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经过第一代、第二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发展，在苏联教科书模式下，逐渐变成僵化、教条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般理论，在各国的社会运动实践中面临教条化、观念论化的挑战。鉴于苏联教科书模式对马克思主义的束缚和限制，特别是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忽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启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立探索，掀起了通过“实践”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潮。但是，对马克思实践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阐释，又容易产生另一个问题，即在丰富的、充满能动性的特殊实践之上，何以可能产生某种普遍的一般历史理论？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的基础上，何以可能具有与先验实践论不一样的历史理性(这里的“历史理性”，是对围绕着某种普遍理性而展开的、具有“一般理论”特征的历史观的概括)？在总结已有重构模式的基础上，莱尔因提出了自己的重构观念，展开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索。

一.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误解

莱尔因重释马克思实践理论的问题背景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一是教条化、观念论化的庸俗经济决定论，二是偏重实践但缺乏历史理性的理论。

第二国际时期流行的庸俗经济决定论，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因素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只要依照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就能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经济决定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片面化、绝对化、抽象化、机械化和实证化理解，使历史唯物主义被教条化地解读，这严重损伤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和革命精神。这种被教条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历史理性，事实上被等同于某种先验的、纯粹意识占主导的观念论的历史理性。历史进程的演绎在观念中已被决定，并且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不是奠基于实践之上；各国历史发展仿佛宿命论般被决定，而不是按照各国具体实践规律发展。

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对庸俗经济决定论展开了激烈的批判，把重新探讨“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实践上宣告了第二国际庸俗经济决定论的破产。卢卡奇猛烈批判广为流行的庸俗经济决定论和资产阶级实证化倾向，他认为：“这种观点明显地导向历史宿命论，导向对人和社会活动的取消。”^①

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向。如历史主义文化哲学、西方人道主义哲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实证主义哲学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构成了解释和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基，形成了不同的理论特色和哲学特征。如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都遵循人本主义观点，强调从主体论的向度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追求普遍规律和绝对价值的知识论体系，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化倾向，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价值维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以人的生存发展和自由解放为主的实践论哲学。

但是，用实践论取代直线论，又会使人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即是否“会把历史过程变成一个没有清晰的理性说明的完全不确定的、混沌的事物，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变成空洞的理论”^②。换言之，从实践的特殊性中形成的某种历史理性，是否可能是一种无普遍理性的、混沌的、空洞的理论？或者说，这种历史理性，压根不存在？例如，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象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且马克思本人对于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制度确实没有详尽具体的描述，更多是用比对的方法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涉猎研究。针对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莱尔因坚决否认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一种空洞抽象的理论，并提出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历史的理性意味着什么。莱尔因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和分析，并不说明他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是他对其他生产方式研究的放弃；相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不仅能使我们正确地理解现存的社会，也能为理解过去的社会提供一把钥匙。

也就是说，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在苏联教科书模式下，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纯粹抽象的“一般理论”，难以分析和指导具体历史实践状况，即一般理论、历史理性的可靠性问题；另一方面，用实践来批判苏联教科书体系，又会因缺乏“清晰的理性”而容易产生只适合特殊实践状况的“空洞理论”，即一般理论、历史理性何以生成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核心在于，特殊实践能否产生普遍的历史理性？或者说，实践基础上的历史理性，何以可能？

二.   实践基础上的历史理性何以可能

一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的明晰

探究实践基础上的历史理性的可能性问题，首先要对实践概念进行厘清。莱尔因提出用实践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范畴，“它构成了人类和自然、社会和物质、主体和结构、意识和现实的融汇与统一”^③。实践体现了人和环境之间、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是人的改变和环境的改变的统一，构成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改造。

在莱尔因看来，马克思的理论试图避免对实践的两种理解：一种把实践当作不受制约的完全个人的自由行动，另一种则把实践仅仅看成完全被预先决定的代理人的行动。以上两种理解都把实践的主体与客体分开而论，并只强调其中一方的重要性，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观点。结构主义者认为结构是基本的，主体是建构起来的，人类不能成为历史活动的真正扮演者，只是不受自己控制的力量和关系的被动承担者。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把实践看作由一整套模型共同构筑的活动，人在整个实践活动中只是代理人或载体的角色。与此不同的是，一些极端的行为主义者强调主体的绝对自由，认为结构是建构起来的，低估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而只把个体看作历史的自由扮演者。萨特的存在主义就是把实践的理论建立在个人普遍性的基础之上。结构主义者和行为主义者在论述人类实践时都把主体与客体分离，莱尔因试图重新回到马克思，肯定马克思正是以实践概念为中介维护主体与客体的完整和统一。他批评结构主义者和行为主义者把实践理解为忽视主体的结构决定因素或者脱离外部客观条件的单纯的主体活动，认为这是与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截然相反的。

莱尔因尝试澄清造成实践概念模糊性的真实原因，他认为应该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把人类活动区分为两种，即Praxis(实践)与Poiesis(制作)。在古希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前者指与政治或艺术相关的活动；后者主要指与生产或制造某种东西相关的活动。古希腊对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区分标准不是依照主体与客体的不同，而只是描述为两种生活方式，即“沉思冥想的生活和政治上的生活”^④。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实践生活就是城邦里积极的公民生活，包括公民对城邦各方面生活的主动参与；而理论生活主要指从政治参与中分离出来的其他的实践生活。基于此分析，莱尔因认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没有作Praxis和Poiesis的区分，而是把它们统称为实践。莱尔因此处的分析意在表明，马克思没有把实践概念简单化为主客对立的工具行为，而是“把劳动看成人类社会一切方面的基础”，在实践领域发现劳动乃是“人类借以创造他们的物质生活的过程”。^⑤因此，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涵盖了一般社会历史活动总体，社会生活情景的特殊性是实践概念在现实中的具体化表现，对实践的理解应该放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

二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般理论”的可靠性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莱尔因认为理解历史就必须通过抽象，在构成必要概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抽象概念具有重要作用。哲学的抽象是最高的抽象，力求在最大限度上抓住事物最根本的理性特征，进而站在最具普遍意义的层次上从总体上认知世界。“解释可观察的历史现象，就必需有抽象的概念。”^⑥

然而，当我们用抽象的概念理解历史过程时，很多人都会怀疑其作为“一般理论”的可靠性。马克思本人总是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待问题，对于一般范畴的研究更是持拒绝的态度。比如在谈论生产时指出，“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⑦；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连续用了八个“一定”作为描述对象的限定语，强调“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⑧。那么，是否根据这些就能否定关于政治、经济、国家等的一般理论？

莱尔因认为，人们对一般理论的质疑是因为对以下两种概念的混淆——“一般理论”和“作为一般对象的理论”。相对于我们比较熟悉的前者，后者侧重强调“对象是从特定的历史范围中抽象出来的”^⑨。要严格区分“一般的历史理论”和“历史的一般理论”。马克思不会排斥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特征，但他否认一般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莱尔因强调，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才不涉及特定历史范围的生产、劳动等思想的研究。而要想理解人类历史的每个发展阶段，必须要有科学的抽象概念作为支撑，才能构建科学合理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一般抽象中获得个别具体的错误，是一种用超历史的逻辑根据代替历史分析的错误。”^⑩莱尔因认为，马克思对“合理的抽象”范畴还是持肯定的态度，历史上的一切社会生产与物质劳动总会有某些共同的要素，只要能够把这些共同的特征确定下来，它们就可以为我们做研究提供帮助。当然，那些非共同要素同样占据重要地位，甚至对于具体分析研究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都能发挥重要作用。马克思强调：“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⑪一般概念涵盖了一切共同的要素，但仅做一般概念上的思维演绎无法理解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征，对人类历史的全方位把握还需要包含非共同要素的、非一般性的抽象概念。

此外，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般理论的可靠性，也表现为作为一种实践基础上的思维方式的可靠性。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各国政治经济状况时，便用到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社会实践状况的诸要素被抽象为具体的总体，也即社会实践要素的各种抽象的规定上升为具体的总体，实现具体的再现，从而实现用思维着的整体来把握各种具体状况的历史发展。这个过程当然也是在思维中形成的，但是这种思维过程不是黑格尔式的某种精神实在凌驾于具体的直观和表象之上、思维自我异化、范畴自我运动产生具体总体的过程，而是实在主体仍然在头脑思维之外保持其独立性、思维着的头脑对直观和表象进行加工从而产生具体总体的过程。“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⑫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上来说，这种实践基础上的一般理论下的普遍的理性，是具有可靠性的。

虽然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才得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但是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局限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特征，首先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研究分析之上。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那些本质范畴已经发展到能够理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地步，从而有利于全方位、深层次地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脉络。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⑬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才与政治、宗教、风俗传统区别开来，成为一种独立的领域。据此，莱尔因提出：“当经济还未达到封建社会那种独立于宗教、政治设施的自治程度时，任何剩余劳动的概念都不可能赋有独立的经济概念的含义。”^⑭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自然关系、人的依赖关系占据社会发展的主要地位；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人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大大发展，实践创造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这恰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特征。范畴和概念具有的历史性特征完全可以用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历史，也能反映以往时代与现在的内在差别，而这同样也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由此，莱尔因断定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特征与其对象的历史性特征是不矛盾的。

三   历史理性在实践中生成

马克思不是在抽象的层面上谈论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现实的社会存在本质上就是实践的，实践在历史理性的构成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⑮人类历史的生成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生成过程，只有通过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才能完成这一进程。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有很大的连续性，每一代人获得的生产力都建立在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水平上，并把它们重新当作原料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在这种历史联系中生产力及生产关系愈来愈促使人类历史的形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实践的对象化过程，对于理解历史的连贯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只有在人类实践的范围内才能产生。现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着人类实践，但又不断地被实践改造。只有人类实践才赋予环境以意义，历史的观念在人类实践基础上的物质环境中得到构建。

莱尔因强调历史理性伴随着人类历史的生成而不断生成，它不是人类实践结果的预选设定，也不像黑格尔所描述的那样是绝对理性的现实展开。历史理性来源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是对人的理性的彰显，也是人类自身生命意义的确证。历史理性的生成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建立在特定时代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依据特定的社会生活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因此，历史理性既不能被预先规定，也不可能具有无限的张力和潜力。

实践活动的展开和结果就是人的本质的直接显现。莱尔因指出：“历史观念是建构起来的，是由人的本质在实践中有条件地展开所产生的。”^⑯历史理性来源于人的理性在历史过程中的确立，人的理性通过改造外部世界的现实活动生成。然而，人类并不是天然的理性存在者，现实的人首先要满足基本的生存生活需要。在改造外在自然界的过程中生成的人的理性，必然包含着人的感性因素和理性因素，正是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才推动了历史理性的不断生成。历史理性是对人的本质的彰显，这里所说的人并不是独立的个体，历史理性的生成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不会因为某些时段或某个主体的存在而发生改变。历史理性是人类共同活动的结果，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每个人都受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制约。因此，历史理性具有相对于个人的独立性和不受具体条件制约的强制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对历史理性的追问，就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以人的生存本性为依托的思想取向。实践的对象化存在由于人类主体的建构而不断生成，这种非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必将终结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形态，使辩证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历史辩证法。正是由于割裂了实践和社会现实发展的联系，萨特才丧失了其实践观的革命性意义。

历史理性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所以历史理性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是一种未完成的生成过程。同时，每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也被已形成的历史理性所制约和规范。实践总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人的活动，而一定条件下的人的认知水平和实践水平总是有限的，历史的发展没有必然的规律，在人类控制之外总会出现一些偶然的因素。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能熟视无睹，综观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因素被不断纳入理性预测和监控的范围，历史的效果才逐渐趋于合乎理性和人的目的。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表明人就可以自由支配和完全掌控历史。莱尔因批判历史目的论，指出历史的目的无法事先做出保证。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把自由定义为人类获得正确的发展机会，认为“正确发展就是朝符合我们理性的理想生活发展”^⑰。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历史理性的生成过程就是人类获得越来越多自由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人类社会逐渐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过程。

四   历史理性的两种实践形式：从“异化实践”到“解放实践”

马克思指出，劳动构成人类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在人类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早期曾高度认可黑格尔关于劳动的理解抓住了其本质，对象化的人类自身其实就是自己劳动的结果。在进一步深入分析中，马克思敏锐地洞察到劳动本身的二重性，不仅有积极的劳动，还有消极的劳动。劳动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会根据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发生变质。劳动在满足人类自身生活发展需要的同时，也有可能使劳动的主客体都发生异化。莱尔因根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劳动异化的阐释，明确指出人类劳动不一定会带来自身的解放。劳动在私有制社会不断生产出使自身不断异化的社会结构，所以劳动在人类不能控制和选择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会发生异化和堕落。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⑱。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劳动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结构的发展，人类所有的实践活动都必须回到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之中。莱尔因强调要用历史的视角和辩证的眼光看待实践，随着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人类实践活动也在以具体的形式不断展开。虽然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中，实践活动会产生不同的形式和意义，但其最终目的都是寻求人类的彻底解放。

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总是在不断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实践形式。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只是表现出群居性的动物本能，几乎不存在任何政治意义上的个体存在。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劳动与剥削、政治与宗教还没有分离，奴隶和农民的暴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大动荡，但并未改变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和财产分配，社会矛盾也未得到解决。资本主义出现以后，个人在依赖客体的基础上获得了相对独立，劳动与政治实践区分开来。资本主义矛盾的加深使生产关系的地位突显，生产制度的重要性在理论上得到正确定位。马克思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类解放的革命实践的前提条件，提出必须变革经济的政治上的革命。

莱尔因基于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分析，把实践分为“异化实践”和“解放实践”。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人们就无法形成共同控制社会关系的局面，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的实践就是一种不能带来解放的“异化实践”。当人们通过彻底的革命改变现有的社会关系，建立服从个人共同控制的新的社会关系，个人的发展成为一切人发展的基础，实践才真正成为属人的“解放实践”。^⑲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成为奴役一切的主宰，资本家因占有大量生产资料而迫使一无所有的工人出卖劳动力，异化的实践造成社会和人的全面异化。所以，必须再次通过革命的实践变革社会生产关系，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和控制，使人达到全面自由的发展状态。

不过在笔者看来，莱尔因只是区分了“异化实践”和“解放实践”的内容，并没有辨析两者在马克思前后期对历史理性的意义的不同。这两种特殊的实践形式，特别是“异化实践”理念，是在马克思还处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下时产生的。彼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尚未完全形成；或者说，彼时“异化实践”背后的历史理性基础是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还令人存疑。

三.   莱尔因对马克思实践逻辑的传承发展

莱尔因坚持以实践的观点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地位的同时，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作为重要的思想根基，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体现了对马克思实践观的赓续和创新。

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任何实践形态都是暂时的、非历史性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⑳是对显性的合理实践的肯定，而“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㉑则把矛头指向隐性的不合理实践。马克思实践观的深层含义即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实践合理和不合理的区分，社会历史的发展必定是以合理的实践逐渐代替不合理的实践。莱尔因也认为人类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并把实践分为“异化实践”和“解放实践”，批判处于异化状态的社会活动实践，指出只有当全部社会关系都处于个人共同控制的范围内，这样的实践才是人类应当追求的“解放实践”。莱尔因的这种建构把辩证法和实践观有效结合起来，体现了实践的革命性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灵魂的较好应用和贯彻。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对于“个人”的理解只能放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要想达到对社会存在和人的生命意义的融通，实践是最好的桥梁。实践唯物主义与人的本质密切相关，实践打破了人的本质的抽象性和神秘性，人的本质通过实践展开；实践丰富了人的本质内涵，并赋予其历史生成性。人的类本质是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而人的现实本质则需要深入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共同的、相互联系的社会关系呈现。这种实践观的思维方式是对解释世界的实体化思维方式的超越和变革。莱尔因把实践看作人的本质的展开，认为人具有改变世界的实践本质，人的本质需要就是创造活动的追求自我解放和发展的需要。

尽管实践是最基本的社会现实，但它不是绝对自由的、无条件的，人类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㉒

。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身构成一种外在的客观力量，在历史的积淀过程中，实践活动一方面对象化为已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又为人类本身的实践活动规定界限。在资本主义社会，实践活动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产生了超越于人之上的、不能控制的社会关系，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全面异化。莱尔因强调实践总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的活动，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现实，实践本身的历史性是其能够成为理解历史活动的灵魂。实践的发展就是不断协调人的对象性和自由性之间的矛盾，使人达到对象性中的自觉状态，进而把握必然中的自由。

历史唯物主义对现存世界的理解贯穿着人类的认知活动，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内在论是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破除。这种观点与哈贝马斯所认为的“镶嵌在社会实践中的理性”不谋而合。传统的理性主义没有主体的在场，而相对主义对现实的回归又以放弃一般理论为代价，把握传统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张力似乎成了哲学认知活动必然面对的议题。认识活动一定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情景中完成的，主体的具体性和现实性并不意味着主体无法把握超越现存条件的抽象理性。理性是由个体建构起来的，对象世界的普遍本质和一般架构能够通过主体的非中心化解释活动得到建立。

总之，马克思和莱尔因所要表明的实践逻辑是一种生成的逻辑，它从根本上扭转了普遍化、永恒化的先验逻辑，任何终极的、永恒的、至上的形而上学“怪胎”都必定失去存在的意义。依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实践总是一定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下的人们的现实活动，“它是在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中展开自己的丰富性、确定自己的现实性和表达自己的能动性”^㉓。历史的发展只能逐渐趋向合乎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理性，并不存在任何绝对化的神圣观念和自由的发展目的。传统的形而上学理论站在抽象的角度看问题，撇开人类实践的中介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把研究的对象看作脱离现实、脱离历史的绝对存在，得到的结果必然是一般的、普遍的观念，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一般理论”。这种抽象的规定，并不会使我们真正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及相互联系，对人类实践的忽略，或者说把观念、理念作为主体而不是把人的实践本身作为历史的主体，必然导致以承认自在的必然性为基础理解事物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的研究对象必然是从具体的历史范围中抽象出来的，在相互生成和相互制约的基础上，对象性的规定形成辩证的发展空间。历史唯物主义对来自现实的事物超越现实的把握本质上就是实践的，又是实践的自我展开和生成过程，体现了唯物的、辩证的发展特性。历史的理性只能是历史过程中的理性，它不能先于时间和实践存在，只能在历史的进程中理性地形成自身。因此，莱尔因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不是被预先规定而只是在实践中逐渐嬗变成合理性。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百年历史中，莱尔因面对形形色色的理论“创新”，依然能够坚持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以实践概念为起点，建构起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他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深入阐发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地位的坚决维护，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素养。莱尔因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我们深入阐释和创新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①  杜章智编《卢卡奇自传》，李渚青、莫立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第265页。

②  乔治·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姜兴宏、刘明如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140页。

③  乔治·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第111页。

④  乔治·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第112页。

⑤  乔治·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第112页。

⑥  乔治·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第11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685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78-479页。

⑨  乔治·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第117页。

⑩  乔治·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第118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688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5页。

⑬  乔治·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第123页。

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3页。

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118-119页。

⑯  乔治·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第142页。

⑰  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王湲译，华夏出版社，2020，第304页。

⑱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666-667页。

⑲  乔治·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第114页。

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55页。

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55页。

㉒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669页。

㉓  旷三平：《“本体”的呼唤与澄明》，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