值。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人民至上价值的基本含义，就是习近平提出的“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①。

人民是最高目的性价值的论断容易使人们联想到康德提出的“人是目的”的道德命令。康德“人是目的”的道德命令意指对于人而言，人才是最高目的，人们采取任何行动时，要坚持把人“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②。康德提出这一绝对命令反对的是不把人当人看的封建专制主义，进步意义自然不能否定。但是康德“人是目的”的道德命令只是一条抽象的道德法则。从理论逻辑看，一些人只要将他人视为物而不是人，从而把他人只是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并不违背“人是目的”这一绝对命令。从历史事实看，在剥削阶级社会，剥削阶级就只把自己视为目的，把广大劳动人民视作为他们服务的工具，充其量视为由他们统治的“民”。在奴隶社会，奴隶实际上只是奴隶主会说话的工具。封建统治者提倡民本观，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民的生存利益，但实质是视民众为统治的基础，强调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为民作主，归根到底依然是封建专制。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后成为资产阶级实现价值增殖的可变资本，否则就是没用的过剩人口。

人民是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马克思主义把“人是目的”这一绝对命令落实为“人民是目的”的根本信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强调，人类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③。这里的“绝大多数人”，当然就是指人民。人民是具体的：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人民是辛勤劳作、进行发明创造的每个人；在革命建设时期，人民是创造历史、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每个人；在新时代，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梦想精神并成为我们党执政最大底气的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根本主体始终是人民，也只能是人民，人民自然应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主人，成为享用社会文明的主体。

任何社会，人民中，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人民创造文明、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主要是劳动人民创造文明、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所以，人民至上价值的重要内涵是劳动人民至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概念实际是人民群众的简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是群众史观，马克思强调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群众”突出了人民的根本主体是劳动人民。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劳动人民的根本主体是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根本阶级基础是工农劳动大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概念对资产阶级各阶层在不同阶段有所区分取舍，但始终明确以工农劳动阶级为稳固核心。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段，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④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全会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了人民概念中劳动知识分子的重要性，逐渐认可并接纳了民营企业家等新社会阶层。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劳动人民的标准作出的符合时代的新规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经常采用“全体人民”这一表述，但同时强调社会发展、国家建设主要靠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要坚持“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⑤，这显然是在突出劳动人民的力量。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概念中，工农劳动人民是最核心的构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向来不变的传统，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向来坚持劳动人民至上。

“至上”也可理解为最高。在伦理学中，满足人们需要的事物叫做“善”，最根本的“善”就是满足人们最根本需要的事物，即只能作为目的而不能作为手段来追求的“善”，人们的最高追求就是人民的“至善”追求。人们的最根本需要就是人生幸福，幸福就是伦理学中所谓的“至善”。实现幸福当然需要占有、使用一定的物质财富，但这只是意味着物质财富是实现人生幸福的根本基础，人们不应把占有、使用物质财富视为人生的根本目的，否则就是人性的异化。至于福利或快乐，实际只是人们的需要得到满足后的心理体验，也不应成为人们的“至善”追求。所以，幸福是人民的至上追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剥削阶级社会，实现人民的幸福从来不是统治阶级的“初心”。提出幸福是“至善”的亚里士多德所谓配享幸福者并不包含奴隶。封建社会的民本观强调的是保障百姓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而不是实现他们的人生幸福。在资本主义社会，广大劳动人民从事的是使人身心痛苦的异化劳动。

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治组织的最大不同在于自诞生起就以秉人民至上、谋人民幸福为至上追求。百年征程，百年辉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矢志奋斗。毛泽东强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⑥；中国共产党要和人民在一起，“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⑦；要尊重人民的意志，“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⑧；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富起来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价值内涵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邓小平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将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根本判断，使让中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成为党的重要奋斗目标，并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直接体现人民至上价值的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强调要实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立场，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发展应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核心就是要促进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创新发展的核心是创造促进人民发展的新条件和方式；协调发展的核心是满足人民多层次和多样化的发展需求；绿色发展的核心是为人民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自然环境；开放发展的核心是为人民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社会关系；共享发展的核心是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发展机会。这些思想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对人民的深情厚爱。

百年沧桑，百年风华。回顾中国共产党领袖们关于人民至上价值的论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抒写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百年奋斗史历历在目，从中可见秉人民至上、谋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至善法宝和至上追求。中国共产党强调人民至上，就是要深刻把握“人民”作为尺度、主体和目的的深层价值意蕴，将人民利益置于首要位置，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以不负人民之行为印证为人民谋幸福之初心。正是因为始终不忘人民幸福这一“至善”追求，中国共产党才得到了人民的坚定支持，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近年来，国内外很多人谈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实际上习近平对此早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之源。

二.   寻人民自由、觅人民共富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价值选择和伦理路向

价值应落实到一定的制度之中，制度必然具有一定的价值理念内涵。伦理学把道德原则分为自然之德与人为之德。前者源于人的天然道德情感，主要表现为个体行为之德，如仁慈之德、羞耻之德；后者源于调节人们后天的社会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社会交往之德，最基本的就是正义之德。正义的基本要求就是创造利益者应占有、享用利益。人们的自我牺牲行为是超越正义的行为，对于这样的行为，社会应进行褒奖，否则就是社会不正义。利益具有阶级性、民族性、时代性，正义作为基本的人为之德，自然具有阶级性、民族性、时代性，自然需要追问何种正义、谁之正义。人民是最高价值，以人民至上价值为根本理念的制度才是正义的制度，这样的制度才能有效保障创造文明的人民充分享用文明成果。

与无产阶级政党倡导人民至上价值理念不同，西方资产阶级倡导的是个人至上价值。个人至上价值理念产生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运动，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其实质是资本至上而不是人民至上，更不可能是劳动人民的个人至上。资本的本能是利润至上而不是人民至上，马克思形象指出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身，利润最大化是资本家的本能。在资本家眼中，一切事物的存在价值由增殖资本价值的大小来判定，人民不是最高价值而是最大手段，不能实现价值增殖的“物”是废物，不能实现价值增殖的“人”是过剩人口、垃圾人口。任由资本扩张，劳动者日益沦为实现资本价值增殖的“单面人”，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不再神圣，家庭关系变为纯粹的金钱关系。资本扩张实质是通过扩大对“物”的占有实现社会权力扩张，任由资本扩张，整个社会将被资本拖入全面物化的时代。不良之物必行不良之事，必有不良之果。利润至上的资本，只要有机会，便可能为非作歹、无恶不作。资本主义制度是以资本至上为根本价值的制度，资本主义具体制度虽然不断变化，但万变不离维护资本至上的价值之宗。在资本至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保障下，资本无秩序、不节制地扩张，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扩张中，各类资本难免产生矛盾，资产阶级政府会站在总体资本的角度对各类资本进行协调，必要情况下也会进行规范和引导，特别是当西方资本占完国际空间或向国际空间扩张受阻时，西方国家会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在对付发展中国家、实行“逆全球化”、清除“垃圾人口”方面协调行动。

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以人民至上为价值旨归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否定个人的自由权利，相反，其从制度上防止资本所有者以个人至上的名义剥夺广大人民的个人自由权利，从而保障广大人民的自由权利，为实现每个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基础。在我国，走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之际作出的必然选择。在近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封建统治集团的洋务派企图通过学西技来自救；维新派力图通过制度维新来保皇救国；资产阶级革命者企图以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之药治中国封建的文化之病，以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西方之制治中国封建的制度之病。然而，他们最终未能撼动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甚至他们中不少人实际成了“三座大山”中的淤泥烂石，压迫着广大中国人民。直到十月革命的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催生了践行人民至上价值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革命才在曲折中不断前行，从黑暗中走向光明。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政治上站起来后，中国人民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使得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西方资本的控制。

需要说明的是，不能将消灭资本主义资本等同于消灭资本，因为资本的实际作用由社会根本制度决定。基于对资本性质和作用规律的把握，我们建立且不断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守的是人民至上价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既有效发挥了资本聚集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又有效规范和引导着资本健康发展，节制资本无序扩张，严禁资本享有控制社会的权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治理的重要优势所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逐利的本性不会改变。事实上，若改变了资本的这一本性，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也就丧失了，至少会大打折扣。资本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手段，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对此，我们不必问它姓“资”还是姓“社”，关键是勿忘人民至上，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确保资本为人民所有、所用，而不是人民为资本所役、所使。幸福是人民共同性的根本追求，人民幸福的根本基础是实现共同富裕。人民共享发展机会、发展成果是促进人民共富的根本途径。共富，可以理解为共享富裕生活，所以，人民共富是人民共享的直接目标，实现人民共享且共富是人民共福的根本基础。习近平多次强调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些论述实际上为坚持人民至上价值导向，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规定了具体路向，即通过规范和引导把资本变成实行人民共享、促进人民共富、增进人民共福的强大力量。实行人民共享，要求打击垄断，防止资本控制发展机会、发展成果；促进人民共富，要求公平分配，确保资本获取利润既合理又适度；增进人民共福，要求资本提升精神境界，树立家国情怀，不要唯利是图。

人民首先是人，“民”也是人，人民至上可以理解为“人至上”或“民至上”吗？所谓“人至上”，此时的“人”是相对于“物”而言的，强调的是不应以物为最高价值。物对人而言实际只具有工具性价值，那些把物作为人生最高价值追求的人是异化的人，他们占有太多财富往往是想显示自己是高贵的、与众不同的人，从而控制人民。而所谓“民至上”，此时的“民”是相对于“官”而言的的老百姓。国家产生后，“官”“民”便有所分层，“民至上”实际是“民”(即老百姓)期待“官”以民为最高价值。剥削阶级社会是不可能做到民至上的，这就是封建社会提倡民本观却不提倡民主观，更不会提出人民至上价值的重要原因。因此，“人至上”是对康德抽象的“人是目的”道德命令的简单重复，而“民至上”则是封建社会民本观的现代版本。封建民本观的内核是“整体至上”的价值理念。在封建统治者提倡的民本观中，人民只是维持统治的根本基础而不是最高价值，其内涵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整体至上的价值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人民是最高价值，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对封建社会整体至上的民本观的超越。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封建主义制度的深层原因在于，其坚守了全面超越个人至上价值与整体至上价值的人民至上价值，从根本上阻止了资本逻辑、封建专制浸染社会生活，有效防止了资本无节制扩张与封建专制掠夺广大人民的自由权利。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回顾人类近代史可以发现，多数落后国家(地区)进行了反帝运动和一定程度的反封建运动，但多数落后国家(地区)并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更没有建立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民之所以能打倒一切反动派，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又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原因就在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坚强的领导力，重要原因在于寻人民自由、觅人民共富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价值选择和伦理路向。

三.   探人民解放、求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价值旨归和使命担当

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历史伟绩。五四运动前后，一些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建立了代表中国广大劳苦大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结束了挨打的局面，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得中国人民在经济上实现独立自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遵循历史规律，领导中国人民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因此富起来了，彻底结束了挨饿的局面。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彻底结束了受欺的局面。

回顾中国近代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已有不少先进知识分子“西天取经”救国，但无不以失败而终。无私者无欲，无欲者无畏，无畏者刚。复古派无法领导中国人民结束落后挨打的局面，更无法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中国梦”，西化派同样做不到。这除了他们拿错了本本、用错了理论外，还在于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有着天然联系的阶级基础决定了他们的“革命”主张与行动裹挟了太多的利己之谋，他们根本无法做到无畏则刚，他们中不少人自觉不自觉地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同流合污，走向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比较世界近代史，可以发现落后国家进行反帝的社会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落后国家未必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未必能真正“站起来”。这或是因国家太小而缺乏摆脱西方资本控制，真正“站起来”的力量；或是因为缺乏辉煌且统一的国家历史而缺乏“站起来”的历史使命感；更或是因为缺乏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国情相结合，意志坚定、领导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站起来”。马克思主义强调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把探人民解放、求民族复兴作为奋斗的价值旨归和使命担当。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结束“尚未成功”的资本主义民主革命，成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当家作主站起来，重要原因就是有了坚持人民至上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在领导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站起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主要任务就是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建立独立、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人民在经济上站起来。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⑩，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⑪。马克思此论断对落后国家，特别是对我国这样大而弱的落后国家非常适应，因为这样的国家只有实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才能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工业化，实现追赶战略目标，摆脱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控制，在经济上实现独立自主，从而保障在政治上坚挺地站起来。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民节衣缩食，省吃俭用，艰苦奋斗，奠定了中国人民在经济上站起来的基础，“使得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时具备了既利用又节制资本的实力”^⑫。所以，要认识到站起来的意义不只是站起来，还在于为中国人民富起来、强起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经济基础。

就富起来与强起来的关系而言，富起来是强起来的重要基础，强起来是持久富起来的根本保障。此外，富强起来是站得更高、立得更稳的必要前提条件。所以，富起来是联结站起来、强起来的中心环节。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使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站起来；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重要意义是使中国人民在经济上站起来；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是使中国人民富起来，厚实了中国人民站起来、强起来的坚实基础、强大动力。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⑬。中国人民之所以愿意跟随中国共产党站起来，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民坚信只有跟随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人民富起来、国家强起来，只有民富国强才能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昂首挺身地站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开启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⑭。强起来，对内主要表现为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使广大中国人民腰更直、气更顺、志更坚；对外主要表现为不但要与西方并跑，在很多方面还要领跑世界。中国人民强起来的过程也是挨西方反华势力辱骂最多的时期，他们极尽能事地污蔑中国共产党，离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面对这些歇斯底里的反华声浪，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冷静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沉着抓住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发展时期的机遇，以中国人民强起来的恢宏气势回应从西方世界传过来的“难为听的呕哑嘲哳”之声。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三次伟大飞跃，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力量，汇聚了中国人民的力量，依靠了中国人民的力量，使“党的领导力量与人民主体力量相结合”^⑮。马克思唯物史观指出，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因素。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人类生产物质财富的能力，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生产力是人民进行生产的能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实质是人民的力量决定生产关系。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人民力量至上的思想，强调人民是革命和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毛泽东强调：“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⑯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⑰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历史，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命运，“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⑱，中华民族因此开辟了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⑲。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勇敢地站起来，是因为党心里装着人民，人民的心中装着党，党和人民心心相印、心灵相通。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强起来的新时代，是因为党全心全意领导人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而不谋一党之私，是因为党坚定不移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图一党之计。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第64页。

②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8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5页。

⑤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64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09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09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09页。

⑨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094-1095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2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2页。

⑫ 贺汉魂：《资本扩张的逻辑及其防治之道：重温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思想》，《海派经济学》2022年第1期。

⑬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求是》2021年第23期。

⑭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求是》2021年第23期。

⑮ 黄显中、黄菲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的致胜法宝》，《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⑯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2页。

⑰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53页。

⑱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求是》2021年第22期。

⑲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求是》2021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