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中国、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逻辑关系、作用机制与创新路径

王鹏, 陈蝶欣

王鹏, 陈蝶欣. 数字中国、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逻辑关系、作用机制与创新路径[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5): 189-203.
引用本文: 王鹏, 陈蝶欣. 数字中国、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逻辑关系、作用机制与创新路径[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5): 189-203.
WANG Peng, CHEN Diexin. Digital Chin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Logical Relations,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Innovation Path[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3, (5): 189-203.
Citation: WANG Peng, CHEN Diexin. Digital Chin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Logical Relations,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Innovation Path[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3, (5): 189-203.

数字中国、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逻辑关系、作用机制与创新路径

基金项目: 

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研究中心重大课题“‘一国两制’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基础理论研究专项项目“‘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与新时代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战略路径研究” GD22ZDZTQ01

广东产业发展与粤港澳台区域合作研究中心科研项目“粤台高科技产业合作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37714001004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王鹏: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战略咨询专家。研究成果获各级奖项20余次,其中省部级奖项2次。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技术创新、粤港澳台区域发展等领域的研究

  • 中图分类号: F124.1

Digital Chin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Logical Relations,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Innovation Path

  • 摘要: 在以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坚持数字中国建设,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数字时代的基本特征主要有数据要素的流动性、数字技术的通用性、数字空间的包容性和数字经济的普惠性。数字中国建设通过四个层面推动中国要素体系、产业结构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以及国际贸易体系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化高质量数据要素市场改革、加快高质量产业数字化转型、注重高质量数字经济型人才培育、加大高质量数字经济领域对外开放力度。以数字中国建设驱动高质量发展进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始终以党对数字中国建设的领导为政治纲领;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价值立场;以结合科技发展的“四个面向”为重要抓手;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效能为关键依托;以构筑互利共赢的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为积极举措。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olidly promot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and to strengthen and expand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basic features of digital China include the fluidity of data elements, the versatility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inclusiveness of digital space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digital economy, which can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factor system, industrial structure system,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system through four levels of innovation.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e need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high-quality data factor market, acceler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igh-quality industries,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digital economy talents, and increase the opening-up of high-quality digital economy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order to promote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should always be the political platform; adhering to the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should be the value position; the "four directio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hould be the important grasp; the 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 of the new system should be the key suppor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win-w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should be the positive initiative.
  •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28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许多研究指出,技术创新等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化的关键因素[2],也产生了互联网经济或数字经济等一系列新兴经济形态,体现了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党的二十大报告还强调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1]30。建设数字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国家的重大信息化战略,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更多内涵和动力的战略选择,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方向[3]。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以数字中国建设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

    面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国实施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特别强调通过科技创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而数字经济是引领国家创新战略实施的中坚力量。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逐步有效实施,数字经济成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重要动力源泉。已有不少学者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入手,探讨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及路径选择,如李三希和黄卓从数字经济本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以及数据要素市场三个层面出发,论述了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机制[4];荆文君和孙宝文搭建了一个分析数字经济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并讨论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作用[5]。也有一些学者探讨了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如李三希等在分析中国数字经济的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探索了数字经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6];宁吉喆指出了以发展数字经济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7];洪银兴则提出了依托于数字经济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发展之路[8]。这些研究为考察如何以数字中国建设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参考。

    综观现有文献,还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一方面,研究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成果居多,但将三者有机联系来进行研究的文献鲜见;另一方面,从以数字中国建设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起到扎实推进作用的研究尚且不足。基于此,本文意在从这三者的逻辑关系出发,系统探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以数字中国建设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并提出数字中国建设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路径,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关注和发展数字中国、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研究。将数字中国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有机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为指导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

    数字中国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大局,是参与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数字中国建设可有力驱动高质量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新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中国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加快数字中国建设、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有必要先厘清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见图 1),再探讨数字中国建设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机制与路径。

    图  1  数字中国、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提出数字中国建设战略,党的二十大又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50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40%,成为中国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由“量增”转变为“质增”的必然选择,也是寻求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要突破口。高质量发展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是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即要依靠科技创新。信息是科技更新最快的领域,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不断涌现。数字经济本质上反映了由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创新驱动是数字经济的突出表现[9]。因此,实施数字中国建设战略,依靠信息技术为不同领域与产业赋能,才能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23, 28近代以来,为了改变成为西方国家现代化牺牲品的命运,中国共产党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努力探索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10]。党的二十大报告还强调:“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28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在经历高速增长以后,已从中低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中国属于发展中的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因此,中国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转变发展方式,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领域,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是生产力的现代化,是一种旨在实现工业化、富裕化、城市化、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目标和过程的内在统一[11],因此,基于信息技术的数字经济将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中国建设需求、高质量发展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为数字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等问题。目前中国数字经济面临着发展瓶颈,中国作为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把握利用好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以数字经济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对先进国家的赶超,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数字经济是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范围和影响,推动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紧紧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坚持数字化创新引领发展,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数字中国建设驱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作用机制的实现,要基于数字时代的四个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日益显著,并随着数字经济在各行各业的渗透和融合发展,形成对经济活动、区域空间等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数据要素在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愈发重要的作用。以数字形式传播的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通过融合并利用技术流、人才流、资金流等承载的有价值信息,提升企业生产效率、政府决策效率、市场运行效率、全球贸易效率等。第一,数据要素的有序流动,能够基于所积累的大量数据集做出准确的即时预测,从而降低企业的搜寻成本,提高生产效率[12]。第二,数据要素的有序流动,促使政府从管理者主导的经验型决策,转向高度依赖数据分析结果的科学决策模式,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与准确性[13],从而提高政府的决策效率,实现政府职能的精准化和精细化。第三,数据要素的有序流动,能够即时地进行生产、传输和处理,增强生产过程中要素间的协同性,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失灵[14],从而提高市场整体运行效率。第四,数据要素的有序流动,可以反映全球供需情况,协调各国生产,助力企业在全球市场高效匹配供需,从而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来。

    数字经济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赋能是以信息技术等数字技术进行的。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通用技术,可以应用于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各个环节,提高各环节的运行效率[15]。在生产环节中,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提高生产智能化水平,增强生产效率,同时预测有效需求进行有效生产,实现供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16]。在分配环节,数字技术优化了人力资源的配置,社会的人力资源逐渐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总体上呈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就业结构转换的趋势[17]。在交换环节,数字技术打通了交易者之间的信息不匹配,使得供需双方能在较短时间内获取市场上准确且可靠的信息,实现交换链的去中介化 [18]。在消费环节,数字技术的发展能与消费场景结合,融合消费者的各种预期、动机和情绪等,既有效降低了消费者获取产品信息的成本,也满足了消费者越来越多的小众、个性化需求[19]

    数字空间使人们摆脱了传统自然空间的时空束缚,赋予空间各节点以关系价值,建立起均衡、包容的空间生产结构特征。首先,数字空间的出现使人们摆脱了传统自然物质空间的时空束缚,人类的各项活动开始变得虚拟化、网络化,无论处于世界何地,均可通过数字化信息建立起联系。即使人们分布于不同的地理空间,进行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等进行协作和专业化生产。其次,由于数字空间中的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连成一个紧密整体,整体中的节点可能产生利益关系,进而产生关系价值。这种关系反过来诱发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数字技术组成精准的网络空间结构,共生共创[20]。最后,数字空间能通过数字算法合理布局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生产要素配置方案,尽可能地弱化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的不平衡性,打通生产要素流动的地理空间壁垒。

    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改善人民生活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同时“数实融合”赋予实体经济新内涵和新动能,起到了巨大的普惠作用。首先,数字经济通过改变传统金融服务方式,对人民生活具有普惠作用。数字经济极大降低了金融服务门槛、交易成本和信用风险,有效拓展了普惠金融的服务广度和深度,使得原本无法或者不便进入金融市场的群体能享受到金融服务;同时,依托于新兴的数字平台的缴费、购买和支付等功能,显著提高了金融服务的便携性和可获得性。其次,数字经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对于区际交易或跨境贸易等具有普惠作用。数字经济极大地降低了区际交易和跨境贸易的难度,发挥了畅通要素流动渠道、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能推动区域间均衡化发展,突破区域间市场分化割裂,同时缩小区域之间、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收入差距[20]。最后,随着“数实融合”不断深耕,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加力赋能实体经济,丰富了实体经济的外延和内涵,拓展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有效重组了实体经济各个领域的要素资源。同时,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为数字经济提供数据要素投入,刺激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需求,驱动数字经济领域不断技术创新,为数字经济提供发展支撑。

    数据要素的流动性、数字技术的通用性、数字空间的包容性和数字经济的普惠性对经济活动或区域空间产生了独立或交互的作用。基于上述基本特征,数字中国建设在微观、中观、宏观、国际层面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见图 2),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价值基石。

    图  2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字中国建设驱动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人口的结构调整与红利消退以及资本的累积速度下降与边际收益递减,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显然已经无法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下的新需求。数字中国建设逐步完善,在微观层面的要素投入、要素配置及要素有效利用三个方面,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让要素更好地为供给服务,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中国要素体系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从要素的投入来看,数字中国建设可以突破生产要素投入的制约。一方面,数据突破了传统生产要素因稀缺性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具有低边际成本、可重复使用的特点,生产者可以无限重复使用且不会损耗其价值,这为培育要素体系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另一方面,可利用数字技术精准分配生产要素,寻找最优化的生产要素投入组合。

    从要素的配置来看,数字中国建设可以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一方面,数据可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传统要素的配置效率,减少经济运行的成本,进而提高要素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大数据技术可通过海量数据寻找产品关联物,并对关联物进行分析,寻找最优化的要素配置组合。另一方面,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投入,通过丰富生产要素的种类直接提高产出,并且数字技术的应用还能将复杂信息处理为有效信息,更好地实现信息的互通和匹配,通过改变生产函数的形式实现其增长路径的转变。

    从要素的有效利用来看,数字中国建设可以提高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率。一方面,随着产品生产、消费环节不断循环,产品数据不断丰富,产业链的任意一端都可随时提取数据进行“订单式生产”,提高要素的有效利用效率。另一方面,新型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数字化人才的规模和质量不断提升,生产要素的使用方式及使用结构产生了新的特性,极大地提升了要素的有效利用。

    现阶段,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型阶段,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成为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其重点之一在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面对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制造强国相比尚有一定距离。数字中国建设除了在微观层面推动中国要素体系现代化之外,还将在中观层面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和多元化,明显提升高技术产业占比,凝聚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推动中国产业结构体系高质量发展。

    从产业结构合理化来看,数字中国建设可以对原有产业发展模式进行合理改造。一方面,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对要素和资源进行配置和精准调节,使要素和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部门流动到生产率高的部门,从而提高要素和资源的报酬收入。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引领新产业、新模式发展,为传统产业赋能,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进程甚至是数字化转型,从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新旧动能转换。

    从产业结构高级化来看,“数字中国”建设可以在供给端和需求端为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注入强大动力。在供给端,数字经济的发展带动一大批的高科技产业形成,且在产业结构中的占比不断提高,显著推动了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数字经济将传统产业之间、新产业之间及传统产业与新产业之间以平台化的方式进行联系,各产业通过数据交流,可形成产业间的互补,提升产业间的协调效率。在需求端,数字经济促进了消费升级和扩大了消费需求,推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倒逼着产业结构高级化。各产业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数据进行精准分析,将信息技术投资重点和主动权从商家转移到消费者,使厂商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消费者的偏好,进而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服务。

    从产业结构多元化来看,数字中国建设可以不断细分产业和催生新产业。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不同于工业时代,标准化的生产逐渐向个性化、差异化生产转变,产业和市场不断细分,根据用户需求对产品进行个性化研发成为趋势。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模式下,各产业越来越多地运用数字资源和数字技术,产业趋向“无形化”和“数字化”,进而打破产业边界,促进产业延伸和产业间融合,形成新产业。

    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中国将面临愈加复杂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和关键。数字中国建设将在宏观层面提高经济治理效能、改善经济发展环境以及促进经济普惠共享,进而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经济治理效能来看,数字中国建设中的5G基站、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是数字经济新形态下国民经济运行的载体,赋予了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可以通过算法来提升创新活动效率和促进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22]。数字政府建设在支持数字技术应用、增加下游硬件设备采购、促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数字政府的关键支撑在于电子政务涉及的各类前沿技术,应用场景是政府各类履职实践,特别是政府开展经济管理涉及的各类业务。在这些场景的基础上,通过嫁接先进技术,缩短事项办理时间、提高事项办理效率,同时,扩大各类政策的覆盖面[23]

    从经济发展环境来看,数字经济作为一种环境友好型的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相比, 具有能耗低、污染排放少的特点[24]。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地节约资源和提高能源效率。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生产技术水平,数字化的生产流程使制造商能更好地管理、分配能源等生产材料,减少能源消耗。同时,数字技术的运用减少了不必要的通勤等经济合作活动,导致能源消耗减少。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生产商可通过互联网等平台快速交流技术问题,形成稳定的合作,并扩大其商品的附加值,再将这些资金投入到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研究中,使得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减少。另外,在数字经济时代,环境监管具备多种形式,在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运用下,能快速监测到污染物的产生和处理情况。

    从经济普惠共享来看,数字中国建设对人民充分就业的影响有三个方面。首先,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缓解周期性失业。产业数字化推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升级,高技术岗位需求增加,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不断催生新业态,形成许多基于平台的新的就业和创业方式,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次,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降低摩擦性失业,大幅度降低了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的搜寻成本,提高就业人才与岗位的匹配效率。最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缓解结构性失业。数字经济会带动更多的高技术岗位,同时也会出现一些高度灵活的零工岗位,这些岗位的人职匹配较为容易。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然成为一个“巨型”开放型经济体。如今,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要想在推动乃至引领经济全球化中作出更大贡献,必须化“被动”为“主动”,从所谓参与“客场全球化”向“主场全球化”转变[25],这就必然要求中国迈向更高水平开放,推动国际贸易体系高质量发展。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实施更大范围的开放,尤其是依托数字技术推动实施更大范围的开放,可以更好地提高供应链韧性、赋能产业链和供应链分工协作,推动价值链向纵深方向发展,以高水平、高质量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

    从供应链的韧性来看,依托于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中国的供应链不断走向更高水平的韧性化。供应链的“韧性”意指供应链在受到外部冲击后,恢复到均衡状态或稳定状态的能力[26]。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贸易管制措施增多,物流运输成本上升,供应链存在“断裂”风险[27]。数字技术的“通用性”可以调整企业的生产模式和物流模式,打通供应链运行中出现的壁垒,构建以数据驱动为核心、以平台为支撑、以商产融合为主线的新型生产模式,增强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打造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

    从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分工协作来看,数字技术渗入产业链和供应链,在生产端、流通端和消费端的各个环节都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工协作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在生产端,数字技术通过数据传输和信息系统的标准化运作,大大提高了商品与服务过程中的标准化程度,有助于推进口岸物流电子化、无纸化与“单一窗口”建设,简化报关清关流程,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削减国际贸易中的制度性成本,并提高了国际贸易与产业链供应链分工过程中的灵活性。其次,在流通端,基于数字化、智能化的全链路物流规划和管理,使得运营过程更透明、链条运转更高效,提升全球物流配送效率,推动国际贸易平台化。最后,在消费端,数字技术通过平台直接对接供给方与需求方,压缩中间环节,抑制供应链链条冗长对企业利润的稀释。同时,数字技术通过分析消费者行为,建立实时互动和信息反馈的渠道连接,将消费者需求信息实时反馈到生产环节,推动“反向定制”,实现“生产者驱动”向“消费者拉动”的转变。

    从价值链的纵深发展来看,数字技术不仅为价值链节约了成本,也创造了价值。数字技术的应用,在微观层面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下降,在中观层面对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深度赋能和集聚融合效应,使得各个产业节点以高度协同和标准的模式嵌入全球价值链中,最终基于产业链的价值链向纵深方向发展。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显著提高了价值链的运行效率,并通过推动原有技术条件下的各类要素组合模式,包括引导用户需求、推送用户服务、链接多维节点生产制造企业,实现价值链整体增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中国建设。作为发展最迅速、创新最活跃、辐射最广泛的经济活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经济也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关键引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字中国建设对于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强,中国要从不同方面加快数字中国建设(见图 3),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发展力量。

    图  3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字中国建设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资源[27]。随着近几年来中国数字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大,数据要素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23年3月中央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国家数据局,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高质量深化数据要素市场改革势在必行。一是在数据要素的产权方面,应通过出台政策规划、加强产权引导等措施,强化数字技术在数据确权、分级分类管理工作中的应用,打破数据垄断,提升数据溯源能力,加快推动公共数据、社会数据等的共享开放和高效利用。二是在数据要素的流通方面,应积极参与跨境数据流动国际准则的制定,为数据的流通、共享、交易和应用提供制度保障和组织引领,加深国际数据要素市场的融合,加速国内数据要素市场的共享流通和价值赋能,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为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三是在数据要素的管理方面,在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较好、数据要素流通密集的地区,集中搭建一批数据要素流通平台与权威的评估咨询机构,主要用于保障数据要素登记、存储和流通的有序运行,为数据管理能力全面提升提供智力支持。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正深刻改变经济形态、制造方式和企业组织模式。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会对企业的生产流程、组织形式进行全方位改造。以数字中国建设为契机,中国亟待加快高质量的产业数字化转型。一是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方面,应从国家层面制定中国的产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强化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体制机制创新,积极探索产学研相结合的系统化产业数字化人才培养机制,并形成产业、企业、行业协会多方共治的格局,健全产业数字化治理体系。二是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方面,应建立和完善自主创新的产业数字化转型体系,强化数字技术基础研究,自主研发创新数字核心技术,加快重点领域企业生产流程的数字化改造。三是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开放方面,应形成全球开放共享的数字技术体系,成立数字技术产业联盟。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中国数字化产业在全球范围整合生产资源,通过数字化打造现代产业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是第一资源。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29]数字人才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30]。随着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大量数字化、智能化岗位相继涌现,数字经济型人才特别是高质量的数字经济型人才需求呈指数级增长。《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指出,当前中国数字人才缺口为2 500万至3 000万,且缺口仍在持续放大。发挥人才优势发展数字经济,首先要注重数字经济型人才的创新培养。政府要加强统筹协调,加大产、学、研一体化的政策支持力度,着力培育更多创新研发与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善于跨界整合的高端人才。同时,政府也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坚持以高水平的科研培养高质量的数字经济型人才。其次要促进数字经济型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要把握新的发展方向,培养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化技术人才,加快形成结构多元、层次合理的人才队伍,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经济型人才的作用。最后要健全数字经济型人才的优先保障机制,要增加对数字经济型人才培养的财政投入,构建人才培养经费的稳定增长机制,并在租房、购房、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给与相应的补贴。

    数字经济的全球化与世界性,使得各个国家的联系、交往、依存越来越紧密,网络领域、数字世界的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公正、数字规则不健全、数据安全得不到保障、数字贸易存在壁垒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对此,要深刻认识到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已将国家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系起来,各个国家需要共同应对上述挑战,加大数字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力度。首先,中国需要加强数字经济的国际合作,广泛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建设以及全球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与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进程中,共同创造并深化公正、创新、包容、安全的数字环境。其次,借鉴发达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发达经济体作为数字经济的先行者,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设计和制度规则制定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通过有效借鉴发达经济体数字经济发展经验,进而解决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瓶颈和问题,助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最后,中国数字企业应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培育国际化视野与本领,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的不同市场和资源,推动中国数字经济技术、标准、体系不断走出去,引导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向新高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同时强调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体现了数字经济发展、数字中国建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以数字中国建设驱动高质量发展进而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数字中国建设驱动高质量发展进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作用机制的实现,可以从五个方面探索实践方略(见图 4)。

    图  4  数字中国建设、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方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1]63党的领导是做强做优做大中国数字经济的根本政治保障。只有继续坚持党对数字中国建设的领导,才能发挥科技指导思想科学性和领导力量先进性的优势,实现以数字中国建设驱动高质量发展进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发展数字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的思想,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处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深刻洞察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大势,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其次,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大局意识和全球视野谋划数字经济布局,通过原创式、集成式和引进消化吸收式创新解决数字经济发展问题,突破长期发展瓶颈,强化数字中国与高质量发展全局互构,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最后,要增强领导干部发展数字经济的本领,持续提升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数字思维、数字技能与数字素养,增强发展数字经济的本领,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14亿多人民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是着眼于最广大人民利益实现的现代化,是以全体人民为中心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在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当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数字经济,主要从三方面着手。首先,坚持以人为本,高度重视运用数字经济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大力推进“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公共事业发展,以数字经济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得数字经济真正实现惠民便民利民。其次,建设高水平的数字政府,只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追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把握数字政府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数字政府应致力于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夯实数字政府公共服务基础支撑作用。最后,坚持以人才为本,促进数字经济型人才培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31]当前,中国还存在数字经济劳动力技能不足、创新能力弱等问题,不仅要善于培养人才,充分激发研发人员的创新能力,提升劳动力质量以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技术的渗透进程,还要善于发挥人才的本领,为数字技术研发活动等提供更加充足的智力支持。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出重要部署,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并对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等提出一系列要求。[1]41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走激活内在活力的创新发展之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四个面向”的命题不仅回答了中国要实现怎样的科技创新的问题,同时也标识了数字中国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就是要在新一代人工智能、信息与通信技术等数字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超前研究,提前布局,牢牢把握新兴科技发展趋势。面向经济主战场,就是要使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等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力量,使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高度融合,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国家、人民和市场需求。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就是要建设数字中国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创新智慧和凝聚创新力量。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就是要重视数字中国为民、惠民、健民等思想,合理运用数字技术等科技来解决与人民利益及生命健康相关的经济、生态、社会等一系列问题,推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赋予了“举国体制”新的使命和内涵。[1]41举国体制是在特定领域实现国家意志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党中央提出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对于把创新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拓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意义深远。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要适应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新形势和新特点,建设科技强国、数字强国等一系列国家战略,这就需要不断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坚持国家战略引领,坚持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集中攻关突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1]41数字中国建设是中国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新型举国体制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制度支撑。通过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强化数字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传统市场需求被抑制、产品供应链被中断,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受到严重破坏,而数字经济产业渗透性强、产业融合度高的独特优势也充分凸显。这就更加需要新型举国体制确保数字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实现市场“补位”和供应“补链”,为激发市场潜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与新动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型举国体制是顺应中国建设世界数字强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支撑和制度优势。

    中国在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也要持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创造中国式现代化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式现代化是开放和携手合作伙伴共同发展的现代化。在世界大变局背景下,美国将更加注重联合盟友共建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国际体系,前沿数字技术研发与相关国际规则制定权争夺将是其关注的战略重点。中国更需要持续拓展和深化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积极融入全球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合作体系,推动国际合作赋能数字经济发展,助力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在理论方面,基于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归纳总结和提炼研究问题,主动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开展学术探讨和交流。在技术方面,中国应持续推进开放式创新,加快围绕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前沿数字技术研发、生产应用与推广的全链条落实国际合作进程。在制度方面,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制度设计,推进国际数字经济规则标准体系建构与完善合作。在贸易方面,中国要对标高水平数字贸易规则,主动寻求数字贸易领域的合作,提高数字贸易便利化程度,逐步放宽数字贸易发展的准入条件,加强数字战略合作互信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数字中国建设作出了新部署,提出了新要求。印发实施《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就是要落实党的二十大对数字中国建设提出的新部署新任务新要求,把党中央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实践和实际成效。数字中国建设经历萌芽起步、试点探索到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推动产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就是要适应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过去十多年,中国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拥有了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坚实基础和优势,为加快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积蓄了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征程中,需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助力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促进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数字力量。

  • 图  1   数字中国、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关系

    图  2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字中国建设驱动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图  3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字中国建设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

    图  4   数字中国建设、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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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3-02-25
  • 网络出版日期:  2023-11-08
  • 刊出日期:  2023-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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