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呈现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8月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事实是真理的依据，实干是成就事业的必由之路。这也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真谛。”^①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走向成功的生动写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真抓实干，一大批人想干、敢干、苦干、实干的结果。但苦干、实干绝不是蛮干、乱干、瞎干，“真干假干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这里是有明确的检验标准、评判尺度的。要遵循科学的、合理的评判标准去真抓实干，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和基本经验。邓小平早在1980年5月就明确提出，我们搞社会主义，不管干什么工作，一定要明确，“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②。到1992年南方谈话时，邓小平提出了系统的“三有利”(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关于第三个有利，后来江泽民还曾更为具体地强调，最终要将其落实为“人民拥护不拥护，人员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③这个检验尺度。

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党章进行了修订，党章修正案第三十四条就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要求“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后来，胡锦涛在诸如2008年6月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2008年10月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2009年1月十七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等重大场合反复提及这句话，多次强调这一点。这是对前述邓小平提出的根本标准在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进一步具体化和深化，对党员干部的实际工作更具针对性、指引性，也更具考核意义。

正因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我们仍然坚持了这个重要的评判标准和工作要求。在2013年6月底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党员干部要真抓实干、运用权力落实组织工作，要“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④；在同年10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住房保障的集体学习会上，他提出“努力把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办成一项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德政工程”^⑤；2014年3月9日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中针对党员干部创业、2015年3月2日对邹碧华同志先进事迹作重要批示中针对党员干部敬业，都强调要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业绩；2018年3月，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他号召党员干部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⑥；在2019年5月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上，他再次强调，党员干部干事创业要敢担当，以钉钉子精神抓工作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⑦。

同时，一种新的说法在此基础上被创造性地提出。具体而言，2016年7月，习近平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要经得起历史检验。2017年2月21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他再次强调，扶贫工作必须务实，脱贫过程必须扎实，脱贫结果必须真实，让脱贫成效真正获得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要实施最严格的考核评估。2017年，习近平在著名的“7.26”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要攻坚克难，到2020年，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⑧稍后的十九大报告、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再次重复了这种说法。在2019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和2020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都提出2020年要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2020年3月6日，他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一次强调，国家要组织开展脱贫攻坚普查，对各地脱贫攻坚成效进行全面检验，确保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这一系列说法的核心就是“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它成为新时代评判党员干部和一些重大事项的重要标准，《人民日报》的多篇社论都强调，新时代要着力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以苦干、实干交出能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答卷。

“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与“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是什么关系？它根源于何处，主要内涵是什么，有何重大意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造性提出的重要评判标准和时新说法，显然需要聚焦于上述主要问题对之进行深度解读。

二.   追根溯源：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评判标准的中国化表达

“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与“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本质上是一致的，根源于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把握，具体来说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评判标准的中国化表达。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初步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必须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出发来观察、分析历史，因为历史是人进行实践活动的结果，这正是新历史观即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科学”的基本要求。^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自称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

既然历史是人进行实践活动的结果，那么分析和评判历史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实践主体维度；二是主体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特别是物化形态的结果)即客体维度。

主体维度含有两个层面：一是既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抽象人性、类本质，又和施蒂纳抽象、极端个人主义的“唯一者”相对立意义上的“现实的个人”；二是作为现实的个人的集合的人民群众。《神圣家族》早就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⑩列宁为之肯定说：“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⑪ 1945年4月，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该报告在分析国内国际形势时更明确地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⑫这一非常著名的说法。

主体的生存状态、实践样态和发展状况，无疑是分析、衡量历史的一个基本着力点。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强调“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还依据主体的存在状态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即“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⑭，它们前后相继。也正因此，《共产党宣言》关于无产阶级奋斗的目标、人类解放，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即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⑮的联合体；后来的《资本论》则说它是一种“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⑯。这种“自由人联合体”之所以被视为历史上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和文明形态，就是因为它更能弘扬人道价值、彰显人的主体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意味着，是否促进人的自由发展、促进人民生活幸福，是评价历史的重要尺度。

但唯物史观也特别重视实践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实践，恩格斯反复说过，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亦即物质生产。唯物史观同时认识到，包括劳动在内的人类活动“是受他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他们的物质交往和这种交往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进一步发展所制约的”^⑰。所以，“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提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⑱。现实的人是在一定的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中进行劳动的。“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⑲人类社会历史就是由这些社会结构内部要素的矛盾推动的。在这些社会结构中，生产力无疑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此有过经典的说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⑳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特别是生产力，构成我们分析、评判历史的基本依据。马克思、恩格斯为此说，“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㉑，人类社会发展始终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后来，列宁更加明确地说，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㉒，也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㉓。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生产力不断推动社会结构变动的历史，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马克思为此强调，要“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㉔。

主体尺度的核心就是对人的价值关怀，也有学者称之为人的尺度、价值尺度；而客体尺度的核心是历史本身(包括历史活动、社会历史结构、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等)究竟如何，也有学者称之为历史尺度。虽然两者各有侧重且区别不小，但唯物史观强调了两者的内在统一。因为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固然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组织性，但归根结底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生产力本质上是主体的力量确证，生产关系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为此说，“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㉖，“一切民族……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㉗。

一个合理的社会应是两种评价尺度的统一。资本主义在大大提高生产力、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的自由与发展，这是它超越封建社会而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地方。但其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德意志意识形态》就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说来它们已经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大量劳动阶级“同生产力和自身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它只是用摧残生命的东西来维持他们的生命”^㉘。《共产党宣言》则进一步指出: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㉙马克思后来更直白地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㉚未来的美好社会一定要从根本上改变两种尺度背离的状况。马克思为此强调，共产主义一方面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至于“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㉛；另一方面是“个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实践能力、多维需要、自由个性、精神境界、社会关系等得到普遍提升和优化。

显然，历史唯物主义有三层递进的含义。其一，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既然这样，人类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制度设计和践行，根源于实践，最终也要靠实践来评判。实践检验是最根本的检验。其二，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人，历史的主体因此也是人，最重要的是群体主体即人民，历史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检验同样是评判人类行为、活动的重要维度。其三，实践活动及其结果，构成历史的客体向度。我们一般谈“历史”，除历史人物(历史主体的特定形态)外，主要指历史事件、历史过程、历史活动、历史结果或后果。人类实践活动是持续进行的，导致历史虽然可以区分不同时间段，但实质上又是前后接续、连绵不断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内在吁求，即有必要将特定历史事件、历史过程、历史活动还原到特定时间段去评判，而不能“超历史”地评判。另外，特定时期的历史结果、后果，作为时间在后的“历史”，是把握历史事件、历史过程、历史活动的基本依据，也因之成为检验标准。这两者就是所谓历史本身的检验。当然，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视的是总体性、抽象存在的历史结果即社会生产力，也因之把社会生产力视为历史评判的根本尺度和标准。

可见，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无疑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三层含义一一对应的，它不过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上述三层含义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表达简洁而清晰地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表达。

不过，由上述分析可知，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所谓“实践检验”虽然是最根本的，但它更偏重于总体性和抽象性。实际上，“人民检验”“历史检验”更为具体、更具实际针对性，两者分别代表了前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尺度和客体尺度。三者内在统一，“人民检验”“历史检验”归根结底源于“实践检验”，而“实践检验”有必要具体为“人民检验”“历史检验”。或者说，当我们强调“人民检验”“历史检验”二者并重时，实际上已经暗含了“实践检验”。

由此，十八大以来我们反复强调的“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就很好理解了。人民认可、历史检验都根源于实践，是实践检验的展开和具体化。人民认可是唯物史观主体尺度、价值尺度的时代表达、集中体现，既具有更鲜明的政治色彩，也具有更好的实操性；历史检验是唯物史观历史尺度的凝练概括和有针对性的具体表达。更重要的是，这种提法把人民检验和历史检验并列在一起，强调两者在实践中的统一，把唯物史观价值尺度、历史尺度有机结合起来，既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批判旨归，也彰显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诉求。它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守正出新”，同样是历史唯物主义评判标准的中国化表达。而且，它与“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关系清晰明了：一则，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是源自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的评判标准；二则，“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是对“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更为凝练、更为生动的表达。

二.   “得到人民认可”的双层内涵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三重意蕴

一   “得到人民认可”的双层内涵

对于“得到人民认可”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尺度的守正出新，有以下两点理由。其一，在唯物史观那里，主体尺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现实的个人，一个是作为其有机聚集的人民。但对社会历史的整体把握和衡量而言，人民群众的主客观状况无疑更有说服力和明证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非常重视这一点，毛泽东除了非常直接明了地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还将之中国化为著名的“群众路线”。改革开放后，我们在坚持和深化群众路线的基础上，不断彰显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先后提出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㉜，“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主体”^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实践主体”，“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党的领导的统一，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开放”^㉞。

其二，以“认可”这个更具施动色彩的词汇，把主体评判尺度的主体性特征很好地表现了出来。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敏锐地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㉟他还提出，我们的工作“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㊱，把唯物史观的双重评价尺度质朴而又生动地表达了出来。1992年南方谈话时，邓小平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列入了著名的“三有利”标准；江泽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㊲。由此，“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成为“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㊳，进一步彰显了人民评价主体地位，以及评价的主动性、能动性。新时代为了更好地彰显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我们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观，弘扬“五个一切”，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了一切人民、为了人民一切、一切由人民检验。习近平多次说：“全党同志无论职位高低，都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㊴

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的“人民认可”，就是在此基础上以更为凝练、生动的形式凸显了人民群众在主体尺度中的主动地位。那么，具体而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它究为何意、有何所指？在现实中如何具体把握？

首先，作为彰显主体主动评价的概念，它就是指人民群众自己的主观感受、认知、体验和评判，是对这种主观状态的凝练表达。众所周知，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㊵，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㊶，“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㊷。总之，就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㊸。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应成为“人民认可”最重要的标志。

当下，人民群众的“三感”具体如何？国内普遍性的调查统计尚未出来，但可从两个相关的调查中管窥一斑。其一，由中国青年报社发起的2018年底大型青年调查显示，受访青年为自己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都打了7.5分以上(满分10分)。^㊹其二，根据陕西省社科院的调查，陕西居民2019年的总体获得感得分为6.9分，总体幸福感得分为7.04分，安全感平均得分为7.18分。^㊺可以看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群众当下的“三感”总体上是相当好的。

其次，它涉及主体主观评价背后主体生存、生活、生产、交往、发展等多个层面的客观实际，侧重表明主体为何这样评价或应该做出什么样的主观评价。一般而言，两者内在一致，当主体的生命、生活、生产等生存和发展客观状态很好时，包括“三感”在内的主观评价理应与之对称。这些客观实际具体主要包括：其一，广大民众的就业、收入、消费情况，事关主体基本生存；其二，含基本养老、医疗、保险、住房、教育等在内的人民日常生活状况，也就是基本民生建设情况，它是主体生活状态的基本标志；其三，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政治建设情况，事关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权利和美好政治生活；其四，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标志性内容的文化建设情况，事关美好精神生活；其五，融社会活力和秩序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情况，事关主体活动的基本社会环境，也是主体安全感、幸福感的基础；其六，生态文明建设状况，它关系到主体社会实践的基本自然环境。

从2020年5月发改委提交的《关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和国务院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与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体生存、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客观方面，在当前“两个百年”的交替期，总体上表现出很好的状况；相较于十九大以前，都有或多或少的进步，有些是明显的优化或改善。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体评价尺度的客观维度与主观维度即社会主体的自我评价，很好地吻合起来。换言之，当下人民群众的“三感”和满意度之所以都呈现出很高的指数，是由他们生存、生产、生活等主体活动及其环境客观状况决定的，两者表现出高度的一致。

二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三重意蕴

如前述，“经得起历史检验”根源于历史唯物主义评价的历史尺度。这一尺度重在依据历史发展自身内在的客观状况(除主体状况以外)来对某些历史进程、事件、人物、社会形态等进行评价。这些客观状况一般包括哪些？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历史过程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生产力水平、状态就成为评判历史最基本的依据，生产力标准也就成为历史尺度的根本和核心。邓小平著名的“三有利”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论都强调了这一点。生产力虽然不能和经济等同，但其核心是人民的物质生产能力。在现实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经济发展质量等，构成生产力发展水平最基本、最重要的标尺。

其次，马克思主义也强调，社会不过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㊻，整个社会是由各种要素互相作用形成的整体，生产力固然是基本决定性力量，但社会不能简单归结为生产力和物质财富。恩格斯晚年专门强调：“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㊼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应是诸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多层面的共同发展、全面发展；更高的理想状态则是均衡发展、协调发展，形成发展的优化和合力。列宁为此说：“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先提出不仅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者。”^㊽由此，历史尺度既涉及除生产力、经济发展外，诸如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具体方面的客观发展状况和水平，也涉及由它们形成的总体情况，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一般就是综合国力。

再次，历史唯物主义评价的历史尺度，根基于历史辩证法。它有一个核心要求，即在进行历史评价时，一定要尊重作为某种历史进程、历史事件既定基础的客观实际，要立足于已有的历史条件进行评判。不能以后人的标准来人为拔高要求，进行超历史的评价，甚至因此贬抑某些历史贡献、价值。

由此，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否“经得起历史检验”应涉及三点评判内容。其一，要尊重基本的历史条件，如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时代定位，既包括“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㊾即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也包括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㊿。我们对当前各项工作、干部实绩的评价，必须坚持历史性原则，立足于这个特定的历史方位进行评判。

其二，很重要的一点是既要看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内涵和关涉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如何，也要看美好生活所内涵的诸如民主政治、科教文化、社会治理、生态文明等具体方面的客观情况、客观成就。依据《关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草案的报告》和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国家统计学会会长宁吉喆发表于《人民日报》(2020年12月7日)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的系统总结，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60%；全社会R&D支出占GDP比重为2.23%，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5%，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14位；“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前景愈加清晰可见，人民群众宜居、安居、乐居的社会环境形成；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保制度，成效显著。总体而言，各方面的客观情况都处于很好的状态。

其三，要看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本身内涵的重要指标完成情况、关键任务完成情况或突出问题解决情况。关于前者，根据较具权威性的《中国城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监测报告2019》，2018年中国全面小康指数为99.18，表明我国已基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2020的监测显示，中国地级市、县级市全面小康指数前100名均超过预期点。 “六稳”工作、“六保”要求得到了较好落实；这次突发性新冠肺炎疫情得到了科学应对和有效防治；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表明在诸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等突出问题和攻坚战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综上，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第一，在社会评价历史尺度的主要方面表现都很好。生产力继续获得发展，整体经济水平不断提升；政治、文化、生态、社会建设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平衡性、共享性都有所推进。第二，重要指标的监测指数表现优秀，我国已完成了脱贫攻坚的历史重任，一些重点难题的不断解决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判断。第三，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新时代特定历史方位下获得的，我们仍面临着基础薄弱、重点难点问题突出的历史背景。换言之，这些成就不负时代、无愧历史。

总而言之，在“十三五”和“十四五”交接期、“两个百年”交汇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成绩，确实称得上“经得起历史检验”。

四.   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有机衔接：“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深层意义

十九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党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段话把十五大提出、十六大和十八大再次明确强调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更为清晰地呈现了出来；而且它也清晰地凸显了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两个百年目标有机衔接的关键环节。“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而“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十九届五中全会则在此大背景下，提出了到二○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并就这个远景目标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使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有了更为坚实的地基和清晰的路线图；也重点要求，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务必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好基、开好局。

这样一来，“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就具有了更深层的意义和价值。首先，仅将“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局限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来认识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所谓经得起历史检验，必须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去考虑，必须考虑到能够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奠立坚实的基础、提供有力的保障和厚重的历史支撑，换言之，要经得起这个“大历史”的检验。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得到中国人民上下一致的认可。其次，“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评判标准的中国化，不仅是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评判标准，也是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评判标准，还应是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评判标准。当然, 随着时代的变化、历史的变迁，针对不同的具体事项，它应有不同的具体内涵、不同的指标体系以及不同的数量和质量要求，换言之，它是具有历史变动性和历史发展性的。但是，“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本身是必须坚持、具有普遍性的评判标准。

也正因此，有必要重视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作为普遍的评判标准，在具体运用时，有必要进一步具体化。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全面小康社会的衡量，特意指明要把握好三对关系。一是把握好整体目标和个体目标的关系。全面小康不是平均主义，不意味着不同区域、不同人群都一样。二是把握好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的关系。有的是绝对指标，比如脱贫；也有不少相对指标，比如环境改善方面，这类指标将来还要持续改善。三是把握好定量分析和定性判断的关系。衡量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与否，既要看量化指标，也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状态和现实获得感。应该说，解决好这三对关系，是我们坚持和贯彻“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这个评判标准的基本要求。

其二，“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更适合于整体目标、绝对指标和定性判断层面的把握，而在不少具体或个体目标、相对标准、量化指标方面，还存在很多需要改善和优化的空间，比如仍然存在一些个体群众还没有完全摆脱相对贫困、环境保护还可以进一步深化、很多量化的指标还可以进一步提高等。这意味着，脱贫攻坚任务虽已超预期完成，但后续仍有很多工作。例如，仍要花力气来巩固脱贫成果，争取一个都不掉队；降低返贫致贫风险，积极探索脱贫扶贫长效机制。

其三，以人民为中心谋求发展、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无疑是“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最基本、最核心的诉求。今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要注意“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促进美好生活的实现。还要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其四，既然“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事关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性评价，那么，我们首先要把原来一些建设举措，如“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继续深入推进、做好做强；其次要把视界扩宽、视距拉长，要把“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上升到巩固“四个自信”、制度定型、更好地发挥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高度来把握。

① 《中共中央举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光明日报》2014年8月21日，第1版。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14页。

③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194页。

④《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338页。

⑤《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不断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目标》，《人民日报》 2013年10月31日，第1版。

⑥ 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日，第2版。

⑦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13期。

⑧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6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6-520页。

⑩ 同上书，第286-287页。

⑪《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336页。

⑫《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31页。

⑬ 同①书，第192页。

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7-108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页。

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83页。

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4页。

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4页。

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4页。

⑳ 同上书，第591-592页。

㉑ 同①书，第533页。

㉒《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72页。

㉓《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209页。

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页。

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101页。

㉖ 同上书，第104页。

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66页。

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75页。

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6页。

㉚ 同上书，第580页。

㉛ 同①书，第436页。

㉜《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81页。

㉝《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第579页。

㉞《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138页。

㉟《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629页。

㊱《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3页。

㊲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第181页。

㊳ 同上书，第193-194页。

㊴ 习近平：《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1月30日，第2版。

㊵《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第8页。

㊶《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第8页。

㊷ 同④书，第17页。

㊸ 同④书，第32页。

㊹《80后更多获得感90后更有幸福感》，《中国青年报》，2018年12月11日，第7版。

㊺ 谢雨锋：《2019陕西公众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调查分析报告》，《新西部》2020年第10期。

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4页。

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1页。

㊽《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131页。

㊾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66页。

㊿《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7页。

《〈中国城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监测报告2019〉发布》，光明网，https://politics.gmw.cn/2019-11/22/content_33342177.htm，访问日期：2021年5月30日。

《竞争力智库等机构发布〈中国城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监测报告2020〉》，《中国经济导报》，2020年12月4日，第8版。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9页。

同上书，第20-21页。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求是》2020年第11期。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6-17页。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49页。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第21页。

同②书，第19页。

习近平：《在2020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月24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