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人常在诗中论诗，这是大家较为熟悉的。而在诗中写及“新诗”的诗人中，苏轼是非常突出且有代表性的一位。从数量上说，苏轼集中直接在诗中述及“新诗”的有46首^①，其中有42首属于唱和、赠答一类。“新诗”在诗中出现，本身包含某种具体的交游文学情境。首先，“新诗”的往复者往往同属于一个文学群体，他们有着亲密的文学交往，或者具备共同的诗歌理想，故“新诗”作为新的诗歌内容的创造，排列出生动具体的诗歌交往序列。其次，有关“新诗”的赠答往返同时集中了文学互动、品评以及文学创造，在这种互动中，诗人自身的文学审美与价值取向也随之表露出来。比如苏轼常用的“新诗”与“清诗”的交替形容，又比如其“新诗如弹丸”的比喻，都是其例。

总体而言，苏轼的“新诗”往往并不孤起，背后有着紧密的诗人群体与创作机制的联结^②，苏轼往往会在赠答唱和诗中对对方的创作热烈地予以回应。这种来往互赠，促发了一种新的书写机制与文学情境。苏轼将宋代这种诗歌酬唱的传统发扬至大，而且他对“新诗”功用的觉察，他对“新诗”希冀之迫切，不能不说是较为显著的，从其运用上看，与其他宋诗巨匠可谓同中有异。本文沿此途径试作分析，对其创作心理与审美风格的形成，试作一些关联性的探讨。

一.   与“故人”并存的“新诗”

苏轼直接叙及“新诗”的46首诗，依其创作年代大致作如下细分：早年的凤翔府签判以及任职京师时期2首，熙宁年间杭州通判时期6首，密州时期6首，徐州时期5首，湖州时期2首，黄州时期2首，元丰后期泗州、登州等地11首，元祐任翰林学士时期2首，知杭时期4首，颍州至定州时期3首，贬岭南后3首。大致可以看出，其中有几个出现较频繁的时间节点，也就是在两任杭州期间、密徐时期以及元丰后期。密徐时期，他与秦观、道潜等交往密切，“新诗”也更多地指向这些诗友。黄州期间的诗歌本身比较少，实是因诗得祸，故心存警戒。比如黄州时期在与李常通信时，李常向他索要新诗，苏轼自称说：“实无一字。”^③至少在表面心境下，对彼此间新诗往还并无期待，可能是不想牵连友人所致。元丰后期明显较多，也是因这时期的游历与诗歌交往得以恢复。岭海时期，在地理上与故人隔绝，此时的诗境深沉开阔，在和陶诗方面达到高峰。其中，在惠州所作《次韵高要令刘湜峡山寺见寄》一诗称：“惊闻尺书到，喜有新诗辱”^④，收到“新诗”的态度已有趋避；而最后一次提及“新诗”的也就是作于元符三年(1100)的《答海上翁》，然而此时已是说“山翁不复见新诗”^⑤，侧面印证了此时苏轼对“新诗”的期待已经渐渐消磨。

在苏轼一生中，“新诗”多出于熟悉的个体，也就是故人兼诗友。苏轼的“新诗”唱和，与道潜之间有三次，其他则有秦观、孙觉、陈襄、文同^⑥、苏辙、王巩、李清臣、郑仅、顿起、刘季孙、蒋之奇、周邠、杨蟠、曹辅、鲁有开等，大多是与之交往密切的朋辈。在苏轼的诗中，不仅“新诗”常出于与故人的唱和，有时还与“故人”一并出现，构造了有生命力的诗歌表达和文学场景，传递出经时间汰洗、却久而弥坚的美感。总之，苏轼往往通过博大的诗才，将他身边这种新旧往复的交谊通过诗歌方式表达出来，形成一种情感与气韵兼具的抒情结构。

比如作于元丰八年(1085)的次韵孙觉之作：

落帆谢公渚，日脚东西平。孤亭得小憩，暮景含余清。坐待斗与牛，错落挂南甍。老僧如夙昔，一笑意已倾。新诗出故人，旧事疑前生。吾生七往来，送老海上城。逢人辄自哂，得鱼不忍烹。似闻绩溪老，复作东都行。小诗如秋菊，艳艳霜中明。过此感我言，长篇发春荣。

——《次韵孙莘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邵伯堰》^⑦

元丰八年八月，苏轼赴登州任，途经扬州时见到老友孙觉题于斗野亭的诗作，此时孙觉已回朝廷任职。其中“新诗出故人，旧事疑前生”两句，写出与过往的契阔之感。孙觉从熙宁初开始与苏轼交往^⑧，乌台诗案中受到牵连，此时已事过境迁。在写及此篇前后，苏轼还写有《孙莘老寄墨四首》，其中讲到“故人归天禄，古漆窥蠹简”^⑨，也是强调对方的故人身份。收到故人之墨，兼读到故人之“新诗”，深觉欣喜与慰藉。

从诗歌写作的角度看，“新”与“旧”在律诗中形成天然的对仗。宋诗中比如王禹偁诗的“朝中旧友休夸贵，箧里新诗不博官”^⑩，赵抃诗的“芝兰旧友三年别，金玉新诗万里来”^⑪等，都是这种用法。不过苏轼律诗中的“新诗”与“故人”，当然并非单纯为对仗而设。在苏轼的诗歌表达中，“新诗”与“故人”的连接，也不一定指向单向的渠道。“新诗”也可能来自与故人有关的新人。总括而言，他们都来自一个交往密切的文人群体。元丰元年在徐州，秦观即将入京师应举，见到苏轼，作《别子瞻学士》赠之，诗风开阖飘逸。苏轼见到大为欣赏，写了一首和诗，其中的一段说：

翘关负重君无力，十年不入纷华域。故人坐上见君文，谓是古人吁莫测。新诗说尽万物情，硬黄小字临黄庭。故人已去君未到，空吟《河畔草青青》。

——《次韵秦观秀才见赠，秦与孙莘老、李公择甚熟，将入京应举》^⑫

这里也是“新诗”与“故人”并见。“新诗”是指秦观之作，而故人则是孙觉与李常。他们对秦观极力奖掖，苏轼对秦观的才气也早有知会。而对方的“新诗”呈现在眼前，故人的文学理想与之完全扣合，苏轼以诗予以形容，一赠一答之间又拉开新的文学交往的序幕。其中叙及秦观的诗与文亦有区别，文风稳重老到，而诗歌则曲尽万物，体现出与文完全不同的风格，同时也寄寓着苏轼自己的诗文理想。

其后秦观科考失利，在这一年的十二月，道潜与苏轼作诗相赠，以示安慰：

得丧秋毫久已冥，不须闻此气峥嵘。何妨却伴参寥子，无数新诗咳唾成。

——《次韵参寥师寄秦太虚三绝句，时秦君举进士不得》其三^⑬

上一首已写到秦观的“新诗”，这里则将道潜的创作与之呼应，写其文采之敏捷。道潜与苏轼、秦观二人均关系密切，苏轼以道潜勤作“新诗”的典故鼓励秦观，用法当然是十分合适的。苏轼和道潜于徐州定交，其后的唱和持续终生。他在与道潜的诗里也多次写到道潜喜作“新诗”，并且经常出示给友人，共同唱和。虽然秦观举进士一路不通，但苏轼还是勉励他说：诗人之路是畅通的，人生总是多一个选择。还有以创作相勉励的诗友，这是何其幸运之事。同时期，他还在给秦观的信里说：“参寥真可人，太虚所与之，不妄矣。”^⑭书简适合剖论心迹，而诗则突出道潜性喜作诗的特点，诗中论诗，更得其本色。这里可见苏诗的一个特点，即通过各种文体，自然而然地呈现一个密切的包含故友和新知、且处于不断流动与补充中的诗人群体。

而收到来自苏辙的“新诗”，对于苏轼而言极为重要。苏轼最早出现“新诗”的诗即是嘉祐八年(1063)^⑮写给苏辙的和诗：

我归自南山，山翠犹在目。心随白云去，梦绕山之麓。汝从何方来，笑齿粲如玉。怀探出新诗，秀语夺山绿。觉来已茫昧，但记说秋菊。有如采樵人，入洞听琴筑。归来写遗声，犹胜人间曲。

——《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其十^⑯

对方写的“新诗”与对方的人格已完全结为一体。“汝从何方来，笑齿粲如玉。怀探出新诗，秀语夺山绿”，既有鲜明的乐府风格，又充满着超脱尘俗的气息。苏轼在自注中称，他在梦中与苏辙共游南山，出诗数十首，“梦中甚爱之”^⑰。既是记梦之所，则传递的意境愈发离奇超越。作为组诗的最后一首，此诗在内容上笼括前面九首，“怀探出新诗”这句也是题中之眼。二苏兄弟之间的唱和在不同时期都留存多首，多讲到过去的一些共同的经历。^⑱而这里的苏辙，以少见的、世外之人的姿态出现。后来黄庭坚的《喜知命弟自青原归》诗云：“袖中出新诗，山水含碧鲜。五言吾老矣，佳句付惠连。”^⑲与之有同工之妙。

再比如密州时期写给李清臣的这首答诗，与上诗有类似的结构：

子从徐方来，吏民举熙熙。扶病出见之，惊我一何衰。知我久慵倦，起我以新诗。诗词如醇酒，盎然熏四支。径饮不觉醉，欲和先昏疲……不用教丝竹，唱我新歌词。

——《答李邦直》^⑳

这首诗作于熙宁九年密州任上。前文提到，密徐时期是苏轼写及“新诗”较多的时期，这段时期苏轼的诗歌以及与密友的交往都处于高峰。《答李邦直》这首诗歌的结构与他写给苏辙的很类似，两篇都是五古，有明显的拟古风格。

又如元丰八年所作《书文与可墨竹并叙》，只是一首简短的五绝，却写尽对挚友的怀念：

笔与子皆逝，诗今谁为新。空遗运斤质，却吊断弦人。^㉑

这首诗的小序称：“亡友文与可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与可尝云：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既没七年，睹其遗迹，而作是诗。”在一首睹物思人的凭吊之作中，特别指出“诗今谁为新”，更显出痛悼之意。查慎行指出：“文同必待轼来，令作诗其侧，亦见知己。”除去情感的表达，实际上苏轼认为诗歌写作具有某种功用，它或是连接情感，或是记录一段个人历史，或是见证一个优雅博学的灵魂的存在，对方也是如此期待自己的诗作。斯人已逝，在世者的“新诗”仍然可以写出来，而且源源不断——一种理想的情境也是如此，可是人笔皆已不存，诗新又有何用呢？又有谁能看到呢？这里，匠人运斤、伯牙破琴都是常用的典故，以简洁的典故组合表达深刻的悼念，“新诗”上升为一种与过往相联系、相参照、美学意义上的产物，笔尖流露的哀伤又是绵长克制的。另外，这首诗与文同去世三年前，也就是熙宁九年(1076)苏轼所写一组文同园池的组诗亦形成呼应：

决去湖波尚有情，却随初日动檐楹。溪光自古无人画，凭仗新诗与写成。

——《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其十八《溪光亭》^㉒

熙宁九年，文同在洋州作《守居园池杂题》三十首，这是一组五绝，其中《溪光亭》一首：“横湖决余波，泻寒溜。日景上高林，清光动窗牖。”^㉓苏轼的和诗即为此而作，其中的“湖波”“却随初日动檐楹”，皆与文同原诗相互呼应。文同善画，苏轼在此也特意讲到溪光亭的景色虽“无人画”，却有文同“新诗”为证，处处涉及对方的画家身份。虽然诗与画一体，但画家之诗却有不一样的光影表达。而苏轼提到画家身份所作的新诗，有其新鲜和意外之趣。文同这一组诗歌，鲜于侁、苏轼、苏辙皆有同题和作，苏辙的《溪光亭》称：“溪亭新雨余，秋色明滉漾。鸟渡夕阳中，鱼行白石上。”^㉔苏辙所用“新雨”“夕阳”意象和白描手法，重在写景，与苏轼诗半入空际的表达方式有所区别。形式上，苏轼的和诗虽然改五言为七言，但在扣合原诗方面更为切当。^㉕

同样的形容也出在相近的时间段，同是作于熙宁九年的《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二首》，其一称：

指点先凭采药翁，丹青化出大槐宫。眼明小阁浮烟翠，齿冷新诗嚼雪风。二华行看雄陕右，九仙今已压京东。此生的有寻山分，已觉温台落手中。^㉖

作为一首题画诗，苏轼不拘一格地采用了新颖的书写角度，诗人如同笔记小说中的人物一般进入画中，在画中寻山问路，遇到迷幻场景和各种异事，有着饱览奇景的第一视角。第二联的“眼明小阁浮烟翠，齿冷新诗嚼雪风”，纪昀以为“‘齿冷’字欠自然”。这里“齿冷”二字是与“雪风”呼应，形容山势之高；但吟哦新诗也会有“齿冷”之感，因此是双重的。此中入画之人明显是既懂画又懂诗的，餐风饮露之余，诗人与所在的迷离世界已不辨内外。评论者已指出苏轼的题画诗长于画境的再创造^㉗，这首诗也是其中显例。

须注意的是，类似以新诗遗故人的结构，还不止以上所举的这些例子。苏轼在元丰五年所作《吊李台卿》一诗，结尾称：“其生世莫识，已死谁复吊。作诗遗故人，庶解俗子谯。”^㉘沉痛地表达对故人的深情，并书写一种生死空阔之感。并不一定要用固定的字眼来表达，而是有丰富多变的面貌。

“故人”与“新诗”的联结，在怀人或赠答诗中本可出于一种自然的牵引，南齐谢朓的《怀故人诗》有云：“离居方岁月，故人不在兹……安得同携手，酌酒赋新诗。”^㉙宛转而深情地表达了对理想诗歌情境的向往。而作为写作者的苏轼，在读到对方的诗歌时，有一种强烈地进行再创造的冲动。德国接受美学研究者伊泽尔(Wolfgang Iser)曾形容读者被阅读所唤起的经验：“就读者而言，他不能把被唤起的本文事实从其过去的语境中分离出来，这种统觉只能表现一个综合统一体的一部分，这个事实通过它就能够作为已经被读者理解了的东西而存在。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刻，事实本身存在，过去的语境和综合存在，同时重新评价的内涵也存在。”^㉚优秀的诗人，对自己的诗人身份以及外物的刺激有极敏锐的感觉，并有完整的表达系统可以调用。苏轼虽然开始是作为诗的作者在进行写作，但在叙写具体事件时，也就是读到对方“新诗”的这一过程中，他的感觉发生了转换。在直觉上，他是作为读者而存在，同时自然而然地抓住此种身份，通过诗句的锻炼与组合，创造出一个融合过去与未来的新的诗歌语境；再传递给对方，或表达期待对方再度往还之意，形成一种复合的结构。在读到对方的诗作时如此，甚至在通常较少表达这种情绪的题画诗中亦如此，比如在给王诜《烟江叠嶂图》题诗的结尾说：“还君此画三叹息，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㉛读到新诗或欣赏一幅新画，都有心境的直接表露，同时联想到赠予者的身份，也就是故人，再将之形诸诗中，这是苏轼诗的一个重要的隐藏结构。

二.   文学视域中的“新诗”模式与诗歌交往

苏轼在大量唱和诗中提及“新诗”，形成诗中诗的结构，这与一般论诗诗有所区别，因其很多时候不是抽象的形容，而是具有鲜明的场景性。总体而言，苏轼在诗中提及“新诗”，大致形成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出于对对方诗歌技艺的感受，向对方表示称扬、对其诗的赞美等；第二种是酒宴交游模式，叙写“新诗”出现的场景，具有及时性、瞬间性，体现交游唱和的共乐的特点；第三种则是互答类型，或讲述自己读到对方“新诗”时的观感与心境，或将对方写诗的过程呈现出来、时而想象这种过程，或是想象对方接受自己“新诗”的过程。这几种类型的单独或结合使用，使唱和诗歌文本的接收与投答自然形成一种生动的文学生态，彼此之间产生深刻的关联。

实际上，唱和诗本身就是一种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产物。在次韵之作中，如是接到对方的赠诗，在回赠之作中提到时，多会自然表达出赞扬与欣赏。这种情景常发生在与其关系密切的友人或门生，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诗歌共同体”之间。

具体看来，第一类的“新诗”是非常多见的。以七律《赠蔡茂先》为例，这首诗作于治平二年(1065)，处于苏轼创作的早期。其颔联曰：“赤脚长须俱好事，新诗软语坐生春。”^㉜表示称颂之意。“新”和“软”相对，形容诗句温厚，如拂面之春风。

第二种类型突出群体间的交游。交游酒宴时出现的“新诗”，从苏轼熙宁四年任杭州通判以后，出现的频率就较高了。这时期苏轼不仅举足游览山水名胜，其唱和诗的写作也进入高峰期。在此情境下的“新诗”，出于酒宴歌席间。比如作于熙宁六年的两首诗：

二更铙鼓动诸邻，百首新诗间八珍。已遣乱蛙成两部，更邀明月作三人。云烟湖寺家家境，灯火沙河夜夜春。曷不劝公勤秉烛，老来光景似奔轮。

——《次韵述古过周长官夜饮》^㉝

杜牧端来觅紫云，狂言惊倒石榴裙。岂知野客青筇杖，独卧山僧白簟纹。且向东皋伴王绩，未遑南越吊终军。新诗过与佳人唱，从此应难减一分。

——《会饮有美堂，答周开祖湖上见寄》^㉞

前一首诗，“新诗”与酒肴一起出现，是风雅的文人聚会。前两句既写其热闹，三四句忽然转入室外，“已遗乱蛙成两部，更邀明月作三人”，用李白诗意，得文人欢聚的清雅之气。后一首写“新诗”以侑歌，“新诗”实际上类似于新词的功能。

苏轼善于作词，新诗本身付之以弦歌，这一点与词的功能是相通的。在元丰八年所作《和王胜之三首》其二中，他也写道：

齐酿如渑涨绿波，公诗句句可弦歌。流觞曲水无多日，更作新诗继永和。^㉟

新诗能付之于弦歌，也是说诗与小词一样，承担着宴游的娱乐功能。后两句说，对方的“新诗”效仿曲水流觞之风雅，虽用典故，社交辞令却较落俗套，因此纪昀批评这一首相比前一首较为“敷衍”，不是没有道理。

苏轼于熙宁年间与元祐年间两度在杭州任上，前后间隔十五年。在他元祐六年的唱和诗里，“新诗”再次出现：

词源滟滟波头展，清唱一声岩谷满。未容雪积句先高，岂独湖开心自远。云山已作歌眉浅，山下碧流清似眼。樽前侑酒只新诗，何异书鱼餐蠹简。

——《会饮有美堂，答周开祖湖上见寄》^㊱

“新诗”不但有侑酒之功效，而且发生在杭州的“新诗”还与湖山胜景交织在一起。这令人想到苏轼元祐四年知杭时，张方平所作的赠诗，其中有“车马尘中久已倦，湖山胜处即为归。洞庭霜天柑橘熟，松江秋水鲈鱼肥”之说。^㊲湖山之美以“新诗”相佐，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张咏也早有诗称：“莫言酒作销忧物，更有新诗一两篇。”^㊳湖山之美，诗酒相伴，诗人自然乐得其中。

席间谈笑亦显坡公本色。元祐八年初所作《送蒋颖叔帅熙河》，其时蒋之奇出使熙河(临洮)，苏轼与钱勰、王钦臣同饯之，席上各自赋诗。苏轼诗云：

正坐喜论兵，临老付边锁。新诗出谈笑，僚友困掀簸。我欲歌《杕杜》，杨柳方婀娜。^㊴

“新诗出谈笑”，是典型的文人席上交游场景。蒋之奇博学多才，苏轼曾作《蒋之奇天章阁待制知潭州》，称“蒋之奇少以奇材，辅以博学，艺于从政”^㊵。对方的异材美质不得施展，临老不受重用，本身是令人愤激的。苏轼以“僚友困掀簸”继“新诗出谈笑”，查慎行唯此诗“积其愤激，发以诙谐”，有特殊的表达感慨方式，并非寻常宴游之作。写这首诗的元祐八年，也是苏轼与僚友最后的一段集中交游时期。

第三种类型贯穿前后各期，以后期为主。互答类型中包括一种情况，即苏轼偶尔会从对方的角度构想，想象对方收到自己诗作的想法，其构思与杜甫某些诗类似。这里举一例：

怜君嗜好更迂阔，得我新诗喜折屐。江湖粗了我径归，余事后来当润色。

——《与叶淳老、侯敦夫、张秉道同相视新河，秉道有诗，次韵二首》其一^㊶

一共是两首长篇七古，作于元祐六年杭州任上，上引四句出自其中一首。诗中已有老病思归之念想。苏轼想象对方得到自己的诗作是何反应，写之于诗中，形成一种往复的诗歌结构。

对“新诗”的期待溢于诗篇，背后是一种急切的心理，无疑是极其热爱诗歌的体现，这在他与友人的信札中亦多有流露。与给孙子思的信中，苏轼说：“比来新诗必多，无缘借观，岂胜渴仰。”^㊷ 《与程全父》称：“新诗幸得熟览，至于钦诵。”^㊸如果我们检索全宋文系统，会发现苏轼也是在文中提及“新诗”最多的作家，总共出现34次。诗文同源，这也符合同一诗人的心理结构。

正是因为对诗歌的热爱无法遏制，所以苏轼时常说自己有作诗“习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习气”也更为顺畅。例如，写于元丰六年的《再和潜师》：“故将妙语寄多情，横机欲试东坡老。东坡习气除未尽，时复长篇书小草。”^㊹将对方寄予诗作的行为叙述出来，再写自己欲和而不能按捺住的心情，将之归纳为一种“习气”，也就是诗癖。苏轼在诗中多次表达他有这种欲罢而不能的“习气”。想象对方得到“新诗”后是何表现，这是一种求其友声的心理，也是这种“习气”的充分展现。

不过，在苏轼的各个时期，他对“新诗”的需求还是有阶段性差别的。黄州时期，他的心境处于大的转折期，诗词文皆在艺术上达到幽邃与高度成熟的境界。在以诗交友、喜得“新诗”方面，则有所收敛。毕竟之前因诗得祸，故不能不心存警戒，就像他和孙觉所说的那样，“吾穷本坐诗，久服朋友戒。五年江湖上，闭口洗残债”^㊺。另外，绍圣以后的惠州、儋州阶段也很少表达这种需求。元代刘壎也提出这一点：“东坡晚年在海上，不观他人诗，惟以陶、柳集自随，岂非世虑尽而实见定欤？”^㊻苏轼作于元符三年(1100)的《答海上翁》，其诗自述景况：

山翁不复见新诗，疑是河南石壁曦。海水岂容鲸饮尽，然犀何处觅琼枝。^㊼

不复见新诗，有各种原因。除了心境的改变，远迁导致诗友的减少、诗歌交往模式的变化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三.   审美理想：“新诗”与“清诗”的连接与“新诗如弹丸”说

同样是接到“新诗”或者描述“新诗”，苏轼总能就此创造不同诗境。与宋代的其他诗人相比，他的诗歌技巧更多元，审美风格也有代表性。他对“新诗”的形容与对方的撰写固然有密切的关系，这也符合赠答唱和诗的机制，但“新诗”联缀的并非泛泛称颂，往往寄寓着他的文学理想，比如对“清诗”的偏爱。在苏轼集中，“新诗”与“清诗”某些时候完全可以互相替代，形成互文。

例如，作于熙宁十年的五古《送鲁元翰少卿知卫州》：“告我当北渡，新诗侑清樽。”^㊽以“新诗”来侑“清樽”，是以诗佐酒的另一种说法，既仰慕对方谈笑自如，风格上又显得高渺绝尘。鲁元翰即鲁有开，时由杭州而知卫州，故曰“北渡”。苏轼在与其信札中也说：“宠惠谷帘一器、龙团二枚，仍以新诗为贶，叹咏不已，次韵奉谢。”^㊾作于同一年的七古《答吕梁仲屯田》有句“念君官舍冰雪冷，新诗美酒聊相温”^㊿，以“新诗”与美酒相提并论，出于同样一种情境的想象。

在诗歌风格上，苏轼偏爱“清”。元丰元年所作《和鲜于子骏〈郓州新堂月夜〉二首》其二曰：“独作五字诗，清绝如韦郎。” 称赞对方的诗清绝如韦应物。元祐元年所作的《次韵朱光庭喜雨》：“清诗似《庭燎》，虽美未忘箴。” 朱光庭原诗已佚，苏轼这里赞扬朱光庭的喜雨诗关心民谟，上接《风》《雅》。苏辙的和诗则云：“谁似臣居易，先成喜雨箴。” 用白居易的讽喻诗相比，并未像苏轼那样直接跳转成“清诗”的评价。另如，元祐六年作于颍州、送欧阳棐的“子诗如清风，翏翏发将旦” ，也是将对方的诗作与清风相譬，可见其审美上的偏向。

熙宁七年，孤山僧人惠勤初罢僧职，苏轼写诗相送，诗曰：

轩轩青田鹤，郁郁在樊笼。既为物所縻，遂与吾辈同。今来始谢去，万事一笑空。新诗如洗出，不受外垢蒙。清风入齿牙，出语如风松。霜髭茁病骨，饥坐听午钟。非诗能穷人，穷者诗乃工。此语信不妄，吾闻诸醉翁。

——《僧惠勤初罢僧职》

虽未用清字，却仍用“洗出”之语。既适合惠勤的身份，又以欧公穷而后工说相鼓励，十分恰切。

再如元丰八年所作《怀仁令陈德任新作占山亭二绝》其二：

我是胶西旧使君，此山仍合与君分。故应窃比山中相，时作新诗寄白云。

“新诗”与白云一起，从山中寄与山外之旧人。诗人似脱离世俗之轨则，而有出尘之想。这一高远不俗的审美风格与苏轼自称的“清绝”是完全相合的。开头道“我是胶西旧使君”，末句则是“时作新诗寄白云”，形成开阖咏叹的结构。

在用“清”形容“新诗”以外，用“弹丸”和“玉屑”来作比“新诗”，也是苏轼经常用的。他用这两个词语来形容道潜诗作：

上人学苦空，百念已灰冷。剑头唯一吷，焦谷无新颖。胡为逐吾辈，文字争蔚炳。新诗如玉屑，出语便清警。

——《送参寥诗》

我有方外客，颜如琼之英。十年尘土窟，一寸冰雪清……新诗如弹丸，脱手不暂停。

——《次韵答参寥》

上引两首与道潜的唱和诗，分别作于元丰元年与元丰二年，主要以“弹丸”形容道潜诗风的流利宛转。道潜是苏轼密切的诗友，苏轼喜其诗风，元好问称：“东坡读参寥子诗，爱其无蔬笋气。” 元祐六年，苏轼写《八声甘州·寄参寥子》送道潜，其中就有热切的、对双方诗友身份的肯定：“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 不断对对方的诗友身份予以肯定。

如评论者指出，苏轼的诗在“弹丸”论方面，“创作次数最多” 。作于元丰八年的《次韵王定国谢韩子华过饮》，亦用“弹丸”来形容王巩的“新诗”：

新诗如弹丸，脱手不移晷。

苏轼在给王巩的信札里说：“新诗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矣。” 王巩的诗写得很快速，将诗文结合起来看，苏轼反复表达以读到王巩“新诗”为乐，诗中所述并非客套语。

以“弹丸”喻诗，在诗论史上也经历了一段著名的进阶。“弹丸”说最早的渊源，可追溯至《南史·王筠传》所载谢朓“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语 。苏轼以“弹丸”形容“新诗”，之后成为江西诗派的代表性论点之一。宋人的诗话也明确指出苏轼“弹丸”说与谢朓说的渊源。 “珠丸”的比喻，胡宿比苏轼提出得更早，胡宿的《谢叔子杨丈惠诗》：“倾出囊中和月露，皎如盘底走珠丸。”沿用谢朓的“丸”说。不过苏轼的贡献是常在唱和诗中将“新诗”与“弹丸”并提。“弹丸”与“新诗”一起出现，不但突出其新奇感，也增添了自己嗜新的偏好。苏轼在审美意义上偏爱的，是传递友人心声、展示友人诗艺的新作，是流转自如、予人一种气质生新而致观者目不能旁视的具有美感的新作。

有时他还用与“弹丸”相近的“珠玉”来形容对方诗作，如“纸落云烟供醉后，诗成珠玉看朝还”，等等。强调诗歌创作的即时性与审美的圆融性，是以禅喻诗的结果，苏门诗人大多发展了这一倾向。黄庭坚《双井茶送子瞻》中的“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斛写明珠”，同样是用“珠玉”来形容“新诗”。苏轼与之类似的还有“清圆”：“中有清圆句，铜丸飞柘弹。”有时形容为“脱兔”，“好诗真脱兔，下笔先落鹘”。都是迅捷的形容。“脱兔”一词用来形容对方作诗的捷才，与“弹丸”一样处于某种快速的流动性中。

纳博科夫在《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一文中写道：“事实上，好小说都是神话，并且这里选的小说更是最上乘的神话了。”纳博科夫所认为的“好小说”出自脱俗而有想象力的心灵，故有神话的譬喻，当然诗歌亦是如此。选用什么样的文学语词来形容对方的诗，是可以由作者挑选的，词语的排列组合间充分寄托着某种文学理想。纳博科夫眼中“最上乘的神话”，套用在苏轼身上，也就是他认为最上乘的“新诗”，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清气的流露。而“新诗”如“弹丸”的说法，既沿用六朝诗学，又为宋代诗论史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

四.   从“新诗”看北宋赠答诗的生成机制

诗歌史上，绝大部分的“新诗”多是在赠答唱和诗中出现，这是“新诗”生成的天然特点。就诗歌传统而言，离别之际言赋新诗，本身是汉晋以来的诗歌传统。建安时期，王粲有《赠蔡子笃诗》，云：“何以赠行，言赋新诗。”西晋时张华答何劭诗，也留下了“良朋贻新诗，示我以游娱。穆如洒清风，焕若春华敷”这种对对方诗句的著名形容，对后世游娱之场合与“新诗”写作的结合起到示范作用。甚至用“清”来形容朋友相赠的“新诗”，也是晋人传统，如孙绰《答许询诗》的第八章：“贻我新诗，韵灵旨清。” “清”是苏轼诗歌的特点，也遵循赠答诗史上的审美理想。

就“新诗”生成机制而言，大致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作用。首先，宋人多集会诗，“新诗”担负起人际交往的功能，而酒宴歌席等社交场合予“新诗”以创作环境上的刺激。例如，宋初田锡的“忽捧新诗若为意，闻诗胜得千金赐”，即是出于特殊群体(翰林学士之间)与特殊场合(重阳宴集)时酬赠交游的需要。像苏轼与其交游圈(不止于苏门诗人)在各个时期、尤其仕途较为平坦时期，比如两任杭州时期、元祐时期，多有频繁的诗歌交往和互动。其次，就诗人个性与外在境遇而言，性喜交友与精神慰藉的需要也是“新诗”出现的重要原因。苏轼性格洒脱，喜爱交友，宋人诗话载其在西湖见题壁诗而求之以作者，可见一斑。而精神慰藉则是在严酷的外部环境下、譬如贬谪时期所需要的，是友情的重要象征。

描述对方赠诗这一诗歌活动，是涉及“新诗”的重要因素。同样具有称扬性质的，如欧阳修庆历元年所作《送孔秀才游河北》：“及子来叩门，手持赠子篇……子文谐律吕，子行洁琅玕。”不过欧阳修并不像苏轼那样时时鼓励对方作诗。惠勤与欧阳修有多年过从，苏轼为惠勤诗集写序时说，惠勤是欧阳修“常称之为聪明才智有学问者，尤长于诗”。欧阳修庆历三年所作《送慧勤归余杭》，并不着眼于对方的诗人身份。但对于梅尧臣这样的真正意义上的诗友，欧阳修是十分期待其新作的，寄答梅尧臣的“郭生书来犹未到，想见新诗甚饥渴”，“况出新诗数十首，珠玑大小光陆离”等，都是其惊喜与期待兼具的心态的反映。反观梅尧臣也对欧阳修说的新诗有敏感的回应，他在诗中说：“邀以新诗出古律，霜髯屡颔摇寒松。”与欧阳修和梅尧臣这样专向、固定的诗友相比，苏轼的诗友人数更多，范围也更大，他本人对“新诗”写作的兴趣也愈大，结合特殊情境的作品也较多。

宋诗这种交往繁富的诗歌结构中，描述收到对方“新诗”的心理，联系二人的交往或是自己的生平，贯穿了一种畅叙友情、寄予人生意味的写作心态。像梅尧臣写给韩绛的赠诗：“索以新诗章，遍览日欲暮”，体现了对友谊与对方文才的珍视。文彦博写给庞籍的诗，“相国情深最知我，邮筒千里贶新诗”，也有着直白的感情流露。而赵抃的“别来早获鱼中素，两首新诗一纸书”，含蓄余韵则从典故中来。或是书写期待对方新诗的心理，如王益柔的“一留为惠固已多，敢冀新诗旋踵作”，皆出自日常的文人交往雅趣。

在与苏轼交往密切的诗人中，黄庭坚大概是将这种复合的赠答结构运用得非常纯熟的一位诗人。作于熙宁四年的《次韵任公渐感梅花十五韵》，“落梅新诗入吾手，惊起诗魔如发愕……蚤从琪树折春飙，每见新诗泪双落”，不但写自己诗思如魔，还写见到对方“新诗”激动有余的心情。《谢仲谋示新诗》：“赠我新诗许指瑕，令人失喜更惊嗟。”称扬之余，生动描述自己的接受心理，接着从艺术角度描述其诗之清美。黄庭坚的“新诗”书写虽然在数量上不及苏轼，但他与苏轼一样，善于用高超的诗艺与不落俗套的诗歌结构，创造出专属于赠答诗的动人的诗歌情境。

同一个文学圈子中，这种对于“新诗”的期待是相互的。苏辙也在唱和中向苏轼索以“新诗”，嘉祐八年苏轼重游南山，苏辙就写诗嘱其兄说：“应有新诗还寄我，与君和取当游陪。”鱼雁往来的“新诗”可以用来替代真实世界的陪伴，这是热爱诗歌的人才会有的共同体验。另外，苏辙在次韵诗中还有一些别的说法，其《次韵子瞻秋雪见寄二首》其二：“离思隔年诗不尽，秦梁虽远速须譍。”诗不尽即是谓其兄长频繁示以“新诗”。

众所周知，苏轼一生历经坎坷，但他在此过程中体会“人生如寄”，抒发“是身如浮云，安得限南北”，“吾生如寄耳，何者为祸福”，等等人生况味。这种情况下，友人寄赠“新诗”的拳拳之情，在孤寂的生涯中给予他最大的慰藉，唱和往还之作，代表了一种与流离失所相对抗的生活理念，即在任何困境中坚守诗歌生活。这一状态是由诗歌世界创造的，诗歌已深刻地契入生活，尤其在惨淡的流放生涯中，亲朋寄予的“新诗”代表了一种稳固的精神后援。苏轼明确将这种需求表达出来，形成一种几无障碍的良性互动。而且，虽然有些“新诗”出于流寓时期，境遇糟糕，但苏轼的“新诗”却与愁苦却无涉。流寓黄州期间，武昌的故吏郑文赠他一把铜剑，他写诗说：“苏子得之何所为，蒯缑弹铗咏新诗。”还是说的自己写诗这一事件。元丰三年，还处在被贬谪后的惶惶不安中，但已禁不住想要吟咏“新诗”。境遇不佳的情况下所期待的“新诗”，是能慰人牢落的。王禹偁淳化四年(993)所作《留别仲咸》，其二末联云：“解梁去此无多地，时寄新诗慰客愁。”文同的《酬仲几秦州道上见寄》：“新诗慰牢落，为一破愁颜。”同样是流寓之作，苏轼并不言愁，这是由他的性格和主观意愿所共同决定的一种表达方式。

艺术史学者古列维奇说：“语言不仅是一套符号系统，它还构成了一个关于价值和概念的有决定意义的系统。”诚如之言。友朋交往，贻以新诗、相互酬唱，是汉魏以来的文人传统。苏轼诗中的“新诗”，多来自于交情极深的密友，包括其兄弟苏辙，故人孙觉、道潜、王巩，门生秦观等，他们都是苏轼稳定的唱和赠答的诗友。无论是出自苏轼本人，还是苏轼设想他人之行为，也就是与其诗侣亲朋密切酬唱，并迅速地对对方的诗作予以反应。在诗作中经常地写入“新诗”，部分导向、鼓励了一种新的文学机制的生成，就是及时写作新诗、予以品评。戴表元谓“往时文士，尝经欧、苏二公门下者，谈话皆有模楷”，部分指出了这种精神上给予后进的力量。以苏轼为代表的喜作“新诗”的文学生态，与隆宋的诗歌高峰的生成，无疑是环环相扣的。

①    本文所统计的苏轼诗涉及“新诗”46首，其中43首见于《苏轼诗集》(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前四十六卷。书第四十七至五十卷所收苏诗补编、他集互见以及五十卷后所附增补部分中涉及“新诗”的共计6首，其中《补编》中的《赠人》《和陶归去来兮辞并引》《会饮有美堂，答周开祖湖上见寄》计入本文的考查范围；卷四八《补编》中的《题沈氏天隐楼》与苏诗风格不似；增补部分的《舒啸亭》见于清代同治时府志与县志，风格亦明显不类苏作；他集互见的《游山呈通判写寄参寥诗》与苏诗风格不似。以上三首未计入。

②   宋代酬唱诗歌、诗学的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吕肖奂、张剑：《酬唱诗学的三重维度建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巩本栋：《唱和诗词研究：以唐宋为中心》，中华书局，2013。与苏轼有关的群体唱和，可参见周裕锴：《诗可以群：略谈元祐体诗歌的交际性》，《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5期；马东瑶：《苏门酬唱与宋调的发展》，《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等。

③   《苏轼文集》卷五一《与李公择十七首》八，中华书局，2004，第1499页。

④   《苏轼诗集》卷四十，第2189页。

⑤   《苏轼诗集》卷四三，第2350页。

⑥   《书文与可墨竹并叙》中的“诗今为谁新”，也是相近结构，不过这里不计入“新诗”其中。

⑦   《苏轼诗集》卷二六，第1373页。

⑧   杨胜宽：《苏轼与孙觉交往述论》，《蜀学》第15辑，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第86-97页。

⑨   《苏轼诗集》卷二五《孙莘老寄墨四首》其二，第1321页。

⑩   王禹偁：《自宽》，载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六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744页。

⑪   赵抃：《寄酬旧交吴中复龙图》，载《全宋诗》卷三四二，第4184页。

⑫   《苏轼诗集》卷一六，第828页。

⑬   《苏轼诗集》卷一七，第905页。

⑭   《苏轼文集》卷五二《答秦太虚七首》一，第1534页。

⑮   此诗作年说法不一，一说治平元年，一说嘉祐八年。前者参见孔凡礼：《三苏年谱》卷一四，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第427页；后者参见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诗集校注》卷四，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第358-359页。兹从后者。

⑯   《苏轼诗集》卷五，第207页。

⑰   《苏轼诗集》卷五，第207页。

⑱   姚华：《“私典”及其诗学转型意义：以苏轼诗歌为中心》，《文学遗产》2021年第5期。

⑲   《黄文节公全集》外集卷三，载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点校：《黄庭坚全集》，中华书局，2021，第864页。

⑳   《苏轼诗集》卷一四，第666页。

㉑   《苏轼诗集》卷二六，第1392页。

㉒   《苏轼诗集》卷一四，第674页。

㉓   《全宋诗》卷四四五，第5418页。

㉔   苏辙著，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卷六，中华书局，1990，第107页。

㉕   山本和义通过分析这组洋川园池诗，指出“苏轼有意识地开辟出与王维、裴迪以及文同(另外还包含与之互动的鲜于侁、苏辙)诗作迥异的诗境”。参见山本和义：《诗人与造物：苏轼论考》，张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64页。

㉖   《苏轼诗集》卷二六，第699页。

㉗   例如谢桃坊先生指出，苏轼的题画诗善于进行“画面的再现、画意的补充、画境的再创造”。参见谢桃坊：《苏轼诗研究》，巴蜀书社，2017，第121页。

㉘   《苏轼诗集》卷二一，第1133页。

㉙   谢朓：《怀故人诗》，载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8，第1429页。

㉚   W. 伊泽尔：《审美过程研究——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霍桂恒、李宝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第156页。

㉛   《苏轼诗集》卷三十，第1608页。

㉜   《苏轼诗集》卷三十，第1608页。

㉝   《苏轼诗集》卷十，第513页。

㉞   《苏轼诗集》卷四八，第2609页。

㉟   《苏轼诗集》卷二五，第1325页。

㊱   《苏轼诗集》卷三三，第1749页。

㊲   张方平：《送苏学士钱塘监郡》，载《全宋诗》卷三○五，第3828页。

㊳   张咏：《旅中感怀》，载《全宋诗》卷五十，第541页。

㊴   《苏轼诗集》卷三六，第1958页。

㊵   《苏轼文集》卷三八，第1090页。

㊶   《苏轼文集》卷三八，第1754页。

㊷   《苏轼文集》卷五六《与孙子思》七，第1684页。

㊸   《苏轼文集》卷五五《与程全父》四，第1624页。

㊹   《苏轼诗集》卷二二，第1186页。

㊺   《孙莘老寄墨四首》其四，载《苏轼诗集》卷二五，第1322页。

㊻   《隐居通议》卷六，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第63页。

㊼   《苏轼诗集》卷四三，第2350页。

㊽   《苏轼诗集》卷一五，第726页。

㊾   《苏轼文集》卷五七《与鲁元翰二首》一，第1707页。

㊿   《苏轼诗集》卷一五，第775页。

  《苏轼诗集》卷一六，第846页。

  《苏轼诗集》卷二七，第1446-1447页。

  苏辙：《栾城集》卷一四《次韵朱光庭司谏喜雨》，载《苏辙集》，第279页。

  《新渡寺席上，次赵景贶、陈履常韵，送欧阳叔弼。比来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傍睨而已，临别，忽出一篇，颇有渊明风致，坐皆惊叹》，载《苏轼诗集》卷三四，第1824页。

  《苏轼诗集》卷一二，第576-577页。

  《苏轼诗集》卷二六，第1380页。

  此诗的解读蒙吴晋邦博士指教，谨此致谢。

  《苏轼诗集》卷一七，第905-906页。

  《苏轼诗集》卷一八，第949页。

  《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七《木庵诗集序》，载《遗山集》，四部丛刊景明本。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第668页。

  曾明：《诗学“活法”考索》，商务印书馆，2019，第137页。诗学“活法”与“弹丸”说的历史发展，参考此书。

  《苏轼诗集》卷二六，第1400页。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中华书局，2002，第59页。

  李延寿：《南史》卷二二《王筠传》，中华书局，1975，第609页。

  《王直方诗话》，载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1148页。

  《全宋诗》卷一八一，第2104页。

  《次韵答满思复》，载《苏轼诗集》卷二六，第1408页。

  《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四，载《黄庭坚全集》，第80页。

  《新渡寺席上，次赵景贶、陈履常韵，送欧阳叔弼。比来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傍睨而已，临别，忽出一篇，颇有渊明风致，坐皆惊叹》，载《苏轼诗集》卷三四，第1824页。

  《送欧阳推官赴华州监酒》，载《苏轼诗集》卷三四，第1806页。

  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第4页。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57页。

  张华：《答何劭诗三首》其一，载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618页。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00页。

  田锡：《酬宋湜贾黄中二学士菊花之什兼呈诸厅学士》，载《全宋诗》卷四六，第492页。

  周紫芝：《竹坡诗话》，载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第339页。

  《居士集》卷一，载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31页。

  《苏轼文集》卷十，第321页。

  《居士集》卷二《病中代书奉寄圣俞二十五兄》，载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第49页。

  《居士集》卷六《答圣俞》，载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第163页。

  《高车再过谢永叔内翰》，载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877页。

  《韩子华内翰见过》，载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八，第1022页。

  《答青州相公二首》其一，载《全宋诗》卷二七四，第3502页。

  《次韵台州姚舜谐见赠二首》其一，载《全宋诗》卷三四二，第4207页。

  《奉答尧夫先生金雀石砚诗》，载《全宋诗》卷四○八，第5015页。

  《黄文节公全集》外集卷一五，载《黄庭坚全集》，第1116页。

  《黄文节公全集》外集卷一八，载《黄庭坚全集》，第1179页。

  苏辙：《闻子瞻重游南山》，载《栾城集》卷二《苏辙集》，第20页。

  《苏辙集》卷一，第16页。

  《送小本禅师赴法云》，载《苏轼诗集》卷三三，第1758页。

  《和王晋卿》，载《苏轼诗集》卷二七，第1423页。

  《武昌铜剑歌并引》，载《苏轼诗集》卷二十，第1051页。

  《全宋诗》卷六五，第740页。

  《全宋诗》卷四四八，第5445页。

  古列维奇：《中世纪文化范畴》，庞玉洁、李学智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第145页。

  《剡源文集》卷一九《题李端叔帖》，四部丛刊景明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