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素养指个体获得、加工和理解用以作出恰当健康决策所需基本信息与服务的能力。该概念后扩展到互联网资源空间，衍生出电子健康素养(eHealth Literacy)，即从网络上搜寻、发现、理解和评价健康信息并应用该知识解决健康问题的能力^[1]。电子健康素养概念是在第一代电子健康服务应用和发展过程中提出的，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大量新兴的社交媒体、健康软件、可穿戴智能设备等数字科技产品不断涌现，学者们顺应时代潮流也开始了新的尝试和探索，强调从系统角度看待数字健康素养。所谓的数字健康素养就是在动态的、特定环境下的个人和社会因素以及技术限制条件下，搜寻、理解、评估、应用、分享和创造健康信息，以便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维持或改善生活质量^[2-3]。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数字健康全球战略(2020—2024年)》指出^[4]，数字技术应涵盖电子健康、移动健康(mHealth)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基因组学等新兴领域；数字健康将电子健康的概念扩展到包括更广泛的智能设备和连接设备的数字用户，涵盖了数字技术在健康方面的广泛用途。从健康素养到电子健康素养再到数字健康素养，随着概念的延伸和拓展，可以看出公众对健康的需求也在逐步扩充，由疾病治疗、健康管理到预防保健，再到生活质量的提升，人们主导意识和控制感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尽管小部分老年网民对微信、抖音等数字软件使用得心应手，但大多数老年人对数字功能板块仍缺乏认知和理解，尤其是健康科技产品。在推动医养结合的智慧养老模式进程中，数字媒体使用技能、健康信息选择和分享都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前提。

一.   数字时代的老年焦虑

中国正处于重大的人口变化时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2.64亿，占总人口的18.7%，较2010年六普时期上升6.34%，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龄化社会考验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家庭养老成本压力也随之增加。焦虑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中国老年人的焦虑症患病率约为6.79%，焦虑症状的患病率约为22.11%，焦虑症状发生率是情感性障碍、一般抑郁症状和抑郁症等心理障碍的数倍，医疗情境下老年人的焦虑体验患病率更高^[5]。21世纪移动互联网普及后，信息科技与我们的生活更加融为一体。然而，便捷的智能社会尚未惠及全体老年人，在享受互联网红利方面还存在数字鸿沟。除了老化带来的身体和健康焦虑外，还增加了信息和科技焦虑。

一   生理健康焦虑

生理健康焦虑是个体出现的一种负面情绪体验，表现出对自身健康情况的不安或担忧。衰老对健康焦虑有着特殊的影响。一方面，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势必会出现头发花白、皮肤松弛、身材走样等外表问题，反应迟钝、步履蹒跚、移动困难等行为问题，以及疾病缠身、常年吃药、治疗不佳等健康问题。这些客观存在且不可避免的衰老表征都会让老年人产生“大不如前”或“负担累赘”等消极观念，可以称之为“客观健康”焦虑。老年人更容易困囿于固有的生活习惯和健康观念，对现代健康理念和健康管理模式接受度较低，对自然衰老的难以接受和自我认知偏差引起他们的客观健康焦虑。另一方面，在社会中衰老往往与“无能、疾病、痛苦、无吸引力和拖后腿”等消极表达联系在一起，长此以往就会形成一种消极观念，即“老化刻板印象”。老化刻板印象不断被内化为个体对衰老的自我认知，尤其是消极老化刻板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持续增长趋势，成为影响老年人心理和行为的先决条件^[6]。

老年人处于社会边缘地带，可能会特别在意别人对他们年老时的看法和评价，而一旦他们担心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与自己的期望存在差距时，尤其是认为别人的评价都是负面时，焦虑和困扰的情绪就会难以消弭。这种感觉自己的身体形象或健康状态因受到他人负面评价而体验到的心理不适感称为“社会化健康”焦虑。无论是客观健康焦虑还是社会化健康焦虑，都可以归因于自我感知错位或自我认同缺失，即老年人对老年阶段本应出现的体貌特征、行为特点、健康问题的否认或回避，以及因过度关注外界评价而产生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等错误认知。健康焦虑影响人们健康信息搜寻的频率和时间，也对健康信息类型、信息来源选择等行为产生影响^[7]。缓解健康焦虑成为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动机。随着老年网民群体规模的扩增和互联网技能的提升，老年人开始把互联网作为缓解健康焦虑的渠道，希望通过呈现良好的精神面貌和身体形象来向他人传递一种“老当益壮”的年轻态和对生活的掌控感，减少社会公众对他们的负面评价和污名标签。

二   数字技术焦虑

老龄化并不只局限于生理老化，还包括社会老化，即行为、角色、互动、认同等方面也因老而变。科技进步和生活环境改变对老年人的社会融入和社会功能提出了挑战，进而衍生出跟老化中因客观体质下降和认知曲解带来的健康焦虑有所不同的社会能力焦虑，主要体现为数字技术焦虑。伴随着健康科技产品和服务的普及，社会老龄化过程呈现出强烈的数字参与特征。数字健康需求增加与数字包容性不强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导致老年人对互联网相关科技的焦虑、恐惧、排斥和回避行为。起初这种对信息科学技术的负面情绪体验由计算机焦虑发展和演变而来，随着科技产品的更新，其概念范畴也在逐步外延。更加智能和便捷的数字技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年人因技术落后和网络排斥引起的科技焦虑，但持续多元化的科技创新仍对他们提出新的挑战，尤其是与之息息相关的健康科技，如无线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目前，健康科技产品和服务的学术研究及实践开发都处于以科技为中心的阶段，尚未完全实现以人为中心的核心宗旨。这一差距加剧了老年人使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焦虑、担忧等负面体验，进而影响他们对智能设备的态度和使用意愿^[8]。例如，Tsai等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对移动智能穿戴产品的材料产生抵触，认为棉料织物更透气舒适，现有的化纤材料穿戴体验很差，往往一小段时间就会脱下，无法发挥实时监控和记录的作用^[9]。

一方面，老年人直接或间接体验到互联网在日常生活中的便利；另一方面，也担心自己在智能社会是“失控的”“无力的”，这种矛盾引发的科技焦虑或回避心理是人生智慧经验和人工智能价值之间的博弈。此外，尽管中国老年群体具有明显的触网率低、上网活动单一等特点，但仍有一部分老年科技达人熟练掌握在线搜寻和评估、创造和分享健康信息的网络技能，还有部分老年人开始使用智能血糖仪、家庭智能监测仪等智能设备，优先享受了科技红利。这种同辈中优劣势比较所引发的相对剥夺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年群体的焦虑体验。与临床心理学范畴中的焦虑不同，数字时代下的焦虑具有更明显的社会属性。如果焦虑程度或负反馈持续增加，老年人可能会表现出“一刀切”的排斥和逃避行为。数字健康素养的提升可以通过增加老年群体的健康科技服务使用体验、提升操作技能和成功率，来增强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自信心，降低相对剥夺感，进而缓解数字科技焦虑。

上述两类老年人焦虑主要源于客观机能下降和错误认知偏差，而健康行为和认知是缓解客观和社会化健康焦虑的主要方式。健康生活方式是人们为了维持或改进健康状况而形成的自发性和多维度的健康行为和感知，不仅包含饮食作息、体育锻炼等健康提升行为，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健康心态和观念，还包括与时俱进的健康认知和技能、和谐融洽的社交关系和生活。根据知识-态度-行为(KAP)理论，人们的行为发展分为三个连续阶段，即知识获取、信念生成和行为形成^[10]。知识是态度和行为的先决条件，健康信息获取为健康行为方式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保障。数字健康素养通过优化老年人生活方式来抑制焦虑，具体体现在获取和使用健康信息、维持和提升健康认知、养成和强化健康行为三个方面。

二.   健康信息的焦虑释缓

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和医疗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医疗卫生服务的要求从单一的疾病治疗逐渐发展为健康综合管理，而健康信息成为采取健康管理和决策的必备资源，也是缓解认知偏差焦虑的重要渠道。健康信息对人的生命和健康有重大影响，往往比一般信息更能吸引老年人的关注^[11]。健康决策的高风险性让人们在获取健康信息时更为谨慎。不同于过去电视、广播等传统信息渠道，信息网络化给老年人获取健康信息增加了便利性的同时也赋予了全新的挑战。健康信息的网络化发展经历了从搜索引擎和健康网站的web1.0时代，到微信微博社交平台的半参与式web2.0时代，再到当下5G的快速落成和完善，短视频、VLOG、直播等实时交互的多媒体平台也加入了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赛道，不同信息媒介在不同时代和场景下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信息承载渠道的多样化、传播形式的碎片化、用户参与的交互化，虽然拓展了信息来源、打破了时空界限，但由于快速更新和监管缺位，也给尚未深度融入数字社会的老年群体带来了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挑战。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线健康信息蕴含着网络化和专业化的双重特性，智能产品设计和信息获取流程的适老不足、网络新兴语言和健康专业术语的表达风格，加大了网络健康信息的内容与老年群体的日常知识体系错位，致使老年人无法准确理解信息所要传递的事实真相，在通过互联网进行健康管理和决策时面临种种困难和风险。

老年人与年轻人不同，一方面, 老年人经历了从依赖医疗服务者的“家长式”到主体地位提升的“参与式”医疗保健决策方式的转变^[12]; 另一方面, 年龄增长改变了老年人的时间知觉，健康焦虑类型和程度也有所变化，尤其是面对新型疾病和风险时的未知加剧了他们的无力感。这些变化都对老年人健康信息的获取和决策提出了新的挑战，他们需要更多信息来帮助处理健康问题、应对健康风险。除了网络环境多变和健康专业壁垒带给老年群体的健康信息获取困难和挑战之外，衰老导致的认知功能和执行功能弱化则是影响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行为的另一大消极因素。但正是因为这种衰退“不可逆”，我们才应该在其他可执行、可操作的因素上探索、挖掘，帮助老年人弥补机能老化带来的不足。不可否认的是，老年群体的数字健康素养水平参差不齐且普遍较低，主要表现为高效获取健康信息能力欠缺、科学解读和评估健康信息能力匮乏、有效运用和参与健康管理动力不足等。这些问题一方面会加强老年人在健康管理过程中的困扰和焦虑体验，另一方面还可能由于错信、错用、错传虚假健康信息造成不可控的身体伤害和社会风险。

数字健康素养可以为老年人识别高质量的网络健康信息保驾护航，是健康老龄化的一个保护性因素。数字健康素养并非静态的，而是一种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进行提升的能力。有学者通过实施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网络健康素养提升培训项目，发现培训干预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改善了老年人的网络健康信息搜寻、加工能力，也产生了一定的延续效应，即培训结束后仍通过互联网收集健康信息、践行健康行为^[13-14]，可见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可以提升老年群体的数字健康素养。同时，数字健康素养的增强又反过来有助于提高老年群体对网络信息来源的识别和鉴别能力，帮助他们了解哪些来源能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并根据来源的总体质量判断具体信息的可信度^[15]。通过提升老年人的数字健康素养，不仅能帮助老年人掌握获取真实信息的能力，还能为他们进行资源共享和交换、实现社会参与提供渠道和平台。数字健康素养高的老年人更认可网络健康信息对于提升自身健康的效用，也更愿意从网上获取促进健康的资源和知识，进而加强健康管理意识和践行健康提升行为，达到提高身心和认知健康、降低焦虑的目的^[16]。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提出和卫生体系改革的推进，中国老年健康水平不断提升，但仍存在着不同年龄群体、同龄亚群体之间健康资源分配和机会获取的不平等现象^[17]。《2020—2030年健康老龄化行动十年》提出，要进一步增加对老龄健康公平的关注，弥合其差距，并强调健康中社会决定性因素的重要作用^[18]。社会资本与个人健康以及公共健康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一个作用机制就是促进代际和代内群体间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快速循环和持续更新^[19]。社会资源可以弥补由社会地位和健康状况下降给生活质量造成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对健康资源需求增多但获取受限的老年人。互联网不仅弥补了老年人线下社会资本的缩减和缺失，也提供并扩大了健康资源的获取途径^[20]。健康科技服务包含健康信息获取、生命体征监测、健康网络咨询、保健医药购买、健康社群交流和活动参与等，其中就老年群体而言，网络健康信息和健康社群参与是需求率和使用率最高、操作成本相对最低的行为方式。

社会资本与信息资源之间存在双向的互惠关系，社会资本为资源获取和分享提供了平台，信息为社会资本维持和强化提供了资源。同时，以互联网为活动场域的线上社会资本具有陌生人主体、弱关系联结、异质性更强的特点。相比同质性群体组成的强社会关系网络，异质性弱社会关系为健康信息的循环、更新和积累提供了更多不同的来源和紧密社会关系网络中无法获取的信息途径^[21]。数字健康素养与健康信息获取、传播、使用正相关^[22-24]，数字健康素养水平越高的老年人，信息来源类型和媒介越丰富，获取的健康信息种类和形式越多样，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主导性越强，可交换和积累的社会资本越多，社会网络越丰富，进而也加速了现有信息的有效扩散和传播，以及新信息的增加和积累。丰富的社会资本为老年人学习和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渠道，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掌握电子设备和数字资源，同时从数字资源中获取、评价、传播和使用健康信息的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老年人在使用数字科技保持健康和通过健康资源分享进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都能不断地有积极情绪体验和主观能动感，这种正向反馈再度使老年人更积极、主动、频繁地进行社会参与和社交活动。

三.   健康认知的焦虑减缓

健康焦虑的认知层面不仅包含大脑的认知功能是否完备，还包含认知加工方式的正确与否。认知功能健康(cognitive health)指个体能独立自主思考、学习和记忆的能力水平^[25]，是大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个体健康的基础要素之一。认知退化和障碍是人类衰老最常见的指标之一。就老年群体而言，认知障碍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老年痴呆、健忘等，这不仅对他们自身的健康状况和幸福感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也给其社会关系网络成员(尤其是家人)带来更大的照料负担和心理困扰。2021年5月，全国老龄办和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认知症老年人照护服务现状与发展报告》中指出，“目前我国有超过1.8亿老年人患有慢性病，60岁及以上老年痴呆患者约有1 507万，认知症老年人的照护服务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预计到2030年，中国老年痴呆人数将达到2 220万，2050年将达到2 898万”^[26]。持续增长的认知症老人照护服务需求与日益短缺的家庭照护服务人力资源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因此，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降低老年群体中认知症的患病率和失能发生率，使认知症老年人尽可能长时间保持健康独立的生活，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认知功能完整是知识获取、态度养成和行为塑造的基础，Geboers等人发现，健康素养低的老年人10年间认知水平下降的可能性更大^[27]。健康素养已成为认知功能退化的保护性因素。这一关系在数字场景中的适用性也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和探索，Li等研究指出，数字健康素养不仅直接有助于老年人认知水平的提升，还通过促进他们的健康生活方式间接作用于认知健康。数字健康素养干预措施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认知水平，缓解认知功能下降带来的潜在焦虑^[16]。

除了神经生理层面的认知机能，消极认知偏向和自我感知等认知加工方式也是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诱因^[28]。衰老本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是人人都会经历的生命体验。然而，由于人们对衰老结果的否认和恐惧，以及社会公众对老年人的消极刻板印象，老年人自身开始陷入自我怀疑和否定困境中。作为当下速度最快、渠道最广的传播方式，互联网在为老年人提供健康信息资源的同时，也在向老年人传递公众的负面评价，往往会让他们陷入持续的消极认知和自我否定，长此以往势必会产生焦虑、恐惧等消极心理后果，甚至发展出逃避、退缩和回避等不成熟的防御机制和行为。焦虑并非网络时代的产物，但网络的确放大了焦虑感知和焦虑影响。焦虑水平影响着人们健康信息搜寻的频率和时间，还对健康信息类型、信息来源选择等行为产生影响^{[7, 29]}，缓解焦虑成为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动机。社会情绪负性偏向理论指出，相较于积极情绪资料，消极情绪资料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和资源^[30]。消极老化刻板印象则成为老年人社会性健康焦虑的主要来源，数字化加速了信息生产和传播，促使老年人困于“搜索—验证—再搜索—再验证”的恶性循环中，进一步加剧了老年人的健康焦虑。然而，具有较高数字健康素养水平的老年人更能意识到衰老带来的潜在负面结果和健康风险，如记忆力下降、学习速度减缓等。为了缓解负面结果，他们保持和提高健康的动机也更强，会采取各种预防和干预措施，更可能收集各类健康信息，主动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来改善自己的认知功能健康和积极认知倾向，主动参加社交活动以保持社会性。数字健康素养纾解老年人健康焦虑的功能机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通过网络健康信息资源帮助老年人树立正确的自我健康认知，参与健康行为，提高健康水平，进而减缓客观健康焦虑；另一方面，健康科技产品的熟练使用和人际分享是老年人独立性展示的表达方式，用以减轻科技焦虑和社会性健康焦虑。

社会参与和互动频率的减少是老年群体生命历程中的普遍特征，除了行动不便、疾病等生理问题，公众的老化刻板印象和自身的消极评价恐惧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们遭遇社会排斥和孤立的风险。个体感知到被排除在社会群体之外是产生社会性焦虑的主要原因，同时作为一种不良认知方式，消极评价恐惧又是焦虑成熟的关键特质^[31]，进而陷入“自我老化刻板印象—消极评价恐惧—感知被排斥—焦虑退缩—自我老化刻板印象强化”的不良循环中。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社会排斥通过负面认知偏差对老年人焦虑的放大效用，以及社会参与和社会支持的纾解作用。有学者关注了社会隔离、社会参与对老化态度的影响^[32-33]，也证实了社会支持对自我认知和评价的积极作用^[34]。老年人体验到被关注和被接受的相对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也可以帮助他们发展出更加成熟的防御策略，来应对各种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偏差带来的潜在威胁，建立正确的自我期待和自我认同感，弱化消极的自我老化刻板印象和焦虑情绪。然而，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是一个资源消耗和资源交换的过程，也就是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是以消耗自身资源换取其他资源为目的的。个人资源的消耗、社会资源的缺位，削弱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意愿。互联网作为一种资源补充剂和资源中转站，为老年人搭建了低成本、低耗能的社会参与空间和场域，社会参与和健康之间的双向正相关关系也延伸至数字场景。尽管老年群体的社交网络仍以现实场域中的面对面交往为主，但不断完善的数字化生活场景也改变了部分老年人的社交模式和社会参与场景，成为他们线下关系网络的延续和拓展。一方面，老年人开始通过线上社群和在线社交活动，维持现有社交网络并获取社会支持；另一方面，网络社交平台也成为他们获取、分享、交换信息和资源的主要平台^[35-36]。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更乐于通过向同龄人展示自己娴熟的数字技能和丰富的信息资源来增加自我效能感和提升自信心，改善社会公众对他们衰老外表和数字无能的负面评价，进而重塑积极的自我认知和老化态度，降低遭遇社会排斥和焦虑退缩抵制的风险。

数字红利并没有惠及所有老年人，对于很多劣势老年人来说，数字技术反而成为他们融入社会、享受健康资源的障碍，也加大了老年群体中的健康差距。数字健康鸿沟指的是使用信息技术获取网络健康信息的人群与不使用信息技术的人群之间的客观差距，已经成为社会排斥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37-38]。从公共卫生的持续发展角度讲，健康系统数字化总是持续不断地对人们提出相对复杂的需求，并期望获得理解和回应^[39]，但对健康资源匮乏和健康素养低的老年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数字健康素养对人们的影响也呈现出马太效应，健康信息和服务对互联网的依赖性加剧了数字健康鸿沟的发展。社会参与的价值在于为这部分老年人提供了接触健康素养高且资源丰富的个体的机会，使被边缘化的数字弱势群体得以享受互联网医疗的红利，同时也给相对优势老年群体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渠道。作为社会资本核心元素的社会关系网络，类似一个资源存储仓，如果老年人缺少社会参与，那么他注定处于孤立状态，也切断了与社会网络成员之间互通的健康信息来源和社会支持渠道；再加上数字健康素养不足，那么无论这个人想要利用健康信息与服务的动机多强，都无法满足。另外，如果一个人知晓自己可以从社会关系网络信息库中获取资源，那么他也会为了维持资源存储库的稳定而主动奉献资源，此时利他与利己交织在一起，刺激人们提高数字健康素养并积极参与社会。数字健康素养概念的革新凸显了社会功能的重要性，素养不仅仅是一套对信息的搜寻、理解、应用能力，还是一整套技巧和能力，使人们更充分地参与社会，并对日常事务有更高程度的控制，能够通过改变个人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来改善家庭、社区、社会功能，降低功能性焦虑。

四.   健康行为的焦虑消解

身体健康无疑是缓解客观健康焦虑的重要方式，面对日益衰退的生理机能和功能指标，健康促进行为在维持独立性和提升生活质量上尤为重要，指个体为保持自身的促进健康状态，实现自我满足和自我实现而采取的自发的、多方面的认知和行为^{[16, 27]}，包含营养、身体活动、压力管理、健康责任、人际支持和自我实现等。数字健康素养高意味着老年人的健康意识和动机强，也更愿意从事健康行为。健康促进行为对老年人生活质量提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营养均衡、戒烟戒酒、定期体检、规律的体育锻炼、积极的社交生活等都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降低患病风险，保持长期健康。健康的行为和健康的身体是老年人维持幸福和理想生活的根本保障和必要条件。

电子健康使用整合模型(Integrative Model of eHealth Use)主张通过电子健康素养、动机和效能的微观渠道，将社会结构的宏观差距与健康差距联系起来，强调数字健康素养在健康行为中的重要作用^[40]。首先，数字健康素养通过激发老年人希望“安度晚年”的内在动机，提高健康意识，促使老年人自主自发地养成健康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健康意识指一个人对其自身健康的关注程度^[22]。健康意识强的人可能有更多的健康习惯，会花费更多的时间锻炼及参加健康活动，主动获取健康信息，避免健康风险行为，并有更多的健康风险投资(如购买健康医疗保险)，尤其是更愿意从各种各样不同的渠道获取更准确的健康信息。有研究证实，健康意识正向影响人们从网上获取和使用健康信息、参与健康决策的行为^[41-42]。其次，数字健康素养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知识储备和使用数字健康服务的自信心，进一步强化他们的健康行为。知识-态度-行为模型的核心观点认为，知识是行为改变的基础，信念和态度是行为改变的驱动因素。基于此理论，不难理解数字健康素养对健康促进行为的作用机制，即数字健康素养影响个体使用智能健康服务和获取健康资源的程度。具有高数字健康素养的老年人有更多的机会获得用于促进健康的资源，以及对维持健康的高度认识和信念，从而鼓励个人采取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15]。最后，健康素养高的老年人面对网络上对老年群体的污名评价、自身身体状况、科学健康信息等的了解和悉知程度更深，这有助于产生客观的自我认知和期许，面对潜在的负面评价时更加坦然和释然。可见，提升数字健康素养也可以减缓老年群体的社会性健康焦虑。

社会资本包含根植于社会环境中的各种资源，规范和网络就是其关键组成成分，反映的是人们所构建和维持的各类社会关系，以及从中获得所需的资源、支持、反馈和指导，突显的是群体特征的重要性。Kawachi和Berkman提出了三种群体层面的属性：社会传染(行为转移)、非正式社会控制(部分成员目睹他人越轨行为时的干预能力)、集体效能(采取促进健康的集体行动所需的动员)，用于解释社会关系网络与健康结果之间的关系^[39]。在社会群体中，一个有健康意识且健康素养水平较高的人，会主动分享健康信息和相关资源，参与健康活动和行为，这会影响其他成员也做出类似行为，进而形成一种社会规范。同时，群体内其他成员的积极参与和资源共享会促进信息流动和资源多样化，尤其是在一个异质性强的群体内，也能给社会网络成员提供了解健康和获取资源的机会，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展甚至使社会经济弱势群体也有机会从他人那里获得与健康有关的资源和服务。理性行为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都强调了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作为健康促进行为和健康生活方式催化剂的重要意义^[43]。如果一条健康信息或一种健康行为是由一个人所属社会网络中的某一个成员传播或实施的，那么他更有可能会相信该健康信息并做出与之类似的行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显性和隐性规范对群体内成员的健康生活方式和健康行为起到一定的监督、管理、约束作用，有助于纠正健康错误行为、促进健康提升行为。

配偶、家人和朋友的离开和退出是老年人无法避免和逃离的问题，也势必会造成社会关系网络的收缩和窄化，建立新关系就成为在该阶段内必须考虑解决和亟待满足的迫切需求^[44]。那些失去社会联系、遭受疏远的老年人大多有身体虚弱、慢性疾病等健康问题，甚至有更高的心脏病发病率和死亡率^[45]。社会资本对健康的积极影响通过社会参与、社会支持、自尊增强、角色塑造、独立性展示等多个过程体现，对自己健康负责的人往往认为对身边人的健康也负有责任，这是一种个人责任向社会责任扩散的现象。每一种健康行为都是负责任的表现，许多负责任的健康选择都从私人领域渗透到公共领域，影响了社会网络中其他人的健康。网络健康资源的使用和传播恰好可以扩展一个人的社会网络，增加社会联系，减少孤独和焦虑。通过传递健康观念、分享健康资源实现积攒社会资本、稳固社会网络的老年人更可能从中受益，比如获取不同的健康信息，遇到困难时收到更多社会支持和帮助。这种互惠和共生关系进一步激励老年人搜寻和分享健康观念、信息、产品等，管理健康行为，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实现社会功能的持续和稳固。

五.   结语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行为报告(2019年第一季度)》指出，健康与医疗科普查询比例占总体的66.83%，位居第一，网络已成为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首要渠道之一^[46]。数字健康信息作为一种信息资源，一方面，通过互联网非在场的时空优势，减少老年人获取健康信息的成本，帮助他们获取权威、科学的健康知识，培养合理的健康意识和观念来缓解老化带来的客观和社会性健康焦虑；另一方面，通过学习和掌握网络健康信息的获取和分享，增加和扩充社会参与机会和渠道，减少面对新兴技术时的科技焦虑和社交圈层日渐缩小的社会功能性焦虑。“数字鸿沟”“数字排斥”无一不表达了老年人在数字社会中的相对弱势，但老年网民规模的逐年增加也说明了老年群体对新科技的包容和接纳，以及与老化刻板印象和科技焦虑对抗的自发和主动。在当前中国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大力发展数字技术的现实背景下，老龄化遇上数字化，如何调和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社会趋势，如何让数字技术不再成为老年人积极融入社会、保持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量的障碍，成为当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实现健康中国的战略任务。当务之急，改善老年人的数字健康素养和加快智能适老建设成为数字时代应对积极老龄化、智能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重要途径。

鉴于认知、生理和社会环境随年龄增长而变化，针对年轻人的数字健康素养干预措施对老年人并不一定能产生同样理想的效果。只有通过专业教育和培训提升数字健康素养才是有效途径，该途径可以经由社区或村镇等基层组织、志愿协会等社会组织予以实现。同时，随着健康科技的多样化和革新，干预策略也要随之调整，比如增加可穿戴设备的科普介绍和试穿体验项目。在老年人的数字健康素养水平尚未达到要求之前，除了培训项目之外，政府和市场更要加快智能产品和数字场景的适老性建设。以网络健康信息为例，医学术语和知识的复杂性并不能仅仅依靠放大字体、简化操作流程等与技能有关的方式而有所改变，在此类信息的呈现和传播形式上不能只使用枯燥的网页和难以理解的文本。数字健康素养水平低的群体往往更倾向于从被动或间接渠道获取健康信息，更愿意以一种不需要主动加工但互动性更强的形式了解健康信息。视频和直播等方式互动性和代入性更强，更适合呈现一些多步骤、多流程的指导性信息，比如如何使用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这种信息形式相较于图文或文本更易于老年人理解和应用，多媒体信息形式势必会成为以往网络健康信息基础设施的必要补充。老年人的活动场域和关系网络逐渐由社会转向家庭，家庭成员有责任助力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升，由他们作为政府和社会组织专项数字健康素养提升干预的后备力量，不仅从技能提升上提高了老年人的网络操作效能，还可以从加强代际沟通和情感培育上提升老年人的家庭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

衰老引起生理机能、感官认知、社会功能退化，独立性和控制感逐步丧失，进而导致被排斥和社会孤立，甚至隔绝的风险和心理健康问题增加，由这些弊端产生的负面后果极大程度上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给健康医疗和服务增加了不可避免的经济负担。社会老龄化导致线下就医和获取健康资源的物质、时间成本日趋增加，互联网则成为人们搜集信息、寻求健康咨询服务的重要渠道，人们希望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症状自检和筛查。这一过程更是突显了数字健康素养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原本健康焦虑程度更强、健康资源需求更高但获取难度更大的老年群体。数字健康素养高的老年人不仅能通过科学的健康知识重塑对衰老的正确认知来降低客观健康焦虑，还可以通过使用互联网呈现出的独立性和能动性来打破“衰老”污名化标签带给他们的社会性健康焦虑。数字健康素养通过维持和提升日渐式微的认知功能来保证老年人对健康知识的有效获取和加工、健康行为的参与和践行，进而帮助老年人养成正确合理的生活方式，为生理和身体健康提供基础保障。参与式互联网和移动社交网络的发展扩展了数字健康素养功能范畴的边界，更强调社会功能属性的作用，通过加速资源的收集、传播和积累，帮助老年人获得社会参与的入场券——可交换的资源，进而维护和延展其社会关系网络，创造社会资本来降低焦虑。在互联网医疗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过程中，老年人由于缺少互联网成长背景，认知和身体机能自然衰减导致学习能力降低或个人意愿不强等因素，其应用和普及并不能轻易转化为老年群体，尤其是低数字健康素养老年人的健康智能助手。如何帮助老年人实现在数字健康服务和现实健康条件之间的自主切换，帮助他们在杂乱无序和被动接收的网络信息中保持克制和理性，实现数字化时代的自我成长，成为当前国家、社会、市场、家庭和个人等多方都需要参与共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