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人是符号动物。符号具有交际功能和认知功能，是连接人与文化的桥梁^[1]。文化最基本的要素是符号。人类不仅可以创造符号并且赋予其意义，还可以利用符号建构和重塑文化，这是人类独有的才能，也是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2-3]。民族文化符号是民族文化的高度概括，凝聚了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共同情感，是民族深层次思维方式的外在表征。文化研究的实质是探索文化符号的意义，研究人与文化的关系可以从人与文化符号的关系入手。文化依恋理论(Cultural attachment theory)认为，个体与不同文化形成情感联结，文化可以缓冲威胁，为人提供一种避风港式的感觉^[4]。随着文化依恋理论的提出，人与文化的情感联结逐渐受到重视，提供了考查文化符号意义的新视角。

寻求与最初照顾者发展亲密关系是人与生俱来的需求^[5]。个体的关系发展和心理表征都依赖于符号能力^[6]。人类通过可观察元素(如哭泣)判断不可直接观察的依恋系统激活，依恋系统通常在个体遇到危险时启动以保护个体^[7]。通过依恋系统多次激活的经验，个体将依恋对象符号化为“安全基地”(Secure base)和“安全港”(Safe haven)，并且将依恋经验符号化为关系图式——“内部工作模式”。“安全基地”给予个体探索外界的信心与动力，“安全港”在个体遇到挫折时给予其情绪疗愈与心理安慰^[8-9]。“安全港”和“安全基地”都指向“安全感”，不同之处在于：“安全港”如同具体的求助行为，“安全基地”如同抽象的信念，“安全基地”凝聚了成功返回“安全港”的经验。“内部工作模式”是内化了交往中的互动经验，并且将其转变为一种特定的交往模式，在潜意识中持续地影响个体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10-11]。可见，依恋理论的核心是安全感和情绪调节^[11-14]。

随着早期亲子依恋的形成与发展，依恋对象从养育者扩展至物品^[8]、社会群体^[14]甚至抽象的文化及文化群体^[15]。符号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提供的安全感可以具体化为文化符号给个体带来的安全感。在遇到威胁事件时，个体对熟悉的人或物的心理依赖可以有效地减轻焦虑。文化及符号给人带来了安全感，个体对它们产生了依恋^[16]。文化依恋产生后，再遇到威胁情境时，文化符号作为“安全基地”被激活，进而疗愈个体的负性情绪，缓解心理压力^[4]。

最初的文化依恋研究出现在英国人反对英国加入欧元区期间。文化依恋(如对国家形象符号、传统文化习俗的重视)与历史自豪感放大了民众的反欧元情绪^[17]。国外的研究大多聚焦留学生、移民等双文化个体，考查本土和东道国的文化符号启动对歧视感知、文化适应压力、主观幸福感的影响^{[4, 13]}。也有研究考查单文化个体，通过记录皮肤电探讨文化符号对威胁感知的影响^[18]。国内研究者考查了异地求学的汉族学生，揭示文化依恋对文化适应压力、适应策略、心理压力、歧视知觉、心理弹性的影响，表明文化依恋使个体产生了积极情绪^[12]。杨惠淑以在主流文化区域求学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为被试，发现文化依恋显著预测文化适应和压力困扰^[19]。尽管上述研究证实文化符号可以作为“安全基地”在个体遇到威胁时被激活，降低心理压力，产生积极情绪；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枝叶—主干”是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关系的基本特点^[20]。在民族走廊地区，既存在着多元的语言和习俗，又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符号^[21]。检验文化依恋理论有必要考虑民族走廊地区的边缘文化特色，因为族群边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心理发展研究的最佳视角^[21]。因此，相对于生活在民族聚居区的个体，更应探讨生活在民族走廊地区的个体能否在形成对本族文化依恋的同时，也对区域内其他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产生依恋。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战略。“民族互嵌”表现为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维度的全方位互嵌^[20]。中国西南苗疆走廊的三江侗族自治县，地处桂、湘、黔三省(区)交界处，因境内汇聚了浔江、榕江、融江得名。三江有12个世居民族，其中4个人口较多的民族为侗、苗、汉、瑶族。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侗族占比为55.01%，苗族占比为18.39%，汉族占比为17.01%，瑶族占比为3.61%^[22]。三江多民族杂居的历史源远流长，侗、苗、汉、瑶等民族频繁地交往交流交融。从古至今，各少数民族喜爱歌舞，常共同欢庆节日，交友郊游。汉族在宋代进入三江，促进了生产生活与经济贸易的发展，建立了与当地各民族的友好关系^[23]。目前，三江的民族关系融洽和睦，各族群众以“山同脉，水同源，语同音，俗同形，人同心”为荣，坚持各民族“文化共融，矛盾共调，环境共建，产业共兴”，共同形成了三江的文化特色，如“款约”“百节之乡”“百家宴”“两茶一木，种稻养鱼”，等等。三江向全国展示了区域内各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互嵌格局。民族互嵌具体化了“石榴籽”般的民族关系，使民族团结的隐喻深入人心。

符号互动理论认为，社会因素影响自我概念^[24]。群体依恋指个体将群体纳入“自我”，成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14]。民族认同指个体对所属群体的归属感和安全感^[25]。人天生就有归属于群体的需求，民族认同和对本民族依恋是伴随民族意识发展的自然过程。利爱娟和杨伊生的研究证明，对文化群体认同以及文化群体带给个体的安全感影响群体依恋^[26]。

在民族学和人类学中，划分“我群”与“他群”的核心标准是文化，此外还有历史、语言等原因。这些标准或原因大多是人为界定的，以维持族群边界。族群边界并非固定不变，个体可以通过积极群际接触、形成共同历史记忆等方式在心理上再分类，将“他群”划入“我群”^[21]。长期共同生活的人们会形成一套共同的区域文化和社会表征^[27-28]，社会表征推动形成一致的社会认同。例如，生活在同一区域的人，即使属于不同的民族，也被称作“老乡”。人在外地需要帮助时，会优先求助来自同一地区的人，这被称为“老乡心理”^[29]。“老乡”给个体带来了“安全港”般的感觉。在民族互嵌区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共同生活的经验有助于促进族际认同，模糊族际边界，形成良好的民族关系，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具有独特优势^{[27, 30-31]}。据此推论，三江的共同文化符号既包括本民族的，也包括他民族的。长期生活在三江的个体可能既依恋本民族的文化符号，也依恋区内其他民族的文化符号，更容易对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形成依恋。

最佳独特性理论(Optimal uniqueness theory)认为，当个体联系外群体与保持独特性的需求冲突时，这两种需求或促使人们认同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群体，或认同一个更具有排他性的群体^[32]。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后，三江启动修订了自治条例，增加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为建立更高的共同内群体提供了政策支持。三江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适合考查民族互嵌区域内少数民族对本族、区内其他民族、中华民族的文化依恋，揭示文化符号对个体情绪的调节作用。由于个体的认知资源有限，当个体的“安全基地”被激活后，认知资源和注意会优先分配给与自我相关的信息^[6]。本研究基于“安全基地”的情感调节功能探讨民族互嵌地区少数民族对文化符号的依恋，并且以更多的注意分配证明个体进行了内群体的再分类。此外，本研究从文化符号角度探查民族互嵌地区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这一探索在当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国际文化软实力之争本质上是文化符号之争^[33]。中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依恋有助于凝聚国内各民族，有助于在面对国外文化符号冲击时保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综上，本研究采用启动范式设计如下两个实验。实验1考查侗、苗族被试对本族文化符号的依恋，提出假设1：在威胁情境下，相比中性图片启动，被试在本族文化符号启动下对随机几何图片的喜爱度更高、反应时更长。实验2考查侗、苗、瑶族被试对互嵌区域内民族(简称“区内民族”)及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依恋，提出假设2a：在威胁情境下，相比中性图片启动，被试在本族、区内其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下对随机几何图形的喜爱度更高、反应时更长；假设2b：在威胁情境下，相比中性图片启动，被试在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启动下对随机几何图形的喜爱度更高、反应时更长。

二.   实验1: 少数民族高中生对本族文化符号依恋的研究

一   被试

采用Gpower3.1.9软件预估样本量，设定中等效应量f=0.25，α=0.05, 计算得到需要45名被试，即可达到0.95的统计检验力(Power)。实际招募三江中学侗族学生47名(女27人，男20人)，年龄为15.45±0.58岁；苗族学生46名(女31人，男15人)，年龄为15.87±0.50岁；三江中学瑶族学生数量少，未招募成功。被试均为右利手，母语为本族语言，汉语熟练，能够熟练阅读中文，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二   设计

2(民族：侗族/苗族)×2(情境类型：威胁情境/控制情境)×2(文化符号类型：本族文化符号/中性图片)混合设计，情境类型与文化符号类型为被试内变量，民族为被试间变量。因变量为被试对随机几何图片的喜爱度评分与反应时。

三   材料

从中国情绪材料情感图片系统(Chinese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CAPS)中选取20张情境刺激，10张威胁性图片为威胁情境，10张中性图片为控制情境，不同情境图片的愉悦度(从愉悦到不愉悦)、唤醒度(从兴奋到冷静)和优势度(从支配到被支配)的均值和标准差见表 1。

表  1  实验1情境图片的愉悦度、唤醒度、优势度的均值和标准差

情境类型	愉悦度	唤醒度	优势度
威胁情境	2.52(0.51)	5.30(0.29)	2.92(0.43)
控制情境	5.43(0.38)	4.42(0.63)	6.02(0.58)
注：括号内的数据为标准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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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两类图片在三个指标上差异显著：t_愉悦度(18)=-14.55，p < 0.001；t_唤醒度(18)=3.99，p=0.002；t_优势度(18)=-13.55，p < 0.001。这说明，图片符合实验需要。

实验1采用启动范式。通过查阅文献与实地访谈，选取鼓楼、风雨桥、侗装等16张图片为侗族文化符号^[23]，选取银饰、吊脚楼、芦笙等16张图片为苗族文化符号^[34]，选取盘王印、瑶装、五色糯米饭等16张图片为瑶族文化符号^[35-36]。将各民族文化符号用问卷星制作成7点量表，分发给不参加实验的38名侗族学生、17名苗族学生、4名瑶族学生评定。要求被试从熟悉度与代表性两方面对本族文化符号(16张)打分，评定结束后统合被试的评分，选定了侗、苗、瑶族文化符号各10张(共30张)。从中国情绪材料情感图片系统中选取了10张中性图片。文化符号启动刺激包括30张本族文化符号(侗、苗、瑶族文化符号各10张)和10张中性图片，目标刺激为20个黑白随机几何图形的集合。参照康萤仪(HONG Y)等人的研究^[13]，随机几何图案的产生方式为在矩形框架中随机放置点或正方形或三角形(如图 1)，大小为433像素×315像素或394像素×394像素。材料用19.5英寸宏碁(Acer)计算机液晶显示屏呈现，分辨率为1 024像素×768像素，背景为白色。

图  1  评估图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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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程序

采用E-Prime2.0编程，实验流程见图 2。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1 000ms，然后呈现情境刺激17ms，接着呈现启动图片17ms，再呈现屏蔽图形30ms，最后呈现随机几何图形。要求被试对随机几何图形的喜爱度进行6点评分，1表示非常不喜欢，6表示非常喜欢，并且按键盘上相应数字键。计算机自动记录反应时。评分完毕后，随机几何图案消失。在正式实验前，有12次练习。

图  2  实验1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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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果与分析

被试对随机几何图形的喜爱度评分及反应时见表 2。

表  2  实验1中被试在不同情境对随机几何图案的喜爱度平均评分(N=93)及平均反应时

民族	情境类型	本族文化符号启动			中性图片启动
		评分	反应时/ms		评分	反应时/ms
侗族	威胁情境	4.00(0.17)	1 966(176)		2.95(0.15)	1 844(266)
	控制情境	3.76(0.17)	1 461(123)		3.38(0.15)	1 320(96)
苗族	威胁情境	3.52(0.14)	1 861(190)		2.98(0.12)	1 663(146)
	控制情境	3.46(0.16)	1 587(149)		3.38(0.15)	1 48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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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度评分的方差分析表明，文化符号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 91)=51.57, p < 0.001, η_p²=0.36。本族文化符号启动的评分(M=3.68, 95%CI[3.48, 3.89])显著高于中性图片启动(M=3.17, 95%CI[3.00, 3.35])。情境类型和文化符号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91)=17.74, p < 0.001, η_p²=0.16。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威胁情境下，本族文化符号启动评分(M=3.76, 95%CI[3.54, 3.98])显著高于中性图片启动(M=2.96, 95%CI[2.77, 3.15]), p < 0.001；在控制情境下，本族文化符号启动评分(M=3.61, 95%CI[3.38, 3.84])显著高于中性图片启动(M=3.38, 95%CI[3.17, 3.60]), p=0.042。文化符号类型与民族交互作用显著, F(1, 91)=8.30, p=0.005, η_p²=0.084。简单效应分析表明，侗族在本族文化符号启动下的评分(M=3.88, 95%CI[3.60, 4.16])显著高于中性图片启动(M=3.17, 95%CI[2.92, 3.41]), p < 0.001；苗族在本族文化符号启动下的评分(M=3.49, 95%CI [3.20, 3.77])也显著高于中性图片启动(M=3.18, 95%CI[2.93, 3.43]), p=0.003。侗族在本族文化符号启动下与在中性图片启动下的评分差异比苗族更大，说明侗族文化符号比苗族文化符号的疗愈作用更大。其他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s>0.05。

反应时的方差分析表明，文化符号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 91)=4.74, p=0.032, η_p²=0.05。本族文化符号启动的反应时(M=1 719ms, 95%CI[1 524, 1 913])显著长于中性图片启动(M=1 578 ms, 95%CI[1 380, 1 775])。情境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 91)=19.95, p < 0.001, η_p²=0.18。威胁情境的反应时(M=1 833 ms, 95%CI[1 591, 2 075])显著长于控制情境(M=1 463 ms, 95%CI[1 310, 1 617])。其他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s>0.05。

实验1表明，文化符号类型与情境类型共同影响被试对随机几何图案的喜爱度评分。本族文化符号启动的评分显著高于中性图片启动，反应时也显著长于中性图片启动。在威胁情境下，相较于控制情境，本族文化符号启动显著提升了被试对随机几何图案的喜爱度评分，反应时也显著长于控制情境启动。在喜爱度评分上，侗族文化符号比苗族文化符号的疗愈作用更大，原因可能与三江是侗族自治县有关。侗族是三江人口最多的自治民族，侗族学生对本族文化符号具有更强的依恋感。

三.   实验2 : 少数民族高中生对区内民族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依恋的研究

一   被试

采用Gpower3.1.9软件预估样本量，设定中等效应量f=0.25，α=0.05, 计算得到需要30名被试，即可达到0.95的统计检验力(Power)。实际招募三江中学未参加实验1的侗族学生47名(女23人，男24人)，年龄为15.68±0.70岁；苗族学生35名(女25人，男10人)，年龄为15.80±0.68岁；瑶族学生10名(女4人，男6人)，年龄为15.70±0.67岁。被试均为右利手，母语为本民族语言，汉语熟练，能够熟练阅读中文，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二   设计

3(民族：侗族/苗族/瑶族)× 2(情境类型：威胁情境/控制情境)×4 (文化符号类型：本族和区内其他民族文化符号/区外民族文化符号/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中性图片)混合设计，情境类型与文化符号类型为被试内变量，民族为被试间变量。因变量为被试对随机几何图片的喜爱度评分与反应时。

三   材料

从中国情绪材料情感图片系统(Chinese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CAPS)中选取80张情境刺激材料，40张威胁性图片为威胁情境，40张物体图片为控制情境，不同情境图片的愉悦度(从愉悦到不愉悦)、唤醒度(从兴奋到冷静)和优势度(从支配到被支配)的均值和标准差见表 3。

表  3  实验2情境图片的愉悦度、唤醒度、优势度的均值和标准差

情境类型	愉悦度	唤醒度	优势度
威胁情境	2.71(0.51)	5.03(0.50)	3.17(0.59)
控制情境	5.51(0.39)	4.46(0.56)	6.08(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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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两类图片在三个指标上差异显著：t_愉悦度(78)=-27.61, p < 0.001；t_唤醒度(78)=4.83, p < 0.001；t_优势度(78)=-22.96, p < 0.001。这说明，图片符合实验需要。

实验2仍然采用启动范式。启动刺激为30张本族和区内其他民族(侗族、苗族、瑶族)文化符号(同实验1)，30张区外民族文化符号(朝鲜族、维吾尔族、藏族)，10张中华民族文化符号，10张中性图片。根据文献及网络检索，选取泡菜、冷面、三太极等10张图片为朝鲜族文化符号^[37]，选取维吾尔装、馕饼、都塔尔等10张图片为维吾尔族文化符号^[38-40]，选取布达拉宫、唐卡、风马旗等10张图片为藏族文化符号^[41-42]，共同组成区外民族文化符号。参考王一川等人的研究^[43]，选取中国结、兵马俑、故宫等10张图片为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从中国情绪材料情感图片系统中选取10张中性图片。目标刺激为80个黑白随机几何图形。

四   程序

除文化符号启动刺激增加区外民族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外，其他同实验1。

五   结果与分析

对随机几何图形的喜爱度评分见表 4，反应时见表 5。

表  4  实验2中不同情境下被试对随机几何图案喜爱度的平均评分(N=92)

民族	情境类型	启动符号类型
		本族和区内其他民族文化符号	区外民族文化符号	中华民族文化符号	中性图片
侗族	威胁情境	3.60(0.15)	3.23(0.16)	3.74(0.17)	3.22(0.16)
	控制情境	3.51(0.14)	3.65(0.14)	4.19(0.18)	3.59(0.17)
苗族	威胁情境	3.84(0.18)	3.48(0.18)	4.03(0.20)	3.53(0.18)
	控制情境	3.76(0.16)	3.74(0.16)	3.91(0.21)	3.71(0.19)
瑶族	威胁情境	3.71(0.33)	3.67(0.34)	4.64(0.37)	3.36(0.34)
	控制情境	3.70(0.30)	3.96(0.30)	4.28(0.39)	3.4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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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实验2中不同情境下被试评定的平均反应时/ms

民族	情境类型	启动符号类型
		本族和区内其他民族文化符号	区外民族文化符号	中华民族文化符号	中性图片
侗族	威胁情境	1 445(98)	1 173(70)	1 369(134)	1 140(99)
	控制情境	1 039(61)	1 046(63)	1 188(78)	980(74)
苗族	威胁情境	1 267(114)	1 101(81)	1 308(155)	1 070(115)
	控制情境	887(70)	752(73)	900(91)	774(86)
瑶族	威胁情境	1 389(213)	959(151)	1 252(291)	1 600(214)
	控制情境	1 095(131)	862(136)	976(170)	88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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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度评分的方差分析表明，文化符号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3, 87)=15.32, p < 0.001, η_p²=0.35。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评分(M=4.13, 95%CI[3.85, 4.41])显著高于本族和区内其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M=3.69, 95%CI[3.44, 3.93]), p < 0.001;显著高于区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M=3.62, 95%CI[3.38, 3.87]), p < 0.001;显著高于中性图片启动(M=3.47, 95%CI[3.22, 3.72]), p < 0.001。本族和区内其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评分显著高于中性图片启动, p=0.008；与区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评分差异不显著, p=0.186。区外民族文化符号与中性图片启动的评分差异不显著, p=0.071。情境类型与文化符号类型交互作用显著, F(3, 87)=6.54, p < 0.001, η_p²=0.18。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威胁情境下，四种文化符号启动下评分差异显著, F(3, 87)=16.63, p < 0.001。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评分(M=4.14, 95%CI[3.84, 4.44])显著高于区内民族文化符号启动(M=3.72, 95%CI[3.45, 3.98]), p < 0.001；显著高于区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M=3.47, 95%CI[3.19, 3.75]), p < 0.001；显著高于中性图片启动(M=3.37, 95%CI[3.09, 3.64]), p < 0.001。区内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评分显著高于区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 p < 0.001；显著高于中性图片启动, p=0.003。区外民族文化符号与中性图片启动的评分差异不显著, p=0.366。在控制情境下，四种文化符号启动下评分差异显著, F(3, 87)=8.00, p < 0.001。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评分(M=4.13, 95%CI[3.81, 4.45])显著高于区内民族文化符号启动(M=3.66, 95%CI[3.42, 3.90]), p < 0.001;显著高于区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M=3.78, 95%CI[3.54, 4.02]), p=0.002;显著高于中性图片启动(M=3.57, 95%CI[3.28, 3.86]), p < 0.001。区内民族文化符号与区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评分差异不显著, p=0.067; 与中性图片启动的评分差异不显著, p=0.364。区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评分显著高于中性图片启动, p=0.043。其他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s>0.05。

反应时的方差分析表明，文化符号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3, 87)=10.32, p < 0.001, η_p²=0.26。本族和区内其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反应时(M=1 187ms, 95%CI[1 065, 1 309])显著长于区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M=982ms, 95%CI[880, 1 084]), p < 0.001；显著长于中性图片启动(M=1 075ms, 95%CI[946, 1 203]), p < 0.001;与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启动(M=1 165ms, 95%CI[1 001, 1 329])差异不显著, p=0.729。区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反应时显著短于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启动, p=0.003；显著短于中性图片启动, p=0.026。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评分与中性图片启动差异不显著, p=0.161。情境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 89)=35.65, p < 0.001, η_p²=0.286。威胁情境的反应时(M=1 256ms, 95%CI[1 114, 1 398])显著长于控制情境(M=949ms, 95%CI[844, 1 053]), p < 0.001。文化符号类型与民族交互作用显著, F(6, 176)=2.15, p=0.050, η_p²=0.07。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对侗族而言，四种符号启动的反应时差异显著, F(3, 87)=5.56, p=0.002。本族和区内其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反应时(M=1 242ms, 95%CI[1 105, 1 380])显著长于区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M=1 109ms, 95%CI[994, 1 225]), p=0.003；显著长于中性图片启动(M=1 060ms, 95%CI[915, 1 205]), p=0.002；与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启动(M=1 279ms, 95%CI[1 093, 1 464])差异不显著, p=0.605。区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反应时显著短于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启动, p=0.014;与中性图片启动差异不显著, p=0.290。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反应时显著长于中性图片启动, p=0.003。对苗族而言，四种符号启动的反应时差异显著, F(3, 87)=4.05, p=0.010。本族和区内其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反应时(M=1 077ms, 95%CI[918, 1 237])显著长于区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M=926ms, 95%CI[793, 1 060]), p=0.004；显著长于中性图片启动(M=923ms, 95%CI[754, 1 090]), p=0.019；与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启动(M=1 104ms, 95%CI[889, 1 319])差异不显著, p=0.746。区外文化符号启动的反应时显著短于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启动, p=0.025；与中性图片启动差异不显著, p=0.937。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反应时显著长于中性图片启动, p=0.033。对瑶族而言，四种符号启动反应时差异显著, F(3, 87)=6.11, p=0.001。本族和区内其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反应时(M=1 242ms, 95%CI [944, 1 540])显著长于区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M=910ms, 95%CI[661, 1 160]), p=0.001；与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启动(M=1 114ms, 95%CI[712, 1 516])差异不显著, p=0.404；与中性图片启动(M=1 243ms, 95%CI[927, 1 558])差异不显著, p=0.997。区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反应时显著短于中性图片启动, p=0.001；与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启动差异不显著, p=0.167。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与中性图片启动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p=0.414。其他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s>0.05。

在威胁情境下本族和区内其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评分的提高，可能是对本族文化符号的依恋拉高了对区内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整体评分。为了排除这一可能性，本研究将区内民族拆分为侗族、苗族、瑶族，检验在威胁情境下不同民族的被试对区内3个民族文化符号图片启动的评分是否存在差异。被试对随机几何图形的喜爱评分及反应时见表 6。

表  6  实验2中区内三民族文化符号和中性图片启动下被试的平均评分(N=92)及平均反应时/ms

民族	侗族文化符号			苗族文化符号			瑶族文化符号			中性图片
	评分	反应时		评分	反应时		评分	反应时		评分	反应时
侗族	3.80(0.17)	1 860(139)		3.44(0.16)	1 294(100)		3.54(0.18)	1 182(102)		3.22(0.16)	1 140(99)
苗族	3.73(0.19)	1 497(162)		3.79(0.19)	1 140(116)		4.01(0.21)	1 165(119)		3.53(0.18)	1 070(115)
瑶族	4.02(0.36)	1 790(302)		3.58(0.35)	1 055(217)		3.54(0.40)	1 321(222)		3.36(0.34)	1 6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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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度评分的方差分析表明，文化符号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3, 267)=5.20, p=0.002, η_p²=0.055。侗族文化符号启动的评分(M=3.85, 95%CI[3.56, 4.14])显著高于苗族文化符号启动(M=3.61, 95%CI[3.32, 3.88]), p=0.033；与瑶族文化符号启动(M=3.70, 95%CI[3.38, 4.02])差异不显著, p=0.202；显著高于中性图片启动(M=3.37, 95%CI[3.09, 3.64]), p < 0.001。苗族文化符号与瑶族文化符号启动的评分差异不显著, p=0.446；与中性图片启动差异不显著, p=0.067。瑶族文化符号启动的评分显著高于中性图片启动, p=0.020。民族与文化符号类型交互作用不显著, F(6, 267)=1.47, p=0.190。

反应时的方差分析表明，文化符号类型主效应显著, F(3, 87)=14.72, p < 0.001，η_p²=0.337。侗族文化符号启动的反应时(M=1 715ms, 95%CI[1 470, 1 960])显著长于苗族文化符号启动(M=1 163ms, 95%CI[987, 1 339]), p < 0.001；显著长于瑶族文化符号启动(M=1 223ms, 95%CI[1 043, 1 403]), p < 0.001；显著长于中性图片启动(M=1 270ms, 95%CI[1 096, 1 444]), p < 0.001。苗族文化符号启动与瑶族文化符号启动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p=0.472;与中性图片启动差异不显著, p=0.233。瑶族文化符号与中性图片启动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p=0.640。民族与文化符号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6, 176)=2.25, p=0.054。

实验2表明，文化符号类型与情境共同影响对随机几何图案喜爱度评分。在威胁情境下，相较于区外民族文化符号和中性图片启动，本族、区内其他民族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启动显著提高了对随机几何图案的喜爱度评分。进一步分析区内3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评分，未发现不同民族被试在区内3民族文化符号启动下评分与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文化符号类型影响对随机几何图案喜爱度评分的反应时，本族和区内其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区外文化符号与中性图片启动，与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启动差异不显著；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区外文化符号启动，与中性图片启动差异不显著。情境类型也影响反应时，威胁情境的反应时显著长于控制情境。进一步分析威胁情境区内3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反应时，未发现不同民族在区内3民族文化符号启动下反应时存在差异。

四.   讨论

本研究参照康萤仪等人^[13]的研究范式，增加了反应时测量，探索民族互嵌地区少数民族高中生对区内民族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依恋。结果表明，在本族、区内其他民族和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启动下，民族互嵌地区的高中生产生了积极情绪，调节了由威胁情境引发的消极情绪，并且将积极情绪转移到无意义图形上，提高了对无意义图形的喜爱度评分，延缓了反应时，说明这种积极情感对被试具有调节和疗愈作用。

一   文化符号的“安全基地”作用

“安全基地”由认知、情感和行为组成。当个体遇到威胁时，“安全基地”被激活。在行为上，个体可以寻求依恋对象的帮助，指向依恋对象的可用性；在认知上，个体认为依恋对象会提供支持行为，指向依恋对象的响应性；在情感上，个体因接近依恋对象而感到放松^{[6-8, 11]}。

文化认同与文化及其符号带来的安全保护是形成文化依恋的两个重要条件^[26]。符号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符号是浓缩的文化结晶，表征族群的情感意蕴，可以强化族群认同感与作为识别族群的标志^{[38, 44]}。人类对本族群文化符号存在注意偏向。这种注意偏向的实质是内群体偏好，认同内群体是“自我”的一部分，表现为对内群体文化信息分配更多的认知资源并且给予更正向的评价^[45-46]。这可能是实验1中在控制情境下侗、苗族被试在本族文化符号启动下的评分依然高于在中性图片启动下的原因。文化是符号的对象。文化符号是对文化的抽象表达，抽象性意味着可及性与传播优势^[47]。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个体向文化符号“求助”的成本较低。梁丽等人提出，文化可以唤起个体心中的安全感，安全感是依恋的核心^[12]。文化符号可以缓解个体在多元文化中体验到的压力，使个体产生积极情绪^[13]。皮肤电研究表明，阈下呈现文化符号可以降低皮肤电反应^[18]。简言之，文化符号的“安全基地”作用体现在个体遇到威胁时提供安全感。个体与文化之间形成了双向作用：个体认同文化，文化保护个体，个体对文化及符号产生依恋。

二   三江少数民族高中生对本民族的文化依恋

人类拥有复杂的符号表征能力，可以将依恋过程扩展至更广泛的对象，超越传统依恋领域中的亲密关系^[18]。实验1表明，侗、苗族高中生在威胁情境中的本族文化符号启动下对无意义图片的喜爱度评分更高。康萤仪等人发现，印尼文化符号缓解了在新加坡学习的印尼学生遇到威胁情境时诱发的消极情绪^[13]。文化作为青少年的依恋对象，使个体产生了积极情绪，为无意义图片的评估提供了积极色彩，提高了对无意义图片的喜爱度评分；此外，由于本族文化符号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因而延长了对无意义图片评分的反应时。

符号互动理论认为，符号充当了人类心理和外部社会互动的媒介，通过群体成员之间具有共享意义的符号互动，形成了强大的群体凝聚力和认同感^[48]。民族文化符号不仅凝聚了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成为联结远古祖先及智慧结晶的桥梁，也紧密凝聚了当代的族群，族群活动离不开符号化的文化结晶。民族文化符号具有区分族群身份、增强族群认同、提供安全感等功能^[49-50]。例如，侗族文化符号如鼓楼，已经超越了形式本身成为侗族的抽象文化符号，表达了侗族人民的精神信仰与民族认同。鼓楼外形有似盘龙，瓦片有似龙鳞，象征着守护村寨^[51]。侗族历来就有“未建村寨，先建鼓楼”的习俗，并且将鼓楼视为区分他姓与他族的标志。鼓楼除了具有象征意义外，在日常生活中还有集众议事、宣传教育或欢庆娱乐的功能。所以，鼓楼不仅体现了侗族人民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也带给了侗族人民归属感与安全感^[52]。在评定侗族文化符号时，80%以上的侗族学生对鼓楼的熟悉度和文化代表性都选择了最高分。苗族文化符号如银饰，传达了苗族人的“万物有灵”的信念，为苗族人“驱鬼辟邪”，给苗族人带来了内心的秩序感和安全感。银饰是苗族区分他族和其他支系的重要标识，巩固了个体对本民族的认同。个体在不同年龄阶段佩戴不同银饰，银饰伴随着苗族人的一生^[53]。在评定苗族文化符号时，80%以上的苗族学生对银饰表示熟悉并肯定银饰的文化代表性。民族文化符号的形式不限于此。侗族还有侗歌、侗画、侗装等，苗族还有芦笙、苗绣、吊脚楼等，这些都指向了民族的共同成分，是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表达民族情感、传递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

实验1还发现，被试在本族文化符号启动下的反应时更长。人们对所属群体的文化符号存在注意偏向^[54]。内群体偏好决定了人们将有限的认知资源优先分配给所属群体，体现为个体对文化符号、族群面孔等注视时间更长^{[46, 54]}。由于本族文化符号启动吸引了更多的注意资源，导致个体对无意义图片的加工时间更长。反应时成为划分内外群体的证据。因此，实验1的评分和反应时结果共同证明了侗、苗族高中生对本族文化符号的依恋。

三   三江少数民族高中生对区内民族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依恋

实验2将侗、苗、瑶三民族的文化符号合并为本族和区内其他民族文化符号，与区外民族(朝鲜族、藏族、维吾尔族)文化符号、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中性图片共同构成了“文化符号”的四个水平，考查情境类型与文化符号类型如何共同影响少数民族学生对无意义几何图片的喜爱度评分和反应时。

1   侗、苗、瑶族高中生对区内民族的文化依恋

实验2表明，在遇到威胁时，本族和区内其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提高了对无意义图片的喜爱度评分，延长了评分的反应时，说明侗、苗、瑶族高中生对区内民族形成了文化依恋。研究证实，个体具有依恋另一种文化的可能^{[13, 15]}。侗、苗、瑶族高中生对区内民族形成了文化依恋，可能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

一是多语型语言接触。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是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交流、融合的过程。语言接触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三种或三种以上语言在交流中接触，几种语言的理解不受影响，个体甚至使用几种语言，这被称为多语型语言接触。多语型语言接触主要出现在少数民族群体多于两类的民族杂居区内^[55]。广西作为“语言富矿”，拥有多种民族语言，每一民族语言又有不同的方言，共同构成了庞大的民族语言库。三江常见的语言有汉语、侗语、苗语和瑶语。草苗(苗族一支，自称“缪娘”)的语言就是侗语方言^[56]。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和根本。语言认同表现为三江人至少掌握了一种他族的语言。广西全区现已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年轻一代可以自如地使用汉语交流。语言是群际接触的媒介, 共同交际载体降低了群际接触的成本。三江各族人民拥有的共同交际载体较多，因此交流的屏障较少。

二是高水平的群际接触。积极的群际接触可以有效地消除群体边界，提高群际信任和助人行为^[57]。广西各民族团结合作，具有丰富的积极群际接触的历史与现实。例如，广西各民族都有“打老同”的习俗，“打”即“认”，有结拜之意。“打老同”在一些地方也称为“认同年”“打同年”。据《三江县志》：“打同年，亦曰走同年，侗、壮、苗之男女皆喜就其同庚者，男与男，女与女，相契结，故称结老庚。皆密逾亲谊，互相走往。”此习俗现今仍然在部分地区流行。“打老同”要双方同年出生，品性、爱好、理想、意愿相同，该习俗可以视为广西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在与三江毗邻的龙胜县，有“三鱼共首”的石刻，有“平等乡”“民合村”的地名，诸如此类的共同文化符号形成了共同的地域文化和社会表征，促进了广西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广西各少数民族都爱对歌，铜鼓文化也非常发达，对歌、铜鼓等艺术符号体现出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高水平群际接触最重要的表现是高族际通婚率，族际通婚率是衡量族群间接触性质、认同强度及社会融合过程的敏感指标。当两个民族间通婚率达到了10%以上，就意味着民族关系良好^[58]。2017年，三江的族际通婚率达到了38.9%^[59]，广西全区的族际通婚率达到了34%左右^[60]。

三是民族互嵌。三江处于民族走廊地区，属于苗彊走廊。苗疆走廊指元代开辟连接湖广经过贵州至云南、东南亚、南亚的“官道”及支线。三江地处湘、桂、黔三省(区)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是各族人民经济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基地。从民族空间分布看，汉族多住在县城附近，侗族住在靠近水源的地方，苗族和瑶族住在山区，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情况。互嵌式民族分布格局导致民族间交往频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既保持了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又实现了各民族的文化融合。三江各民族的节日一起过，红白喜事一起办，真正做到了“各民族一家亲”。

民族文化符号体现了民族的深层次认知。在广西各民族文化符号的建构中，伴随着新符号意义的嵌入^[61]，这既体现了地域文化的勃勃生机，也反映了民族深层次认知的变化。实验2结果证明，侗、苗、瑶族高中生对区内民族文化符号形成了依恋，这种依恋的本质是形成了对侗、苗、瑶族的内群体意识。

2   侗、苗、瑶族高中生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依恋

实验2表明，在遇到威胁时，阈下呈现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可以激活“安全基地”，缓解恐惧，导致在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启动下对无意义图形的喜爱度评分更高，反应时更长。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共同体。张积家等人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心理层次：从内圈发展到外圈依次是个体认同、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认同^[62]。民族互嵌区域的少数民族多混居，共享地理自然资源，群际接触机会多。个体在与他群接触过程中建构了自我认同，包括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自我认同建构也为认同他群提供了可能。自我归类理论认为，个体会产生积极的内群体认同，对内群体文化及符号有明显偏好^[62]。自我归类理论解释了实验1的结果，也暗示了实验2的结果可能是由于被试对区内民族文化及符号产生了认同。生产方式及人际交往方式共同影响个体在面对区域内他群文化时是否选择认同^[63-64], 认同是个体产生依恋的基础。广西绝大多数民族都从事稻作生产，稻作生产方式促使广西各族人民性格温和，具有较强的互助意识和文化兼容性^[56]，因此个体在形成自我认同的同时，更包容且认同他群文化。认同感增强说明民族间达到了交往交流交融中的最高层级——心理交融。心理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的基础^[65]。

民族走廊是多元文化的中心，从中可以窥见族群分化、整合及重组的互动模式。在互动中，族群间的接触、摩擦、交融表现出复杂的动态变化^[66]。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认为，个体通过重新分类转变对族群间边界的感知，将原本所属内群体和所属外的外群体转变为一个共同的、更具包容性的上位群体概念，即共同内群体，同时认同原有内群体及共同内群体^[67]。对社会群体重新分类是个体基于共享相似性将他人分为不同群体的过程，这一分类过程的关键是重新范畴化，改变族群边界^[62]。走廊民族处于族群边缘，族群边界并不是十分清晰。大杂居、小聚居的地理环境促使广西各民族间相互渗透，体现了各民族在语言、婚姻、艺术、节日等方面拥有更多相似性。边缘族群既具有我群的特征，又具有他群的特征，在客观与主观上都具有这种特性^[21]。因此，广西呈现出弱民族意识、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弱强模式^[68]，具有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独特优势。个体将内群体偏好的积极情感延伸到外群体及上位共同内群体，共同内群体认同增加了对原先所属外群体的亲社会意愿与帮助等积极行为^[69]。人们常用“祖国母亲”来形容中华民族共同内群体，不仅体现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更进一步表达出中华文化带给个体如母亲般的安全依恋。因此，实验2结果证明，侗、苗、瑶族高中生对中华文化符号形成了依恋，本质是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3   侗、苗、瑶族高中生对区内民族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依恋模式差异

实验2表明，对三江少数民族高中生而言，本族、区内其他民族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均有激活“安全基地”的功能，但两者的依恋模式存在差异：其一，在两种情境下，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评分都显著高于本族和区内其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其二，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启动在控制情境下也激发了积极情感，本族和区内其他民族文化符号启动只在威胁情境上产生了情感疗愈作用。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大一统”思想贯穿始终^[70]。“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地同域、量同衡”目的是“一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为了“一统”。“一统”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石榴籽”隐喻就是当代的“一统”符号。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后，党中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的主线，“五个认同”深入人心。知觉符号理论认为，在长时记忆中储存着由相关知觉符号及其框架构成的仿真器(Simulators)，个体利用知觉符号和框架仿真(Simulation)实现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柳州市(三江县归柳州市管辖)设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标识便结合了“石榴果”与“紫荆花”(柳州市花)，寓意着柳州各族同胞永远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并且广泛地将此标识应用于生活与宣传。“弱民族意识，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得广西少数民族更关注族群间的相似性，关注相似性和高经验开放性提高了在文化符号混搭中对“他者”符号的评价，降低了文化威胁感^[71-72]。因此，即使在控制情境下，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也能够使个体产生安全感。

四   本研究结果的启示

习近平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73]一方面，本研究结果对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具有重要启示。文化符号体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根基^[33]。认知是认同的基础^[71], 符号联结了人类与文化^[1]，促进了人类对文化的符号化认知。符号携带着知识、意义与情感^[1]，通过符号表征将其映射至个体心理。因此，重视和突出民族互嵌的共同生活经验形成的文化符号内涵与普遍情感^[33]，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本研究结果也为多元文化交流背景下维护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健康提供了新的视角。文化依恋与更好的心理复原力有关，可以提升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缓解心理压力。本研究表明，对互嵌区域的少数民族高中生而言，本族、区内其他民族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在威胁情境下可以激发积极情感，以保护个体的安全。因此，重视文化符号的依恋价值，不仅增强了个体的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也保护了个体在多元文化下的心理健康。

五.   结论

情境类型与文化符号类型共同影响个体对无意义图形的喜爱度评分和反应时，具体表现为：在威胁情境下，阈下呈现本民族、区内其他民族、中华民族文化符号提升了被试对无意义图形的喜爱度评分，减少了反应时，说明民族互嵌区域的少数民族高中生对本民族、区内其他民族、中华民族形成了文化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