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故乡的回望

一   重返故乡：守护记忆与反抗遗忘

某种意义上，《望春风》是格非第一部纯粹的乡村长篇小说，它直面了作家的乡村记忆。格非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记述故乡的人与事：“如果不写，用不了多少年，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也许不会知道，长江腹地曾经有过这些村子，有过这些人，这些人和这片土地曾有过这样一种关系。” ^①

① 舒晋瑜、格非：《〈望春风〉的写作，是对乡村作一次告别》，见《中华读书报》，2016-06-29(011)。

这也跟格非的小说观念相吻合。格非曾说，“小说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反抗遗忘”^②。在卷帙浩繁的“江南三部曲”后，格非以《望春风》单纯而强势地重返故乡，守护记忆，对故乡做一次告别，对乡村做一个记录。

② 格非：《守护记忆，反抗遗忘》，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格非出生在江苏镇江丹徒县，拥有过真实真切的乡村生活经验。格非也坦言，《望春风》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他在乡村的童年经历，“告别乡村已经很久了，经过充分的记忆沉淀，现在再来讲述反而更合适”^③ 。由此，不少评论家从“为乡村立传”的立意去解读《望春风》，但格非却否定说：“写一部乡土小说并不是我的初衷，我也无意为中国乡村立传。在我的意念中，《望春风》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小说，或者说是一部重返故乡的小说。”^④ 因此，我们把格非对故乡的回望与追溯，理解为一种对乡村的文学告别仪式，其中包含了作家的精神想象与精神建构——为失乡人立心，并最终获得精神原乡。

③ 格非：《与历史片段对话》，载《云南教育(视界综合版)》2015年第9期。

④ 陈龙、格非：《像〈奥德赛〉那样重返故乡》，见《南方日报》，2016-07-06(A18)。

在《望春风》里，格非延续了他对人的存在之精神向度的叩问与思考，但我们还是感受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格非——一个温暖的、伤感的、宽容的、充满温情与期翼的形象。

《望春风》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讲述了江南乡村往事。故事背景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紧贴着中国半个世纪的乡村变化，通过描写儒里赵村从民风淳朴、人心仁厚的往昔逐渐衍变为在时代浪潮中风雨飘摇、急剧重组又分崩离析的历史过程，反映了当代中国历史变迁与社会巨变，由此表达出对国家命运的隐喻。

二   江南旧景：乡村正义与四时风物

小说叙事从江南乡村儒里赵徐徐展开，通过展现乡村社会的温暖人情、文化底蕴与桃源胜景，回望与怀想远逝的乡村正义。

小说以一个失怙少年“我”的旁观者视角注视儒里赵村的变迁。小说的背景设置于激荡变幻的年代，但却呈现出难能可贵的暖色人间，书写出人与人、父与子之间的温情与柔软。小说对“我”与父亲间的情感写得格外深挚动情，这也更凸显出父亲上吊自杀后“我”的孤苦伶仃与无尽悲戚。《望春风》开篇写“我”跟父亲去半塘给人相命，其中寥寥几笔就交代了父亲的职业、性格以及父子间亲昵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折射出格非文学观念的变化。格非的小说曾有过迷离的真相、无边的恐怖、强烈的欲望、神秘的宿命、深刻的哲思和错综复杂的情节，却唯独没有日常生活化的温情脉脉与柔情似水；而现在，人情常态在《望春风》里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

《望春风》不仅写出了父子情深，还展现了特殊语境中人性人情的闪光。即便是在“文革”背景下，世界仍是温柔可感、安静平和的。在儒里赵村，村书记赵德正幼年失怙，由善良的村民合力抚养长大，他后来当了农会主任又造福乡梓，这都足以体现儒里赵村传统的仁义与人情。在德正“误入白虎节堂”遭人诬陷时，村里的乡亲们(包括德正的政治竞争对手)本能地一致团结对外，奋力保护德正，这“无疑是中国乡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原型再版。这就是小传统的力量，是乡村的自卫基因” ^⑤汪政：《故乡是如何死亡的》，见《中华读书报》，2016-12-14(009)。。这也体现出乡村内部以血缘、宗亲以及各种世俗力量扭结形成的强大的乡村传统力量。在这里，政治斗争与利益争夺，后来也是被传统的容错力与同构性力量所平息。

⑤ 汪政：《故乡是如何死亡的》，见《中华读书报》，2016-12-14(009)。

儒里赵村除了浓郁的人情外，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那赵孟舒是高雅之士文化耆宿，“刀笔”赵锡光熟知文史知识、通晓天文地理。外姓人“老菩萨”唐文宽虽来历不明，但仁厚知礼，会说书能讲古。这些饱学之士、文雅之人皆是儒里赵村传统文化的象征。

三   乡村的哀歌：故乡之死与颓败书写

历经千百年的传统文化，似乎一夜之间就被政治、权力、资本、市场与现代化所覆盖与解构，传统乡村还未抵抗便从物理层面到精神层面彻底分崩离析、坍塌荒芜，乃至成为废墟。人心也就随风飘散了。《望春风》表达了作家对乡村陷落与颓败的无限伤怀。

格非借小说人物之口道出：“其实，故乡的死亡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故乡每天都在死去。” ^①事实上，小说中儒里赵村的消亡的确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经历了几次政治动荡后，儒里赵逐渐耗尽了元气，因此，当资本力量袭来时它便再也无力抵挡。以赵礼平为代表的强权社会、资本社会猛烈冲击并迅速取代了乡村文化结构与乡村传统生活，以儒里赵为代表的乡村在不可抗拒的力量中走向溃败与崩塌。

①②格非：《望春风》，第330，327页，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

在儒里赵村被拆迁后的春末，“我”曾返回这片故土——这片既未开发又未复耕的荒废之地。

下着小雨，我终于站在了这片废墟前……

你甚至都不能称它为废墟——犹如一头巨大的动物死后所留下的骸骨，被虫蚁蛀食一空，化为齑粉，让风吹散，仅剩下一片可疑的印记。最后，连这片印记也为荒原和荆棘掩盖，什么都看不见。这片废墟，远离市声，惟有死一般的寂静。^②

其实，此处的描写源自格非的亲身经历，“现在回想起来，当初之所以决定写这部小说，也许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儿时生活的乡村变成一片瓦砾之后所受到的刺激和震撼” ^③ 。作家的现实感怀不仅直接披露了这部小说深层的创作动机，而且将现实场景对接入小说文本，作为小说的现实基础与诗性想象的依托。

③ 陈龙、格非：《像〈奥德赛〉那样重返故乡》，见《南方日报》，2016-07-06(A18)。

《望春风》描绘了儒里赵村从胜景变为废墟的历史变迁，其中深意在于呈现中国传统文化在半个世纪中的走向，并提示中国乡村的命运趋势，传达出作家的以及中国的乡愁。

二.   精神还乡

一   乡愁与还乡

从社会发展进程来看，乡土文明的解构、乡村故土的消逝在历史意义上恐怕是不可避免且无法挽回的。这并不是否定传统文化与农耕文明，而是对历史进程的客观认识与理性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过去的回望及追忆也是对现在与未来的象征及判断。

今天，农耕文明作为“乡土中国”曾经的主导文明形态，早已一去不返。所幸，人类在不断地失去，也在不断地建构。格非也在访谈里提出：“我不是可惜村子不见了。沧海变桑田，历史的变换不是特别奇怪的。”^④ 令格非难以接受的是乡村突然消失以及其承载的人类精神家园的意义也被人为地忽略与漠视。格非以为，传统乡村以及乡村里的人与事应该被记述与强调。

④ 舒晋瑜、格非：《〈望春风〉的写作，是对乡村作一次告别》，见《中华读书报》，2016-06-29(011)。

实际上，在“乡土中国”的背景里，我们生自乡村，我们的历史与文化也植根于乡野山川。无论在亲缘上还是在精神上，乡村都是我们的故乡与家园。乡村是中国社会的根基，也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因此，乡村的溃败和消失是需要反复书写与思考的文学主题，从中可以衍生出诸如乡村消失的过程、缘由、影响等问题。对于乡土中国而言，乡村消失的命题太重大，又太复杂。在这个意义上，当乡村在现代化的冲击与席卷下渐行渐远时，我们经由文学这种艺术形式记录它、重返它、思考它、守护它，竭力维护与延续它最核心的精神与灵魂，这是潜藏于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永恒的冲动，也是一种带有形而上意义的乡愁与还乡。

格非将自己对故乡的怀想、追忆与积淀都寄寓在《望春风》中。他所提及的“重返时间的河流”，意指通过文学的重返、重现功能，让记忆中的人与事重返眼前。

格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把握是理性清晰的。我们就此可以更深入地发掘《望春风》的真正内涵——它并不是一曲单纯的乡村挽歌，它是一道折返之光，折射出对往昔岁月、对故乡人情、对命运经历的观照，也照亮了渺小个体在故土上的生息流转与精神守护。从根本上说，《望春风》是在社会文化记忆框架下作家的自主选择与自由组合，其中深沉的归乡情结与厚重的生命积淀都是作家折返心绪的确证。

《望春风》讲述了故事层面与精神层面上的重返故乡的故事。小说的表层描写了“我”与春琴的坎坷返乡路，内里则思考人类精神还乡的问题。而游子是否能成功重返故乡，重返往昔，正是现代人乡愁寄放及精神存在的命题。

在六月天，失去父亲的“我”到南京投奔“我”那二十一年音信全无但魂牵梦萦的母亲。然而，在荒僻的邗桥小镇，我只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与母亲的遗物。“我”成了彻彻底底的孤儿，并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无根的漂泊。“我”先在邗桥砖瓦厂的图书馆过了一段安静的日子，后来到园林科照料花木和草皮，退休后专职开出租车，然后转到青龙山采石场看门、龙潭建筑工地打零工、上会照看鱼场，最后到达新丰镇小学做勤杂工。“我”的人生绕了一个大圈，“我”也在冥冥之中不断奔向故乡。

这重返之路道阻且长，但“我”与春琴最终返回了荒芜的儒里赵村，并且在这废墟上重建家园。这显然隐藏着乌托邦意味。首先，故乡的远逝、乡村的消失乃是现代化进程的代价之一，既不必批判与讽刺，更不必沉湎于怀想而不能自拔。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格非对此抱持的理性态度。他的写作既不单纯地描摹现实，也不做简单的道德审判与是非评论，“它应该协调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所以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写作本身带给我的思考——我看到的这些就是真相吗？背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是我们社会中一种重要的力量，它带给我们不同的视角，还有平等心” ^① 。格非始终怀着这悲悯之心、平等之心与时代、社会、记忆对话。因此，在故乡已沦陷的前提下，故乡已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折返的物理空间。而《望春风》中，“我”几经辗转、阴差阳错地返回儒里赵村，在那断墙残垣之上重建起了栖身之所。这里显然不是简单的物理上的还乡，而意指一种精神上的回归与重建。有意思的是，格非曾在几部作品里都引用了古希腊神话《奥德赛》中的比喻，比如《人面桃花》里秀米梦见死去的王观澄对她说：“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小岛，被水围困，与世隔绝。” ^② 《山河入梦》中姚佩佩也曾悲哀地意识到，“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片孤立的、被海水围困的小岛，任何一个人的心底都有自己的隐秘，无法触碰” ^③。在《望春风》，格非又借沈祖英之口道出：“每个人都是海上的孤立小岛，可以互相瞭望，但却无法互相替代。”^④作家反复援引同一意象，将小说人物比作古希腊神话里的奥德修斯——被围困、被隔绝，并幻想着重返故乡——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返乡。

① 程曦、格非：《没有文学的人生太可惜》，见《新清华》，2015-10-09(006)。

② 格非：《人面桃花》，第100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③ 格非：《山河入梦》，第189页，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

④ 格非：《望春风》，第299页。

这也是格非所表达的“重返时间的河流”——通过文学写作使故乡回来，使故乡的人与事重现，也就是，重返即重构——精神层面的重构。确切地说，人们永远无法在物理层面重返故乡，只能在意识、精神、心灵层面溯洄从之。于是，格非满怀着哀婉与同情、理解与无奈的心绪试图重建另一种“桃花源”。

在此意义上，我们再来看“我”与春琴在便通痷上开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实质上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而乡村的解体与消失，乡村伦理的溃败与退场，才是现实强大的逻辑与惯性。因此，我们只能在对故乡的回望与书写中“重返时间的河流”，重构精神原乡。这也是作家提出的“重返时间的河流”命题的深层内涵——在心灵深处默默守望精神的故乡。

格非正是经由“重返时间的河流”命题来探究小说的精神与奥秘。作家让“我”重返故乡，书写故乡，并用“元叙事”的手法自觉暴露小说中一些刻意的修饰与删改，从而强调了小说的虚构性。然而，在某个层面上，作家格非与小说人物赵伯渝又具有某种精神同源性：作为一个失败者，赵伯渝面对故乡的沦陷，以叙述重返故乡，在时间的河流中回望破碎的人生；而以“失败者”代表自居的格非，作为小说真正的叙述人，亦是以叙述守护记忆，反抗遗忘。

对格非而言，书写故乡、书写乡村，正是因为终结与消逝。格非曾这样表达：“在写《望春风》时，我想到了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说过的一句话:当某一个事物真正终结之时，我们才有资格去追溯它的起源。也许是我真正认识到了故乡的死亡(不管是在实指意义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才有一种描述它的迫切感和使命感。” ^① 因此，格非自觉承担起了重返与追忆的历史重担。

① 格非、陈龙: 《像〈奥德赛〉那样重返故乡》，见《南方日报》，2016-07-06(A18)。

二   另一种“桃花源”

在小说中，格非设计一个圆形结构来隐喻命运的轨迹。确切地说，“我”和春琴各自从儒里赵村出发，经历了颠沛流离的人生之旅后，重返最初的出发之地——儒里赵，那父亲死亡的便通庵正是最后的归宿地。“我”和春琴在那废墟上暂时过上了刀耕火种、自给自足的“童年时代的生活”，甚至为了铭记故乡以及故乡里的人与事，“我”开始写作，记录儒里赵的故事。

这依然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故事，这也延续了格非对乌托邦命题的思考。小说的结尾更是在浓重的感伤中“乌托邦化”了。

苍老的我们重返儒里赵村。在荒芜的村头，春琴轻声问“我”：

“你说，百十年后，这个地方会不会又出现一个大村子？”

我没有吭气，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泪水。

我朝东边望了望。

我朝南边望了望。

我朝西边望了望。

我朝北边望了望。

只有春风在那里吹着。^②

② 格非：《望春风》，第392页。

“我”深深地知道，我们这些老人即使重返故土，开荒辟野，但我们在此仅仅是等死而已，而不是繁衍后代，重建家园。老人，代表着过去与衰落，又怎能开创新的生活与新的未来？然而，面对充满希望的春琴，“我”强忍泪水，给春琴描绘出一幅美好的乌托邦前景。

假如，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儒里赵村重新人烟凑集，牛羊满圈，四时清明，丰衣足食，我们两个人，你，还有我，就是这个新村庄的始祖。

到了那个时候，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各安其分。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将会突然出现在明丽的春光里，沿着风渠岸边的千年古道，远远地向我走来。

小说以这绮丽又虚幻的春梦结束了，然而这“乌托邦化”的结局既是大悲痛，也是大慈悲。今天，这些古老乡村、乡土中国的遗留物，终将被现代化的齿轮无情碾压，然后消失殆尽。曾经春和景明、生机勃勃的故乡已经无处可寻。至于短暂的新生，也必将迎来另一种死亡。然而《望春风》又暗合了T·S·艾略特《荒原》的意味——绝望上的希望——“寻找圣杯”，并期望大地复苏。

至此，作家的意图已经显而易见。儒里赵并非是陶渊明式的“桃花源”，格非也并非立意于对乡土中国进行温情赞美，而是试图通过“重返时间的河流”全景式地复现一个江南村落的生存景观，揭示乡村颓败的历史真相，既表达出对乡村的眷恋，也隐喻了中国乡村的命运。他用温情驱散了颓败与荒凉，给予了人们绝望境地中的希望。他以悲悯之心眺望未来，目之所及，不论花开花谢、草木枯荣、人生起伏、繁华衰败，“春风”依旧吹拂着大地，人心便终归平静。

海德格尔曾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地。” ^③ 格非借着《望春风》小说人物的还乡，还原了一代人的乡土记忆，赋予了一代人的普遍存在意义；同时，也是作家本身对故乡、对童年、对记忆中那些人、那些形象、声音、色彩的挥别。然而，所有过去的人与事，所有过去的美与善，所有的意义与价值，都将得到延续。这种信念与热望，则是作家书写与追怀的根本。

③ [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第87页, 郜元宝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

三.   文学的回声

一   写作的意义

格非在《重返时间的河流》演讲中通过对中西文学、艺术历史的梳理与比较，探讨了文学时空观的变化与影响——从空间的时间化到时间的空间化的演变，导致了空间的碎片化，使得人们在碎片式的空间性事物与行为中迷失，以致忘记了文学最根本、最古老的意义，乃是给予答案、给予价值、给予道德训诫。文学也就成了一种简单的娱乐。

应该说，无论是对文学创作还是对文学研究而言，文学的时空观都是一个核心问题。中国传统小说基本上都需要经历一个时间的跨度，以线性时间模式串联起各个空间，循序渐进推演故事。即空间在时间长河之中，空间是时间化的。然而现在时空的位置发生了置换，空间性逐渐压倒了时间性；时间附着于空间，并随着空间的碎片化而变得支离破碎，时间也就不知去向了。然而，正如格非所说，“如果你真的能把时间忘掉，固然挺好，问题就在于，我们忘记不掉。我们只不过假装忘记了时间，而时间一直在那儿，它从不停留”^①。

① ② ③格非：《重返时间的河流——在“人文清华”讲坛的演讲》，载《山花》2016年第5期。

时间的长河依然流淌，然而人们看不见时间，并迷失于眼前各种令人炫目的空间，成了碎片化空间的俘虏。文学时空观发生了彻底改变，追根究底，其原因还是在于社会本身发生了变化。

对格非而言，他自先锋文学阶段以来，就一直关注时间的命题，思考时间与存在的关系。尤其早期在西方现代主义大师的影响下，他的小说时间多为跳跃性的、交错的、空缺的、循环往复的。直至近年，格非特别提示了时间的重要性，多次强调“重返时间的河流”，强调在时间的长河中重现文学的意义。他以为，“如果我们不能够重新回到时间的河流当中去，我们过度地迷恋这些空间的碎片，我们每一个人也会成为这个河流中偶然性的风景，成为一个匆匆的过客”^②。

这里也就进一步阐释了格非的文学时空命题——“重返时间的河流”——让空间重返时间的河流，在时间的长河里复现文学的意义。

文学理应是有意义的，它是对世界寓言式的看法。格非认为：“文学它最根本的目的是它要提供意义，它要阐述它对这个世界的深刻理解。”^③ 然而今天的作家大多被林林总总的文学空间碎片所裹挟，他们自己早已迷失了方向，更遑论在小说中对己对人提供意义与答案。

二   文学的慰藉

由此，格非在此文学背景下提出“重返时间的河流”，则显得意义重大。学术界对此命题也给予了高度肯定：“‘重返时间的河流’代表了一种极为严肃的文学道德：它没有在消费化的文学图景中陷入虚无化；又对已经误入歧途的‘空间化’倾向提出新的见解。”^④

④ 陈培浩：《小说如何“重返时间的河流”——心灵史和小说史视野下的〈望春风〉》，载《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6期。

可见，“重返时间的河流”的文学命题并不仅是某一部小说的核心概念或核心意象，同时也是作家格非对于如何书写文化与精神意义上的、当代的某种文学思考与理论洞察。这也意味着格非小说观念的崭新设定。如果我们将此文学命题放置在整个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历程中，并结合格非曾经的先锋文体实验经历来考察，那么此处对时间性以及其背后的历史性、传统性的强调与示好，则显得意味深长。这也暗合了格非自“江南三部曲”以来向中国传统资源回归的写作倾向。

格非在文学实践中试图“重返时间的河流”，一则让空间重返时间的河流，复现文学的原初的意义；二则是让人们重返过去的时间，在回望、追忆、唤醒中进行文化重建。

我们回顾格非近几年的小说作品，“江南三部曲”时间跨度涵括了中国近代以来百年历史。在这历史长河中，通过时间中的空间，如花家舍、普济、梅城、鹤浦等串联起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中国式的乌托邦革命史乃至中国整个的文化史思想史，其中的意义不言而喻。《望春风》则设置了一个特殊的独立空间——便通庵——这座古庙见证了儒里赵村五十年间由盛而衰的历史变迁。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河流中，它曾是父亲的求死之地，又是儿子的新生之所；它曾是荷塘掩映、绿意盎然的古庙，又是破败不堪、摇摇欲坠的废墟。“我”和春琴最后隐居于此，呵护着那苟延残喘的幸福与安宁。在世界巨大的惯性运动中，便通庵漂浮于历史河流中，既隐含了时间的流逝，又沉积了丰富的历史内涵。

某种意义上，在格非整个的文学创作历程中，他其实始终在思考小说当代性的问题。即便是《望春风》这样的回望抒怀式的还乡小说，其中蕴含的依然是作家对整个当代中国小说的现状与未来的深刻思考。

格非借着“重返时间的河流”回望历史，追忆过去，在反抗遗忘的同时也凝视未来；经由“重返时间的河流”回拨时间，重置文学时空的关系，在时间化的空间中，通过时间的变化展现个体、家庭、社会的命运，以此传达出作家的道德判断与心灵选择，这也就提供了文学古老的意义——文学的道德训诫意义。

格非的写作充分证明了他的文学时空观——“重返时间的河流”，联结碎片化的空间，文学方能给予世界意义与答案。这也是格非面对当前巨大的历史变局所做出的文学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