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
详细信息Sino-US Trade Frictions and Diversification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
摘要: 中美贸易摩擦之所以给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究其根本是因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还不够多元化,特别是对美国市场过于依赖。中美贸易摩擦通过提高贸易成本、增加贸易不确定性,引发商品贸易流向调整和生产转移效应,从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虽然中美业已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贸易争端得到了真正的解决。在中国人口红利几近衰竭、优惠政策边际效应不断递减、全球价值链分工几近极限的背景下,中国已经基本不存在吸引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的可能,中国对外贸易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深刻调整势所必然。积极推动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把握数字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机遇、重塑国内价值链并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等,是拓展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的重要着力点。Abstract: The reason why Sino-US trade friction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is that the market structure and product structure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are not diversified enough, especially the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the US market. Trade fri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lead to the adjustment of commodity trade flow and the effect of production transfer by increasing trade cost and trade uncertainty, which greatly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diversification. Althoug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reached the first stage of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Sino-US trade dispute has been truly resolved. In particular, against the background that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is nearly exhausted, the marginal effect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 is decreasing,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s close to the limit, there is basically no possibility for China to attract large-scal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hich makes it inevitable for China to profoundly adjust its foreign trade market structure and product structure. Therefore, we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which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current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meanwhile, we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s, grasp the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hape the domestic value chain and increase the support for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hich is the important focus of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
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给中国福利和就业增长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与中国对美出口市场依存度过高和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水平不高密切相关。中美贸易摩擦通过提高贸易成本和增加贸易不确定性等,不仅影响了中国出口规模及其增长,而且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18年中国出口总额达2.48万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额为4 781亿美元,对美出口约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因此,实现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已经成为摆脱中国出口对美国市场过度依赖,提升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和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思路。
既有文献关于对外贸易多元化的研究大多关注出口产品多样化或出口的扩展边际,本文把对外贸易多元化的内涵拓展至产品多样化、市场多元化和生态多元化等多个维度。其中,产品多样化包括产品种类多样化(水平多样化)和产品质量多样化(垂直多样化);市场多元化包含对外贸易对象国数量与对外贸易市场集中度两层含义;生态多元化主要指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不同规模的生产者之间的市场地位平等。本文以商品贸易流向调整和产业及生产环节海外转移为中介,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的作用机制,并探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的思路。
一. 中美贸易摩擦、商品贸易流向调整与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贸易流向具有较强的趋利性,国际贸易的发展拓宽了企业通过商品贸易谋取利润最大化的空间和渠道,商品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但是,相对于国内贸易,国际贸易对于贸易成本和贸易不确定性更加敏感。除了交通运输和通讯等成本,一国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也成为对外贸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商品的进出口价格进而影响商品的贸易流向。同时,与交通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不同的是,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极易受到国际形势和一国决策当局政策干预的影响,其波动或变化具有较强的不可预测性。
一 中美贸易摩擦通过增加中美贸易成本改变商品贸易流向, 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
1.影响中国对外贸易产品多样化。中美贸易摩擦增加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成本,而中国进口美国产品贸易成本上升将导致中国缩小从美国进口规模。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后,中国出口美国产品贸易成本上升,随后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产品采取反制措施,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部分产品尤其是农产品的贸易成本上升。虽然贸易成本上升是否会引致中国一些出口产品从美国市场消失,或中国不再进口美国的某些产品,还取决于美国或中国的此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等因素[1-2];但是从总体上看,贸易成本的上升必将抑制中国对美进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对中国对美贸易产品水平多样化产生负向影响。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中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产品水平多样化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其影响因素会更多一些,比如进入其他市场难易程度等。
此外,美国此次挑起贸易摩擦主要集中于中国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出口。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摩擦伊始,即以中国知识产权侵权为由对中国向美出口的价值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采取其他非关税限制措施,同时,美国也采取措施限制高技术产品流入中国。郭美新等分析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在电脑行业对中国出口负向影响最强,高达-25.628%,影响远高于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品出口[3]。技术进步一旦受阻,其影响将不仅局限于对美贸易。这说明此轮中美贸易摩擦在对中国对外贸易产品水平多样化产生影响的同时,很可能会在短期内抑制中国对外贸易产品垂直多样化水平的提升。
2.影响中国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多元化。中国对美贸易依存度较高,2018年中国对美贸易总额达6 598.4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5%。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中国企业被迫将出口市场转移至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但是,中美贸易摩擦多大程度上能够倒逼中国将对外贸易市场转移至新兴市场国家、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还取决于中国供给价格弹性、美国需求价格弹性、中国企业开拓新市场的能力,以及生产技术、要素价格等决定的收益与成本权衡等。例如,需求价格弹性高的商品很可能被迫降低对美出口份额或直接退出美国市场,但该产品能否顺利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还取决于该产品能否寻找到新的市场。近年来,中国不断谋划建立新型对外贸易关系,倡导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推进“中日韩”“RCEP”等新型贸易协定的协商谈判,这些均为企业开拓和建立新的出口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春顶等分析认为,中国积极推进并融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而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是中国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实现对外贸易持续增长的有效手段[4]。但总体上看,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之欧美发达国家要低一些,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却明显高于南亚或东南亚国家,因此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对美出口产品要转战新兴出口市场还要面临诸多挑战。
同时,中国对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中,农产品尤其是大豆进口占据重要地位,2017年中国进口美国的大豆约3 286万吨,金额达140亿美元,在中国对美进口所有商品中位居第二位①。中国对从美进口大豆关税反制措施实施后,2018年9—11月,美国对中国出口大豆仅为40万吨,而同期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大豆数量增长迅速,如从南美进口大豆高达1 560万吨②。其他农产品进口也呈现相似特征,这说明中国对美农产品加征关税有助于实现中国农产品进口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当然,必须看到的是,这种农产品进口市场的多元化发展所付出的代价,特别是进口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提升所造成的福利损失,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和评估。但是,中美贸易摩擦倒逼中国农产品进口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因此,至少从短期看,中美贸易摩擦可能有助于倒逼中国寻求新的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降低中国对美贸易依存度,实现中国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的多元化,当然,其多元化的效果还取决于中国开拓其他市场的难易程度。
3.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生态多元化。首先,不同规模企业应对贸易成本上涨的能力存在明显区别,中小企业抵御外部成本上涨的能力弱,而大型企业可能通过内部资源配置、技术创新或其他手段将相关贸易成本上涨转移或消化分解,因此中美贸易成本上涨对出口主要面向美国市场的中小企业的负向影响显著高于大型企业,迫使大量中小企业退出美国出口市场,对中国对美出口的生态多元化产生负向影响。其次,被迫退出美国市场的企业,面临产能转向国内市场或其他出口市场的选择。Melitz认为,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高于内销企业[5]。因此,原面向美国市场的产能若是转入内销将增加国内企业竞争,若是转移至其他海外市场,也将增加原其他海外市场竞争,进一步淘汰低生产率企业,而此类企业往往以中小企业为主,如此一来,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生态多元化水平将降低。再次,伴随经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发展,跨境电商逐渐崛起,而当前对于跨境电商零售的管理,无论是税收起征点还是质量监督,均存在缺失或不完善的问题。中美贸易成本上升可能导致中国出口商尤其是中小企业改变传统出口贸易方式,更多地采用跨境电商零售贸易的方式参与国际贸易,有利于中小企业出口贸易的发展,从而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生态的多元化发展。但监管的缺失或不完善带给出口贸易生态多元化的负面影响却不能视而不见。最后,中国从美国进口农产品的关税或非关税贸易壁垒等贸易成本上升,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农产品进口上的议价和选择能力,农产品价格上涨或国内农产品销售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提高中国农民的收入,提升中国在农产品上的进口生态多元化。
除了中国对从美国进口农产品加征关税会对中国进口贸易多元化产生影响之外,由于加工贸易和中间品贸易在中国对美贸易中占据重要比重,高达8%左右[6],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多元化的发展变化将反作用于中间品进口多元化,降低进口产品和进口来源地的多元化水平。尤其是,此轮中美贸易摩擦中,为达到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性目标,美国主要针对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征收关税,由于高技术密集度产品涉及更多生产环节且此类产品的中间品使用较多[7-8],因此,中国出口贸易多元化的发展变化对进口贸易多元化的影响也将更加深刻。
二 中美贸易摩擦通过增加中美贸易不确定性改变商品贸易流向,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
中美贸易摩擦不仅直接增加了中国各相关经济主体对美出口贸易成本,而且导致了中国企业对美贸易不确定性预期的大幅度提升。在贸易摩擦期间,中美两国通过数次贸易谈判,历经曲折,中美贸易关系既呈现过向好的局面,也曾达到过冰点。特别是美国以维护自己霸权地位和实现利益最大化为基本主张,一味压制新兴经济体发展,在贸易谈判上出尔反尔,导致中美贸易局势更加晦暗不明,企业对美出口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也显著增加。资本市场尤其是A股市场作为贸易的重要风向标,曾数次伴随着贸易谈判结果的不同而发生剧烈波动。2018年5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推特使A股陷入暴跌,6日以下跌3%开盘、上演千股跌停;同月10日,中国商务部发布消息希望中美双方通过协商、合作解决问题,A股上演大反转,开盘指数大涨2.6%。③除A股市场外,汇率也呈现类似剧烈波动。一方面,这种局面的出现是贸易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结果;另一方面,这种结果又进一步加剧了贸易不确定性。
关于贸易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Handley、周定根等、钱学锋等学者基于中国加入WTO的事实研究发现,贸易不确定性尤其是关税不确定性降低对中国出口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9-11]。而中美贸易摩擦则通过增加贸易不确定性,并主要通过企业投资行为作用于商品贸易流向,进而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原因有四。
第一,贸易不确定性增加,既使得企业延长等待时间,延迟进入出口市场,也使得部分出口企业由于对美贸易的预期风险增加而退出美国出口市场,降低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水平多样化;由于高技术产品涉及的中间投入品更多,受制度或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加深刻,因此也将抑制中国对美出口产品垂直多样化水平的提升。由于贸易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故其对产品多样化的影响将不仅仅局限于对美贸易,而将拓展至整个中国对外贸易,影响中国对外贸易整体产品水平多样化和垂直多样化水平的提升。
第二,中国对美出口的贸易不确定性增加,中国部分企业为规避贸易风险而退出美国市场。从中国该产品的出口市场个数衡量的出口市场多元化来看,出口市场多元化可能降低;而就出口集中度衡量的出口市场多元化而言,该产品从出口占比较大的美国市场退出,使该产品出口市场更加分散,有助于提升中国出口市场多元化水平。
第三,中小企业前期投资少,其决策受贸易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小,贸易不确定性对大型企业的生产决策产生更大的负向影响作用,从而增加中小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比重。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外贸易生态多元化的水平会得到提升。此外,贸易不确定性增加引发的企业经营风险,可能受到企业库存管理能力的影响,库存管理能力越强,越可通过事前调节库存平滑贸易风险。大型企业库存管理能力一般较强,应对贸易风险的能力也更强,因此受贸易不确定性增加的影响小于中小企业,大量中小企业很可能因此被挤出出口市场,从而降低中国出口贸易生态多元化的水平。
第四,中国对美国进口关税或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不确定性,可能有助于进一步促使中国拓展进口农产品来源地的多元化。与贸易成本效应相类似,贸易不确定性增加效应下的中国出口多元化降低效应也会传递至进口环节,并因此降低中国进口多元化的水平。
二. 中美贸易摩擦、产业及生产环节海外转移与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
中美贸易摩擦所导致的贸易成本和贸易不确定性的增加,除了会引起商品贸易流向发生调整之外,还可能导致产业及生产环节布局向海外转移,进而改变中国对外贸易关系,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
一 中美贸易摩擦加速中国产业及生产环节向海外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优惠的政策组合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建厂、布局生产环节,且此类生产环节主要集中于加工、组装等领域,技术含量较低,极易被替代。伴随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与优惠政策刺激的边际作用不断降低,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传统比较优势不再凸显。而当前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增加了中国对美贸易成本和贸易不确定性,不仅直接导致原计划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特别是美资企业取消投资计划,且已经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若预期收益低于成本,也将直接把生产环节转移至生产成本更低的其他国家(地区),特别是南亚或东南亚地区。例如,2018年4月,Puma品牌决定将部分生产环节转至越南、印度尼西亚。2018年9月,日本铃木结束与中国长安合资,开始着手将生产基地转移至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此外,由于中国对美贸易成本上升,国内的一些本土出口企业为降低贸易成本上涨所带来的利润损失,以及基于企业长期的生产和发展规划,会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导致投资代替出口,从而加速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产业或生产环节向海外转移。
美国商务普查局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美国从越南、法国、荷兰的进口增速变化较大,表明在部分行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美国正在转向从上述国家购买替代品。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可能导致中国部分产业或生产环节加快向海外转移。虽然在产业或生产环节的海外转移过程中,劳动力廉价优势不复存在、优惠政策的边际效应逐渐递减是其根本动力,但中美贸易摩擦引起的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成本和贸易不确定性的上升,无疑对产业及生产环节外移起到了重要的加速和催化作用。刘斌等发现,针对中国出口征收关税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12];张明志和岳帅发现,中美贸易摩擦降低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13]。
更值得注意的是,产业或生产环节的海外转移具有较强的不可逆性,即便将来中美贸易关系改善,产业或生产环节海外转移及其影响也不可撤销。第一,中美贸易摩擦只是加快了中国产业或生产环节向海外转移的步伐,而非根本原因,即便将来中美两国经贸协议全面达成,受制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政策优势消失等因素,已经或即将转移海外的产业或生产环节也不会再转移回中国了。第二,产业或生产环节向海外转移所需的厂房等基础设施建设、良好关系的建立和维护需要投入大量的固定成本,这些成本一旦投入便成为沉没成本,即使将来中美经贸关系得以改善,已经转移出去的产业或生产环节选择重新回到中国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第三,全球价值链的划分并非永无止境,在全球价值链划分至贸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成本时,价值链不可能进行再切分了。当前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价值链的划分已接近极限,从全球价值链的再划分中来获取的收益也愈来愈微薄。因此,即便将来中美经贸协议全面达成,中国吸引大规模新的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布局的空间已然不大。
二 中美贸易摩擦下产业及生产环节向海外转移对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的影响
1.单个产业或生产环节的海外转移或许不足为虑,但对于现代经济而言,产业集聚和产业关联是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收益的重要举措,单个生产环节布局的外移可能导致与其相关企业或行业的收益降低。此类企业将直接面临寻找新的供应商、新的需求商或直接退出市场的选择,增加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生产效率,严重影响到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位置以及自身国内价值链的布局,并产生贸易替代效应,降低对外贸易多元化的水平。产业或生产环节向海外转移,若是本土企业采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行,在产生贸易替代效应的同时,存在市场信息获取、生产成本降低等优势,可能会增加出口产品水平多样化[14]。其具体情况应根据海外转移的不同方式及其特点而定,但总体而言,贸易摩擦引起产业或生产环节的海外转移,至少在短期内不利于中国出口产品水平多样化和垂直多样化的发展。
2.就市场多元化而言,若是单以出口市场个数来衡量,则产业或生产环节向海外转移之后,出口市场多元化水平很可能会降低;若是以出口市场集中度来衡量,则出口市场多元化水平取决于该产业或生产环节是否转移至原来就已经存在出口关系且为该商品的核心出口市场。若是该商品的核心出口市场,则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将降低出口的集中程度,提升出口市场多元化水平;若非其核心出口市场,则该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不利于出口市场多元化水平的提升。
3.就产业或生产环节海外转移的生态多元化效应而言,可能不能达成明确结论。原因在于,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或有能力进行海外布局生产环节的企业一般为大型企业,即中美贸易摩擦更多导致大型企业将生产环节布局海外,大型企业出口减少;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进行生产环节海外转移的比重较少。其原因不是中小企业不想将产业或生产环节向海外转移,而是尚不具备相应的能力,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贸易成本和贸易不确定性上升,将直接导致中小企业不仅退出出口市场,而且直接退出生产。因此,中美贸易摩擦对对外贸易生态多元化的影响并不明确。
4.与中美贸易摩擦引起商品贸易流向发生变化类似,由于加工贸易与中间品进口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较大比重,产业或生产环节的海外转移意味着该产业或生产环节原本已经存在的进口关系也将随之转移海外。无论是进口产品种类还是进口来源地均将发生变化,影响中国进口产品多样化和进口来源地的多元化水平。
三.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提升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水平的设想
促进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是分散和降低中国对外贸易风险,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和举措。中美贸易摩擦之所以给中国对外贸易带来较大冲击,与中国对外贸易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够多元化,尤其是与中国对外贸易对美国市场的严重依赖密切相关。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也影响着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在给中国对美贸易产品多样化带来负向冲击的同时,就中国出口市场的集中度而言,可能有助于降低中国对美贸易依存度,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出口市场的绝对数量可能减少。尤其是,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达成短期内可能无法使中国对外贸易状况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由此可见,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必须着力研究拓展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的相关思路。这从短期看有助于减轻中美贸易摩擦的负向冲击,从长期看则有助于提高中国应对外来需求冲击的能力,推动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一 努力破解中美双边贸易的发展困境,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谈判和建设,建立起良好的双边、诸边及多边贸易关系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发展,已经不能再孤注一掷了,必须实行多元化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把握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建立良好的对外经贸关系是实现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同时,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维护世界贸易自由化秩序日渐无力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均开始积极发起或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国也必须顺应这一发展趋势。为此,可以采取以下这些思路和对策。第一,继续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加大协商谈判的力度,促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建设,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充分发挥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优势,以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的发展。第二,积极发展与欧盟、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美加墨贸易协定成员国的贸易关系,减少上述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的排斥性,最大限度降低其对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的不利冲击。第三,在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谈判的同时,要不断加快对内改革的步伐,建立健全国内相应贸易法规,修正与双边、诸边或多边贸易规则相冲突的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出口企业行为的自律、自查与自纠,并要求企业尽快建立合规监督管理体系,为推进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 紧紧抓住信息化与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展
近年来,伴随物联网、云计算,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产品生产成本、贸易成本和贸易不确定性等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据《经济日报》载,全球10%零售额转向电子商务,全球云服务市场规模年均增长25%;目前,全球40%的电子商务零售来自中国。④即便如此,当前数字经济推动对外贸易发展的空间仍有待进一步拓展。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进一步积极推动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融合,引导大数据产业服务与上下游关联企业融合,重点推进大数据在产品设计研发、交通物流、装备制造等行业应用,促进大数据存储、应用的全面发展。第二,促进跨境电商贸易的快速发展,使得需求者偏好信息的获取更加方便快捷,实现柔性化生产,鼓励中小企业利用数字经济并将其融入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推动对外贸易生态多元化发展。第三,随着数字经济和跨境电商的发展,跨国零售贸易占比不断提高,很多跨境包裹金额低于国家税收起征点,造成税收遗失,且质量监督体系存在缺口,因此,需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立法,完善有关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税收和法律法规,助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发展,从而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生态多元化水平的提升。
三 重塑国内价值链,加速国内产业升级步伐,提高抵御外部需求冲击的能力,以生产多元化助推对外贸易多元化
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中国的部分产业或生产环节向海外转移,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构建的步伐和方向,加之全球价值链的分割也已基本接近极限,因此,虽然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业已签署,但中国继续寄希望于依靠参与全球价值链实现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已然缩小。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不断压缩、参与位置提升空间不足的背景下,中国只有重塑国内价值链,强化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对接与提升,才能寻找并开发出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当前,中国国内价值链的发展仍存在较大的空间,一方面,中国区域间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仍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地区间项目跟风、一拥而上所造成的产业重复建设、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因此,在上述背景下,实现中国国内价值链重塑尤为迫切,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条应对思路。第一,地方政府在制定地区发展规划时应结合自身地理、交通与资源条件,依据自身比较优势选择主导产业,既要加强与周边地区的产业联系,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又要规避产业雷同和重复建设。第二,中央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各地区主导产业的审核、监督工作,慎重批复各级产业集聚区的上马和建设方案。基于各区域发展优势、结合各地区发展特征,制定符合地区发展方向的产业政策,避免一刀切式的产业政策引起产业重复建设,提升国家整体产品生产多样化和生态多样化。第三,扫除区域间经济割据的障碍,打造互联互通的良好格局。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奠定基础,并促进中西部廉价劳动力优势和东部地区资本、技术优势的有机结合,构建完善且合理的国内价值链,并以生产多样化助推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
四 加强技术创新投入,推动新产品研发攻关,拓宽技术外溢渠道,助推对外贸易高质量与多元化发展
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拓展中国外交关系可能仅仅在短期内有助于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水平的提升,而只有加强技术创新和科研攻关,才能长久地真正提升中国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尤其是,与以往中美贸易摩擦不同,此次美国发动贸易摩擦聚焦于对中国出口美国高技术产品的限制,实质是针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性遏制,其鲜明特点是阻断中国高新技术发展和“中国制造2025”的实现。而技术创新不仅是实现中国出口产品垂直多样化的重要手段,而且对于提升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出口生态多元化的水平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要进一步运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财政补贴手段鼓励企业加大对科研活动的支持力度,提高研发人员的工资收入、专利收入和津贴,改善研发人员工作生活环境;积极开展企业与高校、科研单位的联合攻关,提高科技创新的知识转化能力和水平,提升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拓展技术外溢渠道,充分发挥好国内价值链中东部对中西部的技术外溢作用,寻找除美国外其他的替代技术源,打消美国对中国技术封锁的企图。这些措施有助于推动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与多元化发展。
当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极易受到国际需求冲击的影响,这与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水平不高,特别是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紧密相关。而中美贸易摩擦通过提高贸易成本和增加贸易不确定性,推动商品贸易流向调整和产业及生产环节向海外转移,从而对中国对外贸易的产品多样化、市场多元化和生态多元化等产生重要影响。即使当前中美积极进行贸易磋商并且已经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因中美贸易摩擦所导致的商品贸易流向调整也很难恢复到原先的状态,转移出去的产业或生产环节很难重新转移回中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必须积极寻找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的新动能,如重塑国内价值链、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把握数字经济与信息化发展的机遇以及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力度。
①数据来源于蔡越坤:《中国对美国大豆等商品加征关税芝加哥CBOT美豆1805盘中重挫超4%》,经济观察网,http://www.eeo.com.cn/2018/0404/325989.shtml,检索日期:2019年12月22日。
②数据来源于《2018年9月到11月美国对中国大豆出口仅40万吨南美对中国大豆出口1560万吨》,新浪财经,https://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agri/2018-12-12,检索日期:2019年12月22日。
③ 参见《贸易谈判影响全球资本市场股市“中美时刻”》,华夏时报网,http://www.chinatimes.net.cn/article/86398.html,检索日期:2019年12月20日。
④ 《全球进口领袖峰会:抢抓数字经济蓬勃兴起的历史机遇》,《经济日报》2018年11月6日。
-
[1] AMITI M, REDDING S, WEINSTEIN D E. The impact of the 2018 tariffs on prices and welfare[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9, 33(4):187-210.
[2] 王晓星, 倪红福.基于双边进口需求弹性的中美经贸摩擦福利损失测算[J].世界经济, 2019(11):27-50.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sjjj201911003 [3] 郭美新, 陆琳, 盛柳刚, 等.反制中美贸易摩擦和扩大开放[J].学术月刊, 2018(6):32-42.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xsyk201806004 [4] 李春顶, 何传添, 林创伟.中美贸易摩擦应对政策的效果评估[J].中国工业经济, 2018(10):137-155.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zggyjj201810008 [5]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 2003, 71(6): 1695-1725.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65e1d32004ab1173f6cd0ad1e8399979
[6] 樊海潮, 张丽娜.中间品贸易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福利效应:基于理论与量化分析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 2018(9):41-59. [7] De GROOT H L F, LINDERS G J, RIETVELD P, et al. The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bilateral trade patterns[J]. Kyklos, 2004, 57(1):103-123.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10.1111/j.0023-5962.2004.00245.x
[8] DEN BUTTER F G B, MOSCH R H J. Trade, trust and transaction cost[Z/OL]. Tinberge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2003-082/3. https://ssrn.com/abstract=459501.
[9] HANDLEY K. Exporting under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4, 94(1):50-66.
[10] 钱学锋, 龚联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区域贸易协定与中国制造业出口[J].中国工业经济, 2017(10):81-98.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673472920 [11] 周定根, 杨晶晶, 赖明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关税约束承诺与出口稳定性[J].世界经济, 2019(1):51-75. http://www.cqvip.com/QK/82088X/20192/7001973399.html [12] 刘斌, 王乃嘉, 魏倩.中间品关税减让与企业价值链参与[J].中国软科学, 2015(8):34-44.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zgrkx201508005 [13] 张明志, 岳帅.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美贸易摩擦透视[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87-92. http://journal-s.scnu.edu.cn/article/id/478 [14] 杨汝岱, 吴群锋.企业对外投资与出口产品多元化[J].经济学动态, 2019(7):50-64.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jjxdt201907007 -
期刊类型引用(9)
1. 白科,王营营. 电子商务、对外贸易与民族地区共同富裕.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5(01): 17-26 . 百度学术
2. 陈岗. 产业结构多样化、贸易壁垒与出口贸易稳定性.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3(04): 97-103 . 百度学术
3. 孙江永,刘真,李淑云.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外贸易市场集中度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世界经济研究. 2023(10): 77-88+136 . 百度学术
4. 黄泽娜. 基于“囚徒困境”分析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选择. 中国商论. 2022(01): 86-89 . 百度学术
5. 刘克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内在逻辑. 山西警察学院学报. 2022(01): 5-12 . 百度学术
6. 龚勤林,邹冬寒,贺培科.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中国出口多元化研究——基于市场与产品的二维视角. 国际贸易. 2022(07): 78-88 . 百度学术
7. 周南南,张可.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中美GVC嵌入位置测度研究. 产业组织评论. 2022(03): 236-254 . 百度学术
8. 赵丽娜. 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与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 理论学刊. 2021(01): 59-68 . 百度学术
9. 赵文霞,杨经国. 贸易多样化和技术创新:出口波动的稳定器——贸易壁垒减弱出口波动的机制与中国经验. 西部论坛. 2021(02): 27-39 . 百度学术
其他类型引用(12)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2558
- HTML全文浏览量: 946
- PDF下载量: 99
- 被引次数: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