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疫情给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还会随着疫情持续流行而持续下去。由此带来的经济动荡在量级和深度上只有1929—1933年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带来的滞涨和2008年次贷危机可以比拟。因此，可以镜鉴历史上这三次在全球范围产生冲击的经济危机，了解此次病毒大流行有可能带来的影响，并思考应对措施。

本文简要回顾历史上三次重大经济危机，利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分析去全球化这个大的历史背景，再将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置于去全球化的背景下加以分析，理解疫情和去全球化的叠加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长期再改革、再开放和短期启动经济内循环的政策建议。

一.   大萧条、滞涨与大衰退的历史镜鉴

细数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大经济危机，波及全球、影响深远而广泛的有三次，分别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滞涨以及2008—2009年的大衰退。目前，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正在冲击全球经济，其影响深度和广度可与上述三次危机相提并论。

一   1929—1933年大萧条深远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1929—1933年的大萧条根源于市场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结果。该次大萧条就其根源而言，来自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相互作用。在实体经济方面是因为需求冲击所致。由于此前美国住宅投资狂飙大热了很长一段时期，导致房地产存量过剩，而同时移民不断减少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过剩，因此在1929年之前，美国住宅投资急剧减少，这为衰退埋下了种子。1929年10月29日星期二，股市如最后一根稻草压上不堪重负的经济，开启了史无前例的大萧条。股市崩盘是导火索，导致财富缩水并重创消费信心和投资信心，导致消费和投资急剧减少，并以乘数的机制引起总需求连锁反应式地加倍减少。结果美国的净投资在1931—1935年间是负的，这意味着美国资本存量是年年递减的^[1]。

在虚拟经济方面，总需求的急剧萎缩也加剧了金融市场崩溃。但是美联储墨守成规地相信古典经济学的原理而没有作为，对实体经济没有从流动性方面给予充分支持。这使短期内美国经济缺乏足够的流动性，实际货币存量是减少的，因此无法支持投资。1929—1930年，美国货币存量降低了4%；到1933年4月，货币存量更进一步加速减少^[2]。

与此同时，政府同样信奉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在财政政策方面坚持预算平衡，并未想到要干预经济、挽救经济。面对大萧条，美国政府不仅没有积极干预，反而为了减少因为经济萧条带来的财政赤字而增税，以力求重新平衡财政收支。美国国会在1932年通过了所得税法案，增加了各种税收，其中甚至包括对中低收入的消费者征税^[3]。

而在国际经济方面，不仅美国关门自保，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政策。各国为了刺激国内需求而加征高额关税，设立各种关税壁垒，结果导致多败俱伤。美国更是在这囚徒困境中受到进一步打击。1929—1933年，美国GNP急剧萎缩，大幅下降接近30%，而失业率从3%上升到25%。一直到罗斯福1933年当选总统后采取积极干预经济的“新政”，才把美国拉出大萧条的泥淖^[4]。

大萧条深远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仅第二次世界大战多少与此有关，而且西方主要国家在战后都反思了大萧条的破坏性作用，认识到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反思的成果体现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该会议重塑了战后国际经济格局。战后国际经济格局由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维护，这些机构都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产物。

在大萧条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还是不断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但是破坏程度已经大大降低，其中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和2008—2009年的次贷危机(大衰退)是影响接近大萧条的两次。

二   20世纪70年代滞涨的解决依靠方向正确的干预性政策

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滞涨席卷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此前的大萧条和此后的大衰退不同，这一次石油危机完全是由供给方面的负面冲击引起的。滞涨的持续时间与大萧条相似，此次危机中美国也是长时间深陷滞涨泥淖而不能走出。但是原因又完全不同。滞涨长期持续而不能化解，并不是因为政府未积极干预，而是因为干预出现了方向性错误。滞涨是供给方面冲击所致，但是美国经济政策界的主流思潮却是崇尚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结果刺激需求虽然解决了失业和萧条问题，却推高了通货膨胀，而抑制需求虽然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却又导致失业率反弹，以致美国经济陷入失业和通胀顾此失彼的困境中^[5]。

滞涨的解决还得靠方向正确的干预性政策。终结滞涨的是1979年执掌美联储的保罗·沃尔克和1981年就任的美国总统里根。沃尔克采取了稳定货币供给的政策，让人们重新建立了对货币的信心；里根则采取了刺激供给的政策，释放市场经济活力，这才引领美国重新步入快速增长的轨道。此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加持下，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一路发展到今天，虽然中间出现了数次危机，包括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但是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始终保持着积极增长的趋势^[6]。

三   2008—2009年大衰退未能持久得益于及时合适的干预政策和积极的国际合作

2008—2009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为先导的金融危机，引发急剧的经济衰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带来负面冲击。这次危机在学术界被称为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相对于1929—1933年的大萧条而言，此次危机虽导致经济急剧萎缩，却因为后续的政府经济干预和各国政府的国际合作而没有持久，更没有深远影响世界经济格局。

大衰退的原因比上一次的大萧条简单多了。如果说大萧条是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的话，那么美国2008—2009年的大衰退则是由单纯的金融危机引发的，是虚拟经济无节制发展而政府监管不力甚至放纵的结果。在2008年之前，美国金融市场充斥着金融自由化思潮，放松金融管制成为主要潮流，因而华尔街金融家们的贪婪未受到有效约束。金融家们为谋取巨额利润而不断推出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抵押贷款证券化就是这波金融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金融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并且这种信息不对称被信息优势一方的金融家们所有意利用，结果低质量的住房抵押贷款的高风险因为多层次的证券化而被掩盖；金融创新越复杂，证券化越深入，风险地雷也就越埋越多。这些风险地雷终于被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次级债踩中，从而点燃了金融危机的引信^[7]。

为了应对大衰退，美联储采取了多期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失血的经济输血，保证流动性充裕，避免了如1929—1933年大萧条中因为缺乏流动性而导致的雪上加霜恶果^[8]。中国也受到大衰退的波及，当时采取了“四万亿”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刺激计划，同时与美国展开了积极合作。因此，次贷危机虽引发了一次性的急剧衰退，但是幸运地避免了持久而深度的萧条。

综上所述，三次重大经济危机对我们理解今天的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至少在两个方面是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经济的合作问题；另一方面是如何采取合适的经济政策。

二.   去全球化和脱钩的外部环境：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思路

要理解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必须结合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去全球化和脱钩的外部环境来分析，而疫情是起着加剧去全球化和经济脱钩的作用的。去全球化当然是对经济全球化的逆转，因此要理解为什么去全球化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就首先需要理解经济全球化的逻辑依据。这个逻辑依据事实上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逻辑: 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不只是考虑经济得失，更利用经济得失获取政治收益，利用政治博弈获取经济收益。

一   WTO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及其逻辑

经济全球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关税总协定(GATT)和随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框架之下进行的，其宗旨就是消除各种贸易壁垒，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商品与服务的自由贸易。WTO的前身GATT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秩序重构的一部分，于1947年签署；1995年WTO成立，取代了GATT。在GATT时代，GATT力图通过降低关税和削减其他贸易壁垒来促进各国开展商品和货物的自由贸易，各个国家依据比较优势生产自己具有成本优势的产成品并参加国际贸易，同时用于出口的产成品的完整生产过程和生产链集中在一个国家之内。而在WTO时代，资本的力量越来越起主导作用，推动着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流动，建立了全球产业链分工，将原来GATT时代以完整的最终产品为对象的国际贸易转变成以产品的各个生产环节为对象的国际贸易——即一个产品在全球多个国家完成中间环节的生产，然后通过国际贸易汇聚到一个国家组装。

GATT时代的产品国际贸易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而WTO时代的产业链国际贸易是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无论是比较优势还是规模经济，它们都是通过低成本赢得优势的。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先凭借劳动力优势，然后凭借完善的基础设施，逐渐将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中端甚至少量高端部分集中在自己手中。全球产业链分工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个格局不是政府刻意设计的，也不是资本精心布局的，而是资本主导下经济全球化自然演化的结果。

但是需要认识到，成本优势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如果一个经济体只有成本优势，可是社会环境或制度环境不够稳定，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且没有章法，那么成本再低也不足以吸引外资注入。对全球资本而言，成本与安全这两个方面是都要考虑的。而在产业链全球化分工格局下，安全就上升到一个突出地位上：一旦产业链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产业链就停顿下来。可以看到，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都是政治和社会结构高度稳定的国家，也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而那些政治和社会结构不够稳定的国家则主要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最低端——提供初级产品。

二   后WTO时代的去全球化及其逻辑

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有15年的过渡期，按计划应该于2016年获得成员国认可市场经济地位，但结果没有。事实上这个结果就是去全球化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内藏着去全球化的原因。而且，去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去中国化，这是需要我们特别警惕的。经济全球化依赖于两个基础：一是市场化的程度是否达标；二是参与国是否具有稳定性与可预期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两个基础都面临着崩解，而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经济是其崩解的重要推动力量。

1.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基础之一——市场化程度。国际贸易不过是国内贸易的复制和扩展，区别在于前者存在国家干预，而后者没有。其实，如果在国内市场中出现地方保护，其结果也和国际贸易中各个国家的保护主义一样。同样的道理，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一体的市场化，是各国市场的有机连接。有效率的市场化依赖于自由竞争，在市场自身不能阻止垄断时由政府加以阻止或者打破，而对必不可少的自然垄断则由政府加以管制。

如果在全球一体化的市场中出现一个国家对市场的深度介入，那显然破坏了全球化的重要基础。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层面对市场的干预不管在国内经济层面有什么意义，其在国际层面是增强了相对其他国家企业的市场力量的，使得本国企业借助于国家战略在与其他经济体的企业竞争时形成优势。这在国内市场意味着垄断，不利于公平竞争，是需要阻止才能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进一步地，如果在国家层面采取经济战略，以其他国家为竞争对手，那么就超出了经济和市场的范围，在经济全球化中纳入了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那么原来的经济全球化就不再有意义。

2.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基础之二——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在市场经济中，竞争的企业如何决策是有固定的逻辑的，因而是可以预期的。这是因为竞争企业没有市场势力，他们只能遵守市场法则。但是垄断的企业则能够影响市场，利用自己的市场势力达到各种目标。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经济全球化的环境。当一个经济体越来越壮大，同时整个经济体不再遵从分权的市场法则，而是将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进行集中决策，那么其力量就会影响到原有的全球性市场化格局，其如何决策就不再能被稳定地预期。

尤其是，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强大经济体会利用国外企业对其依赖而追求实现非商业性的目标，不再是在商言商，而是借商辅政。在这种环境里，国外企业无法根据市场法则来预期该经济体未来的政策环境，会始终处于对政治不确定性的恐惧之中。不幸的是，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国际上反复出现过因为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而惩罚商业性的企业的事情，如制裁澳洲、制裁日本、制裁韩国等等。这样做短期内非常奏效，但是必定带来长期恶果。

当经济全球化的两个重要基础不断崩解时，去全球化就箭在弦上了。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在一个经济体布局，成本优势和稳定安全两方面都要考虑。其中，成本优势是看得见的，中国先是凭借比较优势然后在经济自然演化过程中获得规模经济优势，从而建立了成本优势，成为世界工厂，渐渐地凭借这个成本优势形成了市场势力。但是，当这个基于成本优势的市场势力被过度利用时，外商直接投资眼中稳定安全的顾虑就不断上升，一旦凌驾于成本优势之上，分工和贸易得以成立的信任基础就开始瓦解了。

经济全球化既基于成本优势，更基于信任关系，滥用市场势力破坏了信任关系，必然导致经济全球化逆转。就是说，如果在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和合作时高估了自己的力量，错误地认为市场势力是可以持久享有的，那么一旦过度使用市场势力，就会吓退潜在的交易对象，市场势力也就不复存在了。

上述逻辑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启了“重新建群”从而让WTO体系边缘化的全球经济战略，以及为什么不断出现外商直接投资撤出中国的现象。

三.   去全球化背景下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结合历史上三次重大危机

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冲击，已经展现出强度直追前面所述历史上的三次重大危机的趋势；加上新冠疫情产生于经济逆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大的历史背景下，因此新冠疫情危机有极大的可能加快全球经济格局的重组，乃至加快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塑。

与前面提到的三次经济危机——大萧条、滞涨和大衰退——相比，此次经济危机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在程度上、后果上与1929—1933年大萧条接近。

一   从原因看，此次疫情冲击经济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与前三次危机都不同

与大萧条和大衰退相比，此次危机并非起源于金融危机，但是存在着冲击金融体系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此次疫情直接冲击了实体经济，导致实体经济短期内近乎全面停摆。1929—1933年大萧条的直接原因是股市崩盘而导致银行体系崩溃，2008—2009年大衰退是由次贷危机引发，也是金融方面的危机。而与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相比，在此次危机中，疫情同时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带来经济衰退，而前者主要是供给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引发的危机。

二   从影响看，此次危机与1929—1933年大危机非常相似

1929—1933年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滞涨和2008—2009年大衰退/金融危机都是内部结构性问题所致，是长期矛盾的积累。而此次疫情则看似典型的黑天鹅事件，各国经济体系突然受到持续的外部负面冲击，被从外部按了暂停键，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此次经济停滞实质上是疫情冲击和美国制造业回归引领的去全球化意图叠加引起的，必然对中国经济带来深远影响。

大萧条时期和滞涨时期的国际贸易是制成品的贸易，各国基于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并参加国际贸易。当时的经济危机让所有的国家从自由贸易中收缩，极大破坏了国际贸易与分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中对战后全球经济格局进行了重新规划，形成了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组建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签署了关税贸易总协定。而在疫情冲击经济的今天，一方面，中国经济处于以产业链分工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格局之中，国际贸易发生在产品内部各个产业链之间；另一方面，这个供应链分工正在被质疑，有着逆转的可能性。更为关键的是，供应链分工遭质疑是与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担忧有关的。

在这种背景下，疫情的冲击进一步证实了供应链分工之脆弱性。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经济因疫情停顿两个月之久，影响了中国对处于供应链其他环节国家的供货，导致世界经济失速；当中国渐渐走出疫情开始重启经济时，其他国家因疫情爆发而不得不关闭经济运行，也同样影响到中国经济。正如前文所述，一旦国家之间的信任丧失，各国对经济安全的考量就上升到成本优势之上。显而易见，疫情对全球经济安全再次提出警示，因此必然会加速各国去全球化的过程，更加坚定美国让制造业回归的决心。

三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对经济危机需要各国的政策协调

此次疫情冲击在国际合作方面明显与大萧条相似，与大衰退相反。在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以邻为壑“的应对举措，各国纷纷提高关税、增加贸易壁垒，以优先保证对国内的需求，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而在2008—2009年大衰退/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和美国在应对危机时保持了合作，中国展现了大国担当精神。加上2008年次贷危机仅仅近似于黑天鹅事件，处理得好是不会有过于极端的负面影响的。于是，有效的应对和充分的国际合作使得当时由次级贷款引爆的金融危机仅仅带来了一次性衰退，并没有让各国经济深陷长久萧条。虽然在此次疫情全球大流行时，中国同样展现了大国担当，倡议各国合作，但是，由于对中国经济和对全球供应链分工的不信任加剧，国际通力合作的迹象并未显现。美国坚定了制造业回归的决心，欧盟和日本也在从全球化中收缩。

四   从政府应对而言，无论是哪一次经济危机，都证明政府积极干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危机都不是靠市场力量能够自动在短期内解决而经济毫发无伤的。每一次危机都需要政府深度介入。在整个大萧条时期(1929—1933年)，美国政府一直笃信小政府大市场的古典经济学信条，没有进行实质干预。一直到后来罗斯福执政后采取凯恩斯主义性质的国家干预政策——新政，进行积极财政干预，才拯救了美国经济。而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后期，美联储在沃尔克领导下，坚定地打造稳定的可以预期的货币环境，恢复民间和经济界对物价和货币的信心。沃尔克的做法虽然在初期带来失业率的急剧攀升，但是终究稳定了物价，并且在后期也将失业率降低到自然率水平。在2008—2009年的大衰退时期，不仅各国政府积极干预经济，同时各国政府也努力合作。其中，美联储实施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中国出台了以基础设施为主的“四万亿”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

总的来说，此次疫情全球大流行必然会给各国经济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而高度外向型的中国经济更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四.   中国经济如何在去全球化和疫情双重阴影下积极应对

疫情是和去全球化叠加在一起的，因此，要在疫情冲击下重启中国经济，最为关键和不可动摇的原则是，必须切实深化改革，走市场化和对国际经济开放的道路，避免中美经济脱钩，避免脱离主要的国际经济分工体系。同时，在此基础上全力打造中国经济内部体系的韧劲。

一   长期措施：启动再改革、再开放

要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不能只着眼于疫情冲击本身的影响，还应该考虑疫情冲击和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去中国化相叠加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可能让中美经济关系往脱钩方向迈进。而一旦中美关系脱钩，根据美国一贯的强势长手政策，其他国家必须选边站，这对中国是不利的。脱钩绝对是两败俱伤的结果，美苏冷战时期和现在俄罗斯因为遭受制裁而面临重重困境，这种殷鉴应该记取，不能让脱钩中断了中国的崛起进程。因此，中国应该着眼于长期，拿出足够的智慧避免脱钩。而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完整制造业体系有助于中国找到合适的对策。这个长期对策应该是“再改革”和“再开放”。

所谓“再改革”是相对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而言的。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崛起，让中国取得了连续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得益于中国积极参与了经济全球化。但是在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改革与开放的红利也逐渐用完。

中国第一个三十年的改革总体上是帕累托改进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变迁，所有的群体都受惠于改革，获取了经济利益。但是存在的问题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形下，才有十八大确定下来的深化改革。中央给出的深化改革涉及方方面面，与1978年启动的改革相比，最大的不同是经济社会发生了变化：欲让所有人获利的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性不再存在。深化的改革必定要消解业已形成的利益结构，因此阻力也更大，即所谓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同时，在对外开放上，中国经济也进入到矛盾集中爆发期，不仅计划中的市场经济地位未被认可，此后更为贸易摩擦所困扰。因此，深化改革应该被视作“再改革”，在保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上深化对内和对外改革，其性质与深远影响可比拟1978年的改革开放。

进行再改革，首要的是真正的市场化，在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之间形成一个明确的界限，不能让政府毫无约束地干预市场。这既是解决国际贸易冲突的必然途径，也是改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手段。应该以法制的形式切实约束政府干预市场的权力，尤其是从实质上确保各类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少受或不受行政干预。当前企业经营受到干预还是比较常见的，很多干预是透明玻璃的形式，例如某些省市在有重大活动时，会让企业停工配合，政府对一些行业和经济活动的支持或者限制往往是由职能部门以行政条规的形式出现的，不具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不利于企业形成稳定的预期环境。尤其是，在市场和企业的关系中，行政体系的力量过于强大，也过于傲慢。这不仅导致民营企业缺乏安全感，也影响着外资企业的营商环境和未来预期。在过去几年，中国也确实出现过私人资本外逃的现象，最后都是通过新的政策阻止的。而国内民营企业实际上缺乏真正的创业者，他们大部分寄望于挣短钱快钱，没有想着做百年老店。华为公司的例子只能是个案和例外。这些问题必须通过不可逆的市场化改革完成，让创业者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

深入市场化虽然可能会减少政府对经济和资源的主导权，看起来不利于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但是其长远和综合影响则是会大大增加社会财富和增强经济实力。要知道，在美国即使军工企业是私有的，或者是社会化的，但是在对外贸易关系上仍然在国会的控制之下，不经批准是不可以卖给中国敏感设备和技术的。而且在紧急时期，美国也可以动用《国防生产法》接管重要的私营企业。在中国，疫情期间全国人力物力迅速支援湖北及武汉，这当然得力于中央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但是，要能动员起来，需要有动员的对象——各种物资和物流。中国能够在短期内生产出来充足的物资并通过物流运送到疫区，同时还可以支援其他国家，市场机制的作用功不可没。那么，如果担心市场机制不能针对国家重大目标或者紧急状态做出迅速反应，该怎么办呢？其实是有解决办法的，可以参照美国《国防生产法》那样制定法律，规定在国家紧急时刻可征用和接管相关企业。当然并不是必须要由国有企业出面，国有企业未必具有相对于民营企业更大的优势。

市场化的必要之处还在于避免了无端的贸易摩擦和与其他国家的冲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只能在两个选项中选择一个：或者通过再改革进行深入的市场化，获得发达国家对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推动国际分工和贸易进一步深化；或者保持国家对经济运行的主导权，但是无法打消西方发达国家的疑惧，无法解决贸易冲突，从而存在着脱钩的可能性，一如现在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显然第一个选项好于第二个选项，况且就算第一个选项非我所愿，可现实中并不存在第三个选择——既保持国家对经济的强大主导能力，又能说服西方发达国家。如果第一个选项能够实现，也可以慢慢解决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如果选择第二个选项，其他国家也会被迫选边站，那中国就有可能成为孤岛经济，格局类似于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更麻烦的是中国这边的阵营可能只有中国自己。

以中美贸易关系为例，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根由主要还在美国。美国对中国出口设置了诸多限制，中国需要的美国科技专利和高科技产品不能进行贸易，而美国想卖的产品并不是中国所急需。但是进一步探究会发现，造成这种困局的根源还是中国未能成功融入全球经济分工体系，其标志之一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未获得认可。

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长期发展战略，中国要通过创新驱动和建立现代经济体系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与市场化并行不悖，深入的市场化有助于实现这一战略。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三十年取得的成功正是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带来的。因此，必须按照中央深化改革的战略，进行实质的再改革、再开放。

二   短期应对：稳经济与经济内循环

在坚持市场化的前提下，还应该从如下方面应对疫情在短期内的冲击。

1. 短期目标从保增长转向稳经济。稳经济的重点在于支持构成经济细胞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为他们纾困解难。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内在的不稳定性，在于单个的企业难以独力应对危机。在中国经济体系中，中国的企业主体不够强大，从而更难应对外在冲击，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在惊涛骇浪的危机中更加脆弱。因此，扶持企业主体不仅要帮助他们短期度过难关，更是要让企业家和创新家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向好夯实基础，增强中国经济韧劲。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自我实现预言”的机制在创业和创新中尤其突出：如果缺乏信心，就不会致力于创新和创业，那么未来经济就会越来越糟糕，而这样一来恰好就验证了这个悲观情绪；反之亦然。

2. 将“新基建”置于综合性的经济重启计划之中通盘考虑，至少要让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获得同“新基建”一样的支持力度。要知道，基建投资带来的促进作用只有小部分能够进入到受冲击最大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手中，就算能惠及它们也是以很间接的方式，通过带动上下游产业实现。但是，大部分利益是进入直接参加基建的企业手中，并没有惠及需要救助的企业，且这个过程还存在着利益分配。更需要认真对待的是，持续以基建投资刺激经济是不能持久的，会导致经济结构畸形。一方面，基建投资形成了庞大的基础设施存量，这意味着未来要对存量加以维护，从而需要庞大的重置投资，进一步挤占了稀缺的资本资源。另一方面，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很超前了，中西部地区无论高速公路还是高铁，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意味着资源浪费。这样的基建投资只能解决短期产能过剩问题，不仅不能解决大量的民营企业和制造业所面临的需求不足问题，而且还可能带来更大的泡沫和经济结构扭曲。因此，应该让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到“新基建“计划中，或者从”新基建“计划中分拨一些资源用于扶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

3.打造稳定可持续的内需，启动经济内循环，并立足于此参与并推动经济全球化，为经济全球化从供应链分工转向旧的完整产品分工，从中低端制造向中高端制造跃进，从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攀升做好准备。当去全球化不可避免时，中国必须利用纵深的国内市场和已经建立起来的完整产业体系，在国内市场基础上重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从现实看，中国有能力实现经济内循环，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占比由于各种原因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在中国总需求构成中，居民消费比重远远低于投资比重，中国仍然是一个高积累高投资的经济。中国的总消费支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相加)在GDP中的占比一直处在50%—55%之间，2016—2018年略略超过55%，其中，政府消费支出一直维持在16%以上，而居民消费不足40%。中国的资本形成率一直高于40%，2016—2018年为43%—44%。与中国相比，美国的居民消费在GDP中占比一直高达将近70%，日本的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也在60%以上。在2018年，美国的居民总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68.1%，英国、德国和法国分别为65.1%、53.9%和52.1%。这既说明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太低，也说明中国在拉动内需方面大有可为：让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目前的低于40%常态化地提高到50%以上是完全可行的。需要明确的是，仅仅通过培育内需虽然也可以维护经济体系的有序运行，但是启动经济内循环是不得已之举。若不能有效参与国际分工，中国的产业升级难以顺利实施，要从中低端制造向中高端制造跃进，从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攀升，任务会更加艰巨，经济转型进程会被延缓。

4. 坚定不移地推动全球合作，启动全球经济，证明中国经济在全球供应链分工中的价值，体现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之不可替代，努力阻止去全球化，更要阻止去中国化。要知道1919—1933年大萧条的重大教训就是西方各国“以邻为壑”的政策延长了危机持续时间。具体而言，除了提供医疗物资设备支援全球抗疫，还应积极履行已经签订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此外，应该以超常智慧推动中日韩重启东北亚自贸区建设。就繁荣与活力而言，北美、欧盟和东亚南亚是最为活跃的三个地区。但是在亚洲这一块，虽然中日韩、印度和东南亚经济联系密切，经济结构也具有互补性，但是经济整合最为松散，尚有更大的潜能未得到利用。这个地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经签署，形成了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经济最活跃、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必将促进区域内经济加快发展并推动世界经济跃上新的台阶，也会大大消解美国发动的脱钩和去全球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