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如何通过发展教育促进共同富裕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大历史观认为，分析问题需要从宏大的历史视野出发，在长远的历史区间进行考虑。这就需要“把教育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语境下通盘考虑”^[1]，即思考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内在关联，对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赋能共同富裕何以可能、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如何赋能共同富裕等问题作出回答。

一.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赋能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

虽然“教育”一词隐含着美好、理想的价值色彩，但是不得不承认教育并不会自发地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实际上，有些教育与人的发展、社会的和谐乃至共同富裕是背道而驰的。比如，法西斯主义教育崇拜暴力、公开主张男女教育不平等、进行奴化思想教育等严重摧残和毒害人的身心健康，无疑与共同富裕之路南辕北辙。要想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坚持正确的教育现代化发展观，走好正确的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这一伟大命题，正是对19世纪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理论升华。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征程与共同富裕一脉相承。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原则和目标。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并使人过上美好富裕的生活。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赋能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可以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层面来认识，即在物质生活层面促进社会财富积累和个人财富增长，在精神生活层面实现个人精神富裕和促进个体全面发展^[2]。

一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促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

经济学家很早就关注到教育对个人收入和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固定资本是固定在人身上的并对人和社会有用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通过教育等活动获得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指出，“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因为，像白赛麦的主要发明那样的一种新思想能增加英国的生产力，等于十万个人的劳动那样多”^[3]。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人力资本理论，通过计算得出教育在人力资源开发和促进经济增长中具有显著作用，具体贡献率达到1/3以上，远超物力资本投入带来的收益。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越大、质量越高、结构越合理、社会越发达，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就越大。教育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指出，部分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其经济增长来自人才和知识的贡献率超过70%，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4]。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高度重视教育在国家和个人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详细阐述了现代化建设、科学技术与教育三者的互动关系，“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增强致富本领”^[6]。正是由于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推动，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强国指数测算，中国2023年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21位，是10年来进步最快的国家^[7]。只有加大教育力度，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培养大量高素质劳动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促进共同富裕。

二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造就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极端功利主义背景下，富裕常常被认为是物质财富和物质利益的代名词，物质财富甚至成为衡量道德善恶和指导人们生活方式的价值准则。实际上，富裕还包含另一个层面，即精神富裕。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求达成全体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还要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协调、“富口袋”和“富脑袋”辩证统一的富裕。在当今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期，绝对贫困问题得到解决，人民对精神层次的需求愈发丰富而强烈，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成为新时代回应人民美好生活的关键秘钥。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内在地包含精神层面的富足；另一方面，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播和精神再生产的活动，教育对于个人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和社会精神面貌的改善起到关键性作用。从知识传授、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三位一体出发，通过教育普及知识、丰富心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从而促进人类精神文明普遍提高。教育之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促进作用，其核心在于形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理生活，和谐多样、优雅文明、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活，意义充盈、凝魂聚气、崇高笃行的信仰生活^[8]。

社会生产活动的总体过程可以分为生产—分配—交往—消费这四个彼此递进、相互依赖的实践环节，精神生活实际上也可以循此思路进行理想类型的划分和分析。第一，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以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协同共治、普惠共享为基本原则，即在精神生产方面不断做大“蛋糕”，使人人都享有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和机会，不断提升精神资源的供应总量，促进精神生产提质增效。第二，妥善分配好“蛋糕”，推动形成惠及全体人民的包容的发展环境和公平正义的分配格局，切实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区域教育结构不均衡等问题。第三，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形塑社会成员彼此交往的关系理性，构筑生命共在的精神家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并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精神交往和精神生活同样是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的，通过教育打造出一条条跨越认识分歧、形成思想共识而铸就价值融通的精神交往链条。第四，精神消费是精神生活的终端环节，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促进人的自我意义的达成，实现精神层面的跃迁，达至生命圆满之境。总而言之，在精神层面，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旨在促进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充分激发人们在道德情操、文化知识、意志品质、个性发展、审美体验等多维度的内在潜质；在此基础上，营造健康向上、温馨和谐、自立自强的社会文化氛围，不断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满足人民对于更高层次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9]。这有利于提升全体人民精神层面的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断奠基。

二.   制约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赋能共同富裕进程的现实困境

一   教育结构不均

社会主义制度内在地要求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教育公平，使之成为服务全体人民的公共事业。然而，我国教育结构依然存在不均衡问题。由于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因此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结构不均衡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从教育机会不公平的角度来看，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教育起点、教育资源、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不公平，这些问题成为人民追求幸福美好生活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约。

从区域来看，教育发展不均衡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表现出高度的强相关性，教育发展不均衡的根源就在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例如，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北京、上海等部分省市重点大学云集，而中西部地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较少。高考分省录取制度使得各省之间表现出较大的分数差异和录取率差异，“高考移民”等现象一度成为教育领域的焦点话题。为什么一大批人大费周章地到异地就学，甚至采取办理假户口等非法手段获得高考资格？原因在于现有的教育结构无法满足其教育需求。这个问题若得不到解决，教育很难让人民满意。

从城乡来看，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的差距较大，农村地区教育投入不足，教育质量不高，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更不均衡。在深圳、上海等一线城市，往往有不少清华、北大等顶尖大学的毕业生参加当地的中小学教师招聘，甚至顶尖大学的毕业生也需要经过激烈的竞争才能顺利走上工作岗位。据统计，“深圳中学有博士教师100余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毕业的教师150余人，哈佛、麻省理工、牛津、剑桥等海外顶尖名校毕业的教师80余人”^[10]。深圳等一线城市能够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较高的医疗条件和优越的城市环境，吸引着高层次教师，而这些有利因素是农村地区的学校无法比拟的。农村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不仅无法吸引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而且难以留住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偏低、教师待遇普遍不高、个人职业上升空间有限，农村教师队伍呈现单向流失，大量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很难长期稳定地扎根农村教育。此外，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呈现严重老龄化，并且学段越低、学校越偏远，老龄化程度越严重。从年龄结构上看，50岁以上的老教师居多，30岁以下的年轻教师很少；在一些偏远、薄弱的农村学校，教师的平均年龄超过50岁^[11]。

二   教育体系离散

所谓教育体系，必然是若干教育部分之间形成的彼此联系、互相制约的系统，系统性和整体性是教育体系之所以为体系的本质属性。而我国尚没有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搭建起相互沟通、顺畅衔接的人才成长立交桥, 教育体系呈现出相对离散的状态，制约着整个教育系统功能的有效发挥^[9]。从时间角度的纵向划分来看, 不同类型的教育组成部分之间缺少有机衔接，大中小学所追求的培养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在中小学阶段，应试教育体制下的不良之风屡禁不止，学生往往处于被严加管理的状态，应付考试和升学被视为学习的第一目的。而在大学阶段，学生进入相对自由的状态，创新被视为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倘若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已经失去了探索新事物的好奇心，没有形成必要的创新素养，那么在大学阶段再来培养往往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这或许正是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应。从横向划分来看, 不同类型的教育组成部分之间缺少交融互通的渠道, 各组成部分彼此割裂，难以凝聚形成整个教育体系的合力。相较于普通教育而言，职业教育地位较低，尚未建立起与普通教育有序衔接的立交桥。而且，普通教育与成人教育、继续教育之间缺乏沟通互认机制，即在学分、学位、资格等方面并未形成相互承认的协调机制。因此，在缺少层类交错、多元融通的联通渠道的情况下, 现有教育体系并不能很好地满足不同学习者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三   教育生态无序

根据生态学理论，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环境之间只有建立起有序、良性的互动关系，才能构成富有活力的生态系统。而当今的教育生态呈现出无序的发展样态，典型体现就是内卷。“内卷”一词是2020年度十大流行语之一，指投入的增加并未带来边际收益的增长，即陷入一种无发展的增长漩涡之中。在“不输在起跑线”理念的导向下，家长们倾尽全力地过度教育，竞相为子女报名参加各式各样的培训班，只为在未来的考试中争得一席之地；在“非升即走”的学术评价制度下，大量青年教师为发表论文而劳碌奔波，有些甚至“惨痛离场”。教育领域的内卷非但没有给人们带来理想中的收益，教育焦虑、培训竞赛等负面效应反而不断扰乱着人们的正常生活。在教育内卷化严重的现实情况下，“学历型人才”“速成型人才”“考试型人才”等成为教育生态失衡下的现象输出。占有更多优质资源、打破阶层固化等成为许多人接受教育的动力，追逐高学历和过度竞争的现象愈演愈烈，教育分流成为固有难题。原有的生态位已经无法承载教育压力，教育生态遭到破坏^[12]。

三.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赋能共同富裕的行动路径

一   建立公平正义的教育结构，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以人民为中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这就决定了教育现代化人民性的价值取向。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就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通过发挥人民在教育领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确保每个人能够享有公平、优质的教育，从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共同富裕本质上是一种稳定美好的生活状态，人民满意的教育既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途径，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内在要求。与资本主义教育以资本为中心不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从而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高度内洽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为实现这一目标，要确保每个人平等享受教育权利，这是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将“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确立为我国面向2035年推进现代化建设总体目标的重要内容^[13]。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面向全体中国人的教育，为所有人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使得“幼有所育、学有所教”，从而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分配，而且有能力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打破由于其他社会因素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对促进“分好蛋糕”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二   打造多样化、整体性的教育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始终坚持系统观念推进教育改革，统筹推进教育事业综合改革，在顶层设计上统筹体制机制改革，合理调整教育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类型层次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全面提高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中国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通过改革实现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系统性跃迁，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要深刻认识教育的本质特征，把握遵循办学规律、教书育人规律、科技创新规律、学生成长规律，强化基点在基础教育、龙头是高等教育，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此外，要进一步推进教育更加公平均衡发展。教育更加公平发展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因此，要促进公平的教育体系构建，推进教育协同发展。一方面，推进区域教育协调发展，特别是城乡教育融合发展，通过加大政策对薄弱地区的倾斜力度，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另一方面，继续推进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发展，加快形成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建设。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工作，加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保持开放包容的姿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有益经验，加强与全球伙伴的互容互鉴互通，推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

三   汇聚教育、科技、人才强大合力

党的二十大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谋划、一体部署，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系统性耦合。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的内在要求，创新创造依赖人才，人才要靠教育，因而核心是教育支撑。

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发展大计，也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课题。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系统中，教育是中枢环节，始终要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方面，从系统中其他领域的优势寻求助益教育发展的优势，自觉把科技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教育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教育优势反哺科技优势与人才优势，进而促进社会系统的质的提升。

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一体改革，消除妨碍教育、科技、人才互为支撑的障碍，彰显新质生产力的要素，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和卡点，实现高质量发展。强化高等教育助力创新驱动发展，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构建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深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推进科技创新为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才结构。推进产学研合作，高度重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创新主体地位，形成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科技创新联合体，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提升解决国家重大问题的能力，勇于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四   加快教育数字化转型

实现共同富裕，根本是提高教育水平，核心是教育公平和教育资源均等化，而教育数字化是促进教育公平、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有力抓手。教育数字化转型是要实现教育的根本性改变，是“人”“数据”“分析”“行动”和“结果”五要素共同协助的结果^[1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13]。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15]这为教育数字化、信息技术赋能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的关键要素之一，是促进教育发展水平提质增效的核心动力，同时也是缩小教育发展水平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的有效手段。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教育数字化转型，为打破地域界限、时空限制、促进教育公平优质均衡发展提供了可能。要深刻认识到，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场深刻、持久的革命，不仅赋能教育，更是重塑教育。树立系统思维和数据思维，用数字化思维解决问题和推动创新。

教育数字化转型在未来将拥有更值得期待的创新机遇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要系统构建教育数字化教学改革的新模式、新架构、新方法和新体系，从要素式局部优化转向整体性系统创新，从方法改进转向生态重建；以教育思想和理念变革为引领，推动教育教学创新；建立大教研体系，从理念、方法和能力等层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转型思维和意识，培养数字素养；开发效果可测可评的可视化学与教资源，创新资源设计理论和方法，建立大资源体系，并实现优质共享；构建多类型数字化协同服务共同体，基于共研、共创、共享的生态发展思维建构各类型共同体群的信息化服务链，共同服务于数字化教学改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五   加快教育高质量发展，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现代化内蕴高水平、高质量这一关键特征，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要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让全体人民在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中不断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进而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教育始终被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成为全社会最关心、最支持的事业。教育事业不断深化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教育面貌正在发生格局性变化，国民素质不断提升，教育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智力支撑，推进共同富裕的动力不断增强。据统计，“2023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1.1%，幼儿园数从1950年的1 799所增加到2023年的27.4万所，在园幼儿数从14万人增加到2023年的4 093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接近100%，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从1949年的2 522万人增加到2023年的1.6亿人。2023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1.8%，普通高中在校生数由1949年的21万人增加到2023年的2 804万人，增长134倍。2023年，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 763万人，比1949年增长406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0.2%，比1949年提高59.9个百分点。”^[16]历史和实践证明，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必定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起基础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15]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加快教育强国建设，不断提升劳动群众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增强勤劳致富本领。当前，我国依然存在人才结构不合理、人才总体规模不足、高层次创新人才比较短缺的问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学生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深刻变革，对人才素质和结构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型劳动者队伍亟须发展，要深化改革，进一步破除人才培养过程中体制机制障碍，更加重视个体的差异性和人才规格的多样性，提高人力资本的韧性和对不断迭代的技术的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