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立足当下，重估科幻文学

孟庆枢(以下简称孟)：今天，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非常时期，我们来谈科幻文学、谈韩松的作品，我认为有特殊意义，这是我们用实际行动参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新时代，中国科幻文学要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科幻文学中有许多促使人们反思的正能量，尤其是对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的认识。这场疫情过后，人们对科幻文学的关注会更加提高。科幻文学在当代中国的作用非常大，极有必要深入探讨和研究。

韩松(以下简称韩)：感谢孟老师的邀请。中国疫情已经出现了好转，现在对中国科幻文学进行探索和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当今中国的许多事情都让我们看到很“科幻”的一面。科幻文学已进入中国人的生活。许多文学家或科幻人士热衷将科幻文学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比如鲁迅、梁启超在日本留学访问时将科幻文学从日本带到中国，开启了中国科幻文学的大门。那个时候，中国科幻文学的内核与欧洲科幻文学已经不同。中国科幻文学有了很重的历史担当，成为复兴的工具或载体。鲁迅认为西方人的梦是去月球或者海底两万里，而中国人的梦还是封妻荫子、升官发财，这是中国落后的原因。鲁迅希望用科幻文学改造中国的现实，他对科幻文学的评价对后世影响很大：“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当代的中国科幻文学继承了这一方面。中国科幻文学不仅有幻想，还有改变现实的力量。所以，知识界把科幻文学引到中国后，加入了自身的民族需求。当时中国非常落后，中国人希望用科学技术让自己强大起来，中国社会要求小说为民族振兴作出贡献，出现了一系列带有科学色彩的小说。在中国科幻文学中，有的作品偏向社会性，有的偏向科学性，西方或日本科幻文学的特点在中国科幻文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这个方面讲，科幻文学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反映出探险、未知、神秘、生命、创新、想象力、科技知识、科学精神、对不确定灾难的焦虑恐慌。

孟：是的，科幻文学反映出人类的普世价值。但从国内外对科幻文学的认识来看，对“什么是科幻文学”的观点很多，见仁见智。我认为，应该从重新认识文学的角度看待科幻文学。自科幻文学产生以来，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到爱伦·坡的作品再到现在，它应该是“有类无框”的。也就是说，科幻文学有其类型，但没有“框子”。从中国科幻文学发展来看，科幻文学是“有名无姓”、比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科幻文学作品到底是“姓科”还是“姓文”、是由“作协”指挥还是归“科协”领导，都有过很多争论。有一定的争论是好事，能给我们以新的视点重新认识科幻文学是什么。日本著名理论家巽孝之认为，科幻文学的发展是一部多元观念的论争史。在韩松老师的科幻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明确的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和人文关怀，这些因素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其他类型的作品也有反映，但能做到这样的融合程度比较困难。纯文学要向科幻等文学类型学习。因为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影响已经深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从思维更新的角度入手是很难表现人类的变化的。20世纪以来嬗变的多种先锋文学吸收了很多科幻因素。昔日的文学已不能很好地适应时代要求，那些敏感的作家、理论家所惊呼的“文学死了”，应该是说过去的模式趋向绝境了；但文学会绝地重生，在涅槃后还可以叫它“xx文学”。文学本身就是对人类追求重生的模仿。因此，科幻作品的生命力会越来越强。

韩：科幻与社会发展交织的状况一直存在于中国科幻文学的各个阶段，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是五六十年代，或者八九十年代以及现在。中国科幻文学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包括现在中国的疫情，在很多中国科幻文学小说中都被描写过。中国科幻作品没有把未来想象得很明亮，而是担心未来的未知性。在科幻文学中借助科学的力量把历史变得更为真实，同时让人们在心灵上得到某种安慰和满足，当然在这当中也有对现实进行警示的目的。幻想生发于贫瘠、创痛和追赶。中国科幻文学的主题至少在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往往直接来自于作者日常生活中体验的痛苦，所以能感染人。

二.   科幻文学的警世作用

孟：科幻小说具有强烈的警世作用。1979年在我和金涛合著的《鲁迅与自然科学》中，我把鲁迅先生早期用文言文对自然科学的论述进行了现代文的语译和注释。鲁迅先生的思想博大精深，涉及很多自然科学的论述，而且都是信手拈来，用以加强对某个论点的说服力。鲁迅对自然科学与对社会的论述是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形成对社会的警示与批判。中国科幻文学不是在重复“人类和对立面的矛盾”这一俗套模式，而是凸显了中国社会在开拓进取中积累的有益经验——只有和谐发展、保护生态、以人为本，人才能成为科技的主人，才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未来的美好成果才能为全人类共享。人类需要使之不偏离轨道。

由此，我们先聊聊日本科幻小说家小松左京的科幻作品。小松左京本名小松实，1931年生于大阪，不仅是日本著名的科幻文学家，同时也是记者兼剧作家，号称“日本科幻界的推土机”，与星新一、筒井康隆又合称为日本科幻文学的“御三家”。韩松对小松左京的作品颇有研究，并将其精华吸收进了自己的作品中。小松左京的作品涉及较多方面，具有不同特色；但影响最大的是小说《日本沉没》，一般把这部作品归为灾难小说。我把它称作警世小说，让研究视野更开阔些。

韩：谈小松左京作品中的警世作用，这个话题非常好。中国人对日本科幻文学的最初印象正是由小松左京和星新一构建起来的。《日本沉没》这本书，日本1973年出版，中国1975年就把它翻译过来了。我大约是在10年后的1985年读到的，当时深受震撼。我觉得小松左京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记得2007年8月30日，日本第65届世界科幻大会开幕式在横滨太平洋会议中心举办，横滨市长亲临会场致辞，当时的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发来了贺电，日本著名科幻作家小松左京在会上发言。这一幕给我的感觉是科幻文学在日本极有地位，这与被称作“日本科幻灵魂”的小松左京是分不开的。他是把日本科幻文学、亚洲科幻文学推向世界的第一人。当时，他还特地把参会的中国科幻作家叫过去，跟我们聊天。他是一个非常亲切、温和的人。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描写日本遭受地震和海啸的侵袭，与现实中的场景如出一辙，因此他所写的这部作品被称为“末日小说”。《日本沉没》里写到的那个决定日本要向全世界移民的最终决策者，即幕后的那位老者，是个中国移民。小松左京的思想是非常广阔与开放的，这种思想意识值得我们学习。他不仅仅写一场自然灾害，还对当时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工厂的日本的前途深表忧虑，对日本消耗的大量资源能源与自然界和社会形成紧张冲突的关系提出了质疑，流露出对人类命运的巨大悲悯和同情。所以，《日本沉没》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小松左京影响了我的创作，我的《红色海洋》和《地铁》都有《日本沉没》的影子。我尤其感怀于他的警世意识。他所呈现的是人类在宇宙中的渺小和抗争精神，希望更多的中国人也怀有像小松左京这样的未来忧患意识。

孟：通过灾难描写以警示世人，提前敲响警钟，让人们思考重大的社会问题，在非科幻作品中也有这样的内容；但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代，以科幻的形式来体现警世功能，在欧美和日本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主题。具有鲜明警世意义的科幻经典不胜枚举，如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贝拉米《回顾：2000—1887》、威尔斯《世界大战》和《时间机器》、赫胥黎《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我们》、奥威尔《1984》、别利亚耶夫《水陆两栖人》、戈德温《冷酷的方程式》、品钦《万有引力之虹》、布雷乔夫《一百年以后》、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索拉里斯星》等。相比之下，《日本沉没》涉及现代科技和人类的关系。《日本沉没》产生在日本经济腾飞之时，体现出作者居安思危的思想。因此, 这部作品虽有日本特点，但对当今中国和世界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韩：小松左京描写了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繁荣增长的情况，在当时让人感觉非常新鲜。书中写出了恰恰是这么一个繁华的日本，一夜之间几乎就毁灭了，令人震惊，这种强烈的警世价值是这部小说非常了不起的地方。这也和日本作为岛国多灾多难的天然条件以及当时能源危机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当时还有一本书叫《油断》，是想象未来日本石油供应被切断的情景。这些都是用幻想的形式表现对现实的忧虑和批判，他在小说中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也有批判。另一个令人震惊的地方是，这本小说是基于全球化的背景，面对在一个国家发生的巨大灾难，展现世界各国之间怎么去协调、去共同面对，就像现在全球面对新冠病毒一样。在《日本沉没》中，日本人从一个岛国向全世界移民，这个场面被描写得很悲壮，也很有象征意义。这其实就是全球化，意味着日本人必须走出去，不能关在一个岛上等死。在这方面，小松左京表达了一种很深刻的哲学思想，同时也表达了一种非常优美的审美意境，贯穿整部小说的是日本民族的独特气质。

孟：老一代日本文学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德纯先生在国内比较早译介小松左京的作品。当时他翻译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是作为内部材料供批判使用的，也不是全译本。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小松左京被看作是一个反动的小说家。其实他还有一部没有译介到中国的短篇科幻小说《征兵令》，恰恰是用科幻的形式表达作者的反战思想。在这部小说中，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政府对民众强行征兵，开始还是用红色喜讯作为征兵令，将被征兵作为无上光荣的事情；随着阵亡通知书从战场上像雪片一样飞来，战争连连败北，战死者剧烈增多，青年人不够用，开始征召中年人；同时不断降低征兵年龄，甚至连一些技术人员也征召。在小说的结尾很有深意地指出，一位有强大法力的“父亲”，他施法时无人可以阻挡。从这个人物符号看，作者指的是谁，人们都心知肚明。

韩：我当时看的也是删节本，很久之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了全本，增加了约10万字。后来又出过几个版本。当时，中国小说很少有对自然界和宇宙的关注，而这本小说则贯穿了对自然界的关注。小松左京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在这随时会发生变化的宇宙中，人类是非常渺小的存在。小说对科学技术的描写很精准。为了描写地质灾害、海洋变化和救灾过程，作者做了很多研究，比如对深潜器的描写就让人如临其境，非常了不起。当时的中国还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所以读来感觉很震撼。科幻文学的一些基本因素如科学性、哲学性都体现在这本书中。《日本沉没》把人类看作一个整体，表达对未来的忧患，表现人在灾难面前求生的行动，还有很多对科学技术的想象。中国人不缺少想象力，但缺少的正是这种科学想象力。科幻文学最应该做的，这本书都做到了。

孟：对人类来说，要不要为生活在幸福中的人敲响警钟？在现实里，生活的利和弊是辩证统一的。人在沉醉于顺境或胜利时也要进行思考。在当代科幻作家中，小松左京和韩松的作品在这方面有独到的作用。韩松说过“杞人忧天未必荒谬”。仔细推敲古代的一些谚语、成语会发现，所有事物都有两面性。从某种意义来讲，忧天的杞人也是中国最先具有警世意识的人。

韩：是的。小松左京的另一部长篇《无尽长河的尽头》表达的也是一种强烈的警世意识。它把人类作为一种物种在宇宙中的命运归属和走向结局，甚至那种幽怨的感觉，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化？现代化到底包含哪些要素？短板究竟是什么？医生出身的作家毕淑敏在2012年出版了长篇科幻小说《花冠病毒》。如果更多人提前读到了这些科幻小说，在现实中出现危机苗头时，是不是就会更警觉一些？科幻文学含有的杞人忧天意识必然有它的可贵之处。毕竟，在如今的社会中，对未来怀有忧患感的人不太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所带来的不少场景让人看了很有熟悉感，让人立即想到很多科幻小说，因为这一幕幕在科幻文学中早就被描写过了。有人说，科幻文学是一种世界末日类型小说，1818年第一部现代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是最早关于生物安全的故事。当然，始于武汉的疫情根本不是什么世界末日，但科幻文学的一个作用就是预警，是防患于未然，包括不厌其烦地告诫人们，病毒入侵具有毁灭性，不要让科幻成真。

孟：我觉得韩松作品的警世作用就很突出，下面我们来谈谈他的代表作之一《地铁》。这部作品不是很好读，因为它的形式比较新颖，某些内容要反复思量。科幻文学里的警世作用很重要，如果把这一作用删掉，科幻的影响将会大打折扣。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复杂的转型社会里，高科技的好处和它带来的隐患、纠结肯定是对等的。因此，韩松在《地铁》里用他特殊的方式提出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地铁给人们带来了便捷，同时也可能是某种灾难的“输送带”。

韩：您说得非常好。这篇小说也确实有一些警世的效果。一个方便、现代化的地铁里，其实潜伏着危机，可能会发生一场在地铁里的灾难。然而，科幻小说又长期被视作儿童文学，或被认为荒诞不经；有时预言多了，还被认为是散播负能量。具有一定科学根据而以想象力为载体的科幻小说毕竟是文艺作品，不能与现实一一对应；但它们表达了一些共同的理念，对于今天抗击疫情和善后或许有别样的启发。

孟：说得对。读了韩松的科幻小说使我觉得，中国科幻作家对国家有很强的担当意识。《地铁》后面还有关于中国地铁和世界地铁的附录，像手册一样，这是很有深意的，拉近了现实与理想的距离。科幻来源于科学的发展，是文学的重要组成，引导人们向前看；同时又告诫人们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不完全是福祉，也可能有灾难与毁灭。

韩：您说得好。我写这部小说，最初源于一种感受。因为我从小熟悉的是公共汽车和船，地铁完全是新鲜的东西。作为现代化的产物，地铁最早出现在英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在20世纪60年代才有了第一条地铁。我是在1989年才第一次坐地铁，非常震惊于居然有这样一种交通工具，而且那么的拥挤。这些年，我在东京、波士顿、纽约还有英国的一些城市坐过很多地铁。那些地铁体现着人类的一种共性，但在每个国家又有不同的特色。现在似乎只有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和这种体制下，才会投入如此大的资金去修建地铁。在国外，比如英国、美国，地铁已经比较老化；但在中国，地铁是非常新、非常现代化的。地铁已经不再是一个自由市场的产物。

孟：对于韩松这部作品里的人物，见仁见智，关键是通过人物怎样来理解当今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文学文本就是各种语言的“织物”。在这一情况下，即便出现的作品形式永远不变，但是它的机能已在某一时代、某一社会发生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讲，当代社会的核心是转换思维模式，而在这点上科幻文学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我想科幻不必拘于“软”或“硬”，核心在于它必须让读者有想象和再创造的空间。

韩：有想象空间的东西有些是对灾难的预测。灾难不一定是人类肉体的消灭，也可能是思想和精神的变异，变得我们自己都不再认识自己。这正是地铁或者类似的现代化象征物所带来的影响，在生活中很常见。用科幻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我觉得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尝试。它带来很强的疏离感和陌生感，这是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对未来不确定的感觉以及对灾难或许随时降临的一种危机感。我把这些感觉用文字表现了出来。

孟：在这方面，我比较同意韩松的创作观念，对国家来说，“欢呼雀跃派”“歌功颂德派”在某个时期有一定的数量就足够了。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是权威发布。我坐过不同国家的地铁，真正享受的是莫斯科地铁，车票20戈比，每个地铁站都是艺术殿堂。我在东京坐地铁的时间长、次数多，东京地铁的拥挤程度不亚于北京。坐地铁赶上高峰期时，人们重叠到一起；我也被地铁的服务员强推到车厢里，被挤成了“照片”。我坐过越南地铁，还有法国巴黎的地铁，它们比较拥挤，也没有中国地铁漂亮。当今中国的地铁非常优秀。

韩：文学作品中最关键的还是人。我在《地铁》中写到了地铁给人的命运带来的改变。它首先改变了世界，把世界变成了两个，在黑暗的地底下有另一个不停运转的世界，几亿人口在那里流动。其次，个人的命运也被改变了。地铁本身像生物一样进化，人也随之产生了新的变异。人试图通过地铁逃到一个新的世界去，但是又走不出去，只能在地铁里生活。这包含了我们现在生活的一种情绪，包括孤独、隔阂，越是熟悉的东西越变得陌生，是一种心灵的荒芜。

孟：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模式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总觉得，无休止的抢先发展可能会把人类迅速地推向灾难的深渊。中国提出了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但我们还需要警醒什么问题？这非常值得关注。对于警世小说的影响和效果也是个悖论，你对只想听到“颂歌”的人说警世的话，就容易被认为是异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文学的观念。我提过文学的内涵是四个元点——生命意识、创新意识、矛盾统一意识、回归意识。但是回归意识不是回归到人类原初的生活状态。我在日本讲学的时候，所住宿舍的对面就是日本古代原始人的遗址。在原始社会那里可以住人，但现在谁能住在那里？谁又能回到原始社会？

韩：对，文学就是要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问题。在我的内心中，地铁代表了一种变异、速度和一种巨大的压抑，很难从中摆脱，而不得不去适应它。在这种狭小、拥挤的空间里，要面对人与人相处的恐惧；然后在黑暗的世界里奔行，这本身就带来一种很大的恐惧感，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意外。

孟：从警世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科幻小说的产生与科学技术对文学的“越界”。其实人类生活中原本并不存在所谓的“自然科学”或者“人文科学”。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互补互助，但同时也是矛盾的统一，并非是静止状态下的共存。整个宇宙是个动态的整体，运动是贯穿一切的，只有它才是绝对真理。文学艺术必须承担起制约、调整科学技术带给人类负面影响的任务。同时，人文思想也必然与时俱进地吸收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并融为一体。在当代社会，科幻文学在这方面的作用已经充分体现出来，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科幻可以深入理解人、理解文学，弥补过去其他文学类型的不足。当今包括日本科幻在内的科幻文学的勃兴，恰是深入思索这一问题的切入点。我们必须坚持把人作为整个“文本网络”(内与外结合)的有机整体构成，提倡人文情怀与自然科学理性的更好融汇。从文本入手把人的内心世界、外部世界，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再加上多维空间建立起一张动态的网或意义的场域；而人就是其中一个节点，以此来还原人生活在一个既是物理实在又是虚构世界的实际。因此，人们应该逐渐接受科幻文学、欢迎科幻文学。如何能让科幻文学喜闻乐见是很重要的，我觉得韩松作品还可以加强一点趣味性。

韩：对，《地铁》这个书写得比较早，当时也没有想到过要出版；出版的时候比较困难，如果没有“未来局”的帮忙，可能也出版不了。孟老师刚才说得很好，今后我写作还是应该考虑把故事写得更加好读，更加有趣、幽默一些。

孟：而且还要进行跨学科的建构。我在《中国比较文学十论》中有一部分是写跨学科研究的。西方从海德格尔开始重新思考真理问题。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的对象不是与事物相符的知识之真理，而是存在之真理；只有它直接与人的精神世界相关，存在之真理不能用科学实验与理论推理的方式来获取。进入20世纪后半叶，西方哲学家探讨这个问题更加深入了。整个宇宙是一个动态的整体，运动(矛盾)是贯穿一切的，只有它才是绝对真理。文学艺术必须调节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负面影响，这是其义务。在当代社会，它的价值应该充分体现出来，而科幻文学则应首当其冲。

韩：跨学科也是科幻文学的特点，文理必须有机融合。

三.   科幻文学的疗愈功能

孟：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主持翻译星新一的超短篇科幻小说时，其中一篇只有八九百字的《失去朋友之夜》令人印象深刻。它的主要情节是人类失去他们的好朋友——最后一只大象，只能通过录像看当年活生生的大象。这是一种无奈的悲哀。我觉得中国科幻文学在这些方面是大有可为的。哲学家可以从哲学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科幻作家也可以用文学形式来体现。当代社会，我们面临的问题纷繁复杂，而且很多方面是跨时空交叉在一起的，这对科幻和文学是很好的契机，但必须抓住核心的东西。韩松的作品可以“祛魅”，让人感到需要重新认识许多习以为常的东西。在这方面，吴岩、飞氘和其他很多研究者都谈了很好的见解。在作品中表现自我意识最充分的应该是韩松。国内更多的读者，特别是纯文学界读者对韩松的接受需要一个过程。韩松作品里很自然地涌现的形式本身就是信息，了解到文本所涉及的中国社会现实，就会感到相当厚重，这不是一般的语言表达问题。因此在这方面来讲韩松作品的价值更大。

韩：我的科幻文学是在繁忙的工作中用零碎的时间写成的，所以会不连贯、粗糙、跳跃，甚至让人觉得没有故事。可能这就是刚才孟老师说的“形式就是信息”的状态。我的作品很难称得上是文学，很多主流的文学评论家也这么说。要成为文学家是要有天赋的，每个人的天赋决定了他能做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我也觉得很遗憾。

孟：您的《再生砖》具有代表性，作品里体现了很多深刻的思考。中华民族经历过太多劫难，已经成为我们精神的一部分，就像“再生砖”把我们包裹起来，使我们桎梏其中，成为让我们逃不脱的“屋子”。韩松的小说和鲁迅的作品在思想上密切相关。他们都看到一种悖论——几千年的文明沉淀下来，既是我们的动力、活力，也必然是某种沉重的负担。应该怎么办？韩松的作品力图解决这个问题。人的思维模式本身是在和外部思想互相碰撞中形成的。有人说可以靠手术“切掉”一些历史记忆，或把苦辣酸甜永远保存下来。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从中国古代以来，这个困惑一直存在。道家追求长生不老，佛教思考往生来世，唐代诗人如李商隐用描写银河、七夕、嫦娥以超越现实。

韩：我读书基本是在地铁里，到单位就没时间了。有时候会把想法记在手机上，再慢慢拼成小说，现实中的情况都会潜移默化地转化到科幻里。科幻小说往往是报忧不报喜，但现实有时恰恰相反。这也是今后需要调和的吧。科幻文学的魅力不仅仅在于讲了科学，因为预言中的科技发明许多会过时；科幻文学的魅力更在于它提出了强大的人文思想，倡导关注人的处境。它要思考造物主和被造物的关系。人当了上帝，接管了地球，会不会更轻慢粗暴地对待其他物种？科幻文学要对科技这把双刃剑进行质疑和反思。科技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

孟：正是这样。新技术与新科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在研究科幻小说时对这两者没有给予很好的区分，而韩松的作品在这方面进行了比较明确的区分。他写的很多都是由于新技术——特别是一些前沿技术——改变了社会组织形态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产生了伦理真空，或者是社会机制在某些方面的缺失，而人们却往往熟视无睹。人们总是为新技术点赞，但从整个人类发展历史来看，不能如此简单直接。韩松作品表现了科技的悖论，推动了中国科幻文学的探索。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吧。我们再从科幻文学和文化的视角谈谈村上春树。村上春树是一个很现代的作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作品体现了日本当代文化很多重要的特征。在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里，主人公就是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作品以奇数与偶数章节来引导阅读)时刻转换生活。我们接触村上春树是比较早的，特别是《挪威的森林》。我那时在日本留学，很简要地介绍过它和美国小说的相似。《挪威的森林》捕捉到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内心世界中最敏感、最纤细的东西。村上春树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家，《挪威的森林》在我国引起了轰动，并且被看作是小资情调的代表，以后村上春树的很多作品都被往这个方向来思考。在某种意义上，村上春树后来的“青春三部曲”(《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显示出自我救赎的倾向。村上春树和社会、人生、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捆绑得很紧，但他的表述方式是很特殊的。因此，他的作品像一个光怪陆离的万花筒，而不是简单的说教簿。

韩：《挪威的森林》的叙述方式和表达的情感都非常打动我，后来我又看了《海边的卡夫卡》《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1Q84》等。村上春树给科幻文学很大启示，他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写法和科幻文学很像。他创造出一个奇异世界，这个世界和现实世界发生着方方面面的关系，映射着现实世界中人的种种生存困境，人的想象、烦恼、喜悦以及各种情感。我觉得他的小说非常好看，这点比我们科幻作家强太多了。此外，从他对人的情感描写能看出他有很深的哲学指向。

孟：在村上春树这里，可以看到文学的疗愈作用。村上春树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红色运动的亲历者，因此他所表现的是那一代人的挫折心态，他用书写实现自我救赎。徜徉在现实和异界之间，让性与暴力登场，从中窥探人类的深层哲理，这是村上春树的问题意识。这在《且听风吟》已见端倪。还可以把《海边的卡夫卡》和《斯普特尼克恋人》联系起来思考。在《斯普特尼克恋人》中的用鲜血涂的枯骨和《海边的卡夫卡》中的入口石具有同等意义。

韩：我也曾在《地铁》里模仿过一点他的写法，但是因为读得比较少，所以还是认识不深。不知道村上春树本身的语言就是那样，还是因为翻译的影响。他的作品里有一种其他外国文学小说里没有的东西。

孟：是啊，因此有日本评论家指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小说的寓义化。村上春树的作品孜孜以求的是将现实世界和异界结合起来，强调把人的现界和异界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

韩：村上春树最喜欢的美国小说是《了不起的盖茨比》。村上春树和我们有巨大的不同，包括他对世界的认知、感触，尤其是对很多细节的把握。这或许源于他的成长背景，这是我们学不来的。非常感谢孟老师刚才提的那些问题，好像又把我带回了以前阅读村上春树时的那种情境。我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要重读村上春树，找回那种让我激动的感觉，就像当初从小松左京那里得到的感觉一样。这种感觉可能才是最宝贵的，是文学的灵魂，这不是通过理性分析的方法可以得到的。基于情感的写作才会有最好的表达。

孟：说到情感，日本科幻作家梶尾真治的科幻作品提出了人类之爱的主题。作为科幻文学老将，他的作品富有哲理，体现人类的“文化乡愁”。高速发展的社会容易使人的存在感降低，内心感到不安、焦躁和压抑，如何在这样的境遇中重获尊严和自信，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韩：很早以前我在《科幻世界》读到过梶尾真治的小说，当时对其中的一些内容很有感触，所以在《地铁》里引用了一点。日本科幻文学对我们影响很大。近些年，更是有大量日本科幻文学被介绍进来，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科幻文学要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可能还是需要像刘慈欣《三体》那样的作品。其他一些科幻作家如王晋康、何夕、陈楸帆、夏笳、郝景芳、飞氘、宝树、江波等，都是了不起的科幻作家，可以关注他们对科幻、对未来的看法。

孟：我们探讨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对整个文化事业和社会进步将大有裨益，这也是科幻作家和研究者应尽之责。目前，中国无论在科幻批评理论研究还是在一般的文学艺术理论批评上，都是比较迟缓和缺乏的，这也说明中国文化在传播方面有很大问题。必须从对国内外的科幻作家作品的探索研究中找到中国科幻文学应有的特色和本质。我们坚信，中国科幻文学可以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多、更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