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前，这是一个刚刚从战争苦难中站起来的国家，民生凋敝，满目疮痍；70年后，这是一个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强大国家，朝气蓬勃，欣欣向荣。中国的发展之路被世人称为“奇迹”，很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增长模式。中国无疑走了一条不同于绝大多数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所走的道路，但是要总结中国的独特经验，仅仅观察最近这40年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和改革开放后这40年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才能理解新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新中国，走的是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路。

一.   “卡夫丁峡谷”之说的由来与学界争论

“卡夫丁峡谷”典故出自古罗马萨姆尼特战争。“卡夫丁峡谷”是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一个峡谷的名称。公元前321年，罗马军队与萨姆尼特人在卡夫丁城附近展开激战，萨姆尼特人在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按照当时的风俗，战败者要通过刀枪架起的“轭形门”，以示对败军的羞辱。战败的罗马军队自然也不例外，他们被迫通过“牛轭”。“卡夫丁峡谷”之说即由此而来，指的是遭受最大的羞辱^①。该用语后被引申为灾难性的让人不愉快的经历。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提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这里的“卡夫丁峡谷”是指资本主义制度带给人类的灾难，跨越“卡夫丁峡谷”是指不经受资本主义的灾难而吸收其积极成果，进而过渡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马克思写这封信基于如下历史背景：1872年，马克思《资本论》俄文版出版，立即在俄国思想界引发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理解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是一个“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② 。?以茹科夫斯基为代表的自由经济学家认为，俄国应该首先摧毁农村公社制度以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他们主张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逾越的；而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民粹派，则要求批判资本主义，主张利用未遭到破坏的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借此力图否认《资本论》这一科学巨著所阐释的社会发展规律在俄国的有效性。查苏利奇写信请求马克思对俄国的发展道路提些建议。在复信初稿中，马克思认为，当时的俄国是欧洲唯一在全国范围内保留了“农村公社”的国家，“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便于集体耕作，也为大规模使用机器提供了条件，农民之间长期形成的互助合作关系为公社发展合作经济提供了铺垫。更重要的是，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文明成果，俄国与西欧资本主义是同时代的并存者，“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①。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一共写了四稿，前三稿写得很长，有很多阐释性的论述，其态度是积极而鲜明的；第四稿作为复信的正式稿却极为简短，并且删去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内容，改为这样的表述：“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②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654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②《资本论》，第1卷，第10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436, 129, 130, 130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复信正式稿无疑是极为谨慎的、委婉的，表达上和前三稿也有很大不同。这种表述方式和表达内容的转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赞同跨越资本主义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而是因为马克思经过研究，深知俄国“农村公社”面临的局面的复杂性，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其实，早在1877年11月，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就提出了俄国“农村公社”可以跨越发展的问题：“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③。马克思并不认为所有社会都具有一样的发展模式，都走一样的道路，更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可以逾越的阶段，“他(指那些批评家们)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④ 。不难看出，恰恰是马克思本人认为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把理论教条化。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436, 129, 130, 130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写于1881年，而俄国的“农村公社”自1861年沙皇推动改革开始，至此经过20年的份地赎买运动，土地公有制已经遭到极大破坏，不再具备1861年“农村公社”土地公有的初始条件。“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 ^⑤不难设想，假如时间倒退回1861年，马克思应该会明确地支持俄国走跨越发展的道路。时移世易，俄国已经倒向资本主义，失去了实现跨越的最好时机。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436, 129, 130, 130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马克思始终认为，东方社会与西欧不同，东方社会不一定跟随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史实也如此，中国古代周边很多游牧民族，与中原大地接触之前，尚处于原始共产主义阶段，共同劫掠共同分配，部族成员关系尚处于血亲纽带维系阶段。与汉民族的战争及民族融合的结果，是这些游牧部落直接越过了奴隶制阶段，过渡到中央集权与宗法制社会。西方的美国更是这样，一些受到迫害的清教徒漂洋过海，携英国资本主义文明，建立起一个未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国家，将资本主义先进技术直接移植过来。然而，跨越发展又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如先进文明的示范和支持作用、可以移植的更高的生产力条件。尽管农村公社可能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但是这种新生要真正实现，必须具备一些重要条件。首先要肃清从各方面向农村公社袭来的破坏性影响；其次要保证公社获得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在俄国倒向资本主义以后，各种破坏性影响纷纷袭来，马克思所强调的“破坏性影响”强调了俄国农村公社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公社需要克服可能致使其解体的各种压力才能够发展到高级阶段成为俄国社会跨越的前提。但是这些压力无处不在：来自于某些在政府帮助下靠牺牲农民哺育起来的资产阶级、由比较富裕的农民所组成的中等阶级的侵占，以及国家的勒索、商人的劫掠、地主的剥削和高利贷者的巧取豪夺，到处都是对农民的剥夺。俄国在私有化道路上越走越远，俄国农村公社不再可能获得正常的发展条件。“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 ^①与此同时，先进文明的示范和支持作用却不存在，因为当时西欧并没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取得胜利，落后国家才能获得对落后的社会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技术基础。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也提到，“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② “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 ^③ “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 ^④但是，俄国的农村公社已经陷入解体，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促使俄国决心发展大机器工业，而发展大机器工业势必要把更多的农民变为雇佣工人；大机器制造的工业品又排挤农民的家庭手工业，自然经济于是向商品货币经济过渡。尽管马克思不希望俄国匆匆忙忙跳入资本主义，但它还是跳了。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6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0, 502, 503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俄国的资本主义就这样蹒跚学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仍然是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之后，跨越问题被再次提及，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曾参与争论，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成为一个长期影响苏俄及苏联社会的理论问题。随着苏联解体，对这一问题的争论逐渐平息。而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数度掀起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探讨，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支持跨越的学者认为，中国成功地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的跨越；反对者认为，“跨越论”只是学者的主观臆想，“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是指可以避免灾难性的波折，不能臆断为不通过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必经阶段。仔细推敲，无论是肯定跨越论的学者还是否定论者，不可避免地都只侧重某一方面。比如，肯定者侧重社会制度方面及生产关系方面，否定者侧重生产力方面。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生产资料所有制多元化发展，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或者干脆对这个问题选择性忽略。其实，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需要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结合新中国波澜壮阔的70年建设历程，认真书写答卷。我们要跨越的，既非生产力，也非生产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带给人民的灾难，7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是对“卡夫丁峡谷”的跨越。

二.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时期——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第一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凋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既要让人民吃饱饭，又要在资本主义世界封锁围堵情况下发展民族工业的严峻挑战。在农村，当时没有贸然实施土地公有制，而是先进行了土地改革。人民政府适时颁布了《土地改革法》，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法律规定农民对土地拥有“自由经营、买卖和出租”的权利。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且分散经营，农民牲畜农具缺乏，农业生产发展极为缓慢，在此条件下，农民自发成立了互助组。互助组是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组成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劳动互助组织。由劳动群众在农业生产中自发创造出的这一组织形式，适应了新中国初期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在政府的引导和组织下，互助组后来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按照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分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两种。初级社是中国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建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员的土地作价入股，牛马等耕畜和大中农机具等劳动资料统一归全社协调使用；社员集体劳动；劳动产品在扣除当年生产费用、税金、公积金和公益金以后分给社员。社员可以耕种自留地和经营其他家庭副业，经营家庭副业的生产工具、零星树木、家畜、家禽以及生活资料等归社员所有。初级社与互助组相比，实现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统一经营，积累了一定的公共财产。初级社部分地改变了私有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由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转变的过渡形式。到1954年初级社全面向高级社转变，土地逐渐归集体所有。这时期政府组织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目标是要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制度，农民个人所有的土地，通过改造发展为集体所有; 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也归集体所有；社员在公有土地上统一生产和劳动；劳动产品统一分配，由此彻底消灭了私有制。由于高级社实现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因此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组织。

比较中俄两国，俄国农村公社需要一场革命促使其走向社会主义，但是这场革命最终没能在19世纪爆发，反而是沙皇改革让农村公社陷入解体；而中国的农村互助组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它的形成有一定的自发性和自主性，从初级社发展到高级社已经逐步具备社会主义性质，完成了从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的过渡。土地集体所有制，更有利于集体耕作和互助合作，为中国的人民公社提供了正常的发展条件，并为新中国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提供了必要的积累。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的初稿中明确了农村公社与土地公有制之间的关系，土地公有制作为发展大农业的基础条件，适应当时社会经济情况，有利于农村公社更好地发挥作用。相比于俄国的农村公社，中国的人民公社避免了私有经济的不利影响，能够更直接地为发展公有制经济提供积累。

在城市，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途径建立起公有制企业，并对其进行有计划的管理。国家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1949年10月建立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接着又相继成立了其他专门性的负责计划管理的中央机构，如全国编制委员会、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等。通过这些机构，政府开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直接管理。东北等老解放区率先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后，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扩展到全国范围。国家以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相结合的方式，对国民经济进行统筹管理。这种新的经济管理体制有助于在短期内消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恶性波动，保证国家渡过新中国初期的困难阶段。面对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财政枯竭、通货膨胀不绝的局面，借助于集中管理体制，只用了大约一年时间，新中国就稳定了经济，稳定了民心。这期间在城市也逐步建立起失业救济、劳动保障、公费医疗、大学免费入学等社会福利制度。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计划经济，在经济起点低、缺乏工业化经验、财力物力人力都短缺的条件下，能够保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重点建设上，从而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必要物质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正是由于对重点建设项目实行了集中统一的管理，才建成了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的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和一大批骨干企业，搭建了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框架。党的十四大报告曾这样评价我国以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原有的经济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如果把城市中的国有企业和农村中的集体经济放到统一的框架下，不难发现其内在联系：农村的人民公社为城市的工业化提供了巨大的积累。纵观世界历史，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离不开广袤的殖民地为其提供资本积累；美国的工业化，依靠的是世界市场以及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坐收渔翁之利。中国既没有殖民地可供榨取，也没有侵略任何国家，况且国民党政府败退之前，还带走了所有的黄金储备。新中国面对的是真正的一穷二白，还要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地建设社会主义，其艰难困窘可想而知。正是借助于工农业“剪刀差”，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农业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廉价原料和投入品，为城市工人提供了衣食保障，才有了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之后，我国即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第三个五年计划更是超额完成。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说：“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

习近平多次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的40年否定新中国的前30年，是有深刻含义的。借助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我们用了30年时间，跨越了资本主义几百年才走完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建立起门类齐全的独立工业体系，这是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这些独立自主建立起来的工业部门，在改革开放以后借助于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获得了长足发展。试想，如果没有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尝试，新中国只能从一开始就依附于美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国现在的状况比拉美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拉美国家起点比新中国高，20世纪70年代又获得了大量美元投资，经济曾经一度欣欣向荣。但是，美国作为世界霸主，是希望世界有一个分层结构的，它不希望所有国家都如美国般强大起来。看看美国当年如何对待苏联和日本的，就能明白这个道理。借助于马岛战争这个局部危机，美联储提高利率，把资本从拉美国家撵了出去，去追捧美国三大市场，美国遂出现了新经济繁荣；金融资本赚足了又回到拉美，去收购价格跌到谷底的优质资产，使拉美经济最终成为依附型经济，至今没有恢复元气。美国凭借美元霸权，从拉美国家“剪羊毛”，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又从亚洲“剪羊毛”，到现在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制裁清单直接针对“中国制造2025”，就是谋图把中国锁定在产业链低端，维持依附型结构。资本主义国家绝不会发扬国际共产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国家一切服从于资本需要。中国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基础之后再去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就避开了依附型模式，并能把先进技术吸收进来为我所用。这不正是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吗？

三.   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时期——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第二阶段

全面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弊端在20世纪70年代末显现出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说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就会促进生产力发展，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因生产力不是固定不变的，生产关系也应该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所有制关系，以及建立在所有制关系上的经济调控方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适应了在一穷二白、内外交困的环境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然而对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来说，生产力犹如蛟龙困于泥潭，浑身解数却不得施展。1978年中国的经济状况很不好，一方面是全面的计划经济控制，另一方面却是严重的产业结构矛盾，突出表现在产品大量库存积压，设备利用率极低，却又不得不增加进口。例如，1978年底中国钢铁的库存量是1 550万吨，1979年6月库存是1 865万吨，相当于当时市场8个月的周转总量。但由于轧钢技术落后，质量、品种和规格都不适应市场需求，不得已舍国内供给而从国外大量进口。几位经济学家如孙尚清、周叔莲、刘明夫于1979年进行的联合调查，真实反映了当时短缺与浪费并存的情况。老百姓节衣缩食换不来经济高质量发展，正说明生产关系层面出了问题。改革成为大势所趋。

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然后推进到城市，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之路。这种改革次序有其历史必然性。改革前，农民不享有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一些公社交完公粮甚至不能完全保证本社社员能够吃饱。农村有近两亿贫困人口，广大农民要求变革的愿望由来已久，改革的难度和风险比城市小。因此，当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以按下血手印的方式拉开了包产到户的历史序幕时，决策层采取了默许的态度。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夏收分麦子，小岗村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粮食不够吃是显而易见的，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了“包干书”，准备包产到户。现在，这份“红手印包干书”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份重要历史文件，珍藏在国家博物馆。1979年，小岗生产队大丰收，全年产粮6万多公斤。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公粮的生产队，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示范效应是巨大的，更多的农民自发行动起来，开始是包产到组，进一步包产到户。1979年全国有200万个村的3亿农民加入包产行列。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75号文件”)，以中央文件形式正式承认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新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1978—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年均增长495亿公斤，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年均增长率达14.55%。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是改革的启动和实验阶段。这一阶段以农村为重点和开端，改革最初是群众自发的包产到户改革实践和局部的实验，在得到党和国家的肯定之后，由点到面，逐渐铺开，开始在全国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形成了先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改革探索和实践模式。经过农村改革，全面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中国探索出了社会主义农村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土地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资源。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应凸显农民的主体地位，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改善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改革后，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农业生产中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得到应用。经济的全面发展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保障，农村形成稳定的局面。

在城市，国有企业僵化的管理体制严重制约了效率提升，但是中国没有一开始就改革国有企业的所有制结构，而是逐渐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发展起来，包容它们，让它们有成长空间。中国培育了大量的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它们也吸纳了大部分就业人口。非公有制经济遵循市场机制运行，优胜劣汰，其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较高的薪资待遇吸引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加盟，一些人甚至主动放弃国有企业铁饭碗，去捧外资企业的瓷饭碗。这些非公有制企业没有国有企业的冗员负担，没有上级主管部门“婆婆”的辖制，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一张白纸好做最美的图画”，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行。欧美跨国公司等外资企业的先进管理理念、务实的管理模式和经营策略，对国企传统的僵化管理形成巨大冲击。倒逼机制让国企深切感受到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进而迸发出改革冲击力。时至今日，国企改革成就巨大，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

调整生产关系的历程显示了渐进改革的特征。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十三大进一步提出了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统一的经济体制；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经济调控方式改革经过三级跳找到了解放生产力的正确道路。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壮大，人们有了政策会不会变的担心。十六大适时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习近平指出，不仅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还要坚持“三个不变”，即“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这样掷地有声旗帜鲜明的表态，背后是中国根据生产力发展不断调整生产关系的艰苦探索，一路走来几多风雨几多波折。在一个经济文化起点很低的大国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一个经济发展蓬勃向上富有活力的国家离不开市场经济，也需要有为的政府。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就是要使市场和政府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要形成合力，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适应层面达致和谐统一。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社会主义最科学的核心概括。实践证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不能真正建成社会主义。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党把“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确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聚焦点、着力点和落脚点，习近平进一步作出了“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的指示。激发科技潜能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最有力引擎，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要务以不断解放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核心支撑能力，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潜力充分发掘出来，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一句话，只有不断清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诸因素，解放社会生产力，才能不断把社会财富的蛋糕做大。

四.   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内在逻辑

按照马克思的原话，跨越“卡夫丁峡谷”是指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同时还要充分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中国是把这个跨越过程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时期，以公有制为基础，以经济计划为手段，完成工业化；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时期，大力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学习西方先进经验，不断解放生产力。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始积累，是充满血与火的过程，资本的每个毛孔都会滴血。英国的“羊吃人”、臭名昭著的“三角贸易”、殖民地的“血汗工厂”等，资本原始积累充满剥夺与剥削。如果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广大底层劳动人民不可避免会遭受资本原始积累所带来的一切灾难。因此，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可以作如下概括：是指中国作为落后国家不应只是等待西欧社会发展进入共产主义，再借鉴其经验的跟随式发展；而是根据本国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成功解决自身矛盾，自主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解放，赢得经济社会的更高层次发展，在此基础上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也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从而在生产力上超越资本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边资本主义国家虎视眈眈，对社会主义充满敌意，不可能把先进技术转让给中国，唯一能给中国提供帮助的就是苏联。但是中苏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末又濒于破裂，中国只能自力更生。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虽然一定程度上会有效率损失，但却是当时情况下的最优选择。当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了资本积累，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起来之后，改革开放又是最优选择。实践证明，以公有制方式完成资本积累的代价是最小的，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过程中所面临的苦难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的缺陷。首先，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是两极分化。资本趋利，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是两极的积累：一极是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一极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资本主义积累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造成社会动荡，而公有制较之私有制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其次，自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后，西方学者就开始思考资本主义制度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内在逻辑。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大量过剩的产品在危机中被销毁，造成资源浪费，贫困群体的状况没有改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最后，资本的金融化和全球化进程，不断推动金融资本的迅速扩张，金融资本整合甚至控制实体经济，导致经济虚拟化，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将导致更深层次的金融危机，使底层人民生活更加窘迫。正是因为对资本主义弊端有着深刻理解，马克思才强调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发展不应该经历这些资本主义的苦难，要走跨越的道路。可惜的是，苏联解体使其在跨越的道路上跌倒了，苏联再没有机会完成跨越的第二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则是新时期的更高层次跨越，我们吸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使之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当超越了主义之争，社会主义其实赢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设想，西欧需要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才能给东方社会主义以支持。现实情况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不断争取各项权利的斗争过程中，也在调整生产关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阶级矛盾逐渐缓和。资本主义社会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中国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社会主义也将在很长时期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要从资本主义世界获得技术等支持，就需要对国内生产关系进行改革，所以改革开放是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中国引进外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混合所有制，不同所有制经济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据《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已经达到15%左右。今日之中国，已经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指导思想。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在实践中大胆创新，才能推动经济发展。中国没有跟随其他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上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而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国是在生产力极其落后、内忧外患夹击情况下选择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路。这条跨越之路，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70年。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在跨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更高层次上完成着跨越。70年筚路蓝缕，中国人民以敢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闯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路。新时代东风浩荡，中国梦曙光在前。今日之中国，继续发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必将激发蕴藏于历史深处的复兴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