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如何正确认识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如何正确处理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毛泽东的《矛盾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分析框架。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7-10-28。

一.   分析框架

毛泽东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同时，任何事物“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在他看来，“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而“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也就是说，“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毛泽东强调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②

② 毛泽东：《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08、308—309、308、319—320、320、318、32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认为，“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具体来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之所以称为主要矛盾，是因为“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主要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另外，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矛盾还是次要矛盾，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不过，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非主要方面是互相转化的，但是，“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总之，毛泽东认为，“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①

①②③④ 毛泽东：《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20、322、323、326, 327、328、327、328、330、331、333, 335、334, 336—337页。

在毛泽东看来，“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之后，我们必须进而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所谓“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也就是说，同一性的第一种情形是指“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这就是说，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情形是指“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总之“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毛泽东特别强调，“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因此，“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这样，“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②

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强调指出，“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因此，“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③

综上所述，“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④我们认为，毛泽东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对事物矛盾法则的系统性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正确处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分析框架。因为，事物矛盾的法则是社会的根本法则，从而贯串于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

二.   正确认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明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由此，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但是，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突出表现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①以及就整体而言因经济发展不充分而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由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除此之外，还存在劳方与资方的矛盾、发展与稳定的矛盾、增长与环境的矛盾、高速度与高质量之间的矛盾、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矛盾、城乡之间的矛盾、国企与民企之间的矛盾、国内企业与外企之间的矛盾、阶层之间的矛盾、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之间的矛盾，等等。在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中，必然有一种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这种社会矛盾就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②而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我们认为，正是基于这点，以及“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③，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这种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

①③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22, 14, 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② 毛泽东：《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20、322页。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的矛盾的区别，进一步认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区别，有利于我们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情况，从而不难找出解决矛盾的具体方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构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从经济层面看，前一方面属于需求层面，后一方面属于供给层面。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一种需求欲望，这种需求欲望要成为实际的有效需求则取决于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而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来源于供给层面的经济活动，因此，“经济不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④

但是，在供给层面，“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如“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⑤等等都制约着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而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显然，在构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非主要方面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意味着，只有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7-10-28。

三.   正确处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在新时代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中，只要抓住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只要确定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就能找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办法。具体来说，“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⑥其颠覆性的创新震撼了所有的行业和部门。如果说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是人手的延伸，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智能化是人脑的延伸，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与智能化的融合，则是人手延伸与人脑延伸的融合，从而将人类由机械制造时代带入到智能制造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从而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大势所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处于历史交汇期，这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所以，“中国将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经济发展新动力”。而之所以“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然，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但核心在创新。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一言以蔽之，创新处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①

⑥ 《习近平会见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新华网，2018-04-16，http://www.xinhuanet.com/photo/2018-04/16/c_1122691437.htm。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27—28、33、22页。

显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突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瓶颈制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唯一途径。因此，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于开放合作的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不断增强，从而我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三大要素，即量子技术、物联网和可控核聚变能方面攻克了一些核心技术而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例如，华为拥有5G通讯的高网速、低延迟功能的优势，加之研发出工厂车间与工业物联网相连接的芯片和软件技术，为使用传感设备实现生产流水线的智能制造创造了条件，从而在2017与2018年蝉联世界物联网大会公布的世界物联网企业500强之首。又例如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聚焦点的量子技术，根据国际专家的评估，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拥有10至15年的技术领先优势，具体体现在利用“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共享密钥实现了加密数据传输和视频对话，以及在国际上首次实验实现全光量子中继器的原理验证，为我国的量子通信技术提供了新的途径。再例如，支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聚变能源(通过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发生核聚变反应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是一种无需依赖风和太阳发挥作用的清洁新能源，它的燃料来自于海水(一升海水提取的氘所能产生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故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美国TAE技术公司的目标是在2029年利用核聚变能提供商业用电。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中国三代聚变人一直坚守着梦想，目前正开展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工程设计和建设，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东方超环(EAST)，以及规划建设世界首个聚变示范电站。EAST的建设和运行被誉为“世界聚变工程的非凡业绩，世界聚变能开发的杰出成就和重要里程碑”。我国核聚变科学家有着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被核聚变能点亮的第一只灯泡一定要在中国。显然，这“第一只灯泡”将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能源格局，结束我国每年花费约3 000亿美元购买石油的历史。当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我国失掉了第一、二、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故从整体上说我国经济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这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根本原因，进而是加速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抢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的原因所在。

值得指出的是，相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制造业，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智能制造是一种颠覆性的创新。因为前者虽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机器人和在产品中嵌入了芯片，但所有生产设备及其生产出的大型产品都不能相互自动传递信息，而成为一个个“孤岛”。就这点来说，它与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制造业没有本质区别。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智能制造将这些“孤岛”通过物联网连接在一起，相互传递和反馈信息。更为重要的是，虽然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点都是人脑的延伸(据此有学者认为不存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当今世界仍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之中)，但是，就智能化水平而言，从前者发展到后者，是从编程式或指令性人工智能与设计过程、生产过程、销售服务过程的非连续性智能化，发展到具有深度学习和创造性思维功能的人工智能与设计过程、生产过程、销售服务过程的连续性智能化。更为重要的是，智能制造业的颠覆性创新可以带动所有行业和部门的转型，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的全面升级换代。显然，如果我国实现了智能制造，就能从根本上突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瓶颈制约，大幅提高每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其他一系列社会矛盾也会迎刃而解。

然而，正当我们聚精会神搞创新，一心一意谋发展时，美国政府却挑起中美贸易战，将中美之间的经贸矛盾推向了风口浪尖，所造成的后果通过全球供应链和美元支付体系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四.   中美贸易矛盾的二重性质

在本轮的全球化过程中，由于社会分工的企业化和企业分工的社会化，一些国际分工转化为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而一些企业内的分工则转化为国家间的分工。由此导致一种制成品原来几乎可以由某家企业或某个国家制造的情况，现在几乎都是跨越多个国家边界的全球价值链的产物。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原产地国”概念已经远离现实。这体现了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已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在我国领导人看来，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是合作共赢，从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经济基础，但在特朗普看来，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武器化”后，是实现美国利益优先原则的有效工具。处在美国霸权衰落时期的特朗普担忧中国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过美国，并认为中国人的“日子过得太好也太久了”，“该结束了”(实际上中国政府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努力正在路上)。特朗普深知美国按市场原则赢不了中国，只能基于“强权即公理”的美国利益优先原则来遏制中国的发展。为此，特朗普在2018年挑起了中美贸易战。从一年多来的打打谈谈不难看出，特朗普并没有能力，也无意解决美国长期存在的巨额贸易逆差，但特朗普决意将中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武器化”，以攻击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全球供给链并压缩其在世界市场的空间，并自信地认为，“当我上任时，我们正在朝着让中国在非常短的时期内超越美国的方向上前进。但那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①这段话既反映了作为衰落霸权国总统的特朗普杞人忧天的焦虑心态，又暴露了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平衡中美双边贸易，而是要遏制中国产业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

① 《特朗普夸口已阻中国超美势头》，《参考消息》网，2018-08-23，http://www.cankaoxiaoxi.com/。

历史地看，改革开放40年来中美经贸矛盾一直存在。毛泽东的矛盾论告诉我们，矛盾双方存在同一性和斗争性，而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同。作为霸权国的美国, 无论谁执政都自信拥有影响和引导别国服从的“软实力”，也拥有强制别国服从的“硬实力”，因此，绝不容忍出现一个不受美国控制的地区或世界强国。而近代的百年屈辱历史决定了中国必须发展成为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国。毋庸讳言，中国与美国的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并且这种对抗性就总体而言将长期存在下去。但是，在中美关系的具体发展过程中，因情况的变化，某一领域的矛盾会由原来的对抗性，发展成为非对抗性。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当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形成高度互补或相互依赖的关系时，中美在经贸领域的矛盾就由原来的对抗性，发展成为非对抗性，并成为整个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自美国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战以来，将中美在经贸领域的相互依赖关系“武器化”，以遏制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其手段之卑劣被世人指责为“流氓超级大国”。而对中国来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没有强大的科技，……中国梦这篇大文章难以顺利写下去，我们也难以从大国走向强国”。^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美经贸矛盾就由非对抗性发展成为对抗性。不过，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对话解决中美经贸矛盾，“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中国会理性对待，但是中国不会畏惧任何压力，也做好准备迎接任何挑战”。^③而在美国，相当多数的政界人士、商业界人士、学术界人士和民众都希望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中美之间在经贸方面的矛盾。这就使得中美经贸矛盾在目前具有二重性质：既具有对抗性又具有非对抗性。由此决定了解决这一矛盾存在两种方式：对抗与对话。中国从维护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和世界贸易秩序大局出发，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不挑战“底线”，不逾越“红线”，不以牺牲一方的发展权为代价为前提，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中国的这一立场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赞同和支持。但美国政府在中美经贸谈判中违背双方达成的共识、出尔反尔、不讲诚信。人们很难预判特朗普将要采取的行动，美国政府在当今的契约世界中也丧失了国家诚信，但历史必将证明：阻止中国经济和科技崛起的努力注定会失败，美国政府“今天对中国的攻击，是一场在错误的领域以错误的方式展开的错误的战争”。^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载《人民日报》，2019-06-03。

① 马丁·沃尔夫：《迫在眉睫的美中百年冲突》，载《英国金融时报》, 2019-06-04;转引自《参考消息》，2019-06-06。

五.   思考与分析

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最终要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而得以解决。换句话说，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即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瓶颈制约，使我国经济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发展到中高端，每一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得到大幅提高(人均GDP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实际意义)，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美国政府试图通过贸易战(实际是高科技战)来遏制中国的创新发展，使我们再一次认识到在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所存在的巨大风险。但我国经济又不可能不参与国际分工，因为所有的原材料、装备和产品等等都在国内生产以维持当今极其复杂的生产体系和消费体系是绝对不可能的，更别说发展和创新。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我国打破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②攻克一批核心技术(基础技术、通用技术、非对称技术、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开辟新的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比较优势，从而将参与国际分工的风险降至最低。当然，强调自主创新，绝不意味着关起门来搞创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创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动，各国经济科技联系更加紧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依靠自己力量解决所有的创新难题。只有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才能在更高起点上实现自主创新。这就是“自主创新，开放合作”的意义所在。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33页。

另外，基于人工智能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经济领域，并且我们难以预知其在未来的发展。因此，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市场的自发作用和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具体来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首先要尊重市场主体的首创精神，从而在“万众创新”的自发性试错过程中，分散创新风险和降低创新成本。当市场主体在某个领域探寻到有价值的重大创新项目而又没有能力完成时，政府应在人财物方面发挥协调作用，促进创新项目的合作攻关。另外，已发生的三次工业革命反复证明：“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③第四次工业革命也不例外。因此，政府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一个主要作用，是组织和协调产学研等部门，以举国之力攻关智能制造的硬件和软件，实现劳动资料的颠覆性创新，即智能制造取代机械制造，正如机械制造在历史上取代手工制造一样。这是能否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的关键所在。因此，如果说在“生产什么”方面的创新，即产品的创新主要是企业的事，那么，在“怎样生产”方面的创新，即劳动资料的创新，则要求政府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大的创新风险，因为，劳动资料是一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测量器”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10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目前拥有世界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工业产值超过了美国、日本和德国三国的总和。这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是任何外部冲击都无法撼动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因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之日，就是中国由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之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