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前，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曾说过：“民国肇造，国体更新；而文学亦言革命，与之俱新。尚有老成人，湛深古学，亦既如荼如火，尽罗吾国三四千年变动不居之文学，以缩演诸民国之二十年间；而欧洲思潮又适以时澎湃东渐；入主出奴，聚讼盈庭，一哄之市，莫衷其是。榷而为论，其弊有二：一曰执古，一曰鹜外。”^①明确指出当时方兴未艾的文学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两种弊端为“执古”和“鹜外”。从这一角度考察一个多世纪以来近代文学研究的演进过程和学术历程，则可以看到，一方面，传统文学视野与立场下的近代文学及其研究多带有“执古”的味道，总体上对于作为异质文化因素的西方文学及其影响缺少应有的关注和接纳；另一方面，新文学视野和立场之下的近代文学及其研究则更多地带有“鹜外”的色彩，总体上对于作为自己民族思想血脉的传统文学缺乏足够的体认和尊重。而这二者之间，又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或隐或显、或明或暗的逻辑关联、思想联系和情感呼应，似乎已经成为近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中一个挥之不去、欲说还休的关乎学术与思想、情感与理智、心理与体悟的艰难话题。必须承认，这种相互纠缠、截然判分甚至明显对立情况的长期存在和延续，是一个世纪以来的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建设和学术史经验中值得充分关注、认真清理并深刻反思的重要问题，也是当下和未来近代文学研究深入进展、持续提升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应当引起近代文学研究者的充分注意和深刻反省。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②并提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当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相结合、相统一的特点。因此，新时代的近代文学研究应努力纠正和弥补一个世纪以来存在与延续的两种状况：一方面，由于急于模仿和效法某些外来学术观念、研究方法、学术话语而造成日渐明显的偏颇与失误；另一方面，由于有意疏远和淡忘自身文化传统、学术观念与研究立场而造成日益严重的失当和损失。唯其如此，才能从更加高远、更加深挚的意义上建立和坚持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学术自信，建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学为渊源和基础、与新时代社会主义人文学术进步发展方向相适应、与世界思想文化与人文学术发展相契合，并可以为之作出应有贡献的近代文学研究的价值标准、学术观念、学术立场、研究方法、话语体系、学术目标和学术理想，从而为新时代的学术文化建设，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作出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

一.   构建以中华文化为本源的近代文学科学体系和价值标准

知识谱系、科学体系是一切人文学科得以成立的基础和发展的前提，是其存在的学科依据，也是其获得学术合法性的表现形式；而价值尺度和标准对于一切人文学术研究领域的全部学术活动来说，都具有勿庸置疑的核心性和根本性作用。近代文学研究作为中国人文学术的一个领域，自然也是如此。从近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性质、发展历程、理论基础、思想指向和学术宗旨来看，知识谱系、学科体系和价值标准必然是首当其冲、至为关键并必须清醒认识、妥善处理的核心问题。如何在人文学科领域的存在依据，人文科学研究的学术本质、真理性追求、自身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自我价值确认与彰显的意义上，自觉地、有意识地、明确地确立近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知识谱系、科学体系、学术价值和科学意义，而不是依靠或假借某些外在的、强加的非学术力量或异己性价值、外缘性因素以显姿态、以为迎合并以期自重，或冀图以此而被青睐、被重视、被关注或利用，而是在更加深切、更加内在、更加本质的意义上确定近代文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人文学科领域的自我价值、存在意义和学术地位，是必须认真思考、清醒面对并妥善解决的紧迫问题。

从时间范围来看，继明清之际发生的朝代更迭、历史动荡、文化逆转，清代前中期出现的空前深重的以专制统一、集中整治、集成总结，“为我所用”为基本策略和主要特征的政治、文化、学术与文学转向之后，近代文学的萌生与成长，恰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日渐明显地受到外来(主要是欧美国家及日本)文化的直接冲击、影响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学内部从理论观念到创作实践、从文人处境到创作心态都受到剧烈冲击并发生显著转变的焦虑与痛苦、矛盾与探求相交织的关键阶段。不仅传统文化转换蜕变、传统文学转型生新的诸种特征在这一时期里表现得极为复杂而艰难、集中而充分，而且具有近现代特征的新型文化酝酿、新式文学萌芽的苦闷彷徨与出路探寻同样在这一时期表现得纠结而棘手、突出而紧迫。从形态特征上看，处于多重矛盾制约之中、剧烈转换变革之际的近代文化与文学形态，都明显地表现出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或曰亦古亦今、亦中亦西的复杂景观，呈现出明显的莫衷一是、进退两难的价值场景和价值迷失、取舍难断的文化状态，从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变动不居、变幻莫测的运行轨迹和偶然性突出、新奇性增强的变革特点。这种前所未有的新奇局面和混杂状况显然对近代文学的意义呈现及价值认定造成了明显的难度，也为近代文学研究设置了前所未有、极具挑战性的学术难题。但与此同时，这种变幻多端、复杂多姿的文学转换历程和空前广阔复杂的文学史景观，也赋予了近代文学及其研究更加深厚宽广的学术价值和发展空间，为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学术可能和更大的学术魅力。

在既往的近代文学研究中，某些时候表现得相当突出、在当下的某些研究者的著述中仍时有表现的几种倾向或现象，是值得特别注意并有所鉴戒的。其一，从僵化教条的思维方式和陈旧的社会观念出发，试图用近代文学研究及相关材料来解释封建社会如何必然灭亡并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取代，封建主义被资本主义所取代的社会发展规律在近代文学中的具体体现，证明近代文学较此前的封建文学有所进步、又比其后兴起的新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明显落后，并终将被后者所取代的过程。其二，从工具理性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用近代文学作家与作品、理论与创作解释中国近代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并用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来规范和解释某些近代文学现象，由此认定近代文学的价值与地位，运用“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两个阶段的“民主革命论”观点来认定近代文学与此前的古代文学、其后的现代文学的关系，并自觉地将近代文学视为一个不成熟、不确定的“过渡阶段”，将近代文学作为传统古典文学向现代新文学过渡转换的一个中介或中间形态。其三，从简单化的文学观念、表面化的文学研究立场出发，受其他学科领域影响或从其他学科获得灵感与资源，将近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学、中国近代史等学科领域的附庸或分支，运用这些学科领域流行的立场和观念、方式与方法、话语方式对近代文学现象和问题进行解释说明，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近代文学从属于中国现代新文学、中国近代史，或将中国现代新文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思维模式、叙述框架、话语体系直接运用于近代文学研究之中，使近代文学研究与这些学科领域产生过多的相似性和趋同性特征。

在这种总体学术文化条件制约影响下，加之近代文学本身存在的根基较浅、基础薄弱、实力不强、影响力弱、地位较低等一系列不利情况或突出问题，研究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缺乏应有的学术自觉、学科自觉、自立意识与创新发展能力，也缺乏自觉有序地进行科学规划、合理有序、扎实持久地进行学科建设和学术建设的机会及能力。由于科学性的不足、学科性的欠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近代文学研究，一方面，抛弃了回归中华优秀思想文化传统，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观念与创作经验出发进行自我建设、自我提高与完善的机会；另一方面，放弃了从中国文学史学角度进行学科建设、学术建设和话语建设的可能，致使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人文学术领域的近代文学史学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建设和应有的发展，在整体建设水平欠佳的中国文学史学科序列中，因此而处于更加薄弱、滞后、缺少自觉和难以自立的尴尬境地。这两种状况的共同作用和交互影响，使近代文学的学术内涵、学科地位、学术价值、学术地位受到了极大限制和影响，并不能不牵涉和影响到相关学科、学术领域的研究水平与建设发展。

在这种不利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下得以生存、延续的近代文学研究，表现出一系列具有明显时代感的非学术化、非学科化印记。在史料与史实上，由于长期以来多是从某些政治观念、现实需要出发对近代文学史料、史实进行具有极大实用性、功利性、主观性和随意性的选择与处理，而未曾进行过深入细致、扎实系统的近代文学史料的清理和近代文学史实的考证与辨析工作，一些重要史料、史实长期以来处于乏人探寻、语焉不详甚至无人问津、湮没不闻的尘封状态，致使近代文学的学科基础、科学依据受到极大限制和影响，这是长期以来制约近代文学科学性、学科性的根本因素。在知识谱系上，由于史料与史实建设的薄弱，近代文学的知识谱系长期以来未能走向依据史实、认真梳理、合理取舍、有效建构和清晰呈现的轨道，不管是大学本科层次的教育教学、课程教材层面的知识梳理、取舍与呈现，还是专业研究层面的知识获取、储备和应用以及近代文学专科辞典与工具书的编纂、知识的积累与运用等，都处于相当零散、简单、随意的水平上，远未达到分层分级、有针对性、有科学性、清晰有效地呈现近代文学的知识形态、知识结构、内外关联和知识谱系的水平，远未达到科学有据、清晰合理地梳理、呈现近代文学知识谱系的程度；甚至可以说，科学完整、合理有效的近代文学知识谱系尚未建立起来。在学科体系上，由于近代文学知识体系未能明晰合理地建立和呈现, 因而近代文学的学科体系也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来。比如近代文学的研究范围、主体内容、前后边界、内部结构、基本概念、核心范畴、话语方式等，长期以来都处于模糊混杂、简单随意、依附他者、依赖外部的状态，而未能真正从严格规范的人文学科意义上进行有计划的建设，没有在近代文学学科本身的合理取舍、有序承传、有效建设方面做出持续不间断的努力，致使近代文学学科长期以来仍处于格局狭小、稚嫩简单、不够成熟、难以自立、无法行远的状态和水平上。由于近代文学的学科体系尚未得到有计划建设和有效呈现，近代文学科学体系的建立就更加无从谈起。从目前的总体情况来看，不得不承认，近代文学科学体系的建立为时尚早、为期尚远。这既是近代文学学科体系不能持续建设、难以得到实质性提升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这种不如人意状况持续多年的必然结果。由于上述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多重矛盾及多种问题的限制与作用，近代文学及其研究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真正建立起来，不得不形成将其他学科领域的概念、观念、理论与方法生硬地运用于近代文学研究之中，用各种外在的、非学术的、难以真正适合本领域研究实际情况的方式进行任意取舍、强行驾驭、生硬宰割的近代文学研究。其结果，必然给近代文学研究带来日益严重的伤害，并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近代文学研究的价值标准长期以来未能令研究者清醒地意识到并进行有效的探索与建构，甚至，研究者已经意识不到近代文学研究应当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科学体系和价值标准了。

既往一个多世纪的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经验清楚地表明，能否准确把握近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性质、科学本质，并在此基础上自觉进行近代文学的知识建构和谱系呈现，能否坚持人文学术以追求真理性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坚持人文科学研究最基本、最内在的学术原则与观念，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长远的意义上清晰认识人文学术的价值标准与核心内涵，对于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发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而言，具有举足轻重、至为关键的作用。其核心，恰恰是人文学术研究价值标准的基础性作用及其在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表现。而不是像有的时期那样，从流行一时的某些外部的、外来的、非文学的、非学术的立场或观念出发，将近代文学作为一种可以运用的途径。因此，在近代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研究与著述过程中，如何坚持文学史学的崇高精神信仰、客观公正立场、学术至上、追求真理的学术本色，以探求和追究文学史的真相与本质、探究文学史的启迪价值和思想意义、分析文学理论与创作现象的利弊得失、吸取文学史经验及教训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长期以来明显存在并曾在某些时期表现得相当突出的观念问题，也可以说是关乎近代文学研究生存与发展的核心性、根本性问题。

回顾百余年来的近代文学研究历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就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当前及今后的近代文学研究要切实加强价值标准的建设和提倡，以期在根本性、核心性意义上加强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和学术思想建设。而进行近代文学学科体系、价值标准构建的学术基础，恰恰是处于学科建设底端的史料史实、知识谱系、学术观念、研究方法等内容，这是支撑近代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最内在、最深挚也是最磅礴的力量。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要求，必须着力强调近代文学研究一定要以汇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为价值中心，突出以天地人和合、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注人类共同命运、谋求自身发展与共同发展相统一、相促进的文化出路等为显著思想内涵和民族特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将其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和主导性价值取向，从而赋予近代文学研究以更加深刻辽远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期待。

近代文学研究作为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更加自觉地回归中华文化的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确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与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学术立场和价值标准，更加深度自觉地从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高度寻求新时代的新建设与新发展，从这一特殊角度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价值标准作出积极贡献。这既是新时代对近代文学研究的呼唤，也是近代文学研究自身建设与发展的新要求。应当看到，恰恰是在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与转换、中西关系与变革这种独特的文学史景观和学术可能面前，在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思想话语的建构过程中，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定位、价值标准和价值导向才越发显得日益突出且异常重要。

二.   确立古今融通、中西会通的近代文学学术观念

从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西古今文学与文化选择的意义上看，由于所处的特定时代性、地域性及其发生、发展历史过程的特殊性、多变性所决定，近代文学的内部形态、外部景观及其所处的中国文学语境和文化背景、世界文化格局与走势也具有极其强烈的独特性、典范性。因而，近代文学研究也应当甚至必须具有与之相匹配、相吻合、相适应的明晰的学术路径与学术观念，这是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建设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近代文学研究所具有的学术意义和价值所提出的期待。

但是，由于近代文学及其研究所产生的文学学术史语境和思想文化背景具有明显的特殊性，最突出地表现在前所未有、异常复杂艰难的文化冲突与回应、冲击与吸纳、探寻与转换的过程之中，在日甚一日的民族危机、国家危难甚至面临被宰割、奴役并走向半殖民地化、全殖民地化道路和命运的苦难历程中，在由种种接连不断的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构成的极为特殊、极不正常的学术文化背景之下，作为文学创作领域的近代文学和人文学术领域的近代文学研究，在许多时候根本不可能或无法按照文学创作本身的习惯或规律、人文学术研究本身的内在逻辑或可能性得到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安静进行、扎实建设和持续发展；反而不得不在极为特殊、异常紧迫的外在环境和压力中，在经常性地处于过于强烈、过于复杂的外力作用和冲击之下。由此，这一领域内部的学术标准、学术逻辑、学术规范也经常性地处于缺少长远规划、缺少持续推进的失衡或无序状态。这种“病急乱投医”状况的长期存在，极大地束缚和影响了近代文学研究学术观念的系统化、持久性和全面化建设。从当下的近代文学研究与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国人文学术建设发展的现实要求来看，这种情形的存在和延续，显然不能适应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新理想对于近代文学研究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因此，总结以往近代文学研究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经验教训，寻求、建立和完善具有充分学理依据、适应学术发展需求、符合未来人文学术发展潮流的学术观念，就显得非常紧迫且极为重要。

从以往近代文学研究历程(特别是其中的经验教训)来看，当下和未来的近代文学研究尤其需要强调构建以古今融通、中西会通为基本思想指向，以综合兼容、互鉴共生为主导研究视野与核心衡量尺度的先进的学术观念。回顾过去一个多世纪的近代文学研究历程，这个学术领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到高的发展壮大过程，取得了不同时段、不同文体、不同领域的多方面成绩和进步; 同时，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作为严格规范的人文学科、中国文学史整体研究中一个组成部分和特殊阶段的意义上，近代文学研究在学术观念、研究视野、价值标准与衡量尺度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甚至是明显的局限和偏颇，已经或正在给近代文学研究造成日益明显的影响或损失。比如，在近代文学研究必然面临的古今关系问题上，一些研究者习惯性地采取厚今薄古、是今非古的价值立场和评骘尺度，对于以延续、守护和继承传统文学价值指向、理论观念、文体形式、语言形态的文学家及其创作采取了过多挑剔、简单否定乃至粗暴批判的态度和做法，而对以背离传统、主张变革和大胆创新为主要理论取向和创作倾向的文学家及其创作则理所当然、主观随意、自然而然地采取简单认同、充分肯定、大力鼓吹的态度和做法，从而形成了一种非常明显且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以反古、趋新、趋时、通俗为基本指向的价值标准和评判尺度。这种思想倾向和学术观念最突出地表现为，按照某些时期颇为盛行、其后仍然大有市场和深有影响的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方法等，经常性地采用非进步即落后、非创新即守旧、非主流即逆流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对近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理论主张、现象问题进行缺少学术依据和科学依据的简单生硬、生搬硬套的站队式、分化式、对立式处理，而对于在近代时期日益发展变化、渐至丰富多彩、经常处于复杂变迁之中的中国传统文学形态与文化因素或缺少温情与体认、极不尊重甚至视而不见、以偏概全甚至肆意歪曲，形成一些既无理论依据又无事实依据的习惯性认识和说法，并在此基础上对研究对象进行随意取舍和评判，以挑剔、批判古人以显示自己认识高超、思想先进，人为地制造既不符合近代文学史事实又不符合文学史观念的紧张对立关系，将不同时期的社会现象或人为制造的某些问题强行对应到近代文学的研究中去，致使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内涵、学术品质丧失殆尽。这种观念和做法下的所谓“研究”显然既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学术贡献，也不可能对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进展有任何促进，留下的反而是至今仍然应当认真记取并深刻反思的教训。

与上述古今文学与文化问题密切相关，在近代文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中西文学与文化关系上，某些时期的研究同样表现出明显的偏颇或不足。一些研究者习惯性地将中西文学与文化关系简单地对立起来，形成极为明显的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价值立场，并在近代文学相关问题的研究中突显出来，造成人为的对立和紧张局面。另一些研究者则在中西文学与文化之间采取有意亲近西方及日本近现代文学与文化，故意疏离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轻易肯定西方思想与文化，轻率否定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倾向。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与近代以来中国备受侵凌欺侮，急于寻求富强、自立出路的紧张险恶的外部局势和焦急迫切的民族心理密切相关，有时候也不失为一种矫枉过正、姑妄一试的权宜之策，自有其应当理解、可以体味的具体语境；但是，从近代文学研究的建设和发展来看，这种局面毕竟不是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的中正、合理趋势，更不是时过境迁之后的近代文学研究者应当自然而然、不予辨识取舍的学术立场和学术姿态。这种缺乏自觉的第三者价值中立的近代文学研究立场、态度和做法，始终无法走向严格规范、具有较高学科价值的人文学术的阶段或水平。这其间出现的立场与态度偏颇、存在的学科与学术问题，已经大大影响了近代文学研究的持续建设和健康发展。

还有一种情况也是相当突出、应当引起充分注意的，即在对中西文学与文化进行选择、评价的过程中，在极其艰难困苦、急切紧迫的思想背景和文化心态下，习惯性地采用工具理性、实用主义的态度，表现出明显的饥不择食、荒不择路的思想姿态和文化心态，在中西文化之间进行任意判断取舍、功利性权衡选择，经常性地处于进退两难、去取失据的尴尬境地。一百多年来，对于由生物进化论演变而来的社会进化论学说的过分强调和过度依赖，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必须承认，被概括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核心观念的生物进化论，空前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许多方面，其中当然包括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也在很大程度上给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思想和文化指出了一个自强、竞争、奋进、壮大的方向，在很多时候提振了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但是，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近代文学研究中，特别是当进化论学说输入、传播与流行的具体文学与文化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近代文学研究已经应当回归学术本身、回归科学本质，进入正式的、正规的学科建设、学术建设阶段以后，许多研究者仍将生物进化论与社会进化论的政治意义、社会价值、文化功用片面夸大，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一学说当作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全部或最有价值、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部分，缺少众声喧哗之下近代中国对于进化论学说之译介、传播、理解及相关实践的成功失败和经验教训的评估分析；而仅仅以偏概全地将其作为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一项思想收获和突出成就来看待，这显然是违反生物进化论的基本原理及其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传播影响的实际情况的，也显然不符合中国近代文学与思想文化进程中吸收、借鉴其他流派和其他方面的西方思想学说的实际情况。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过于急功近利、过度焦虑盲目的心态和不符合学术规则的草率做法，不仅在某些时期出现的许多近代文学研究著作及论文中表现得非常突出，甚至经常被作为一种研究新见和学术创新来看待，而且在一些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著作及论文中也不难看到其身影。仅就近代文学研究而言，这种过分夸大生物进化论及社会进化论的启发意义及思想价值的非学术、反科学倾向，在某些具有中国现代新文学与新文化背景、具有一定西方思想与文学背景的近代文学研究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在清理和认识一个多世纪的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经验教训的时候应当特别注意的。

可见，这种在中西古今文学与文化之间取舍失当、进退失据的现象在近代文学研究中的长期存在和延续，既明显缺乏对古今文学与文化融通可能性、可行性路径的探索，又缺乏对中西文学与文化兼容合理性、会通可能性的关注，因而普遍地采取了偏向西方思想、抛弃中国传统的简单粗暴方式，不懂得也不具备以古今融通、中西会通为基本思想指向的学术眼光和文化情怀，也就不可能具备以综合兼容、互鉴共生为研究视野和衡量尺度的开阔的近代文学学术观念。这种做法及其影响至今仍体现在一些近代文学研究著述中，是当下及未来的近代文学研究者必须深刻认识、亟需认真反省并加以改进的。

显然，近代文学研究的特殊难度来自其内部与外部许多方面的特殊性。这种难度既是近代文学研究长期以来水平不高、影响不大的重要原因，也是近代文学研究亟需加强、亟待提高的直接理由。回顾过去一个多世纪的近代文学研究，在其中的古今问题与中西问题上，前者之失在过于执拗或封闭，后者之失在放弃或丧失了中华文化价值立场，亦即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早已指出的“执古”与“鹜外”的思想对立与价值分裂。这两种倾向显然都大不利于近代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因而，自觉建立古今融通、中西会通的先进的近代文学学术观念就显得至为重要。

三.   坚持以探索变革规律、吸取经验教训为基点的近代文学学术立场

在学术研究中，学术立场是否能够得到基于科学理性和学术理念的自觉有意、合理有效的确立，对于许多人文学科与研究领域来说至关重要。学术立场如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学术研究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总体格局和发展方向，可能关涉和影响一个时期的学术面貌、学术风气和总体成就，并由此对一定时期的学术成绩与价值、学术史走向及其与相关领域、相关方面的关系产生深刻影响。作为人文科学领域、中国文学史整体研究的一部分，近代文学研究自然也是如此。而且，从学术传统、学科性质、学术内涵、目前状况、学术价值和发展可能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与可能性来说，尤其是这一学术领域具有的相当明显的后起性、边缘性和薄弱性特点来说，近代文学研究对于科学合理、明晰恰当的学术立场的需求和期待，可能较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其他阶段表现得更加强烈、更加紧迫。

在既往的近代文学研究中，经常看到的一种情况是，由于过于直接、过于频繁地受到学科以外种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或干扰，缺少对近代文学研究本身学科内涵、科学性质、学术原则、学术规范的有意建构与自觉守护，缺乏自觉坚定、恰当合理的学术立场，致使近代文学研究长期以来未能对本学科的基本内涵、核心问题、学术原则、学科规范进行自觉的梳理、探索和建构，一直处于比较初级、相当随意的程度和水平上，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附庸、摇摆、任人左右的地位。因此，从一些研究中可以经常性地看到，对于近代时期方始壮大或出现的创作现象予以缺少学术分寸和学术含量的鼓吹、表彰和赞誉，如所谓经世致用派、太平天国文学理论与创作、诗界革命与新派诗、小说界革命与新小说、文界革命与早期白话文、文明新戏与早期话剧等，都是在过去数十年间出现且被充分重视、高度评价和大肆赞扬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对于那些自觉而有意识地守护、延续和传承传统文学思想的艺术精神、文体形式、语言形态的思潮流派与创作现象，则经常是在缺少认真研究、深入体察甚至未能充分理解的情况下，就急不可待、粗暴无理地进行充满贬斥性、否定性和批判性的评价，甚至出现以思想站队代替艺术鉴别、以武断谩骂代替文学史评价的非专业、非学术、非理性现象。比如关于一般所说的宋诗派(或称宋诗运动)、汉魏六朝诗派(或称湖湘派)、后期桐城派或湘乡派、同光体、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等，这些本来在近代文学史上处于主导或核心地位、发挥过关键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文学思潮或流派，却都遭到了歪曲或批判，是过去一个世纪的近代文学研究中被严苛评价、故意贬低甚至打入另册的对象。这种既不符合文学史研究理念又不符合文学史事实的反常状况，虽然在新时期以来近三四十年间的近代文学研究中得到了较为明显、颇为有力的弥补或修正，但是某些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影响深广的非学术做法，作为一种思维定势、研究路数和学术习惯，目前仍然以较为明显的惯性方式留存于相当一部分近代文学研究者的思想意识及研究成果之中。

这种由于数十年甚至近百年来在较为自发而不是出于自觉、颇为被动而不是主动、急躁匆促而不是从容自如状态下形成的某些思想观念、思维惯性和学术方式及其存在的明显偏颇、缺陷，以及由此而必然造成的中西对立、古今脱节、新旧为敌、雅俗割裂、文白分离的不合理、不正常的尴尬局面，不仅遮蔽了近代文学史上发生和存在过的大量文学创作现象和复杂景观，将本来丰富多彩、复杂多姿、具有多种思想启发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和多种学术可能的文学史处理得过分简单、过于主观化和逻辑化、过于符合研究者的主观意图了；而且，由于严重缺乏完整全面的文学史立场和深邃宽广的文学史视野，缺乏兼容并包、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就连那些已经经过过度简化处理、随意主观取舍的所剩无几的看起来被重视、被肯定、被赞誉的那一小部分文学史内容，也不得不沦落到简单肤浅、生硬僵化、失却文学的思想启迪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和文化生命力的简陋境地。一部近代文学史，除了少得可怜的几位作家及作品、几个思潮流派，还有被处理得简单划一、干瘪枯槁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概念、几个主义、几条规律之外，本应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生动场景和多元价值，都已经荡然无存了。由于学术立场的偏颇与失当、学术视野的偏狭与短浅而受到严重阻碍和莫大损失的，则是整个近代文学研究。非常明显，这种局面的长期存在和延续，极大地限制了近代文学研究中许多基本问题和重要问题的深入进展，而且必然在总体上影响和制约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与价值、学术形象与品格、学术地位与贡献。

因此，如何根据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西交汇历程中承前启后特殊环节和关键阶段的近代文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同性与独特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等多重复杂关系，如何结合不同近代文学思潮流派、思想观念、作家作品、文体文类、语言形态，结合不同文化区域、不同时段特征等方面的具体情况，深入扎实地、有意识地、充分自觉地调适和建立恰当的研究立场，并由此出发有效调整和完善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观念、学术方法与学术目标，全面提升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品格、学术价值和学术贡献，是摆在新时代近代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大文学史理论观念、学术观念与品位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突出实践应用价值的学术、教育、文化建设和发展问题，也应当是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背景下近代文学研究回顾反思、寻求继续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基于这样的认识，可以说，在当下和今后的近代文学研究中，必须从更加高远的学术立场、学术理想和学术追求层面认真反思既往的学术史经验、冷静考量当下的研究状况、未来路径与发展方向，特别关注对于中国文学古今转换、中西交汇之际出现的诸多新现象与新问题，发生的新的演变动向、路径，显现的新趋势、新规律，取得的文学史经验进行学理性研究和学术思想反思。这不仅是新时代、新思想对近代文学研究提出的时代性、思想性和学术性要求与期待，也应当是近代文学研究学科建设发展、逻辑演进进程所提出的必然学术要求和思想选择。比如，对于传统文学思潮、流派群体、文体形态、语言形式如何在新的思想文化、文学学术背景下一方面继续守护和延续传统，一方面寻求创造性转换、寻求创新性发展的问题，对于近代新式或新兴文学思想、流派群体、文体形态、语言形式如何适当参考和借鉴、吸纳和兼容传统文学的文化特质与思想优长、价值取向与生存可能，同时在古今中西文学与文化构成的复杂场景、提供的生存发展与创造空间中做出恰当选择、获得健康成长与发展的问题，就非常需要近代文学研究者进行深入思考和认真探讨。而对于在中西古今文化剧烈冲突、迅速变革、艰难调适与痛苦选择中匆促行进的近代文学所面临的多种可能性出路的分析和估价，对于最终已然成为文学史历程、文学史事实的近代文学思想艺术足迹、多方面创作经验的深入反思和系统清理，从中认识中西文化冲突融会之际、古今文化转换过程之中出现的诸多新现象与新问题，从中真正获取有益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经验，深刻认识其中蕴含的文学史与文化史教训，从而为当下及今后进行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提供有思想价值、学理依据和启示意义的文学史及文化史经验，则是尚未充分开展、甚至尚未被清醒意识到的紧迫学术任务，也是一项具有借古鉴今、以启后学价值的复杂学术文化工程。

四.   倡导综合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的近代文学研究方法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一个世纪以来的近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从中国古典学术传统向西方近现代学术观念靠拢、从传统学术方法向具有明显西方特征的现代学术方法转换过渡的过程。这是一个以中华学术传统为土壤和基础的学术方法起初尚能被传承运用，到逐渐减弱淡出，直至被疏远、淡忘、排斥以至被抛弃的过程；同时，也是以东渐而来的西方(包括近代日本、苏联)近现代学术方法为主体的新式学术方法影响日隆、地位渐高并居于主导地位的过程。从近代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研究方法的过渡与转换是一个颇有学术史、思想史意味的艰难历程，也从近代文学研究这一特定角度反映了中国文学研究及相关领域的某些难忘的思想探索、理论尝试和复杂的学术经历。

近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和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研究的一个部分，最初是以新文学、新文化的历史渊源、酝酿和准备、前驱和先导而出现，并伴随着新文学、新文化在多种政治、思想、文化力量的作用之下，其合法性、强势性甚至唯一性的迅速确立而逐渐获得认同、得到确立的。因此，以往近代文学研究中最为通行、最为有力、最有影响的立场和方法就是基于新文学、新文化的立场与方法。这一直是近代文学研究中最重要、最鲜明的思想文化立场，甚至在许多人那里已经成为一种惯于运用、自然而然的学术方法或研究习惯^③。具体而言，在20世纪初至20年代，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在近代文学研究中还可以得到较为有效的延续和较为充分的运用，从而对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建设(包括研究方法的形成)产生了基础性、探索性和示范性作用。同时，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迅速兴起和在其后的强力延续，近代文学研究中以新文学、新文化为基本立场、思想方法、价值标准的趋势表现得日益明显和充分。到了30年代前中期，由于左翼文学运动、革命文学运动的相继兴起和逐渐高涨，反映在近代文学研究方法中，就是对于与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相通或相合的近代文学作家作品、理论观念、思潮流派及其他创作现象的突出和强调，在此前已经开始的新文学、新文化价值标准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至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期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的兴起，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研究领域的近代文学研究首次出现了空前明晰的思想自觉和学术自觉，将近代文学研究与国家危机、民族危难空前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高潮，也进一步奠定了近代文学的研究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代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也将近代文学研究与当时的民族危机、国家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希望运用近代文学精神鼓舞国民觉醒、唤起民族精神。因此，以古鉴今、以史励志、政治思想批评、机械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这一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运用并产生了广泛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近代文学研究，也跟这一时期的其他人文科学领域一样，发生了前所未有、迅速彻底、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基本趋势或总体方向是文学社会学、历史决定论、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的方法日益明显地占据了近代文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具体而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正值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和巩固过程之中，近代文学研究实际上难以发挥明显的作用，当然也就不可能被紧迫地需要、不可能充当重要的角色。毫不意外地，这一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见不到突出成绩，在学术方法论上也看不出显著变化。但有一个突出的情况是必须予以充分注意的，那就是20世纪50年代前中期，由于中国与苏联关系的迅速升温，包括近代文学研究在内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迅速走向了向苏联学习甚至直接模仿和套用苏联方法、模式、观念的道路，主要是以列宁、斯大林政治哲学、阶级斗争学说、思想革命学说、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学说为理论基础，以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方法。这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近代文学研究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生的第一次思想理论、学术观念、研究方法上的自觉革命、着意建构和深刻变革。当然，这一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也带上了非常鲜明的时代色彩，并对其后多年的学术风气与变革路径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之后，这一时期出版的为数不多的近代文学研究成果，无不带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并清晰地反映出后来的发展动向。60年代中后期, 近代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背离学术、停滞不前、每况愈下、极其艰难的特殊时期，不可避免地到了学术成果无多、学术进展全无，可取之处无多、学术教训深刻惨痛的地步。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显著标志的新时期终于到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新时期开始的最初几年，近代文学研究是从重新回归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学术语境、试图拾起和恢复被突然中断了近三十年的学术问题与研究思路开始的。在经历了最初几年的拨乱反正、恢复重建、观望探索、犹豫徘徊之后，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界重写文学史、宏观文学史研究、西方现代科学技术观念与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等极具影响力的新观念、新视野、新方法的迅速兴起，近代文学研究也迎来了一次在方法论意义上进行自觉回顾反思、大胆前瞻探索的新阶段。甚至有人用“方法论年”来描摹当时学界对于文学研究方法的自觉关注、探索和创新，并试图以此促进中国文学多个研究领域的恢复与重建、创新和发展。在这种全新的学术背景和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感召下，这一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也出现了新气象和新面貌。比如，随着文化学、叙事学、原型批评、心理分析、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西方理论观念、学术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近代文学研究也出现了从这些新角度，运用各种新方法进行相关问题研究的尝试并产生了颇有影响力的成果，在宏观文学史观念与方法、小说叙事学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尤为突出。这一时期，形成了近代文学研究中一次相当突出的反思重建、积极探索、大胆尝试、创新发展的思潮，对长期以来近代文学研究方法上存在的过于简单化、单一化、表面化、外在化倾向进行了颇为有力且有效的修正改造、更新完善，从而使这一时期成为一个世纪以来的近代文学研究史上最有思想性、理论性、建设性和创新性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启的近代文学研究新气象、新局面、新发展，虽然在进入90年代之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进入21世纪之后发生了更加复杂多元、深奥难测的调整与转变，但从总体上可以认为，这种创新发展的气象一直延续到当前的近代文学研究之中。由此益发可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以新观念、新视野与新方法为核心的学术思想、学术观念的学术史影响及方法论启示是何其深远。

可见，从20世纪20年代到现在，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近代文学研究方法伴随着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巨大变化而发生着深刻复杂的变化，从这一特殊角度反映着中国文学研究观念与方法的历史变迁、时代转换。不难发现，这一近代文学研究方法的转换变革、更新重建历程，在总体上是朝着逐渐远离中国传统学术方法、日益贴近外国尤其是西方近现代学术方法的方向发展的。中国文学史学科从建立之初即具有明显受到西方及日本学界影响的思想背景和学术经历，因此这种情况的出现、存在和长期延续，也就变得自然而然了。在这一艰难曲折、复杂多变的学术转换过程中，包括近代文学研究在内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不仅得到了比较稳固的建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且作出了有目共睹的学术贡献，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学术影响。这是回顾这段学术史的时候不应该也不可能回避和抹煞的。

但另一方面，近代文学研究方法上出现的逐渐疏离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观念、理论方法的倾向，逐渐淡忘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式的局面，毕竟不应当也不可以成为近代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全部。因为，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历史变迁过程中一个特殊而重要部分及关键环节的近代文学，其最根本、最核心的研究方法，必须牢牢植根于本国家、本民族的思想脉络、理论观念和学术文化传统，尤其是文学研究与分析评骘的传统。而且，在某些特殊背景或情况下以简单的“拿来主义”“洋为中用”观念引进、借鉴、效法和运用近现代西方及日本、苏联某些学术方法的过程中，也不时出现一些急切肤浅、匆促简单、生搬硬套、机械运用、食洋不化的现象。这是特别需要从学术观念与学术方法角度郑重提出、清醒认识并在后来的研究实践中冷静反思、认真鉴戒的。比如，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类方式和学术思考路数的经、史、子、集四部体系，作为中国传统学术基本方法的目录、版本、校勘、声韵、文字、训诂之学，作为中国传统衡量标准和目标追求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统一原则，诗骚传统与史传传统、从《文心雕龙》《文选》《诗品》以来的文体文类观念与选择标准、诗歌评骘品鉴观念与基本原则，作为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知人论世、文如其人、发愤著书等影响深远的观念，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基本思考与著述路数的学问方式和表达方式，等等，在长期以来的近代文学研究中，由于种种学术的或非学术的、内在或外在因素的影响，都没能被很好地继承下来，更遑论有所弘扬发展了，由此对近代文学研究造成了严重损失。这是不得不承认的学术史事实，也是不可不认真反省、及时调整的学术史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很广，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④在新时代到来的时候，在近代文学研究已经艰难行进、不懈探索、建设发展了一个世纪的今天，应该是到了从新高度、新角度、新视野和新期待之下认真回顾、深入反思并进行有效调整、丰富完善的时候了。在当下和今后的近代文学研究中，尤其需要强调在研究方法上确立以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方法为基础与核心，适当借鉴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探求真正适合近代文学及中国文学实际的研究方法，从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意义上切实推进和提升近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意识、学术方法和研究水平，寻求近代文学研究方法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可行路径，将近代文学研究继续推向前进。

五.   构建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近代文学研究话语体系

学术话语是学术观念、学术立场的学理化表述体系，也是学术思想、学术思维的最重要呈现和实现方式，而基本概念、重要范畴通常在学术话语体系中占有基础性和核心性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程度、阶段与水平，也是学术思想、学术思维的最重要外化形式和传达途径。因此，一定学科领域的学术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学科领域的学术水平和总体面貌，没有充分自觉、完备完善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就不可能有健康成长、高度发展、充分发达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从一个世纪以来的近代文学研究历程来看，近代文学研究的话语方式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无意到有意、从相当零散到比较系统的变迁过程，话语形态也基本上经历了一个从中国为中心到借鉴学习西方、从传统为主体到现代为核心的更替转换过程。这个过程恰与近代文学研究学术观念、学术立场的变迁转换密切相关，且表现出颇为一致的倾向，也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乃至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许多领域的基本动向、变迁过程和总体趋向关系密切；或者说，近代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更替、变迁与转换，就是整个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历史转换的一个组成部分。

大体而论，一个世纪以来，近代文学研究话语形态、话语方式特别是其中的基本概念、核心范畴及相关表述方式也经历了几次颇为明显、相当深刻、影响至为深远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近代文学研究的草创时期，主要是一批持新文学、新文化立场的思想家、宣传家、活动家型研究者处于主导地位，发挥着主要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主要在新旧文学、新旧文化相互对立、排斥的思想立场和思维框架下进行，在新文学和新文化必将取代旧文学与文化的思想信念和文化理想下进行，近代文学话语系统也就自然而然地带上了鲜明的新文学、新文化的特有色彩和表达方式。在这一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中，新文学与旧文学、活文学与死文学、雅文学与俗文学、庙堂文学与民间文学、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传统文学与外国文学等，经常作为具有基础性、核心性意义的概念而出现，并且带有非常鲜明的价值判断、褒贬色彩，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观念和话语体系。这种处于近代文学研究起步期的学术立场、价值观念和话语方式，具有开创性，对其后的近代文学研究产生了至今犹在的深刻影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特别是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文学的蓬勃兴起，国家民族命运的剧烈变化和时代精神、文学精神的迅速转变，引起了近代文学研究话语的自觉更新和深刻变化，成为近代文学研究话语建构历程中又一个非常突出、特别鲜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在以左翼文学家、思想家为主体的近代文学研究者的著述中，革命文学、民族文学、国难文学、国防文学、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爱国主义等一些后来流行多年、影响甚广的名词术语、概念定义、范畴体系，开始逐渐由政治宣传、思想鼓动、文学创作、报刊发表等进入近代文学研究领域，并成为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近代文学研究话语的基本观念和基本形态。从这一时期出版的近代文学研究著作、论文、文献整理及其他著述中，时常可以看到这种话语方式的痕迹，可见近代文学研究话语发生深刻变革和显著变化之一斑。因此可以说，近代文学研究话语体系从开始构建到基本形成，一直是在新文学与新文化、革命文学与抗战文学、民族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语境中生存、生长和壮大的。这对于近代文学研究基本概念、核心范畴、话语风格乃至价值观念、学术品格的形成，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近代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继续朝着更加直接、更加激进的政治化而非学术化、“骛外”化而非民族化、时尚化而非历史化的方向发展。在以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等为主导观念、强势话语的整体政治文化背景下，近代文学研究话语也不能不打上明晰而深刻的时代印记。将这些政治概念、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运用于近代文学研究之中，自然而然地改变了近代文学研究的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从而具有了那个特殊时代的政治文化色彩和意识形态特征。从20世纪30年代已经开始积累、日益丰富并渐生影响的近代文学话语系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也更加突出地反映了近代文学研究所必须进行的调适、转换和重建，所面临的新道路、新选择和新方向。除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反帝反封建文学与模拟守旧文学、民主主义文学与封建主义文学、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等已有的概念、术语继续被运用并得到巩固外，更值得注意的是，还产生了一批新概念、新术语，如进步与落后、主流与逆流、红线与黑线、革命与反动、敌人与朋友、爱国与卖国、唯物与唯心、主观与客观等，从而成为近代文学话语变迁过程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产生的几乎所有近代文学研究著述，都带有远离文学史学科本身和人文科学本质的非学术、非文学色彩。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

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一样，新时期以来的近代文学研究也经历了时有波折、多有困惑但仍然复归正道、着眼建设、专注学术、艰难探索的历程。近代文学研究话语和整个近代文学研究也由此逐渐回到比较正常、日益健康的轨道上来，这是时代文化建设、学术变革趋势在近代文学研究话语建设中的充分体现和直接证明。具体而言，在经过最初几年继续延续此前已经运用了三十多年的惯用学术话语、重拾研究起点、重寻学术脉络的艰苦跋涉、艰难起步之后，进入80年代中期，近代文学研究观念、方法的变化也从学术话语的变化中日益明显地体现出来。特别是随着思想解放，新观念、新方法、重写文学史、文学史宏观研究等思潮的兴起和进展，近代文学研究话语开始了深刻而显著的变革。在这个时期，一批已经沿用了数十年的概念、范畴、术语等表达方式逐渐被废弃或替代，淡出了近代文学研究话语体系。与此同时，许多具有新观念、新思想、新视野、新方法意义的概念、术语、范畴及其他词语相当迅速地进入了近代文学研究话语体系中，特别是具有近现代西方科技进步与人文学术色彩、具有明确话语建构意识和鲜明时代色彩的新术语、新话语迅速成为这一时期近代文学研究话语的显著标志，反映了以改革开放、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为时代潮流的新时期给近代文学研究带来的明显影响和发展机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近代文学研究话语更新、重建和新的话语习惯的养成、话语体系的建构，是近代文学研究获得全面更新、迅速发展和整体性提升的显著标志。随着近代文学研究者的传承更新、新老交替过程的进行和展开，这一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话语也发生了日益显著的变化，从而成为这一时期学术建设与学科发展取得的突出成就，其非同寻常的学术建设意义和学术史意义显而易见。

进入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近代文学研究话语在总体上呈现出适应调整、稳步发展、丰富多元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继续保持和丰富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代文学研究话语发生的更新、取得的成果，继续延续着取法于近现代西方学术方法、取资于近现代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方向，尤其是在积累、沉淀、适应、优化等方面进行得更加自觉主动、更加冷峻理性，也更有学术内涵和建设性、前瞻性，自觉修正早期出现的过于急切、简单粗放、趋新贪多等现象或缺陷；另一方面，在回顾反思、重构已有学术话语形态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回归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体系、回归近代文学研究的具体学术空间环境和学科领域本身的倾向，更加自觉主动地贴近近代文学研究自身的意义，有意识地发展、增添了若干本属于或尽可能接近于近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研究实际的学术话语方式，尤其是一些具有中国传统价值的基本概念、范畴和术语的运用，在世界性与民族性、现代性与传统性、自恰性与普遍性相结合、相兼顾的近代文学研究话语方式、话语形态甚至话语体系探索与构建的道路上，取得了引人关注、应当肯定并值得期待的新进展。这种相当稳定、颇为良好的趋势仍然延续在目前的近代文学研究之中。

一个世纪以来的近代文学研究话语，先是朝着政治化、阶级化、意识形态化的方向发展，后来又朝着西方化、现代化、科技化的方向发展，近年方才出现愈来愈明显、愈来愈自觉的传统化、民族化、学科化的趋势。这基本上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表面到内在、从外部到内部、从粗浅到精微的变革过程，也从学术话语建构与演进这一特殊角度反映或见证了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进程。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近代文学研究话语形态的优化、体系的确立尚处于摸索与反思、探索和积累时期，仍处于主动自觉、自主建设的起步阶段。如何积极探索、合理建构并有效确立一套既具有中国性又具有世界性、既具有传统性又具有现代性、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普适性、既具有学科性又具有超学科性的近代文学研究话语形态和话语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价值标准意义、学科规范性质并被世界各地研究者认同接受、普遍运用并产生国际学术影响的一整套近代文学研究话语体系，仍然需要研究者继续探索、积极建构和执著追求。这样的近代文学学术愿景和学术理想的实现，仍然需要做出长时间的艰苦努力和不断探索。

回顾近百年来的近代文学研究历程和学术话语变迁轨迹，观察目前近代文学研究的话语形态和体系性特征，必须强调建构中国化近代文学研究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目前和未来的近代文学研究中，如何在继承和发扬近代文学研究话语建构已经取得的成绩、回顾和总结其中应当记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变近代文学研究话语在某些时候或某些方面出现并延续至今的非学术化、过度西方化和科技化、过度表面化和时尚化的话语形态，如何在学术话语层面体现中华文化的价值立场、观念体系、概念与范畴体系、表达习惯和话语方式，将根植于中华文化传统，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思想价值、学术价值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术语、概念、范畴、观念、思想体系有效汇入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之中，更深度、更有效地融入近代文学研究学术话语构建和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进程之中，从而在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的意义上构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承、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为理论支撑和价值取向、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时代性与传统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具有鲜明学科特色与时代学术品格的近代文学研究话语体系，是摆在近代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项紧迫而伟大、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要建构完整、完善的近代文学研究话语体系，最根本、最独特的学术资源和思想资源必然来自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来自绵延数千年依然枝繁叶茂、传承发展的中华学术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也就是说，建构中国特色近代文学研究学术话语体系，必须从中华文化本身出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本，坚持中华文化价值立场和学术立场，通过充分民族化的道路走向充分世界化。另一方面，坚持近代文学研究学术话语的传统性、民族性不仅仅是为了本国家、本民族，而是为了更好地走向世界，在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中显现自我学术价值，做出独特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精辟地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⑤就近代文学研究来说，在坚持民族性立场和传统学术特色、坚持中华文化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要积极主动地创新发展自己的民族学术传统，在传统学术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获得新的时代意义和发展动力。同时，也要积极主动地学习参考、借鉴吸收其他国家、民族的学术成果，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让世界听到中国近代文学和人文学术的声音。只有在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中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产生真正的影响、取得应有的地位，才能更好地建构中国近代文学乃至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话语体系，并显示出其在世界学术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和价值。这样的认识为妥善处理近代文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传统性与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可能，特别是对纠正近百年来时常出现、当下仍然在某些领域存在的或只懂得固守中华文化传统的保守思潮、国粹倾向，或一切思想学术均以外国为标准、为崇尚的“骛外”思想、媚外倾向，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坚持近代文学研究话语的民族性、传统性是走向世界的基础和前提，而世界性、现代性则是民族性、传统性价值的充分体现。在当代世界文化背景、学术语境下建构近代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就是要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辩证统一、相互转化中，探求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的新道路。

六.   追求文学史真相呈现与当代文化建设相结合的近代文学学术目标

学术目标在学术研究中的引领性、前瞻性和指导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包括中国文学史研究在内的许多人文学术中也同样如此。与中国人文科学的其他研究领域一样，近代文学研究是通过先进的理论观念、恰当的学术方法、合理的学术途径探究文学史真相、认识文学变革发展规律、追求其中蕴含的学术真理、获得思想艺术启迪和审美感悟的学术活动，也是通过既往各种文学史现象的史实发掘与描述呈现、文学历程的回顾与认识、文学史经验的分析与总结，为当下和未来的文学建设与发展、学术建设与进步、思想文化建设提供思想艺术经验、学术文化借鉴的过程。由于近代文学所处的历史时期和阶段的突出艰难性与特殊性，所具有的文学史经验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加之已有相关学术基础明显薄弱、研究深度与广度均存在明显不足、充分发展提升需求的紧迫性，近代文学研究必然具有极为特殊、紧迫而重大的学术任务和学术目标。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过去一个世纪的近代文学研究也不乏关于文学史变革规律、思想艺术经验、文学创作与发展历程启发的探讨，在某些方面还取得了颇为突出、足以代表本领域研究特色与水平的学术成果。但是，从高度的学术自觉、明确的学术目标及相关成果的价值与水平、影响与贡献来看，不得不说，既往的近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缺陷和不足、不能不令人感慨遗憾之处也相当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简单化的历史决定论的深刻影响和决定性作用，使近代文学研究难以摆脱某些时期特有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思考习惯的限制，使其学术视野和研究目标长期停留于与近代政治史、社会史简单对应的水平，近代文学史长期以来成为近代政治史和社会史的附庸。对于近代文学史及主要作家作品、创作现象、理论观念、思潮流派的考察，仅仅满足于和停留于非常有限的文献史实基础、研究范围和历史阶段决定阶级立场与阶级属性评价为中心的思想认识之中，而未能真正从学术目标的确立、研究范式的优化和学术视野的开拓的意义上显著推动近代文学本身的研究进展。

第二，沿用或套用某些流行一时，并不具有充分理论性、科学性和恰切性的概念，对本来复杂多样、丰富多姿的近代文学历程进行了过于主观、大胆的简化、省略和过于随意的遮蔽、取舍，从而使本来颇为丰富多彩、复杂多元、充满变化和不确定性的近代文学历程只剩下几个干瘪的概念和几条枯燥的定义，近代文学史的史实与真相、人文思想魅力、艺术审美价值丧失殆尽。这在产生于20世纪50—90年代的一些研究者关于近代文学发展阶段、基本性质、总体特征的概括、阐述及其所运用的思想方法、所预设的研究目标中，表现得尤为集中、尤为突出。在一些研究著作和论文中，对于许多近代文学作家作品、创作现象、理论观念、思潮流派的解释和评价，明显限制和伤害了近代文学本身的学术价值和研究目标，也未能真正从文学史角度为近代中国研究提供独特的、有价值的思想文化资源和艺术审美资源。

第三，从过于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方法逐渐走向了庸俗社会学道路、日益偏离了高远的学术目标和深挚的学术责任，文学史的外部研究处于强势或独占地位，过多简单化、表面化、时事化、功利化的大而不当的社会政治分析成为一些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主导趋势或主要话语方式，而同样重要甚至更加核心的文学史的内部研究如史实文献研究、艺术审美研究、文体形态研究等严重缺失，长时期处于若有若无、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境地。近代文学研究长期处于外围热闹内部贫乏、条块分割自说自话、明显不完整、不系统、不深入的远离学术本真状态和较低水平，而不可能提升到更深挚、更高远的阶段。从表面上看，这些研究似乎具有非常直接、颇为明确的学术目标，有的研究者及其成果也可领一时之风骚。但实际上，当什么是真正的“学术”都被忽略甚至被淡忘的时候，高远的学术目标还从何谈起？

第四，从政治实用主义和机械唯物论出发，对文学史发展历程及其所包含的必然性、所反映的规律性的总结日益走向表面化、简单化和政治图式化，造成近代文学与近代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等学科领域的区分度不高，无法真正从文学史实、创作现象本身出发对近代文学的变革历程、演变规律进行真正深入、有价值、有启发性的认识、分析和总结，过度相信和依赖某些不恰当、不适用的外来概念或观念的决定作用，故意夸大近代文学变革趋势的某些必然性，过度解释近代文学变革历程所包含或反映出来的规律性，使近代文学的研究目标变得越来越简单肤浅、机械生硬，距离有人文价值、思想深度、艺术赏鉴和审美启发价值的学术目标越来越远。

第五，由于缺少应有的独立意识和超越意识，缺少怀疑精神、反省能力和批判能力，致使近代文学研究中价值中立立场明显欠缺，经常性、习惯性地依附于某种外在力量或某些非学术因素，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控制和左右，造成对近代文学变革历程的认识与理解简单化、表面化和工具化，无法从探究学术真相、认识学术真理的意义上梳理既往文学史历程中产生的失误和缺憾，习惯性地用“历史的、阶级的、时代的局限”之类的语句敷衍对待近代文学的局限性，不可能基于学术标准、学术规范，从学理性、借鉴性和启示性角度认识既往文学历程的缺失与教训，不能使近代文学史的研究具有更理性、更清醒、更深刻的学术追求与思想品格。

这些问题的出现、存在和延续，并非仅仅由于近代文学研究本身的价值标准、学术立场、学术观念、研究方法、学术话语等内部原因，而是与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状况、思想文化学术领域的兴衰起伏，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古今嬗变、转换重建以及其间的种种复杂情况、意外变故和艰难处境等诸多外在因素密切相关。或者准确地说，近代文学研究只是从一个比较狭小、比较特殊的角度反映着20世纪以来中国所经历的这种整体性的巨大社会政治变革和思想文化变迁，包括种种社会转型、政治动荡、思想运动、生活处境等外在的非学术因素对人文学术的过多干扰和不利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向并不显得很突出、很重要的近代文学研究实际上获得了学术标本、时代晴雨表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人文学术的艰难经历和多舛命运。但是，从近代文学研究建设与发展历程的角度来看，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不尽如人意的局面，这种令人颇多遗憾的现象与问题的存在和长期延续，确与这个研究领域自身存在的诸多幼稚性、简单性、薄弱性和依附性密切相关。而其中，自从形成之初就已然存在的近代文学研究学术目标的不够明晰、不够高远、缺少坚守、时常动摇及由此造成的种种失误和教训、遗憾和缺失，是应当老实承认并深刻反省的重要方面。

从作为人文学术领域、中国古今文学史整体研究组成部分的近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史实、知识谱系、学术观念、学术立场、研究方法、话语体系等方面的学术史经历与当下研究现状来看，虽然上述各个方面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彼此统一、同生共进的密切关系，各自从不同角度共同支撑着作为研究领域和学术整体的近代文学研究的生存与发展，但是应当明确，学术目标在其中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应当发挥比较主导的作用。近代文学研究目标的有无、大小、高下、远近，对其他方面必将产生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具体而言，近代文学学术目标的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清晰或不清晰，可以明显影响甚至决定其他方面的研究状况与发展水平；近代文学学术目标的高远或狭隘、超越或实用、寻求独立或甘于依附、追求崇高或自甘平庸，必然对近代文学研究的其他方面尤其是各主要方面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近代文学学术目标在整个近代文学研究学术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意义显而易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延续与转换生新、中国文学史整体历程和基本形态的角度来看，近代文学正处于中华传统文化与文学体系的末端，处于从传统走向现代、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的最前沿，其中许多既具有传承性、传统性，又具有开启性、现代性的问题都集中汇聚在这一时期，许多新奇的事物、现象与矛盾都在这种迅速到来而且非常特殊的思想文化背景下产生、演变和转换，不断提出空前复杂艰难、未有现成答案甚至鲜有现成经验可资参考借鉴的问题与挑战。如何在中西交汇、古今转换的宏阔背景下，以探索学术真理、追求学术理想的科学精神，认真反思并有效调整、坚定确立并扎实巩固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目标，有效有力地提升近代文学研究学术目标的科学性、超越性和恒久性，纠正和避免以往由于来自内在与外在的种种迫不得已、饥不择食而造成的学术目标不清不明、不高不远、不准确、不恰当的问题，真正从调整和完善学术目标的角度有力推动近代文学研究水平的提升，是新时代的近代文学研究界必须认真重视、努力践行的一项重要学术任务。

尊重传统、弘扬传统不是为了全面复归传统，而是从优秀传统中吸取历史的经验，获取宝贵的智慧，为当下及未来的学术建设与发展提供精神滋养和思想力量。近代文学研究的目标也自是如此。如何结合近代文学的丰富资源、复杂现象、多端问题和巨大学术可能，在尽可能准确合理、真实贴切的学术时空中探究中国文学优秀思想艺术传统的近代变革与转换，探讨优秀近代文学精神弘扬传承、发扬光大的可行路径，寻求近代文学思想艺术传统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方略，是新时代的近代文学研究者必须承担并努力完成的学术使命。这可以说是确立近代文学研究目标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方有可能将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目标再向前推进一步，即树立更加高远的学术理想、追求更加高远的学术目标，以近代文学的思想艺术经验、时代精神传统助力当下和未来文学创作的创新发展、学术研究的持续进步，促进新时代、新思想背景下学术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和扎实积累。这显然是一个极有思想深度、理论难度、学术难度的目标，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理想性、引领性、值得向往和追求的学术目标。

七.   树立为未来思想文化建设贡献智慧的近代文学研究学术理想

学术研究不仅需要指向过去和现在，更应当指向未来；学术研究不仅需要长期积累、扎实建设，更要怀有坚定信念，追求崇高理想。这是许多自然科学与技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研究者所共同具有的精神特征和思想追求。人文学术更加需要有高远的理想追求和长远的建设发展方向，应当从揭示真相、追求真理、寻求价值、获得启迪为中心的学术理想、学术本位和价值立场出发，专注地进行自身的建设、发展与完善，寻求本学科领域学术价值、思想价值、启发价值和学术地位的统一发展。其中，以超现实、超功利、追求真理性和恒久价值为中心的独立的第三者价值立场，是人文学科必不可少、不容侵犯、必须执着坚守和长期保持的一种学术品格。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组成部分的近代文学研究，自然不能不如此。因此，近代文学研究不仅需要冷静清醒地回顾历史，合理吸取借鉴以往的经验教训，也需要冷峻清醒、全面准确地评估目前状况，深刻认识所取得的成绩、进步和仍然存在的不足，有力提升全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学术创新能力，必须更加积极主动、高度自觉地面向未来、寻求创新发展，特别是面向新时代、新思想对近代文学研究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期待。也就是说，崇高的理想性和对崇高学术理想的不懈追求，必然是近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使命，也应当是近代文学研究不断建设积累、创造转换和创新发展的精神动力。

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近代文学研究历程及其经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文学研究内部与外部多方面原因的促成或限制，许多研究者在国家危亡、政治动荡、社会转型、生活艰辛、处境艰难的背景下生存和从事研究，种种眼前的紧迫需求、直接的任务安排、有限的自主空间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学术视野、学术格局和学术理想，实用性往往代替了真理性，应用性往往代替了超功利性，附庸性往往代替了独立性，工具性往往代替了科学性。在这种局面长期延续的情况下，许多研究者对近代文学研究的未来性、理想性追求明显不足，对近代文学研究所承载的思想艺术价值、精神传统的现代价值和未来启示普遍认识不足，缺少足够的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对近代文学所反映的中华文化的古今转换历程、在西方文化促发下发生的创新发展经验缺少深刻的认识，从而造成了学术积累不够深厚、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学术见解不够深刻、学术影响不够广泛等突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近代文学的学术地位不可能很高，学术追求和学术理想也不可能更加高远。而这些，都是限制和影响近代文学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由此可知，坚持文化自信、确立中华文化价值立场，对于近代文学研究的建设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对于比较新兴、基础薄弱的近代文学研究而言，如何从文学史上丰富的思想艺术遗产中发掘出具有基础性、深沉性、持久性力量和普遍性价值的精粹与底蕴，深入总结具有启发性、先导性、普遍性、恒久性价值的近代文学思想艺术经验，为建立和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增添有价值的学术资源和思想力量，是摆在近代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空前紧迫、非常重大的问题。从学科属性和研究内容来看，近代文学必须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发挥特殊作用，作出特殊贡献。因为近代文学所处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正是中国悠久的思想文化传统在近代西方、日本等外来文化刺激、冲击、启发和推动下产生迅速变革、发生剧烈调整、进行日益深刻的自我反省、自我审视和自我调适与完善的关键时期，近代文学的诸多创作现象、理论观念、思想艺术变革、演变轨迹及其文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价值，通常是通过外来冲击、传统转化、主动适应、创新调整、自我完善等途径和方式进行并逐步完成的，其中所蕴含的文学经验、思想艺术经验和文化史经验异常丰富，需要今天的近代文学研究者充分发掘、深入探究、有效汲取。以持之以恒、扎实有效、脚踏实地、着眼未来的学术探索和学术建设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从而更加充分地彰显近代文学的思想艺术、学术文化价值，确立其应有的学术地位和文化遗产价值。这种努力，应当而且有可能是近代文学研究增强学术自信、文化自信并实现自身价值的一个必然经历的阶段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新时代背景下、新思想指引下的近代文学研究，也必然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建设发展、进步提升进程中的中国文学研究、人文学术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为核心要义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进程中，近代文学研究应当承担起更加重要的学术任务和文化使命，更加充分地发挥其经验性、启迪性、借鉴性作用。因为，近代文学所处的中西冲突、古今嬗变的基本文化格局及其间产生的多种文学现象、发生的诸种文学变革，既与如何对待本国家、本民族的思想艺术传统密切相关，又与如何认识借鉴外国文学的思想艺术精华、文化精神价值密不可分；而且，本国传统与外来影响之间又经常处于相互联系、彼此影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密不可分状态。也正是因为如此，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历程中一个特殊阶段、关键组成部分的近代文学，在时代文学精神、思想艺术气质、精神文化品格上具有既不同于此前已经过二千多年积累和发展、以传承传统为主导倾向的古代文学，也不同于此后迅速兴起并取得突出成就和主导地位的现代文学，实际上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思想建设、学术建构和文化进程中具有转捩点、关键处、思想实验和精神标本的特殊意义。因而，近代文学研究有可能、也应当承担起如此艰巨而伟大、庄严而神圣的历史使命，为当下与未来的学术思想建设、精神文化建设提供具有启发性、先导性、普遍性、恒久性价值的思想艺术经验，有效彰显近代文学的当代文化价值和对于未来文化建设所具有的基础性、启发性意义。这当然是一个非常艰巨、异常复杂、任重道远的学术文化目标，也是一个充满思想艺术魅力、精神文化向往、人文精神追求的学术理想，需要近代文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积极探索和执著追求。

从科学体系、价值标准、学术观念、学术立场、研究方法、话语体系、学术目标等构成的人文学术研究领域的基本规范、学术习惯与核心内涵来看，学术理想在一般的学术结构体系中，明显地处于末端，经常处在比较空泛辽远、玄虚难测、难以捉摸的状态，也通常给人难以落实、无法实证的印象；但从人文学科的学术本质、价值立场和学术追求来看，这种看似以务虚为主、特别关注学术自身价值与科学本质、难以完全得到落实的学术理想实际上应当处于学术思想结构的最前端，在人文学术思想体系中应当具有最为核心、极端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在许多人文学术研究领域中，学术理想的有与无，自觉或不自觉，清晰度、强烈度如何，经常对整个学术领域产生整体性、根本性的影响。人文学术的思想高度与深度、人文指向与人文内涵、思想启发与精神价值通常集中体现在以学术理想为中心的学术内涵之中。作为人文学术领域之一、中国文学史研究组成部分的近代文学研究，自然也是如此。恰如上文所说，不管是近代文学知识谱系、学科体系与科学体系的欠完善，还是近代文学研究价值标准的不明确、不清晰与不合理；不管是近代文学学术观念的陈腐老旧、难以进取，还是近代文学研究学术立场的明显偏颇、以偏概全；不管是近代文学研究方法的简单外在、非学术化和非科学化，还是近代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过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不管是近代文学学术目标的短暂肤浅、急于用世和急功近利，还是近代文学研究基本格局、整体水平、学术贡献与地位的种种缺失遗憾、未能尽如人意……这些与近代文学的学科本质与思想艺术内涵、学术价值与创新可能、学术贡献与地位影响的更高水准和理想状态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的学术史事实和现实状况，虽然可以说是由多种内在和外在原因造成的(其中有些甚至是同时期、同时代几乎所有人文学科都难以改变、避免或摆脱的历史宿命)，但从更加深远广阔的角度来看，却不能不说，这种情况的出现和延续，实际上均与长期以来近代文学研究中学术理想、学术精神、科学信仰的欠缺，追求学术真理的意志和行动的不够坚定、不够自觉密切相关。

回顾和反思既往学术经验教训的目的是为更好地前行，更好地推动当下与未来学术研究的持续建设和健康发展。对于新时代的近代文学研究来说，一方面要坚守以中华文化价值立场为基础的本学科、本领域的学术特色、研究方法、学术立场和价值观念，将近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不断推向前进，为新时代背景、新思想指导下的学术文化建设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思想艺术资源和文学史经验；另一方面，要胸怀更加崇高开阔的学术理想和人文情怀，站在世界人文学术发展趋势、未来走向、人类文化命运前景的高度思考和探索中国人文学术的共同性价值、普遍性成果及其认同接受的可能性与实现路径，从近代文学研究这一特殊领域、特定角度出发，为新时代、新思想背景下更加广阔深湛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创新发展贡献学术智慧和思想力量。这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和中华文化价值立场愿景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与中西互鉴语境下近代文学研究继续建设积累、不断创新发展的可能前景和未来方向。这必然是一个重新反思、继续前进、扎实建设、持续发展的漫长的学术历程，必然涉及近代文学研究从内在到外在的方方面面，但其原发性、内驱性、前瞻性和引领性的力量，必然来自玄虚而质实、高远而实际、指向近代文学研究本质与未来的学术理想。因此，就当下及未来的近代文学研究而言，最紧迫的任务、最庄严的使命就是如何在尊重传统、转换传统、创新传统、立足长远、审视当下、创新发展的基础上，憧憬未来、追求未来、把握未来，为新时代的近代文学研究谱写新篇章，追求更加崇高的学术理想，为中华民族文化新辉煌的到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作出不愧于时代、不愧于学术、不愧于人文理想和精神追求的新贡献。

1932年，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讨论和评价了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文”及其价值影响之后深刻指出：“十数年来，始之非圣反古以为新，继之欧化国语以为新，今则又学古以为新矣。人情喜新，亦复好古，十年非久，如是循环；知与不知，俱为此‘时代洪流’疾卷以去，空余戏狎忏悔之词也。报载美国孟禄博士论：‘中国在政治上，文化上，尚未寻着自己。’惟不知有己，故至今无以自立。”^⑥八十多年前的研究者即已经分明感受到并明确表达出的这种文化困惑、思想难题，这种在“学古”与“反古”，“欧化”与“国语”，“执古”与“鹜外”之间价值的困惑、选择的艰难，由于内忧外患、时局动荡、国运不兴、文化不昌，一直未能得到真正深刻的认识和彻底的解决，甚至未能得到认真清理、思考、谋划和应对这些深层次思想文化问题、观念困境与价值困惑的机会。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许多时候在政治上、文化上急于逐新、迅速西化而造成失却传统、迷失自我的尴尬局面，也并未得到及时而深切的反思和有效有力的纠正。于是，这种“不知有己”“无以自立”的艰难处境一直延续下来，直至形成摆在今天的中国面前的这道理论性与实践性、超越性与实用性、人文性与科技性兼具，而且未有现成经验或答案可资借鉴参照的思想文化难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历史留给今天这个新时代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也是新时代、新思想背景下通过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而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可能和新期待。就作为一个人文科学领域的近代文学研究而论，如何从学科体系、价值标准、学术观念、学术立场、学术方法、学术话语、学术目标、学术理想等方面认真回顾、反思和总结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史经验，纠正和弥补既往学术史上出现的种种遗憾、偏颇和失误，在新的学术高度和思想高度上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方略，有力推进近代文学研究水平和学术能力的整体性提升，以扎实的学术成就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旺盛生命力，以具有充分传统性、民族化的学术方式为中华人文学术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作出积极贡献，则是新时代近代文学研究者的神圣使命和光荣任务。

①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第8页。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第15页。

③ 关于这一问题，此处不展开讨论。可参考左鹏军：《近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文学立场及其影响之省思》，《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左鹏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性缺失》，《汉语言文学研究》2011年第1期；左鹏军：《一个学术史的回顾：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六个阶段》，《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④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8页。

⑤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8页。

⑥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