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ess to Justice: Risk Regulations of Third-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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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第三方资助经历了从禁止到允许的发展转变，并逐渐由诉讼领域向仲裁领域扩张，尤其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备受青睐。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为处于经济困境或意图寻求仲裁风险分担的申请人提供了接近正义的机会，也对东道国损害投资者利益的不法行为构成一定的威慑。但是，资助者为了获利可能会资助骚扰性主张、不承担不利费用的做法使得东道国胜诉时可能无法获得仲裁费用补偿，资助者参与投资仲裁程序的隐秘性可能导致资助者和仲裁员的利益冲突。国际社会应采取要求受资助者履行强制披露义务、赋予投资仲裁庭通过费用决定来规范受资助者和资助者行为的权力以及强化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意识等举措，以实现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的经济效用最大化。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ird-party funding has undergone a transition from prohibition to permission and gradually expanded from litigation to arbitration,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Third-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provides the applicants who are in economic distress or want to share the arbitration risk with the opportunity for access to justice and serves as a deterrent to the wrongdoings of host countries that harm the interests of investors. However, the profit-seeking nature of funders may lead to their filing of frivolous claims and the failure of the host country to obtain compensation of arbitration costs when winning the lawsuit, and the secrecy of the fund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vestment arbitration procedure may lead to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funders and arbitrator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take measures such as requiring the funded parties to fulfill the mandatory disclosure obligation, granting investment arbitral tribunals the power to regulate the behavior of the funded parties and the funders through cost decis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arbitrators, so as to maximiz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ird-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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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资助(Third-Party Funding)通常是指与争议当事方无直接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或法人，通过为有资金需求的当事方提供物质支持或法律服务等，在案件胜诉时按照资助协议的约定获得相应比例的资助回报，败诉时当事方无须偿还资助者资助费用的经济活动。第三方资助者资助国际投资仲裁程序对当事方来说存在一定的经济效益，可以为申请人投资者提供接近正义(access to justice)的机会，资助者对投资争议的尽职调查和筛选以及对争议焦点的梳理也有助于被诉东道国有针对性地予以回应和抗辩，东道国提起反诉时也可以寻求第三方资助者的资助。但是，国际社会目前对第三方资助者资助投资仲裁程序的规制不足，第三方资助者出于营利本性和参与投资仲裁程序的隐秘性，可能资助骚扰性的投资主张，这样不仅会损害投资仲裁程序的完整性和仲裁员的公正性、独立性，也会给被诉东道国造成损失。第三方资助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的广泛适用给投资仲裁程序带来的风险可以通过相应的措施来规制。
一. 从诉讼领域到仲裁领域：第三方资助国际仲裁日渐普遍
一 第三方资助由禁止到允许的发展转变
第三方资助最早来源于英国普通法上的助讼和包揽诉讼(Maintenance and Champerty)。① “助讼”在牛津英语词典中的定义为“不当地协助和教唆诉讼的行为，特别是由与诉讼程序无利害关系的一方支持诉讼或起诉方……”②。助讼的亚种“包揽诉讼”指的是资助者和诉讼当事人之间存在的资助协议类型。根据布莱克斯通法律词典，“包揽诉讼”是指“在诉讼请求的所有者与支持或帮助执行诉讼请求的非诉讼当事人之间分配诉讼收益的协议”③。美国最高法院对这两个术语的解读为：“助讼是帮助他人提起诉讼，包揽诉讼是对案件结果享有经济利益。”④英国的丹宁勋爵(Lord Denning)在Re Trepca Mines Ltd案中指出，普通法国家担心资助者为了个人利益可能会煽动申请人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压制证据，导致程序滥用，通常禁止助讼和包揽诉讼。⑤许多国家和地区认为助讼和包揽诉讼违反公共政策，导致大量的骚扰性请求被提起，并造成富有的资助者对贫穷的申请人的敲诈和压迫。⑥例如，中国香港地区沿袭普通法传统，禁止助讼和包揽诉讼，目的是防止拥有权势之人为一己私利而资助不必要的诉讼。
第三方资助的实质是资助有资金需求的当事方进行诉讼，是传统的助讼和包揽诉讼的现代化形式。人们对助讼和包揽诉讼的担忧同样适用于第三方资助。有人认为第三方资助滋生了骚扰性主张，对被提起诉讼或仲裁的另一方当事人而言，不管其有无过错都增加了诉讼成本，导致诉讼低效。⑦一些资本充足率较好的投资公司为了获得较大份额的资助回报可能会投资胜诉概率较低的案件，并将资助风险分散在批量组合的投资中。此举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部分骚扰性主张在资助者的资助下被提起。⑧
然而，如今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第三方资助为普通的民众提供了“接近正义”的机会。他们将“更多的诉讼”等同于“更多的正义”，认可资助协议促进诉讼的观点。⑨原本禁止助讼和包揽诉讼的国家和地区对第三方资助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比如，在Arkin诉Borchard案中，英国法院认为当事方达成的第三方资助协议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并不必然违反禁止助讼和包揽诉讼的普通法原则。⑩杰克逊(Jackson)法官在其2010年的民事诉讼费用报告中指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诉讼资助者有必要以普通法为根据来考察法律允许第三方资助的范围。⑪ 2016年，伦敦上诉法院汤姆林森(Tomlinson)法官在Excalibur案中对第三方资助的接受达到了新的高度，他认为：“诉讼资助是一种为公众利益所接受并经司法认可的活动。”⑫美国的许多司法辖区同样废除了禁止助讼和包揽诉讼的普通法原则，多达40%的州法院驳回了当事方以禁止助讼和包揽诉讼为依据的抗辩。⑬中国香港地区也对助讼和包揽诉讼设置了三项例外，即满足对诉讼结果有合法利益、为了公共利益目的以及破产程序三项条件之一即可寻求资助者的资助。⑭随着禁止助讼和包揽诉讼原则的废除，第三方资助的法律障碍得以清除，其对诉讼当事人和律师，甚至对诉讼进程和法律本身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第三方资助在国际仲裁领域的广泛适用
跨国经济活动的频繁和争议的日渐复杂性使得人们开始寻求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方式，仲裁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青睐。然而，高昂的纠纷解决费用阻碍了争议当事方尤其是经济困难的当事方选择仲裁的意愿。为了获得公正救济的机会，人们对第三方资助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提起诉讼或仲裁程序的当事方意图分担争议解决风险的需求为纠纷资助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ICCA)2018年的报告显示，包括诉讼和仲裁在内的全球纠纷资助市场目前已超过100亿美元，并仍在迅速增长。⑮鉴于国际仲裁领域高昂的索赔数额、裁决的终局性以及《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又称《纽约公约》)和《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又称《ICSID公约》)提供的完善的承认执行机制，近十年间，资助者的资助活动已从普通法国家转向全球仲裁市场。鉴于第三方资助对国际仲裁的影响趋于明显以及仲裁在改善当事方接近正义的权利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国际社会既需要平衡人们对使用第三方资助资金提起仲裁请求的迫切需求，也需要保护仲裁程序的完整性和裁决的最终可执行性。⑯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仲裁机构仲裁规则以及区域贸易协定等都对第三方资助进行了规定。
目前，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已通过不同的立法形式认可第三方资助仲裁的合法性。香港地区为了适应其作为国际仲裁中心的现实需求，倾向于放宽第三方资助在仲裁领域的适用。2015年10月19日，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LRC)下设的第三方资助仲裁小组委员会发布了一份磋商文件，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第三方资助仲裁小组委员会咨询文件》, ⑰比较了第三方资助仲裁对香港地区产生的好处与风险，权衡之下建议香港地区法律在仲裁领域准许第三方资助。⑱ 2017年6月14日，香港地区立法会通过《2017年仲裁及调解法例(第三者资助)(修订)条例》，允许在仲裁和调解领域适用第三方资助。⑲新加坡2017年3月1日生效的《民法(修订)法案》也明确第三方资助在仲裁领域合法。⑳
一些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近年来也赋予了第三方资助合法地位，如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2017年《投资仲裁规则》、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2018年《机构仲裁规则》、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2017年《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试行)》、北京仲裁委员会(BAC)2019年《国际投资仲裁规则》等。历经六次修订，2022年7月1日即将生效的2022年版《ICSID仲裁规则》中明确规定了第三方资助。㉑另外，欧盟和加拿大2016年签订的《综合性经济贸易协定》(CETA)、《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草案以及《欧盟—越南投资保护协定》也明确了第三方资助国际仲裁程序的合法性。
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国际仲裁案件涉及第三方资助。以国际投资仲裁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对新的投资机遇需求渐增，第三方资助者逐渐意识到双边投资条约(BIT)或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提供了以相对较小的风险获得较高回报的可能性。㉒投资仲裁产生的赔偿金额通常远超商事仲裁，而且投资条约法极少为被诉东道国提供反诉的可能性，从而使得此类索赔对于资助者而言极为有利可图，其回报甚至可以达到胜诉收益30%—50%的份额。㉓近年来，第三方资助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的适用日渐普遍，有学者的研究表明，至少40%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涉及第三方资助。㉔第三方资助逐渐被视为有助于投资者和提起反诉的东道国获得接近正义基本权利的一种工具。㉕
二. 纠正不平衡的议价能力：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的法经济学分析
在投资者—国家仲裁中，高昂的仲裁费用和漫长的仲裁程序对投资者而言是不小的负担。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第三工作组的统计数据，投资仲裁程序的平均费用已达800万美元。㉖即便投资者拥有提起投资仲裁的独有权利，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不平衡的议价能力也使得这一投资争议解决机制趋向失衡。第三方资助者为投资者提供了提起投资仲裁请求的资金支持，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种不平衡。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第三方资助者资助投资仲裁这一经济活动，不仅使自身获得了较大收益，为投资者提供了获得公正救济的机会，为企业和律师提供了绝佳的融资机会，也提高了投资仲裁争议解决机制的利用率，有助于当事方尤其是申请人一方经济效益的提升。㉗
一 国际投资仲裁资源的稀缺性引起的行为选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张，投资者的跨国投资活动日益频繁和复杂，纠纷所耗时间更长，仲裁所需费用也日益高昂。处于经济困境的申请人可能没有足够的提起投资仲裁请求的资金、缺乏对争议是非曲直和程序风险的认知或者难以准确评估投资主张的价值和回报等，㉘减损了其获得接近正义的机会。而非处于资金困境的申请人出于降低风险、完善公司治理工具以及最大化公司管理的考虑，也需要获得外部资金支持。㉙
第三方资助者为有资金需求的投资者提供资金支持，使得经济困难或意图寻求仲裁风险分担的投资者能够有机会提起投资仲裁。若被资助的投资主张是有价值的，日渐增加的案件数量则意味着更多的不法行为被纠正，更多的人获得了公正。根据功利主义学派在社会福利思想上的观点，社会福利的总体水平与每个人的福利水平成正比。㉚虽然在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中高昂的仲裁费用成为申请人投资者最大的负担，但专业的第三方资助公司的出现解决了投资者的后顾之忧。申请人通过让渡一部分胜诉收益即可获得仲裁费用的资助或专业法律团队的指导，一定程度上以较小的成本获得了较大的收益，从而实现了投资者对投资争议解决机制的最优适用。㉛投资者接近正义诉求的实现也提升了社会福利水平。
二 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中理性人的合理判断
法经济学理论对人的预设是，作为理性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选择是理性和自利的。资助者是否资助案件的重要考虑因素是案件的胜诉概率。实践中，资助者通常根据一定的标准来衡量案件的胜诉概率，比如投资主张的价值、裁决对东道国的可执行性、赔偿数额、案件败诉时可能面临的潜在不利成本等。㉜在澳大利亚著名的资助公司IMF Bentham资助的案件中，案件胜诉率通常超过90%，其为被资助的申请人带来的回报超过14亿澳元。㉝理性的资助者在资助案件前通常会进行尽职调查，确保其资助的案件能够胜诉。即便受资助者败诉时的不利费用存在不确定性，资助者通常也要求受资助者购买事后保险来涵盖不利费用。此外，资助者还会通过批量组合资助的方式将资助风险分配到不同的案件中，以实现资助收益的最大化。投资者在寻求资助之前也会对其胜诉收益数额与支付给资助者的胜诉回报数额进行比较，进而决定是否寻求第三方资助者的资助。投资仲裁案件中被诉的东道国也会对第三方资助者介入投资仲裁程序可能带来的后果进行衡量。很多情况下东道国知晓投资者没有足够的财力, 即便实施征收、变更法令等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投资者也无法提起投资仲裁请求来获得相应救济。也就是说，因为投资者缺少对抗主权国家的能力，所以无法对东道国的不法行为起到威慑作用。㉞而第三方资助者不仅可以为无能力支付仲裁费用的投资者提起投资仲裁请求提供资金支持，也可以资助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和个人提起投资仲裁，以确保他们不因费用高昂的投资仲裁而陷入资金链断裂的风险。㉟鉴于投资仲裁高昂的费用和漫长的仲裁程序，东道国在作出影响投资者利益的决定时须认真权衡其行为，避免引发大量的投资仲裁案件而损害国家声誉。㊱因此，第三方资助者资助投资者提起国际投资仲裁，一方面帮助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迫使东道国权衡其实施不法行为导致大量的投资仲裁案件对国家声誉和吸引外资的不利影响，进而依法依规行事。
三 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的成本收益与效用最大化
第三方资助者通常对投资者的部分或全部仲裁费用予以资助。在国际投资仲裁中，投资仲裁的费用主要包括仲裁庭的费用和当事方的费用。前者包含仲裁员的报酬和开支、使用ICSID设施产生的费用以及争议双方支付的案件注册费等；㊲后者指当事方进行仲裁程序产生的费用，包括法律代理人的费用和专家或证人费用。㊳ 投资仲裁庭分配仲裁费用时通常存在三种方式：一是当事方各自负担自己的仲裁费用，二是败诉方负担胜诉方的仲裁费用，三是根据当事各方胜诉的比例来分配仲裁费用。因投资仲裁庭可行使自由裁量权分配仲裁费用，实践中仲裁庭如何分配仲裁费用存在不确定性，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中资助者和受资助者的成本与收益也存在差别。鉴于第三种费用分配方式是对第二种费用分配方式的适当调整，因而可以参照第二种费用分配方式来比较资助者和受资助者的成本与收益，本部分对其不再赘述。
1 各自负担自己仲裁费用模式下资助者和受资助者的成本收益
在各自负担自己仲裁费用的模式下，对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第三方资助者而言，当其资助的预期收益高于预期成本时，其通常愿意提供资助。资助者在作出资助决定之前将谨慎评估投资主张的价值和潜在收益。除此之外，案件的胜诉率以及资助者和受资助者之间约定给资助者的胜诉收益比例也应考虑在内。此种情形之下资助者的预期收益即为投资主张的潜在收益与案件胜诉率和胜诉收益比例的乘积，资助者的预期费用为受资助者与仲裁程序有关的费用，资助者无须承担受资助者败诉时的不利费用。㊴只有当资助者的收益超过其预期费用时，资助者才会有资助该投资仲裁案件的动力。
从受资助者的视角来看，当其预期收益通过寻求第三方资助而增加时，其才会与资助者签订资助协议。受资助者胜诉时须与资助者按照资助协议约定的比例分享胜诉收益。此时，受资助者的收益为案件胜诉收益除去资助者的资助收益。至于预期成本，因资助者在资助案件时已对受资助者的仲裁费用予以资助，即使案件败诉，受资助者也无须偿还资助者的资助费用，受资助者通常无须预付任何资金，也不承担诉诸第三方资助的风险。对于处于经济困境的投资者而言，只有寻求第三方资助，才有机会就投资主张获得胜诉收益。而对于意图分担投资仲裁风险的投资者来说，其可权衡案件的胜诉概率，比较资助者要求的胜诉回报数额与其不寻求资助时的费用数额，慎重决定是否寻求第三方资助。
2 败诉者负担仲裁费用模式下资助者和受资助者的成本收益
在败诉者负担仲裁费用模式下，资助者在受资助者胜诉时无须承担仲裁费用；而在受资助者败诉时，除了承担受资助者的仲裁费用之外，若资助协议中约定了资助者的不利费用责任，资助者还要承担申请人败诉时的不利费用，即被申请人的仲裁费用和其他损失。此种情形下，资助者的预期成本为受资助者的仲裁费用与败诉时的不利费用之和。只有当资助者的收益大于其预期费用时，资助者才会考虑资助案件。从实践来看，受资助者败诉时的不利费用很难预测，因此，在败诉者负担仲裁费用模式下不太容易准确评估资助者对投资仲裁案件是否予以资助。若资助协议中没有约定不利费用责任，资助者作为投资仲裁程序的非当事方，通常不愿承担受资助者败诉时的不利费用，此时其预期成本仍为受资助者的仲裁费用。但是，实践中有的投资仲裁庭已开始要求资助者承担受资助者败诉时的不利费用责任。如在Eskosol诉意大利案中，仲裁庭要求受资助者提供资助者承担不利费用的证明，以决定其是否要求申请人提供费用担保。㊵
受资助者在败诉者负担仲裁费用模式与各自负担自己仲裁费用模式下成本收益最大的区别在于，其败诉时的不利费用责任。对于受资助者而言，当其因经济困难无法提起投资仲裁请求时，寻求第三方资助仍是接近正义的最优选择。对于资金充足但意欲分担投资仲裁风险的投资者来说，不仅需要比较胜诉时给资助者的回报数额与不寻求资助时的仲裁费用数额，还需考虑败诉时的不利费用由谁承担才能获得最大收益。
3 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的社会效用
如上所述，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的社会效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给第三方资助者自身带来了利益，增加了其投资收益；二是给受资助者和非受资助者带来了利益，为处于经济困境的申请人提供了获得公正救济的机会，推动了东道国规范自身行为提升国家形象和信誉，资助者对投资主张的尽职调查和筛选也降低了非受资助者承担的仲裁风险；三是对国际投资仲裁程序的效益，第三方资助者参与投资仲裁程序为申请人提供资金或专业的法律团队，有助于仲裁庭快速地厘清案件事实，提高仲裁效率。总之，第三方资助者参与国际投资仲裁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仲裁的社会福利，为处于经济弱势的申请人一方提供接近正义的机会，也迫使东道国提升其经济治理能力。
三. 尚不足以成为劣势：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存在的风险
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虽存在诸多益处，但仲裁协议之外的资助者参与投资仲裁程序可能会打破当事方原有的平衡，使得一方明显占有优势，非受资助一方承担着较大的风险。通常而言，投资仲裁机制为投资者提供了比国家更广范围的保护，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投资者和国家之间权利的“不对称”。㊶第三方资助者利用投资体制的不对称，使得国家财富不公平地转移到资助公司手中，㊷可能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事务和社会福利，㊸导致第三方资助饱受诟病。
一 增加骚扰性主张的提起
第三方资助者通过投资和交易他人的法律主张来获得利润，接近正义只是资助者宣称的“副产品”。资助者的介入可能使得原本可以通过和解来解决的纠纷进入仲裁程序，资助者为了获取高额利益可能资助高风险案件或者通过批量组合资助的方式资助胜诉可能性较小的案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争议解决的成本，损害了被申请人的利益。比如，在投资仲裁中，第三方资助增加了在投资争议中已经享有特权的投资者的可用资源，而损害了没有获得类似优势并将承担额外成本的东道国的利益。寻求资助的申请人和资助者在获取案件信息方面处于不对称的状态，申请人也可能通过资助者从投资主张中牟取暴利。㊹ 因此，第三方资助为一小部分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资源，使得他们能够在一个业已不平衡的系统中，提起越来越多针对国家的索赔。比如，在S & T Oil诉罗马尼亚案和Ambiente诉阿根廷案中，投资者利用第三方资助提起投资仲裁，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资助者因胜诉无望而终止资助，被申请人不得不承担数百万美元的仲裁费用。㊺
二 导致东道国面临胜诉时无法获得费用补偿的风险
第三方资助者作为营利性的企业，为了保证获得资助收益的最大化，通常在资助协议中约定不承担受资助者败诉时的不利费用责任。鉴于资助者的收益与案件标的额、争议解决程序的持续时间和案件的复杂程度密切相关，为了获得预期收益，资助者可能会要求申请人提出远超实际价值的赔偿、资助胜诉可能性较低的案件来获得更高的胜诉收益份额或者故意采用拖延的仲裁策略来阻碍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达成快速解决争议的和解协议。比如，在第三方资助者参与投资仲裁程序的过程中，投资者获得资助者提供的资金和丰富的经验、专业知识、内幕信息等，使得案件程序更为复杂和冗长，反而会加剧投资者与国家之间业已存在的不平衡的权力格局。当案件无法胜诉时，资助者可能会停止资助，受资助者因资金短缺无法继续已经进行的投资仲裁程序，被申请人东道国不得不承担已经投入仲裁程序的费用。即便资助者一直资助到案件最后，由于资助者不是案件当事方，投资仲裁庭对其无管辖权，也无法要求资助者承担申请人败诉时的费用责任。资助协议中资助者不承担不利费用的约定，使得被申请人可能因申请人资金状况困难而无法就仲裁费用获得偿还。由于资助者通常是秘密参与投资仲裁程序，东道国甚至不知道第三方资助者的存在，进而无法请求仲裁庭作出要求投资者提供费用担保的程序令。东道国的利益因第三方资助者追逐利益最大化和缺乏规制的隐秘参与而受损，一些国家甚至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了质疑。
三 可能导致资助者和仲裁员的利益冲突
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第三方资助者作为非仲裁当事方，其参与投资仲裁程序的隐秘性使得仲裁员可能无法知晓第三方资助者的存在，也无法准确判断是否存在利益冲突。鉴于国际投资仲裁领域的“旋转门”现象，仲裁员可能存在集律师、代理人等身份于一身的身份混同现象，在不同的仲裁程序和案件中可能存在利益冲突。首先，资助者和仲裁员可能在不同的仲裁程序中存在利害关系。比如，仲裁员是资助者在另一无关联的投资仲裁案件中资助的投资者的法律顾问，资助者可能会支付仲裁员作为该案件法律顾问的报酬和开支，资助者和仲裁员的此种联系可能导致东道国对二者的关系产生质疑。在EDF诉阿根廷案中，被申请人阿根廷根据《国际律师协会(IBA)利益冲突指南》的规定要求仲裁庭审查仲裁员科勒(Kohler)是否存在回避情形。㊻ Muhammet Çap诉土库曼斯坦案中，被申请人成功地获得了仲裁庭作出的要求申请人出示资助者身份和资助协议的程序令。㊼其次，同一个资助者在不同的投资仲裁程序中重复指定某一仲裁员。资助者虽然存在于仲裁协议之外，但其在参与投资仲裁程序的过程中对案件的控制和间接指定仲裁员的行为，可能引起被诉东道国对资助者多次重复指定该仲裁员的行为提出异议。最后，仲裁员拥有第三方资助公司或其关联机构公开发行的债券、股票，对案件结果拥有经济利益。㊽该种情形之下，投资仲裁案件的结果直接影响到仲裁员的收益，东道国毫无疑问会对仲裁员的适格问题产生质疑。若上述情形发生，不仅仲裁员自身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无法保证，也会危及仲裁程序和仲裁结果的公正性。
虽然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存在上述风险，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投资仲裁程序的公平公正，但出于资本的营利性考虑，作为理性人的资助者通过尽职调查会过滤掉琐碎和无价值的投资主张，尽可能资助胜诉率较高的案件。在当前第三方资助业务发展迅猛的背景之下，第三方资助者和仲裁员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复杂。二者间的利益冲突可能危及仲裁庭构成的有效性，导致仲裁员被质疑或免职，甚至使仲裁裁决被撤销或无法被承认执行。㊾但是，目前国际社会已对仲裁员和资助者的利益冲突问题予以重视，要求申请人在接受第三方资助时及时披露，甚至可能要求受资助的投资者提供费用担保，加重申请人的费用责任，以保障被申请人在胜诉时获得仲裁费用补偿，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骚扰性主张的提起。因此，相较于第三方资助给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以及仲裁参与人带来的社会价值而言，负面影响尚不足以成为劣势，可以通过相应的规制措施予以矫正。国际社会应正视第三方资助给投资仲裁程序带来的冲击，并积极采取措施来降低上述风险，实现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的最大经济效益。
四. 有效监管：规制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风险的具体举措
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的风险给国际投资仲裁程序和非受资助一方造成了不利影响，有学者甚至提出在ISDS中完全禁止适用第三方资助的建议。㊿一些国家如尼日利亚、南非、印度和阿根廷等也认为，在ISDS中应禁止投资者利用第三方资助提起投资仲裁。
一 明确受资助者的强制披露义务
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的隐秘性和营利性给投资仲裁程序带来了挑战。为了维持争议双方的利益平衡，在EuroGas诉斯洛伐克、南美铝公司诉玻利维亚以及Muhammet诉土库曼斯坦等案件中，投资仲裁庭都要求投资者披露是否存在第三方资助以及资助者的身份。
第二，披露的范围在实践中还未达成一致。有学者认为，受资助者应当披露资助协议的特定细节，如资助数额、资助者的潜在回报、资助者对案件的控制程度以及所有这些事实对利益冲突的影响程度等。
虽然第三方资助者通常不愿暴露其参与了投资仲裁程序，也会抵制对第三方资助的强制披露，但披露第三方资助不仅有助于仲裁相对方和仲裁庭评估资助者是否应适当承担投资仲裁的风险，也可以减轻或消除被申请人的疑虑。首先，对仲裁参与方来说，披露第三方资助增加了投资仲裁程序的透明度，也有助于增强人们在广泛意义上讨论ISDS的透明度；其次，规范第三方资助者参与投资仲裁程序促进了人们对第三方资助行业合法性和开放性的接受度；最后，较早地披露第三方资助减轻了仲裁当事方对仲裁员或投资仲裁裁决的质疑，避免裁决无法被承认执行。
二 赋予仲裁庭通过费用决定来规范资助者和受资助者行为的权力
从国际投资仲裁实践来看，投资仲裁庭几乎从未让仲裁协议以外的第三方资助者承担过仲裁费用责任。鉴于资助者独立于仲裁协议之外，即便其资助无价值的主张也不承担费用责任，国际社会目前对其缺乏制约，可能导致争议当事方之间的利益失衡。此外，投资仲裁庭很少要求申请人提供费用担保，而资助者在资助协议中通常约定其在受资助者败诉时不承担不利费用，因此被申请人胜诉时可能陷入资助者“打了就跑”(hit and run)的仲裁风险之中。为了对受资助者和资助者在投资仲裁程序中的行为进行规制，投资仲裁庭在作出费用决定之时应考虑受资助者是否披露第三方资助的事实：若受资助的申请人主动披露，投资仲裁庭可在分配仲裁费用时不考虑第三方资助的存在或者不要求申请人提供费用担保；若受资助者不披露而导致资助者与仲裁员之间产生利益冲突或胜诉的被申请人的仲裁费用无法获得补偿的情况出现，投资仲裁庭可以根据第三方资助者对案件的控制程度来决定是否要求资助者承担不利费用责任或者要求申请人提供费用担保，以保障被申请人的利益。
三 强化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意识
仲裁员作为投资仲裁程序的重要一环，其独立性和公正性对案件结果至关重要。公正性要求仲裁员在裁判案件时对当事方的诉求不偏不倚，只依据案件事实或相关法律作出裁决。
第三方资助源于普通法上的“助讼和包揽诉讼”，并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非法”认定。随着国际社会对第三方资助的需求日益增加，一些国家和地区先后废除了禁止助讼和包揽诉讼的规定，为第三方资助的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第三方资助者参与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不仅为有资金需求的申请人提供了接近正义的机会，增加了投资仲裁的社会福利，还推动了国际社会对第三方资助的重视。但由于第三方资助者通常是出于营利的目的参与投资仲裁程序，可能会给投资仲裁带来负面影响，损害非受资助一方的利益。国际社会应当对第三方资助者参与投资仲裁程序可能引发的风险进行规制，以实现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社会效用的最大化。
① Lisa Bench Nieuwveld and Victoria Shannon Sahini, Third-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Alphen aan den Rij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7), p. 7.
② Catherine Soanes,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26.
③ Bryan A. Garner, Black’s Law Dictionary (Minnesota: West Group, 2009), p. 262.
④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In re Edna Smith Primus (1978), 436 U.S. 412, No. 77-56, argued January 16, 1978, decided May 30, 1978, accessed March 10, 2021, http://clarkcunningham.org/PR/Primus-edited.htm.
⑤ Re Trepca Mines Ltd (No.2) [1963] Chapter 199, at 219, accessed March 12, 2021, https://vlex.co.uk/vid/re-trepca-mines-ltd-793372081.
⑥ Lisa Bench Nieuwveld and Victoria Shannon Sahini, Third-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Alphen aan den Rij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7), p. 7.
⑦ Namic State and Policy Affairs Department, “Third-Party Litigation Funding: Tipping the Scales of Justice for Profit”, May 2011, pp. 6-7, accessed March 20, 2021, https://www.namic.org/pdf/publicpolicy/1106_thirdPartyLitigation.pdf.
⑧ Namic State and Policy Affairs Department, “Third-Party Litigation Funding: Tipping the Scales of Justice for Profit”, May 2011, pp. 6-7, accessed March 20, 2021, https://www.namic.org/pdf/publicpolicy/1106_thirdPartyLitigation.pdf.
⑨ Namic State and Policy Affairs Department, “Third-Party Litigation Funding: Tipping the Scales of Justice for Profit”, May 2011, pp. 6-7, accessed March 20, 2021, https://www.namic.org/pdf/publicpolicy/1106_thirdPartyLitigation.pdf.
⑩ Arkin v. Borchard Lines Ltd & Others[2005]EWCA Civ 655, accessed April 8, 2021, http://www.bailii.org/ew/cases/EWCA/Civ/2005/655.html.
⑪ Rupert Jackson, Review of Civil Litigation Costs: Final Report(Ireland: The Stationery Office, 2010), pp. 119-139.
⑫ Leslie Perrin, Third Party Litigation Funding Law Review(London: Law Business Research Ltd, 2017), p. 41.
⑬ Paul Bond, “Making Champerty Work: An Invitation to State Action,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50，no.4 (2002): 1297, 1331-1341.
⑭ “LRC Releases Consultation Paper on Third-Party Funding for Arbitration, ” accessed April 20, 202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10/19/P201510190243.htm.
⑮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Commercial Arbitration, Report of the ICCA-Queen Mary Task Force on Third-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the ICCA Reports No. 4, April 2018, p. 17, accessed May 10, 2021, https://cdn.arbitration-icca.org/s3fs-public/document/media_document/Third-Party-Funding-Report%20.pdf.
⑯ Nyamasi Irene, “Third 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 accessed November 6, 2021, https://www.ncia.or.ke/wp-content/uploads/2021/03/Third-Party-Funding-In-International-Arbitration.pdf.
⑰ http://www.hkreform.gov.hk/tc/docs/tpf_c.pdf, 访问日期：2021年4月5日。
⑱ Abdulali Jiwaji, “Hong Kong Approves Third Party Funding for Arbitration, ”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July 16, 2017, accessed May 10, 2021, http://kluwerarbitrationblog.com/2017/07/16/hong-kong-approves-third-party-funding-arbitration/?_ga=2.171258215.61979184.1500971666-1852462757.1500971666.
⑲ 《2017年仲裁及调解法例(第三者资助)(修订)条例》, 第98U、98V条。
⑳ 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 “Civil Law (Amendment) Act 2017, ” accessed May 16, 2021, https://sso.agc.gov.sg/Acts-supp/2-2017/.
㉑ ICSID, “ICSID Administrative Council Approves Amendment of ICSID Rules, ” accessed April 13, 2022, https://icsid.worldbank.org/news-and-events/communiques/icsid-administrative-council-approves-amendment-icsid-rules.
㉒ Frank J. Garcia, “Third-Party Funding as Exploitation of the Investment Treaty System, ”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59 (2018): 2913.
㉓ Frank J. Garcia and Kirrin Hough, “Third 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November 1, 2018, accessed July 15, 2021, https://www.asil.org/insights/volume/22/issue/16/third-party-funding-international-investor-state-arbitration.
㉔ 肖芳：《国际投资仲裁第三方资助的规制困境与出路——以国际投资仲裁“正当性危机”及其改革为背景》，《政法论坛》2017年第6期。
㉕ José Ángel Rueda-Garciá, “Third-Party Funding and Access to Justice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Security for Costs as a Provisional Measure or a Standalone Procedural Category in the Newest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n Private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Europe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ed. K. Fach Gómez(Berlin: Springer Publishing, 2021), p. 104.
㉖ UNCITRAL,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Ⅲ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form) on the work of its thirty-fourth session (Vienna, Nov.27—Dec.1, 2017), A/CN.9/930/Rev.1, para. 36，accessed July 18, 2021,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V18/029/83/PDF/V1802983.pdf?OpenElement.
㉗ Maya Steinitz, “Whose Claim is This Way? Third-Party Litigation Funding, ” Minnesota Law Review 95，no.4 (2011): 1268, 1303-1313.
㉘ Gian Marco Solas and Omni Bridgeway, Third Party Funding: Law, Economics and Polic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175.
㉙ Gian Marco Solas and Omni Bridgeway, Third Party Funding: Law, Economics and Polic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第183页。
㉚ Marco de Morpurgo, “A Comparative Legal and Economic Approach to Third Party Litigation Funding, ” Cardoz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19，no.2(2011): 343.
㉛ Steven Shavell, “The Social Versus the Private Incentive to Bring Suit in a Costly Legal System, ” Journal of Legal Study 11，no.2 (1982): 333.
㉜ Eric De Brabandere and Julia Lepeltak, “Third 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 ICSID Review 27，no.1 (2012): 381-387.
㉝ IMF Bentham, Firm Profile, accessed August 8, 2021，https://www.inhousecommunity.com/wp-content/uploads/2017/09/Risk-Investigation_IMF-Bentham-2P.pdf.
㉞ Wenjing Chen,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ird Party Litigation Funding, ” US-China Law Review 16，no.1 (2019): 35-40.
㉟ Rachel Denae Thrasher, “Expansive Disclosure: Regulating Third-Party Funding for Future Analysis and Reform, ”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59，no.8 (2018): 2940.
㊱ IMF Bentham, Firm Profile, accessed August 8, 2021，https://www.inhousecommunity.com/wp-content/uploads/2017/09/Risk-Investigation_IMF-Bentham-2P.pdf.
㊲ Patricia Živković, “Security for Cost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What’s Missing from the Discussion?”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November 9, 2016, accessed August 8, 2021, http://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16/11/09/security-for-costs-in-international-arbitration-whats-missing-from-the-discussion/.
㊳ ICSID Convention, Art. 59, 60, 61(2).
㊴ Wenjing Chen,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ird Party Litigation Funding, ” US-China Law Review 16，no.1 (2019): 35-40.
㊵ Eskosol S.P.A. in Liquidazione v. Italian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15/50, Procedural Order No.3 (Decision on Respondent’s Request for Provisional Measures, 12 June 2017).
㊶ Alessandra Arcuri, “The Great Asymmetr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s, ” in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 Policy, eds. Lisa Sachs, Lise Johnson and Jesse Coleman, last modified December 13, 2019,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152808.
㊷ Frank J. Garcia, “Third-Party Funding as Exploitation of the Investment Treaty System, ”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59，no.8 (2018): 2919-2920.
㊸ Pia Eberhardt & Cecilia Olivet, Profiting from Injustice: How Law Firms, Arbitrators and Financiers are Fueling a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Boom (BelgiqueAuguste Levêque: Nouvelles Imprimeries Havaux, 2012), p. 16.
㊹ Jonas Von Goeler, Third-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Procedure(Alphen aan den Rij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6), p. 90.
㊺ S & T Oil Equipment & Machinery Ltd. v. Romania, ICSID Case No. ARB/07/13; Ambiente Ufficio S.P.A. & ors.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8/9.
㊻ EDF International S.A., SAUR International S.A. and León Participaciones Argentinas S.A. v. Argentina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23, Challenge Decision Regarding Professor Gabrielle Kaufmann-Kohler, 25 June of 2008, para. 25.
㊼ Muhammet Çap & Sehil Inşaat Endustri ve Ticaret Ltd. Sti. v. Turkmenistan, ICSID Case No. ARB/12/6, Procedural Order No. 1.
㊽ Burcu Osmanoglu, “Third-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Arbitrator Conflict of Interest,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32, no.3 (2015): 334-335.
㊾ Burcu Osmanoglu, “Third-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Arbitrator Conflict of Interest,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32，no.3 (2015): 332.
㊿ Julien Chaisse and Can Eken, “The Monetization of Investment Claims Promises and Pitfalls of Third-Party Funding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 Delaware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 44，no.2-3 (2020):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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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木新涛，尉明洋，林凯淇，贺万忠. 2022年商事仲裁中文文献综述. 北京仲裁. 2023(04): 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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