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也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推动粤港澳三地教育合作发展、支持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建设大湾区国际教育合作示范区等战略定位。同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也明确提出了要深化粤港澳高等教育合作交流，促进教育资源特别是与高等教育相关的人才、科技、信息等要素在粤港澳大湾区高效流动，为粤港澳三地教育合作发展规划了具体范畴和内容。

显而易见，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教育合作发展是重中之重：一方面，需要教育合作发展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为将大湾区打造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提供重要人才支撑；另一方面，教育面向群体是青少年，教育合作发展可使粤港澳青少年群体产生心灵连接，增强国家身份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尽管粤港澳三地教育合作已具备一定的历史基础，但目前较多着眼于短期性、事项性的合作，对于粤港澳教育合作发展的探索仍停留于经济效益等层面的分析，对于当中的价值意义和策略路径仍缺乏进一步深度挖掘。本文尝试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观照对此展开分析，不仅在于以事实为据澄清相关认识，而且希望从当前大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教育合作发展中获得有益启发。

一.   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的逻辑意蕴

虽然粤港澳三地教育合作发展具有悠久历史和良好基础，但必须承认的是，其过往合作交流是没有“湾区意识”的合作发展，而今天粤港澳三地在“湾区意识”下的教育合作发展都将面临理念上、心理上的相互磨合和调适。^①所有这些，都决定了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主动作为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简而言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的教育合作发展开始进入新周期。

一   教育合作发展实现由“外推”向“内生”转化

长久以来，凭借得天独厚的亲缘、地缘和文缘优势，粤港澳三地在教育合作方面已经取得较大的成就，但以往的教育合作主要由粤港澳三地政府的政策倾斜这种“外推”力量推动而成，“尤其香港和澳门相继回归后，各级政府部门参与度显著提升，积极创造各种沟通机制与交流平台，推动粤港澳三地深度合作发展”^②。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的教育合作发展超越了以往三地教育在政策、双方利益等层面功利性和事项性的浅层性合作。据统计，粤港澳三地青少年在校生达3 089 043人^③，教育合作发展将有助于促进粤港澳三地教育制度和理念的碰撞和创新，不仅是帮助青少年群体完成学业、进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过程，也是港澳青少年具体理解和认识内地改革开放发展进步的机会。

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既是湾区内部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国际教育形势的回应。就湾区内部而言，无论广东、香港还是澳门，其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都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亟需挖掘更多新的发展空间。对港澳高等教育来说，尽管香港高等教育在国际排名榜上拥有一席之地，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和高水平的教育质量仍是香港一张亮丽的名片，但其高等教育产学研面临着创新乏力和缺少空间以及整体学科覆盖不齐全的困境；澳门微型社会与过去殖民社会等条件，以及当前博彩业“一业独大”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导致其高等教育专业人才欠缺和本地生源不足等问题愈发突出。回到广东，“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一直是广东这个经济大省长期的痛”^④。尤其在深圳，好的大学教学资源匮乏，而一关之隔的香港却拥有七八所国际知名大学。因此，通过效仿国际上常青藤联盟等高等教育整合合作发展方式，将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在大湾区建设背景下进行重新布局分工、错位发展，最终形成有序竞争、紧密联系和协同合作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新秩序，无疑是回应国际教育形势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的出发点。

二   教育合作发展促进“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转化与谐动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的第一个大湾区规划，其建设毋庸置疑需要高瞻远瞩、聚焦高层设计。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起始阶段，应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层面进行政策上的顶层设计，如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规划纲要》和2017年7月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时习近平主席亲自见证签署的《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等政策文件，这些纲领性文件都是由中央政府直接制定，由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具体负责推行。不可否认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有赖于上端创设良好的政策环境为其领航和护航，尤其是当大湾区建设在推进过程中亟需制度创新和突破现有的体制机制壁垒时，这种“领航”和“护航”就显得特别重要。

虽然“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和指引对于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必不可少，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但是历史和现实表明，仅靠“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并不能解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的种种难题和痼疾^⑤，尤其当湾区建设到一定程度时，还需要虚实结合、聚焦民心和民生工程。大湾区内有近7 000万常住人口，规划只有涵盖更多民心、民生具体措施，令大湾区多数普通民众能够从中获益，感受到规划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和热心参与，否则就会出现人们对湾区建设的“冷感”。换言之，“自上而下”政策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领域对港澳的高层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港澳学生尤其是香港部分学生对大湾区建设仍存在一种“被规划”的消极应对心态。因此，民间和学生群体需要致力于促进三地年轻人心灵相连、增强国家认同感和引导港澳学生树立正确历史观、文化价值观的社会组织的“自下而上”推动。对于调动大学生群体和相关年轻人参与到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增强责任意识，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   教育合作发展超越粤港澳三地的区域性合作范畴

粤港澳三地教育合作发展并不是新的议题，早在“大湾区”概念被提出之前就已经推行了许多年。粤港澳三地教育的合作基础经常被学界所提及的是粤港澳三地的教育体系差异，港澳教育尤其是香港高等教育拥有科研实力较强的高校，但高校的专业知识难以得到有效转化，且缺乏产业发展的支撑，而珠三角九个城市则具备了新经济产业优势，粤港澳三地产教之间的优势互补乃至积极整合，是学界所熟知的教育合作关注焦点之一。大湾区建设背景下的粤港澳三地教育合作显然不能停留和满足于当前的水平和层次，应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的战略定位上进行同步思考。换言之，粤港澳三地的教育合作发展应该立足粤港澳，但同时又不能囿于粤港澳，应该在国际层面上思考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合作发展。因为，即使粤港澳三地教育资源得以充分整合，仅凭借这些资源还是难以承担支撑国际教育示范区的重负。就以粤港澳三地高校教育资源为例，尽管在香港为数不多的高校中就有五所名列世界百强名校，但不得不承认，其仍然存在高校数量少、学科覆盖不够齐全等现实问题。

这就引出了粤港澳教育合作发展仅靠三地高校整合能否担负起提升大湾区科研水平的重任，或者能否使大湾区成为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教育示范区和人才合作示范区的现实问题。退一步讲，对于要发展成为国际一流湾区或国际教育示范区，忽视国际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和参与国际教育对话而讲中国成功教育经验，也会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因此，粤港澳三地的教育合作发展应该超越粤港澳三地，即在实践的合作层面要跳出粤港澳这个“区域性”合作范畴，通过聚粤港澳三地之力和协同优势，来吸引更多的国际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这方面，作为大湾区四大核心城市之一的香港是全球高校和人才的一个聚集地，它一直发挥着显著的聚集效应。所以，以香港为桥梁，借鉴香港在内地办学的经验和模式(例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分校)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是我们拓展思考和推动粤港澳三地教育合作发展的思路。

二.   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的价值

由于香港和澳门社会的国际化与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与西方价值观较为接近，而内地城市的文化观念与社会管理模式与之有较大差异，这种“软文化冲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湾区内部的教育合作发展，同时也造成了港澳部分群体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弱，甚至存在抵触心态。教育是民心工程，承担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任，因此粤港澳三地的教育合作发展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第一，增进港澳青少年对祖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无论是在“大湾区”概念提出之后，还是在《规划纲要》颁布后的这些日子里，对于共建粤港澳大湾区，部分港澳居民尤其是香港居民存在一种“被规划”的抵触心态，香港业界部分相关人士还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会“矮化”香港角色，致使其丧失独特性等说法。这种担忧显然是一种消极的应对心态，这种心态尽管有其历史渊源，但鉴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给港澳带来的诸多机遇，其无疑是一种偏于落后的理解和态度。由此可见，港澳尤其是香港不少民众仍缺乏对内地文化、历史、人文地理和政治体制的深入了解，部分香港居民对急速变化的祖国内地依然知之不多，或戴上有色眼镜，对内地往往沉溺于主观构建的印象中，很难建立起与内地休戚与共的心态。教育是民心工程，通过教育交流与合作有助于增进粤港澳三地的民意基础，“引导港澳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和文化价值观，增强其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⑥。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合作可以进一步促进港澳居民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到内地多走走看看，具体了解和认识内地改革开放的发展进步。只有如此，才能促使粤港澳三地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和互相取长补短，减少猜测、减少矛盾，共同踏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台阶。

第二，促进粤港澳三地教育理念和制度的创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三地教育发展拥有更多的可能性，打开三地教育合作发展的加速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创设了一种新语境，是一种多样包容、灵动创新、奋力开拓的新语境，意味着教育也应当积极、快速、准确地发生创业型反应^⑦，其中就包括拓展外围、寻求多元化发展途径^⑧。尤其是对港澳教育而言，如何抓住这样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港澳教育在大湾区建设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显得特别重要。正如习近平主席在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重要讲话中所言，“苏州过后无艇搭”(逾时不候)，反应的快慢决定了进一步生存空间的大小，其直接区别于保守发展。粤港澳三地在教育体制机制、教育资源与实力、文化与价值、教育合作动机与需求等方面都存在差异^⑨，三地教育必然也各自存在着诸多自己无法看清又容易忽视的发展问题；一味封闭会加深自我优势的路径依赖，而忽视周围环境的急剧变化，不断强化以致筑起的堡垒越来越高，以为自己站得更高，却是在慢慢封锁自己。湾区战略语境就倾向于发展对象有力且准确地看到自己的劣势，并积极寻求解决对策，以更好地适应湾区发展速度。三地教育能够走向合作，促进彼此教育理念和制度不断碰撞和创新，其创业型反应才可能会更激烈，教育领域改革也才可能更彻底。

第三，有利于提升湾区的核心竞争力。粤港澳大湾区定位于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的更高要求，意味着大湾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目标放在国际一流教育和人才引进上，吸引更多的国际一流教育资源和科研机构将是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的不二选择。而国际化教育体系是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便于吸引高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集聚。纽约、东京和旧金山等世界级湾区能够持续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拥有高水平的国际教育体系。^⑩换言之，国际化的教育体系是吸引全球高端人才服务于大湾区的基础条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全球各国都进入顶尖人才争夺战的时代，为高端人才提供高薪厚职固然重要，但区域环境能够为其子女提供国际化、优质化教育资源，同样是一个根本的吸引因素，也关乎他们无后顾之忧地长期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因此，在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的背景下，应借助港澳本身对全球高校和人才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优势，通过港澳窗口让国际上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落地于粤港澳大湾区，或是借鉴当前港澳高校进入内地建校的各种模式引进更多的基础教育资源落地内地。这样既能够通过打造优质教育资源吸引国际高端人才，提升湾区核心竞争力，又能在“一国两制”的制度灵活性下，避开各种体制机制差异带来的合作难题。实际上，这样的发展逻辑对粤港澳大湾区高端人才吸引和提升核心竞争力来讲是一个良性循环。

第四，有利于为教育领域改革探索经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一场伟大的人类实验，希冀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利用制度差异，实现湾区从“技术”到“制度”再到“价值”的创新。如前所述，制度差异对粤港澳三地教育理念和制度的碰撞和创新具有积极价值，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讲，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粤港澳三地自身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发展、助力国家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优势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需要，同时也是依托特定区域进行教育深入改革与发展的先行试验。通过粤港澳三地不同的教育模式与体系，探索与创新教育合作模式和路径，总结湾区教育改革经验，为世界输出教育经验，为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添砖加瓦。正如《规划纲要》所指出的，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引进知名大学和特色学院，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显然，大湾区作为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已经不仅仅在解决粤港澳三地经济转型升级等现实问题，也承载着中国教育如何面向世界教育的问题，“教育具有特殊性，如何对外开放需要在特定区域内先行试验”^⑪。因此，作为未来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教育示范区和人才合作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在办学模式与人才培养质量方面，要瞄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积极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和一流学科建设经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⑫，总结中国教育经验，使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进而引领世界教育发展。

三.   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的策略和路径

教育合作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无法逾越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教育本身所具有的“软性”特征，相对其他领域的合作而言，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阻力较小，被接受程度也较高。尽管如此，仍需采取正确的策略和路径，才可推动三地教育合作发展顺利进行。

第一，坚持一个原则，即坚持以“一国两制”为指导原则。“一国两制”是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一国两制”的核心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是粤港澳三地在各个领域互动的定海神针。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必须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守“一国”原则。^⑬但在现实中，“部分港人对‘一国两制’方针存在错误认识，刻意弱化‘一国’，片面强调‘两制’”^⑭，这不仅无助于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共荣共生，更是给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带来了层层阻力。实际上，大湾区建设是对“一国两制”实践内涵的重大丰富和发展，即内地和港澳根据共同建设目标及各自制度优势进行的“协作性制度创造，是‘两制’向‘一国’回溯性建构的理性化过程”^⑮。在这样的背景下，港澳尤其是香港学界和精英阶层应该理性看待大湾区规划为其带来的机遇，具体理解和认识内地改革开放的发展进步，以积极心态面对国家和湾区。“中国人”应该成为“香港人”重塑国民身份与文化自信心的实践渠道，只有在这个根本原则的基础上，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才能从以往的表面转向深度、从被动转向主动、从消极转向积极。

第二，克服两种倾向。一方面，港澳居民要克服港澳地区在大湾区规划建设中“被规划”的心理倾向。《规划纲要》公开发布之后，部分香港人士尤其是民主党派相关代表直言对香港“被规划”的担忧，流露出消极应对心态。这种倾向很容易使香港错失湾区带来的诸多机遇，同时也不利于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与交流的顺利开展。事实上，在《规划纲要》颁发之前，香港、澳门特区政府一直积极主动参与其草拟工作，《规划纲要》也吸纳了不少相关人士的意见，并且高度尊重和慎重考虑了香港在湾区中的优势、地位和利益。因此，港人要加深对《规划纲要》的认识，把握机遇。另一方面，港澳居民要克服把珠三角地区当成养老后花园的心理倾向。《规划纲要》颁布之后，有不少港澳人士把它看成中央政府的另一个“惠港澳政策”，认为在中央政府这把“尚方宝剑”之下，港澳居民可要求珠三角地区各地政府给予帮助，协助解决其在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养老问题、就业问题和土地问题。^⑯在与港澳居民沟通的过程中，个别港澳居民对笔者直言，他们所认为的大湾区就是退休之后可以搬到珠三角城市进行退休养老生活。这种只管“索求”、不言“共享”的倾向容易招致内地居民的反感，进而无助于更好地推动教育交流和民心相通。

第三，加强三大建设。一是加强政策基建建设。与国际三大知名湾区相比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最大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在于“一国两制”下的制度差异。不可否认的是，制度差异在给粤港澳三地带来积极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机制体制上的合作壁垒，在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如果不能重视和及时研判或者有效规避这些影响三地合作和创新的相应先天因素，显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做好教育“政策基建”不仅是粤港澳大湾区落实打造教育人才高地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是突破粤港澳三地教育合作发展制度壁垒的必要举措。因此，完善城际教育政策协调议事机制，设立教育政策协调委员会、联席会议机制，及时解决粤港澳教育合作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显得更为紧迫。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央和粤港澳三地政府有必要就相关的财政和互通互认等达成更多的政策协议，为三地学者提供更大的合作便利。”^⑰

二是加强港澳学生学业文化适应机制建设。据统计，在中国内地高校当中仅暨南大学就先后有6万多香港学生和近3万澳门学生就读，目前仍在读的有5 000多名香港学生和2 000多名澳门学生。^⑱由于内地与港澳在教育体制和理念上存在差异，港澳学生在入读内地学校后面临着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与校园文化的适应问题^⑲，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软文化冲突”。因此，针对港澳学生有效加强学业和心理辅导机制，帮助其在内地顺利就读和适应校园文化，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最为根本的举措。加强港澳学生在内地的学业和文化适应机制建设，不仅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的基石, 同时也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深入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对港澳学生而言，在内地的就学经历不仅是完成学业的过程，也是他们形成对祖国归属感的重要契机。

三是加强粤港澳教育合作资金持续投入机制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涵括三地教育的方方面面，涉及领域较广，内容较多。不仅有高等教育方面的高校合作办学、共建实验室和优势学科，也有职业教育方面的招生就业、培养培训, 同时还有基础教育领域在广东为港澳子弟学生设立港澳儿童班并提供寄宿服务等制度安排。但是，湾区内珠三角地区九个城市现有的教育资源能否支撑得起港澳流动人口进入内地学习的体量，仍然是个问题。有调查指出，由于公办学校学位紧缺，珠三角各地纷纷采用积分入学制度设定入学门槛，部分城市的非本地户籍学生总体积分通过率在1/4至1/3之间^⑳，导致港澳或在湾区工作的流动人口子女陷入了“上好学”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的困境。因此，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筹建更多的公办学校和优化现有学校的寄宿条件，引入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进而吸引港澳地区青少年前来学习，保障他们在湾区内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将是确保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的可持续之路。

第四，重视四条途径。一是强调国民教育的课程设置。国民教育是指国家实施的让学生认识真正的国情、加强青少年爱国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形成学生公民意识和参与能力的教育。^㉑其核心是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 即一国公民从心理上对自己归属于祖国这一政治共同体的认知和情感^㉒，国家认同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一个强大的“历史与命运共同体”，从而将人们从个人湮灭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并重塑集体信仰^㉓。也就是说，国民教育和国民的身份认同、民族观、国家观、价值观密切相关。香港和祖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分离，长期的殖民统治使得香港同胞的国家归属感比较淡薄，同时深受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在短期内很难接受中国内地文化和价值观，而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极易导致隔阂与冲突，倘若这种差异走向政治化，就会产生离心风险^㉔，前些年发生的“港独”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换言之，如果只着眼于经济方面，解决港澳青年在大湾区就业和创业上的后顾之忧，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一种真正的认同，对于教育合作交流仍存在一定的阻力。就好比外国人到硅谷去就业和创业，抑或发展人生，但是能不能认同自己就是美国人，显然是说不定的。而国民教育可以让港澳青年对内地的历史、文化、政治体制运作进行纵深了解，这种人文切身感受比经济利益更能够触碰人心，更可以让香港和澳门青年增强国家身份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教育交流与合作发展的民意基础。诚然，这对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二是借助体育活动加强大湾区内高校大学生的交流和凝聚力。中国地域辽阔，每个区域、每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都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而粤港澳三地同属岭南文化体系，文脉相连，血缘相同，岭南的舞龙、舞狮和龙舟习俗源远流长。这样的体育活动对于粤港澳三地民众包括大学生群体的交流都能够产生一定辏合力和软文化共鸣。例如，在1988年端午节期间，由广州市政府承担举办的“88龙舟节”中，就有多达有1.5万名港澳台胞和海外侨胞专程赶回观光，受当时文化氛围的影响，有人热泪盈眶地说：“龙舟鼓点使我们深切感受到同胞爱、桑梓恋、民族情，对祖国富强更加有信心。”^㉕由此可见，如果由大湾区高校发起，举办各种常规化的定期性大众体育活动，如足球、龙舟和舞狮舞龙等赛事，将可进一步加强大湾区内大学生们的交流和凝聚力。^㉖实际上，通过体育赛事加强不同区域高校和青年大学生之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早有先例。1900年，由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八所大学因体育赛事而组成的“常青藤联盟”，就已经被事实证明对于推动高校间交流的作用超越了对体育本身的作用。所以，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大学生如果能够借助文化同源的传统体育活动来促进教育交流与合作，长远来看可为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奠定文化基础。

三是加强针对民众宣传教育合作发展带来的好处。《规划纲要》公布之后，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接受态度总存在一种两极分化的情况，即政府和企业比较热情地看待大湾区的发展，而普通民众则对大湾区还不太接受，甚至部分港人还存在抵触情绪。这是因为普通民众较多关注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对于与自己利益无关的往往兴趣不高。因此，要推动普通民众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过程中，需针对公众尤其是港澳地区公众加强宣传教育合作发展带来的好处，而且要特别说明有什么好处。值得注意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政府、宣传部门、媒体、智库和大学研究机构，在宣传中要尽可能发出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过程中“港澳需要大湾区，大湾区更需要港澳”的声音。换言之，我们在针对港澳地区进行教育宣传时，应多加阐明粤港澳三地在参与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中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强调教育合作发展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如“让学生在中学乃至小学阶段通过丰富的社会实践，来拥有开阔的眼界和职业认知，是当前全球教育改革正极力呼吁的一大目标。大湾区在此方面独具优势，三地大部分城市的产业都有其侧重，香港商业金融发达，深圳、东莞等地科技气氛浓厚，澳门酒店和文化娱乐产业占优势，大湾区内的学生可以很容易前往产业优势各不相同的城市获取实习、实践机会”^㉗。显然，让粤港澳三地民众知道并切实感受到充分利用各地教学资源可以提升三地大中小学生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能力，对于推动三地较多的力量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大的益处。

四是跨越“制度-文化”约束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无论是以上提到的强调国民教育课程设置，还是借助体育活动强化三地大学生群体交流，抑或是加强针对公众宣传教育合作发展带来的好处，其途径最终的落脚点和归属点都在跨越粤港澳三地“制度-文化”的约束上。相比粤港澳三地交通和基础设施上的互联互通给大湾区教育合作带来的便利而言，“制度-文化”是影响教育合作发展的最根本因素，同时也是最易被忽略的因素。粤港澳三地在过去长期合作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诸如信仰、习俗、价值观等的非正式制度，正是“制度-文化”这一系统的组成部分。所以，跨越“制度-文化”约束，无论从逻辑还是现实意义上来说，对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都应该是先行的策略和智慧考量。换言之，经过这些年国家在粤港澳三地的基础交通设施持续建设，随着港珠澳大桥和广深高铁等联通三地大项目交通基础设施的全面通车，粤港澳三地硬环境共建已经实现了大湾区“一小时学术圈”，但从现有的表象和以往的经验来看，除了加强看得见的资源流动和硬环境建设外，还要格外注意粤港澳三地隐性的“制度-文化”问题。

从这一层面上讲，情感的力量往往要大于资本的力量，因此，无论是内地还是港澳，都应加强对彼此的软文化认知。比如说，现在很多港人学会了讲普通话，但却没有深入了解普通话的精髓和言外之意，容易忽视言语中的细微差别，最终会错失许多为自己创造新天地的机遇；与此同时，在香港居住、工作的内地人，由于未能深入了解广东话话内和话外的细微差别，也较难融入香港主流社会。^㉘由此可见加强对彼此软文化认知的重要性，其不仅可为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提供强大凝聚力，而且可为创新教育合作发展模式提供可能性，其对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的持续推进不可或缺。

① 卢晓中、卓泽林：《湾区高等教育的形成与发展——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比较的视角》，《高等教育研究》2020年第2期。

② 毛艳华、杨思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创新》,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③ 广东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广东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8，第138页。

④ 陈先哲:《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走出一条超越现状的路》, 《光明日报》2018年8月7日。

⑤ 卢晓中：《深化高教领域综合改革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中国高教研究》2016年第6期。

⑥ 王福强、李丹:《把教育合作作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先领域》，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编《中国智库经济观察(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20页。

⑦ 创业型反应(Entrepreneurship Response)是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提出的概念，在这里主要是指随着大湾区外在需求的变化，粤港澳三地的教育体系根据自身的需要、条件和认知来做出选择和决定，采用各自的策略来应对契机，进而从未来发展战略和方向上进行内部组织机制和办学定位的调整，这样一种“反应”可以被视为具有主动精神、富有创新意识的积极“创业”。具体可参阅卓泽林、罗萍：《美国文理学院的创业型反应》，《复旦教育论坛》2019年第1期。

⑧ 伯顿·克拉克:《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第58页。

⑨ 许长青、卢晓中:《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理念、现实与制度同构》, 《高等教育研究》2019年第1期。

⑩ 王福强、李丹:《把教育合作作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先领域》，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编《中国智库经济观察(2017)》，第20页。

⑪ 王福强、李丹:《把教育合作作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先领域》，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编《中国智库经济观察(2017)》，第21页。

⑫ 章熙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高水平发展的着力点》, 《光明日报》2019年3月11日。

⑬ 新华社：《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光明网, http://topics.gmw.cn/2017-09/04/content_26004857.htm，访问日期：2019年10月24日。

⑭ 吴鹏:《香港推行国民教育的路径分析》,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⑮ 田飞龙:《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开启中国发展新征程》, 今日中国，http://www.chinatoday.com.cn/zw2018/bktg/201902/t20190222_800157436.html, 访问日期:2019年2月22日。

⑯ 梁海明、冯达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何让民众收益？》, 中国金融新闻网，http://www.financialnews.com.cn/gc/sd/201903/t20190322_156815.html, 访问日期:2019年10月24日。

⑰ 周文港:《做好大湾区教育“政策基建”》, 《光明日报》2019年3月11日。

⑱ 梁海明、冯达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何让民众收益？》, 中国金融新闻网，http://www.financialnews.com.cn/gc/sd/201903/t20190322_156815.html, 访问日期:2019年10月24日。

⑲ 余晖、卢晓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支持体系》，华南师范大学区域教育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 2019，第3页。

⑳ 同上。

㉑ 曾水兵、檀传宝:《国家认同教育的若干问题反思》, 《中国教育学刊》2013年第10期。

㉒ 许长青、卢晓中:《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理念、现实与制度同构》, 《高等教育研究》2019年第1期。

㉓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 译林出版社，2018，第195页。

㉔ 同①。

㉕ 赵国雄:《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㉖ 梁海明、冯达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何让民众收益？》, 中国金融新闻网，http://www.financialnews.com.cn/gc/sd/201903/t20190322_156815.html, 访问日期:2019年10月24日。

㉗ 吴宇光:《大湾区教育合作，应着眼于大湾区外》, 《金融时报》2019年3月1日。

㉘ 梁海明:《香港回归20周年的不变与变》, 《金融时报》2019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