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6年5月，在中国嘉德的拍卖会“大观夜场”上，北宋曾巩(1019-1084)的自笔《局事帖》以一亿八千万元的高价成交。此事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曾巩的广泛关注，也陆续有几篇关于曾巩的文章发表。押沙龙氏认为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中存在感最弱的人”，表现了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的存在感之弱和影响力之单薄，并在文章中指出：

但问题是，现代人真的不太能读出他的好来。当然也会感到不错，绝不会有“哇！这真是优秀文学作品”的感觉。当我们读韩愈、苏轼、欧阳修他们的文章时，是很容易体会到这感觉的。^①

押沙龙认为与韩愈、苏轼、欧阳修等人的文章相比，从曾巩的文章中完全读不出来“优秀文学作品”之感。曾巩作为散文的大家虽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却难掩其“唐宋八大家中存在感最弱的人”的印象。可能正因为如此，对于迄今为止的曾巩散文的研究状况，陈飞在《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指出：“可在世纪初到1980年的80年间，却颇遭冷落”，认为其研究一直处在低迷的状态。甚至在同书中，陈飞说道：

1949年以后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研究曾巩的论文几乎一篇也没有，文学史提到他往往略略带过。^②

由此可知，到1980年初中国大陆学者竟然连一篇曾巩研究的专论都没有。^③其实，不只是中国学界，日本学界也常常只是将曾巩作为中国文学史之“唐宋八大家”中的一人予以简介，至今亦未见有学术专著问世。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学界对曾巩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改观。1983年，在其故乡江西省南丰召开了纪念曾巩去世九百年的学术研讨会。这次大会的论文后被收入《曾巩研究论文集》一书，1986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刊行于世。此外，1984年中华书局也在《南丰先生元丰类稿》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曾巩集》。之后刊行的书籍有：祝尚书的《曾巩诗文选释》(巴蜀书社，1990年); 包敬地、陈文华注释的《曾巩散文选》(三联书店，1990年); 夏汉宁的《曾巩》(中华书局，1993年); 李震的《曾巩年谱》(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李震的《曾巩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9年); 李俊标注释的《曾巩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等。2019年9月，“纪念曾巩诞生1 000周年学术研究会”在曾巩的故乡江西南丰召开，会上有诸多关于曾巩的研究推出。在此前的6月，《曾巩文化丛书》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曾巩的研究虽有所进展，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一个尴尬的现实：学界对曾巩的研究，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说，远远无法与对同为“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苏轼等人的研究相媲比。对于学界如此冷落曾巩研究，如押沙龙所言，确实有曾巩散文魅力甚小之原因；而陈飞《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则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曾巩研究遭到冷落之原因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剖析：

朱安群《从鼎鼎大名到世罕见世——论曾巩文学地位的变迁》一文，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全面探讨了曾巩从盛名煊吓到遭受冷落的原因，并指出了曾巩文章局限……南宋、元、明、清人之所以重视曾巩，是因为他的思想接近道学，是因为他们共同的“文以载道”的“杂”文学概念，还因为曾巩的文章有法可循。但理学家觉得他的哲理水平低，思想史、学术史不提他，文学家则觉得他的文章道学气太重，缺乏形象性和抒情性，所以文学史也冷落他。^④

陈飞认为，曾巩的文章之所以受到古代读书人的重视，乃是因为其文章被视为“文以载道”的典范；然而，对于理学家来说其哲理水平较低，文学家又嫌其文章过于刻板，因此，无论是从哲学史的角度还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学者都很难将其作为一个典型来予以大篇幅的研究。

一.   传统学术史对曾巩古文的评价

曾巩，字子固，北宋天禧三年(1019)生于江西建昌南丰，嘉祐二年(1057)三十九岁时进士及第。及第之后长年被外放转任各地知事，直至元丰五年(1083)六十四岁时才调任中书舍人，翌元丰六年(1084)因病去世。与较之小两岁的王安石相比，曾巩基本上对中央政治没有发挥过多少作用，一生也可以说相对平稳，但其古文却为后代文人口传相颂，名列“唐宋八大家”，与欧阳修、韩愈等人相比肩。

脱脱等之《宋史》卷三百一十九《曾巩传》开篇即对曾巩作文水平之高作了如下之评述：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

《宋史》云曾巩自幼即善作文，十二岁时就已经能够写作难度极高的《六论》，且一气呵成，文辞华美；到“甫冠”之时，文名就已传遍海内。曾肇之《南丰先生行状》在谈到时人爱好曾巩之文时写道：

其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惟恐得之晩也。

时人争先恐后入手曾巩的文章，唯恐不能早些抄写、暗诵，由此可知，在北宋时，他的文章是颇受欢迎的。

如前人所述，曾巩古文的一大鲜明特色就是以儒学为纲。早在《宋史·曾巩传》中，就以“本原六经”之语来盛赞曾巩文章的儒学内涵。《宋史》原文如下：

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

这种作文必须“先道后文”的思想^⑤，在曾巩本人的文章中亦屡有言及，可以将其看作曾巩作文的高度自觉。如《寄欧阳舍人书》云：“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后世文人在评论曾巩文章时也极为重视其儒学内涵，明人甯瑞鲤在《重刻曾南丰先生文集序》中就明确指出：“盖先生之文至矣，乃六经之羽翼，人治之元龟。自孟轲氏以来，未有臻斯盛者也。”今人钱贵成《论曾巩散文的艺术风格》亦指出曾巩“所谓‘明圣人之心’的为文主旨是始终不变的” ^⑥。

然而，除了已有定评的弘扬儒学精神之内涵外，曾巩古文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行文特征与风格取向，在文学艺术的领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对于此问题，过去几乎没有学者进行过详细的探讨。即使是在少数几篇略谈曾巩古文特色的文章里，也没有对曾巩文章进行过具体的个案分析。如万云骏《义理精深、独标灵彩——试论曾巩散文的素朴美》谈道：“这些都可见欧文的别一风格，即雄辩俊辞，富于文彩的一面。而曾文则无此一面。所以有人说曾文缺少文彩。” ^⑦吴小林《唐宋八大家》则认为：“他(曾巩)有时抒情发感慨，也颇摇曳多姿，但没有欧文那样的文彩和情韵。” ^⑧可以看出，这些看法对曾巩古文特色的分析大多停留在模糊的印象阶段。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使用“缺少文彩”“摇曳多姿”等抽象词语，并没有对曾巩古文的文章结构及行文风格进行具体分析。要之，如果想对曾巩古文风格特色达至真正深入了解的层次，就不能再局囿于传统之儒学精神及停留在对其文体的似是而非的模糊论断之上，而是需要对其作更为具体细致并且综合的文本分析。

首先，古人对于曾巩古文特点之概括，最有名的莫过于清代著名文人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一文中所提到的这句话：“宋朝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姚鼐认为，曾巩与欧阳修之古文同样具有一种“阴柔之美”。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姚鼐的这种对欧、曾古文特色的概括，乃是建立在其评价韩愈古文为“阳刚之美”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在姚鼐的评论中，韩愈的“阳刚之美”与欧、曾的“阴柔之美”乃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对比概念。此后，这个评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袭用。比如，清人刘熙载《艺概》云“昌黎文意思来得硬直，欧、曾来得柔婉”，就是延续转用了姚鼐的评论。可以看出，韩愈“阳刚”，欧阳修、曾巩“阴柔”的评价已经成了后代文人的共识。

从上述古人的评价可以看出，欧阳修古文可以当成评价曾巩古文的一个重要参照物，两者在文体特色上都具有一种被抽象归纳为“阴柔之美”的共同文风。如果我们能够找出欧、曾两人文章写作手法上的具体相同之处，也就能够对曾巩古文之艺术特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要之，要分析曾巩古文的特色，就有必要先将其与欧阳修古文进行对比研究。

基于此，下文试以对比欧、曾两人古文中虚词使用的特征为例，对曾巩的文风及其古文的艺术特征进行具体分析，以填补学界对曾巩古文研究的空白。

二.   曾巩、欧阳修古文中虚词的使用特征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宋史·曾巩传》之结篇对曾巩古文特色的评述：

论曰……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

此处所云“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可视为时人对曾巩古文特点的一个总体认识。也就是说，曾巩古文多呈现出一种娓娓道来、言语平缓朴素、哲理深刻却不奥晦的文风特征。另一方面，对于欧阳修古文的特色，苏洵在《上欧阳内翰书》一文中写道：“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这种评述与《宋史》对曾巩古文特色的评论基本相同。可见，欧曾两人的文章确有大同之处。亦知现有的对欧阳修古文特色的探索方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曾巩的古文。

另外，大家都知道，欧阳修古文的一大显著特色就是其独特的虚词(助字)使用法。对于此，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写道：

具体可以指摘的是其助字频繁使用。句头的夫、惟、然，句中的而、之，句末的也、矣等文字总称为助字。借助这些助字的频繁运用，句与句之间的承接关系变得更明了，虽然文章本身变长了，但一点也不妨碍读者自然而然地体会到文章的论理。欧阳脩的文章里，这样的助字非常多。当然有些地方助字也可以省略，但这样的话读者不得不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在自己的脑海中将其补上。因此，助字少的文章反而会影响到读者对文章论理的领悟。^⑨

此后，在前野先生所提出欧阳修古文之虚词(助字)多用的观点的基础上，高桥明郎先生进一步将欧阳修古文之虚词使用法细分为“非明示型”与“明示型”之两大类型，并且指出了欧阳修古文中的虚词使用法大多属于“非明示型”。^⑩

对于分析古文构文之中虚词使用法的重要性，古人早有谈及。比如，清人刘淇在《助字辨略》自序中提到，“构文之道，不过实字虚字两端，实字其体骨，而虚字其性情也”，认为实字是文章的骨格，虚字(虚词)的加减直接反映了作者的行文风格。事实也的确如此，如多放在文末表示断定语气的“也”“矣”等虚词，即使省略也不会直接影响文意。此类虚词的使用，完全出自作者之主观的判断。因此，其体现出来的文体特色，比具有实际意义的语句当更能真实反映作者的写作个性。刘德清《欧阳修论稿》指出：“文章神气，骈文在音律，古文在虚字，是有一定道理的。” ^⑪笔者也认为“古文在虚字”这个标准，正是分析曾巩古文特色的一个再恰当不过的切入口。

至于如何来选定考察曾巩古文中的具体篇章，茅坤曾提出“记序为最”，认为记和序乃曾巩最得意的两种文体，这个观点应该可以说是基本正确的。基于此，本文将虚词调查的范围限定为《曾巩集》所收74篇序和记^⑫，调查对象之虚词则限定为以下之16个最常用的词汇。^⑬

而：表示顺接、逆接、追加的连词。

也：表示认定、疑问、反语、感叹的语气词。

于：限定介词，此外亦有比较之意。

因：用于上下句顺接的副词。包含“因之”这种表示“基于……”的意味的动词使用的情况。

乃：承上接下的副词。

则：用于上下句顺接的副词。

然：表示转折的连词。

矣：表示断定的语气词。

盖：表示限定的副词。

尔：表示认定的语气词。

乎：表示疑问、反语、感叹的语气词。

哉：表示咏叹的语气词。

焉：表示认定的语气词。

耳：表示认定的语气词。

邪：表示疑问的语气词。

欤：表示疑问、反语、感叹的语气词。

首先，让我们来将曾巩古文与同具有“阴柔”之特色的欧阳修古文于此16个虚词的使用次数作一比较。表 1所列之欧阳修虚词使用数字为《欧阳文忠公集》所收87篇记序的调查结果。^⑭

表  1 

作者	总字数	而	也	于	因	乃	则	然	矣	盖	尔	乎	哉	焉	耳	邪	欤
曾巩	39 607	936	606	755	55	51	273	218	172	113	10	105	96	68	21	45	22
欧阳修	38 748	1 079	502	508	76	62	168	290	128	78	22	117	66	116	9	29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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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所列数据可知，“而”字曾巩使用次数为936次，欧阳修为1 079次；“因”字曾巩为55次，欧阳修为76次；“乃”字曾巩为51次，欧阳修为62次；“乎”字曾巩为105次，欧阳修为117次；“欤”字曾巩为22次，欧阳修为24次；欧、曾两人所使用之各虚词的次数非常接近。

为了得到更精确的调查结果，需再考察两者以一万字为调查基数所换算出来的使用频度列表(见表 2)。

表  2 

作者	字数	而	也	于	因	乃	则	然	矣	盖	尔	乎	哉	焉	耳	邪	欤
曾巩	10 000	236.3	153.0	190.6	13.9	12.9	68.9	55.0	43.4	28.5	2.5	26.5	24.2	17.2	5.3	11.4	5.6
欧阳修	10 000	278.5	129.6	131.1	19.6	16.0	43.4	74.8	33.0	20.1	5.7	30.2	17.0	29.9	2.3	7.5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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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前文已提到的虚词之外的其他虚词，如“也”字，曾巩古文中一万字之出现频度为153次，欧阳修为126.6次；“盖”字，曾巩为28.5次，欧阳修为20.1次，两者之使用频度也可以说非常接近。

其次，让我们再来看看具体篇章中两者虚词使用的倾向。欧阳修古文之中最能体显其虚词使用特色的当数《醉翁亭记》。以“环滁皆山也”一句开篇的《醉翁亭记》，全文一共使用了21个“也”字，对于其功能，刘德清《欧阳修论稿》谈道：“欧阳修在本文中连用二十一个‘也’字，它有规律地散见全篇，反复出现，加强了文章的节奏感和抒情气氛，也强化了文章咏叹的韵味，读起来琅琅上口。” ^⑮用“也”字来加强文章“咏叹的韵味”，使其更容易“琅琅上口”，这种用虚词来增强古文的韵律之写作手法也见于曾巩古文。比如，曾巩的《宜黄县学记》就与欧阳修《醉翁亭记》一样，大量使用了各类虚词：“而”31次、“则”14次、“于”19次。其中具体使用文例如下：

宋兴几百年矣。庆历三年，天子图当世之务，而以学为先。于是天下之学，乃得立。而方此之时，抚州之宜黄，犹不能有学。

文中的两个“而”字以及表示断定的“矣”的使用与否，并不会影响到文意的表达。此处的虚词使用，完全出自作者个人的判断，即曾巩之独特的行文意识。

再来看看以下曾巩描写有关王羲之古迹的《墨池记》中的一节：

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在短短的31个字中，曾巩连用了表示反问的“岂……邪”“岂……哉”以及增强抑扬语调的“况……邪”三个虚词句式。此外，在《墨池记》的其他段落中，还有两处使用了“岂……邪”句式，“岂……耶”“况……哉”各一处。《墨池记》全文仅285字，其使用虚词之多，正如实体现了曾巩在写作时确实存在着灵活使用各种虚词以求达到增强文章之反语和抑扬效果的自觉。

三.   曾巩、韩愈古文中虚词的使用特征

上文调查了曾巩与欧阳修之古文虚词使用倾向，从而对曾巩古文之创作特色有了一定的了解。然而，曾、欧之间的比较显然还不够充分，因此还有必要将两人与其他古文作者进行进一步的扩展比较，在此我们选择了韩愈。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中最常被古人用来对比曾巩和欧阳修之文风的。因此，无疑是本文最佳的考察对象。

上文所提到的16个虚词在韩愈的45篇记和序中的使用频率^⑯，可与欧阳修、曾巩并列于表 3。

表  3 

作者	总字数	而	也	于	因	乃	则	然	矣	盖	尔	乎	哉	焉	耳	邪	欤
曾巩	39 607	936	606	755	55	51	273	218	172	113	10	105	96	68	21	45	22
欧阳修	38 748	1 079	502	508	76	62	168	290	128	78	22	117	66	116	9	29	24
韩愈	15 921	341	233	241	14	20	58	60	51	8	1	79	20	62	13	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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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三人文章的总字数并不相同，因此我们还有必要将其换算为每万字中的出现频率，计算出的数据见表 4。

表  4 

	字数	而	也	于	因	乃	则	然	矣	盖	尔	乎	哉	焉	耳	邪	欤
曾巩	10 000	236.3	153	190.6	13.9	12.9	68.9	55	43.4	28.5	2.5	26.5	24.2	17.2	5.3	11.4	5.6
欧阳修	10 000	278.5	129.6	131.1	19.6	16	43.4	74.8	33	20.1	5.7	30.2	17	29.9	2.3	7.5	6.2
韩愈	10 000	214.1	146.3	151.4	8.8	12.6	36.4	37.7	32	5	0.6	49.6	12.6	38.9	8.2	12.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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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先生在对比欧阳修与韩愈古文的基础上，曾得出过欧阳修古文虚词使用法大都属于“非明示型”的结论。所谓“非明示型”虚词使用法，高桥先生将其定义为：“例如‘而’在表示顺接、逆接、并列时均可使用，单依靠连词并不能判断出其承接关系。相反‘则’就只能用于顺接。据此姑且将前者称为‘(连接关系)非明示型’，后者称为‘明示型’。”再来看表 4中属于“非明示型”虚词的数据，首先“而”字，曾巩使用次数为236.3次、欧阳修为278.5次，韩愈为214.1次。是知曾巩所用“而”字频率恰好介于韩、欧之间，较欧阳修则少，较韩愈则多。其次“盖”字，曾巩使用次数为28.5次，欧阳修为20.1次，韩愈为5.0次，是知在“盖”字的使用上韩愈与曾、欧两人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对于“非明示型”虚词之功能，高桥先生指出：“体现了作者要求读者在阅读文章时对此处文章进行确认以及情报的反馈。”也就是说，使用“盖”以及“而”之类的虚词，乃是隐含了作者希望读者对此文之文意进行反复确认以正确理解此处之文意的潜在意图。

包敬第、陈文华《曾巩散文选》对曾巩《墨池记》的构文特征进行过如下述评：“这种不一笔写书而留待读者思考的笔法，使文章显得吞吐有致，姿态横生。” ^⑰这里所指出“留待读者思考的笔法”，正好如“盖”字一类“非明示型”虚词所体现出来的效果。可以确定，正是因为《墨池记》中使用了大量虚词，才取得了促使读者自己去思考，并通过自己的思考达到与作者一致的结论的显著效果。

另外，用于文末虚词之“欤”，以一万字之频率来计算的话，曾巩使用次数为5.6次，欧阳修为6.2次，韩愈为1.3次；“尔”字，曾巩使用次数为2.5次，欧阳修为5.7次，韩愈为0.6次。是知在这两个虚字的使用上，韩愈与曾、欧两人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不过，在“乃”字的使用上，欧阳修使用次数为16.0次，曾巩为12.9次，韩愈为12.6次，是知也存在着韩愈与曾巩使用频率相近的虚词。

另外，如果单注重某一虚词的使用频率的分析，难免会出现我们无法对曾巩虚词的使用整体倾向进行把握的可能性。因此，此处还有必要对序和记两种文体之中曾巩、欧阳修、韩愈三人的虚词使用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见表 5。

表  5 

作者	而	也	于	因	乃	则	然	矣	盖	尔	乎	哉	焉	耳	邪	欤
曾巩	1	3	2	11	12	4	5	6	7	16	8	9	10	15	13	14
欧阳修	1	3	2	10	12	5	4	6	9	15	7	11	8	16	13	14
韩愈	1	3	2	12	10	7	6	8	14	16	4	10	5	13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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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此表可以再进一步计算出其中的Spearman相关系数。^⑱所谓相关系数，是指用来显示两个数据之间的相关(类似)程度的数据。取-1到1之间的实数值，越靠近1则表示关系越正面接近；反之，越接近-1则负面关系越近；接近0则表示原来的数据之间的相关程度很低，缺乏类似性。

曾巩与欧阳修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973 5，接近1，这个数据再次证明了曾欧两人的虚词使用在整体上亦极为相似。曾巩与韩愈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817 1，较之与欧阳修的系数要远离1，这就证明了曾巩在虚词使用的整体特征上更接近欧阳修，而与韩愈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可见，古人将曾、欧两人的古文特色并称为“阴柔”，而将韩愈归为与之相反的“阳刚”，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附言一句，欧阳修与韩愈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876 1，曾巩与韩愈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817 1，可知，曾巩与韩愈古文写作倾向的距离要较欧阳修与韩愈之间的更大。换句话说，单就记、序两种文体来说，与韩愈之“阳刚”相比，曾巩古文要较欧阳修更能体现出“阴柔”的一面。

结语：与欧阳修之关连

为何曾巩与欧阳修的古文风格会如此接近？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两人之间的交友关系。欧阳修为曾巩同乡前辈，长曾巩十二岁。庆历元年(1041)曾巩二十三岁上京时就曾去拜见过欧阳修。欧阳修在《送吴生南归》一诗中记叙了第一次看到曾巩文章时的感受：“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对曾巩文章之波澜气概赞不绝口。对于此次见面，《宋史·曾巩传》写道：“欧阳修见其文，奇之。”庆历二年(1042)，曾巩科举落第返乡之时，欧阳修作《送曾巩秀才序》来激励曾巩，并在文中屡屡使用诸如“有司弃之，可怪之”“有司所操果良法”等语句对当时的主考官进行抨击，认为导致曾巩落第并非其本人实力不济，乃是主考一侧选拔人才的方法存在重大问题。曾巩返乡之后，相继写了不少书信给欧阳修(《上欧阳学士第二书》《上欧阳舍人书》《再与欧阳舍人书》等)，一方面陈述自己对时政的意见，另一方面请求得到欧阳修的指导。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权知贡举，时年三十九岁的曾巩终于如愿及第。两年后，经欧阳修推举至馆阁编校史馆书籍，拜命馆阁校勘校理。在校理馆阁藏书时，曾巩撰写了《战国策目录序》《梁书目录序》等被称为所谓“目录序”的代表作。

对于欧阳修对自己的恩遇之情，曾巩在《上欧阳学士第二书》中写道：

执事毎曰：“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

在《祭欧阳少师文》中写道“言由公诲，行由公率”，指出自己一生以能够忝列欧阳门下为荣，为人处世亦处处以欧阳修教诲为准绳。可见，欧阳修的知遇之恩对曾巩一生的为人处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那么，欧阳修的文风又对曾巩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对于此，曾巩在《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写道，“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谈到自己自幼即崇拜欧阳修，对欧阳修的文章熟记于心。也就是说，曾巩在幼年时期就受到欧阳修文风的深刻影响。正因如此，此后其文章构成、遣词造句才会与欧阳修如此相似，以致读者一阅即能感受到两者文风的大同。

最后，本文所考证的虚词，虽然并不能直接影响文章的大意，但却直接反映出了作者的行文风格与用词倾向。这里还想强调一点的是，我们并不能将曾巩文章中虚词使用法当成是对欧阳修刻意的模仿，统计数据显示出两者的虚词使用风格还是存在着一些微妙差别。总的来说，曾巩的文章还是有其独特的一面，只是幼年时期对欧阳修文风的刻意模仿，使得成年之后曾巩的文风中自觉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欧阳修的色彩。而正是这种欧阳修文风的神会与有机融合，使得曾巩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韩愈，亦不同于欧阳修的独特古文风格。也正因如此，虽然他没有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却仍然得以与韩愈、欧阳修比肩于“唐宋八大家”，得以名垂千古。这一点，正可以从本文对欧阳修及曾巩两人虚词使用法的考察得到详证。

① 押沙龙：《唐宋八大家中存在感最弱的人曾巩:严谨和窄仄是他对抗命运的武器》，《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13期。

② 陈飞：《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第284—285页。

③ 此外，夏汉宁也提到：“特别是建国以来，曾巩研究更是无人问津，除了几部文学史有些简单的介绍外，研究论著竟附诸阙如，这种状况与曾巩这位古文大家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参看夏汉宁：《曾巩》，载《中国文学知识丛书》，中华书局，1993，第111页。

④ 同①，第287页。

⑤ “先道后文”是在考察“唐宋八大家”等古文家的散文时常用的术语，意为先有内面之道的充实，而后才有文章，即文章是表现道之手段。

⑥ 钱贵成：《论曾巩散文的艺术风格》，载《曾巩研究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188页。

⑦ 同上书，第39页。

⑧ 吴小林：《唐宋八大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第208页。

⑨ 前野直彬编《中国文学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第147页。按，此后引文为译者译文。

⑩ 高桥明郎：《欧阳脩の散文文体の特色─韩愈の散文との差の成因─》，《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8集，日本中国学会，1986，第156—171页。本文所引高桥观点均据此文，以下不再一一注出。

⑪ 刘德清：《欧阳修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273页。

⑫ 曾巩作品底本均据陈杏珍、晁继周校点《曾巩集》，中华书局，1984。具体篇目如下：《新序目录序》《梁书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礼阁新仪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陈书目录序》《南斋书目录序》《唐令目录序》《徐干中论目录序》《说苑目录序》《鲍溶诗集目录序》《李白诗集后序》《先大夫集后序》《王深父文集序》《王子直文集矣》《王容季文集序》《范贯之奏议集序》《王平甫文集序》《强几圣文集序》《思轩诗序》《越州鉴湖图序》《类要序》《相国寺维摩院聴琴序》《张文叔文集序》《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齐州杂诗序》《顺济王敕书祝文刻石序》《叙盗》《赠黎安二生序》《送傅向老令瑞安序》《送周屯田序》《送江任序》《送刘希声序》《送李材叔知柳州序》《送赵宏序》《送王希序》《王无咎字序》《送蔡元振序》《送丁琰序》《谢司理字序》《分宁县云峯院记》《仙都観三门记》《秃秃记》《醒心亭记》《繁昌县兴造记》《墨池记》《菜园院佛殿记》《宜黄县县学记》《学舎记》《南轩记》《金山寺水陆堂记》《鹅湖院佛殿记》《思政堂记》《兜率院记》《饮归亭记》《拟岘台记》《抚州颜鲁公祠堂记》《洪州新建县廰壁记》《清心亭记》《阆州张侯庙记》《归老桥记》《尹公亭记》《筠州学记》《瀛州兴造记》《广德军重修鼓角楼记》《广德湖记》《齐州二堂记》《齐州北水门记》《襄州宜城县长渠记》《徐孺子祠堂记》《江州景德寺新戒坛记》《洪州东门记》《道山亭记》《越州赵公救灾记》。

⑬ 本文所列虚词使用法及其文法意义，主要参考了牛岛德次：《汉语文法论》(中古编)，(东京)大修馆书店，1971。

⑭ 本文所调查的欧阳修作品均以四部丛刊《欧阳文忠公集》为底本，具体篇目如下：《泗州先春亭记》《夷陵县至喜堂记》《峡州至喜亭记》《御书阁记》《画舫斋记》《王彦章画像记》《襄州榖城县夫子庙记》《吉州学记》《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菱谿石记》《海陵许氏南园记》《眞州东园记》《浮槎山水记》《有美堂记》《相州昼锦堂记》《仁宗御飞白记》《岘山亭记》《章望之字序》《释祕演诗集序》《释惟俨文集序》《诗谱补亡后序》《集古录目序》《苏氏文集序》《郑荀改名序》《韵緫序》《送杨寘序》《送曾巩秀才序》《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谢氏诗序》《送张唐民归青州序》《送王陶序》《孙子后序》《梅圣兪诗集序》《送祕书丞宋君归太学序》《送徐无党南归序》《廖氏文集序》《外制集序》《礼部唱和诗序》《内制集序》《帝王世次图序》《帝王世次图后序》《思颍诗后序》《归田录序》《仲氏文集序》《续思颍诗序》《江邻几文集序》《薛简肃公文集序》《河南府重脩使院记》《河南府重修净垢院记》《陈氏荣郷亭记》《明因大师塔记》《丛翠亭记》《非非堂记》《遊大字院记》《李秀才东园亭记》《樊侯庙灾记》《东斋记》《伐树记》《戕竹记》《养鱼记》《游鯈亭记》《浙川县兴化寺廊记》《湘潭县修药师院佛殿记》《偃虹隄记》《大明水记》《孙氏碑阴记》《三琴记》《仁宗御集序》《送方希则序》《送陈经秀才序》《送杨子聦户曹序》《送廖倚归衡山序》《送梅圣兪归河阳序》《张应之字序》《尹源字子渐序》《胡寅字序》《送陈子履赴绛州翼城序》《送孙屯田序》《张令注周易序》《删正黄庭经序》《送王圣纪赴扶风主簿序》《送太原秀才序》《传易图序》《月石砚屏歌序》《七贤画序》《龙茶录后序》。

⑮ 《欧阳修论稿》，第273-274页。

⑯ 本文所调查韩愈作品均以四部丛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为底本。调査篇目如下：《送陆歙州诗序》《送孟东野序》《送许郢州序》《送窦从事序》《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送齐暭下第序》《送陈密序》《送李愿归盘谷序》《送牛堪序》《送董邵南序》《赠崔复州序》《赠张童子序》《送浮屠文畅师序》《送杨支使序》《送何坚序》《送廖道士序》《送王秀才序》《送孟秀才序》《送陈秀才彤序》《送王秀才序》《荆潭唱和诗序》《送幽州李端公序》《送区册序》《送张道士序》《送髙闲上人序》《送殷员外序》《送杨少尹序》《送权秀才序》《送湖南李正字序》《送石处士序》《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郑尚书序》《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送郑十校理序》《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石鼎联句诗序》《送汴州监军倶文珍序》《送浮屠令纵西游序》《汴州东西水门记》《燕喜亭记》《徐泗豪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画记》《蓝田县丞厅壁记》《新修滕王阁记》《科斗书后记》。

⑰ 参见包敬第、陈文华：《曾巩散文选》，三联书店，1990，第8页。

⑱ 参照《统计学辞典》(东洋经济新报社, 1989)中的相关定义。又，此处所用Spearman顺位相关系数以同顺位相关系数修正版。相关知识受教于鹿儿岛大学理学部近藤正男教授良多，特此谢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