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碑文极具艺术新变，对此学界多有探讨；但有关讨论对昌黎碑志一个重要的创新现象还缺少关注，即，韩愈对蔡邕碑文所树立并深刻影响中古碑文创作的人物才性品评笔法表现出明显疏离——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开辟碑文全新创作格局的关键所在。

中国的人物品评传统源远流长，对碑文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汉末人物品评风尚中日见浓厚的才性品评思想，在东汉碑文大家蔡邕的碑文中有显著体现。蔡碑在中古时期影响巨大，建构了重要的碑文范式。这一范式的核心，是追求对碑主的德行、政事、学问、才能、气质等进行全面叙述，体现了才性品评对“兼材”与“通人”的崇尚。蔡邕碑文的语言“清词转而不穷”，以丰富的品评词汇以及类比、排比等灵活多样的品评表达，对碑主进行全面记叙。韩愈的碑文则回避了蔡碑的上述特征。内容上，不追求对碑主进行面面俱到的“通人”刻画，而是着重突出其忠义仁爱的品性、奇倔的性情；语言上，力避中古流行的人物品评语汇，自创新词；艺术手法上，极少运用人物类比，形成罕用典故的修辞特点，极力突出碑主的独特性，由此彻底疏离了蔡碑所树立的才性品评笔法传统。

钱基博云：“碑传文有两体：其一蔡邕体，语多虚赞而纬以事历，魏、晋、宋、齐、陈、隋、唐人碑多宗之；其一韩愈体，事尚实叙而裁如史传，唐以下欧、苏、曾、王诸人碑多宗之。”^①蔡碑与韩碑，树立了中国碑文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两种书写范式。韩愈突破蔡邕范式，开创碑文新范式的关键，并不仅仅是以散代骈，更重要的是在碑志创作的精神格局上彻底疏离才性品评的影响。这与其复兴儒道、以仁义为定名的追求有密切关系。唐代其他古文作者，很少有人能像韩愈这样对蔡邕的碑文范式进行彻底创变。即使是在散体碑志中，仍然时时流露出才性品评的笔法和语言风格。由此，更可以体会韩愈碑文所具有的巨大独创性。

一.   才性品评对蔡邕碑文的显著影响

《文心雕龙·诔碑》称赞蔡邕碑文：“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②蔡碑叙事的“该要”，究竟应如何理解，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该”是详细周备的意思。蔡碑的周备，主要应从叙事的视角来看。蔡邕始终以比较全面的视角叙写碑主，关注其德行、家世、政事、才干、气质、性情等多方面的特点，虽然不同侧面的叙写或轻或重、有详有略，但观察的视角始终比较全面，以至带有面面俱到的特点。孙德谦《六朝丽旨》云：“碑志之文，自蔡中郎后，皆逐节敷写。”^③这里的“逐节敷写”，正是为满足面面俱到的需要而形成的写作方式。

蔡邕影响深远的《郭有道林宗碑》就体现出该要的特色。文中称赞郭泰的才干：“先生诞膺天衷，聪睿明哲。”赞扬其品行：“孝友温恭，仁笃柔惠。”“砥节厉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称赏其器识风度：“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广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测已。”更赞叹其学识: “遂考览六籍，探综群纬，周流华夏，游集帝学，救文武之将坠，拯微言之未绝。”^④如此敷写之后，才写到其为士林钦仰的卓越声誉和高蹈隐逸的超迈之姿。郭泰作为高逸的隐士，一生经历并不复杂。蔡碑虽于其清誉令闻及高蹈超逸多所着墨，但并不因此省略对其德行、才干、器局的丰富而全面的记叙。

蔡邕集中多有一人数碑之作。如果对比这些作品，更可见出蔡邕对该要的追求。为同一位碑主撰写数篇碑文，彼此落笔着墨都要有所不同。蔡邕的这类作品，往往各有侧重，或着重写其德行，或着重写其为政建树。即使如此，每一篇仍会面面俱到地述及碑主的德行、才干、气质等多方面特色。例如蔡邕集中有三篇陈寔碑文，其中《陈太丘碑》(一)着重记叙陈寔身陷党锢之祸的不幸遭遇，以及不应征辟、高蹈自守的超迈节操：“会遭党事，禁锢二十年，乐天知命，淡然自逸。交不谄上，爱不黩下，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及文书赦宥，时年已七十，遂隐丘山，悬车告老。四门备礼，闲心静居。大将军何公、司徒袁公前后招辟，使人晓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践常伯，超补三事，纡佩金紫，光国垂勋。先生曰：‘绝望已久，饰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农杨公、东海陈公，每在衮职，群寮贺之，皆举手曰：‘颍川陈君，绝世超伦，大位未跻，惭于文仲窃位之负。’故时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 ^⑤

《文范先生陈仲弓铭》则着重叙写陈寔的德行与为政才干。叙其德行云：“夫其仁爱温柔，足以孕育群生；广大宽裕，足以包覆无方；刚毅强固，足以威暴矫邪；正身体化，足以陶冶世心。先生有[此]四德者，故言斯可[法，行斯可乐，动斯可]象，静斯可效。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后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模范，从其趣向，戾很斯和，争讼化让。虽严君猛政，迫以刑戮，未若先生潜导之速也。”^⑥叙述其为政之政绩：“其立朝事上也，恭顺贞厉，含章直方，无显谏以彰亹，不割高而引长。常干州郡腹心之任，义则进之以达道，否则退之以光操，然后德立名宣，盖于当世。辟司徒府，纳规建谋，匡弼三事，人用昭明，台阶允宁。迁闻喜长，清风畅于所渐，俭节溢于监司。郡政有错，争之不从，即解绶去。复辟太尉府，迁太丘长。民之治情敛欲，反于端懿者，犹草木之偃于翔风，百卉之挺于春阳也。” ^⑦这部分内容，在前《陈太丘碑》(一)中，则是以简约数笔带过：“四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将军，宰闻喜半岁，太丘一年。德务中庸，教敦不肃，政以礼成，化行有谧。”^⑧

对比这两篇碑文不难看到，即使命笔各有侧重，但都没有省略对碑主的全面介绍，《陈太丘碑》(一)虽然没有《文范先生陈仲弓铭》对“四德”的详细叙述，但也以“兼资九德，总修百行”之笔写碑主德行。两者皆有对碑主器识风度的刻画。《文范先生陈仲弓铭》云：“君膺皇灵之清和，受明哲之上姿，凭先民之遐迹，秉玄妙之淑行，投足而袭其轨，施舍而合其量。”^⑨《陈太丘碑》(一)则云：“用行舍藏，进退可度，不徼讦以干时，不迁贰以临下。” ^⑩

《陈太丘碑》(二)于三篇碑文中篇幅最短，然而也叙述周备。言其气质风度：“含圣哲之清和，尽人材之上美，光明配于日月，广大咨于天地。”述其为政：“辟四府，宰(三)[二]城，神化着于民物，形表图于丹青。巍巍焉其不可尚也，洋洋乎其不可测也。”言其高蹈恬退：“俭约违时，悬车致仕，征辟交至，遂不屑就。”^⑪

蔡邕碑文对周备该要的追求，与东汉末年逐渐兴起的才性论人物品评思想颇有联系。中国人物品评思想由来已久。先秦儒家即有不少人物品评的见解，孔子所提出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之说，即是重要的人物品评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汉晚期以至魏晋时期的才性论人物品评思想，则更加注重人物的气质、个性、才干。蔡邕碑文对碑主的叙写，不仅关注孔门四科，也关注器局、气质、风度、才干、个性等特点。这说明他不仅沿袭了儒家的人物品评传统，而且受到了汉末开始兴起的才性论人物品评的显著影响。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蔡邕以该要的眼光叙写碑主方方面面的特质，这种周详的观察视角，与才性论人物品评的“兼材”与“通人”理想，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刘劭《人物志》推重身兼多种才能品性的“兼材”之人。《流业》云：“兼有三材，三材皆备：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国，其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 ^⑫如果完善地具备了清节家、法家、术家三种素质，就可以称为国体，如伊尹、吕望；如果具有了三种素质而不完美，可称为器能，如子产、西门豹。越是肩负重任，越需要综合的才能；如果才能不全面，只是偏至独胜，就是偏材之人，如《材能》所云：“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长于办一官，而短于为一国。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又国有俗化，民有剧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 ^⑬

《人物志》还推重“通人”。《材理》云：“通材之人，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与通人言，则同解而心喻。”^⑭这里所说的“通人”，即“通材之人”。通人“聪能听序，思能造端，明能见机，辞能辩意，捷能摄失，守能待攻，攻能夺守，夺能易予” ^⑮，是兼具上述八种才能的全面人才。《材理》又云：“兼此八者，然后乃能通于天下之理。通于天下之理，则能通人矣。”^⑯这里的“通人”，是通晓人材之理的意思，着眼的是通材之人的能力。

对“兼材”与“通人”的推重，体现的是以中庸、中和为尚的才性观念。《九征》云：“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具体而微，谓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称也。一至，谓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质也。一征，谓之依似；依似，乱德之类也。一至一违，谓之间杂；间杂，无恒之人也。无恒、依似，皆风人末流。”^⑰这里指出，中和了各种美德的人，可以称之为“中庸”，这是圣人的称号；具备了多种美德却不能尽善尽美，可称之为“德行”，这是综合型人材的称号；只具备一种好品质，可称之为“偏材”，这是专门型人材的称号；似乎具备某种偏材品质的表征而实际没有，可称之为“依似”(似是而非型)，这是一种容易鱼目混珠的伪人材；同时具备善与恶两种品质，可称之为“间杂”(善恶混杂型)，这是一种没有固定品行的劣质人，也可称为“无恒”之人(无常性型)。“依似”和“间杂”都属于伪劣材质，不在人材之列。^⑱这里所谈到的人才品类等第，鲜明地流露出中庸、中和的趣尚，呈现了“兼材”与“通人”理想的精神内涵。蔡邕碑文以该要之笔，对碑主进行全面敷写，可以看到才性品评“兼材”与“通人”理想的显著影响。

蔡邕碑文的语言成就深受瞩目。刘勰称之“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⑲。其“清词”之美，主要体现在品评语言的丰富变化上，其中有多姿多彩的品评词汇，也有富于变化的句式，还有大量类比的手法。灵活多样的品评语言艺术多角度地呈现了碑主身为“兼材”与“通人”的形象，令蔡碑追求该要的叙事理想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考察蔡邕的传世碑文作品可以看到，这些作品运用了许多具有品评色彩的双音节词，其中不少词汇在其之前的传世典籍中基本没有出现过，如贞纯、忠清、高姿、清朗、弘姿、典术、谦克、玄懿、雅操、皓素、纯性、逸群、瑰琦、上姿、则度、真一、器量、姿度、形表、嘉声、绝轨、威暴等。这充分体现出蔡邕在品评语言上的巨大创新。

蔡碑中还有许多排比句式，形式灵活变化，多角度地呈现碑主的德行才干：

宽裕足以容众，和柔足以安物，刚毅足以威暴，体仁足以劝俗。(《太傅安乐乡文恭侯胡公碑》)^⑳

夫其仁爱温柔，足以孕育群生；广大宽裕，足以包覆无方；刚毅强固，足以威暴矫邪；正身体化，足以陶冶世心。(《文范先生陈仲弓铭》)^㉑

明洁鲜于白珪，贞操厉乎寒松，朗鉴出于自然，英风发乎天骨。(《荆州刺史度侯碑》)^㉒

夫蒸蒸至孝，德本也；体和履忠，行极也；博闻周览，上通也；勤劳王家，茂功也。(《胡公碑》)^㉓

这些排比句式的使用，不仅增添了行文气势，更展现了碑主多方面的才能素质，实现了叙事该备的理想。

蔡碑还有不少空灵蕴藉的品评笔法：

温温然弘裕虚引，落落然高风起世，信荆山之良宝，灵川之明珠也。(《荆州刺史度侯碑》)^㉔

为万里之场圃，九隩之林泽，挹之若江湖，仰之若华岳，玄玄焉测之则无源，汪汪焉酌之则不竭，可谓生民之英者已。(《翟先生碑》)^㉕

洋洋乎若德，虽崇山千仞，重渊百尺，未足以喻其高、究其深也。(《汝南周巨胜碑》)^㉖

其教人善诱，则恂恂焉，罔不伸也，引情致喻，则訚訚焉，罔不释也。(《文烈侯杨公碑》) ^㉗

这些品评语充分表现了碑主的才性、气质和风度。一个人的才性气质本是十分抽象的，蔡邕碑文却能通过如此空灵形象的笔法，使人充分领略其神韵。这些笔法在魏晋人物品评中多有运用。

蔡碑还有一些品评句式渗透了中庸的旨趣：

佥谓公之德也，柔而不犯，威而不猛，文而不华，实而不朴，静而不滞，动而不躁，总天地之中和，览生民之上操。(《胡太傅碑》)^㉘

威厉不猛。(《琅邪王傅蔡朗碑》)^㉙

蔡碑有时还通过解释谥号来表达品评之义，如：

谥曰文范先生。传曰：“郁郁乎文哉！”《书》曰：“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文为德表，范为士则，存诲没号，不亦宜乎！(《陈太丘碑》(一)^㉚

上述品评的语言和手法，在蔡邕碑文中经常综合运用，造就了蔡碑许多经典名篇，如《郭有道林宗碑》:

先生诞膺天衷，聪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柔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广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测已。若乃砥节厉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㉛

又如《汝南周巨胜碑》：

君应坤乾之淳灵，继命世之期运，玄懿清朗，贞厉精粹，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总《六经》之要，括《河》《洛》之机，援天心以立钧，赞幽明以揆时。沉静微密，沦于无内，宽裕弘博，含乎无外，巨细洪纤，罔不总也。是以实繁于华，德盈乎誉。^㉜

如此灵动变化、多姿多彩的品评表达，使读者目不暇接，并随着作者叙写视角的变化了解到碑主多方面的品性素质。

蔡邕还大量运用类比的手法来品评人物：

事亲以孝，则行侔于曾闵；结交以信，则契明于黄石。(《荆州刺史度侯碑》)^㉝

史鱼之劲直，山甫之不阿。(《故太尉乔公庙碑》)^㉞

夙夜严栗，孝配大舜……操迈伯夷，色过孔父。(《太尉汝南李公碑》)^㉟

治身则伯夷之洁也，俭啬则季文之约也，尽忠则史鱼之直也，刚平则山甫之励也(《司空房植碑》) 同上书卷一，第112页。

爰在上世，作者七人焉。有该百行，备九德，齐光日月，洞灵神明，如君之至者与？亶所谓天民之秀也。(《汝南周巨胜碑》)^㊱

人物类比与人物品评思维有着相当直接的联系。品评即是对人物区别品类，人物之间的类比即是区别品类的基础。从修辞上看，蔡碑的这些人物类比表现为用典艺术，但这些用典所产生的效果，并不仅仅是修辞艺术的丰富，更传达出一种区分人物品类的内在追求。

可见，蔡碑的“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并不仅仅出于作者对辞采的好尚，更是在于对人物进行才性品评的内在要求。丰富的品评语言和表现艺术，使得蔡碑全面记叙称赞碑主德行、才干、气质的该要叙事理想得到了充分实现，使蔡碑的才性品评特色得到了充分展现。在碑文创作史上，蔡邕对碑文的骈俪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对排比、对偶、用典等要素的强调，直接推动了碑文的骈俪化；而他之所以偏好这些语言艺术和修辞艺术，又是与才性品评的追求息息相关的。

二.   韩愈碑文对才性品评的疏离

蔡邕以才性品评为核心确立的碑文写作范式，在中古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韩愈的碑文在精神与艺术上都表现出对才性品评的明显疏离，这是韩愈开创全新碑文范式的关键原因。

钱基博云蔡碑“语多虚赞”^㊲，正是指蔡碑有着大量的品评语。事实上，韩愈碑文与蔡邕碑文的不同，并不仅仅是前者不用品评语，而是首先体现为韩碑叙事有鲜明的取舍，不再追求叙事视角的面面俱到，与蔡邕碑文的该要追求大异其趣。

在韩愈碑文中，叙事的笔墨往往集中于碑主的某些突出品质，而不对其才能、禀赋、气质、风度、姿容一一历叙。如《曹成王碑》着力刻画李皋“既孝且忠”的形象，言其孝，则云：“王之遭诬在治，念太妃老，将惊而戚，出则囚服就辩，入则拥笏垂鱼，坦坦施施。即贬于潮，以迁入贺。及是，然后跪谢告实。”^㊳言其忠义，则详细记叙其平定王国良、李希烈叛乱的勇武。至于李皋其他方面的才能、成绩，则多从简省。韩愈在碑文中特别述及李皋除温州长史、行刺史事时开仓赈济饥民，不计个人后果、敢于担当的气概。而同样是关于李皋担任地方官的政绩，《旧唐书》本传记载：“江陵东北有废田傍汉古堤二处，每夏则溢，皋始命塞之，广田五千顷，亩得一钟。规江南废洲为庐舍，架江为二桥，流人自占二千余户。自荆至乐乡凡二百里，旅舍乡聚凡十数，大者皆数百家。楚俗佻薄，不穿井，饮陂泽，皋始命合钱开井以便人。”^㊴李皋兴修水利，造福百姓，功绩颇著，但韩愈在碑文中无一语提及。可见，韩愈所注重表现的，是李皋的忠孝大节和勇于担当的强烈责任感。为地方兴修水利是偏于为政才能的体现，韩碑略过不表，正体现出其鲜明的取舍态度。

对于权德舆，韩愈的《唐故相权国公墓碑》则着力记叙其宽厚长者的作风、宽仁大度的举措：其典贡举时的广得人才，拜相时“所设张举措，必本于宽大，以几教化，多所助与”，在地方官任上“勤于选付，治以和简人以宁便”，在碑文中都得到了详细叙写。文中还特别记叙权德舆为于頔说情(于頔因儿子杀人而失位自囚)，其宽厚形象跃然纸上。值得注意的是，权德舆文名隆盛，但在韩愈的碑文中，对于其文才只有寥寥数语，言其“公生三岁，知变四声，四岁能为诗”，“凡撰命词九年，以类集为五十卷，天下称其能”。^㊵权德舆曾为一代文坛领袖，碑文对其文才的评语如此简单，很能见出韩碑主次裁剪的鲜明倾向。蔡碑虽然对人物不同角度的叙写也有详略之别，但其间的差异远未如韩碑这样悬殊。

韩愈的《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则对樊绍述的文才极力铺陈：“樊绍述既卒，且葬，愈将铭之，从其家求书，得书号《魁纪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传》十五卷，表笺、状策、书序、传记、纪志、说论、今文、赞铭，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门里杂铭二百二十，赋十，诗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尝有也。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必出入仁义，其富若生蓄，万物毕具，海含地负，放恣横从，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呜呼！绍述于斯术，其可谓至于斯极者矣。”^㊶至于樊绍述曾为地方官，墓志则一语带过：“以此出为绵州刺史。一年，征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绛州。绵绛之人，至今皆曰：‘于我有德。’”剪裁轻重如此之不同。

韩愈碑文如此鲜明的取舍倾向，使得他笔下的碑主往往不是诸善备美的“兼材”或“通人”，而是或忠孝仁爱，或才学超众，或性情卓荦的奇绝之士。而在尚奇的旨趣中，他又表现了复兴儒学、以忠孝仁爱为立身大节的追求。《曹成王碑》中李皋的忠孝担当，《故相权国公墓碑》中权德舆的宽爱仁厚，都得到了浓墨重彩的记述。与此相对应，韩愈对有违忠义或落入好道服食歧途的人物，则明确表达批评。他与柳宗元为挚友，其《柳子厚墓志铭》刻画柳宗元文才超群、政绩卓著和笃于友谊，辛辣地讽刺见利忘义甚至对朋友落井下石的小人。但对于柳宗元参与王叔文永贞革新，则终以为憾。墓志云：“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㊷虽仅此数语，仍直指其短。又如《唐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直接记叙墓主李干服食丹药而死，并记述几位服食而亡者的惨状：“工部尚书归登、殿中御史李虚中、刑部尚书李逊、逊弟刑部侍郎建、襄阳节度使工部尚书孟简、东川节度御史大夫卢坦、金吾将军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识。工部既食水银得病，自说若有烧铁杖自颠贯其下者，摧而为火，射窍节以出，狂痛号呼乞绝。其茵席常得水银，发且止，唾血十数年以毙。殿中疽发其背死。刑部且死，谓余曰：‘我为药误。’其季建一旦无病死。襄阳黜为吉州司马，余自袁州还京师，襄阳乘舸邀我于萧洲。屏人曰：‘我得秘药，不可独不死，今遗子一器，可用枣肉为丸服之。’别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讯之，曰：‘前所服药误，方且下之，下则平矣。’病二岁，竟卒。卢大夫死时，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绝。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药，五十死海上。”^㊸《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记载卫中立合药不成。^㊹这些都打破了碑志文注重颂美，“称美不称恶”的一般原则，直接揭露墓主之短。值得注意的是，韩愈碑志文所讥刺的对象，基本是有违忠义或误入佛道歧途的人物，这与其称美碑主，尤重忠孝大节，恰是一体两面。韩碑褒贬之鲜明、选材取舍之轻重相悬，都与蔡邕碑文兼材备美的该要追求大异其趣。

如前所述，蔡邕碑文的该要，与才性论人物品评思想有密切联系。韩愈碑文完全走出蔡邕碑文范式，也与复兴儒学的追求大有关系。汉末兴起并在魏晋流行的才性论人物品评，深受玄学思潮影响，以自然中和为尚。而韩愈复兴儒学、攘斥佛老，其对人物的评价以仁义为本。魏晋才性品评对自然中和趣味的追求、对“兼材”与“通人”的向往，在韩愈的人物评价中彻底淡化。他注重人物的忠孝节概、仁爱品性，欣赏不苟流俗、渴望有所建树的奇倔之士。这些士人虽无赫赫功业，但其不甘平庸、渴望有为的性情，正是儒者胸怀的体现。韩愈的碑志文，将其全副精神聚焦于忠孝仁爱的儒者德行与心性，而无意于全面观察碑主的才干、性情、器量等素质。如此精神立意，迥异于才性论人物品评的精神追求，正是韩愈碑志写作格局全面摆脱蔡邕范式影响的关键所在。

韩愈碑志文在语言上也极大地摆脱了蔡碑的品评语言传统。韩碑对人物的评价，蕴含在对人物事迹、行为的叙述之中，极少直接以形容词性的品评语加以评价，更极少使用具有品评特色的双音节词汇。上文举出的蔡碑双音节形容词性的品评词汇，在韩碑中几乎都不再使用；韩碑偏重使用动词性结构的词汇、词组来表达人物评价。如《静边郡王杨燕奇碑文》评价杨燕奇“公结发从军四十余年，敌攻无坚，城守必完。临危蹈难，歔欷感发，乘机应会，捷出神怪，不畏义死，不荣幸生，故其事君无疑行，其事上无间言” ^㊺。其中的“乘机应会，捷出神怪，不畏义死，不荣幸生”都是动词性结构，与蔡碑形容词性的双音节品评词汇截然不同。韩碑或以叙事描写的笔法表达评价之意，如《唐故朝散大夫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云：“君天性和乐，居家事人，与待交游，初持一心，未尝变节有所缓急、曲直、薄厚、疏数也。不为翕翕热，亦不为崖岸斩绝之行。”^㊻

另外，韩愈碑志在运用散体句式的过程中极少用典。蔡碑通过人物类比进行品评，反映在语言修辞上则是用典。韩愈碑志文，特别是序文部分，基本不用典，极少人物类比。这种语言风格凸显了碑主独一无二的特殊性。蔡邕碑文对排比、骈俪句式的运用，体现了叙事的周备该要；韩愈碑志文运用散体文，不仅仅是语言风格的改变，同时也更加呼应了其重儒学、尚奇倔、不以“兼材”与“通人”为尚的人物评价追求。

可见，韩愈碑志文的巨大创新，不仅仅体现在重视叙事、引入议论抒情等方面。更值得关注的是，他改变了在才性论人物品评影响下形成的蔡邕碑文范式，从精神格局到语言艺术都走出了才性品评的影响；围绕复兴儒学的追求，建立了人物评价的新标准，也创造了表达新标准的新语言。

三.   韩碑艺术在唐代的巨大独创性

唐代的碑志文创作一直深受蔡邕范式的影响。唐代绝大多数的古文作者虽然以散易骈，在语言风格上远离了蔡邕范式；但在内容上，仍然留有才性品评的显著影响。

张说的碑文在唐代极受推重。《旧唐书·张说传》：“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㊼张说就明确表示以蔡邕为法，其《唐赠丹州刺史先府君碑》云：“缅寻前哲之所以闻无声于四海，视不见于百代者，匪铭颂欤？桓麟、蔡邕，其则不远。”^㊽

张说碑文也像蔡邕碑文一样，追求对碑主周详该备的表现。其《贞节君碑》备述阳鸿多方面的德行品质：“君子以为急友成哀，高义也；临危抗节，秉礼也；矫寇违祸，明知也；保邑匿勋，近仁也。义以利物，智以周身，礼以和众，仁以安人：道有五常，鸿擅其四；武有七德，鸿秉其二。”^㊾其《唐西台舍人赠泗州刺史徐府君碑》述及徐齐聃德业之备美：“经天地，揭日月，文之义也；掌邦籍，出王命，位之崇也。本乎言行，君子之枢机；成乎易简，贤人之德业，则徐公其人也。”^㊿可见，张说碑文在语言上也与蔡碑颇多相似。

唐代古文作者的碑文，很多都受到蔡邕范式的显著影响。在内容上，多有才性品评的笔法，语言上也带有骈俪的特点。陈子昂《临邛县令封君遗爱碑》云：“冲和诞命，光大含章，实公侯之子孙，有山河之气象。明不外饰，默昭于玄机；敏实内融，养蒙于用晦。故其廉不直物，恕不由衷，崇善足以利仁，自强足以从事。有朋友之信焉，有闺门之肃焉。”这段对碑主的评价，变换多种骈俪句式排宕而下，涉及碑主多方面的德行品质，是蔡碑中十分常见的语言风格。又如《汉州雒县令张君吏人颂德碑》：“府君体英奇之姿，冲希默之量，齐敏内肃，端简外融。夫其孝友睦姻，研几成务，深断守节之固，拨烦简要之能。” 《唐故袁州参军李府君妻清河张氏墓志铭》：“夫人即刺史之第若干女也。禀柔成性，蕴粹含章，承礼训于公庭，习威仪于壸则。夫其窈窕之秀，婉娈之姿，贞节峻于寒松，韶仪丽于温玉。铅华不御，饰环佩之容；浣濯是衣，勤黼黼之彩。” 陈子昂文中这些品评语，以富于变化的骈俪句式全面评价碑主，也完全是蔡碑的语言风格。从这些碑文，很难看到陈子昂作为初唐古文家以散变骈的创作追求，这也反映出蔡邕范式对唐代碑文创作的深刻影响。

天宝后期登上文坛的古文家中，萧颖士碑文少有传世之作，故略过不表。李华的碑志文也体现出蔡邕风格的影响。他为李白撰写的墓志铭《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铭》云：“夫仁以安物，公其懋焉；义以济难，公其志焉；识以辩理，公其博焉；文以宣志，公其懿焉。宜其上为王师，下为伯友。” 以排比句式列举李白仁义的德行品质、博识明理的才能以及文采的美好，呈现出对碑主全面叙写的笔法。这也是与蔡碑十分接近的品评语。

中唐古文家独孤及，以散变骈的语言追求更加自觉，但他的碑志文仍然沿袭蔡碑。如《唐故特进太子少保郑国李公墓志铭》云：“公聪朗奇伟，豪迈旷达，率性忠孝，临节有勇。” 这里所运用的以双音节品评词汇为基本结构的品评语，在后来韩愈的碑文中已基本消失，但在独孤及的碑文中还很常见。其《唐故衢州司士参军李府君墓志铭》云：“公纯孝忠厚，贞信廉让。直而逊，明而晦，朴而不固，静而应物。克已复礼，时然后言。” 这里的品评语，一方面运用双音节品评词汇，如纯孝、忠厚、贞信、廉让；一方面运用带有中庸意味的词组，如直而逊、明而晦、朴而不固等。又如《唐故洪州刺史张公遗爱碑(并序)》称赞碑主“秉中庸之德，含光大之量” ；“燕颔犀额，山立玉色，森然若大厦栋梁、清庙祭器” 。这些也是蔡碑中常见的品评语汇。

在提倡古文方面，与韩愈颇多投契的柳宗元，其碑志文并未能如韩愈一样创变，而是保留了大量的蔡碑风格。如《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惟公敦柔峻清，恪慎端庄。进止威仪，动有恒常。英风超伦，孤厉贞方。居室孝悌，与人信让。当职强毅，游刃立断。” 《亡友故秘书省校书郎独孤君墓碣》：“独孤君之道和而纯，其用端而明，内之为孝，外之为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穷也不忧，其乐也不淫。读书推孔子之道，必求诸其中。其为文深而厚，尤慕古雅，善赋颂，其要咸归于道。” 从这些碑志文中都可以看到蔡碑之该要文风及品评语言艺术的明显影响。

上述古文作者，或为韩愈之前辈，或为其同道，然而都不能彻底摆脱蔡碑范式的影响，这更体现出韩愈碑志艺术的巨大独创性。精神的去故就新，令韩愈走出蔡碑围绕才性品评所建构的写作格局；而深厚的语言创造功力，则为其精神的突围助力添翼。韩愈所树立的碑志文新范式，蕴含着精神的开辟之功和艺术独创的伟力，故能在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

①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333-334页。

②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214页。

③   孙德谦：《六朝丽旨》，载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九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8450页。

④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42页。

⑤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375页。

⑥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第369页。

⑦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第369页。

⑧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第375页。

⑨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第369页。

⑩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第375页。

⑪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第389页。

⑫   刘劭著，王晓毅译注：《人物志译注》卷上，中华书局，2019，第61页。

⑬   刘劭著，王晓毅译注：《人物志译注》卷中，中华书局，2019，第113页。

⑭   刘劭著，王晓毅译注：《人物志译注》卷上，中华书局，2019，第96页。

⑮   刘劭著，王晓毅译注：《人物志译注》卷上，中华书局，2019，第93页。

⑯   刘劭著，王晓毅译注：《人物志译注》卷上，中华书局，2019，第96页。

⑰   刘劭著，王晓毅译注：《人物志译注》卷上，中华书局，2019，第33-34页。

⑱   参见王晓毅的疏释，刘劭著，王晓毅译注：《人物志译注》卷上，中华书局，2019，第34页。

⑲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三，第214页。

⑳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第153页。

㉑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第369页。

㉒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第95页。

㉓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第161页。

㉔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第95页。

㉕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二，第502页。

㉖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第23页。

㉗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第361页。

㉘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第167页。

㉙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第7页。

㉚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第375-376页。

㉛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第142页。

㉜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第23页。

㉝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第95页。

㉞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第315页。

㉟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第195页。

㊱   蔡邕著，邓安生编年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第23页。

㊲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333页。

㊳   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十八，中华书局，2010，第1942页。

㊴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三一，中华书局，2002，第3640页。

㊵   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二十，中华书局，2010，第2167-2170页。

㊶   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二十四，第2575页。

㊷   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二十二，第2408页。

㊸   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二十四，第2656页。

㊹   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二十，第2105页。

㊺   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十四，第1562页。

㊻   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二十二，第2450页。

㊼   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七，第3057页。

㊽   董诰等：《全唐文》卷二二八，中华书局，1983，第2302页。

㊾   董诰等：《全唐文》卷二二六，第2286页。

㊿   董诰等：《全唐文》卷二二七，第2289页。

  陈子昂撰，徐鹏校点：《陈子昂集(修订本)》卷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109页。

  陈子昂撰，徐鹏校点：《陈子昂集(修订本)》卷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116页。

  陈子昂撰，徐鹏校点：《陈子昂集(修订本)》卷之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145页。

  董诰等：《全唐文》卷三百二十一，第3250页。

  董诰等：《全唐文》卷三百九十一，第39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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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诰等：《全唐文》卷三百九十，第3965页。

  董诰等：《全唐文》卷三百九十，第3966页。

  柳宗元著，尹占华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十二，中华书局，2013，第799页。

  柳宗元著，尹占华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十一，中华书局，2013，第717-7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