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玄双修”思潮下门阀士族的价值选择

“儒玄双修”承继汉末“儒道兼综”的学风而来。至东晋时期，士人思想意识中的“儒道兼综”才逐渐演变成士人学风与生活中的“儒玄双修”，并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其典型特征是以儒家干政，以玄学交游；以儒学修身齐家治天下，以玄学穷理游娱自乐；以礼义规范家国政事，以玄谈追求心性自由，“究其核心，可归结为一点，实际主要就是心性自由与恪守礼教的调节与平衡”^⑥。作为东晋士族中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家族对于“儒玄双修”的追崇使得儒学与玄学并重越发成为这个时期的主导性观念。

一   以儒干政，以玄交游

“儒玄双修”的首要表现就是儒家思想在政治生活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而玄学主要在士人的社会交际中发挥作用。从政治生活的角度来说，以儒干政仍然是此际维护皇权统治的现实选择；但是对很多家族来说，玄学清谈更像是名门望族的一种生活方式，或是跻身名门望族的一种手段。

田余庆在梳理谢氏家族由庶入士的家族史时认为，谢鲲由儒入玄的转化是谢氏家族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谢氏若无此由儒入玄的转化，就不能进入名士行列，其家族地位亦无从提高，更不用说上升到士族中的最高层次。”^①但他又特别强调由儒入玄只是使谢家门第提升的一个必要条件，真正促使谢家步入第一流士族行列的，仍然是谢安、谢玄治国当权的非凡事功。史实证明，谢安的“东山高卧”只是以退为进的仕进策略。如果没有谢氏叔侄在淝水一战中的战功，谢氏家族只凭玄学务虚是很难在强族如林的东晋获得一席之地的。

①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167页。

相比陈郡谢氏的后起之秀，琅邪王氏的兴盛几乎延续了整个魏晋时期。王氏先祖王吉以经学起家于西汉，家族繁衍至魏晋王祥更是以“卧冰求鲤”的孝悌之德显达于世。通经明理、恪守儒学一直是琅邪王氏家族的传世之学与立家之本。到了中朝玄风日炽之时，王戎、王衍之流顺应时变，以玄入儒，使王氏家族声誉日隆，跻身于一流士族行列。然而，仅凭慕尚玄虚是不能使家族兴旺不衰并蹑于高位的，王氏家族中世代以儒为本、事功为尚的官场生存策略才是延续士族门第及地位的保证，如王衍、王敦、王导等人就有着极高的政治和军事才能。王衍长期居于高位，绝非只是终日挥麈谈玄、辨析义理、长于清谈而浪得虚名，而是因其在晋末乱世之际的纵横捭阖。可见，玄学对于政治人物王衍来说，更类似于博取名士威望和迎合世风的风流雅尚而已。

二   以儒齐家治天下，以玄穷理养性情

王导的治世才能为世公认，他一心辅佐晋室，忠于朝廷。即便是本族王敦屡有篡逆之心，他也始终维护晋室权威。王导虽“为政清静”“不拘细目”，却能重用礼法之士卞壶；虽崇尚玄谈，却不废“戮力王室”之志。南渡之初司马政权重开痒序，昭明经义，都是在王导的力主之下开始的。王导高蹈玄谈却又不废政务，体任自然却又善处兴废，极力“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 ^② ，其优雅从容、潇洒自然的名士风度和名教与自然统一的行为方式逐渐形成王氏一族的文化传统。南朝末年的王褒言其家学时曾云：“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③ 这可谓对王氏家族“儒玄双修”文化传统的全面总结。孙绰《丞相王导碑》称其“玄性合乎道旨，冲一体之自然，柔畅协乎春风，温而侔于冬日，信人伦之水镜，道德之标准也”^④，便是对其出入儒玄人格的高度概括。

②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③ (梁)沈约：《宋书》，第584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④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813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谢氏家族中，能与王导等量齐观的人物是谢安，史书也每每有王谢并举之意。就谢安的人生追求来说，“东山高卧”早已成为世人皆知之企向。隐居东山之时，谢安与名士王羲之、许询、孙绰、名僧支遁等“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⑤，可谓清谈及士林领袖，时人谓之“风流宰相”。《世说新语·文学》记载谢安与支道林、许询等人共集王家以论《庄子·渔父》，及“四坐各言怀毕”，谢安“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⑥。谈吐之间言词秀逸、意气飞扬、神气潇然，举座皆为之倾倒。虽然谢安以玄谈为乐，长期隐逸而屡辟不仕；但在族人谢万被废黜、谢氏家族有衰败之忧时，谢安以家族为重，年届四十而仕。在治家方面，谢安“常以仪范训子弟”，言传身教，以身立行。于辅国方面，谢安与王导类似，虽身为权臣却无谋篡之心，恪守君臣之礼。正是这种家风世替让谢氏一族名士辈出，至南朝而长久不衰。谢灵运《述祖德诗》中盛赞其家风曰：“达人贵自我，高情属天云。兼抱济物性，而不缨垢氛。”^⑦即指出谢氏一族怀抱天下，同时又超然出尘的特点。

⑤⑧⑨ (唐)房玄龄：《晋书》，第2072, 1915, 1919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⑥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37—23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⑦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15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以王谢两大家族为代表，东晋门阀士族思想结构中“儒玄双修”的价值选择既可以让他们在个人生活领域实现对现实俗务的超脱，又可以在政治生活领域为家族昌盛争得优势资源，从而保障高门士族的显要地位。于是，在王谢等士族权臣的影响下，由儒入玄、儒玄双修成为士人普遍的思想倾向与行为模式。庾亮为政积极有为，言谈颇好老庄，行事恪守礼节，史载其“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⑧，“非惟风流，兼有为政之实”^⑨，典型地体现了儒玄兼通的文化人格和行为方式。桓温虽被戏称“老兵”，家族以事功为著，但亦深受玄风浸染而风流高爽。要之，东晋一朝高门名士引玄入儒，既遵儒教又任玄风，形成了立体多元的思想倾向与价值选择。

二.   各有偏重的“儒玄双修”及其影响下的文艺观念

东晋士人在玄谈高蹈的同时不废政务与儒学，儒学与玄学渐次由西晋时期的对立逐渐转向东晋时期的融合。如以“儒玄双修”的视野仔细审查，其在东晋士人精神中的表现又略有偏重。仍以王谢两大家族为例，琅邪王氏家族的“儒玄双修”以儒为重，而陈郡谢氏家族又体现出以玄为显的特点。在不同重心的“儒玄双修”之下，士人的精神气质与文艺风气都体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一   王谢家族各有偏重的“儒玄双修”与士人气质

纵览王氏一门，虽然有西晋王衍的清谈为尚，王导南渡以后也以玄谈为名，其子弟中也不乏清谈名士；但是王氏家风积淀仍是以儒为本，世代传承。自汉代王吉，魏晋王祥，西晋王戎、王衍，东晋王导、王彪之，甚至到南朝王筠、王俭等，皆以高超的文化学术和经学素养知名于世。永嘉之时，儒教废弛，军旅未息，王导率先提出兴办学校，恢复教育，从而促进经学的复兴和人伦秩序的重建。王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①。王导四世孙王俭“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于此大兴”^②。文史的积淀使王氏一族文士辈出，仅东晋一朝“琅邪王氏十二人有集，共一百四十八卷”^③，如沈约所盛誉：“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 ^④这种儒风家学才是琅邪王氏冠盖六朝的文化根基。

① (梁)沈约：《宋书》，第1623—1624页。

②④ (唐)李延寿：《南史》，第595, 611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曹道衡：《论东晋南朝政权与士族的关系及其对文学的影响》，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

与琅邪王氏家族侧重儒学传承的“儒玄双修”略有不同的是，陈郡谢氏家族的“儒玄双修”明显侧重玄谈，并直接导致了谢氏家族以文为长的家风。相较王氏家族而言，谢氏家族中善于玄谈清论又有所建树的子弟比比皆是。谢安、谢玄、谢惠连等人皆是清谈名士，玄学造诣深厚。谢安能够成为《世说新语》所记述的最重要的名士之一，与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有着极大的关系；而这种风流高举的人格魅力之下，又是以尚玄为倾向的人生选择。他与王羲之的一番关于清谈是否误国的对话颇能见出王谢二家不同的精神指向：“王谓谢曰‘……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⑤虽然同为清谈名流，王氏仍笃信清谈误国，而谢氏却极力为之辩护，由此可见二者旨趣之异。《晋书》本传也记述谢安“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显然，谢氏家族受玄风影响更盛一些。这种崇玄慕道使得谢家子弟呈现出风流潇洒的神韵。人们评价陈郡谢氏，往往以“谢家子弟”相称，正是对这种独特门风的赞许。

⑤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29页。

二   儒玄分流下“文以娱情”的文艺观念

很明显，在以王谢两大家族为代表的东晋士人的思想结构中，儒与玄不再是矛盾对立的二元，而是被融进士人齐家治国、修身养性的不同功能区分中。儒以治世，玄以修性；前者为群体谋划，后者为个人计较；前者为事功，后者为文娱。两者并行不悖，共同构成士人精神气质中的独特内涵，并以此形成了文艺以抒情自娱为上的审美观念。

在东晋清谈中，王导冠盖风流。明末王夫之评议王导云：“内戢强臣，外御狄患。暇则从容谈说，自托风流。”^⑥在王导的心目中，有着明确的以儒学治国、以玄学生活的区分。《世说新语》载其在生活中放达旷简、明理善辩，《晋书》本传又尽载其事功，二书各自所载分别呈现出王导儒玄分流的价值选择。闲暇时光只谈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高标玄妙，始终维护皇室权威等诸多事例又都体现出他的儒学素养。从他钟情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来说，其在文艺上追求审美之独立可见一斑。王羲之在《用笔赋》中表达了“赋以布诸怀抱”^⑦的主张，正是突出了赋抒情达意、愉悦性情的功能。这一文艺观影响到其诗歌创作，在《兰亭诗》中也显示出超脱自逸的意味。然而《兰亭集序》中对宇宙自然、生命无限的感怀与畅想，又隐隐透露出一种儒学独有的沉静内敛和慷慨之气。看得出来，儒学的家学底蕴并未成为王羲之诗文书艺创作中的障碍，而是内化为更深层次的情感，并通过审美化的途径表达了出来。

⑥ (明)王夫之：《读通鉴论》，见《船山全书》，第10册，第556页，岳麓书社1996年版。

⑦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580页。

在谢安主导的谢氏家族中，积极干政又能清流自好的儒玄分流取向也十分明显。谢安性好音乐，但其弟谢万去世后十年不听音乐，可见谢安依然以礼法规范自制。在他心中音乐已专属娱乐之资，文艺的审美愉悦价值凸显。谢安以高蹈清谈为士林领袖，文学志趣之高雅亦为族人推尚。他对侄女谢道韫以柳絮拟雪的赞赏以及与子侄间评诗的对话，早已成为文坛佳话。《世说新语》中的谢安玄谈，无论是言谈分辩理还是品藻人物都能引领时风。这种儒玄分流的价值旨归深刻地影响了谢氏家族以文见长、才华飘逸的整体风气。综观谢氏一门，短短几十年中谢氏子弟文学人才辈出，可谓彬彬之盛。以累世文采风流为文坛之冠冕，这是玄学主导下对文艺功能审美化的推崇所形成的优秀门风。

从玄谈渐次崇儒，到以儒合玄、以玄崇文，东晋时期第一士族从琅邪王氏到陈郡谢氏的轮替足以说明，王氏家族的“儒玄双修”是以儒为主而以玄为辅的，这种气质促成了南渡初期的稳定过渡；而谢氏家族的“儒玄双修”，则更多体现出以玄为主导又以儒为辅的倾向，这种气质促成了南渡中后期的文气渐盛。

三.   东晋士族“儒玄双修”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儒玄双修”是东晋门阀士族在思想上做出的最有利于阶层利益和群体精神的调整，累世经学的家族传统使他们带有儒家文化的强大基因，文学创作则成为表现玄学思潮的重要方式之一。东晋门阀士族在强化其家族精神与文化传承的同时，愈加注重对家族子弟文学素养的培养。在兰亭雅集文人盛会中，除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外，其他参与者也多出身士族名门。他们的思想情感和审美风尚引导、左右着文坛的走向，并使东晋文学体现出了新的特点。

一   诗教衰微，风雅不继，由诗教而养性

东晋初期，社会自上而下表现出鲜明的重振儒学的愿望，并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审视现实的人生态度和入世精神，“士族在对清谈玄理的反思和检省中，表现出一种政治自新态度”^①。如刘琨等人所上的《劝进表》、郭璞《南郊赋》等都表现了关注社会现实、渴望中兴的愿望。诗歌创作也表现出风雅的风貌，如刘琨《扶风歌》书写了战乱和灾荒对社会和人民带来的伤害，在悲凉中见家国情怀。郭璞《与王使君诗》则表达了收复中原、国家统一的愿望。

① 吕新峰：《东晋初期的儒学重振及其文学观照》，载《江汉论坛》2013年第7期。

随着偏安一隅格局的形成，儒玄兼修成为士族文人的精神特征。儒家思想用来主政修德，多在政论文、疏、策中有所表现；玄学思想则与诗、赋创作相结合。儒家传统的诗教观日渐淡漠，呈现出诗教衰微、风雅不继的面貌。东晋中期，文士以高门名士居多。士族子弟凭借门第高华即可“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他们将目光集中在家族的兴衰荣辱、个人品格及风雅之致上，失去了关注国家、社会、民生的热情。因此，反映政治的风云变幻、南渡江左的民族危机以及颠沛流离的百姓苦难等内容，在东晋诗文中鲜有表达，从而也导致了东晋一朝“《诗》《骚》之体尽矣”“建安风力尽矣”的文学风貌。纵观东晋一朝，淡乎寡味、托意玄殊的玄言诗、冥悟逍遥的玄言山水诗、高蹈世外求仙访道的游仙诗等文学创作，都显现出与儒家诗教疏远乃至背离的特点，并成为东晋一朝文学的主要表达形式。

值得说明的是，玄学尽管是东晋士族的时代思潮，但士族世代研习儒学，在家风塑造和个人品格修养上保持着儒家的自我要求和规范。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当涉及个人修养及情致时亦会表现出对儒家的推崇和儒道融合的特征。如王羲之《答许询诗》“取欢仁者乐，寄畅山水阴”体现了儒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观念；具有总结性质的《兰亭诗》其六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对玄理的思考，但诗末云“言立同不朽，河清非所俟”，以儒家三不朽的“立言”收束全诗，渴盼着黄河清、圣人出，充满了对现实的关心，显示了“儒玄双修”的思想特点。袁峤之《兰亭诗》“古人咏舞雩，今也同斯欢”表达了对儒家“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生活情趣的向往。

二   涤除情累，顺理自泰，由缘情至寓理

西晋陆机提出“诗缘情”的主张，在当时广为士人所接受。至东晋门阀政治时代，高门士族“儒玄双修”，为政、为德、塑造家风依靠儒学，体现清雅情致的文学则附庸于玄学，“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寄言上德，托意玄殊”的玄言诗鼓荡于东晋文坛。胡大雷指出：“以玄学思想方法来体悟玄理的诗，才是典型的、完全的玄言诗。” ^①从玄言诗的创作来看，“玄言诗当是指直接言理体玄的诗歌，也就是说，玄言诗于玄远境界的追求是以非感性的形式来进行的”^②。可见，玄言诗很少表达情感，更多是对玄理的体悟。究其原因，则是希望在体玄的过程中淡尽人世焦虑，消解人生情累，从而达致淡然、清远的人生境界。为实现消除情累、超越生死喜怒的目的，士族文人或浸淫于玄妙的清谈之中展开深刻的哲学思考，或悠游于山水之间体悟玄思妙理，“玄思”和“理致”成为玄言诗的主旨和内核，诗歌成为他们体玄悟道的表达媒介，从“缘情”走向了“寓理”。

①胡大雷：《玄言诗研究》，第19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② 崔向荣、魏中林：《关于魏晋六朝诗歌学问化问题的思考》，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玄言诗著名诗人许询《农里诗》“亹亹玄思得，濯濯情累除”^③、袁峤之《兰亭诗》“激水流芳醪，豁尔累心散”^④等明确表达了玄思得而情累除、哲理至而情累去的思想。孙绰《答许询诗》“愠在有身，乐在忘生。余则异矣，无往不平。理苟皆是，何累于情”^⑤，亦是将对理的寻求与体悟视为解脱情累的有效方式。在著名的兰亭雅集中，其表达旨归亦在于冥悟玄同、以理寄情，进而散其怀抱、化其郁结。王羲之《兰亭诗》云：“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适足缠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会。”^⑥以“即顺理自泰”的萧散情怀体悟玄理，最终超乎一己得失和生死悲欢，以达到“任所遇”的逍遥境界。谢安《兰亭诗》云：“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⑦诗人驰心于天地宇宙中体悟“万殊混一”的玄理，从而超越世俗，散怀去忧，逍遥自适。庾友《兰亭诗》“驰心域表，寥寥远迈。理感则一，冥然玄会”^⑧，庾蕴《兰亭诗》“朝荣虽行乐，夕弊理自因”^⑨等都表现出对玄理的体悟和对俗世痛苦的超越。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94, 911, 900, 895, 906, 908, 909, 1075, 1086页。

在涤除情累、获得超脱的同时，诗人们也获得了哲思的快感，这种快感正是玄言诗的创作动机及价值体现。康僧渊《代答张君祖诗序》揭示了东晋士人从“缘情”走向“寓理”的创作动机：“夫诗者，志之所之，意迹之所寄也。”^⑩认为诗歌所阐发的志是思考与体悟(意)的结果。这与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超心非有本，理感兴自生”^⑪所揭示的兴生于理感的创作动机如出一辙。可见，东晋士族文人受玄学影响的理感不仅是超脱俗世、涤除情累的载体与介质，也是引发诗人创作的动机。文学创作对于士族文人来讲，既是娱乐性情、追求精神外化的方式，又是具有玄学造诣的士族身份的呈现。虽有“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之憾，但对于理的追寻与思考使中国诗歌在“言志”“缘情”之外，多了一份“理趣”。

三   悠游泉林，玄对山水，由哲思到审美

如前文所及，东晋时期士族多儒玄兼修，重清谈、尚玄理的士风成为时代主流，谈玄悟道、辨析名理、挥麈清谈成为士人乐此不疲的精神享受。受政治形势的影响，以王谢为首的士族从建康移居至会稽地区，他们“求田问舍，占山渔泽”，在江南秀丽的山水中悠游从容。优渥的经济条件使他们能够将山水作为体玄悟道的心仪之所，自然山水与玄言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士族文学创作的主要观照对象。

玄学之士悠游山水并与之心神相契，实质上是玄学老庄思想的体现。对于山水与玄学的关系，孙绰《庾亮碑》的表述可谓精当：“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⑫ “以玄对山水”，即是以虚静澹然之心体悟“山水玄理”，从而散怀去忧，达到逍遥自适的境界。受此影响，“他们对山水的观赏和对玄理的体悟经常是融合为一的”^⑬ 。具体到文学创作而言，“以玄对山水”的审美方式便是将“山水玄理化”。因此“他们发现以玄言来说理，反不如用山水来表理更好，更有文学的效应”^⑭。对文学效应的审美追求使山水与玄言相互契合，并最终导致山水玄言诗的兴盛。同时，也将玄言诗由哲思上升到了一种审美体验，正如傅刚所言，“这是山水走向独立的第一步。在东晋名士的玄学目光中，已经具有了艺术和审美的成分”^①。

⑫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18页。

⑬ 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第78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⑭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第1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① 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第264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以玄学思想悠游于山水的玄言诗人。如孙绰“居于会稽，游山放水，十有余年”^②，王羲之“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③，谢安亦常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等人游弋山水、言咏属文。他们既没有以儒家功利的眼光来审视山水，又不将个人情感执泥于山水，从而获得一种平静闲适、超然物外的审美体验。一方面，他们体会生命与万物的浑然感，另一方面体味形态各异的山水之美。兰亭集会创作的《兰亭诗》即体现了东晋士族群体性的文学实践。王徽之“散怀山水，萧然忘羁”，王彬之“渌水扬波，载浮载沉”，孙统“茫茫大造，万物齐轨”, 孙绰“时禽呤长涧，万籁吹边峰”等都以审美的眼光感受和摹写山水自然，体悟生命的状态，展示东晋士族的雅趣。谢万《兰亭诗》其一对山水的描摹则更为具体细致，诗云：“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萝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条鼓鸣音。云峨吐润，雾云成阴。”^④此诗意象丰富、取景辽远、用笔细致、音韵考究，已然是一篇山水之作。王夫之评曰：“不一语及情，而高致自在，斯以为兰亭之首唱。”^⑤可见，东晋士族以玄对山水，实现了从哲理思考到审美体验的发展。

②③ (唐)房玄龄：《晋书》，第1544, 2101页。

④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06页。

⑤ (明)王夫之：《古诗评选》，第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综上所述，在以王谢两大家族为主导的东晋门阀政治格局之下，“儒玄双修”逐渐成为士人思想和精神的普遍选择。就家族群体来说，他们或以儒入玄，或以玄入儒，在各自的家风传续中又各有侧重，或以文史经略见长，或以人格风神独秀，或以文学书艺显名，或以玄言说理为盛。以时代演进来说，作为东晋士族冠盖的王谢家族于东晋前后期的主次轮替也将各自家风中的独特气质演变为特有的时代精神。东晋初年的儒学复兴与中后期的玄言复盛，都能在“儒玄双修”的逻辑内涵与历史演进中得到很好的阐释。作为时代精神直观表现的文学创作，及时地反映出儒玄并重又能分流互称的微妙变化。在“儒玄双修”的扬弃式演进中，东晋文坛为即将到来的山水诗、田园诗的出现做足了理论准备和创作彩排，文学即将迎来一个充盈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