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下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价值系统会有新的变化，意味着对美好生活的诠释和构建成为社会发展的方向与人们关注的热点。根据建设目标，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休闲必将常态化。休闲不仅是个体在自由时间自主选择从事其所喜爱的活动，并因此获得正面的、愉悦的、有价值的体验；同时也是现代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和实践形态。考察现代社会休闲生活中存在的“庸闲”和“劣闲”现象，即可见休闲异化的普遍存在。现代社会的休闲异化问题，涉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们拥有美好的休闲生活。问题的解决有多种路径，而休闲教育作为重要的手段，对于成就“雅闲”、促进人“成为人”和塑造“完整的人”，具有重要的人文情怀及价值。目前，已有研究从哲学和美学视角探讨休闲问题居多，立足休闲异化审视新时代休闲教育则不多见，推进该领域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优雅生存：人类追求的一种理想生活境界

迄今为止，人类的漫长历史根据生存方式大致可归结为三个阶段：自然生存阶段、奴役生存阶段、自由生存阶段。文字发明之前，人类生活状态大体属于自然生存。进入私有制，绝大多数人不占有物质生产资料并处于奴役生存境遇。随着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自由生存逐渐在“有闲阶级”中出现，从而取代奴役生存。现代社会高度发达，人的发展已获得一定空间。自由生存的优越性尤体现为解放和张扬人性与个性。人成为社会、自然的主人，不断创造丰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不断花样翻新地开发与满足人的欲望。现代社会生活充斥着物质化、消费化、娱乐化、低俗化。这种生存方式放纵人性，使人的贪欲不断膨胀，各种关系的紧张加剧。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尤其是急速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应努力避免和克服西方文明的缺陷和弊端。也就是说，生活方式必须由放纵人性走向顺应人性，由疯狂的自由生存走向优雅生存。

所谓优雅，不仅是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认为的“从容、镇定，有经历磨练后的成熟，身上具有文雅的品质”^[1]；作为存在状态，它既是物质的优美雅致，也是精神生活的优美高雅。优雅是人在各种需要得到满足后开始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以便人的才能自由尽情发挥并达到新的境界。人们的生存质量不仅取决于物质生活的条件，也取决于精神层面和情感生活满足的程度。现在的问题在于，经济水平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后，精神情感生活质量有待提升。由此，马伽利特在《尊严的政治》中呼吁建立一种优雅的社会，即今天的问题的解决不是“创造一个正义的社会”，而在于“建立一个优雅的社会”^[2]。优雅社会的人有尊严地活着，优雅社会的人优雅生存。

优雅生存首先表现为人的生存质量不再受自然的全面束缚及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人们的需要可得到充分协调或满足，拥有自由尽情发挥个人才能的机遇和空间。其次，优雅生存表现为人的生存规格的提升。人们追求的是更高层次需要的满足、才能的发挥，而不是沉浸在低级趣味、庸俗、萎靡、颓废之中。简言之，优雅生存远离低俗，克服了人性的弱点。休闲要摆脱异化，就必须走向优雅生存。人们以此培育自己的审美情趣，发展向善向上的能力潜质，从而休闲最终成为美化生活与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方式，它“促进人自由、和谐地不断完善发展”^[3]。古往今来，人人都向往幸福的生活。但是幸福生活的实现需要智慧。优雅生存是“当代人类智慧的应有选择”^[4]43。

总之，优雅的休闲系自由的存在，能够带给人高质量的幸福体验。就逻辑推理而言，现代物质文明昌盛，为人类优雅生存状态的实现提供了充实的物质基础和保障；现代精神文明繁荣，为人类优雅生存提供了基本的思想理念、丰富的精神食粮以及应有的综合素质。就实际而言，休闲异化与优雅生存相距甚远，立足休闲异化的超越及探讨优雅生存的实现，有重要的意义。

二.   现代社会休闲异化：人类精神世界衰微与人和自然关系紧张

异化属于反映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哲学范畴，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对其进行过全面阐释。异化是人的劳动成果演变为外在独立于人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人的需求和目的疏远或隔离的异己力量。这种力量倾向控制、束缚、压迫、奴役甚至否定人的主体性发挥。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进步既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增长，也意味着“奴役的扩展”，特别是机器乃至技术对人的奴役。工业革命使物质财富大幅增长，又涉及人的异化。与此同时，与“劳动”相关联的“休闲”在现代社会制度框架内也未能逃出物化和异化的窠臼。所谓休闲异化，指原本使人身心放松、获得审美意义和提升自我发展的休闲演变成为远离、背离初衷本意的异己力量，其具体表现为自由时间缺失、休闲消费化、休闲娱乐低俗化、休闲模式化和趋同化等。休闲异化违背了休闲的本质和规律，走向了休闲的反面。它是现代社会人的异化在休闲领域的具体表现，是人自身彻底异化的标志之一。

显然，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文明意义上的“资本市场和资本逻辑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5]，现代人的潜能得到进一步的挖掘，主体活动受到的约束也在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人更自由。但在“建立在私有财产、利润和强权”基础上的工业社会，人们视“捞取、占有和获利”^[6]为独占性和天经地义的权利，“资本通过与技术理性的联姻，以及创新载体来构建齐一化和标准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并借助大众文化将这种单向度思维在现代人的意义世界之中彻底激发与固化，造成了‘人为物依’的历史图景”^[7]。现代社会中的物、人、自我、思想等一切存在都成为人的占有对象，且同以前相比，已从囤积转向消费。占有和消费本质上代表着物化关系，人本身被物化，物对人的统治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无时无刻不在蔓延，休闲领域的消费化趋向便是突出表现。人由此陷入“重占有”且日渐远离“重生存”的生存方式。由此而言，人的世界的衰微与人和自然关系的失衡成为现代社会的弊病。

一   现代社会休闲异化导致人类精神世界衰微

真正的休闲不仅是恢复人的身体健康和劳动力，同时也意味着更好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和生命的意义，即提高生命质量、丰富人生价值。现代社会创造了丰盈的物质世界，同时也带来人类精神世界的孤独、迷茫、困惑、焦虑与彷徨。物质欲望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往往使现代人的内心难觅片刻的宁静。

丹尼尔·贝尔认为，大概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由于技术革命带来洗衣机、冰箱、吸尘器等家用电器的普及和标准化的流水线生产、合理化的刺激消费手段以及金融领域分期付款购物信用制度的普及，大众消费逐渐盛行^[8]68。20世纪50年代，尽管新教伦理强调的成就感依然存在，但西方社会文化在逐渐转向如何消费和享受，对怎么工作和如何成功不再关注。贝尔认为，这就是典型的关心戏耍、娱乐、炫耀和快感的美式享乐主义文化。文化对于维系一个社会、一个群体或单独的个体的身份认同具有关键作用；文化也是对新感觉权威的、永无休止的寻求。相比较而言，传统文化不但创造艺术，而且让人超越自我；当下普罗大众不需要文化，他们需要的是娱乐。人们倾心于娱乐业提供的产品，不关心严肃的艺术产品。文化成为被组织与“消费”的生活方式，社会本身已经失去了文化支点^[8]44-45。享乐主义世界可谓时尚、广告、电视乃至虚拟的狂欢，它伪造了一个人们为了期望而活，为了那些将要到来而不是已经拥有的东西而活的世界。“向善道德观”被“娱乐道德观”取代，人们身处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在资本塑造的享乐中迷失，在迷失中沉沦。这就是大众文化“娱乐至死”，它本质上利用闲暇实施对广大民众思想与心理的操纵，以达到维持现状的正当性乃至合法性，因而具有“社会欺骗的功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化文化力量。资本操控下大众文化的商品化使人的创造性丧失；大众文化的齐一化往往造成真正的艺术品不再具有不可替代的个性；而大众文化所提供的越来越多的娱乐消遣，使机械劳作中疲惫不堪的人们逐步消解了劳动者的内在超越维度和反抗维度。人们出现逃避现实的特征，习惯于无思想的平面生存模式。尽管从表面上看，大众文化不具有强制性，但它实际上实现了对人的操控和统治，只是手段较为隐蔽和深入。这说明，工业社会条件下原本创造性的文化走向异化，成为统治、控制人的力量。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是深层次的异化。

现代社会，人们沉迷于休闲的消费化和娱乐低俗化，扬弃古希腊崇尚冥思的文化传统，转而渴求行动、寻求新奇、欲求感官刺激。智力追求所能产生的永久快乐消逝在感性、直接的体验之中。休闲首在自由，它是人的自由本质的实现和体验，因对现存和给定的具有否定性而体现出创造性和超越性。诸多事实表明，只有去消费化、去娱乐化的休闲, 才能使人们尽情享受自由、创造与体验美，使人性得到释放。

二   现代社会休闲异化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

异化休闲涉及高消费或炫耀性消费。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到，毫无节制的物品消费，尤其是较高等级的物品消费，大都超出维持生理最低需求以外，且都发生在有闲阶级中，因为“炫耀性消费贵重物品是有闲绅士博取名声的手段”^[9]61-62。在媒介发达的社会里，上层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在传播媒介助推下由上层向低层扩散，由此形成一种效仿效应，低层民众一旦无法达成顶层民众的生活消费样式，便会产生声誉及自尊受损。因此，他们至少得在表面上做到符合这一所谓公认的准则^[9]67-68。由此，整个社会为维持一浪高过一浪的高消费生活模式，须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可资源是有限的，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现代社会人类如此无节制地消费必然对自然及自然环境造成无法恢复的损害。《中国休闲发展年度报告2013—2014》披露，中国数量庞大且快速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群体对休闲的需求会更加强烈，并且他们将是休闲消费的主要群体，能够引领休闲潮流^[10]。就娱乐而言，中国中产阶级与欧美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具有趋同性。中国若选择与欧美一样的发展道路，将会消耗更多的资源，人类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资源与环境危机。可见，休闲行为的选择不仅与行为性质本身有关，往往还与国土面积、人口、现有的物质和自然资源及所能支付的成本密切相关。休闲异化和自然因素、社会因素有关联。休闲固然离不开消费，但任由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人们陷入盲目消费陷阱及无止境的自然资源消耗，无疑将加剧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因此，休闲需要回归淳朴与自然。

简言之，面对自由时间的缺失和休闲的物化、娱乐化、低俗化以及休闲的趋同化，休闲异化的扬弃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命题。超越休闲异化本质上就是确立积极自由的存在状态，实现“非压抑性的生存方式”，采取“重生存”的生存方式。社会的异化导致休闲的异化。解决休闲异化问题根本在于社会制度的变革，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为人的情绪的释放和社会矛盾的释放寻找到相应的时间和空间。实施休闲教育，客观上为休闲异化的超越提供认知系统，涉及素质、能力。休闲教育既是针对休闲的教育，服务于休闲质量提升的教育；也是在休闲中的教育，其本身就是休闲的良性发展。诚然，休闲异化问题不是仅靠休闲教育就能够解决的；但是，休闲教育激发人的个性、潜能、自我及创造性，有利于培养具有独立、自由、批判意识和积极行动的“新人”。

三.   开展休闲教育的旨趣：扬弃休闲异化并造就优雅生存

生活在现代的人们，既是现代文明成果的受益者，也是现代文明缺陷和弊端的承受者。现代文明若要对人类无害或少害，则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现代文明所需要的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二是人类的大量废弃物不会破坏环境”^[4]20-21。但客观上根本不可能存在这两个前提，人类必须要沿着生态文明的方向努力才能突破当代发展困境。休闲教育是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的理念教育，是教导人们实现圆满生活和完美幸福人生状态的教育。它通过对人们休闲生活的理念、方法和行为进行科学合理的引导，使人“成为人”。这对于人类走出工业文明窠臼，实践生态文明之路，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   休闲教育有助于解决休闲异化问题

当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异化是人类各种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并难以解决的根源所在。休闲异化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在社会层面进行变革，也需要在倡导和践行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同时开展教育。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人们接受教育大体涉及：(1)希望掌握知识和获取技能，以便适应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2)希望学会自我反思，获得精神慰藉，得到精神关照和提升。教育既能促进个体在性格和人格积极方面的转化，也能对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善产生正面的影响，最终“延伸至整个世界”^[11]，从而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教育净化人的心灵，塑造人格，具有涵养人性和关怀人生的本质。超越休闲异化，化解休闲领域危机，自然离不开针对休闲乃至生活的教育。开展休闲教育迫切又必要。

大体而言，现代生存乃至生活方式的核心价值是在经历文艺复兴和宗教启蒙运动之后确立，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法制、市场、科技六大范畴。这些核心价值理念强调个体主义、世俗主义、实利主义、竞争主义、多元主义，根基是理性。“理性”是“现代化”基本精神的重要体现，深刻影响着西方社会甚至是整个世界。世界各国渐次从贫穷落后的传统文明向繁荣昌盛的现代文明转型，与此密不可分。“理性”高歌猛进之下人类不仅趋向成为自己的主人，也趋向成为社会的主人。但是，物质丰裕及生活水平提高不意味着贫富差别的消灭，源于西方的现代化及其核心价值理念也存在着缺陷。从个体与自身之间的关系看，人被物欲主宰和奴役；现代人普遍为名利所累，常常忘记自律乃至社会责任。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人际关系紧张，情感需要得不到满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不断加剧。从“广场舞”矛盾频发到“暴走运动”导致交通堵塞，一方面这些娱乐身心的活动反映出民众健身合理诉求强烈；另一方面这些人际社会冲突说明城市健身硬件设施缺失，民众的精神道德水准又没有相应提高。因此，一方面需要针对休闲领域的问题加强休闲伦理道德建设，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加快解决公共休闲空间资源稀缺的问题。优雅生存需要人们在休闲过程中行为无害于他人以及社会公共生活，要求人们能善待自我与他人，并公正对待休闲主体之间的行为选择。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已经被破坏至接近崩溃的边缘。虽然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类就已经确立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但其践行过程仍然遭遇阻滞。“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只不过是有识之士的前卫想法，自然环境依旧在响彻寰宇的口号声中辗转呻吟。现代社会过分强调实利和重物的占有的价值取向往往使个体直接面对繁重的生存压力，结果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人与人的关系紧张、人与社会的矛盾频发，人类整体面临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

如何消除这些现代文明的弊病？在马尔库塞看来，摆脱劳动压抑人性走向异化，须让工作成为人的消遣、恢复人的原生状态。在弗洛姆眼中，超越异化需要确立“积极自由的存在状态”。“积极自由的存在状态”保留人在发展过程中获得的积极成果，又使人免于“孤独和不安”。其实，无论是“积极自由存在”还是“非压抑性的生存方式”，都强调以爱心和消遣为基础，都强调积极实现人的个性、潜能、自我和创造性。从根本上说，解决现代社会异化和物化的深化和普遍化问题要从“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向“重生存”的生存方式转变开始。“重占有”的基本取向是对现存物质的占有和消费，它忽视生命活动的创造性追求；而“重生存”否定对物质世界的占有和消费，强调人的内在创造力的发挥和本质力量的实现。超越休闲异化就要以“重生存”为主导，“谋求存在、生存、生存得好、生存得更好……谋求生存得更好”^[4]18。简言之，休闲教育注重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它通过给人们植入新的生活理念来焕发新的人性体现，从这个角度看，做好休闲教育有助于解决休闲异化问题。

二   休闲教育造就优雅生存的可能

开展休闲教育，倡导优雅生存是理想而绝不是空想。优雅生存不同于自然生存，自然生存只需随遇而安；优雅生存的前提是文明，须有特定文明基础。

首先，现代文明成就为休闲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尽管现代精神文明某种程度上存在将人们引向过度追求实利的问题，导致了人的异化和社会的异化，但是它所确立的个体原则、个性原则、自由原则、人权原则能为人类优雅生存提供基本理念和精神。以现代文明丰富的资源为载体开展休闲教育，可为人类优雅生存提供应有的综合素质。作为现代精神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学校教育的高度发展和普及，也为人们普遍接受全面的休闲教育奠定了基础，人们有智慧地幸福生存为期不远。

其次，人类历史上有过追求优雅生存的先例，可供后来者效法。古希腊雅典城邦便是人类文明早期优雅生存的先例，雅典人崇尚哲学、热爱智慧、生活简朴，他们热衷于辩论、思考、创造、探索自然，谈论雄辩是雅典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认为，生命在于感知或思想；他把人的生活分成三种，第一种是最为普遍和最为盛行的享乐生活，第二种是公民的政治生活，第三种是沉思的生活^[12]11。彼时，哲学沉思在雅典人生命中占有相当分量；热爱智慧、追求智慧的社会土壤造就了大批卓有成就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他们参与创造了辉煌的古希腊文明。雅典人欣赏艺术，创造艺术, 这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生活样态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和艺术资源。马克思认为，雅典文化为人类提供了“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3]。学术研究也是雅典人生存的一种方式。虽然大多数雅典人热衷于思辨哲学和艺术，但还是有不少人把兴趣和目光投向自然、历史和人类奥秘。许多哲学家既是自然科学家也是社会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今天，重新审视和反思雅典人的生存方式不难发现，希腊的文明是建立在自由、乐观、世俗、理性之上的。雅典人既尊重肉体也尊重心灵，并高度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出于对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应学习雅典人“德性上愈完善，所得到的幸福愈充足”^[12]87的人生幸福观；基于对人的生存价值的理解，应学习雅典人注重自我实现；基于对人的生存方式的理解，应学习雅典人追求拥有智慧、视智慧为实现幸福的真正途径。有德性的人的生活本身是幸福的，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值得追求的。由此可见，当下面对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通过教育唤醒人，引导人学会在休闲中沉思、创造、提升生命质量与焕发生命，既必要也紧迫。中国素质教育加强休闲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未成年人是一种训练，对于成年人是自由个性创造创新性活动”，甚至“是建立自由个性的根本路径以及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工程”^[14]。

综上所述，剖析现代社会休闲异化可知私有制是其决定性根源。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一方面为推动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物质力量，另一方面却在无限扩张和积累的过程中带来自我否定性因素，产生经济危机的同时造成人的发展潜力乃至生态资源枯竭，人的发展与生态环境均面临危机。随着休闲时代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到来，休闲生活的异化无疑成为需要警惕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步入新时代，国人也面临从追求物质生活向追求精神生活的重要转变。人民群众追求的美好生活“只有扬弃‘物的依赖性’并秉持‘自由个性’的实践意旨，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方能完成向‘人本身’的‘复归’，实现对于中国道路的价值引领”^[15]。休闲作为新时代意义上的新生活方式与新存在状态，正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针对休闲异化所带来的系列问题，强调通过开展休闲教育树立健康、科学、文明的休闲价值观，培养基本的休闲技能，既是对新时代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更是警惕消费主义、超越西方发展模式以及扬弃现代社会休闲异化的重要路径选择。这对于坚持“五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以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幸福为本的发展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