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市场剧烈动荡。与之相伴的是关于法币的谣言蜂起，对社会、经济、政治和人民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对日作战之外困扰国民政府的重大难题。为此，国民政府采取了多项应对措施，力图辟谣止谣，维持法币的价值和信用，进而稳定金融市场和遏制通货膨胀。然而，这些举措多以失败告终。谣言仍然层出不穷，甚嚣尘上，成为加剧通货膨胀和法币信用危机的助推器。战时通货膨胀问题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有关研究成果对通货膨胀的成因、表现、危害以及国民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等已有较为充分的论述，但关于通货膨胀中的谣言传播与国民政府的应对措施鲜有论及。^①鉴于此，本文试图围绕全面抗战时期关于法币的谣言与国民政府的应对措施展开深入研究，着重分析战时关于法币谣言的内容、长期肆虐的原因、国民政府为防控谣言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同时见微知著，从新的角度检视战时通货膨胀中的社会心理和国民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若干特殊面相。

自法币诞生之日起，关于它的谣言就从未停止过。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的直接肇因是，美国自1933年起在国内外收购白银，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国内银根紧缩、物价低落、市场萧条。为应对经济恐慌，南京国民政府在英国和美国的支持下，于1935年11月宣布币制改革，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发行的钞票作为法定货币，禁止使用包括金银和银元在内的现金。^②不过，废除银本位制，民间素有反对声音，怀疑法币价值、信用以及担忧国民政府滥发法币造成通货膨胀的声音不断在报章上出现，各种谣言长期充斥坊间。

实际上，在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的前夕，通货膨胀谣言就已甚嚣尘上。1935年10月23日，市面谣言纷起，传说中国货币将贬值三成五；24日关于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纸币停兑的谣言又不胫而走，引起市场巨大恐慌和银行挤兑风潮。^③1936年市场上关于法币的谣言接连出现，有的还捏造事实，如南京国民政府将改铸1元银元，其大小、成色仅等于原有银元的三分之一，实质就是使法币贬值。这些谣言使市场一直笼罩在不安和恐慌之中。为此，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还专门对中央社记者发表维护法币的宣言，指出：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禁止使用金银和银元等现金，再铸银元显系谣言，“此种常识，人人应有，无待深辩。其为浮言所惑者，徒暴露其知识之薄弱而已”。^④尽管国民政府誓言要维护法币信用，但关于法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谣言还是不绝于耳。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时局发展和通货膨胀的逐步恶化，关于法币的谣言越来越多，并很快形成燎原之势，与物价上涨、法币贬值、黑市猖獗等桴鼓相应。1941年有人撰文指出“金融市场的动荡，大多起因于谣传”，有关法币的谣言层出不穷，“于是市面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结果致汇价暴缩，物价飞涨”。^⑤将“汇价暴缩，物价飞涨”归因于谣言固然夸大其词，但谣言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和助推了通货膨胀的恶化是不言而喻的。

从内容上来看，全面抗战时期关于法币的谣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法币贬值。这其中包括两种谣言：其一，国民政府法币准备金或者外汇用完；其二，国民政府人为贬损法币价值和信用。这二者之间紧密相关，都指向法币贬值甚至成为废纸。从货币本位上讲，法币实行汇兑本位，“法币价值之维持，依外汇定之”。^⑥故社会上对国民政府法币准备金和外汇储备十分关心，毕竟这关系到法币价值和信用的基础。法币改革时，国民政府为维持法币信用和金融稳定，建立起法币与英镑、美元的固定比率，规定法币对英镑和美元的比价分别为1元法币等于英镑1先令2便士半和美元0.297 5元，允许无限制买卖外汇。为维持币值和巩固信用，国民政府通过收兑民间黄金、白银和银元，同时与美国达成白银协定，在较高的价位将收集到的白银卖给美国财政部，到全面抗战爆发时已掌握数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此外“还拥有大量的准备金”。^⑦但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市面上却出现国民政府“减低法币的正货准备”的谣言。^⑧全面抗战爆发后，时局不稳，通货膨胀形势日益严峻，围绕法币准备金或外汇储备不够甚至用完的谣言更不断出现，以至于广泛存在“法币基础不甚巩固，对外信用产生动摇”的社会心理。^⑨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外汇储备确实不断降低，与法币发行规模日益不相匹配，关于法币准备金和外汇用尽无法维持法币的谣言更是甚嚣尘上。不仅如此，关于国民政府人为贬损法币价值的谣言也反复出现，甚至谣传国民政府“对法币不予维持”。^⑩

二是关于外汇平准。这方面的谣言在战时也长期存在，对于削弱法币对外价值进而动摇法币信用基础和加剧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抗日战争不断推进，国民政府鉴于外汇储备消耗过快，被迫放弃无限制买卖外汇政策。1938年3月12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央银行办理外汇请核办法及购买外汇请核规则》，严格管理外汇买卖，规定一切外汇事宜须请中央银行总行或其香港通讯处核定后“按法定汇价售与”，以“巩固法币信用，保障外汇基金”。^⑪从此，国民政府实行管理外汇制度。为加强管理外汇，1939年国民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建立中英外汇平准基金，1941年进一步取得美国的支持，建立中英美平准基金。其主要作用是在中国市场买卖外汇、平抑黑市汇价，努力稳定法币的对外价值，进而维持法币信用和遏制通货膨胀。关于管理外汇，怀疑和反对的声音很大。孔祥熙在向蒋介石的密报中承认“自办理以来，既备受各方之不满，甚者称为虐民之政”。^⑫随着管理外汇的日益严厉，围绕外汇平准基金和国民政府的平准活动一直充斥着各种谣言。例如，1939年6月7日国民政府决定停止以官方汇率出售外汇，顿时“谣诼繁兴”，有人说英国将停止援助中国维持法币，有人说中英外汇基金“已告枯竭”。谣言使市场“惶恐异常”，不仅汇价出现剧烈波动，黄金、股票、拆息、物价等随之上涨。^⑬时任浙江第一银行总经理的李馥荪在致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贝祖诒的电报中对“谣言蜂起，市面恐慌”的情形十分痛心，担忧“整个金融势将崩溃”。^⑭1940年5月，外汇市场再起风潮，充斥着各种谣言，如“中国政府行将废止法币可购外汇的资格，而另发金库券代之”以及“中国政府又将实行限制提存”等，“散播得很利(厉)害”，进一步加剧了法币黑市的猖獗和通货膨胀。^⑮此后，类似谣言反复出现。

三是关于发行流通券、大钞券和新币。这方面的谣言在战时更是此起彼伏，影响很大，不断加重社会对于法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忧虑。例如，1939年6月，国民政府财政部为防止资金逃避，发电限制提取存款办法，规定上海银行和钱庄“八一三”事变以后法币存款，除发放工资者外，每周支取限额500元，超出者以汇划支付。此规定一出，市场上立刻“谣言蜂起”，误以为“发行流通券，弄得一般存款人忙向银行提取法币”，连续多日发生提存风潮。实际上，该汇划制度意在控制市场上法币的流通量，“其旨均在安定金融”。票据限银钱业之间汇划，“故汇划证将来在市面流通，一定很少”，与新币或流通券有着本质的不同。^⑯还有谣言说，国民政府决定以划头代替5元以上的法币流通，仅留1元以下的小额通货在市场流通，只准许划头购买外汇。此论进一步加重了市场对法币贬值的担忧，因以划头购买外汇，就会导致法币贴水，“便与法币跌价无异”。^⑰8月，市场风传国民政府“决定以外人为后盾之新货币替代法币”。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但对市场仍带来不小冲击。^⑱到1939年底，市场又流传国民政府准备发行金本位券和流通券(或军用票)。前者用于购买外汇，后者限国内交易和流通。^⑲关于发行新币或流通券的谣言反复发生。据统计，自全面抗战爆发到1940年初，仅上海市场就出现过“不下十五六次之多”，“影响于战时人心者至巨”。^⑳1941年以后，关于国民政府发行大钞券的谣言颇为盛行。“传说将发行500元和1 000元面额的钞票，以致引起自由市场外汇率和敏感的物价高涨；随着物价的高涨，同样的谣言又不时地继续传播。”^㉑1945年，抗战胜利的前夕，国统区又流传国民政府发行新币的谣言，说国民政府决定发行孙钞取代法币，1元孙钞合法币1 000元，2元合美金1元，引起巨大恐慌，甚至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上参政员严錞就此向财政部质询，要求“暂缓发行，纵须变更，亦应在战事结束以后，俾免币制为之紊乱”。财政部对此辟谣说：“近来社会上常有改革币制，发行‘孙币，施行金本位’等种谣言，类皆学者、专家自动研究，及少数市民之猜测，绝非官方意见。”^㉒

谣言是缺乏明确可靠的依据或者没有得到证实的却广泛传播的信息。它既可能是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扭曲、变异、失真，也可能只是添油加醋式的解释和评论。一般来说，谣言经证实后便会渐渐归于沉寂，但在一些情况下被逐步放大并流传开来，四处漫延，甚至呈愈演愈烈之势，对社会造成严重影响。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就无时无地不充斥着各种谣言，时人常用“谣言蜂起”“谣诼纷纭”和“谣言盛行”形容。1938年的一篇文章就痛感“抗战期间之谣言纷纷”，对抗战工作造成消极影响，因此将辟谣止谣作为战时“做人心消毒的工作”和知识青年的“特有任务”。^㉓

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动荡，纷乱不已，人们对国家、民族和个人前途充满了诸多未知、不满和恐惧，因此社会上充斥着有关抗战时局方面的谣言，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为什么关于法币的谣言也如此之多、影响之大？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首先，从谣言传播的主体来看，日伪的“谣言攻势”、投机者的推波助澜和民众有关法币知识的落后是极其重要的三个因素。

其一，日伪的“谣言攻势”。战时日伪为了动摇中国民众的抗战信心、瓦解中国抗战的社会心理防线，无所不用其极，散播谣言即是重要的方面。鉴于法币对于支撑中国抗战经济体制的巨大作用以及与民众日常生活的重大关系，日伪制造的诸多谣言中，关于法币的谣言相当多。经济学家张一凡指出：日伪“对于法币的基本态度”是以发动“神经战的目的”，无论起初破坏法币还是后来吸收廉价法币，都离不开散播谣言来制造恐慌。^㉔例如，1939年8月中旬，日伪散布法币制度将有变更，国民政府发行一种所谓“贸易通货”用以代替法币的谣言。1939年底，日伪大肆传播国民政府发行金本位券、流通券或军用票的“无稽流言”。1940年，日伪又散播谣言，说“中国政府发行无限无准备金之法币，应付战费”。^㉕1942年，武汉日伪散播谣言，“如谓我某版法币为伪造，如谓中央银行二十五、二十六两年德纳罗公司印各种无地名法币为伪造，并谓水印系剪贴而成，不能使用”。^㉖鉴于日伪大肆散播关于法币谣言的恶劣行径，翻译家朱生豪指出：谣传法币贬值、发行新币或流通券是“日人的谣言惑众的老套手段”。^㉗国民党第五战区经济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华中日伪“擅造各种谣言，减低法币信用，以达其扰乱我金融市场之目的”。^㉘时人通过报章不断揭露日伪散播关于法币的谣言的险恶目的，一则破坏法币信用，二则抬高伪政权发行的伪币价值，还便于乘机收购法币以搜购物资和套购外汇，“用心之毒，殊堪痛恨”。^㉙

其二，投机者的推波助澜。战时关于法币的谣言之所以大量出现并大规模传播，国民政府和一些报章舆论把投机者的推波助澜视为重要因素。例如，1938年6月至8月，外汇市场动荡，“谣言甚炽”，法币对英镑、美元的黑市汇价暴跌，国民政府财政部直指谣言为“投机者操纵所致”。^㉚当时各大报刊纷纷发文，批评一些投机者猖獗地散播关于法币的谣言，企图通过制造市场恐慌，哄抬黑市，从而牟取暴利。^㉛揆诸史实，战时数次传播很广的关于法币的谣言与投机者推波助澜脱不了干系，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法币黑市的存在。前文提到，自1938年3月起，国民政府实际上废除了无限制买卖外汇政策，实行管理外汇。此后，市场上出现了两种外汇挂牌价：一种是中央银行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确定的挂牌官方汇价；另一种是公开市场价，主要是汇丰银行等外资银行的挂牌汇价，随市场需求而浮动。后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法币黑市。挂牌官方汇价与黑市汇价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尽管后来国民政府财政部被迫多次向下调整官方汇价，但法币黑市价格长期大幅低于中央银行挂牌价，由此产生巨大的金融投机空间。一旦市场出现剧烈动荡，投机带来的利润巨大，因此战时孜孜于金融投机、企图从法币黑市获取暴利的投机者数量庞大。经济学者、战时曾任中央信托局信托部经理的许性初就发文颇为感慨地指出：“投机商人不惜以国家命脉所系之法币，供其私人赢利之工具，可为慨叹……即以推波助澜言，每当有利可图之时，此辈遂罔顾民族利害，竟以法币为买空卖空之商品，因彼辈实力之雄厚，活动幅员之广阔，市场上有时亦不免受其影响。”^㉜因为谣言能够制造市场恐慌、扩大投机利润，使得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者成为战时关于法币的谣言层出不穷和甚嚣尘上的重要推手。

其三，民众有关法币知识的落后甚至“无知”。不同于贵金属本位货币，法币是纸币，实行汇兑本位和管理通货制度，其价值和信用的基础是与货币发行量相配套的外汇和准备金。对于该货币制度，一般民众的知识是较为欠缺的，他们只看到一张张纸，不明白其背后的价值和信用。在战时通货膨胀的背景下，民众长期生活在所拥有的法币能不能买到相应的商品、会不会成为废纸的不安和忧虑之中，一旦市场上出现法币贬值或发行新币的谣言，很容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以至于信谣传谣。只要出现关于法币的谣言，如国民政府将大幅贬损法币价值或废除法币，就迅速传播开来，“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最后“男男女女纷纷跑到百货公司、杂货店或零卖店，去买东西储藏起来。以致各商店平时估计可卖一个月的货物，也许能很快地在一二天中销售完了”。^㉝可见，关于法币的谣言之所以不胫而走乃至弥漫全国，与民众关于法币的知识落后甚至“无知”有着很大的关系。法币如此，与法币相关的汇市更是如此。四联总处在1940年8月的一份宣传材料中指出：全面抗战以来，“国人购存外币之风颇炽”，只要出现关于法币和外汇的谣言，就“蜂起盲从”，盲目购买外汇，只图尽快抛出手中的法币，“或轻信谣言，或为投机者所煽惑”，“实属愚不可防”。^㉞1941年3月9日，浙江兴业银行杂志《兴业邮乘》上的一篇文章则以“庸人自扰”和“货币的烦恼”形容一般民众在关于法币的谣言面前表现出来的忧虑和恐慌。文章指出：“市面上的传说固然是谣言纷纭，莫衷一是，而且之所见亦是纯‘杂’并陈，泾渭难分，所以人心也就因之惶惶不克宁处了。一切不必要的庸人自扰，皆因‘货币的烦恼’而起。”^㉟“愚不可防”和“庸人自扰”的结论无疑均为偏激，不过一般民众关于法币的知识落后却是事实，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使关于法币的谣言极易四处扩散和传播。当然，此中反映出国人对于战时通货膨胀背景下法币前途充满了担忧和不信任，这才是更加严重的问题。

除了主体因素之外，客体(谣言所关涉事件)对谣言传播同样至关重要。就战时关于法币的谣言来说，其不断出现并大规模传播，与法币在战时的重要性和通货膨胀背景下的不确定性有着密切关系。

法国社会学家卡普费雷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特·希布塔尼对谣言的定义，将谣言用如下公式进行表述，即：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含糊不清。^㊱这个公式以乘法关系指出谣言大规模传播的两个必要条件，即谣言所关涉事件的重要性和不确定性。首先，谣言的产生与大规模传播不是无缘由的，与其所关涉事件的重要性有着密切关系。那些与国家发展和民众日常生活有着重大关系的事情，社会关注度很高，谣言一旦产生，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其次，谣言的产生和大规模传播与其所关涉事件的不确定性有关。社会有着明确共识和认知的事情是很难滋生和传播谣言的。那些不确定性越大、国家或主导者对事件发展走向越含糊不清的事件，越容易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和引发人们的好奇、不满、忧虑、恐惧等心理，也就越能够催生谣言产生和传播的社会土壤。从上述两点来看，战时法币问题兼具重要性和不确定性，故而成为谣言不断滋生和广泛传播的重灾区。

就重要性而言，一方面，通过法币改革，国民政府实际上废止了中国沿袭已久的银本位制，是中国经济现代转型的重要表现；而且法币的发行和流通可以稳定并扩大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为国民政府统制经济和抗战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㊲另一方面，法币是财富的基本承载和商品交易的中介，其价值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正如1938年《财政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法币是与每一国民息息相关的生活手段，亦是抗战经济体制的轴心，要是动摇了对它的信心，则不仅将使政府推行政策发生困难，而且会直接影响抗战的局面。”^㊳正是由于法币如此重要，中外各界对于战时有关法币的诸多问题关注度很高。

就不确定性而言，战时法币的价值波动剧烈，包括对外价值和对内价值。对外价值体现在法币对英镑、美元等外币的汇率上。由于黑市的存在，法币汇率市场波动极大。例如，1938年3月国民政府实行外汇配给制度，香港和上海的黑市汇价不断下挫，“3个月之内，跌落达50%以上”。^㊴波动之剧烈由此可见。更严重的是，这种波动在战时反复出现，“给予一般心理上之影响颇大，遂使鳃鳃过虑之辈疑及法币之前途，以为循此而往，法币汇值或将时有变动，而每次变动结果，其暗盘价格或将每况愈下，最后殆有成为废纸之危险”。^㊵对内价值主要体现在物价上，在战时通货膨胀的背景下物价飞涨，甚至出现一日多变的情形，这方面的材料不可胜数。据财政学家杨荫溥估算，如果以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6月法币国内购买力总指数为1个单位，那么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8月只有0.000 5个单位，跌幅达到99.95%。^㊶可见，法币的对外价值和对内价值在全面抗战时期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之中，变动频繁而剧烈，不确定性强。不仅如此，国民政府对法币发行数额和政策又秘而不宣，一直含糊不清，进一步增加了战时法币问题的不确定性。对此，不仅民间，就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都颇有微词。在1945年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上，甘绩镛等多名参政员指出：战时关于法币的谣言频繁流传，原因是国民政府不能把货币政策公之于众，“含有若干秘密性”，以致坊间“揣测纷纭”，因此要求国民政府财政部针对各种有关法币的谣言所反映的问题，如发行新币、进行货币改革等向社会明确公布，“对今后货币政策之大略途径，予以说明”。对此，财政部竟然不敢正面答复，之后多名参政员再三追问，财政部匆匆以“甚望参政员诸公，对于民间无谓谣言，多加剖释，以增强人民对于法币之信心，渡过抗战最后难关”^㊷为答，回避问题。

总之，法币关系到抗战经济体制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然而其价值变动频繁而剧烈、有关政策又处于高度机密。因此，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社会各界不安，恐惧在所难免，民众长期笼罩在法币“蹈过去德国之马克或俄国之卢布的覆辙”^㊸的深重忧虑之中。这是战时关于法币的谣言反复出现并流行的客观条件。

谣言流行极易引发公众恐慌，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危害很大，可以说是社会的一大毒瘤。战时关于法币的谣言就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后果。一是引发市场恐慌，加剧金融动荡。例如，1939年夏季流传关于国民政府发行流通券的谣言，甚至“某星期六，市面业已封闭”，国民政府“某种流通券，已运抵上海若干万”的谣言不胫而走，“辗转相传，市面顿时骚动”。许多人担心法币成为废纸而纷纷涌向银行要求兑换外币，造成接下来数日都出现挤兑风潮。时人感叹道：“谣言影响人心，投机者复推波助澜，其为害于战时金融之稳定，岂浅鲜哉！”^㊹二是加重人们对法币贬值和物价上涨的忧虑，对通货膨胀的恶化具有推动作用。物价关系人们的日常生活，本就是社会极其敏感和容易产生不安的领域。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动荡与通货膨胀的不断恶化为谣言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社会土壤，谣言又往往造成抢购商品风潮，从而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因此，战时关于法币的谣言与通货膨胀之间从来就是相伴相随的关系，以恶性循环论之亦不为过。时人就发现在战时通货膨胀的背景下，“通货即将膨胀”或“物价即将上涨”的谣言“是很易于传播的”，“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罢了，但此谣言本身所包含的意义，会自然而然地带出它的结果来，使物价上涨，法币跌价”。^㊺例如，1939年6月以来关于法币的“种种谣言，不一而足”，推动物价急剧上涨。以20支棉纱为例，其价格随着谣言的扩散而急剧上升，“有如脱缰之马，一直向最高峰推进不止”。^㊻再如，1942年围绕国民政府发行关金券的谣言盛行，甚至有称“政府将废法币，致币值猛落，物价猛涨”，“盗牌香烟由二万九千元涨至三万五千元，米价由七百四十元涨至八百四十元等，殆皆反乎常情”。^㊼国民政府痛感于谣言传播加剧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不断呼吁民众不要信谣传谣，以免给本就严重的通货膨胀火上浇油。在1942年10月15日召开的行政院物价问题谈话会上，孔祥熙尽管提出“物价上涨根本原因，还在供求方面”，但同时强调谣言加重了通货膨胀的程度。他指出：战时“人心不安，造成许多空气与幻想”，以致通货膨胀的谣言纷纭，“人心起恐慌，于是各竞积物品，社会上物资缺乏现象更趋严重”，“自然要促成物价上涨”。^㊽三是对法币信用和抗战经济体制产生不良影响，甚至动摇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战时关于法币的谣言大都与法币贬值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其反复出现并广泛传播以及人民在不安和恐慌面前信谣传谣，反映了社会对法币的价值和信用产生怀疑，不可避免地从负面影响到法币发行者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和抗战经济体制。

为了尽量消除关于法币的谣言传播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国民政府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进行防控。

其一，通过报刊媒体进行辟谣。每当关于法币的谣言风传时，国民政府就采取行动进行干预，通过向新闻记者讲话、向公众发表宣言等方式辟谣。例如，1939年8月18日，针对外界关于国民政府发行新币取代法币的谣言，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言人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辟谣称：“外间所传毫无根据，政府维持法币之政策，仍无变动。”^㊾1941年，针对市场流传“英美或将不再援助中国政府、继续稳定法币在上海之汇率”的谣言，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接受大中社记者采访时对谣言“予切实否认”，并通过“平准会驻沪某职员”讲话的方式辟谣，指出：“此项谣言完全缺乏常识，且以平准会努力稳定法币工作已四年于兹，何至毁于一旦，且现时殊无停止维持法币之理由，平准会亦决不出此也。”^㊿国民政府还经常通过知名学者、专家谈话或撰文的形式在报刊上进行辟谣。例如，1939年6月至8月，针对坊间关于法币贬值的各种谣言，《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扫荡报》等报刊纷纷以某经济专家的名义“力辟谣言”，显然这应该是受国民政府之委托或亲国民政府的经济界人士根据国民政府的意见进行的辟谣。

其二，反击日伪的谣言攻势，揭露日伪散播谣言的险恶用心。鉴于战时日伪为动摇中国民众的抗战信心和瓦解中国抗战的社会心理防线，大肆散播谣言，国民政府在许多场合严明立场，反击日伪的谣言攻势。在关于法币的谣言方面，着重揭露日伪排挤法币、提高伪币券价值、搜集法币以收购物资和外汇的险恶用心。例如，1939年，日伪为提高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银券价值，大肆制造关于法币的谣言，为此国民政府财政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在立法规定“无论在任何地方，一律禁止收受行使”伪币券的同时，印发材料“揭破其弱点暨其欺骗行为，广为宣传，以唤起民众注意”。又如，1942年4月，鉴于日伪在沦陷区排斥法币、推广伪币券，散播关于法币的各种谣言，四联总处向各分处发函，要求密切注意防范和反击，并揭露“敌伪钞券无准备无信用情形”，“广为宣传，俾人民明了真象，增进其对法币之信仰”。

其三，严厉打击投机者散播谣言。国民政府把投机者推波助澜视作战时关于法币的谣言层出不穷的罪魁祸首，为此采取措施进行严厉打击。例如，1942年，国民政府“为补充筹码以应市需”发行关金券，“乃无知商民昧于真相，竟有误会为币制改革，自相惊扰，甚至乘机造谣”，很快，关于国民政府发行新币的谣言满天飞。财政部鉴于此通电各省市政府，要求立即“明白晓谕”，“布告商民一体周知，其有故造谣言乘机牟利者，并严予查拿法办，以昭炯戒”。之后，国统区各省市政府纷纷行动查办“故造谣言乘机牟利”的投机者。例如，四川省各县市政府广泛张贴布告严禁散播关于法币的谣言。四川省政府还根据蒋介石侍从室的代电，严密查禁法办“成都安乐寺银钱总市一般奸商暗中操纵关金券价格”。

其四，注重宣传和解释法币政策及有关制度。国民政府将一般民众在关于法币的谣言面前不安、恐慌进而信谣传谣归因于货币学方面知识的欠缺甚至“无知”，因此注重宣传和解释法币政策及有关制度。早在1935年11月法币改革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意识到法币对于民众的敏感性和宣传解释的必要性，故由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亲向各省政府主席、各市市长发电，指出：“惟恐宣布之始一般人民不明真相致滋误会，不肖分子乘机造谣，用特专电密达，即请严饬所属剀切晓谕，俾众周知。” 1940年8月6日，四联总处鉴于关于法币汇市的谣言接连发生，要求国统区各银行“引证现在各国货币措施之实例，或推判其将来之趋势，而向人民广为宣传，善加启导”，从而增进社会对于法币前途的信心。为此，四联总处还编写了《购存外币者应有之认识》的宣传材料，要求各银行“尽量翻印发表，以广宣传，俾收宏效”。

总的来看，战时国民政府为防控关于法币的各种谣言，采取了包括宣传、教育、解释、利用行政手段打击造谣与散播谣言牟取私利等措施，并注意利用新闻舆论的力量和借助学术界、经济界的权威来增强辟谣止谣的可靠性。这对于谣言的治理无疑是必要的，短时期也能够取得一定效果，使谣言暂时得以削弱甚至平息。例如，1939年6月关于法币贬值的谣言从天津传至上海后，迅速引起市场动荡和挤兑风潮。国民政府紧急干预，财政部出台新汇划制度的规定，同时在多个场合进行辟谣和做好对民众的宣传与解释工作，“市面谣言迅速平息”。

不过，在战时不可逆转的通货膨胀趋势面前，国民政府上述辟谣止谣的措施显得苍白无力。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战时国民政府诸如宣传、教育、解释、行政打击等辟谣止谣举措主要立足于谣言传播的主体，就谣言本身进行防控和遏制；而谣言传播的客体，即谣言所关涉的法币贬值、物价上涨等问题并没有真正得以解决，也就是通货膨胀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因此，在全面抗战时期通货膨胀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对关于法币的谣言的防控相当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性应付举动，实际成效极其有限。

首先，战时大量关于法币的谣言并非没有缘由，其产生和传播都与法币贬值、物价上涨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通货膨胀时不安、恐慌的社会心理。因此，在通货膨胀恶化的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背景下，国民政府的辟谣止谣举措不仅很难平息民众的不安和恐慌，而且由于存在夸大法币价值和信用甚至违背事实之处，辟谣的可信度和止谣的有效性大为降低。例如，1939年6月至8月，法币贬值谣言甚嚣尘上，为此国民政府在多个场合辟谣，不断强调法币坚挺和准备金充足，与当时市场上法币疲软的事实相悖。7月15日，桂林《扫荡报》刊发的辟谣文章还宣称“法币准备实力雄厚”和国统区“生产事业骤然勃发，投资内地必获厚利”。实际上，经过两年来的全面抗战，法币的准备金和外汇储备都已严重消耗，国统区经济也出现较大衰退，因此辟谣言论与事实相违背。再如，1940年3月，针对日伪散布“中国政府发行无限无准备金之法币，应付战费”的谣言，报上有文章辟谣，声称国民政府法币准备金较战前大幅增加，强调“法币准备世界最高”，其夸大之程度已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严格说来，这种用与事实相悖的言词和论调进行辟谣，从本质上讲是以一种新的谣言来遏制市场上已有的谣言的做法，如何能让民众相信？

其次，只要通货膨胀不断恶化的趋势依旧，关于法币的许多谣言就要打上引号，此日为谣，有可能在他日成为事实。且以战时反复出现的关于国民政府发行大钞券的谣言为例对此加以说明。在法币改革后的较长时期里，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面额10元以上的只有50元、100元两种。然而，全面抗战爆发后关于国民政府发行100元以上面额大钞券的谣言屡屡出现，国民政府财政部和四联总处疲于应对，不断辟谣。但此类谣言在当时并非毫无根据，国民政府确实多次密议发行大钞券。1942年6月5日，财政部复国家总动员会议的函就承认：“筹印大额钞券，本部早经密筹。”不仅如此，鉴于战时钞券运输问题严重，加上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商民对大钞券的需求增加，1941年交通银行还委托美国钞票公司印制面额包括100元和500元的无地名法币六种以及印有地名的50元和100元法币两种，以缓解市面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也就是说，战时关于发行大钞券的所谓谣言后来成了事实。实际上，其他一些谣言，如法币的准备金和外汇不足、平准基金枯竭、国民政府不维持上海法币黑市等也在后来纷纷成了事实。

总结而言，因法币贬值、物价上涨等问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在无法逆转的通货膨胀趋势面前，谣言与事实之间界限不明、变动不居，再加上国民政府辟谣言论存在夸大和违背事实之处，使得辟谣的可信度和止谣的有效性大打折扣，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民众倾向于信谣传谣，反而不太信任国民政府的辟谣。正因为此，国民政府辟谣止谣的实际成效十分有限，即使短期谣言平息，但很快又会复燃。如上文提及的1939年6月国民政府紧急干预，使市场谣言迅速平息，一度使法币汇价有所平稳，但“市场上各项五花八门之新谣言，依然浓厚”。关于法币的许多谣言贯穿于全面抗战的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治理。

不仅如此，关于法币的谣言并未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战后随着通货膨胀形势的恶化而更加猖獗，对市场造成极具破坏性的影响。例如，1945年10月16日，一个合众社传来的法币对美金的汇率发生大变动的谣言传入中国，顿时造成市场巨大恐慌。17日，美元对法币的汇价就“从七百元跳至一千零五十元，升起百分之五十”。财政部被迫发表声明，重复老调，予以辟谣。言之谆谆，听者藐藐，市场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不变，国人依旧笼罩在法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不安与恐慌之中。社会对于法币的信心逐步贬损和瓦解，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日益发生动摇由此显而易见。

① 论及抗日战争时期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成果中，较具代表性的有：Kia-Ngau Chang,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1950 (The Technology Press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John Wiley, 1958)；Shun-Hsin Chou, The Chinese Inflation, 1937—1949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Arthur N.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7—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戴建兵：《金钱与战争——抗战时期的货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周春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贺水金：《1927—1952年中国金融与财政问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上述成果在论述战时通货膨胀时提及关于法币的谣言，但都没有进行具体的、深入的分析。

②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国内外背景，参见吴景平的研究成果，如：《英国与1935年的中国币制改革》，《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美国与1935年中国的币制改革》，《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蒋介石与1935年法币政策的决策与实施》，《江海学刊》2011年第2期。

③ 资耀华、周林、甘培根：《国民党法币改革前依附帝国主义和彼此间勾心斗角的内幕》，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21页。

④ 《孔祥熙对中央社记者发表维护法币宣言》，载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180页。

⑤ 沈锡良：《物价涨落原理》，文怡书局，1941，第27-28页。

⑥ 马寅初：《法币与外汇》，《新运导报》1938年第17期。

⑦ 阿瑟·恩·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和通货膨胀(1937—1945)》，陈冠庸等译校，广州科信图书发行公司，2008，第144页。

⑧ 崔敬伯：《最近财界之传说与现实》(1937年3月6日)，载《崔敬伯财政文丛》，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第374页。

⑨ 许德光：《抗战以来我国金融动态(二)》，《申报》(香港版)1938年10月20日。

⑩ 《财部否认将抑低法币市价》，《商业实务》1940年第1卷第7期。

⑪ 《财政部公布中央银行办理外汇请核办法及购买外汇请核规则》(1938年3月12日)，载《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440页。

⑫ 《孔祥熙向蒋介石提出的绝密报告——“最近财政实况”》(1939年6月)，载洪葭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第460页。

⑬ 孙礼榆：《黑市汇价基准变更的分析》，《财政评论》1939年第2卷第1期。

⑭ 转引自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年)》，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第533页。

⑮ 张一凡：《法币前途如何？》(1940年5月25日)，载《法币·外汇·黄金——张一凡演讲集》，著作人书屋，1940，第57页。

⑯ 英君：《新汇划制之剖析》，《申报》(香港版)1939年7月4日。

⑰ 辛亥：《华兴银行与上海市场》，《申报》(香港版)1939月5月30日。

⑱ 《发行新货币说全系无稽谣言》，《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8月18日。

⑲ 朱生豪：《揭破日人对法币的谣言攻势》(1939年12月13日)，载《朱生豪小言集》，商务印书馆，2016，第40页。

⑳ 绍德：《辟流通券谣》，《金融周报》1940年第9卷第4期。

㉑ 阿瑟·恩·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和通货膨胀(1937—1945)》，第118页。

㉒ 《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参政员的质询和财政部的答复》(1945年)，载《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第894页。

㉓ 梁德兴：《民众易信谣与知识青年的责任》，《青年动力》1938年第2卷第1期。

㉔ 张一凡：《法币前途如何？》(1940年5月25日)，载《法币·外汇·黄金——张一凡演讲集》，第57页。

㉕ 《法币准备世界最高》，《时事文汇》1940年第4期。

㉖ 《秘书处关于敌伪在各地破坏法币情形的报告》(1942年3月13日)，载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上册，档案出版社，1993，第492页。

㉗ 朱生豪：《揭破日人对法币的谣言攻势》(1939年12月13日)，载《朱生豪小言集》，第40页。

㉘ 《国民党第五战区经济委员会立煌办事处1942年工作报告财金事项》(1942年)，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699页。

㉙ 贾士毅：《长期抗战与外汇统制》，《青年月刊》1938年第5卷第5期。

㉚ 《财部发言人谈我金融稳定》，《申报》(汉口版)1938年7月11日。

㉛ 如绍德：《法币价值与战时金融》，《金融周报》1939年第8卷第6期；孙礼榆：《黑市汇价基准变更的分析》，《财政评论》1939年第2卷第1期；《内债回翔，外股交易亦旺》，《申报》(香港版)1939年8月13日。

㉜ 许性初：《论法币之生命》，《财政评论》1939年第2卷第1期。

㉝ 李荣春：《上海的物价问题》，载刘平编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四编上：浙江兴业银行〈兴业邮乘〉期刊分类辑录(1932—1949)》，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第293页。

㉞ 《钱永铭等致孔祥熙电》(1940年12月23日)，载《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第592页。

㉟ 胡肄锜：《虚幻境中看法币》，载《稀见民国银行史料四编上：浙江兴业银行〈兴业邮乘〉期刊分类辑录(1932—1949)》，第517页。

㊱ 卡普费雷：《谣言》，郑若麟、边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12页。

㊲ 关于法币对于抗日战争的作用，参见姚会元：《“法币”及其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中国钱币》1997年第3期。

㊳ 史亦闻：《论调整外汇暗市之新措施》，《财政评论》1939年第2卷第1期。

㊴ 贾秀岩、陆满平：《民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第169页。

㊵ 许性初：《论法币之生命》，《财政评论》1939年第2卷第1期。

㊶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第217页。

㊷ 《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参政员的质询和财政部的答复》(1945年)，载《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第893-894页。

㊸ 史亦闻：《论调整外汇暗市之新措施》，《财政评论》1939年第2卷第1期。

㊹ 绍德：《辟流通券谣》，《金融周报》1940年第9卷第4期。

㊺ 李荣春：《上海的物价问题》，载《稀见民国银行史料四编上：浙江兴业银行〈兴业邮乘〉期刊分类辑录(1932—1949)》，第293页。

㊻ 《波谲云诡的棉纱市场》，《申报·星期增刊》1939年10月15日。

㊼ 《“国家总动员会议”致财政部函及附件》(1942年5月20日)，载《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第620-621页。

㊽ 《行政院物价问题谈话记录草稿》(1942年10月15日)，载石涛、何品编著《中央银行·机构卷》(文字版)，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第50页。

㊾ 《发行新货币说全系无稽谣言》，《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8月18日。

㊿ 《谣传外汇不维持已予切实否认》，《申报》(香港版)1941年10月21日。

《法币准备实力雄厚》，《扫荡报》(桂林)1939年7月15日。

《孔祥熙检陈1937年7月—1939年6月财政实况秘密报告》(1939年6月)，载《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一)，第372页。

《渝分处为转总处函示注意法币信用宣传等项函》(1942年4月1日)，载《四联总处史料》上册，第492页。

《渝分处抄送财政部关于尽量便利关金券与法币兑换代电函》(1942年5月14日)，载《四联总处史料》中册，第36页。

《财政部复“国家总动员会议”函》(1942年6月5日)，载《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第621-622页。

《财政部长致各省政府主席、各市市长电》(1935年11月3日)，载《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第329页。

《合字第9014号》(1940年8月6日)，载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年)，档案出版社，1991，第1492-1493页。

转引自《交通银行史》编委会编著《交通银行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2015，第65页。

战时通货膨胀及国民政府治理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当另文进行研究。

《法币准备实力雄厚》，《扫荡报》(桂林)1939年7月15日。

《法币准备世界最高》，《时事文汇》1940年第4期。

《财政部复“国家总动员会议”函》(1942年6月5日)，载《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第622页。

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第一卷：1907—1949》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第845页。

《各界踊献金，抗战建国信念益坚》，《申报》(香港版)1939年9月25日。

舟齐：《法币对美金汇率的谣传》，《新语》194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