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是当今世界继赛义德之后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她的理论带有鲜明的解构主义特征，使其对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贡献不可磨灭，尤其是1976年德里达《论文字学》的成功翻译，^[1]让她蜚声美国，一举成名，奠定了她在西方翻译界的地位。此后在翻译实践中她不断提出自己的翻译见解和主张，推进翻译理论的纵深发展。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生，她的翻译理论受到国际译学界的诸多关注。然而，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她的解构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介绍与评价上，对她的翻译理论和思想的关注非常有限，^[2—9]都只是对斯皮瓦克的翻译思想做一般性介绍，很少对其翻译思想进行反思和评价。

斯皮瓦克主要从事解构理论、后殖民地文化、女权主义等非主流话语研究，她所做的就是要削弱帝国的主宰地位和文化霸权，让后殖民地非主流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10]169德里达想要解构的是西方哲学的传统，而斯皮瓦克则想要解构欧洲殖民主义的话语基础。她所从事的文化解殖工程的核心就是翻译，因为只有通过翻译，第三世界的属下文本才能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被他们所接触和了解。另外，“翻译的诱惑在于它暴露‘自我认同’的局限，通往自我失去疆界的地方，‘负责追溯自我中他者的踪迹’”。^{[11]215—218}由此看来，斯皮瓦克的翻译论主要探讨怎样在西方世界译入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文本，让第三世界的文学文本在西方“东方主义”的干扰下，在世界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下，能够真正地展现第三世界，表现真正的自我，从而突破民族国家的框架。^[2]

斯皮瓦克一生著书很多，但她的翻译思想主要集中在《被问及翻译：游移》《作为文化的翻译》《翻译的政治》《翻译的不完全性》《论第三世界语言翻译》和《翻译成英语》，以及众多译者前言(如德里达《论文字学》的“译者前言”)和译者后记中。在《翻译的政治》一文中，她谈到了“作为阅读的翻译”“一般的翻译”和“作为阅读的翻译”，其中“作为阅读的翻译”是她此篇文章的重点，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限于篇幅，本文拟从正反两方面重点探讨斯皮瓦克“作为阅读的翻译”的翻译思想，以期对她这一翻译思想有全面的理解。

二.   斯皮瓦克“作为阅读的翻译”

斯皮瓦克研究范围广泛，理论体系庞杂，交织融会多种流派的思想理论，这一点在“作为阅读的翻译”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它融合了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思想流派，且她的行文晦涩，拗口、难读、难懂，因此对这部分翻译思想的考察，只能在其文本的播散中遵循文本的印记寻找出些许的线索。

一   语言的三面结构及翻译的政治

传统西方哲学认为逻辑高于修辞和语法，因为逻辑主要研究诸如推理、概念、命题等思维形式以及如何正确运用这些思维形式，是关于思维形式的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而语法主要研究用词造句的规则和词的变化规则，是关于组词造句的规律，也就是语言结构规律的科学；修辞探讨如何把话说得生动、准确、鲜明，让语言具有艺术感染力和形象性。可见，在实际的语言表达中，逻辑负责所说的话语对不对，语法负责所说的话语通不通顺，修辞负责所说的话语好不好；好的话语一定是既对又通顺的，其修辞必须以逻辑、语法为基础，而语法又必须以逻辑为基础。

受解构主义思想影响，在“作为阅读的翻译”中斯皮瓦克首先消解了“逻辑”的中心地位，打破了三者之间的静态关系，提出了语言的“三面结构”构想，即修辞、逻辑、静默，并指出“这一结构不具有任何静止状态，它呈现为这三种要素之间的流动性而且往往是破坏性的互动关系”。^[12]其中，“逻辑使我们能够借助清楚的指示关联而从词跳跃到词，它指明关系，指涉意义；而每一种语言的修辞性都会以某种方式颠覆逻辑的系统性，它悬置意义；静默是存在于词与词之间和词周围的使修辞发生作用的方式”。^[13]181斯皮瓦克没有给出这三个词语的定义，但我们可以通过文本内外的线索对之进行理解。她反复地把修辞比作一种破坏的、扰乱的因素；把逻辑比作一种链接的、系统的因素。这样逻辑可以被看作是指字面意义和语法规则等语言明确易懂的一面；修辞可以被看作是语言比较有创造力或创新性的一面，是字面意义之外创造的新意义。斯皮瓦克认为，虽然静默是不可知的，但它的边界通过修辞是可以接近的。怎样才能接近呢？“要在文本中苦苦求索，诱使文本暴露其语言的局限性，因为修辞的方面会表明文本的静默，在那里文本以其特有的方式去防止语言不受限制地散轶开”，^[13]183斯皮瓦克形容这种“散轶”为“语言的播撒”。也许我们可以把语言的三层结构理解为三种不同的“播撒”状态：逻辑是尽量地抑制“播撒”；修辞却是尽量地体现“播撒”；而无法控制的“播撒”就是静默。越“播撒”的语言，越无法确定它的固定意义，因为它的意义选择越多，就越难以解释。“真正的翻译就是要在另一种语言中建构这样一个模式。”^[11]217这样翻译就无法传达固定的意义，而只能是对意义的一种建构和播散，那么不可避免地在翻译的过程中就会涉及权力和政治。当然这里的政治所涉及的不是国家政治对翻译的支配或者对意识形态的操纵，而是指为了让第三世界的属下文本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发掘，翻译参与到这些文本的研究和翻译中，让第三世界的属下阶层喊出他们自己的声音，彰显自己的特殊性，最终实现解除殖民主义的政治目标，这正是翻译中政治的体现。

二   译者任务：翻译中的爱欲与贴服

在斯皮瓦克看来，“每一次阅读或交际行为都有一点松脱、散落的危险，但代理者的任务就是把这种散落减少到最低限度，除非在爱的交流和阅读中”，^[13]180她规定“译者要在原文与其影子之间促成这种爱，允许磨损的一种爱、控制译者能动性与其想象或实际读者的要求”。^[13]181要做到对原文的爱，斯皮瓦克认为译者要把翻译当作“最亲密的阅读行为”，“成为最亲密的读者”，“这样才能贴服于文本，对文本的特殊召唤作出回应”。^[13]181一般来说，文本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阻碍话语的“播撒”，译者的能动性和其想像或实际读者的要求也会阻碍这种“播撒”的发生。这就要求译者成为原文最亲密的读者，完全贴服于原文，苦苦地去求索文本中语言的尽处、文本的修辞方面和静默，让语言不受限制地“播撒”开来，这样译者才能响应文本的特殊召唤，实现真正的翻译。译者在贴服的过程中还必须再现原文中静默、逻辑和修辞之间的张力。翻译中的伦理被斯皮瓦克用爱和爱欲取代了，她认为，译者作为伦理的能动者，为了符合伦理，会把“她/他”变成像“我”一样的东西，无法最大限度地去展现“她/他”者，这样译者出于好意会对第三世界的文化文本进行归化。如果是在爱的交流与阅读中，译者会克制自我，放弃自己的能动性、主体性，同时在进入文本时也会忘记译入语读者及其需求，让“她/他”以“她/他”的形象而不是以“我”的形象出现，这样就允许“她/他”的存在，体现了对“她/他”者的尊重。要在“一种陌生的文化环境中讲一种陌生的语言”，在目标语中充分再现原语中修辞、逻辑、静默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的翻译才是真正的翻译，这样的译者才是合格的、负责任的译者。

三   翻译原则和方法：忠实和直译

斯皮瓦克认为，我们要忠实地翻译那些反映第三世界属下阶层女性的文本，维护这些女性的利益，让她们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被问及翻译：游移》中她就主张：“完全可能，当我们忘记这一点，即读书是为了获得认同，最糟糕的是在原文文本中看到我们自己的面孔时，我们就失去了对他者的尊敬。所以，我们要保持忠实。如果你们问我：是否相信‘忠实于原文’。是的，是的，不仅是因为那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尝试的。”^[14]“忠实于原文”是指负责任的翻译要对原文的他异性和“特殊召唤”作出一种经验式回应，且这种回应是不受“我”之污染的。第三世界的属下文本在斯皮瓦克的意识里就是通常所指的原文，译者在翻译这样的文本时，原文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要求不能“把他者变成自我的东西”，要与他者进行“最亲密的阅读”，而不是“保持距离的友好阅读”，这样才能重新唤回那些失去了面孔的伦理主体，所以忠实的必要性就变得愈加强烈。

为避免“对外语文本的压制与归化和对外语文本异质性的抹除”^[15]305而倾向“异化”，为避免“对原文的同质化”^[16]185而倾向“字面直译”，这是后殖民翻译的策略与方法。作为一名后殖民翻译理论家，基于对“伦理特异性”负责任的伦理规范，斯皮瓦克在技术层面上也主张“直译”。她总结了自己是如何做的，“首先，我会快速翻译，假如我想着读者，假如我停下来思考英语因为翻译发生了哪些变化，假如我不能把意图主体仅仅当成一块跳板，我就无法屈服……屈服于文本在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直译。这样快速翻译完第一个版本之后，译者再根据眼前的草稿，而不是可能的读者进行修改”。^[13]189-190她认为直译是一种在爱的交流和阅读中发生的语言磨损，是屈服于第三世界原文语言修辞性的翻译，使我们倾听到“他者中的他者”，让一切政治上的“失声者”拥有说话的权利。^[5]翻译马哈斯维塔时，斯皮瓦克就采用了直译的方法，淋漓尽致地把马哈斯维塔多层次的、完全不同的措辞，包括“从部落语言到梵语中的政治分析和污言秽语”^[13]77展现了出来，导致产生了不和谐、陌生化的英语文本。

三.   斯皮瓦克翻译思想的反思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解构主义是其翻译思想的基础，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是其翻译思想的武器。她运用这几种理论探讨了翻译作为抵抗工具和作为暴力工具的两面性，同时也探索了如何在翻译中构建女性/后殖民主体以及如何尊重差异。她的“阅读就是翻译”的观点，大大地拓展了翻译的概念。而她所提出的语言的“三面结构”使翻译所涉及的各种因素，如译者和作者、目标语和源语言、译文和原文之间是种种踪迹的延异，不再是对等对应、征服与被征服、主与仆之间的关系，翻译既是文化意义上的再现，也是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这样就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使之从“原作中心”走向了“译作中心”。另外，上述翻译思想将翻译和看起来没有多大关系的政治联系起来，由此引出了翻译的政治观，由此翻译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为我们从多元化的角度看待翻译提供了崭新的视角。^[17]143这些是她翻译思想积极性的一面，国内学者对此已有大量论述，在此不再赘述，下文主要探讨她翻译思想局限性的一面。

一   翻译中“爱”与“爱欲”的反思

斯皮瓦克从自己的性别和种族边缘的视角，规定翻译后殖民地作品的译者要对第三世界女性作家的作品充满爱，在爱欲中进行交流和阅读。“译者要在原文与其影子之间促成这种爱，允许磨损的一种爱、控制译者能动性与其想象或实际读者的要求。”^[13]181只有进入原作的特殊语境，或者说进入作者的独特视角，分析作者的悲欢和哀乐，译者才能达到原作的亲密读者的境地，去深刻地理解原作。^[10]164对于这样的一种规定，只有深深地同情和热爱后殖民地女性作家的作品，像斯皮瓦克本人这样具有第三世界背景的后殖民地知识分子才能做到，因为她在将第三世界文本译成霸权话语时已经自觉地带有了一种后殖民主义的抵抗和非殖民化意识。但是这样的人少之又少，而那些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俯视原作、指责原作的语言不规范和不纯正的殖民主义译者是无法做到的。^[10]167由于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一直以来东西方文化关系都建立在不合理的层级之上。在西方人的思想意识中，西方文化是理性的、先进的、文明的普世文化；东方文化则是非理性的、落后的、愚昧的卑贱文化。两类文化处于看与被看的地位。在西方人眼中，东方人怯懦、贪婪、不讲信用、贪生怕死、野蛮、堕落、愚昧，是未开化的民族；而他们自己却阳刚、勇敢、讲求信用、成熟、理性，是一群可爱的文明人。这些观念在西方人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在学术话语、日常生活和文学创造中随处可见。可见对于那些居高临下俯视第三世界文学作品的第一世界的译者来说，要其爱上第三世界的作品，在爱欲中与之进行交流和阅读，是十分困难甚至不现实的。这些译者不但不会爱上这些文本，反而会对这些文本有一种征服并据为己有的欲望。鉴于此，斯皮瓦克的这种翻译思想被实现的难度极大，因而她的主张只能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主张，一种理论上的一厢情愿。

二   翻译中“贴服”的反思

在斯皮瓦克看来, 阅读时译者要尽可能贴服于原文，才有可能使文本产生新意。斯皮瓦克强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有意识地暂时忘记自己的主体身份和自我意识，即含有种族、性别和阶级偏见的思维和价值观念，同时克制译入语读者的需求，进入到他者的文本中，“注视和欣赏其差异的表面纹理，移情和屈服于原文的他异性，以‘响应文本的特殊召唤’”。^[5]在真正的翻译中，译者果真能做到如此吗？我们不妨先来看看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主体性有两个特性：一方面，译者可以能动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另一方面，译者还会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如所处时代、当时的文学传统、两种语言的特点及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语境等。也就是说，译者的主体性包括两方面，即能动性和受动性。即使他能克制自己能动性的一面，受动性的一面也会像幽灵一样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如影随形，左右译者的选择和理解。另外，译者在阅读接受新的文本之前，他的大脑并非一片空白。“他总是有着一定的知识结构, 受着一定的文化熏陶, 有着各自不同的情感经历, 又从而养成一定的价值观、审美观以及人生观, 这些便构成了一个人的先在性, 也就是一种‘前理解’。”^[18]156所以，在理解他们所翻译的原文文本时总是会带上他们所熟悉的信仰和期望，一边面对着“一个陌生的世界”，一边又置身于“一个熟悉的世界”。^[19]134这就使得他们总会用一种主观再造的方式去解读文本，从而造成对他文化文学作品的“误读”。“所谓误读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一般说来，人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认识这个世界！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决定了他将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20]110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在进入文本的视域时，无法做到成为一个透明体。因此，斯皮瓦克要求译者在翻译第三世界女性文本时完全贴服于文本，“控制译者能动性与其想象或实际读者的要求”注定是无法实现的，这只能是斯皮瓦克的一种美好愿望，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

三   翻译中“忠实”与“直译”的反思

斯皮瓦深受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德里达看来，语言符号是不断延异的差异游戏，他提出了有名的“延异”(différance)概念，即随着不断出现的空间上的区分以及时间上的延搁，意义不断变化并出现很多的可能性，所以词语是没有终极意义的。符号的意义只能从无数可供选择的意义差异中产生，且只不过是在文本网络中得以暂时确定，“如果不能最终确定词的意义，也就无法最终确定句子、段落、章节甚至整个文本的意义，这样文本也就失去了最终的意义”。^[21]178“延异”在拉丁语中还有“撒播”的意思，德里达认为正如被撒下的种子洒向四面八方一样，符号的意义也可以到处播撒，向四面八方指涉开去，层层延异下来，根本没有中心。罗兰·巴特曾说过：文本是没有中心系统和终极意义的。既然文本没有了确定意义，不同的读者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每一次阅读和翻译原文时都会对原文进行重构，无法做到完全复制原文的意义，因此不同的译者就会译出不同的译文。原文通过不断“撒播”使其意义不断延续，借助译文得到生机，译作只能是原文的延续和再创，不必以忠实于原文内容为最高标准。这样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消解了传统翻译忠实观，突出了译者的中心地位，瓦解了翻译忠实的“神话”。受解构主义的影响，斯皮瓦克也怀疑原文的特权地位，认为翻译不是对意义的传达，而是互文性的一个版本。因为“文本没有稳固的同一性，没有稳固的原文”，文本是开放的、播散的。^[21]80她进一步指出“翻译使得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差异得以实现”；翻译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又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也从不会从一种语言中把纯粹所指‘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去，或在同一种语言中进行这样的转移”。^[22]80但是从前文的分析中可知，斯皮瓦克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在把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翻译到第一世界时，坚持忠实是翻译的首要原则，提倡直译的翻译方法。由此可见，她的翻译思想前后矛盾、理论混杂不清，一方面不遗余力地瓦解翻译忠实的“神话”，另一方面又要求译者尽全力做到忠实翻译。

此外，斯皮瓦克为保持第三世界文化的本色不变，强调翻译不能抹杀文化的异质性，要对其加以充分体现，认为应尽可能直译，这样翻译才能成为非殖民化强有力的工具。斯皮瓦克忠于文本字面，产生了不和谐、陌生化文本的翻译，虽然表面上保持了弱势文化的纯粹，但过于强调文化差异。一方面，其充满东方情调的语言符合西方对东方作品的文化心理预期，符合西方人心目中语言原始、含混且心智混乱的“东方人”形象，加深了目的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的刻板形象和文化假设，满足了他们对本族文化的优越感，强化了西方人心里早已形成的神秘的、不可理喻的东方这一成见，这样不但不能削弱自我文化欣赏，还会加强自我殖民的倾向。另一方面，为追求源语文本的异质性而牺牲掉原文的意义，这样陌生化的文本往往晦涩难懂，导致读者很难甚至无法解读原文，导致译文与读者间越来越疏远，源语文化信息不能被很好地传递给目标语读者，人为地为翻译文本在西方被接受设置了障碍，不利于东方文化在西方的传播。所有这些显然与斯皮瓦克本人的初衷背道而驰。

四.   结语

为抵制翻译中的暴力，避免将“她/他”者同化，让后殖民地非主流社群喊出自己的声音，让第三世界属下文本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削弱帝国的主宰地位和文化霸权，斯皮瓦克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针对第一世界的译者，从多理论视角出发，提出了“作为阅读的翻译”。她的翻译思想引出了隐藏在翻译背后的暴力、霸权这一被历史遮蔽的问题，使翻译开始关注文本外的权力关系，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同时也为把第三世界属下文本译入西方强势语言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论的指导。但她翻译思想中的“爱欲”“服帖”只能是她的一厢情愿，现实的残酷将她这一美好愿望击得粉碎。而“忠实”与“直译”所产生的陌生化文本一方面符合西方人心中既定的“东方人”形象，导致自我殖民；另一方面使译文晦涩难懂，普通大众无法阅读，使翻译与精英分子结盟，无法促进东方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也极大地阻碍了文化与信息的广泛传播，这违背了她的初衷。由此可见，第三世界弱势文化崛起，特别是第三世界弱势群体争取发声、争取被西方承认、争取获得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