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与此同时，我们先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和社会治理共同体等理念，积极自觉地建构这些不同维度的共同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或直接或间接地将它们都凸显出来了。全面深化改革与这四种共同体的建构有什么内在关系？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设为什么要自觉建构共同体的这四种维度？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共同体有什么关系？显然，深入解析和阐明这些问题，不仅对更好地理解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有裨益，对理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各种优势很有帮助，而且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行稳致远很有必要。

一.   共同体构建：改革开放内在的基本向度

关于1978年为何改革，邓小平1985年回顾说：“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①这一方面道出了改革的直接动因即发展经济、摆脱贫穷、缩小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改革的深层次原因即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所以，他在改革之初就提醒说：“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33页。“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③

尽管这个时候我们对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很好地搞清楚，但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原则规定、基本诉求还是清晰的。众所周知，恩格斯1894年初在给卡内帕的回信中明确说，再也没有比《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一段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更能简要地表达社会主义意蕴的了。《资本论》将这个观点提炼为“自由人联合体”，并强调在其间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⑤。自由人联合体虽然是一种很理想的境界，但其两个基本内涵却是明确的：一是不存在压迫、剥削、奴役，每个主体都是自由平等的；二是它实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共同体向度是其基本规定。实际上，《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此早已指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⑥自由人联合体实质上就是以平等、自由、和谐为根基，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新型共同体。

也正因此，主体的平等自由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统一整体、有机共同体，就成了我们对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一些基本认知。早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强调：“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也不可能有。”^⑦这意味着改革必须坚持公有制，因为它可以预防制度性剥削的存在，可以促成人们形成“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这是对社会主义共同体向度的一种通俗表达。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在确立“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等基本理念的同时，一方面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⑧；另一方面强调“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和不公正现象”^⑨。成果属于人民、消灭剥削和不公正，背后都是对共同体的吁求。这一时期，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多次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⑩“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⑪这两个基本原则，背后都有共同体的因素；特别是共同富裕，直接彰显了共同体的重要性。及至90年代南巡讲话，邓小平明确概括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⑫共同体向度构成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应是确凿无疑的。

坚持社会主义共同体向度，成为改革开放前进、深化的内在共识。比如江泽民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世纪之交多次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⑬；在改革中必须想方设法“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⑭; 在改革中要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从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激发各方面创造精神的优越性”^⑮。“共同富裕”“人民共享”“共同利益”等词汇，都是共同体向度的表达。而胡锦涛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21世纪初强调，在改革中“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⑯这样的“和谐社会”当然是一种有机的共同体。

不过，这个时候和改革初期一样，建构和发展有机共同体虽然是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但共同体这个语词并没有明确标示出来，而是用诸如“共同富裕”“和谐社会”“共同利益”“共享发展”等类似的话语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与此同时，“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⑰。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在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明确表达建构共同体的意愿，先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和社会治理共同体等四种共同体理念，既把改革原来暗含的共同体向度明确彰显和具体化，也希望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构共同体的四种维度，进而反哺和助力全面深化改革，巩固和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优势。

二.   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深化改革对内对外两种基本共同体的自觉建构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自觉认识到“在消除了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之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共同进步，是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的根本立场，也是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一原则所要求的”^⑱。出于这种认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强调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以后历次宪法都确证了这一制度的重要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存在和践行，必须使中华民族成为有机团结的整体。

改革序幕拉开后，“必须从振兴中华民族的高度，从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充分认识民族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⑲，成为改革的共识。在1979年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邓小平就提醒全党：“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⑳这也是改革重要的内在目标和任务。受此影响，1982年十二大明确提出，要把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上升到“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高度来认识，并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一步确定——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而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基本法的形式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固定下来。在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时期，我们更为自觉地把民族团结、维系中华民族大家庭视为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和任务，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认识。如江泽民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在各民族人民之间形成了平等、互助、团结、合作、促进共同繁荣的良好关系”^㉑；胡锦涛提出要使“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㉒先后在加快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扶贫开发、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健全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巩固和深化了民族团结、民族融合。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为共同体寻找一个清晰的定义，实在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它“可以用于指称任何形式的群体聚集”，“厚薄不一(有的相当松散，有的则十分紧密)”，可以“只管负责陈述这样一层含义，即‘具有共同性的人类群体’”。^㉓这就是说，共同体是分不同层次的。改革相当长时期内，我们促进民族团结、融合，实际上就是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只是在自觉方面有所欠缺，没有明确提出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我国的民族工作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五个共存”，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的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成效显著和局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并存。^㉔ 民族问题和民族地区联系更为紧密，民族地区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居住之地，而是多重角色。“概括起来说，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㉕ 因此，我们有必要更为凸显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文化多元主义、族裔民族主义、差异政治和自治主义等社会思潮影响在壮大，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宗教思想暗流涌动，再加上西方普世价值理论、自由民主和人权理论甚嚣尘上，国内存在一定的认同挑战。而全面深化改革在国内恰恰需要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有赖于全国各族人民更为坚固的认同和更为深厚的共识来凝魂聚力，这意味着需要自觉建构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基本的共同体支撑。

在改革中，我们认识到要把中华民族团结和凝聚起来，包括精神、意识、思想等在内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自觉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环节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已经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时代的新环境，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㉖。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强调，“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这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为此全面深化改革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社会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将其纳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纳入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思想，不断增强‘四个认同’(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㉗

与此同时，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断推出新战略、新举措，在客观发展上推进民族融合、团结。除了在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方面做工作外，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完善差别化支持政策，努力实现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支持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大力支持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和不断扩大就业，集中力量扶贫攻坚，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和双语教学，大力推动建立不同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培养新时代的少数民族干部；等等。也正因此，我们顺利粉碎了多起国内外勾结引起的民族分裂活动，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四个认同”得以巩固和提升。

改革与开放同步进行，且同向同行、相互促动。邓小平也正是在该意义上强调“两个搞活了”，改革是对内搞活，开放是对外搞活。为此他曾总结说：“我们在制定对内经济搞活这个方针的同时，还提出对外经济开放。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但他同时提醒说：“我们希望所有的外国企业家、专家进一步认识到，帮助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利……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㉘也正因此，他提出我们的“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㉙。为什么能够对各种类型的国家进行开放呢？因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

秉持这种判断，我们通过改革不断扩大开放，进而反过来推动改革深化。如江泽民在世纪之交强调：“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勇于和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充分利用好国外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在‘引进来’方面成绩很大。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 我们必须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这同西部大开发战略一样, 也是关系我国经济和整个现代化建设发展全局的大战略。‘走出去’和‘引进来’，是对外开放政策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二者缺一不可。”^㉚创新性提出“对外贸易多元化”“跨国经营”“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源”等一些“走出去”的战略概念，先后推出诸如改革企业管理制度组建跨国公司、成立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一系列改革举措：1991年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努力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他还强调：“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各国应当在政治上互相尊重，经济上互相促进，文化上互相借鉴。这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㉛2001年6月，中国作为主要发起国之一的“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发展新型国际合作关系，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胡锦涛立足于21世纪初的新形势，强调“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国与国联系更加紧密”，人类需要“在更广领域、更大规模、更高层次上开展合作”^㉜；“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已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勇敢参与经济全球化。”为此，提出六个“进一步”，即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进一步完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进一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进一步营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推动共同发展，实现了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的可喜转变，“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同所有国家开展交流合作，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㉝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更为积极、更加深度地融入世界，在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同时，为世界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成为公认的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人类公平的推动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国际地位、国家形象都得到很大提升。与此同时，“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㉞。“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㉟但另一方面，“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㊱。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主义依然存在，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信任赤字、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成为世界性问题。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更为稳定的国际环境、更为密切的国际交往、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和更为公正的国际秩序，需要和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我们也希望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助力于以上目标的实现，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㊲。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从十八大开始就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㊳。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体思想的深化。因为马克思主义张扬的真实共同体，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类解放。它的确又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构建的基本共同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此自觉推出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举措，积极主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深入拓展外交布局，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等；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坚定不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支持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支持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积极打造各种具体命运共同体，如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以“公平、合作、共赢”为内涵的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基本诉求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奉行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的海洋命运共同体。时至今日，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公认是具有全球影响力、号召力和感染力的重要理念，被联合国和众多国际组织写入章程。

三.   生命共同体和社会治理共同体：全面深化改革两种重点共同体的自觉构建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付出了一定代价，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有些地方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误解为GDP主义，片面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不惜破坏生态环境。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通过改革开放我们步入重工业和快速城镇化阶段，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愈趋尖锐，环境问题愈演愈烈，基本生态形势从“局部恶化、总体基本稳定”状态转向“局部改善、总体恶化尚未遏制、压力持续增大”状态。1997年十五大指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给资源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2002年十六大强调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2007年十七大则公开承认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鉴于此，我国从1994年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十六大提出要走“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㊴。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其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㊵，实现“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㊶。2005年发布《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一些地方据此进行改革创新，如打造“循环经济”，发展“工业生态园”，推行“全过程无害化控制”和“绿色化学体系”，推出“生态补偿制度”等，力图缓和、化解生态环境问题。十七大首次以党代会政治报告的形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强调要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各地先后出台了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的举措，循环经济获得一定发展，节能减排取得不少成效。从可持续发展到科学发展再到生态文明，其背后都是希望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分裂，建构和谐共生的有机体。

然而，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大气污染、水环境污染、垃圾处理、土地荒漠化和沙灾、水土流失、旱灾和水灾、生物多样性破坏、三峡库区的环境问题、持久性有机物污染等，被公认是当今中国仍然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态环境压力依然沉重。十八大召开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明确说：“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特别是有些地方，像重金属污染区，水被污染了，土壤被污染了，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㊷2013年4月他结合当时的实际说：“今年以来，我国雾霾天气、一些地区饮水安全和土壤重金属含量过高等严重污染问题集中暴露，社会反映强烈。经过三十多年快速发展积累下来的环境问题进入了高强度频发阶段。这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㊸同年5月他又总结说：“从目前情况看，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㊹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承认，中国资源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坦言，生态环境特别是大气、水、土壤污染环境严重，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它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障碍，也是全面深化改革要攻坚克难的目标。

的确，生态环境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仅仅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因为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演变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向度，也是我们明显的短板；人民的主体观念、权利意识大大增强，关系生存、关注现实生活的环保意识前所未有地高涨，当前环境问题最容易引起群众不满，很容易诱发或演变为群体性事件，不但会造成人与自然的割裂，也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十八大召开不久，我们在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基础上，一是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二是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的大计。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自觉建构生命共同体。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㊺2014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上他再次重申了这一点。2017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习近平补充了一个字，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他再次重申了这一点。十九大报告则将此概括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个概括，无疑更为深刻和全面，也把马克思主义自然解放的思想融合进来，强调人与自然不可分割、不能分裂。

围绕着生命共同体理念，我们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法制和新举措来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构生命共同体。如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先后出台一系列规划文件如《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推出一系列的法律与政策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新《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制定了诸如《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六个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配套文件；形成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和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制度和机制，确立了权责一致、终身追究原则，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打造地方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机关和社会组织、企业、个人环境共治格局；努力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绿色金融体系、清洁低碳和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推出一系列行动如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史上最严”新环保法实施，最严格中央环保督察行动；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行动。

另外，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还将构建生命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结合起来。空气、水无边界流动，沙尘暴、细菌和雾霾难以限制国界，诸如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空气污染扩散、废物污染转移等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跨国性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都不是任何一个单独国家或地区能自行完成的，需要人类携手共同完成。“人们真正认识到生态问题无边界、无国界，认识到人类所生存的地球只有一个，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因此，环境保护也就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生态建设开始成为一种自觉的人类共同行为，生态文明建设也就成为了全人类的事业。”^㊻在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命共同体紧密不可分割，打造全球性生命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基本的维度。

邓小平曾用“搞活”来生动地总结改革。的确，通过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活力显著增强，人员活动、流动、变动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加速状态，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得到前所未有的激活。但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动、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经济成分、人们的就业方式和渠道、各种社会组织形式、利益往来关系和分配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多元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和分化，改革开放前整体性和平均化的利益结构被逐步消解；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而且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复杂华、多元化，西方主流思潮也逐渐占据一定的市场，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而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乡土社会变成了城乡二元分立社会，亲熟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单位人”变成“社会人”成为显要趋势，在经济结构(如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变化的基础上，就业结构、居住结构、人口结构、城乡结构、消费结构等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与此同时，以务农农民和农民工、城镇下岗失业人员、无业人员为主体的社会弱势群体不断扩大，逐渐形成底层弱势阶层，阶层分化、贫富分化有强化的趋向，阶层固化的苗头也开始产生。整体而言，社会异质性和不平等程度提升，城乡分化、地区分化和阶层分化或多或少都成为事实，社会冲突、社会矛盾、社会纠纷都大大增多，群体性事件多有发生，甚至潜藏着一些阶层对立，仇富仇官等社会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也正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承认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正如有学者分析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易发多发。诸如因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非法集资、股市房市投资受损、拆迁纠纷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而且矛盾涉及各行业各阶层，既有农民、城镇居民、职工、离退休人员、个体工商业者、学生，也有军队退役人员、原民办教师、老村干部、老知青等特定人群。二是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问题突出。各类社会组织快速增多，政社不分现象依然存在，社会组织发展培育不足，活力不强，作用发挥不够。三是公共安全形势严峻。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时有出现，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恶性案件和极端事件有所增多，我国仍处于刑事犯罪高发期；外部势力千方百计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㊼

据此，我国1998年发布《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强调政府的基本职能在于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强调事关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规范社会行为、稳定社会秩序的社会管理的重要性。2002年十六大报告将社会管理明确为政府的四项主要职能之一，提出“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改进社会管理，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㊽。2002年至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科学统筹、全民参与、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在本次疫情抗击中得到充分展现。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㊾把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并列提出，并强调形成共建、合力的格局。2007年十七大报告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的角度，在重申健全社会管理格局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建设更加健全的社会管理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12年十八大提出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强调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和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往的不少社会问题不但延续下来，而且出现了新迹象，也出现了全新的社会问题。如在社会结构方面，利益失衡和利益固化相互结合，形成一些既得利益格局；职业选择和劳动就业市场化强化，社会流动加快；社区社会化，在原有的熟人街道社区、单位大院社区之外，出现大量商品房陌生人社区，还有城乡接合部的杂居社区；家庭小型化，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空巢家庭等不断增多，家庭的教化功能有所弱化。在主体需要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已经成为主导性的，更需要多样化、个性化、高性价比的消费产品，更加重视与健康有关的食品安全和医疗安全，需要食品安全感和医疗安全感；更加渴望看得见蓝天、呼吸清新的空气、饮用清洁的水，需要生态安全感。社会心理问题愈益凸显，面对快节奏、工作压力大、存在未知风险、由陌生人构成的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理孤独、抑郁、压力、焦虑需要疏导和释放渠道，也更希望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公平感; 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教育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权利意识、社会参与意识都在日益增强，社会心理需要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网络社会兴起带来的问题，特别是以手机为基本平台的网络社会使人们的生活步入实时、交互、快捷、高频的“微时代”，自主开放的自媒体话语权，隐蔽性的信息源，交互快速的传播方式，碎片化、泛娱乐化、真假难辨的海量信息等，使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高度互动；它在使得社会交往虚拟化与信息化的同时，也使得社会舆情大众化与多元化，网络犯罪已成为第一大犯罪类型。世界性新风险社会带来系列问题，现代风险不同于传统风险的最大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其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可能造成大范围社会恐慌。比如，恐怖主义袭击带来的普遍社会紧张和社会不安，未知流行病和生态环境危机引发的社会恐慌，股灾、银行倒闭、债务危机等金融风险可能导致的大规模社会恐慌传导，等等。

很明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理应在原有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基础上增加新思路、更新理念、革新方法来化解社会冲突、增强社会活力、防范社会风险。既然是社会，又是社会主义社会，激发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主动性，更为凸显共同体向度，就成了一个根本性的努力方向。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社会治理”概念，替代了原来长期使用的“社会管理”。当代治理理论非常强调充分激发各种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单向压力传导向多维互动治理转变、由社会(经济)组织和个人被动参与向主动参与转变。习近平总书记为此多次在讲话中强调重视“枫桥经验”，因为它建立了处理协调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畅通群众表达诉求的通道，依靠群众实现群策群力、群众自治，通过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实现社会聚合和有机整合。质言之，就是形成民主、平等、共同担责、共同参与的有机体。

2015年底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全民共建共享不仅仅是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实际上也是把人民群众组合起来，形成有机共同体。继后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加了共治；还提出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形成治理同向同行的合力，进而把有机共同体的内涵更为完整地容纳在内。

2019年1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国家再次重申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并强调要“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019年10月底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先强调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其次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新增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两个要求，民主协商无疑是社会主义共同体的重要诉求，而科技支撑则是对网络社会和大数据时代兴起的充分重视；再次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但新增人人享有，而且是在党的文献里中是第一次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但直接点明共同体，而且把共建共治共享从主体角度完整而又充分表达了出来。

应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出了很多新举措、新建设来努力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如打破城乡分割、单位双轨的传统，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养老金并轨改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养老金待遇与缴费而非职级挂钩；颁布慈善法，统筹推进社会救助；建立现代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全民，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实行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推进医药分开，实行分级治疗，推出“健康中国”战略；全面实施“二孩政策”，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成立统一权威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确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机制；以“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为目标，初步构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系统；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修订并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大力开展乡风、村风、家风建设，城乡社区治理的地位得以提升；2016年底第一批脱钩试点的132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实现与行政机关脱钩，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和独立性不断增强。总而言之，我们不断朝着共建共治共享目标前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社会治理共同体有了基本的雏形。

显然，注重维系、发展和深化社会主义内在的共同体维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诉求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重要致因。但改革开放在收获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很多的问题和挑战。有些问题和挑战不但影响甚至危害着社会主义的共同体向度，而且构成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和阻力。全面深化改革只有在上下齐心、凝神聚力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展开和推进。它需要更多的共识、同向、合力，需要更多的团结、友爱、信任和互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出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思路、新发展战略、新发展方案、新发展举措、新发展方法，更为自觉地建构共同体，把社会主义内在的共同体向度中国化、现实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和社会治理共同体；与此同时，这种自觉建构有力地反哺全面深化改革。两者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全面深化改革因之取得了不少重大突破和辉煌战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力求通过创新，结合实际，把社会主义共同体向度更多地开显出来。建构更多具体的共同体，仍然是重要的时代课题；也唯有如此，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行稳致远、不断深化。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4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33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31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6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9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71页。

⑦ 同①书，第167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

⑨ 同上书，第143页。

⑩ 同上书，第111页。

⑪ 同上书，第142页。

⑫ 同上书，第373页。

⑬《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466页。

⑭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17页。

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1431-1432页。

⑯《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第164-165页。

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494-495页。

⑱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编《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第181-182页。

⑲《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343页。

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6页。

㉑ 江泽民：《世代睦邻友好，共创美好未来》，《人民日报》1996年12月3日。

㉒ 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5月28日。

㉓ 参见李义天主编《共同体与政治团结》“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3-5页。

㉔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105页。

㉕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

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

㉗《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104-105页。

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79页。

㉙ 同上书，第237页。

㉚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第519页。

㉛《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523-524页。

㉜ 胡锦涛：《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人民日报》2006年11月18日。

㉝《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第166-167页。

㉞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第58页。

㉟《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259页。

㊱ 同上书，第260页。

㊲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57-58页。

㊳ 同上书，第58-59页。

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第15页。

㊵《胡锦涛文选》第3卷，第8页。

㊶ 同上书，第5页。

㊷《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第3页。

㊸ 同上书，第4页。

㊹ 同上书，第7页。

㊺《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507页。

㊻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第13页。

㊼ 参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第88问“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第91页。

㊽《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28-29页。

㊾《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287页。

㊿《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27页。这标志着我们对社会管理的认识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参见李培林：《用新思想指导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 《人民日报》2018年2月6日。

《全面深入做好新时代政法各项工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人民日报》2019年1月17日。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