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一生致力学术而不遑他顾，故在建立其丰厚学术遗产的同时，似终身未能解决财务自由问题。即其临终遗嘱，也对三子王贞明直言“无财产分文遗汝等”^①。只要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王国维就无意去创造更多的财富。对王国维来说，财富是用来生活的，而不是用来积聚，并以简单占有为目的的。但在经济观念上如此平实的王国维，却时常陷于财务危机之中。1916年初，王国维从京都回到上海，主事广仓学宭创办之《学术丛编》。但从一开始，双方合作便出现了诸多问题，有的关于学术，有的关于财务，有的关于人事。这令王国维对能否继续、是否有必要在哈同花园获得这份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产生了怀疑。事实上，王国维也不断萌生去意。王国维在去留之间纠葛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如果中断与哈同花园的合作，则未来全家的生计问题就要未雨绸缪了。

一.   商务股票盈利与王国维拟购书画之思

王国维难得持如此积极的生计预案，这根源于他股票投资的成功。

民国前后年间，股票在国内虽然难免起伏不定，但商务印书馆的股票似乎一路飘红。清末和民国士人以购买商务印书馆股票的方式盈利，也成为一种常态。罗振玉在辛亥前就曾自购并代范家购买，其中一次取利即280元。^②1917年，罗振玉又获商务股票分红利195元。^③这还只是少数有案可查的数据，罗振玉实际股票盈利当更为可观。王国维投资股票很可能是受罗振玉影响，其投资时间应稍晚于罗振玉；又因为经济实力远逊于罗振玉，故购买股票的只数和股数也应该不多。但即便这不大的投资带来的红利却依然颇为可观。据现今资料，王国维除了商务股票之外，并未提及其他股，仅购此一种股票也是极有可能的。1916年2月11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

商务股票尚可贴补，总可支持一年，此一年中再行设法。^④

王国维对商务股票的走势显然充满信心。股票虽非家庭经济之支柱，但作为“贴补”，作用还是明显的。到了当年8月，商务股票的持续走高，令王国维决定抓住时机悉数抛出。1916年8月10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

维之商务股单已售出，并今年利，约近成数。本拟暂存银行，而出入均须改算银数，吃亏殊甚，因思购书画数件，以作将来豫备，而苦于眼力未敢放手。^⑤

看来，王国维对其拥有的商务股票执行的是清仓，而非减仓。是否当时商务股票连日接近“涨停”，促使王国维毅然售出股单？此问题一时尚难以勘察清楚。但结果是在股金基础上，加上当年所获利，总体收益几乎翻了一倍。能把握时机，果断清仓，王国维炒股水平堪称上佳，兼之此前股息一分五厘，^⑥这一进一出，令王国维的经济状况暂时有了明显改观。多年的经济困窘，使王国维意识到家庭生计确实需要从长计议；否则，一年一年按年度解决，恐怕难免有前后不相济的时候。王国维原拟将所获之利存入银行，但因为“出入均须改算银数，吃亏殊甚”，把炒股所得存入银行，虽然保险，却是产出利益最少的选项，所以转而“思购书画数件，以作将来豫备”。王国维这大半年在沪上代罗振玉物色古玩、书画等，深知书画买卖一道，若投资者果然眼力精准，利益所得不仅快捷，而且数额也相当可观。

但平心而论，王国维对书画买卖之道并无多少把握，平时看准与落单，都是照着罗振玉的意思去办。在这一过程中，自己的判断力虽然在不断提升，但总体上还无法独当一面。要想介入书画买卖，还是只能将眼力和判断力寄望于罗振玉。而“售画之事，不独售事须由公力，即购时亦须公决定” ^⑦。从购到售，王国维既乏买的精准果断之力，也无一定销售之法，买与卖实际上都要倚重罗振玉。王国维试图自身通过书画买卖从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还是困难重重，或者说几乎不可能。

从原来以为商务股票可作生活补贴，到一次清仓后有一笔不菲的资金，这是王国维欲购置书画以升值的直接动机。王国维当时主事上海哈同花园所办之《学术丛编》，但哈园之事殊乏定数，即有规则也变化无常，令王国维对其缺乏足够的信心，故“不能不为豫备”，购置书画以俟增值，以备不时之需。而他“以购极精者为宜”，也是为了避免因走眼误购而亏蚀其本。^⑧但极精者谅亦价高者，限于经济实力，王国维其实并没有多少选择的空间。

罗振玉对王国维拟投资书画的想法当然非常赞同。他从王国维来信以及本于他个人对哈同花园的了解，大致断定云：“哈园之事，亦但是二三年间之近局。故未雨之计，不可不早设法也。” ^⑨既然哈园事不可久恃，则王国维的生计就需另行谋划。可行的方案无非两种：或者再订赴东读书计划，则罗振玉一力可以解决；或者王国维居沪，则必须及早规划生计问题。这也是罗振玉称道王国维有意用商务股票所获购置书画以为未来生活之资“至善”的原因所在。1916年8月16日，罗振玉复信王国维云：

公商务股票已售出，甚善。欲以此资购书画，为异日之地，亦至善⋯⋯弟意购书画，须购有价值之品(比弟数十年来之经验)，其廉者终不可期，其精善若培老之唐卷，亦十年间不可遇一二者耳⋯⋯佳品往往不忍售，此亦吾人一痴性，愿公暂捐此意，展转营运二三次后，即可以所赢之款充营运之用，其本金可收回，以后再有佳品，可以酌留以自娱矣。^⑩

罗振玉不仅赞同王国维投资书画，而且主张投资精品，精善之品才能获得更大利益；当然，这需要辗转运营二三次后，才能达成此愿。待书画投资已经收回本金后，再行投资之品即可自娱自赏而不必再作谋生之想了。

罗振玉始终认为，再大再多的书画投资，也不过是为了获得在生计解决之后的随性与从容。1916年10月1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

公之生活费，请不必虑及，弟昨函询公在沪费用，即为此也。以后用度，以今年为比例，则千八百元足也。此款在书画盈余内，足可得之。海宁修志事，请不必运动。公在沪，以长年之日力，研究所愿修之学术，弟之所甚望也。^⑪

公之生计，弟定可代谋，绝无匮乏之虞。公但以著书之暇，于蟫隐左近程冰泉、蔡少卿两处，随意物色若此次两处之画，岁得数帧，足办一岁之费矣。^⑫

在罗振玉看来，王国维若每年在沪得数帧书画，由其谋划销售，用其盈余应付日常生活已经绰绰有余。罗振玉为什么要如此为王国维的生计考虑呢？首先，他意识到王国维是当时学术界不可替代的人物，若困于生活分心他事，未免浪费卓挺之才；其次，解决生计问题的最佳办法是投入最少的时间以获得最理想的报酬，从而集中精力从事“所愿修之学术”。罗振玉是从中国学术的发展大局来为王国维的生计做此考虑的。

面对罗振玉代筹生计的殷殷之心，王国维直言“此非言语所能谢”，而为之经营书画，王国维更说云：“售画之事，不独售事须由公力，即购时亦须公决定，此与公分惠何异。公既以此自任，而复假维以可处之名，则所以酬公者，亦唯有推公上为学术、下为私交之心，以此自励而已。”^⑬购什么画与如何销售画，费心费力的皆是罗振玉；而王国维不过出以最初的购画之资而已，能够回报罗振玉的，也就是在解决了生活后顾之忧后潜心学术的丰硕成果了。

二.   关于方壶小幅、南田临郭河阳山水册页

大概从1916年年中之时，王国维对哈园之事即信心渐失，其之所以认同罗振玉“购画维意亦以购极精者为宜”，原因正是“明年哈处事究未知何如，故不能不为豫备”^⑭，“维明年私计逐渐图之” ^⑮。如果哈园事果然搁置，王国维在上海的生活就要面临失去稳定经济来源的可能，王国维想通过购画来维持未来生活的原因在此。

王国维与罗振玉的想法既然一致，此事也就很快从想法进入书画买卖的实施阶段。王国维第一次购画就是罗振玉推荐的。1916年8月16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

邓秋枚处有方壶小幅，至精，渠索价七百元；又有南田临郭河阳山水册页一片(已装小轴，拟一石谷一片，石谷乃常作，不能似也)，索价二百七十元，弟力不能得也。若公愿得者，弟作书与商，请持往可也。弟意公为此事，不难于购入，而难于售出，售出仍有望诸东邻⋯⋯若邓画许售，即请寄来，为谋销售也。^⑯

邓秋牧即邓实，乃沪上《国粹学报》主事者，王国维《人间词话》最早即发表于此刊。邓实处的这两幅画，一幅是元末道士画家方从义(号方壶)的小幅，一幅是清初恽寿平(号南田)临北宋郭熙的山水册页。两画相加的价格尚不足一千元，罗振玉说自己“力不能得”，显然是托词，不过是希望把这个机会留给王国维而已。罗振玉看好这两幅画，希望王国维果断下手。1916年8月21日，他再致信王国维云：“方壶、南田两画公购否？弟意沪上佳品无过此者也。”^⑰此足见罗振玉明晰的判断和态度。王国维当然是信任罗振玉的。1916年8月27日，王国维复信罗振玉云：

今午往访邓秋枚，方、恽二幅均已见之。渠谓石谷、南田共装，共一册，若无恽则王不易售，且裱工亦可惜，索价百元，嘱函公商之。维谓王画不直此数，若数十元可代允云云。渠谓即请致意，大约稍加四五十元即售矣。现此二幅已令渠寄东，俟公信收到后，此间即付款也。此二画到东大约有可售之望，则维算见一面耳。^⑱

王国维请邓实将此二画直接寄罗振玉，请其再行裁断是否购买，因为双方商谈价格时，王国维用的是罗振玉名义。此信尚在途中，1916年8月29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画售否？弟意更无它人能出此价矣，购得祈邮寄。贸易琐屑，非公所乐为，委之弟可也。”^⑲罗振玉连续去信催促王国维购下，也深知王国维既不擅长也无兴趣去进行琐屑贸易，故主动代任其劳。

罗振玉收到邓实寄画，即悬诸壁上以吸引买家注意。他曾以此二画为例，向王国维详细说明售画的技巧，大约总在欲擒故纵、欲扬先抑之义也。1916年9月3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说云：

今日博文堂主人来，见壁上悬方壶画，询所从来，弟告以乃公以九百五十元购之(弟定此画价为千二百元，去油谷二成，正得九百六十元也，故先为此伏线。恽画甚精而不能得厚利)，托弟鉴定者。渠问售否，弟答以恐未必售，但此次须留观，并影印如《南宗衣钵》第四册(此亦一机关)。渠乃啧啧叹赞而去。现在售物，非多加曲折不可。若迳交与寄售，便不出奇矣。异日若再以售卖之说来，当令渠迳遗书商之左右，请答云：以九百五十元购得，罗先生欲见让，已允之，请迳与罗商可也。如此则弟交渠售之，乃较有力也。^⑳

博文堂乃京都书肆，其时主人为原田大观，专售玻璃版影印古代文物。方壶画果然引起了他的注意。但从买卖之道来说，愈增加曲折，方能愈增其价，罗振玉并未回答可售，只是言代为鉴定者，然亦留有余地。罗振玉此函真是锦囊尽出，毫无保留。大致售卖古物，须故弄玄虚、多经曲折，方能在曲折之中增其珍贵之感，悄然提升价位。不过，对王国维来说，恐怕终究无法掌握这一套复杂的买卖技巧，因为他的兴趣和精力毕竟不是集中于此。

这是王国维投资书画的第一次尝试。1916年9月4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方壶画两件收到，方壶已付景照，当载入《南宗衣钵》第四册。此帧与敝藏两帧各有胜处，均不易得之佳迹也。并汇奉弟应付画价七百四十元，祈检入代付，至感至感。”^㉑大约一周后，王国维就收到罗振玉回信并款项。1916年9月11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

旁晚接二书(并汇七百四十元)⋯⋯汇票票款今日往取，算成中币得七百十三元四角(银行不能取日币，此次由正金汇来)。即往付邓秋枚日币六百四十元，当得中币六百十六元许，而渠收中币六百元，以其十六元者为手数料，维初辞，继乃一笑受之。此次收公七百十三元四角，以邓款少付相抵，作七百廿六元六角，则公兑汇之损失全偿，而维于方、恽二画亦少出十三元四角，如此计算法最妥(帐一纸附呈)。公将来致书秋枚可提及此事(渠收中币六百元)，云以后如由维付款，不需手数，但言实价可也。^㉒

罗振玉邮寄的这笔款项并非支付王国维所购二画的费用，因为前一日方有人过问，并未明言销售，不可能次日即售出并汇购画之款。王国维在嘱邓秋枚将此二画寄东后曾致信罗振玉详说此事，因为涉及后续售出，所以信中还有“种种费神至感”^㉓之语，罗振玉在回信中也知道王国维无兴趣介入曲折商道，所以说“委之弟可以也”^㉔。稍后，王国维有意通过编纂海宁县志来获取生活补贴，罗振玉曾明确表示反对，认为生计问题解决不难，“随意物色若此次两处之画，岁得数帧，足办一岁之费矣”^㉕。

方壶画后来不出一月似即为罗振玉售出。1916年10月7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至公之生计，前寄之画，得价千元，何时需用，即汇奉。明年生计，指此为劵，不须它求也。定较今年呕气为少，千祈放怀。若遇佳品，可酌购寄下可也。此事即从索黄氏画目录始何如？”^㉖同日傍晚又信云：“画价千元何时须汇，请示及。”^㉗这一千元方是方壶画售出所得。这笔钱大概也是后来王国维遇到经济紧张时，嘱罗振玉取汇上海的来源了。至少在1918年初，王国维存于罗振玉处的东币尚有1520余元。^㉘

方壶画售出应是事实，“得价千元”是罗振玉在信中明白告诉王国维的。但罗继祖在1916年8月16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信后按云：“公为王先生生计，营运书画，见于此札。然终未能成，以海上为黠贾逐利之区，公虽有经验，然终非若辈敌手。”^㉙何以罗振玉在信中明言售出，连售款也清清楚楚，而罗继祖却说“终未能成”呢？或罗振玉佯曰售出，其实加价自购，暗地里友情支持王国维？罗振玉当然有可能这么做。只是无法考证罗继祖说此事“终未能成”的原因了。

三.   王国维与唐六如小卷

与购方、恽二画时间相近甚至交叉期间，关于王国维购画事，其次可说的应是唐六如小卷，此事前后也多得罗振玉认同并鼓励。1916年9月4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

景叔以五十元得一唐六如小卷(实横幅)，纸本，极干净，无款，但有“唐居士印”四字，朱字牙章。其画石学李晞古笔意，颇极秀逸，如系伪品，恐亦须石谷辈乃能为之。拟借来细观，加渠二三十元或可得之。^㉚

唐六如即明代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号六如居士。王国维虽然对小卷真伪尚无法断定，但认为此小卷即便仿作也是秀逸之品，故拟从邹安手中加价购得。罗振玉闻之，对唐卷充满了期待。1916年9月10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六如画石，皆仿古，而剂以吴兴之柔和(吴兴画石则得之右丞)。公所见之小卷有题否？如已得之，乞邮示为荷。”^㉛他提醒王国维，唐伯虎画石本身就爱仿古，所以有仿古特征尚不足断其真伪，关键是此画有无题识。罗振玉这一问，倒令王国维不免迟疑起来。1916年9月17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景叔之唐子畏小卷，渠已付装，前日维见而赞之，颇有居奇之意。然此卷有印而无款与题，未必有人要，俟将来再商之。”^㉜王国维显然对购此唐卷尚存疑虑，因为虽有印却无款无题。按照一般的情形，没有题款，就有点来历不明的意味，更重要的是这种缺乏题款的画卷在售出时难免也令人生疑。王国维购画的直接目的是销售，若画面有令人生疑之处，增值也就更加困难了。

罗振玉虽问及题款，但并不以此定然否。1916年9月24日，他致信王国维便直言“唐卷仍可购也”^㉝。1916年10月3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景叔之六如小卷已借来，乃联二纸为之者，画心颇净，而二纸接处稍黑，恐系随时点染(故加印而不著款)，画稿久未裱装，或裱后已脱为二，故结果如此。此画出钱叔美家，然恐叔美笔墨不能到此也。如七十元可售，即拟让之。”^㉞1916年10月7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六如居士小卷已从景叔借来，系以二纸合成，乃闲中随意画者。以示乙老，乙老亦云娟秀至极，而点染之工未至，盖粉本也(乙并疑唐居士非六如，或元人唐孙华辈所谓，则却不然，此帧石法与笔意实出子畏无疑)。景近数日未晤，不能知其何价。”^㉟以上数札讨论的是画面情形，要在从多方面确定是唐寅所绘，不过闲中所画，虽可称娟秀，但未能画完，只是粉本而已。

既能初步确定是唐寅手笔，接下来就是商量价格与是否买下的问题了。1916年10月10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沪上为无尽藏，但有财力者，岁可得宝无限。唐卷宋(仲温)字，请即购寄，代售可也。”^㊱罗振玉明确告诉王国维可以买下，由其来代售。1916年10月18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景之唐子畏小卷(托云他人所购)，前日与七十元，渠欲八十元，已诺之，数日内可以寄奉。乙老甚赏此，以为在子畏画中亦为逸品。问价则答以七十元，因渠惯以贱价购画，不敢实告之也。”^㊲“唐卷请为评定(真赝精否，并其等第)，此为维之处女买画。”“画款顷不需用，因此间即遇佳品亦不敢遽购，有佳者仍拟寄东请公鉴定再购也。唐卷维视为笔墨至高，有衡山之典雅而名贵过之，不知此说何如？”^㊳罗振玉建议王国维买下，自己可以代售，但王国维一方面觉得此画笔墨至高，兼有典雅与名贵的特点；另一方面对此画的真赝、精粗略存犹豫，尚待罗振玉最后定夺。但同年10月7日，罗振玉即告知此前所购方壶画得价千元，何以10月18日，王国维称稍后之唐卷为“维之处女买画”？也许第一次购画乃是罗振玉推荐，王国维跟进，非根于自家眼力者；而此次唐卷则是王国维首先看中而欲购之画，故此有“处女购画”之说。

在此情况下，罗振玉便将原本拟为王国维代售，改为请王国维代购，可见罗振玉对画作真伪判断的自信。1916年10月21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景叔之唐卷及宋仲温字，若公不欲留者，乞代弟购之。”^㊴大概是看出了王国维的犹豫之处，但罗振玉凭直觉认为值得购买。1916年10月22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世说校记》稿当与唐卷同寄，唯寄画一事手续甚烦，故暂缓数日，亦可再披阅若干次也。公前谓既以买卖为旨，则于佳画不可顾惜，维初不甚信此语，于方、恽二幅乃以一面了之，今于唐画留案头稍久，便思多阅数次，始知浮屠不三宿桑下之语不虚，一笑。” ^㊵王国维对罗振玉购画理念的认同，明显是越来越增加了。

在接下来的通信中，罗振玉感受到王国维对唐画的留恋之意，所以再度建议王国维自购以存。1916年10月27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唐居士画既公所笃爱，得价甚廉，何不留之(明年弟过沪定可入目)？居今之世，但有尚友古人，以书画略娱心意而已。故弟近日爱画益笃，职是故也。”^㊶从买卖书画到“尚友古人”，是人生境界的提升，罗振玉深知此道，也以此勉励王国维。1916年10月28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唐居士卷欲寄未果，因现在虽一小卷寄东，亦须赴海关验明，可恶之至，十日内当发愤一寄也。”^㊷1916年11月7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维之唐居士画本无留意，亦不能久留，惟虑邮寄费事，故亦暂待之将来。”^㊸王国维在购与寄的问题上，确实有点拖泥带水，不够果断。1916年11月15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唐卷已购，大佳。仲温书乞为弟购之，请付装后寄下。”^㊹获悉王国维在犹豫之中终于买下唐卷，罗振玉十分高兴，盖对其可能的增值空间充满信心。

王国维虽然买下唐卷，但未经罗振玉现场鉴定，心中终觉难安。1916年11月24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近数年中看画不为不多，然实全无把握。如近购之唐子畏颇有可疑者，继又思此画无伪理，好在君楚归时即可携上奉教也。” ^㊺觉得可疑，却无把握，这多少影响了王国维购画的决策力。1916年12月9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君楚)带上之唐子畏小卷真否？甚以为念。”^㊻1916年12月12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六如小卷居然真迹，向维亦以为稿本，因其笔墨与印章均无假理，惟心终有所不敢信，今得公言则信矣。”^㊼1916年12月17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六如小卷，决为未着色之品，乃又数处稍失，故置而不用。古人之矜慎如此，其画则决非赝托。公以为至精，或以为赝品，似皆过也。”^㊽在经过罗振玉鉴定其真迹之后，王国维喜形于色，前此种种疑惑一朝得解。不过罗振玉对王国维此前“以为至精，或以为赝品”飘忽无定、时失分寸的评价也表达了异议。

买下唐卷，确定真品，接下来自然是售卖以盈利的问题了。王国维无力亦无心在沪售卖，只能再托罗振玉在日本代售了。1916年12月24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维之唐卷不知可售否？请公视有机会时脱之，不亟亟也。”^㊾虽说“不亟亟”，但王国维肯定是希望能早日变现的。1917年1月4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六如小卷拜观，乃真品，弟意乃尚未赋色之作(本意欲赋色者)。”^㊿再次确定了六如小卷的真实性以及尚未赋色的情形，似有限度地安慰王国维急于售出之心。但这个小卷最终是否售出，现在看来还是个疑问，至少在王国维与罗振玉后续往还通信中看不到与售卖结果相关的信息。

1917年1月之后，关于张勋复辟的话题占据了他们通信的主要内容，虽也偶涉其他书画之事，但并未再起六如小卷话题，不知何故？或中间他们往来书信有遗失，以至于在现存书信中相关线索戛然中断？否则，按照王国维对此画的关切之情，是一定要追问后续消息的。当时与罗振玉同寓京都的罗继祖曾回忆说：“六如小卷在我家时，我曾摹写一过，今闻藏故宫博物院无恙。” “摹写一过”，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但这个六如小卷在罗家究竟停留了多长时间？如果顺利出手，最初接手的人是谁？后来又流向了哪里？何以未成为私人藏品而入藏故宫博物院？凡此疑问，尚有待进一步考察。从王国维与罗振玉的这一番通信往返，可知王国维的判断其实是在变化之中，忽高忽低；而罗振玉的判断则要稳定得多，而且比较理性。罗振玉认为是唐寅手笔固然不错，但尚未赋色，且有稍失之处，故没有继续下去，自然也就没有题款之类的标识了。这些瑕疵或不足之处，是否也暗示着售出为难的结果？

就现存材料来看，王国维除了上述两次购画，此后似未再见有买画记录。而且即便这两次所买之画最后以何种方式售出，也一时难以明断，中间似颇有曲折之处。总之，王国维偶然心头泛起、努力践行一二，希望通过购置书画来长期解决生计问题的愿望，并没有一个光明如愿的开始，也自然难有持续有力的后来。日本书画交易极为冷峻的现实，大概很快就浇灭了王国维刚刚燃起的幻想和热情。

四.   “东人饮河易足”与罗振玉京都书画销售之形

王国维虽然一时对书画投资充满了向往，但浸染此道实浅，眼力也乏锐利精准。其对方壶画与唐六如小卷的购与销，也因此不得不十分依赖罗振玉。但其实这两次购画的结局似乎都有点不明不白。罗振玉复信王国维称方壶画获利一千元，并数次告知王国维可以随时将画款奉寄；但当时同在京都、随侍左右的罗振玉之孙罗继祖却说此画其实并未售出。则终究售出与否也就成了疑问。王国维买下唐六如小卷寄东，也是确然可证的事实，但今检王、罗此后往返信件，竟未再涉及此事。罗继祖说他临摹过唐六如小卷，并明言此画今安然入藏故宫博物院，则此画是否在日本最终售出也就成了一个疑问。若售出，则买家大概率为日本人，何以日本人买下，最终此画却又回流故宫博物院？若非日本人买下，则可能又是罗振玉悄悄出资留下？总之，王国维两次购画的经历也可足见罗振玉的一番苦心，以及当时日本书画交易艰难情形之一斑。罗振玉虽精通书画交易之道，但面对不太景气的市场，恐怕也是束手无策，徒叹奈何了。

罗振玉是闻名遐迩的书画古物收藏家，其藏品不仅量大，而且质优，更有不少十分珍稀之物。以此作为基本生活来源，本可衣食无忧，安享岁月之流转。但在居东期间，罗振玉其实一直面临书画滞销的状态；而一旦销售受阻，在京都的生活也就不可避免要受到影响。换言之，罗振玉虽坐拥丰饶的书画藏品，但自家的经济却时或陷于比较窘迫的状况。大概从1912年下半年开始，罗振玉已然感觉售物之不易，兼之通过第三者如京都博文堂代售，手料费即需二成，盈利也就更显局促，这多少削弱了罗振玉恃售物以度岁的念想。1912年6月30日，罗振玉致信宝熙云：

此邦售画不易，稍久当知之。玉前所藏三百幅去年端午寄东，今一匝岁矣，甫售一百零九种⋯⋯此间汉魏六朝旧拓本及佚石初拓均不知重⋯⋯东人知识毫无定准⋯⋯前玉售宋拓十九种于大西氏，加以古鉨印五百余，共得价七千元(八折得五千六百元)，每种平均不及二百元耳。故明拓售百元至难也。东人无知识而多狡诈⋯⋯玉初到此不名一钱，故不得不贱售所藏⋯⋯彼邦人器小易盈，以后销行不易，玉拟不复事此，入夏以后即专心造述，久久为此亦非自重之道。此次除还债即舍弟等来此用费与去冬运费外，尚存二三千元，略足给朝夕，不能为长久计也。

“此间古拓滞销殊甚，东人饮河易足，不足与言学术也。” “此间经济奇绌，玉亦窘甚，故韩君言阁帖在京可售三千，今以半价亦不得售去也。” “此间人所欲日奢而出价日薄，此亦自然之势，求如前二年不可得矣。” 这是到京都后的真实情形。罗振玉言语之中，对日本人以及日本书画拓本市场表达了强烈的无奈甚至不满。

罗振玉不止一次感慨东人对中国书画的判断并不准确，浅尝辄止，器小易盈，且有狡诈之心，欲望极大而出价极吝，已失情理公允之分，实际上搅乱了书画市场的正常交易。罗振玉因此明白欲在日本大销书画，显然并不现实。因此，罗振玉委婉拒绝为宝熙等人在日本代销书画。罗振玉称自己销售所得也只能勉强维持目前之生活，难以支撑长久之生计。在罗振玉看来，书画买卖“非自重之道”，他并非热心于此聚集财富，只是身在异国而不得不如此安排生活而已。

但舍此之外，在京都的罗振玉其实也没有更多更好地解决生计的办法；何况在居东的前几年，还要附带解决王国维、罗振常、刘蕙孙等数家的生活问题。生活在异国他乡，既无亲友资助，也乏以职业谋薪的机会，这意味着罗振玉寓居京都时期生活的主要来源只能依赖售物所得了。迫于生计，有时心爱之物也只能忍痛出让。如其所藏苏轼《丰乐亭记》足拓本等揭竿求售即是“为口腹计”，“遇炊烟欲断时出以易米”，因为到了“舍此无所仰给” 的地步了。此可见罗振玉对藏品之珍惜以及迫于生活而出售之无奈。

罗振玉通过售物得以勉强维持一家之生计，有时稍有积蓄，就本于传古之心而刻印书籍。限于书籍内容、读者群体以及偏窄的销售渠道，这些书籍基本无利可图。1913年10月29日，罗振玉致信宝熙云：“玉今年财力尽于印书⋯⋯全数售出恐尚略有亏损，不能再贬价，亦无力再印。” 举例来说，他与王国维合作考订英人所得敦煌古简而成《流沙坠简》一书，全书一百余页，原简用玻璃板，考释用金属板，每部成本须九元以上，定价每部十二元，但实际按八折收价，与成本相抵。即便有的能收回成本或略有盈利，也以此续印他书。售物—印书—收回成本—再印书，这种循环而基本无利可图的工作，罗振玉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1913年9月25日，罗振玉致信宝熙云：

⋯⋯所苦无传古之力，学术有待于我辈传续者不少，半生所蓄古文字与考古之资料颇多，愿一一编印传世⋯⋯若今年所印各书刻印售出成本，将以此款印《殷商吉金文字》(约六卷)、《敦煌石室遗书》(诸经、诸子、《文选》之类)、《芒雒冢墓遗文》(三卷)，不知明年能偿此愿否？此外待刊者十倍于是，但有以没世为期，成一种是一种耳。时局无可言矣，以此身为学术之牺牲，其它嗜好(指收集书画古器)一切屏绝以节物力。

一家十口居东，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不断消耗经济存数，难免有生计难以预料之感了。而强烈的传古之心，似乎更加剧了罗振玉的窘迫之形。他编印书籍的宗旨是传古，而且传古之心“以没世为期”，“以此身为学术之牺牲”立为终生追求的目标，这是罗振玉既一时难以摆脱经济窘迫之形，又非常值得尊敬的地方。

为了更专心地传古，节省物力，罗振玉连书画收藏也拟告一段落。1916年至1917年间，罗振玉致信金兴祥云：“年来财力日绌，东币又日贱，但有视古物如云烟过眼而已。” 大概从1916年之后，限于财力，罗振玉对购买书画、拓本及古物，便格外谨慎了。不要以为罗振玉曾经困于生活而一度热心于购物与售物的循环，而以一书画文物商人视之。“非设肆售物” ，这是罗振玉在售出藏品时一再申明过的，故他对过于计算或无端猜忌、对藏品缺乏起码的尊重者，也就直接索回这么简单了。

罗振玉对于书画古物的赏爱是深入骨髓的，若非经济所迫，他并不愿意出售。大约在1916年至1918年间，罗振玉致信金兴祥云：“弟所蓄书画，半为有力者得去，以充薇蕨之资，然售去思之如忆良朋。” 此指1916年而言。此年雪堂售书画较多，盖一则用于印书，一则藉以谋生也。1922年罗振玉致信李汝谦云：“此钟为弟所眷念，因库书楼事勉强割弃，非夙心也。” “此钟”即夜雨楚公钟，请金梁转李汝谦代销，盖因价格昂贵，而一时难以出手，罗振玉原本售意勉强，故也不再求售了。

能够充分证明罗振玉并非立志做一个文物商人的证据，就是罗振玉对书画古物拓本的购置，往往以关乎学术为第一要务，而非以时尚追捧或升值为绝对宗旨。1919年1月13日，罗振玉致信金兴祥云：“公若有关系学术之物，非时流所尚价不奇昂者，弟尚可勉留(约千元左右)少许，多则力不能及。” 这大概也是罗振玉的藏品一旦因生活急需而意欲售出时，往往并不顺利甚至无人问津的原因所在。盖买家心系价值者多，而关注学术者少。罗振玉的藏品恰恰与市场需求存在明显的反差。为学术而购置，为学术和生活而售出，罗振玉的藏品买卖大抵在这样一种循环中进行。

明乎以上罗振玉当时在日本购销书画、拓本的情形就知道，在这一艰难背景之下，罗振玉支持甚至鼓励王国维以书画谋生计的想法，其实充满着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最大的可能就是无法售出。而罗振玉如果要王国维减少或不再为生计问题牵累，全力以赴读书治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王国维所购书画无法售出时，自己不动声色加价入藏；而且在表面上让王国维看不出任何罗振玉自购的痕迹，以免王国维获悉后额外增多一份不安。罗振玉其心之善，亦云极矣。

五.   余论：传古与国家学术的未来和使命

学术之神圣，在学人身上的表现方式实多种多样：敬畏学术，致力研究、抉发其深厚底蕴，并以论著的方式弘扬学术，泽惠更多的读者是一种；穷其精力和财力收集保存学术资源，并以刊刻等方式传古，使国家重要文献不至流失而长存于天地之间是一种；深切关心学术天才的生存状况，以解决他们生活的后顾之忧为己任，为一流学者投身学术研究创造更安定、更有效的研究环境是一种。此三种任有其一，就值得敬重。而能合三者为一身，视国家之学术为一己之责任和使命的，谅也不多；但毫无疑问，罗振玉便是如上三合一当之无愧的人物。

1916年12月18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我国考古资料，殆为无尽藏，惜国家往者不注意(由于秉国者知识所限)，我辈一人之力，不能尽其千百之一二，为可恨也。” 而在寥寥“我辈”之中，若王国维再因生计所困，分心他事，不能全力于此，则就更愧对这考古资料频出的时代了。罗振玉的家国情怀更多地体现在昌明中国学术的素愿上。他想方设法为王国维谋略生计，既是彼此友情深切之表现，又是以更大努力、更有成效与其共担国家学术之表现。一种在方式上极难再现的友情，一种在观念上很难替代的责任，就这样发生在了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时代造就了他们非同寻常的故人之交，而他们，也造就了时代不同凡响的学术传奇。

①   1927年6月1日王国维致王贞明信(遗嘱)，房鑫亮编《王国维书信日记》，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第733页。

②   参见清光绪某年四月初九日罗振玉致妻弟范兆昌信，萧文立编注《罗振玉手简甲集》，未刊稿，第34-35页。

③   参见1918年5月21日罗振玉致范兆昌信，《罗振玉手简甲集》，第54页。

④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85页。

⑤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150页。

⑥   1916年5月17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118页。

⑦   参见1916年10月3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175页。

⑧   参见1916年8月21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155页。

⑨   1916年8月16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信，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第137页。

⑩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137页。

⑪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160页。

⑫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161页。

⑬   1916年10月3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174-175页。

⑭   1916年8月21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155页。

⑮   1916年9月18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169页。

⑯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137页。

⑰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138页。

⑱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158页。

⑲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141页。

⑳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145页。

㉑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146页。

㉒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162-163页。

㉓   1916年8月27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王国维书信日记》，第158页。

㉔   1916年8月29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信，《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141页。

㉕   1916年10月1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信，《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161页。

㉖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165页。

㉗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166页。

㉘   1918年2月14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公在沪所入不敷，甚以为念。此间帐上尚存一千五百廿余元东币，寄沪用甚不合算，然较生利为便宜。”《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346-347页。按，萧文立编注《罗振玉手简甲集》则系此信于1918年3月16日，参见第188页。

㉙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138页。

㉚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160页。

㉛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149页。

㉜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167页。

㉝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163页。

㉞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174页。

㉟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176页。

㊱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168页。

㊲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181页。

㊳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182页。

㊴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174页。

㊵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183页。

㊶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176页。

㊷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186页。

㊸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193页。

㊹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191页。

㊺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198页。

㊻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203页。

㊼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205页。

㊽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211页。

㊾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214页。

㊿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227页。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227页。

  参见1912年6月13日罗振玉致宝熙信：“尊藏及与谭道生合资之画销讫，另帐奉寄。销售甚不易，因内藤博士专函保证乃成。”萧文立编注《罗振玉手简乙集》，未刊稿，第4页。

  《罗振玉手简乙集》，第5页。

  1912—1913年间罗振玉致宝熙信，《罗振玉手简乙集》，第11页。

  1914年11月12日罗振玉致宝熙信，《罗振玉手简乙集》，第14页。

  1914年12月15日罗振玉致宝熙信，《罗振玉手简乙集》，第15页。

  参见1918年10月18日罗振玉致信宝熙云：“坡公丰乐亭足拓本呈鉴，若有欲得者，千元即割让，此则为口腹计也。旅居此间，舍此无所仰给。”《罗振玉手简乙集》，第17页。1918年11月6日，罗振玉致信宝熙：“金竹既尊鉴有疑窦，请便即赐还。此画爱之甚笃，本不求售也。拙藏本以自赏，非有贸迁之意，惟遇炊烟欲断时出以易米耳，故所藏储未尝揣摩时尚，亦不欲揭竿求售。”《罗振玉手简乙集》，第18页。

  《罗振玉手简乙集》，第9页。

  参见1914年2月21日罗振玉致宝熙信，《罗振玉手简乙集》，第11-12页。

  《罗振玉手简乙集》，第8页。

  《罗振玉手简乙集》，第49页。

  1920年冬罗振玉致金兴祥信，《罗振玉手简乙集》，第52页。

  《罗振玉手简乙集》，第49页。

  《罗振玉手简乙集》，第65页。

  《罗振玉手简乙集》，第51页。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