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术研究，基本上是基于过去的事实展开研究与思考，其间则以文献为桥梁。事实的揭示与描述都以文献及文献间的比勘、研读为依据。讨论稿本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或者限度，与文献的性质密切相关，其价值与限度为一事物的两面。了解作者记述、演绎之言行事迹，才能更好地了解作者之撰意。了解作者之撰意，才能把握所记言行、所述心迹的层次和面相。了解两者之关系，才能更好地了解稿本在学术研究中的位置与价值，才能知其限度。了解限度，才更能在学术研究中体现及发挥其应有价值。

一.   直露心声与故作姿态

稿本不是特殊性质的文献类别，而是文献的特殊存在形态。它与档案类似，根本上并非文献的类别，而是不同的存在样态。稿本的特殊性，或者说与其他文献的差异性，主要在于稿本的“未刊”形态，以及因其“未刊”所造成的秘藏性。正是因其秘不示人之下具有较多直吐心声的可能性，也如深藏宫禁的“秘档”一样，多被人视为切近事实的一手材料或者直接材料，而为学术研究者所特别注意与重视。故而，讨论稿本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与限度，要先回到稿本作为文献的一般性质，方能更好地兼顾与展现其特殊价值。

目前所见，最早涉及“文献”的文字，来自孔子。孔子论礼，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①“文”与“献”在孔子的眼里，成为沟通古今与人我的重要凭借。孔子运用文献的最集成者，当为《春秋》，而《春秋》又成为后世认识前代事实与孔子本身的重要文献。作为圣人孔子之后的亚圣，孟子对《春秋》有深刻的理解：“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②孟子区分《春秋》的层次序列为：《春秋》据“史”之“文”，见“齐桓、晋文”之“事”，寓孔子之“义”。

相对于齐桓、晋文的本来事实，孔子修撰《春秋》的文献(严格来说只是“文”)，主要来历是“史”。史文即使无穷丰富，仍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展现齐桓、晋文的本来与关联事实。同时，孔子《春秋》对涉及记述齐桓、晋文之事的史文本身又有所取舍增删，其取舍增删之道与展现之义，即为孔子“窃取”之“义”，体现孔子的眼界与旨趣，而非单纯地凭借史文再现齐桓、晋文之事实。故，事无穷，文有限，有取舍，寓“窃取”之义。同时，不论相当于后来所说文献的“文”，还是了解夏礼、殷礼的杞、宋耆老贤者的“献”，都不能不带有“献”及“文”的作者的取舍之“义”。因而，文献既反映文献所展现、描绘的言与行；同时，文献又不能不带有作者与记录者的意与义。了解作者和记录者的取舍之义，方能更好地了解记述事实的层次与面相；了解记述事实与与之关联的事实的离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和记录者的意思。两者交织，互为表现，不可分割，考验研究者的能力与智慧。

回到文献涉及的“事”“文”和“义”相互交织的普遍性质，可以更好地讨论稿本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与限度。如中山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东塾遗稿》^③是晚清岭南大儒陈澧的读书札记，贯穿其大部分的读书生涯，尤其反映了陈澧最为用心的著作《东塾读书记》的演进过程与真实意图。钱穆尝利用当时《岭南学报》披露的一部分《东塾遗稿》研究东塾之学，其称《东塾遗稿》“皆《读书记》之前身也。其中议论，虽《读书记》所未收，而实可说明东塾论学意趣，为《读书记》已刻诸卷之引论”。尤其是，“东塾论汉学流弊，本已见旨于《读书记》，然大率引而不发，婉约其辞，读书者或不识。其意乃畅写之于未刊之遗稿”。显然，钱穆的注意处，在于《东塾遗稿》因其直露批评而更反映陈澧本人治学的立场与意趣，为深入研究陈澧构筑沟通汉宋之学的变化过程，揭示其具体用意、指向与宗旨，提供了极好的凭借，同时可以借此了解“乾、嘉以下汉学所以穷而必变”之征。^④着眼的层面，在于揭示陈澧作为文献形成者的“义”，以及由此组成并反映的嘉道之后的学术转变历史。陈澧视野中的乾嘉学术真相之“事”，当是另一层面的问题。

应注意的是，之所以指明稿本有隐而未发的真实意图，恰恰是因为有已刊《东塾读书记》作为对照。如果没有已刊《东塾读书记》所展现的平实不攻的面貌，事实上无法了解陈澧在当时语境下要将真实的批评之意隐晦起来这一层真实性。而《东塾读书记》之所以不如《东塾遗稿》直露批评，如果钱穆所说“盖东塾不欲以空言启争端，而求以实绩开先路”属实，则其实另有所欲发。故《东塾读书记》与组成《东塾读书记》的《东塾遗稿》为事实的两层，皆体现陈澧的不同考量层次下的真实。以此而言，单纯利用稿本，只能说明某一时序下、某一心境与用意下的真实性问题。反之，各安位置，则能见出不同考量、心境、时序下的不同真实，更能贴近对象。

同时，稿本普遍的秘不示人与直露心声，并不能排除部分稿本作者有意借此制造秘不示人之下的“真实”假相，展示直露心声掩盖下故作姿态的“真诚”。与普通文献一样，自然需要甄别，以厘清以稿本示人的用意与故作姿态的背后指向，才能见其中的真实，犹如揭示作伪同样可以见作伪、故作姿态的真实。

胡应麟论陆深《江东藏书目》编录伪书、依伪书造作之时谓：“子渊别录古书，不过《三坟》《汲冢》之流，当析而附之经、史、子下，真者以作之时为次，伪者以出之时为次。”^⑤隐含伪书虽伪、但伪造的事实可验的意思，以及将伪造之书的时代语境与伪造之书涉及的历史时代真相相区别的眼力。陈寅恪的论断，则更为清晰而具有条理：“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⑥造伪书者能取信于当世，其中甚多内容必从先秦真书中来，故能以假乱真。而造伪书者如此这般选择取材，必有因应于当时的用意，故可反映一时的思想，透露作伪背后的真实意图。两个层面同为事实而融会一体，关键在于如何各还位置与时序，而不至于如傅斯年所说以别一民族、后一时期论此一民族、前一时期，致使不是割离，便是添加。^⑦

二.   真实记录与事实真相

如果注意或着眼处在于“文献”作者或记录者的主观立意，不论是直露心声还是故作姿态、有意坦诚抑或暗中造伪，皆体现稿本或真或伪背后的主观真实。与此相对应的是，若基于稿本所记，旨在探究由此展现的事实，即使所记、所述完全出自真诚，并非故作姿态，也无故弄玄虚，且完全基于真实的观察，也未必反映对象的真及真的丰富与层次，只能说明作者的视角及其视角之下的真相层面。

稿本一旦公布，脱离原先秘藏的状态，便成为可对既有文献资料进行重要补充甚至颠覆性突破的新资料。学者对于问题的研究，如果不能充分掌握与了解看得到的相关稿本，其实可以借用陈寅恪的话称之为不能“预流”。

陈寅恪“预流”说，出自序陈垣《敦煌劫余录》：“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⑧新资料的发现与运用，表现于助推近代学术的发展最为显著。具体来说，上古部分如甲骨文、金文，中古部分如敦煌石刻、文书、日本藏器，近代部分如内阁大库所藏文书档案。除内阁大库资料所展示的清代事实并未如原先预计的那般有突破性进展外，其他新资料都促成了新问题的提出与学术的新进展。稿本虽并非如上述资料一样有大致集中的时段与密切相联的主题，与此相对的不拘时段与门类的特性，却可使稿本具有更多的拓展空间与想象余地。尽可能掌握相关稿本，必然成为当下学术研究中必须“预流”的关键一环。

“预流”说强调学术研究要能掌握新出资料，不能闭门造车，其实潜藏一个基本前提——能够完整识得新资料的价值。恰当利用新资料提出新问题、揭示新事实，必定要掌握相关的基本文献与了解基本的事实联系。后一层面，属于基本规范层面，本不需特别强调，当下却未必都能遵守。正因此，新旧资料之说，也更多是发现的先后，并不能据此确定主次轻重。新资料的发现，解决的是看得到的问题；涉及学术研究，更关键则在于看得懂。看得懂，很大层面上在于如何恰当安置稿本体现的视角与视角下的事实及其联系。陈寅恪在提出“预流”说的同时也颇为强调：“必定旧材料很熟，而后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古画已残破，必须知道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⑨

历史上发生的同一件事，或许具有各种记录留存。每一记录，皆可提供不同侧面的证据，却未必指向同一位置。同样出自亲历者当事人之手的记录，因动机缘起不同、参与度不同、参与目的不同、关注重心不同、考量因素不同而有因时因地、因人因境的差异。稿本尽管大体都可称之为一手直接材料，在固有文献之外提供新角度；但稿本所体现的新角度，并不能涵盖相关人与事的全方面与众面相。如果对此具有清醒的认知和自觉的约束，限定于文献本身展示的视角则可；如果推而广之，不仅文献本身的位置出现偏差，覆盖于整体之上更是错上加错。因此，稿本所记，充其量只能备有一说，不能确定所见之人都如此说，更无法断定即存在如此这般的本事。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近代稿本文献大规模披露出版，促进近代相关议题研究的进展。研究近代人文相关议题，资料丰富，似乎容易入手；但如果先入为主，预设架构，不能了解具体与整体的联系与分别，因资料丰富、层面众多而截取一面，其实更容易自证首尾，落入不知其误的境地。事实上，越到近代，文献越多，问题越大，与以为文献越多、论证越易的感受相反。亲历其事、亲验其学的梁启超称：“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例如中日甲午战役，去今三十年也，然吾侪欲求一满意之史料，求诸记载而不可得，求诸耆献而不可得。作史者欲为一翔实透辟之叙述，如《通鉴》中赤壁、淝水两役之比，抑已非易易。”^⑩近代文献史料虽然增加，因其承载的相应事实更多，故而记载中“真”的复杂性也同步增加，相应的比勘运化与斟酌异同，就显得更加吃紧，而不是更加容易了。^⑪

因此，即使稿本所记直吐心声，可见一人之真，然不能说明即为一事之真。正因为同一事件的参与者身份各异，立场不同，心思有别，参与的时间、地点、程度、环节千差万别，即使如实记录也只能反映其亲历或听闻的部分。况且，还有影响如实记载的多种因素，有此一说不等于均如此说，有此一事不等于事即如此；甚至在后人看来似为同一事，而当事人因各自动机、缘起、心境、立场、用意的差异，或各有以为的“事”与“义”。所以必须将相应的文献，文献背后的人事、意思，涉及事情的全过程等各层面汇聚比较、参考校异，才能渐渐见出各人眼中的不同真、各时序下的不同真与各层次中的不同真，以及最终混合为一的过程与复杂实情。

三.   各取所需与问题所在

治学不应盲人摸象，以偏概全，以免因角度的参差最终不识庐山真面目。不过，稿本背后，存在于历史时间中的各色人物，本身即如暗夜行路的行人，甚至摸象的盲人，并不一定具有上帝视角可以通透了解相关人事；或者不识得全象，甚至意识中并无后人以为的全象存在。作者、记者虽出自真诚，同样有认识的真、以为的真、实际的真之间的联系与分别。因此，严格来说，新旧资料的参校比勘，要求研究者具备以不同文献之后的人物的视角随时因境移步换行，以见历史中的人事、思想、艺文的能力。

稿本的利用，自然是要推动学术研究的进展。而学术研究的进展，有相对于前人研究的进展与相对于事实进一步揭示的进展。前者并不一定反映事实的进一步揭示，后者则更为根本。事实的进一步揭示，包含事实层面的更丰富厘清与事实联系的更真切展现。在此之中，新旧资料的通解与合理安置为其中的关键，上节已扼要讨论。稿本作为相别于固有资料晚出的新资料，为基本资料之外的关键新变量，涉及新问题的确立、新事实与新事实联系的揭示，根本上则是历史中本就存在的多元视角的关键组成部分。如何依据文献的视角及当时的时代议题，审视历史中的言行、人事、思想、艺文，而非以外设的视角、后来的问题意识测度前事，则为学术研究贴近对象、不失事实又能创获的重心所在。

冯友兰在《新理学》中说明“新理学”之名义，以为新之义在于“接着讲”而非“照着讲”，极有意思；强调与旧理学不同，为新理学；而事实上，想要接得上，首先需懂得所“接着讲”的对象为何物，仍有“照着讲”一层的功夫，看似简单，却极有难度。^⑫如王鸣盛回应戴震为区分与惠栋学问所提及的求古与求是，以为“究之求古即所以求是，舍古无是者也”^⑬。

学术研究中，真正相对于前人有进展，需要对事实的揭示有进一步的进展。一般多以为，时间上的新并不一定代表进展。胡适一度发现道教《真诰》来自佛教《四十二章经》，欣喜不已。实际上，朱熹在七百年前就早已讲过这一层事实——不知此故，就难以在此一真实的事实进展基础上再进一步，难以真正有新进展。陈寅恪讲唐代政治，首先讲杨玉环入宫前的贞洁问题，被一些先生视作不经之谈，实际大有用意，其所本在朱熹论李唐“源流出于夷狄”，涉及李唐三百年统治阶级中心皇室的氏族问题，深刻影响唐代的政治与文化，而之后数百年中无人能看破且接得上朱子的旧说。^⑭故人文研究真正的新，需深入问题的根本才可能发现把握，并最终接上，并不容易。因此，真正的新、旧与出现的时间先后没有必然的关联。人文学术未必符合进化论，且往往多退化，故古人有“各领风骚数百年”^⑮之说。

近代学术的一大走向自然是分科化，以及分科化之后的诸如跨学科或多学科融合，但后者往往流于名义。事实上，根据傅斯年的说法，学科的形成，本由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提问出发，学科与问题密切相关，但问题本身并不受后来学科的限制。^⑯分科治学的眼光下，同一材料往往各有取舍、各取所需，从正面的角度，当然可以丰富面相，增加层次，对于文献中的材料尽取其用。但若不能回到作者的本意与问题，回复当时的视角与逻辑，则往往后见而不能明，只能用后来的、外来的眼光去理解前一代、本来的意思，故而更多是另一种系统与条理，而非事实与观念的本来面目。以后来的立场各取所需，并不能回到问题的原初，去真正了解对象的处境与展现的真相，学术研究就难以有真正切实的进展。

傅斯年在1920年代末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后续则演化为历史语言研究所，便不能简单以语言学、历史学的分科眼光视之。其内在核心涉及的是语学与历史发生学的眼光与办法，与陈寅恪将欧洲的印欧语系的比较语言学与中国宋代的长编考异之法相融合的做法相通，由此回到问题，超越学科，以见意思与史事的渊源流变、古今演进、同时的不同层次。中国古人治学注重的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已提示真相与事实的层次性问题。也就是可供参验的事实，从时序的角度，实具备多重层次。故无源则无流，流从源出；但源流有别，各具意思。以源代流、以流代源，都是将事实的层次混淆。故辨章学术，不能离开考镜源流。这一层意思，与中国学人笺诗中分辨“古典”“今典”以得诗人的意思，异曲同工。天然的区分，在于时、地、人的不同，核心则在于时间与事实的关系。

要而言之，任何稿本及其反映的史事(包括名物、制度等，学问即在其中)皆非凭空而起，有其发生时序上的渊源，有其空间联系上的“必有其邻”，又与后续流变脉络相续，交织汇合，混成一体。任何人文学术研究，从形态来看，都是倒着看。关键在于，尽可能厘清事实与时序的对应，知其演变的路径，疏证各层演变之所以然，才能真正匹配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真正知其变与不变，既把握史事演进的时序脉络，又分清后来叙述与历史事实的重合与区分，更能洞见不同语境与视角下的事实层面。其内在为一而二、二而一的相生相成关系。

回到稿本作为文献的本身。版本价值与学术研究的价值有联系与区分。文献版本自然有善本、定本之说，当中多有讲究，自有其学理。如学界目前好编全集，但求其全与求其善，本就各有立场与取舍。古人编集往往要反复斟酌删定，或请高人代为删定。至于文献之于人文研究，自然有求其善的一面，也有求其真的一面。若以求其真为追求，则稿本本就为反映作者意思演进中的一个时序环节与真实层面，其价值在于反映其时的真实，故与其他文献没有高下优劣的区分，而只有反映真实的不同。

故善用稿本者，必能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各类文献(真的平等是各见文献之后的差异事实)，而又能分别对待文献背后所涉及的各类事实的层次与时序，以分别的办法安置文献蕴含的不同事实的位置、层次与关系，适得其所、各安其位，才能据“文”述“事”见“义”，三者融会一体，成为联系古今、沟通人我而又独具作者特见旨趣的创作。

① 孔子：《论语·八佾》，载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第63页。

② 孟子：《孟子·离娄》，载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95页。

③ 中山大学图书馆所藏《东塾遗稿》为民国年间的抄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稿本。但此抄本依据《东塾遗稿》的稿本转录，严格按照稿本的样式移录, 相对完整地体现了陈澧记录时的实态。

④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第666-667页。

⑤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经籍会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21页。

⑥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280页。

⑦ 傅斯年：《致胡适》，载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33页。

⑧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6页。

⑨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开课笔记三种》，载《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第363页。傅斯年也称：“必于旧史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从此可知抱残守缺，深固闭拒，不知扩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药之妄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积薪之势，相因然后可以居上者，亦难免于狂狷者之徒劳也。”参见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载欧阳哲生编《傅斯年文集》第二卷，中华书局，2017，第354页。

⑩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41页。

⑪ 张剑、徐雁平和彭国忠主编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便旨在“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凤凰出版社，2014，第3页。

⑫ 冯友兰：《新理学》，载《冯友兰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4页。

⑬ 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十五《古经解钩沉序》，载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第10册，中华书局，2010，第280页。

⑭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载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83页。

⑮ 赵翼：《瓯北集》卷二八《论诗》，载《赵翼全集》第六册，凤凰出版社，2009，第510页。

⑯ 傅斯年：《刘复〈四声实验录〉序》，载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