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提出

当前，由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所引发的数字革命，正渗透到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领域，创造了一个全球化的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时代前缀。汹涌而来的数字经济代表了一种无法回避的全新社会情境，人类的生产、生活、学习、工作方式以及关于工作的思维随之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1]。工业时代以线性、静态、边界清晰为特征的就业市场和工作模式，在数字经济社会的发展下得以重构。各种“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促使传统劳动过程向数字劳动过程转型^[2]，以数字技术作为关键生产资料的新就业形态被不断催生^[3]，工作的不稳定性开始增加，就业形态变得更加灵活^[4]。自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截至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9.2万亿元，占GDP比重的38.6%，同比名义增长9.7%^[5]，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给中国就业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2022年，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向社会公示《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围绕数字经济的发展要求新增了97个数字职业。特别是近年来兴起的零工经济、数字劳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互联网劳动等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工作方式与生产模式，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直接指出: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可见，开启数字化革命、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实现自主性创新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

数字经济时代就业市场的变革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讨论。一方面，一些学者秉持乐观的态度，强调市场经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表现出的适应创新和变革的能力，认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就业市场存在巨大的就业创造效应，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释放出更多新兴岗位，并实现更高质量的自主就业^[6]。另一方面，一些学者秉持批判的态度，认为数字技术的进步会造成大规模的技术性失业，导致显著的就业替代效应^[7]。同时，伴随着失业风险的增加，数字经济导致数字资本主义逻辑中资本的剥削与劳动时间的异化^[8]、职业人自由和个性被剥夺^[9]、工作安全感与就业保障感丧失^[10]等负面影响。不可否认，自21世纪以来，数字经济对就业市场构成了全球性的挑战且具有广泛的影响，特别是立足于中国的发展现实，不断加快的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在给我国就业市场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对我国就业市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11]。风险社会理论的奠基人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就曾预言：“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进入高风险社会。”^[12]

数字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有不可阻挡的趋势，它引发了社会从经济结构到市场结构、再到人才结构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社会各系统相继被卷入这场由数字经济带来的整体性变革之中。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它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与改善人口素质，为社会经济可持续性作出贡献^[13]。特别是随着现代社会的非线性发展，教育已不再是某一种教法和教育实践问题，而是牵涉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复杂关系。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就曾指出，工作者的教育资历与职业技能对于其收入、就业保障、职业生涯前景、各种福利的获得至关重要^[14]。因此，数字经济必然会通过“经济—市场—人才—教育”这一条影响链，诱发职业教育系统发生诸多变化。具言之，数字经济发展的实质是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这个过程推动了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生产效率，也影响了就业市场在规模、结构、质量等方面的变化^[15]。就业市场是按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源进行配置、调节的市场形式^[16]，因而就业市场发生转变将直接表现于市场对劳动力供给的需求转变，如数字经济在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的同时，也会使部分低技术岗位被替代，从而造成第二产业技术性人员就业的减少。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类型，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传授技术技能为受教育者提供必要的就业保障^[17]。这意味着，由职业教育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要适应就业市场发展需求。正因如此，技术技能人才的供给结构能否满足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的劳动力需求，常被视为衡量中国人才供给侧经济适应性的重要标准^[18]。所以，对数字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转型的理论基点，而对数字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探究也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然而，反观近年来学界对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国内鲜有研究系统性地从教育维度考察数字经济时代因就业市场变革所带来的影响及应对，“数字劳动”“数字技术”“数字剥削”等关涉数字经济的问题基本都笼罩在“政治经济领域”的自带光环下。在面对就业市场变革时，教育领域极有可能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特别是对于与市场经济有动态适应关系的职业教育而言，两者具有较强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19]。一方面，就业市场的变革将推动职业教育在专业结构、人才培养、办学规模等方面的转型；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又会通过人才培养规格、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等方面的变革，直接影响就业市场变革的方向、速率、质量等。2022年4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强调：“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职业教育改革，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符合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的职业教育制度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然而，从职业教育维度探讨数字经济与职业教育的研究相对零散。一方面，在以数字经济为主题的研究文本中，职业教育要么被视而不见，要么在研究总结部分被一笔带过；另一方面，在以职业教育为主题的研究文本中，数字经济时而被当作研究的背景信息，时而隐含在研究过程中，点到为止。

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主要关注的问题有以下三点：一是，数字经济对就业市场产生了哪些挑战；二是，这些挑战对职业教育和技术技能人才提出了什么要求；三是，职业教育该如何通过人才培养回应这种要求。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探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不仅关系到技术技能人才的就业稳定性，也关系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数字化转型，还有助于回应和预见就业市场在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促进就业市场与职业教育的良性互动，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数字经济对就业市场的新挑战

“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症候，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入手来说明教育的转型。”^[20]“培养人”是所有教育的最终目的，职业教育是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术技能为主要目的一种教育类型，其最终目的是培养“职业人”^[21]。“职业人”是连接教育转型与社会转型的中介变量，要分析数字经济时代下职业教育的转型就离不开对工作世界与社会人才需求的考量。当前，以数字技术应用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促使工作者所处的工作世界发生巨大改变，这成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转型的外推动力。因而，对以下问题的分析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就业市场呈现出哪些与数字技术紧密相关的特征？导致的影响有哪些？对技术技能人才提出了什么新要求？

一   失业风险：从“岗位失业”转向“技术失业”

21世纪初，伴随着数字革命和数字经济介入市场经济活动和经济环境，生产、资金、资本、贸易等经济要素的全球性流动不断加快，技术要素深度嵌入数字化生活和社会实践之中，企业和工作者面临全球竞争和风险，传统以财富生产“逻辑”支配风险生产“逻辑”的关系直接颠倒^[22]。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在《资本论》中就多次强调，“机器生产使工人在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状况上遭遇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性，成为正常的现象”^[23]522。特别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范围内的就业与劳动愈加呈现不稳定、不确定的特征。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不稳定就业工人数量占就业总量的42.8%，该比重在发展中国家更是达到78.9%^[24]。全球就业不确定性的典型表现为：以数字技术变革为基础和特征的数字经济，所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更加激烈、长久，两者带来的技术性失业风险日渐陡增^[25]，工作者面临的失业风险开始从“岗位失业”转向“技术失业”。

一方面，以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劳动不断涌现，催生出如网络测量员、全媒体运营师、区块链应用操作员、信息通信网络终端维修员、数据库管理员等工作岗位，从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加工处理的工种增多。另一方面，新兴行业的诞生意味着一部分可替代性较强、技术技能含量较低、流水线式的就业岗位和工作将逐渐消失。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成为数字经济对就业市场影响的综合效应，尽管工作者看似有更多的职业选择，但实则他们更加弱势，因为他们不仅丧失了议价的权益，还随时面临被解聘的风险^[26]。就业市场以短期失业、隐性失业、结构性失业为包装的技术性失业将不断增加。有研究者通过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定量分析得出结论：当前有47%的工作岗位存在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风险，其中最容易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岗位是电话销售员、餐饮服务员等第三产业的劳动者，超三分之一的人类工作岗位存在失业风险^[27]。特别是针对只能适应某一特定工作模式的职业人而言，这种技术性失业风险会愈加扩大^[28]。

可见，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输出将更多以技术劳动和脑力劳动为主，就业市场对具有初级知识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的需求相对减少^[29]，将更青睐具备高认知能力的工种。这将不断冲击职业教育传统的分学科、分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引发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准备程度和效果的担忧。因此，职业教育有必要及时对数字技术作出回应，跟上技术发展的需要，让职业教育的培养计划与学徒资格向更高层级的技术发展，否则技术技能人才就难以胜任数字经济社会的工作任务，所完成的工作质量达不到相应标准，也极有可能因为技能不足面临技术失业风险。

二   雇佣关系：从“雇佣工人”转向“流动工人”

数字经济带来了一种新的工作结构，促进了新的价值生产模式产生，以数据驱动、平台支撑和网络协同为特征的数字经济实现了超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协作，催生出了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共享经济等灵活的、非标准的、非正规的就业形态。而新就业形态的诞生造成了就业市场雇佣关系的去稳定化，出现了合同工、临时工、散工、兼职工等非正规的雇佣方式。国内已有研究通过使用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CULS)2016年数据分析发现，中国非正规就业的占比达到34.95%^[30]。

一方面，虽然新经济形态缓解了就业压力，但劳动关系得以重构，非标准的雇佣方式越来越普遍，就业流动愈加频繁。工作者在短期内很有可能从一个工作跳到另一个工作，工作的临时性、过渡性和自主性增加，就业市场出现了更多的“流浪型工作者”，他们也将逐渐从“雇佣工人”转向“流动工人”^[31]，而这种身份的转变弱化了劳动者的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工作者将承担更多的劳资风险。马克思认为，“剥削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或集团凭借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无偿地占有另一部分人或集团的剩余劳动，甚至必要劳动”^[32]。在新就业形态的非标准、非正规的雇佣方式与雇佣关系下，尽管平台企业看起来没有对生产资料实行垄断，但平台经济的价值分配让平台资本对数字劳动者的控制强度正在变大、控制形式隐藏得更深。工作者的行动被不同公司或企业按照特定的算法分类、排序和组织，成了在服务器节点中的“数据主体”或“算法身份”，并被处理为被干预、治理、惩罚和规训的对象。劳资风险就通过这种方式将风险更多转移至劳动者个体，进一步加剧了劳资关系的不平等^[33]。长此以往，使工作者陷入疲于竞争和承担风险的脆弱境地，工作者的焦虑感、不安全感和无保障感增加。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会造成非正规就业人员心理健康问题，相比于正式员工，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34]。

总之，数字经济时代，技术技能人才“从一而终”的全职性工作生涯不再具有适应性，雇佣合同和劳资保障不再具有稳定性。具备跨岗位就业、综合就业、职业迁移能力以及创业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将更加适应就业市场；同时，技术技能人才还需要具备稳定的心理素质以抵御多变的职业生涯。面对就业市场的挑战，对于职业教育而言，一方面，要改变传统具有确定性的职业生涯教育模式，培养学生适应多变工作情境的能力；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上要纳入更多的对象，以提升流动工作者的社会融入。

三   工作模式：从“工厂模式”转向“数字模式”

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市场管理模式、经营模式和组织模式，工作者的工作模式与劳动方式也发生了深刻调整。传统工业社会以泰勒主义为标准化的“工厂模式”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数字劳动开始涌现，无论是工作关系、工作内容、工作方式，还是工作安排、工作组织等都与数字技术紧密结合，并呈现出灵活、多样、弹性的去标准化特征。

一方面，以物联网、服务联网和信息物理系统等生产技术为特征的数字经济，能通过数字信息交换将劳动者连接在一起，打通了劳动的情景区隔，让工作时空脱离标准化的框架限定，模块化、网络化与集群化成为新的工作组织模式^[35]。工作者不再需要聚集在一定的物理空间内进行工作，工作可以通过远程办公、在线会议、虚拟操作等技术手段展开。帕特西亚·提西内托·克劳夫(Patricia Ticineto Clough)就曾指出，数字技术对社会空间的重构加速了边界化、去边界化和再边界化的过程，这种变化也释放了主体的能动性^[36]。但与此同时，伴随着工作空间的虚拟延展，数字技术也让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的界限更加模糊^[37]，工作者在被赋予更多能动性和更大延展性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数字麻烦”。借助技术手段，管理者可以进行更为严苛的“全景敞视”监控，对劳动的压榨也由工作场所延伸到生活场所，增加了工作者的劳动强度，让工作者的身心不能自如，管理者就顺理成章地以相对隐蔽的手段加强了对劳动者的控制，从而追求工作者更多的剩余价值^[38]。尽管技术进步看似带来了工作时空的便捷性和可控性，实则信息的压缩、时间的加速和工作生活空间的延伸对工作者来说，消极的意义更大，工作者进入了一种“技术无意识”的状态，难以控制工作时空的可变性。传统工作者在特定的时间到固定的空间工作，而如今工作者被要求随时在所在地开展工作，工作日与生活日的界限愈加模糊^[39]。正如马克思所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23]469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生产体系的不断介入，数据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乘数作用不断凸显，生产实现了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劳动生产率迅速提升^[40]，工作设备和工作设施变得更加先进与智能，生产系统走向数字化，工作模式走向认知密集型。工作者的职业活动和生产模式已不再是单纯的实际操作，而是一个充满科学思维与智力活动的过程，他们需要借助数据系统操控越来越复杂的加工生产过程^[41]。而且，为了保证知识型工作的高效完成，工作者必须时刻处在学习状态^[42]。工作领域对工作者的需求层次将不断提高，可能会采用“掐尖式”的用工模式，维持高生产效率。企业行业更需要懂得高端操作技能、熟练运用各类工业软件和理解整个生产体系的工作者，并且需要工作者将自主创新作为工作内容的一部分^[43]。

因此，工作模式去标准化和数字化的转型，要求技术技能人才必须熟练掌握各种数字化技能技术，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综合素养，进行创新性的生产工作，同时还要摆脱在数字劳动中可能出现的工具化现象。这也意味着，职业教育要提升人才培养的灵活性与创造性，加强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等复杂能力的培养。

三.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新使命

职业教育的功能是把人导向以职业为载体的工作体系^[44]。可见，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适应现代就业市场。数字经济时代就业市场的变革对技术技能人才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具体包括创新创业能力、跨岗位就业能力、数字化应用能力、情绪调节能力、普遍适应能力、终身发展能力等，这也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使命担当。课程、教学与专业作为支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关键抓手，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所遵循的“经济—市场—人才—教育”的进路中具有重要功能。为此，要分别通过课程知识重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数字集群专业设置等路径，增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和数字经济之间的适应性。

一   供给不确定性的课程知识，塑造技术技能人才适应数字经济的知识体系

课程建设是教育实践的核心，在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中有重要地位，因为课程知识就是学生知识体系形成的基础^[45]。职业教育给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什么样的课程，就意味着技术技能人才能拥有什么样的知识技能体系。面对数字经济时代就业市场的非线性变化，要让技术技能人才的知识体系适应数字经济的新业态与新技术，就必须打破传统遵循线性思维设计的课程，将外部经济市场的“不确定性”作为职业教育课程设计的推动力，让职业教育课程知识供给更具灵活性，更好地为技术技能人才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服务。

首先，要提升职业教育课程知识的情境性。职业教育工作本位的课程观强调知识的情境性，但现实中职业教育课程仍有很多知识与具体情境无关^[46]。为此，一方面，要融入数字化情境，将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新技术、新业态、新产品、新工艺、新准则等现代高新技术知识融入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让技术技能人才清晰地认识自己在数字经济社会中需要具备的技术知识。另一方面，要融入风险情境，将数字经济时代下就业市场、工作世界、劳资关系等呈现出的高度复杂化趋势融入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开发出符合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学校知识，引导技术技能人才不断关注就业市场的变化，认知职业生涯的发展趋势，进而使其为职业生涯可能发生的风险与变化做好充足的准备。

其次，要提升职业教育课程知识的动态性。职业教育课程知识主要来源于工作世界，而具有不确定性特点的数字社会注定职业教育在课程知识的选择上要保持“能动性”。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结构上都要跳出限定性的知识范围，根据课程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化建设，让技术技能人才接受更多动态性、多变性、组合性的课程内容和非限定性知识，进而实现技术技能人才的知识结构与数字经济社会的相互形塑。

再次，要提升职业教育课程知识的现代性。提升职业教育课程知识的现代性就意味着，职业院校要利用智慧教室、虚拟工厂、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通过建立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数字化教材、建设校内外数字实习实训基地等多种方式实施课程，对技术技能人才进行数字素养提升和关键能力培养，进而不断改变技术技能人才的学习方式、学习思维，使其能从容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给就业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47]。

最后，要提升职业教育课程知识的人文性。数字经济给就业市场带来的客观化与主观化风险，诉求职业教育价值理性的回归，在课程内容上相应要强调人文知识和技术知识的相互渗透。技术理性和社会理性的融合^[48]，引导技术技能人才不断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变革做出反思和适应训练，进而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批判性思维、技术伦理道德与心理韧性等。

二   构建终身学习的教学模式，增强技术技能人才应对数字经济的基本素质

教学模式是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互动的关键枢纽^[49]，而教学模式的构建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尤其是离不开特定的教育目标^[50]。面对数字经济时代职业流动性加快、职业半衰期加速、短工化现象严重的现实情境，职业教育的目标使命不再只为了数字社会培养预定的人才，还为更多学习者的终身学习和成长，以及各种可能的发展奠定现实基础。相应地，这要求职业教育要推进以终身学习为导向的教学模式，为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提供教育，提高他们应对数字经济社会的基本素质，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就业机遇和发展机会。

一是构建短期培训和长期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一方面，职业院校要对下岗失业工人、进城务工人员等以简单重复性劳动为主的工作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利用企业与政府资源，实施“订单、定点、定向”的培训，为他们提供短期速成的技能培训，使其掌握智能技术的操作应用和基本原理，避免被数字经济社会淘汰。另一方面，职业院校要长期和持续地为低技术技能人才提供智能技术指导与技能培训，根据不同工种的特点，提供具有普适性的数字教育服务，促使他们能不断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职业转型，融入数字经济时代，并为其创造更多的就业空间。

二是构建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相衔接的教学模式。数字经济下不稳定的就业风险诉求职业教育要向后延伸技术技能人才的受教育时限，确保技术技能人才的就业成功率和持续性发展，让技术技能人才获得适应数字经济社会变革所需要的可转移技能^[51]。一方面，职业院校要持续监测毕业生的职后发展情况，保持更强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对毕业生的技能教育、劳动保护、心理健康等进行测评，对某些可能面临技能替代危机的毕业生进行职后教育培训。另一方面，职业院校要通过高质量的校企合作，整合校内与校外的资源，对企业在职员工定期开展数字化技能和理论培训，进一步提高其复合型知识储备和反思创新能力，这同时助推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三是构建技能培训和思想引导相融合的教学模式。一方面，要注意某些难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就业市场变革的技术技能人才的整体需求，促进其数字化技能提升，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还要关注技术技能人才的心理健康、身份融入、择业观念、职业道德等内容，对其提供思想引导性的教育，确保他们对相关政策法律、工作生活、职业发展规划、就业市场变革、自我心理健康等有一定的认知了解，提高工作者的抗挫心理水平，降低他们由技术性失业带来的心理健康风险。

三   推动专业建设的数字集群，发展技术技能人才引领数字经济的高阶能力

专业建设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支撑性条件，只有专业设置合理，才能保障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和产业的平衡发展^[52]。就业市场需求是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重要依据，当前数字经济促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数字化转型，加快了技术的创新应用，不仅让现行产业结构逐渐由线性的产业链变为立体的产业生态，还促使产业结构不断上移和数字化产业生态的进一步发展^[53]。因而，为保障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与就业市场的相互适应，职业教育要改变传统的专业建设滞后于产业发展的问题^[54]。通过数字专业群与数字产业群的接轨，发展技术技能人才引领数字经济的高阶能力，实现人才培养与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

一要利用技术手段，科学、动态地对原有专业进行规划调整。职业院校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预测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及时更新“专业目录”，发布技能需求信息；对市场供需进行研判，将具有同质性的专业进行整合，不具有市场适应性的专业进行拆并，实现专业发展紧跟产业发展，甚至引领产业发展，让技术技能人才对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转型升级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二要聚焦“数字经济”进行专业群建设。一方面，职业院校要拓展专业现代化的内涵空间，推动传统专业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让数字化成为专业群发展的连接点和中心点，如联结“互联网+农业”“互联网+养老服务”“互联网+旅游”等传统专业，打造“互联网+”专业群。另一方面，职业院校要新建与数字经济息息相关的专业群，关注兴起的行业岗位，积极捕捉产业升级新趋势，注重对自动化、大数据、智能制造、电子电气、信息通信等专业进行整合、优化与升级，将专业从原有的对应某一行业和某一岗位，转至对应“数字化”这一具体的行业领域，保证技术技能人才的数字化生产技能和知识具有较强的迁移性和通用性。

三要制定数字化专业领域证书认证标准。为进一步扩大技术技能人才的就业面，还需将技术技能人才的数字化专业能力直接体现在资历证明中。因此，职业院校、政府和企业行业等多方利益者要共同制定基于知识、技能、能力等各类数字化学习成果的认证标准，通过多尺度的数字化能力认证体系，推动以数字化专业为中心的各种技能学习的成果认证^[55]，确保技术技能人才及时应对和规避数字经济时代存在的职业错配、技术性失业、雇佣关系不稳定等现象。

进入21世纪，以数字经济、智能产业、虚拟信息为主要特征的数字化社会正引领人类社会进入新的时代，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实现新一轮快速增长的战略选择。虽然数字经济创造了许多高薪职位，给经济市场带来了巨大效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但数字经济对就业市场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56]。在由数字经济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中，工作者的职业生涯不再像以往那样稳步上升，而是面临着随时失业的风险；不稳定的雇佣关系和不断增多的临时性工作，加剧了工作者的不安与焦虑；数字化工作模式对绩效的追求，在让质量与创新成为工作者聚焦重点的同时，也使工作者的收入和付出不成比例，甚至令他们低估了工作质量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可以说，数字经济时代各种各样的信息、数据和算法无处不在，它们已经彻底渗透于我们的社会生活。而当我们对数字技术的依赖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产生副作用，工作者面临的是一个从有意义到无意义不断转换的过程。这一切都给社会提出了难以规避的问题：如何让技术技能人才做好应对甚至塑造未来工作的准备？职业教育作为培养未来工作者的最好方式，必须承担数字经济引致的就业市场变革风险，通过人才培养的根本性转型，发挥其在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主体性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断培养符合更高社会形态要求的工作者，让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的目的和前景持有坚定的信念，让工作者能在工作中实现主体性的回归。因为这些信念对于职业教育和未来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它将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工作的意义，认识到人何以为人。正如马克思在发展经济学中始终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57]。当然，教育的作用效度也是有限的，企业、政府、教育工作者、公民没有任何一方能通过单打独斗解决数字经济时代引致的就业风险，唯有所有利益相关者汇集在一起，通力合作，才能最大化扩充数字经济带给就业市场的福利，进而降低数字经济时代工作者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让工作者能重获主体性地位，从数字劳动异化的困境中走出来。诚如马克思预言：“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