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关键节点与近代广州公共卫生制度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详细信息Writing History for the Public: Realistic Concern and Three Points in the Content Selection of Mass History Books
-
摘要: 公共卫生制度是近代广州城市管理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主义为我们认识其发展变迁的制度逻辑提供了理论视角。广州公共卫生制度变迁分为传统城市卫生制度路径锁定和近代公共卫生制度突变两个时期,传统城市卫生管理虽然制度设计不完善,逐渐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但是由于其在时间序列上占优,并在治理中不断强化,因此造成了城市卫生治理中的路径依赖。1894年的特大鼠疫成为广州公共卫生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为了应对鼠疫带来的严重危机,政府开始承担城市公共卫生管理,开启了近代广州公共卫生制度的一系列突破。通过对两个时期的制度环境、行动者和制度安排进行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近代广州公共卫生制度变迁的轨迹。由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制度变迁凸显了国家管理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城市的卫生治理。Abstract: Public health institu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urban management system in Guangzhou, and historicism provide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its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The changes of public health system in Guangzhou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the path locked-in of traditional urban health institution and the sudden change of modern public health institution. The institution design of traditional urban health management was not perfect, and it gradually failed to adapt to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due to its advantages in time series and continuous reinforcement in governance, it caused path dependence in urban health management. The great plague outbreak in 1894 became a critical juncture in the changes of public health institution in Guangzhou.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severe crisis caused by the plague, the government began to take charge of urban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and make a series of breakthroughs in modern Guangzhou's public health institu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the two periods, the track of the changes of public health system in modern Guangzhou can be clearly seen. The changes of public health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government have highligh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management and achieved urban sanitation to some extent.
-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整个俄罗斯社会和俄罗斯民族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身份危机。作为文学思想界喉舌的俄罗斯大型文学杂志① (русский толстый журнал)自然也不能幸免,但危机在不同派别杂志上的表现不尽相同。
总的来说,民主派杂志的反思主要聚焦于对文学批评的功能及其在文学空间中的地位问题,而爱国派杂志本质上并不对文学批评进行自我反省,而是提炼出“俄罗斯性”(русскость)这一范畴来回应世纪末危机,并用来阐释文学现象的民族身份。爱国派批评及其“俄罗斯性”范畴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苏联文学史上的文学“解冻”时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学界对民族(нация)范畴的思考超出了其自身的框架,学者们在寻找其他非国家性依据时,产生了对种族(этнос)也就是民族的种属依据的依赖。在激烈的讨论中,学者们确立了民族自我意识的特点、种族共性的类型,明确了民族心理性格、民族性格、民族气质等概念,提出了不同文化和文明的民族、种族本质的生物遗传学、社会学以及社会心理的依据。②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哲学和文化思想对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民族身份问题开始在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被加以思考。В.恰尔马耶夫转向民族文化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对立,发现在自然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民族特征的一些必然特点;Ю.谢列兹尼奥夫证明了社会历史环境变迁时,对遗传学民族特征的保存乃是保存俄罗斯历史道路独特性的前提;В.科日诺夫用俄罗斯精神的独特性来解释俄罗斯文学的独特性,他和斯拉夫派进行论战:后者拒绝接纳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真正的俄罗斯文学家,科日诺夫则认为俄罗斯文学区别于西方文学之独特性在于民族意识的自发性和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发表在《我们的同代人》上的乡村散文(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за)也极大地促进了文学批评哲学性的生成,文学批评体现出思考民族文学的独特趋势。爱国派不断从作家别洛夫、阿斯塔菲耶夫、舒克申、拉斯普京等人的小说中汲取灵感。从1960年代起,《青年近卫军》和《我们的同代人》开始发表一些尖锐的政论文和文学批评,这些文章将“亲俄”思想等同于民族主义。值得指出的是,这条线索后来在爱国派的文学批评中一直没有中断,导致了该派对民族身份问题进行哲学和文化学思考的阉割。
众所周知,不同派别对种族、民族、民族意识、民族思想等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我们的同代人》和《青年近卫军》中的政论文和文学批评为考察爱国派们所理解的民族观念提供了契机。在文化学和社会学中,种族被定义为那样一些不同辈分的人,他们长期共同生活在一定的地区,因共同的语言、相同的文化和自我意识、典型的行为模式而联合。民族不同于种族,其中多了些社会性因素。根据定义,民族乃是那样一群人,他们因共同的国家及整体的文化而联合。③爱国派批评偷换了概念,将民族身份界定为民族主义(национализм)身份,尽管此处的“民族主义”一词实际上并没有贬义。作为民族精神和历史意识的一种自然显现,民族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1992年末《我们的同代人》上。该杂志发表了И.索洛列维奇题为《俄罗斯民族帝国运动政治提纲》的文章,将民族主义定义为那样一种思想,国家、社会及民族必须在其基础上才得以建立。1993年,《我们的同代人》出现了专栏“俄罗斯民族主义:选择的时代”,其中一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是:“民族主义乃是一个民族自卫的反映,而在我们的条件下,则是拯救民族的意识形态。”④由此可见,在爱国派文学批评中,民族身份被确定为种族身份。学者Е.别利亚科娃在研究爱国派内部话语时得出了类似结论:“爱国派话语是那样一个平面,它成功地混合和运作着公民的和民族的两种不同序列的话语。”⑤
综上所述,《我们的同代人》代表的不是民族,而是作为种族的俄罗斯人,是因血缘、遗传联系而确立的俄罗斯。В.马赫拉奇及其种族观念成为爱国派的权威绝非偶然,其核心概念为种族,被理解为一个自然范畴。种族中心主义(этноцентризм)在И.沙法列维奇的专著《仇俄》中得以展示,该书阐述了“少数民族”反对俄罗斯的内在阴谋思想。这里的“少数民族”指的是非爱国派知识阶层,主要是犹太人。在其他文章中,摩尔多瓦人、爱沙尼亚人、哈萨克人则被视为“敌人”。从1980年代末,爱国派文学批评聚焦于对“仇俄”现象的寻找。批评家В.诺维科夫对国家体系崩溃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和《我们的同代人》杂志做了如下诊断:“......如今展现的,与其说是‘俄罗斯思想’,不如说是既不具有文化历史根源,也不具有民族根源的,掺杂着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⑥
通过发表И.沙法列维奇的文章,《我们的同代人》确立了自己的俄罗斯种族中心主义,其对民族历史、民族意识、民族性格的兴趣,巩固了自古以来的俄罗斯文化较之当代文化的优越性。1990年代,《青年近卫军》杂志一些栏目的标题也见证了对俄罗斯文化的重视,如“我们的俄罗斯世界”“俄罗斯人的家庭相册”“俄罗斯思想”“阅读俄罗斯诗人”“俄罗斯历史”“俄罗斯自我意识史”等。“俄罗斯性”被宣称为该杂志的主线之一:“在争论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之时,正是《青年近卫军》通过自己的努力,如今已经走上了主干道……”《我们的同代人》在1990年也开辟了一个栏目,名为“俄罗斯,你过得怎样?”
如果将爱国主义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话,那么爱国派杂志的种族中心主义就不可避免地与爱国主义的自我定位相矛盾。爱国派在援引哲学家В.索洛维约夫时,本质上忽略了他对爱国主义的理解。索洛维约夫曾指出:“我们应当热爱所有民族,如同热爱自己的民族。凭借该信条,爱国主义被确定为一种自然和基本的感受,被确立为一个人对自己最亲近的综合性整体的直接责任,与此同时,这种感受摆脱了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兽性。”⑦《青年近卫军》和《我们的同代人》杂志的文章中对俄罗斯人优越性的确认,将弥赛亚情绪、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概念等同,迫使我们将“爱国主义”一词加上引号,以区别该概念众所周知的文化学意义。
从1987年中期开始,《我们的同代人》逐渐加大了有关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主题的文章篇幅,并出版了讨论民族思想的书籍。“民族”一词在文章中越来越少见,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我们的同代人》也由一家文学批评杂志摇身一变,成为一家政治反对派杂志。俄罗斯民族主义如今被视为爱国派文学刊物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给我们的印象是,在《我们的同代人》和《青年近卫军》中,民族身份问题涵盖整个意识形态层面,它不仅从外部将爱国派杂志塑造成一个整体,自身也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被思考。
质言之,爱国派批评是一种基于“根基主义”⑧的批评,它不同于民主派(自由派)批评,后者将世界视为混乱、灾难、无中心的。爱国派批评家珍视俄罗斯民族英雄主义的历史经验和伟大的俄罗斯经典,首当其冲的是充满着公民激情的苏联时期的乡村文学和战争文学,被研究得最多的是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叶赛宁、肖洛霍夫、别洛夫、拉斯普京、鲁布佐夫、特里亚普京、洛索夫、波罗金、索洛乌欣等。
爱国派杂志批评中有关民族身份的问题可以在更为宏大的自我身份问题中被观察到。9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反面的自我认同,即“以否定某些品质或价值的形式进行自我建构”⑨。《我们的同代人》和《青年近卫军》依托自身的爱国派身份,尝试赋予这种反面认同以价值。《我们的同代人》杂志的官方主页上赫然写道:“《我们的同代人》主要是爱国派政治家的讲坛……杂志积极的爱国派立场为获得来自读者的支持提供了保障。”爱国派杂志选择文章的标准为意识形态的近似:“我们选择作品的主要标准为有才华的,并且真诚地热爱俄罗斯的作者。”⑩《我们的同代人》主编С.库里亚耶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不取决于自己的意志,而取决于我们所刊发的作者。我们杂志的普及度由以下作者所保障:拉斯普京、别洛夫、邦达列夫、沙法列维奇、库兹列佐夫、利丘金、普罗哈罗夫、科日诺夫。这些人不强加意识形态。我们的意识形态在他们所写的文章中成形。我们是读者与作者的桥梁、中介、工具。”⑪在历数杂志的这些权威作者之后,主编接着介绍了杂志在主题、美学和意识形态上的定位与界限。
民族身份是爱国派批评区别于其他派别批评的基础。“自己”与“他者”的对立使得形成爱国派批评稳固的自身形象成为可能,“我是谁”以“我与谁不同”为前提。“他者”指的是自由西方派(艺术中西方审美思想的信徒)。爱国派与他们对立,代表着真正俄罗斯人的团体。这种对立在批评语境中是宽泛的,不仅包括直接“仇俄”和“反俄”的行为,也包括不同形式的精神背叛。
作为爱国派杂志的核心理念之一,“俄罗斯性”具有自己的中心和外围语义场。民族身份以意识到自己属于俄罗斯历史为前提,以英雄式地服务于俄罗斯及俄罗斯民族为前提,以不同于西方的自由感为前提,以意识到具有创造性的民族整体为前提。杂志要求作家们不只是对俄罗斯民族及其历史没有仇恨,还要求他们具备精神探索上的愁苦以及对俄罗斯的忧虑。
狭义的民族场导致爱国派按“血缘”来识别身份。这一标准被赋予了本体论品质,具有区分“自己”和“他者”的能力。这种遗传学标准导致了评价的两极性,解释了爱国者派针对“敌人”和“叛徒”(自由派知识分子、“另类文学”的作者、后现代主义者)的好战性,同时也保障了爱国派文学批评的品质。民族中心主义被规定为爱国派批评的认识论原则,批评家以小组的名义发声和评价,凌驾于对象之上。对《我们的同代人》《青年近卫军》的批评家而言,“他者”是远非理想的,非真正俄罗斯的,是“敌人”。
俄罗斯性是爱国派批评权威的基础。为了让读者们接受自己的理念,爱国派通过一场场斗争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在《我们的同代人》及《青年近卫军》的文学批评中,经常可以发现那样一些斗争策略,如将新的文学现象纳入“自身”的价值坐标中,歧视“他者”,在“自己”和“他者”之间划界。《我们的同代人》善于运用追踪文学现象、紧盯对手的策略,显示出灵活的剽窃战术。批评不仅在读者的接受中形成切合现实的文学场,也将其他事实从该场除名,指出它们是危险的、被剥夺了艺术价值的事实,而且也纠正了读者关于划分文学场的认识,对已掌握的事实进行重新编码。
批评家П.博格丹的文章《В.贝科夫为多少钱出卖了自己? 》是将文学事实排挤到“他者”领域的一个典型案例。在批评家看来,В.贝科夫对俄罗斯民族的伟大胜利感到怀疑,并从全人类价值的高度评价自己的主人公。爱国派批评固有的特色不是评判文本,而是作家的世界观:“如今的В.贝科夫已不再是一个温柔抚摸祖国母亲伤疤的儿子,而是外科医生、检察长,他切下伤疤,往上面撒盐。”⑫其拒绝爱国派立场的证据在于,B.贝科夫认为作家所为之献身的不是民族的,而是抽象的全人类的价值:“……В.贝科夫似乎从未深刻和严肃地研究过国家的历史,而是吸取了那些大量刊发诸如索尔仁尼琴、沃伊诺维奇、阿克肖诺夫等人文章的‘大型’杂志的信息。”⑬
在把握文学现象的多样性上,爱国派批评逊色于自由派批评。矢志不渝的爱国派批评家对已然成为社会文学生活事件的、审美和哲学上复杂的艺术文本投下一张意识形态之网。结果,读者收获的不是分析,而是评价;不是文学文本,而是其作者。
1990—2000年间,文化的全球化及反全球化趋势为民族问题的讨论带来了新的促动。爱国派显然是反全球化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全球化中隐藏着丧失民族特性甚至是俄罗斯种族灭绝的危险。民族中心主义作为爱国派的核心观念显然与多元文化主义格格不入。А.谢瓦斯吉亚诺夫在文章《您想了解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中曾这样写道:“家里应当有一位主人,国家应当有一个构成国家的种族,在其整个领土上自决。对俄罗斯民族的忠诚是主要的测试,对于所有俄罗斯的居民必须的,至于是俄罗斯的还是外来的,并不重要。”⑭
В.邦达连科的文章《真正的叶罗费耶夫:破除神话》乃是运用跟踪策略的经典案例。为了将维·叶罗费耶夫从“他者”中除名,并吸纳为“自己人”,批评家开展了以下两方面的工作。首先,必须消除迄今阻碍将叶罗菲耶夫视为“自己人”的意识形态,使民主派批评赋予叶罗菲耶夫的符号意义变得中立,在更新的坐标中修正读者对作家的理解;邦达连科揭露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六零年代人”的伪善,他们为了一己之私,在政治斗争中利用了叶罗菲耶夫。接下来,邦达连科用一些“自己人”来“圆谎”(这些人是Д.瓦西里耶夫、В.奥西波夫),将他们视为真正的俄罗斯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批评家指出叶罗菲耶夫与他们相识,他们也帮助了作家,从而将叶罗菲耶夫从“异教徒”的虚幻语境中除名。接着,邦达连科指出:“《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使我感到吃惊的,不是阿克肖洛夫式《同事》和《星星火车票》的伪共青团员的欺骗,不是斯特鲁加茨基兄弟游戏式的幻想,不是繁荣的加利奇的典故,而是严肃、真正的叶罗菲耶夫式的狂欢节。”⑮批评家极端地将叶罗菲耶夫与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奥库查瓦对立起来;接下来,邦达连科将叶罗菲耶夫及其人物的命运/性格与俄罗斯、俄罗斯民族的命运/精神联系起来,人物被赋予民族、俄罗斯的特点。邦达连科赋予叶罗菲耶夫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合乎逻辑地展现了其意识中的矛盾性,展现了他对民族主义的认识以及对作家和犹太问题的态度。
民族身份在爱国派批评的意识形态坐标中是个多功能的概念。它在分崩、灾难、敌对的世界中作为一条已确立起来的支柱,具有本体论意义,也是形成爱国派知识分子稳固形象的基础。最终,民族身份在形成读者关于当代文化事实的正反面观念时具有巨大的修辞潜力。对民族概念贫乏的理解导致了爱国派批评的侵略性,导致了其在总体上将对文学事实的分析简化为对所确立的“自己人”的意识形态。
民族身份问题似乎为社会文学和公民文学的回归提供了土壤。然而,遗憾的是,当代文学批评未能发现新的社会特征,是由于俄罗斯民族身份思想及其潜力并未广泛传播,也没有得到自由派批评的支撑,这也许可以在社会心理中找到原因。一是因为距离苏联时代较近,当时民族思想、民族独特性思想在政治上变味。另一个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原子化的增长和俄罗斯人整体感的丧失。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提高生活水平、整顿各行各业的秩序、为所有人创造不同可能性,乃是1992—2004年间俄罗斯人的关切所在。第三个原因是对民族理解的狭隘和极端。爱国派批评家们倾向于责怪西方和“反民族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我们的同代人》和《青年近卫军》的批评家们看来,西方的组织和支持、操控社会意识的多样手段使得培养年轻一代的反对者变得不可能。
2000年代的爱国派文学杂志批评见证了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些新思考。《我们的同代人》拓展了政论栏目,刊发了过去一些批评家们论社会政治和社会道德的文章,这些批评家包括К.米亚洛、斯特列尔科娃、А.卡津采夫、В.邦达连科、С.库尼亚耶夫、Ю.巴甫洛夫、С.维库洛夫、Л.科洛列夫等。他们的政论文虽不似从前那样具有批评性和好战性,但仍保持了问题的尖锐性。在笔者看来,好战性的降低乃是由于杂志文学批评任务的变化。与对手的斗争已成为过去,如今服务于振兴本土的民族价值这一迫切任务,该任务与其说是描绘20世纪90年代的生活和介绍与“敌人”斗争的作家创作生平,不如说是将作家的创作融入俄罗斯民族文化语境,证明其与经典和民间价值的联系。与此同时,外省作家的文章数量在增长,而尖锐批评民主派作家作品的文章在减少。В.科日诺夫在文章《俄罗斯人的自我意识:我们生活在怎样的国家?》中研究了作为民族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源头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认为“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划分只适合19世纪的二流思想家”;他以П.吉列耶夫斯基为例加以说明:“吉列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的真正道路在于发展它所固有的精神的‘崇高要素’,在他看来,它们应当凌驾于‘欧洲教育’之上……然而,并不是排挤它(欧洲教育),而是,相反,用自身的完整去拥抱它。”⑯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互补而非敌对的关系启发了爱国派批评。步入新世纪以来,在民族身份问题上,爱国派批评逐渐走向了与民主派批评的对话。
① 俄罗斯大型文学杂志指的是包括《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旗》(Знамя)、《十月》(Октябрь)、《民族友谊》(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乌拉尔》(Урал)、《涅瓦》(Нева)等在内的一批历史悠久、发行量大、权威性高、影响力广的文学期刊。俄罗斯素来具有大型文学期刊的传统,大型文学期刊融文学、艺术、批评、政论于一身,曾在俄罗斯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进程中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是最新文学现象的捕捉器、文学新人的引荐者、文学观念的倡导者和文学思潮的论辩场。如今,大型文学期刊在俄罗斯文学界已被公认为一种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美学现象。
② 这些激烈的讨论主要刊登在1960年代中期的《历史问题》上,其中围绕民族概念的讨论参见1996年第1、9、12期,1967年第1、4期,1968年第2、3、6、7期;围绕种族共性概念的讨论参见1966年第4期、1967年第7期及1968年第5期。
③ Грицанов А,Социологи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инск:Книжный Дом, 2003), c.200.
④ Мяло К,“Круглый стол:В как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находится русская нация, ” 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93(3):158.
⑤ Белякова Е,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е этниче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Саратов, 2007), c.10.
⑥ Новиков В.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й финиш,” Знамя. 1992(9):225.
⑦ Соловьёв В,“Оправдание Добра,”in Сочинения:в 2 т,ed.Соловьёв В.(Москва:Мысль, 1990),Т.1:108
⑧ 根基主义(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作为一个思想流派,于19世纪中叶前后出现在俄国。根基主义是俄国知识界的独创,它源自俄文“根基”一词。作为思想史意义上的根基,其引申义至少有两层:第一层是具体性的意义,指与上流社会、有教养阶层相对而言的人民、老百姓、民间; 第二层是抽象性的意义,指在前者所承继并保存完好的俄国文化,主要是东正教文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的根基,也至少包含这两层引申义:但作家更多关注的,应该是作为主体的根基所负载与传承的俄国传统风习,尤其是以信仰与仁爱精神为核心的东正教文化特质。万海松:《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思想的反理性主义根源》,《江海学刊》2017年第4期。
⑨ удков Л, Негатив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Статьи 1997—2002гг. (Москва: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4. c.272.
⑩ Куняев С, “Традиции Пушкин свято храня(беседа В.Морозова со С.Куняевым),”Завтра.1998.48(261).
⑪ Перельман В,“Финансов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толсты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журналов: интервью В. Перельмана со С.Куняевым,”Топос. 05/03/03. http://www.topos.ru/article/947.
⑫ Богдан П, “За сколько продался Василь Быков?”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94(8):268.
⑬ Богдан П, “За сколько продался Василь Быков?”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94(8):268.
⑭ Севастьянов А. “Все, что вы хотели знать о русском национализме,” 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 2007(12):196.
⑮ Бондаренко В. “Подлинный Веничка. Разрушение мифа,”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99(7):181.
⑯ Кожинов В, “О русском самосознании:в какой стране мы живём?”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 2007(7):237.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2644
- HTML全文浏览量: 717
- PDF下载量: 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