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社会现实、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人文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等，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历史教育“可以培养人的历史智慧，敏锐人的理论洞察力，增强人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历史教育也是一种重要的道德教育手段。它有助于人们辨别是非善恶，影响人们的感情、意志和品质。由于历史学保存和总结了人类社会以往的丰富知识，通过历史教育，还可以提高整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素质，从而促进社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①。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②都非常重视历史教育，号召全民学习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中国革命史和党史。史学界也以其科学与务实的工作编写了不少面向社会的《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以及“史传”“史话”“简明读本”“彩图本”“图说历史”等大众史书，时人获益良多，大众史学家功不可没。即便如此，全民历史教育与政府、学界和大众所预期的效果，仍然有一定的距离。

① 蒋大椿、陈启能：《史学理论大辞典》，第165—16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②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人民网，2019-01-04，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9-01/04/nw.D110000renmrb_20190104_2-01.htm。

现在的问题在于，同样是面向大众的史书，为什么有的能一石激起千重浪，受到欢迎^③; 而更多的则石沉大海呢？其原因甚多，如史家现实关切的意识淡薄；一些大众史书结构僵化，轻视文采，语言呆板；不少大众史书的内容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简单重复，等。

③ 如[美]房龙的《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艺术》等、[美]史景迁的《胡若望的困惑之旅》《王妇之死》等、[美]大卫·哈伯斯塔姆的《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美]斯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美籍华人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陈衡哲的《西洋史》、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丑陋的中国人》、陈舜臣的《中国历史风云录》、黎东方的《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等。

如何写出更多为社会与大众所欢迎的史书呢？这取决于大众史家能否从海量的历史内容中筛选出受大众欢迎的内容。由此，如何筛选？为什么筛选？大众史书应当侧重哪些内容？这种侧重的意义何在？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不揣冒昧，拟从现实关切是大众史书内容侧重的先决条件、大众史书所侧重的内容、大众史书内容侧重的积极史学意义等三方面加以陈述，期待更多的人来关注大众史书与大众史学。不当之处，还望方家不吝赐教。

一.   现实关切是大众史书内容侧重的先决条件

历史学是兼具学术功能与社会功能的一门学科，其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历史研究成果通过普及转化为普通历史知识，影响社会，才算圆满。这一转化，要求大众史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意识。所谓现实关切，简言之，即历史服务于现实的一种自觉意识。其主要含义有两个方面。

一   大众史家主动介入现实

意大利历史思想家贝奈戴托·克罗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认为，人们研究和撰述历史总是从现实的兴趣出发，为当前的目的服务的。他写道：“当代史固然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被称为非当代史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因为，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这就是说，只有当现实生活的发展需要历史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的历史就会变成现在的”。^①

①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29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阿肯乌米·奥甘得瑞警告说：“历史并不是由史料的性质来决定的，而是由人们提出的关于人类处境的问题的性质决定。”^②史家选择研究主题，往往为时代风气所影响、所支配：“施亨利即清楚指出，一时代之重大问题，引起一时代学者之广泛注意：‘我们而且要更进一步说，现在的事实是激起历史家研究的对象。为什么半世纪以来经济史和社会史得到重大发展呢？为什么人们存心地去研究劳动组织史、工商业进化史及资本主义的起源呢？这是由于现社会中经济和社会的事实一天天地重要，资本劳动间的问题到处都发生。大战后兑换的混乱及价格的提高，引起了历史家的研究。16世纪的钱币革命，得到了更确切的了解’”。^③

② [美]理查德·马里厄斯、梅尔文·E.佩吉：《历史写作简明指南》，第55页，党程程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③ 王尔敏：《史学方法》，第22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这就意味着，史家为什么研究历史以及怎样研究历史，现实关切是先决条件，诸如“一种现在的兴趣”“人们提出的关于人类处境的问题的性质”“为时代风气所影响所支配”等等。但是，大众史家以普及历史知识为己任，现实关切直接而强烈，不似专业史家那么曲折与淡然。大众史家写史，不求藏之名山，但求时下影响，以更好地实现史学社会价值为唯一目的；历史与现实被直截了当地联结起来，大众史家与专业史家的关系得以如楚河汉界般分明。“在所有书写政治的作家中，没有人比修昔底德更靠近公民和政治家的世界。他的作品肯定不是‘学术性’的；这恰能说明它吸引读者的一个原因。”^④“历史学家还要承担理解现实和指导现实的责任，他们所教授的历史学——不管是在中学和大学向学生讲授、还是通过传媒向更广泛的公众传播——都需要这种责任意识为指导。坚持这种教育方式，历史教育才能同时实现许多目标：它能培养思维能力、增加同情心，还能提供一种迫切需要的历史视角来观察我们时代的一些最紧迫问题。”^⑤

④ [美]欧文：《修昔底德笔下的人性》，“引言”第1页，戴智恒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

⑤ [英]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第45页，吴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而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问世30多年来一直畅销不衰，不断再版，“不仅为英语国家读者所喜欢，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全世界拥有最多读者的通史类作品”。为何该书有如此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通观全书，读者首先会发现，《全球通史》虽是史书，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识。它虽然是一部历史教科书，但并不是一味地把读者拉向遥远的过去，而是随时把历史上的重大变故与当今世界的现状联系在一起，提醒读者认清所生活现实世界与历史的内在联系，从而使读者的思想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在历史与现实的两个时空里驰骋，甚至由此产生出自己对历史时间的联想与对比，产生出自己思想的火花和创作的冲动。由此，阅读历史成了一种乐趣，成了一个对历史和现实两个世界的疑问同时不断探寻和解答的过程。”“实际上，许多大历史学家的作品都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感”。^⑥

⑥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青少版)》，“序一”，陈继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由此可见，“承担理解现实和指导现实的责任”“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感”，既是现实关切的积极体现，更是生成“为大众写史”宗旨的一种必然。

二   “为大众写史”决定所侧重的内容

现实关切确立起“为大众写史”的宗旨，宗旨决定大众史家必然要尊重大众的历史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对那些大众愿意并能够接受的历史内容加以侧重。从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大众史书来观察，它们均侧重于能够扩展知识体系、获取经验、指导实践、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内容。

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研究在短时间内大范围地、无偿地享用他人的经验，且无任何风险。历史使我们“与前人共同生活，居住于未曾抵达之地。通过这种方式，空间被扩展，时间被延长：如果及早去研究历史，那么只需几年时光，或在我们涉足于世界之前，我们不仅可以极大地扩展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且能够获取任何一位先贤未曾尽数目睹的、数百年的丰富经验”“我们的个人经验有两个缺陷：我们来得太迟，看不到事物的开端；我们去得太匆忙，又看不到事物的结局。历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弥补这些缺陷。”^①

① [美]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新史学》，第33页，袁宝龙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历史指向实际和未来，其实并非近期史学才有的特征。事实上，西方史学自古典时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这一传统。历史乃‘以实例教导之哲学’，本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历史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也同样是传习久远的箴言。”^②“当历史摆脱了刻板教条而变得更有趣味时，它所提供的智慧将更加丰富，我们从中获得的教益也会更多。而所有这些教益，都会转化为我们争取更美好生活的经验资源。”^③可以说，能否帮助大众“极大地扩展知识体系”，获取“丰富经验”“指导实践”“转化为争取更美好生活的经验资源”等，成为大众史书内容的重要选项之一。

② [美]乔·古尔迪、[英]大卫·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第20页，孙岳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③ 老鬼、马勇、萧功秦，等：《家族往事》，第258页，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版。

比如, 英国威尔斯(1866—1946)的《世界简史》，知识丰富、视野开阔，向人们展现了一种立体化多层次的历史。“威尔斯所要强调的历史事件，不止强调其有多么耀眼显赫，更多谈到的是对今天人们的生活有何等重要的影响。”“全球狂销200万册，被翻译成30多个国家的文字，50多个版本”，是一本“最全面、最简短、最有趣”的世界史。^④

④ [英]威尔斯：《世界简史》，“序”和“封面”语，唐婉译，吉林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

1918年夏天，斯宾格勒(1880—1936)的“《西方的没落》一经在德国和奥地利出版，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从前线回来的患有战后心理创伤的年轻士兵把《西方的没落》视为‘约翰启示录’；哲学家卡西勒在《国家的神话》一书中盛赞《西方的没落》，称‘可能以前从没有一本哲学书引起过这样的轰动。它被翻译成了几乎所有的语言，被各种各样的读者，诸如哲学家和科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学生和学者、商人和市民所阅读。这种前所未有的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这个时间，我们中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人的话)已经认识到，在我们受到高度赞扬的西方文明国家里，某些东西已经腐朽了。斯宾格勒的著作以锐利有力的笔触，表达了这种普遍的不安’……这部篇幅达120万字的大部头著作，由于理论新颖和精当，加之语言叙述形象生动，自出版之后一再重版，其销量创下了这类学术著作的最高纪录。一时间，‘西方的没落’这个书名成了家喻户晓的口头禅和一个表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方社会危机加剧的流行词……《西方的没落》不仅拥有广大的读者，而且受到评论界的高度重视。据统计，单单在1921—1925年，就有三十五部论述斯宾格勒及其《西方的没落》的著作”^⑤。

⑤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精粹》，“斯宾格勒的生平和著述”，第3—4页，洪天富译，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的画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中央，向人民进行有关党的历史的教育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1951年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成为最具权威性和规范性的、向全国人民进行党的历史知识教育的简明教材，细节则由电影、戏剧、歌曲、歌舞、美术和中小学语文课本等来提供。在这以后，万里长征、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铁道游击队、刘胡兰、董存瑞、少剑波和杨子荣等，进入了千家万户”^⑥。

⑥ 高华：《每个人身在其中的历史》，见《南方周末》，2009-09-10。

1980年代李泽厚的著作风靡大学校园，后来“在民间流行，而且，读者年龄和职业的覆盖面很广：既有198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带着深深的怀旧情绪从李泽厚那里重温往昔激情；也有1990年代以及之后的迷茫学子，面对乱花迷眼的社会现实，从李泽厚那里寻找生活、工作以及社会人生的答案；既有干部、教师，也有军人、学生，甚至包括商界人士(譬如本书的另一位编者邓先生)；而且往往在相互信任的人之间口口相传，有老师影响学生，有同学劝勉同学。大家就这样不声不响悄悄地读着，层次不同但一样深爱，角度有异而各取所需，都能从中汲取到思想营养和人生智慧，乃至透视纷繁世相寻找生活慰藉的能力”^⑦。

⑦ 邓德龙、杨斌编：《李泽厚话语》，第1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以上诸例说明，现实关切、主动介入、心系大众、“为大众写史”宗旨与写史内容侧重环环相扣，结为一体，是其受大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为大众写史”发挥着承现实关切于前与启内容侧重于后的重要作用。那么，大众史书应当侧重哪些内容，才能向社会、向大众交出满意的答卷呢？

二.   大众史书所侧重的内容

历史内容包罗万象，大众历史需求众口难调，体制内与体制外成员、成年人与青少年、大中学生与其他社会群体、干部与工人农民等，难以划一。因此，大众史书内容的侧重，更多是一个实践问题，只能由事实说话；理论分析可以周全，却难免空泛。尽管大众历史需求千差万别，其共性还是有迹可循的：政治史、社会史与个人史，既是史家感兴趣的内容，也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更是大众史家所应侧重的内容。这些内容具有重当下、重实际与重生活的特点，能够与大众有效沟通，产生共鸣。

一   政治史聚焦重大事件与爱国主义

自阶级出现，政治活动就覆盖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并贯穿于社会变化的全过程。其社会影响或全面或局部，或长期或一时，或直接或间接，或正面或负面等，不一而足。其中政治活动的变幻无常、秘密性和戏剧性，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成为史家偏好与重视的主题。

政治史“是最古老、最明显和最轻松的历史，君主制定的国策以及他们颁行的法律、发动的战争，永远是最有可能被记录的问题。而国家则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最壮观和最重要的东西，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关于历史最值得掌握的东西，都与国家历史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兰克、德罗伊森、毛伦布雷歇尔、弗里曼等人都认为“政治史是历史最明显的形式”^①。“自古相传的对于政治事件和人物的严重偏好，已经牢牢控制住了我们主流史学的作者……迄今为止，政治史始终保持其在历史界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过去的政治事件始终被公众视为最完美的历史。”^①

①[美]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新史学》，第38页。

②[美]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新史学》，第9页。

“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意味着(即使在今天)主题差不多总是‘政治的’：它必须由当时公共生活中政府和被统治者的行动所构成。因此，政治性叙述——统治者的活动以及各阶层的被统治者的反应——作为一切叙述的大致主线依然显得很突出，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史可以写成养羊的历史，或本国诗歌的历史，或海上事业的历史，或学说争论的历史。但是，它们中没有一个能够轻松地将其他的纳入到同一个故事当中。因此，作为主题，它们逊色于政治(即政府的活动)，政治的证据最充分，并且其他主题最容易与它联系在一起。”^③

③[英]G. R.埃尔顿：《历史学的实践》，第115—116页，刘耀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尽管，政治史在历史界的地位至高无上，能够轻松地纳入其他主题；但在十分宽泛的政治史内容中，大众愿意并能够接受的内容还是集中于这两点：重大历史事件与爱国主义。这也成为大众史家最重要和最优先选项之一。

第一，重大历史事件

“历史具有许多基本面，如战争、外交、政治等事件与故事，较能吸引大众。”^④比如秦亡汉兴、三国鼎立、蒙古远征、金田起义、辛亥革命、巴黎革命、两次世界大战、苏东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带来巨大的社会变化，影响广泛且深远，自然成为大众史书的焦点。

④ 汪荣祖：《史学九章》，“导言”第1页，“第一章”第10，15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

“罗马共和国的遗产贯穿漫长的历史时期，从罗马帝国至早期基督教教会时代，再到马基雅维里和莎士比亚时期的文艺复兴，进而在18世纪的美国独立运动及法国大革命中得到体现。时至今日，罗马共和国依然激发着我们的想象，令人着迷。她遍及西方文化，为现代社会提供典范，敲响警钟。”^⑤

⑤[英]戴维·M.格温：《罗马共和国》，“引言”第3页，王忠孝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

吉本写《罗马帝国衰亡史》十分投入，“书中有‘我’，以罗马衰亡为当代资鉴之意，亦呼之欲出。衰亡之主题，虽不很新，却极具吸引力，尤其像罗马这样伟大的帝国，居然也衰亡了，自然是读者所关切的问题。吉本即致力于此一问题的解答，把衰亡此一主题表达得很精微，道出各方面的衰亡，诸如罗马城的衰亡、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拜占庭的衰亡、匈奴以及其他王朝的衰亡。叙西罗马帝国之衰亡尤详，用了三十八章的篇幅；更点出衰亡的症候，如自由的丧失、学术的式微、军队的腐化和农业的凋零”^⑥。“盛世之衰亡，最易引起读者的关注，而吉本之叙衰亡，超然冷隽，不带悲观色彩，实亦无须悲观，因西方文明不仅未随罗马之衰亡而消逝，且由文艺复兴而浴火重生，至启蒙时代而益昌盛，故而容易引起读者之共鸣。”^⑦

⑥ 汪荣祖：《史学九章》，“导言”第1页，“第一章”第10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⑦ 汪荣祖：《史学九章》，“导言”第1页，“第一章”第15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

美国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1988年版，副标题是《1500年至2000年的经济变迁和军事冲突》)总结了公元1500年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大国兴起，起于经济和科技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征战扩张；大国之衰，衰于国际生产力重心转移，过度侵略扩张并造成经济和科技相对衰退落后。此书还对今后世界政治的格局做了预言。在伊曼钮尔·沃勒斯坦看来，它“‘仅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智的观察者的粗浅智慧(1989d, p.340)’。然而，正是这种智慧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事实上，沙马和肯尼迪的著作都超过了专家的学术批评而成为大众读物。它们强烈地吸引着试图理解国势衰弱的英美读者”^①。

① [英]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第237页，周辉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895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蔡尔康协助下，将其所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交由广学会出版。有研究者描述说，此书“十分畅销，上至皇帝、大臣，下至普通学子，几乎人手一册，风靡全国”。这得益于该书“内容丰富而新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趋新’国人对西方现当代历史知识的渴求。甲午战败，睡狮惊醒。了解域外历史与现状，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思潮……《泰西新史揽要》重点叙述19世纪欧美诸国的革命或改革风潮及制度演变，并追溯19世纪以前英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使中国读者大开眼界，这是该书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②

② 冯一下：《〈泰西新史揽要〉：一部晚清历史教材传奇》，载《教育与教学研究》2015年第9期。

英国19世纪史家麦考莱所著《英国史》，“描绘了一幅他那个时代英国社会的画卷，讲述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制衡，社会各个阶级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形形色色人物之间的冲突。他取得的成功如此辉煌，任何想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不能不从阅读他的《英国史》开始，不能不一直受到麦考莱的影响。不管麦考莱描绘的历史画卷是对是错，都在大众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可以说，麦考莱的《英国史》最持久的价值在于，它清晰地阐述了它所描写的那段历史，使读者由此一窥19世纪中期英国在英雄壮年之际的心理、性情和品行”^③。

③ 高全喜：《麦考莱和他的〈英国史〉》，载《读书》2014年第1期。

20世纪30年代，对于当时的中外人士而言，中国工农红军的具体情况是一个谜。不少人迫切地想了解红军是如何成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壮举——长征、红军的组织情况如何、是什么精神支持其传奇行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回答了这些问题。此书先后在英国、中国等多国出版，引起了世界的轰动。西方世界称赞这是“一部经典著作”“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是“了解中国革命的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④

④ 何寅、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第362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美国历史作家托兰(1912—2004)所撰《日本帝国的衰亡》曾获“普利策”奖，另外三部描写亚太战争的力作《漫长的战斗》《美国的耻辱》和《占领日本》也颇具影响，成为畅销书或长销书。^⑤

⑤ [美]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封二”，孟庆龙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上，“经常是个体角色独领一时风骚。如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德·朗巴尔亲王夫人(Princess de Lamballe, 法国王室，1749—1792年，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是知心好友，死于1792年的暴乱)、马拉、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 法国大革命期间杀死马拉的刺客——1768—1793年，后被判处死刑)、德穆兰、丹东、圣朱斯特(Saint-Just)以及可怜的法国皇太子——这些都是读者心仪的对象，与法国第一部宪法的起源和制宪的基本原则相比，他们的兴趣更容易集中于攻占巴士底狱或九月屠杀等事件之上”^⑥。

⑥ [美]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新史学》，第163页。

“政治史将始终是持久的，它是那种有最广泛的、非专业性的读者的史学。这些忠诚的读者们(史学界中一大批学者仍继续为他们服务，还合他们的口味)，变得喜欢观察国内和国家间竞争中的政党或派别当中多少有些仪式化了的斗争的细微差别，满足这些读者的乐趣，看来不仅很可敬，而且甚至很必要。我们仅需要提醒自己，在帮助或危害普通人们的方面，掌握统治权力的人比以往有更大的潜在力量。关于这样的领导人物的传统的记叙、传记和心理传记，可望能源源不断地出版流行，而不管社会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们对此如何轻蔑。”^⑦

⑦ [美]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第209页，陈海宏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为现代社会提供典范，敲响警钟”“衰亡之主题”“大国兴衰”“19世纪欧美诸国的革命或改革风潮及制度演变”“英国在英雄壮年之际的心理、性情和品行”，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越南战争”与“朝鲜战争”，等；“攻占巴士底狱或九月屠杀等事件”“独领一时风骚”的个体角色，手握大权的领导人物传记等，凸显了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要政治人物的无穷魅力，对读者与史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自然成为大众史书所侧重的内容。

第二，爱国主义

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使得“史学开始担负新的使命，即教导国民。史学强化并在许多情况下创造了国民身份认同”；今天，“史学将会继续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与身份认同政治，因为民族国家仍然框定着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①

① [美]林恩·亨特：《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第2、97页，赵辉兵译，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

爱国主义成为政治史的主题之一。强化大众忠诚和热爱祖国，向来具有紧迫性与使命感，在中国尤甚。梳理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及奋发自强的救国运动，鼓舞爱国热情；表彰古往今来保家卫国、勇于抗击外来侵略的忠臣义士；尊崇为建立新中国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烈士等，历来都是十分重要的写史内容。

“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20世纪初年的一些进步杂志也非常重视发表有关中外历史的作品和译文。这些作品和译文，乃是当时爱国主义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例如，《民报》的《世界第一爱国者法兰西共和国建造者甘必大传》《南洋华侨史略》等，《湖北学生界》的《黄梨洲》《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岳飞传》《菲律宾亡国惨状纪略》等；《浙江潮》的《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印度灭亡之原因》等，《江苏》的《郑成功传》《为民流血史可法传》《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台湾三百年史》等，云南的《缅甸史》《缅甸灭亡小史》等，《复报》的《中国灭亡小史》《明季气节列传》等，《新世界学报》的《宋爱国志士岳文二公传》《杜国大总统古鲁家列传》等，《觉民》的《为种流血文天祥传》《中国大侠张之房传》等，《竞业旬报》的《岳飞传》《贞德传》等，《政艺通报》的《黄梨洲先生传》《法兰西爱国女子若安(按即圣女贞德)传》等。这里只以10种杂志为例，其他杂志发表的宣传爱国的历史文字还很多，不胜枚举，正可说明爱国主义史学思潮之盛况。”^②

② 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第1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为中心，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人民历次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及奋发自强的救国运动，分析和总结了历次运动失败的原因及中国的出路、开放与自强等重大问题，清晰地辨明了许多近代史令人困惑的问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经典名著，累计发行三百多万册”^③。

③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封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针对一些人“难于阅读大型书籍，并且不易获得这类书籍。所以需要为他们编辑一批必要的通俗的小型读本，这样的读本又可作为下级干部的教科书”，延安史家还编写了不少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历史读物。如许立群的《中国史话》、尹启民的《中国历史讲座》、韩启农的《中国近代史讲话》、曹伯韩的《中国现代史常识》《中国近百年史十讲》、敬之的《中国历史》等。1943年，吕振宇还在《解放日报》开设“历史常识”专栏，先后发表了9个专题的历史常识的系列讲话。这些著述，在内容上大多围绕抗战需要，摘取抵御异族入侵的抗敌素材，在文字上尽可能适应文化较低人群的理解。^④

④ 杨东：《延安时期青年学生的史学教育与社会实践》，第87—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在现今的中国, 党史和民国史是普及性最广的两门学科。党史，更是如此，一般的老百姓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党史正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1950—60年代初，有两套大型革命回忆录影响巨大：《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那个年代的党史作品，很少谈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多讲艰苦、奋斗、团结和牺牲，自有其感人的力量。和它们的主题类似的还有陶承的《我的一家》和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1959年夏衍将《我的一家》改编为电影《革命家庭》，成为反映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经典作品。”^⑤

⑤ 高华：《每个人身在其中的历史》，见《南方周末》，2009-09-10。

爱国主义是政治史的重头戏，更是值得大众史家长期关注的主题之一。

二   社会史青睐平民生活内容

20世纪以来，历史研究领域逐渐扩大，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依次登场，拓展了历史研究内容，契合了大众的多元历史需求，政治史不再一家独大。“政治史，特别是对政府高层或政治精英的行为研究，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形形色色的、受过教育的公众之需求。社会史——对精英圈子之外群体的研究——崭露头角，因为它吸引了那些上大学的不同人群的兴趣。”^①“历史学家开始意识到，过去那些不显眼的、普通的和经常模糊不清的基本原理的重要性，开始关注一些家庭的、日常的和正常的事情，而不是像早期学者一样仅关注那些罕见的、壮观的和浪漫的历史。”^②

① [美]林恩·亨特：《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第4页。

② [美]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新史学》，第62页。

社会史包罗万象，侧重社会生活，诸如家庭、家族与宗族，乡土家园，出生死亡，婚丧嫁娶，社会交往，风土人情、宗教仪式，精神生活和文化习俗等内容。它们是大众生活的真实反映，极具写作与传播的价值，成为大众史书青睐的内容。例如，《菊花与刀》“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全貌，并推导出关于日本文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基本特征”。它被称为“现代日本学鼻祖”“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之经典性著作”以及日本研究“七种代表性观点”之一。本书用英文写成，1948年被译成日文；1951年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至1963年重印36次；1967年社会思想社出版袖珍本，至1999年2月底印刷110余次；各种版本迄今在日本销售超过200万册，又被翻译成法、中、西等30种文字，总发行量超过3 000万册。^③

③ [美]鲁斯·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封底”，黄学益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叫魂》为什么会受到两岸读者的广泛重视和欢迎呢？这恐怕同这本书的主题、内容以及孔飞力的写法有关……《叫魂》故事的可读和耐读之处，还在于其中所包涵的跨越历史时空的种种意蕴。比如，孔飞力在书中所描述的那种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在近现代中国还曾一再地重演，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任何一个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在读到孔飞力的这些描述时都会有某种似曾相似的感慨。更为重要的是，造成这种全社会歇斯底里的社会历史根源似乎仍旧深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因而，还会不断地重现——尤其是在表面光鲜的‘盛世’之时，更是如此……这也极容易引发人们关于历史和现实之间相似之处的联想。”^④

④ 陈兼、刘昶：《〈叫魂〉译后——翻译札记及若干随想》, 见[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345页，陈兼、刘昶译，三联书店2014年版。

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霍曼斯的《13世纪的英国村民》于1942年出版。“这部引人入胜的著作简直像是出自年鉴学派早期成员的手笔：一开始就用100多页的篇幅来论述中世纪的土地制度和农业耕作方法；紧接着又用较长的章节来论述家族结构、庄园的社会组织以及一年四季的劳作和宗教仪式的模式。”^⑤

⑤ [英]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第18页。

法国著名学者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⑥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蒙塔尤的生态，包括自然环境、社会制度、阶层、家庭、劳动等；第二部分是蒙塔尤的人文考古，包括举止、性行为、爱情、婚姻、姘居、妇女地位、儿童、死亡、书籍、文化网络、社会结构、群体、时间与空间观念、对自然和命运的认识、宗教实践、巫术、异端思想、犯罪、贫穷、民俗等内容。作者以现代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再现了六百多年前该村落居民的生活、思想、习俗的全貌和14世纪法国的特点。“一般的历史性学术著作不过刊行数千册，偶或再版两三次，然而《蒙塔尤》自1975年出版以来，在法国、美国、荷兰、英国、瑞典成为畅销书，也如作者希望的那样，在中国已发行至第二版。据统计，该书已经刊行了1 888 540册。面对不同著作间如此落差，历史学家是否应该进一步思考其中的奥妙？”^⑦

⑥ [法]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⑦ 李峻杰：《泥与泥制品：〈蒙塔尤〉及其背后》，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10年2月号。

美国韩丁(1926—2010)的《翻身》“记载了1948—1953年间山西省一个名叫张庄的小村庄在共产党领导以后发生的变化，以往的旧社会如何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农村的过程”。《翻身》的资料收集于20世纪50年代，但成书于1966年：“反映当时一个名叫张庄的小村的变化，是他在那里调查、考察和亲身经历的资料汇总，包括长篇访谈、个人回忆以及若干报告文件，长达600页。关于撰述方法，他自己说，‘兼用了小说家、新闻记者、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的笔法’，是书‘无论在风格上或内容上都很像一部记录影片’。他说自己试图‘通过张庄这个缩影，揭示中国革命伟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本质’。”^①“《翻身》在西方世界引起关注不是偶然的。据说在美国销量超过二十万册，国外三十万册。后来被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日文、中文、孟加拉文等十种语言。”史华慈认为，《翻身》的贡献“在于揭示了这个时期的历史，反映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他说：‘这是一个关于中国革命的很另类的书……它向我们提供了新的共产主义政权建立之初时期的活生生的、令人信服的关于农村生活的底层情况的解释，韩丁先生做了有价值的并且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唯一的贡献，使我们得以了解——共产主义接管政权前夕一个北方村庄的生活’”^②。

① 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以历史学为中心》，第437页，中西书局2014年版。

② 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以历史学为中心》，第439—440页，中西书局2014年版。

“在任何社会，变化或稳定都是亿万人的情感和行为的综合结果。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通过社会关系与更广泛的社会相连，为生存而工作，并受到规则的保护和制约。这类关系的总和决定着国家发展的方向。”^③而在传统史学中，“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家史，则少有记录甚至不被记录，因此无法进入‘历史’。”“新史学的视角，聚焦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大众，认为构成社会主体的平民的历史而不是精英的历史，才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正是这千百万普普通通的细胞，构成了社会。家庭历史是个人史与社会史的交汇，是家庭成员的个人史，又是成员之间的关系史，更是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史。透过家庭史，可以看到社会结构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社会变迁中哪些发生了变化，哪些仍固定不变。各种体制、机制如何互动，是互相补充还是互相斗争？如‘家族’在漫长的历史中为个人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为何在20世纪初年，对‘家族’对个人的束缚、压抑的激烈批判，获得了强烈的社会共鸣？‘大家族’为何不可避免地变为‘小家庭’？研究普通人的历史，研究社会的历史，不能不研究许许多多家庭史。”^④

③[美]阿尔伯特·克雷格：《哈佛极简中国史：从文明起源到20世纪》，“前言”第9页，李阳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④ 老鬼、马勇、萧功秦，等：《家族往事》，雷颐“序”。

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林耀华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以小说体裁撰写、以英文发表的《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成功地表现了20世纪初期中国南方汉族乡土宗族与家族生活的变化。“这部书中所叙述的故事及其人物，活动的年代是自辛亥革命到日本入侵中国之间的30年；活动的场景是中国南方闽江中游的农村，从村落到乡镇乃至都市；活动的舞台是从农业到商业，从经济、文化乃至地方政治。而这正是我青少年时期耳濡目染的一切，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本书所描绘的每个事件甚至细枝末节，从本质上讲都是真实的，每个人物都有所指。作为这个四世同堂的家族社会的成员之一，对其中多年沿袭的风俗习惯、文化特质，我无不谙悉。”^⑤《金翼》“至始至终贯穿的那种细致描写，涉及中国南方传统农业、商业、地方政治、民间盟会乃至土匪面目；刻画了看风水、供灶神、祭祖先、婚葬仪式、节日娱乐的栩栩如生的画面；从微观上不带偏见地推出了各辈亲属及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数十个人物形象，并刻意记述了中国宗族乡村与四世同堂大家族的亲属关系、礼节与纷争。这无疑弥补了有关中国宗族与家族制度研究的论文难以有大量细节描述的缺失”^⑥。

⑤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第2，240—241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⑥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第2，240—241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家族往事》一书源于网上发起的网友写家族史的活动，现将发表的17篇家史结集出版，为家族史研究的大厦增添了厚厚一砖。”“20世纪的中国是大动荡年代。在这巨变不止的年代，政治对家庭的影响、冲击格外强烈。这17个家庭，‘家庭出身’非常不一样，有的是‘老革命’，有的是‘国军’，有的是‘劳模’，有的是‘右派’，有的是个人，有的是农民。在中国的‘大时代’背景下，都无法逃避‘政治’。这些家庭的背景非常不同，恰恰构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的缩影……这17个家庭的历史，幸与不幸都不相似，将其放置在历史脉络中阅读、考查，呈现出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①

① 老鬼、马勇、萧功秦，等：《家族往事》，雷颐“序”。

薛炎文、王同立主编的《票证旧事》(1999)收录了社会学家、新老艺术家、著名作家、学者、著名播音员、计划经济时期的新老干部、商业干部和普通老百姓的30余篇回忆性文章。不少作者撰写的亲历之“票证旧事”，讲述了一个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真实故事。可以说，此书图文并茂地重构了老百姓当年的日常生活。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票证”正在退出我们的生活而成为历史文物，成为“十年浩劫使我国经济达到崩溃边缘”的最好注脚，成为计划经济失败的有力物证。“《票证旧事》提醒我们，历史，不能遗忘！”^②

② 雷颐：《平民的历史——读〈票证旧事〉》，见《南方周末》，1999-04-02。

“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全貌”“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13世纪的英国村民”“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等个案研究，再现乡村中人的真实生存状态；“记载1948—1953年间山西省一个名叫张庄的小村庄在共产党领导以后发生的变化”“成功地表现20世纪初期中国南方汉族乡土宗族与家族生活的变化”，17个家庭的“幸与不幸”，曾经的“票证”等，“将历史从高高的宝座上移向底层的大众和他们的日常生活，让历史朝着大众的普通体验走近一步”^③。走进大众的社会史，成为大众史家所青睐的又一内容。

③ 索飒：《庄稼叙说的历史》，见《南方周末》，2007-06-21。

三   个人史专注人生经历与经验

个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与生活的直接体验者，有着传奇与平淡、成功与失败、幸福与悲苦等不同的或相似的人生经历与感悟，引人深思、反省和慨叹。个人史，即将个人所见所闻所思所行加以整理而成的史书。通过个人史，得以展示鲜活的、有温度的、有名有姓的个人记忆，最终汇聚为集体记忆，收到以小见大的积极社会效果。因此，个人史始终是大众与大众史家共同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

富兰克林晚年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富兰克林自传》。“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以拉家常的方式，把自己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娓娓道来，在通俗易懂的叙述中不仅有睿智和哲理的火花，且全书文字朴素幽默，使人备感亲切。它包含了人生奋斗与成功的真知灼见以及诸种善与美的道德真谛，被公认为是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美国精神读本。《富兰克林自传》历经两百余年畅销不衰，影响了几代美国人，是世界出版史上的优秀畅销书。世界各国青年深受其影响，许多人因为这本书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上了成功的道路。”^④

④ [美]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自传》，“封二”，亦言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年版。

内文斯，1959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和著名历史通俗杂志《美国遗产》创始人之一。其作品以美国内战史、经济史与美国政治和商业人物传记著称，其中两本传记《克利夫兰传》(1932)和《菲什传》(1936)都获得“普利策”奖。^⑤

⑤ 杨祥银：《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第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何家栋“执笔整理了以《把一切献给党》(1954)、《赵一曼》《我的一家》(1957)、《方志敏战斗的一生》(1958)《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为代表的一批革命传记文学作品，有的发行达几百万册，成为当时最畅销的文艺书。其中，《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两书现在被列入‘爱国主义教育读物’一百种”^⑥。

⑥ 夏榆、刘小磊：《何家栋先生逝世》，见《南方周末》，2006-10-19。

1950年代，革命回忆录和“史传”性散文受到特别提倡，主要是歌颂革命斗争中的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当时较有影响的作品有《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高玉宝》(高玉宝)、《不死的王孝和》(柯蓝)、《革命母亲夏娘娘》(黄钢)等。不久，回忆录和史传文学，便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写作活动。重要的有：《志愿军英雄传》(共三集，出版于1956年)的编写；1956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的征文写作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清晰完整’地反映解放军的‘出生、战斗、成长和发展’的历史；后来则是影响更大的大型丛刊《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的写作。”“除了丛刊收入的作品之外，这个时期的‘革命回忆录’还有很大数量的出版。流传较广的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萧三)、《跟随毛主席长征》(陈昌奉)、《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缪敏)、《我的一家》(陶承，后来改编为电影《革命家庭》)、《王若飞在狱中》(杨植霖)、《艰难的岁月》(杨尚奎)、《在大革命洪流中》(朱道南)、《在烈火中永生》(罗广斌，后与杨益言合作，改写为长篇小说《红岩》)、《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傅连璋)、《转战南北》(李立)、《气壮山河》(李天焕)、《挺进豫西》(陈庚)、《伟大的转折》(阎长林)等。”^①

①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59—16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指示，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发展为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大运动。到1978年底的十年间，全国下乡与支边的知青总人数已高达2 000万人，实际尚在农村或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1 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时间之长、社会牵涉面之广、效果之不如人意，有目共睹。“这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对中国的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知青返城以后，实现了社会角色的转换，融入社会的各阶层，但同时还保留着许多有形无形的联系。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大批知青内退、下岗而成为新时期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知青问题重新凸显出来，知青意识也有抬头和蔓延的趋势。《中国知青口述史》以“精益求精”、典型中的“最典型”为标准选出采访对象：“第一类为当年的知青典型，上海的张韧，北京的曲折，内蒙古的柴春泽、安海燕，辽宁的刘继业、吴献忠，他们都是不同时期媒体宣传过的知青样板。尽管他们在起点上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但后来的经历、目前的处境却大相径庭……如今，典型的光环早已离他们而去，我之所以仍把他们作为采访对象，是因为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象征，他们的命运浮沉以及近二十年来的奋斗历程，在一代人中依旧令人关注。第二类采访对象，知青中的民间领袖，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风起云涌的返城风中脱颖而出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有云南农场知青丁惠民、新疆农场知青欧阳琏。欧阳琏，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当他穿着那身褪色的劳动布工装、踽踽独行在繁华的南京路上时，你绝不会想到，当年，为了新疆兵团几万上海知青的命运，他曾抱定必死的决心。‘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为了这，他吃尽了苦头；为了这，他也博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敬重。我还采访了王良德——1979年春新疆上海知青北京上访团的负责人，他的回忆，为还原那段历史补充了宝贵的资料。另外，我把20世纪80年代中叶在北京等地进行请愿上访的核心人物之一庄伟亮也列为采访对象，他不是那种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而是特殊时期一个知青群体的优秀代表。这些来自民间的知青，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焕发过夺目的光彩，一旦大潮退去，他们又回落民间，归于平凡。但不管怎么说，在中国知青史上，永远有他们不可磨灭的篇章。第三类采访对象，是一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知青。说他们普通，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与大多数知青如出一辙，下乡、返城、下岗(或退休)，演绎了同样的人生三部曲。但他们的经历又是典型的，在他们的种种坎坷、苦难、磨砺中，浓缩着不止一代人的生命体验。张玲，一位普普通通的女人，用她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话语，讲述了一段足以打动心弦的故事：两次结婚，第一次嫁给一个农民；回到北京后，‘偌大的北京城，竟没有她放一张床的地方……’第二次结婚，知青们为她举办了一个足够风光的婚礼。在《婚礼进行曲》的伴奏下，年过半百的她第一次披上婚纱。对过去的经历，她从不怨天尤人，思维是内省式的，‘不管多么困难，也要履行好做妻子、做母亲的责任’。还有小月，一位在东北兵团为扑灭山火而被毁容的女人。她在花季的年岁，突遭狂风骤雨的摧残。从此与‘幸福’二字绝缘。她叙说了毁容后的痛苦，也叙说了冷漠和歧视带来的伤害。我所采访的以上几类知青，家庭出身、文化背景、人生遭际、政治观念各不相同，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和感受都带有极鲜明的个人色彩，因此，他们的表述都极具个性……本书希望紧紧围绕这些典型人物的回忆，对那场运动和掩身其后的社会大背景，加以多角度的深度再现。”^②

② 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序言”第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获得“普利策奖”的个人传记，“革命传记文学作品”，革命回忆录和“史传”性散文，“知青典型”“民间领袖”和“默默无闻的普通知青”等，以人生经历与经验为中心，熟悉的生活、鲜明的个性、有味的细节等，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引来读者一时或长期围观。古今中外，个人史都是令大众与史家着迷的共同主题之一。

三.   大众史书内容侧重的史学意义

史学的发展，总是与史学理论的突破、观念的革新、多元的历史内容、多样的写史形式密切相关。大众史书的内容侧重契合了大众需求，显示出如下积极史学意义。

一   内容侧重丰富了写史内容，有助于增强大众史书的社会吸引力

在很长时间里，史书主要记载政治、军事、外交以及社会上层人物的活动，人类的其他活动则语焉不详，普通人的活动更难见踪影。大众史书侧重社会史与普通人的个人史，有效地改变着这种失衡，丰富了历史内容。

“现代化进程最有意义的一个方面，就是它会真正成为所有的人共同的事业，它的成果将可能为所有的人共同分享，它可以使每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得到实现。一般民众终于在历史学中被发现、被确认、被理解。领袖人物、社会精英在历史学中也开始从天上、从神坛上走下来，回到大地，回到人间，回到民众之中，在这里确定他们真实的地位，历史学也由此从国家行为发展为人们认识自己、实现自己的普通人的行为。”^①

① 姜义华等：《历史变迁与历史学》，第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人类不仅仅是一个战士，一个国民，或者一个高贵的统治者；国家绝不只是人类的唯一的兴趣。在中世纪，人类组织了教会，据说比任何曾经出现的公民政府甚至罗马帝国都更加稳固永久，更加实力强大。经过漫长岁月，人类漂洋过海，延伸贸易，创建城市，建立大学，撰写著作，建造辉煌的教堂，绘制精美的图画以及进行了无数的发明创造。在我们的历史手册中理应包括这些人的兴趣活动，他们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②

② [美]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新史学》，第9—10页。

个人寻根意识、就当前文化认同达成共识的需要、更好地把握社会问题——所有这些都塑造了公众对历史的偏爱。对历史的偏爱不仅通过在公共领域中运用历史素材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在创造性的个人诉求上，诸如研究家庭史和收集特定类型或场合的老照片。^③

③ [英]G. R.埃尔顿：《历史学的实践》，第89页。

保罗·汤普森指出：“口述历史是一种围绕人民所建构的历史。它为历史本身注入了活力，并拓宽了其视野。它不仅允许英雄来自领袖，而且还包括不被人知晓的大多数人。它鼓励教师与学生成为工作伙伴。它将历史带入社群，又从中引出历史。它帮助较少有特权者(尤其是老人)获得尊严与自信。它有助于社会阶级、代际的接触以及由此而来的理解。”^④

④ 杨祥银：《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第19—20页。

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家庭史等都是容易将读者带进历史场景的主题，起到了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的作用。随着筛选历史事件的眼光延伸，还会有更多的内容进入大众史家的视野。“要回应时代的挑战，治史者理应大胆地书写和传播通俗易懂的历史叙事，把最新的有关政治史、经济史和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凝练成广大读者能够接受的文字。”^⑤

⑤ [美]乔·古尔迪、[英]大卫·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第149页。

多元历史内容，增强了史书尤其是大众史书的社会吸引力，拓宽并延长着大众史学之路。

二   内容侧重有利于史学回归大众，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史学社会价值

大众史书内容的侧重有利于史学回归大众，强化以服从与服务于大众的写史宗旨，用大众史书构筑起连接历史与大众的桥梁。回归大众，强化历史与大众的联系，有助于史学摆脱孤芳自赏的尴尬，纠正重专业史学、轻大众史学的偏差。

20世纪80年代，大西洋两岸的史学家都开始抱怨过度的专业化造成了史学研究碎片化。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伯纳德·贝林极力主张“为广泛的历史研究赋予秩序，通过综合性的著述、有结构的叙事、围绕重大主题重新……让历史回归大众读者”。1985年，又一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R.R.帕尔默——本身是研究民主革命的长时段史学家——对法国革命史的研究发出抱怨：“专业化已经发展到极致的程度……这种专业化的处理究竟为年轻人的教育带来什么，又对大众的启蒙有何帮助，我们不得而知。”1987年，年轻的英国史学家大卫·坎纳丁也同样谴责了史学中的“专业崇拜”现象，并指出，实际的情况是“学院史学家写出的专著越来越多，而读这些专著的人却越来越少”。坎纳丁警告说，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历史学家作为公众导师的角色被彻底毁掉”。专业化导致了边缘化，因为历史学家很快便与非专业的读者失去了联系，前者只顾彼此交谈，话题越来越窄，时段越来越小。^①史学失去与普通读者的联系，社会功能成为一纸空文。只有回归大众才能更好地实现史学社会功能，推动社会进步。尼古拉斯·菲利普森总结休谟的《英国史》说：“……是写给那些想了解过去，想反思那些听来的有关失落世界故事的人们。他为那些想严肃讨论过去的人提供了议题；他提供资料，并且说明了重大事件的背景和联系；他提供了值得有才智的人使用的知识工具；而且让读者在他们自己的时代，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对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做出自己的判断。”^②

①[美]乔·古尔迪、[英]大卫·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第59—60页。

②[英]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第238页。

1874年，英国史学家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出版发行。“由于新颖的选题、丰富的内容和强烈的自由思想，再配以优美入胜的文字，格林的书在图书市场上获得极大的成功，一版再版，改变了社会对英国历史的认识。许多学校把它当作教科书，引起了人们对本民族历史的广泛兴趣和热爱。”^③

③ 郭小凌编：《西方史学史》，第34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作新社编译的《万国历史》教科书，从1902年7月到1903年8月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出了六版之多，这在当时同类世界历史教科书中是少见的，说明它适应社会需要，有广泛影响。该书第5章《亚美利加之独立》中写道：“合众国之独立，实由于公民之爱权力，爱自由，不稍受暴政之压制，奋力以获胜利。其事业光昌，赫耀伟大，国民之举动也。”这样富有民主色彩的论述，在广大的读者中无疑会发生一定影响，起到争取民族自由、独立思想的熏陶作用。^④

④ 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第215页。

历史社会学家西蒙·沙马和保罗·肯尼迪“已拥有了大量的读者。这种学术活力与公众的关注结合给了历史社会学一个大机遇，使它能够给公民文化打上自己的印记。历史社会学家们通过自己的工作有可能给他们的公民同胞以知识和技能，从而或许有助于后者去评价各种关于什么是‘可能的’或‘不可能的’不同见解。简而言之，历史社会学能够促进民主的公民权的积极推进力量”^⑤。

⑤[英]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第1页。

史学回归大众有助于“读者在他们自己的时代，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对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做出自己的判断”“引起了人们对本民族历史的广泛兴趣和热爱”“起到争取民族自由、独立思想的熏陶作用”“能够促进民主的公民权”等。

综上所述，大众史家的现实关切就是将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主动介入社会，以大众史书服务现实的一种自觉意识。它是生发出大众史家确立“为大众写史”宗旨的先决条件；“为大众写史”承现实关切于前，启内容侧重于后，指引大众史家从海量的历史内容中筛选出大众喜闻乐见的写作内容：政治史聚焦重大历史事件与爱国主义，社会史青睐大众生活内容，个人史关注人生经历与经验。大众史书内容的侧重丰富了写史内容，有助于增强其社会吸引力；同时，产生了历史回归大众的积极效果，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史学社会功能。

全民历史教育任重道远。总结过去的大众史学写作的成功经验，有助于大众史家写出更多契合大众需求、发挥社会影响的史书。由此，史学的天空将更加绚丽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