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官方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逆转，在贸易政策上表现出明显的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倾向。在“使美国再次伟大”和“美国优先”这两个口号的指引下，为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转嫁国内矛盾以及遏制竞争对手的发展^[1-4]，美国挑起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贸易摩擦。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在中美双方不断互增关税的过程中升级为贸易战，使世界范围内众多跨国企业和普通消费者的利益都遭到无谓的损失，全球贸易秩序受到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复苏受阻。

在经过漫长又艰苦的谈判后，中美双方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于2020年1月15日签订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实现了中美贸易战的“临时停火”，部分缓解了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压力，稳定了投资者的预期。但是从长期来看，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并非单纯的经济和贸易问题，即使短期可能偃旗息鼓，长期仍有在其他方面被激化的可能。

2019年年底爆发并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是对世界各国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的“黑天鹅”事件。特别是对刚刚经历过贸易战的中国和美国来说，应对疫情的态度和手段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在美国企图遏制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防止被中国赶超的背景下，美国国内“中美脱钩论”再度甚嚣尘上，对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指出，美国的一些政治势力正在绑架中美关系，试图将中美关系推向所谓的“新冷战”^[5]。本文通过对比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美两国所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探讨截至目前阶段中美抗疫效果不同的主要原因，并进一步分析新冠疫情对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影响。在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叠加的背景下，中美两国不断突显的客观差异和主观矛盾使得两国的关系出现重塑，两国之间加强版的战略博弈已无可避免。中国需要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与美国加强沟通与合作，一起寻找出一条能让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大国和平共存、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相处之路。

一.   新冠疫情下中美不同的抗疫举措和效果

一   中国的应对措施与效果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由于对新出现的病毒的流行病学特征缺乏足够了解，在其还未表现出更大的危险性时，出于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和其他代价的考虑，中国没有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不过很快中国政府便改变了对新冠病毒的态度，做出最坏的打算，及时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行动。最终在经历了两个月全面且严格的防疫管控后，中国于2020年3月初基本控制住新冠疫情。

在防疫措施上，中国政府的主要举措是对武汉进行封城管理、建立方舱医院和实行全国性居家隔离。首先，由于武汉是国内疫情爆发的初始地点，对武汉进行封城管理可以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遏制疫情向别的省市蔓延，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Li Jinghua等使用5种模型对新冠病毒的基本繁殖数(R0)^①进行了估算，发现在武汉封城之后，疫情的蔓延速度明显降低，证明了封城决策的合理性^[6]。其次，新建“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征集体育馆、学校宿舍和宾馆作为方舱医院，集中收治在核酸检测中表现为阳性但实际症状不明显的轻症病人，一方面可以缓解医疗资源的紧张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杜绝轻症病人在家隔离的隐患，防止家族式聚集发病和疫情的社区传播。最后，在全国范围实行居家隔离，特别是强制与确诊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经停疫区的人员以及发热患者进行为期14天的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禁止普通人群的非必要的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减少易受感染人群与已感染却未检测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之间的接触，从根本上防止病毒的传播。同时，对轻症患者“应收尽收”的政策也能保证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居家隔离时间和严格程度被尽可能降低。当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确诊患者得到检测、追踪和隔离之后，新冠疫情即可得到控制。Pan An等在分析了武汉疫情的数据后发现，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在第一周大致保持不变，但在中国实行集中隔离措施后大幅下降，证明了居家隔离措施的有效性^[7]。

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上，面对新冠疫情给经济造成的沉重打击，一方面，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新冠肺炎患者进行医疗救治费用补助、对一线医护工作人员的临时性工作进行补助；及时对基层财政下达转移支付资金以支持地方切实做好保工资、保运转和保基本民生的“三保”工作；对小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进行增值税减免、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进行税费减免、对防疫补助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以及降低企业电价气价等，降低新冠疫情对个人生活和企业生产的负面影响。此外，通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和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发挥其杠杆作用，扩大社会需求、带动社会投资，形成对中国经济的有力拉动。另一方面，中国采取了结构性宽松的货币政策，注重效率、避免“大水漫灌”，运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利率以及再贷款、再贴现等手段，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并使其保持在合理与充裕的水平, 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型企业和服务业企业渡过因需求降低、停工停产和供应链、资金链断裂等而面临的难关。

截至2020年6月20日，中国大陆地区新冠疫情累计确诊84 970例，累计死亡4 645例，主要新增确诊病例为境外输入型。从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上看，该数据自3月1日起降低到200人以内，自4月1日起基本保持在100人以内，自4月23日起基本控制在10人以内，反映了中国的新冠疫情形势快速好转。由于中国在3月底已基本控制住新冠疫情，4月8日武汉顺利实现“解封”，中国的疫情防控进入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和推动复工复产阶段。虽然6月11日北京的疫情出现反弹且原因未知，但此次北京对于疫情的处理与武汉初期相比有了很大进步，能在第一时间进入战时状态，中国有信心防止第二波疫情的扩散。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如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服务业生产指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均在2月份出现严重恶化，而后在3、4、5月份显现出恢复和改善的势头，反映了中国的工业、投资、服务业和消费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但是在进出口贸易上，由于海外疫情仍在持续，中国的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虽缓慢恢复，但仍未回到荣枯线之上，因此中国的进、出口总值在未来仍存在进一步下降的可能。中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考虑到中国多个经济指标出现向好的预期以及中国的复工复产工作稳步推进，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有望恢复正的增长。

二   美国的应对措施与现状

当中国的新冠疫情日益严重并不得不考虑对武汉进行封城管理时，远在美洲大陆的美国本土只出现了零星的确诊病例。虽然对当时的美国来说，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风险相对较低，但考虑到目前医学界对该病毒的了解甚少，美国采取了更为谨慎的行动，即在世界卫生组织不建议对中国采取旅行和贸易限制的情况下，毅然禁止到过中国的外国公民入境、减少到中国的航班以及暂停所有的中国赴美签证。美国的强硬表现及其强大的医疗和科技实力，使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深信美国能成功地将新冠疫情阻隔在美国之外，然而，其最终在累计确诊病例数和累计死亡病例数上均位于世界第一的结果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美国早期的确采取了一些行动，特别是美国疾控中心采取了一系列较为严格的措施降低疫情向美国传播的可能，但是那些远远不够。由于美国不可能切断与所有国家的联系，在世界多国都爆发疫情的背景下，美国如果不采取其他阻断社区传播的措施，仍会面临本土疫情扩散的危险。此时最佳的做法是新增检测试剂、下放检测权力、扩大检测范围，尽早发现与追踪潜在病例，同时在全国范围实行居家隔离，减少不必要的社交活动，以避免交叉感染。中国与多个国家的实践也证明这么做是应对流行疾病的有效方法。但是，在美国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扩大检测直到6月初都未能实现，全国范围居家隔离政策实行得太晚，且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极大阻力。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疫情爆发的早期阶段不但没有对新冠病毒予以足够的重视，反而一直淡化美国疫情的存在与风险，对其他部门和人民群众形成了错误的引导。直到疫情明显失控后，特朗普才迟迟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释放出联邦政府全力抗击疫情的信号，但为时过晚，美国的经济和美国人民的生命健康都已遭到了巨大的伤害。

由于早期过于自信和疏于防范，美国因疫情死亡的人数激增，为控制疫情的进一步恶化，采取“居家令”限制民众非必要聚集活动的州不断增加，美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出现大面积停摆，大量工业和服务业企业受到重创，美股短期经历四次熔断，全国失业人数暴涨。为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包括美联储前瞻性地将短期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为零、“无限量”量化宽松、建立一系列紧急信贷机制等，以增加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和刺激经济活动。同时，美国政府还批准了多个法案为抗击疫情提供资金支持，通过向个人提供退税资金、暂停部分消费税、增加失业保险、延长企业纳税期限等，保障人民在疫情期间的生产与生活，通过支持公共卫生系统和社会服务的发展，扩大新冠病毒的检测能力与加快疫苗的研究，确保美国最终能够战胜疫情。

截至2020年6月20日，美国新冠疫情累计确诊2 297 190例，累计死亡121 407例。从累计确诊病例数看，美国该数据于3月27日突破10万例，成为全球第一，而后4月10日突破50万例，5月16日突破150万例，6月8日突破200万例；从累计死亡病例数看，美国该数据于4月12日成为全球第一，而后4月24日突破5万例，5月27日突破10万例^②。这反映了美国的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且美国的检测规模与检测速度仍未跟上防疫需求。

从经济数据上看，美国2020年4月份消费者支出环比下降13.6%，个人储蓄率飙升至33%，后者相较于2月份的8.2%翻了约四倍^③，达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顶峰；同时美国的失业率在4月份跃升至14.7%^④，达到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顶峰，虽然在5月份有小幅下降，但仍高达13.3%；美国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5% ^⑤，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同比下降11.8%^⑥，反映了美国经济受疫情和抵抗疫情的限制政策的影响较为严重，且由于疫情仍未见到拐点，经济增长预期较为悲观。此外，美国4月份的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仅为3 520亿美元，是2010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但贸易逆差达到494亿美元，环比扩大了16.7%，其中与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扩大了90亿美元^⑦，说明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与中国的货物贸易联系有所加深。

三   中美抗疫举措和效果不同有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和美国由于疫情的初始情况和经济、政治背景不同，在防疫策略上具有较大差异。中国早期面临的疫情更为严重，且在经济实力和对大流行病的防范能力上弱于美国^⑧，在控制疫情上比美国面临更多的困难。然而，从现实中两国抗击疫情的效果来看，中国在3月份基本控制住了国内的疫情，而美国直到5月份都还没有见到疫情的拐点。中美两国在抗疫中的不同表现，归根结底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政党制度不同；国家目标不同；中央与地方的治理关系不同。

二.   新冠疫情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一   疫情增强了美国对华敌意，加剧了中美战略博弈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成功做到迅速控制住新冠疫情，体现了中国强大的综合实力与制度体系的优越性，而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辛苦建设和不断创新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最近一年频发的中美贸易摩擦与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压制，都反映了美国对中国崛起与中国国际影响力增强的顾忌与焦虑，疫情的发生以及中美两国不同的应对方式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意识，加剧了中美战略博弈，同时也使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和冲突表现得更加显性与直接。

首先，美国对华敌意表现在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叙事上，试图通过诋毁中国的国际形象压制中国日益扩大的国际影响力。在疫情爆发后，中国果断采取了对武汉进行“封城”的做法，成功减弱了疫情向中国其他省市和海外传播，为防止疫情在全球出现指数型扩散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美国只看到封城所需要付出的社会代价，借此抨击中国的集权体制，批判中国侵犯人权^[9-10]。这一方面是中美意识形态差异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实为美国罔顾事实地对中国蓄意抹黑。在中国国内疫情有所缓和后，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下力所能及地援助其他需要帮助的国家，但美国却无视中国的人道主义精神，指责中国通过向受灾严重的国家运送医疗物资以要求这些国家做出外交上和政治上的让步^[11]。美国对中国对外援助动机的妖魔化，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顾虑和敌意加深。

其次，美国因新冠疫情而加剧的政治极化也激化了美国各阶层的对华敌意。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面对国内矛盾时将指责和“甩锅”中国作为缓和或转移矛盾的手段，由此煽动了美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激化了美国各阶层人民的对华敌意。而又因为美国国内的民情和民意出现背向中国的变化，两党在竞选中为了获得更多支持，在对华强硬的行动上相互比拼，由此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极端化，加剧了中美战略博弈。

不同制度的大国之间相对实力的变化，在客观上对各自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一定的示范意义^[12]。中美两国的竞争与博弈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从经贸、科技和安全领域逐渐向意识形态领域蔓延。在新冠疫情暴露出美国政治体制的一些缺点后，中国由以前更多地在意识形态竞争中感到压力的一方转变为带给美国压力的一方，促使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和竞争更加直接，中美战略博弈进入新的阶段。

二   疫情叠加中美贸易战，对中美经济“脱钩”造成双向影响

早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前，美国就曾通过多次对中国加征关税和围堵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推动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脱钩”。但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中美经济“脱钩”的趋势受到了正反两个力的共同作用，呈现为短期和长期上的不同结果。

从疫情对中美经济“脱钩”的推动作用上看，一方面，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特点使多个国家在防控措施上都或早或晚地选择了社交隔离政策，造成多国企业生产停工、物流中断，给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带来极大挑战。在中美贸易战导致美国对华关税提升、美国提出制造业复兴计划的背景下，部分在华布局的美国跨国企业向外转移的意愿可能会提升。同时，疫情暴露出的美国医药产业对中国的过高依赖，也可能会使美国政府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推动关系美国国计民生的在华美企回迁美国，导致中美经济向“脱钩”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与美国在科技水平上仍有较大差距。中国生产新冠病毒检测试剂时所使用的关键原材料主要依靠从美国进口，随着美国疫情的日益严重，美国政府将其列为战略储备物资并限制出口，使得中国的体外诊断行业遭受到关键原材料的“卡脖子”^[13]。如果不是后续依靠自主研发实现了检测试剂的自给自足^[14]，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在疫情全球爆发、各国之间的技术与产品交流受限的情况下，将面临不可想象的灾难性后果。为了防止以后再次出现受制于人的情况，中国将会促进自主研发以减少在关键技术上对美国的依赖，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中美经济“脱钩”。

从疫情对中美经济“脱钩”的阻力上看，自2018年年初中美贸易战开始以来，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了不同程度的关税，加税对象包括抗击疫情所需的关键医疗产品和美国医疗设备制造商所必须使用的部分零部件。寻找替代的供应商和新产品需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审核，而这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且随着疫情的蔓延，多个国家对医疗产品的出口采取了限制措施，因此美国短期内不得不继续从中国进口相关商品。为了降低医疗行业的成本压力，特朗普政府在疫情爆发后多次暂时降低对中国产品征收的部分关税^[15]，增加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商贸联系。

虽然短期来看，美国为了应对疫情大量从中国进口医疗产品，在供应链上与中国联系紧密，但长期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为实现本国的供应链安全而降低对对方依赖程度的行动，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中美经济“脱钩”的风险。

三   疫情考验了中国的经济与制度，提升了中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的自信

美国极化的政党制度、相互推责的联邦和州政府以及只顾政治而不顾民生的总统，使得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造成了远超于灾难本身的巨大损失。与之相比，中国虽然在抗疫早期也出现过一些失误，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齐心协力下，中国抗击疫情的过程在总体上表现得较为有序和稳定，并且在中国经济实力的支撑下，中国早于世界其他国家控制住疫情并率先开启复工复产。经历过新冠疫情的考验，中国能更好地认识到自身的经济与制度优势，增强了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的信心。

首先，中国政府在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后，不仅严肃处理了一批失职、渎职的官员，且在后续的疫情防控过程中加强了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疫情防控工作的跟踪监督并开放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加强社会监督，对疫情防控责任履行不力的官员予以追责问责，确保党中央决定的各项疫情防控政策能够落实落地，提升全国抗击疫情工作的效率与质量，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不断地自我完善、自我净化和自我提升永葆先进性，在管理上具有确保党内形成统一意志和行动的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这些都是西方政党所无法比拟的。

其次，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实现了对武汉这样一个处于中国中部经济中心、人口上千万的城市的封城管理，10天建成“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征集体育馆、学校宿舍和宾馆作为方舱医院，反映了中国实行的民主与集中有机统一的民主集中制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动员和组织全国的资源和力量，具有西方民主制度不可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最后，中国在新冠疫情向多个国家蔓延时，不仅抵抗住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带来的风险，而且在保障本国人民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资自给自足的同时，有能力对其他需要帮助的国家进行支援，反映了中国具有强大的制造业实力，在制造业的完备度和规模上存在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优势。

中国在此次新冠疫情的应对中取得了积极成效，坚定了中国实行不同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的决心，提升了中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的自信。

三.   未来展望与政策建议

中美关系正在重塑，特别是新冠疫情之后美国对华敌意提升，中美之间加强版的战略博弈已无可避免，中国需要破除对美国的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竭尽全力避免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同时，做好与美国全面竞争与对抗的准备。

此外，尽管短期内中美的经济交流会因美国抵抗疫情的需要而有所加强，但长期来看，中美经济有向“脱钩”方向发展的趋势。

针对新冠疫情后中美经贸关系的新变化，本文提出四点政策建议。

一   加强中美双边的有效沟通，避免战略误判与防止冲突升级

中美双方应该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的原则，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出发，加强有效沟通，提升战略互信，更加冷静、理性且客观地看待对方的战略意图，妥善处理矛盾和管控分歧，防止两国关系恶化，共同建设一个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寻找出一条能让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大国和平共存、竞争性合作、互利共赢的相处之路。

二   中国要坚持走好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不断提升科技实力

中美之间经济差距的缩小以及意识形态的对立，决定了美国不可能放弃对中国的敌视和遏制，中国应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不断加强制度建设，进行结构性改革，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加强自主创新，缩小与美国之间的技术差距，提升中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的底气。

三   重视与发展中国的国内市场，增强中国市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广阔的国内市场不仅能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力，还能提升本国对于其他国家的重要性，在国际博弈中取得有利地位。中国拥有14亿人口，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应该完善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收入分配制度，改善国内消费环境与投资环境，引导居民消费升级，不断激发潜在的消费需求，开拓和升级国内市场。

四   拓展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建立新的东亚合作体系

在中美关系恶化、经济“脱钩”可能出现的背景下，巩固中日韩三国之间以及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应该加强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互信，化解经贸合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政策障碍，创新合作模式，探索出有利于提升东亚各国经济紧密度的新的区域性合作制度。

① 基本繁殖数(R0)可以被用来评估病毒的传染性和传播速度，指在没有外力介入、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一个患者会把疾病传染给其他多少个人的平均数。

② 数据来源：百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https://voice.baidu.com/act/newpneumonia/newpneumonia/?city=%E7%BE%8E%E5%9B%BD-%E7%BE%8E%E5%9B%BD。

③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https://www.bea.gov/data。

④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https://www.bls.gov/。

⑤ 数据来源同③。

⑥ 数据来源：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https://www.cbo.gov/publication/56335。

⑦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https://www.commerce.gov/。

⑧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2019年“全球卫生安全指数排名”中，美国排名第一，中国排名第51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