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人对杜甫诗歌之袭用始见菅原清公(770—842)于日本延历二十四年(805·唐永贞元年)入唐归国时所作的《越州别勅使王国父还京》。尔后，其孙菅原道真(845—903)也屡屡裁剪杜甫诗句写入自己的诗中。不过，杜甫文集最早以完整书卷的形式东渐日本，极有可能还是入唐僧圆仁(794—864)于日本承和十四年(847·唐大中元年)归国时带回的二卷本《杜员外集》。

圆仁所抄《杜员外集》，静永健师曾认为属于樊晃编《杜工部小集》六卷系统本，然张伯伟先生指出其乃“古本二卷”，即苏东坡所云《杜员外诗集》系统本，这一推断应该更为可靠。^①不过很少有学者注意到，《杜员外集》其实是与《白氏文集》同一年，即日本承和十四年传入日本的。在此前一年，使得大唐王朝天翻地覆的会昌毁佛运动以唐武宗暴毙、唐宣宗登基而告终。长期潜伏在楚州的慧萼、圆仁一行，也相继被允许搭乘商船回到日本。也正是在这一时间段，承和十二年(845·唐会昌五年)，菅原是善(812—880)的第三子菅原道真诞生。而菅家栋梁、文章院的创设者、大学寮西曹之开祖的菅原清公，则于承和九年(842·唐会昌二年)以七十二岁之高寿驾鹤西归。^②

与菅原清公从大唐接触到尊杜之预流、回国后多次在自己的诗中套用杜诗的同时，在狭窄的平安上层贵族文化圈中，却悄悄地涌现了一股崇拜白居易的暗流。《江谈抄》卷四就记录了嵯峨上皇(786—842，日本第52代天皇，在位期间809—823)窃用白诗的一段逸事。

闭阁唯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行幸河阳馆，弘仁御制。

故贤相传云，《白氏文集》一本渡来在御所，尤被秘藏。人敢无见此句在彼集。叡览之后即行幸此观，有此御制也。召小野篁令见，即奏曰：“以遥为空最美者。”天皇大惊，勅曰：“此句乐天句也，试汝也。本空字也，今汝诗情与乐天同也者。”文场故事，尤在此事。^③

彼时慧萼尚未将七十卷南禅院本《白氏文集》抄入平安都城普及大众。不过，元白诗歌在平安汉文学圈子里已经有了一定范围的传播。而小野篁(802—853)作为嵯峨任天皇时期的侍读，显然早就察觉到了上皇的最新爱好，于是提前做足了功夫，暗中熟记了自己秘藏的白居易诗文，这才一鸣惊人，得到了上皇之“诗情与乐天同”的最高赞赏，奠定了其在平安文坛上的顶级地位。

小野篁，后人尊之为“野相公”，是平安前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汉文学者，擅长汉诗文且精通和歌。其父亲小野岑守(778—830)曾长时间担任嵯峨帝的近臣，所以小野篁从小就得到了嵯峨帝的关爱。二十一岁正式任官，于天长八年(831·唐大和五年)以三十三岁之年少受命参与编纂《令义解》并撰写序文。承和元年(834·唐大和八年)被选为遣唐副使，尔后历经多次出航失败。承和三年(836·唐开成元年)再次出航之际，因正使藤原常嗣(796—840)换船事件拒绝上船并擅自脱离使团，后又撰写《西道谣》讽刺遣唐而引起朝廷权贵们的震怒，以致于承和五年(838·唐开成三年)被剥夺官位，流放隐岐。不过，由于其为上皇宠臣，流放不到两年時间就于承和七年(840·唐开成五年)被允许返回京都；仅在一年四个月不到的隐居生活后，便于承和八年(841·唐会昌元年)官复原位，高调出任橘嘉智子皇太后(786—850，谥号檀林皇后)的皇后宫大夫及仁明天皇(810—850，日本第54代天皇，在位期间833—850)的朝中参议(丞相)。小野篁可谓平安初期文坛最高手，但他恃才傲物，口无遮拦，又被时人称为“野狂”^④。虽因狂言获罪，又终因文才免祸。

承和年间，除了嵯峨上皇获得了一本《元白诗笔》^⑤外，小野篁自己也可能暗藏了不少白居易诗文。于此还可以《江谈抄》卷四之另一则记载为证，其文如下：

著野展铺红锦绣，当天游织碧罗绫。内宴春王，野相公。

洗开蜇户雪翻雨，投出蟠龙水破冰。

古老相传，昔我朝传闻唐有白乐天巧文，乐天又闻日本有小野篁能诗。待依常嗣来唐之日，所谓望楼为篁所作也。篁副使入唐之时，与大使有论不进发。会昌五年冬乐天已亡，而后年也《文集》渡来。中篁所作相同之句三矣：“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缭乱碧罗天”，“野厥人拳手，江芦锥脱囊”，“元和小臣白乐天，观舞闻歌知乐意”等句也，天下珍重篁者也。^⑥

在大江匡房的这段语录中提到，慧萼抄《白氏文集》传入日本后，大家发现小野篁的诗作中竟然有三联与白居易诗相同，于是朝野哗然，“天下珍重”。当然，这段记载与上引嵯峨逸事一样，都是属于赞美小野篁文才的佳话，主旨在歌颂其无与伦比的“天才”。不过，此事之真相更有可能是，与菅原清公暗用杜甫诗句入己诗一样，小野篁或也是在白居易集未普及前便有预谋地下手“剽窃”了白诗；等到白集入朝后，便可以此再次证明自己“诗情与乐天同也”。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中还蕴含了一条不为人知的信息，即承和遣唐使节团派遣之初所设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拜见白居易。这是因为，当时传闻白居易读过小野篁的诗歌并予以赞许。这或许也正是小野篁敢于拒绝遣唐大使藤原常嗣提出的换船要求，并擅自离开船队之底气所在——他认为此行没有自己绝不可能成行。而恰恰藤原常嗣又看不惯这个“野狂”，竟然命令船队如期出发。于是在这个驶向大唐的使节团中，没有了本该成为主角的小野篁，而入唐之后擅自滞唐不归的圆仁却与大使们平安到达了大唐。

根据以上记载还可知，藤原常嗣回国后向朝廷报告其一行拜见了白居易，在谈话中白居易再次赞许了小野篁并为其创作了一首望楼诗。《古事谈》中也对此事有所记录，其文云：“文书载，闻听小野篁以遣唐使渡来，白居易大悦，构望海楼待之，然未见之。太政官符上记录：虽无雾明朗，然小野篁舟风帆未现。”^⑦由此可知，藤原常嗣对大唐也隐瞒了小野篁擅自下船的事实，而只是说小野篁的船只没能安全抵达大唐，以至于特意为小野篁“构楼而待”的白居易扼腕长叹，遗憾不已。

当然，这一切都是藤原常嗣的谎言。这是因为，开成以后，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身份一直住在洛阳，藤原常嗣一行在长安应该是无法见到这位名动天下的白傅的。而所谓的望楼诗，当是今存白集中的《寄题杨万州四望楼》，其诗云：“江上新楼名四望，东西南北水茫茫。无由得与君携手，同凭栏干一望乡。”朱金城先生考“杨万州”为“万州刺史杨归厚”，诗作于“元和十四年(819)，四十八岁，忠州刺史，忠州” ^⑧，当然不会是写给小野篁的。不过，当时《白氏文集》尚未传入日本，藤原常嗣的谎言也就不会被立即揭穿。

根据《入唐求法行礼巡记》《唐会要》等记载，藤原常嗣使节团在开成四年(839·日本承和六年)正月十三日与南诏国使一起拜见了唐文宗，递交国书，随后就踏上了返程之路，由此可确证其一行未到洛阳。同年八月，藤原常嗣顺利回到了平安都，但他最重要的任务(抄写《白氏文集》)显然没能完成。或许正是为了掩饰这一失败，藤原常嗣才编造了见到白居易及白居易为小野篁作诗抒发未见遗憾之情的谎言——不料，这又成了死对头小野篁免罪回京的一个契机。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完成了遣唐事业的藤原常嗣因为心力交瘁，于翌年四月便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终年四十五岁。谁也没想到，这次入唐朝贡竟然是历史上最后一次成行的遣唐行动；藤原常嗣本人，也就作为入唐朝贡最后一位遣唐大使而被载入了史书。^⑨

由于藤原常嗣没能顺利带回《白氏文集》，平安朝廷只能转而将希望寄托于还在大唐的慧萼身上。慧萼此前入唐前往江南，本来是受橘嘉智子皇太后之命，延请禅僧修炼禅学并将禅宗传入日本。或许正是接到了带回《白氏文集》的命令，会昌四年(844·日本承和十一年)，慧萼带着禅僧义空一行，冒着危险从天台山绕远路到苏州南禅院抄写了院藏的《白氏文集》。然而随着会昌毁佛愈演愈烈，武宗发布海禁命令，慧萼一行无法回国，只能长期潜伏在楚州。^⑩而此时圆仁等人也逃到了楚州，在他的行囊中，就有藤原一行没能抄写到的白居易诗集之《白家诗集》六卷、《杭越唱和集》一卷，当然还有那部二卷本的《杜员外集》。

大中元年，会昌毁佛运动落下了帷幕，圆仁、慧萼、义空等人也先后乘船回到了太宰府。与慧萼等人受到了热烈欢迎不同，圆仁接到的竟然是不准入京的诏命。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最后一章，圆仁提到其于九月十九日住进太宰府鸿胪馆，在十月十九日“太政官符来太宰府，圆仁五人，速令入京”；然风云突变，二十六日又“不获入京之状，出于府衙”。圆仁当然知道这变故是出自宰相小野篁的阻碍，只得于二十五日拜托入京的太宰少贰小野恒河(807—860)带去向小野宰相等人的求情信，然终不得见谅。直到日记最末之十二月十四日，圆仁仍旧滞留在太宰府。^⑪此时的京都，已经沉浸在白居易手定大集七十卷本《白氏文集》及禅宗首传的洋洋喜庆中。平安朝的贵族文人们，也通过新传来的白居易集确认小野篁的诗作中竟然有三联之多与白诗“偶同”，凸显了嵯峨上皇对小野篁“诗情与乐天同”的先见之明，也让小野篁迎来了人生最高光的时刻。

圆仁带来的六卷本《白家诗集》，在慧萼抄写的白居易手定南禅院七十卷本《白氏文集》面前，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如果不是慧萼抄来了白居易手定大集，想必这本《白家诗集》一定会在平安贵族文化圈引起巨大轰动。然而事实却是如此残酷，由于宰相小野篁的嫉恨，圆仁不但迟迟未能进京复命，甚至连其抄来的二十余部外典，包括《开元诗格》一卷、《祗对义》一卷、《任氏怨歌行》一卷、《判一百条骆宾王撰》一卷、《揽乐天书》一卷、《祝元膺集》一卷、《杭越寄和诗集并序》一卷、《诗集》五卷、《嗣安集》一卷、《百司举要》一卷、《两京新记》三卷、《皇帝拜南郊仪注》一卷、《丹凤楼赋》一卷、《诗赋格》一卷、《杭越唱和集》一卷、《进士章嶰集》一卷、《仆郡集》一卷、《庄翱集》一卷、《李张集》一卷、《杜员外集》二卷、《台山集》一卷、《杂诗》一卷、《白家诗集》六卷等，也未能按规矩纳入大学寮予以“施(师)行”^⑫。因此也就没有一部被收录到之后藤原佐世所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⑬从其后编撰的《前唐院见在书目录》可知，在圆仁返回比叡山后，这些外典就与其他佛典一起被直接搬回到了比叡山，封存在前唐院经厨子的叶子箱中。^⑭

要之，杜甫的诗文集，虽然在大中元年远渡重洋来到了日本，却因为遣唐伊始正副使节之不可调和的恩怨，在一片庆祝《白氏文集》与禅宗首传的欢热气氛中，遗憾地与平安贵族文化圈失之交臂，失去了进入大学寮正式藏书的宝贵机会。而后，菅原道真虽然在“菅家走廊”里通过阅读祖父清公文集及其所留下的杂抄唐诗卷而接触到杜甫，并也同样暗用杜句且手录杜诗咏怀，然其在与渤海大使的诗会中，却还是因为咏出了“白味十足”的诗歌才受到推崇。要之，菅原道真最终与小野篁一样，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学白居易程度之高才奠定了其在平安文坛上的封神地位。

圆仁带来的《杜员外集》被封存于比叡山前唐院，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在平安贵族文人间流传。于此，我们还可以藤原公任于长和二年(1013·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左右编纂的《和汉朗咏集》为证。这个集子收录了以白居易、元稹、刘禹锡、许浑为代表的，当时受到平安贵族及女官们喜爱的十九名唐代诗人的秀句。^⑮遗憾的是，杜甫的名字依旧没能出现在名单中。

大中十年(856·日本齐衡三年)，顾陶(783—？)所编的《唐诗类选》已经把杜甫列入了唐代重要诗人序列之中，开创了唐人选唐诗录杜诗之先河。《文苑英华》录顾陶《唐诗类选序》云：

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李杜挺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疑)。其亚则昌龄、伯玉、云卿、千运、应物、益、适、建、况、鹄、当、光羲、郊、愈、籍、合十数子李白、杜甫、王昌龄、陈伯玉、孟云卿、沈千运、韦应物、李益、高适、常建、顾况、于鹄、畅当、储光羲、孟郊、韩愈、张籍、姚合，挺然颓波，间得苏李刘谢之风骨。多为清德之所讽览，乃能抑退浮伪流艳之辞，宜矣。爰有律体，祖尚清巧，以切语对为工，以绝声病为能，则有沈、宋、燕公、九龄、严、刘、钱、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实系其数沈佺期、宋之问、张说、张九龄、严维、刘长卿、钱起、孟浩然、司空曙、李端、皇甫曾、皇甫冉。皆妙于新韵，播名当时，亦可谓守章句之范，不失其正者矣。^⑯

滞后于顾陶对杜甫的评价，杜甫诗集在日本一直没有得到公开传播。直到9世纪末，才有迹象表明，杜甫的某些诗文在平安贵族文化圈中已经流传开来，并深入到了女流文学之中。如成书于9世纪初叶的紫式部(973—1031)撰《源氏物语》第十二帖《须磨》卷中有歌云：“所々ながめ給ふらむかしと思ひやり給ふにつけて月の顔のみまもられ給ふ。”第十三帖《明石》卷中有歌云：“泣入り給ひて見上げ給へれば人もなくて月の顔のみきらきらとして夢の心地もせず。”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两首和歌就是依据杜甫《梦李白》其一“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句改写而成的。^⑰由此可见，紫式部在研读白诗的同时，也有过对杜诗的管窥。

而比紫式部稍晚一点的以大江匡房(1041—1111)为首的平安后期贵族文人，则公开对杜甫在唐代诗史乃至中古诗史中的地位进行了重新定位。大江匡房在其《诗境记》中写道：

夫诗境者，无水土山川，无人民户邑。又不知在何方面，瞥然而至，倏忽而往，至其佳境，难中之难也。以翰墨为场，以感伤为俗。花月输租税，烟霞代封禄。桃李施不言之化，兰菊饱惟馨之德。不闻风尘之变，不看露雾之侵。心动于中，言形于外。咏歌不足，故嗟叹，嗟叹不足，故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起于四始，创于六义。周南邵南者，风之始也。言者无罪，闻者足口(或)以戒。诗三百篇，大概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古诗之体，今则取赋名。联句出于柏梁，五言成于李陵。自汉至宋，四百馀载，词人才子，文体三变。后汉之代，张平子为其魁帅。魏文帝昔到其边鄙，曹子建、王仲宣为先导。司马氏之化，陆机、陆云、潘安仁、左太冲，承遂为著姓。宋明帝、隋炀帝，并欲慰纳，闻(与)其豪□，鲍明远、薛(萨)道衡等争礼，遂不内属。梁时沈约，新造法律，以副音韵。后人祖述，又定八病八对。□上官仪辈避其半。唐太宗时掌其地，自今以后，王、杨、卢、骆、杜甫、陈子昂之属，□□其句。近世白乐天、元微之，改风易俗，新立政令。人大妙之，是为元和之体。章孝标、许浑、杜荀鹤、温庭筠等，皆相随之。□人作琉璃台，苟定人阶品，世不用之。我朝起于弘仁、承和，盛于贞观、延喜，中兴于承平、天历，再昌于长保、宽弘。广谓则三十馀人, 略其英贵，莫不过六七许辈。^⑱

在文中，大江匡房将杜甫的位置摆到了初唐四杰之后、陈子昂之前。初唐四杰(尤其是王勃)的作品，自奈良朝(710—784)以来就一直是日本贵族文人的爱读之物。^⑲从这一排序可以看出，对以大江匡房为代表的大学寮学士来说，杜甫的地位已经相当重要了。另外，大江匡房在《江谈抄》中还提到平安朝廷派人购入《注杜工部集》一事，其《王勃元稹集事》云：“又被命云，注王勃集、注杜工部集等，所寻取也。元稹集度度虽讠兆唐人，不求得也。”^⑳

菅原道长在太宰府去世后，随着唐宋王朝的交替，日本平安王朝的政治结构也出现了本质上的变化——由天皇主政的还未完善的郡县制急剧转变成了以摄关(皇后父亲一族，即藤原家)主政的关白制度。由于大江匡房的曾祖父大江匡衡(952—1012)是御堂关白藤原道长(966—1028)的心腹死忠，大江家主持的东曹也就顺理成章地代替菅家西曹成为了大学寮主流。也正是在大江匡衡的主持下，大学寮学士对最核心的几部汉籍进行了合注、断点、训读，将其和语化。如将《毛诗正义》加上郑玄笺；对比《史记》本文进行勘定；

以李善注《文选》为底本，汇集了公孙罗《文选抄》《音决》(原为《文选音义》，平安大学寮因学制之关系将其分为两部)，五臣注、陆善经注编成了《集注文选》；又对慧萼本《白氏文集》加上了和训与语注。对于这项训点校注汉籍的艰难工作，大江匡衡自豪地在《述怀古调百韵诗》中写道：

执卷授明主，纵容冕旒褰。《尚书》十三卷，《老子》亦五千，《文选》六十卷，《毛诗》三百篇。加以孙罗注，加以郑子笺。搜史记滞义，追谢司马迁。叩《文集》疑门，仰惭白乐天。我后携五经，似舜调五弦。我后决九流，似禹导九川。此时兼侍读，自哂才非儇。^㉑

其中，尤其让大江匡衡感到得意的，是校注训点《白氏文集》一事，也正是此事奠定了大江家世代为天皇侍读之尊贵地位。对此，其居功自恃，在《近日蒙纶命点文集七十卷。夫江家之为江家，白乐天之恩也。故何者，延喜圣代千古维时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天历圣代维时齐光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天禄御寓齐光定基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爰当今盛兴延喜天历之故事，匡衡独为文集之侍读，举周未遇升。欲罢不能，以诗慰意》诗中写道：“研朱仰凤点文集，汗竹割鸡居武城。若用父功应赏子，老荣欲拟昔桓荣。”希望文集侍读的光荣位置能够继续由儿子大江举周(？—1046)，即大江匡房的祖父来担任。^㉒

另外，根据《江谈抄》记载，一条院(980—1011，日本第66代天皇，在位期间986—1011)还曾命令纪齐名(957—1000)训点《元稹集》，但纪齐名却找借口逃脱了。一条院只得退而求其次，希望从大唐买到《元稹集》注本。^㉓

要之，结合上文所引大江匡衡的这则《王勃元稹集事》不难推测出，到了大江匡房的时代，对于平安贵族文化圈来说，《注杜工部集》依旧位于《白氏文集》及《元稹集》之下，但至少已经成为与《王勃集》同等重要的汉籍——这与大江匡房在《诗境记》中将杜甫排列在初唐四杰之后、陈子昂之前的序列大致吻合，证明杜甫地位的上升并非大江匡房个人一时之心血来潮的安排。

那么，大江匡房谈话中提到的这部《注杜工部集》，又是一本什么样的杜集注本呢？

在上文已经提到过，从藤原道长执政的时代开始，平安大学寮以江家为中心，开始对一些核心汉籍进行训点译注和语化。训注之后，这些典籍中的大部分词语就能与古日语无缝衔接，一方面丰富了日语语汇，以提高和歌咏唱之意境；另一方面也便于汉文程度较差的中下层贵族及宫中女官学习，进一步提高了平安贵族整体的文化水准。对于一些非核心但也重要的典籍，藤原政权则退而求次，希望委托宋人予以注释或干脆购入已经注释好了的宋人文本——《王勃集》与《注杜工部集》应该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部。考《江谈抄》大致成书于日本长治元年(1104·北宋崇宁三年)至天仁元年(1108·北宋大观二年)，据此推断，藤原政权购入的这部《注杜工部集》大致成书于唐末宋初至10世纪末的百年之间。

杜甫文集在唐宋时期的传播情况，学界大致已经厘清。^㉔在这一时间段成书的杜集注本应该只有王洙(997—1057)于北宋宝元二年(1039·日本长历三年)十月成书的《注杜工部集》。对于王洙，《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首附《集注杜工部诗姓氏》云：“太原王氏，名洙，字原叔，翰林学士，兵部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注子美集，先古诗后近体，计三十六卷。”^㉕又，王洙撰《杜工部集记》云：

甫集初六十卷，今秘府旧藏，通人家所有称大小集者，皆亡逸之余，人自编摭，非当时第叙矣。搜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孙光宪序二十卷、郑文宝序少陵集二十卷、别题小集二卷、孙仅一卷、杂编三卷)，除其重复，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终湖南所作，视居行之次，若岁时为先后，分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合二十卷。意兹未可谓尽，他日有得，尚副益诸。宝元二年十月王原叔记。^㉖

王洙注本是否曾经刊刻过，现在还无从得知。其后王淇取其本重新编定并镂版刊行，世称二王本。今存其南宋翻刻本，影印本收张元济编《续古逸丛书》集部。然二王本并非注本，由此可知它并非大江匡房提到的版本。又考《经史历》所录大学寮藏宋刻本目录并无《注杜工部集》^㉗，尔后成寻(1011—1081)于延久四年(1072年·北宋熙宁五年)入宋时所购书目中也无杜甫文集。^㉘综此种种可以推测，大江匡房所提到的这部杜集当还是11世纪前半期所传来的一部抄本。

众所周知，平安政权与宋王朝并无国交。然北宋初期因日僧寂照(962—1034)一行长期滞留江南地区，藤原政权通过其与北宋政权保持着一定的联系。^㉙寂照原名大江定基，精通汉文，本应担任大学寮江家栋梁；然其一心向佛，将大学寮西曹传人之位让给了大江匡衡。大江定基于永延二年(988·北宋端拱元年)落发出家，法号寂照，长保四年(1002·北宋咸平五年)入宋，被宋真宗赐为苏州僧录司，敕封圆通大师。而后三十多年，寂照一直驻锡苏杭，后于景祐元年(1034·日本长元七年)卒于杭州。寂照在宋期间，一直与平安贵族及本家之大江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输送了大批汉籍，如宋初刻《五臣注文选》《白氏文集》均是经其与弟子之手传入日本的。当时的治部卿源俊贤(960—1027)也曾写信拜托他抄写或购买各种书籍。^㉚天皇及藤原家考虑到寂照在宋日交流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特别允许其所传入书籍可别置江家文库一部。这些从北宋初期购入的大批书籍，为之后大江匡房修建平安朝最大文库之江家文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据《杨文公谈苑》记载可知，寂照与北宋时期的文人权臣保持着良好的交游关系^㉛，西村天囚《日本宋学史》视其为宋学传入日本筚路蓝缕之重要一人。^㉜王洙本杜集正式编成于宝元二年，此时据寂照去世已有五年。因此，大江匡房所提到的这部《注杜工部集》，或是寂照的弟子受命抄写传入日本，或是寂照所抄王洙之草稿。

王洙《注杜工部集》在中土已经散佚，然《江谈抄》的记录者藤原兼实(1149—1207)在编撰《千载佳句》时^㉝，极有可能就是根据此书选入了六联杜诗，依次为：

(1) 秦城楼阁莺花里，汉主山川〔一作河〕锦绣中。(杜甫〔一作白〕清明〔一作和点题南〕)

(2) 林花着雨燕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曲江遇雨)

(3) 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对两峰寒。(蓝田崔氏庄)

(4) 五夜漏声催晓箭，九天春色醉竹桃。(早朝大明宫)

(5) 鱼吹细浪摇歌扇，燕蹴飞花落舞筵。(城西泛舟)

(6) 数茎白发抛不得，百罚深杯亦不辞。(陪阳傅贺兰〔一作萧〕长吏会乐游园)^㉞

考二王本《杜工部集》，以上诗句(1)收卷十八，题《清明二首》，其二诗云：“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鞦韆习俗同。旅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用青枫。秦城楼阁烟(一作莺)花里，汉主山河锦绣中。风水(一作春去)春来洞庭阔，白苹愁杀白头翁。”(2)收卷十，题《曲江对雨(晋作值雨)》，诗云：“城上春云覆苑墙，江亭晚色静年(一作天)芳。林花著雨燕脂(一作支)落，水荇牵风翠带长。龙武新军深(一作经)驻辇，芙蓉别殿谩焚香。何时诏(一作重)此金钱会，暂(一作烂)醉佳人锦瑟旁。”(3)收卷九，题《九日蓝田崔氏庄》：“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4)收卷十，题《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舍人先世尝掌丝纶)》，诗云：“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5)收卷九，题《城西陂泛舟》，诗云：“青蛾皓齿在楼船，横笛短箫悲远天。春风自信牙樯动，迟日徐看锦缆牵。鱼吹细浪摇歌扇，燕蹴飞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荡桨，百壶那送酒如泉。”(6)收卷一，题《乐游园歌(晦日贺兰杨长史筵醉中作)》，诗云：“乐游古园崒森爽，烟绵碧草萋萋长。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长生木瓢示真率，更调鞍马狂欢赏。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阊阖晴开詄荡荡，曲江翠幕排银牓。拂水低徊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一作刻)深杯亦不辞。圣朝亦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㉟由此可见，《千载佳句》选诗横跨了卷一至卷十九，其所据之《注杜工部集》当为全本。其文本与二王本又偶有文字异同，当是保存了王洙稿本原貌。

前文提到，唐人选唐诗中第一个对杜甫予以较高评价的是顾陶，其于唐大中十年编撰而成《唐诗类选》，过去一直认为此书不曾东渡。最近，三木雅博根据数种旧抄本《和汉朗咏集》的行间与卷背注指出，此书至少在建长三年(1251·南宋淳祐十一年)就已经传入了日本。三木雅博根据三河凤来寺旧藏本等旧抄《和汉朗咏集》整理出了四则《唐诗类选》引文，虽与杜甫无关，然牵涉此书对镰仓文人唐诗阅读之综合影响，现将四则引文转录于下，以供参考(“选”，三河本书作“撰”，日语为音通异体字，下依原本录作撰)。^㊱

①〔上卷纸背书〕唐诗类撰十一，钱起赠阁下阎舍人诗：二月黄莺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阳和不散穷途恨，霄汉长悬捧日心。献赋十年犹未遇，羞将白发对华簪。

② 秋部·九日附菊：燕知社日辞巢去，菊为重阳冒雨开。李端(千载佳句时节部·重阳)。〔上卷纸背书〕唐诗类撰曰：秋日东郡作，皇甫冉云，作者相违，如何。闲看秋水心无事，卧对寒林手自栽。庐岳高僧留偈别，茅山道士寄书来。燕知社日辞巢去，菊为重阳冒雨开。浅薄将何称献纳，临岐终日自迟回。

③ 秋部·雁附归雁：万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飞。不知何岁月，得与汝同归。李陵〔上书者题下注〕南中咏雁，绝句，韦承庆云云，唐诗类撰第六。

④ 杂部·故宫附故宅：老鹤从来仙洞驾，寒云在昔妓楼衣。菅。〔下卷纸背书〕唐诗类撰，朱湾同达奚宰过窦子明仙坛诗曰：华表问看何岁木，片云留著去时衣。

诗句及诗题多与《全唐诗》所录颇有异处，且从诗意上看，三河本录文字似更佳。

顾陶《唐诗类选》对杜甫的评价是否对平安镰仓文人产生过影响，现在还没有定论。不过，留下这些校注记录抄写者之一的菅原长成(1205—1281)乃菅原为长(1158—1246)之子。菅原为长曾历任土御门(1196—1231，日本第83代天皇，在位期间1198—1210)、顺德(1197—1242，日本第84代天皇，在位期间1210—1221)、后堀河(1212—1234，日本第86代天皇，在位期间1221—1232)、四条(1231—1242，日本第87代天皇，在位期间1232—1242)、后嵯峨(1220—1272，日本第88代天皇，在位期间1242—1246)五代天皇之侍读，可谓镰仓前期公卿中最负盛名的学者。其兄五条(菅原)高长(1208—1285)也于建长六年(1254·南宋宝祐二年)出任大学头，文应元年(1260·南宋景定元年)任文章博士。菅原长成继承父兄之学，其与安倍直明等开始使用《唐诗类选》对校《和汉朗咏集》，可见此书对镰仓时期文人影响不小。^㊲

如果说《千载佳句》杜诗的选录及《唐诗类选》的传入还不足以澄清平安镰仓文人对杜诗阅读与利用之细节的话，笔者在《镰仓遗文古文书编》第九卷收《藤原经范勘文》录“文章得业生菅原在匡与公长坐次相论事”中，还发现了如下一段记载：

一兼国事。

《北史》曰：随厉恭懿历泽德二州司马卢幢(陈按，今本作恺)奏其政美，上甚异之，后赐以帛，诸州朝集，称为劝励之首。《唐书》(杜甫传)曰：杜甫初应进士不第，献《三大礼赋》，帝(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同(颜杲卿传)曰：颜杲卿以荫授官，性刚直，有吏干，开元中，为魏州录事参军，振举纲目，政称第一焉。

重检坟籍，旁访国典，秀才进士，兼国外国者，为领渤海客使，所擢洙泗主丛也。隋朝则卢(陈按，原本误作虏)幢，以劝励为司马之任；唐室则杜甫，以进士授参军之职。昔又以荫授官之例，今何无以荫定位之议哉。加之本朝例，春澄善绳天长元年奉试及第，补文章生(俊士)，(四年)为常陆少目，以秩俸充研精之资，同五年补文章得业生，(八年)兼播磨少目。橘广相，天安元年补文章得业生，兼越前大掾。尔降秀才兼国，进士外国，依上中大国次第，未定座次欤。于先例者，两方多以注申毕，然者上﨟虽任下国，不为下﨟；下﨟虽任上国，不为上﨟；古来以之不定上下﨟之故也。今度有次沙汰，可依朝议者，向后永以兼国可定座次欤，所诠只任圣断，宜定儒籍者哉。

右，依宣旨，勘申如件。

宽元四年十二月廿六日正四位下行文章博士藤原朝臣经范^㊳

宽元四年，即南宋淳祐六年(1246)。这则勘文，足以说明杜甫资料已经被摆在13世纪中叶镰仓幕府一流文人幕僚的公案上。也就是说，到了13世纪中叶，杜甫终于超越了文学领域而进入政务文书的运用条文之中，成为幕府官僚用来勘定政治事务的典例。^㊴

另外，笔者还在正宗敦夫文库藏正安二年(1300·元大德四年)本《长恨歌》中看到这样一则眉批：

翠华，杜甫《夔府书怀》诗云: “翠华森远矣”，注云：“翠华，天子旗也。”同《咏怀古迹》诗注云：“翠华，车盖也。” ^㊵

这则眉批是用来解释《长恨歌》“翠华摇摇行复止”中“翠华”一词的。考南宋郭知达(生卒年不详)编《新刊校定集注杜诗》曾噩(1167—1226)覆刻系统本卷二十九《夔府书怀四十韵》“翠华森远矣，白首飒凄其”句下注云：“赵云：翠华，天子之旗也。《南都赋》云：望翠华之葳蕤。故曰白首也。如左太冲诗歌云：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远矣，如庄子：君自此远矣。故对凄其。诗云：怀贤亦凄其。”卷三十收《咏怀古迹五首》之四“翠华想象空山里”句下注云：“翠华，车盖。想象犹仿佛。赵云：翠华，天子之旗。上林赋：建翠华之葳蕤。”正与正安本批注同，可知书写此批注之人使用的就是郭知达校注本。由此也可看出，镰仓幕府的文人并没有满足于停留在王洙注本上。他们对杜集注本也进行了更新换代，及时从唐宋王朝输入了更为详细的郭知达九家集注本并进行了仔细研读。^㊶

另外，根据正安二年本《长恨歌》之跋语可知，其底本原为菅宗本，菅宗即菅原宗长，亦即这则批语的作者。菅原宗长乃菅原为长之孙，也就是镰仓初期著名的学问僧观证。菅原长贞于嘉禄二年(1226·南宋宝庆二年)七月十五日在四位下行文章博士任上突然去世，重代一职被传给了宗长之叔父菅原公良。菅原宗长眼见已无继承家位的可能，于是遁世出家，改名观证，离开京都投靠新兴的镰仓幕府。此后，菅原宗长被任命为镰仓幕府重臣、金泽文库之创建人北条实时(1224—1276)幼时的监护人。他将北条实时培养为镰仓幕府中最负盛名的儒将，也曾为金泽文库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㊷

由上可见，从平安中期开始，以大江家为代表的大学寮贵族文人开始逐渐赋予杜甫在唐代诗史中比较重要的地位；而到了镰仓中期，以菅家为代表的幕府官僚文人不但熟读杜诗本身，还开始精读其注释，甚至用来解释白居易诗文。要之，大中元年同时传来的这两部代表了唐代文学之精华的文集，在各自经历了近四百年的沧桑之后，终于在这本《长恨歌》古抄卷上完成了一场穿越时空的重新会面。也正是以此为分水岭，在即将到来的五山时代，杜甫将取代白居易，成为丛林禅僧们顶礼膜拜的一个新圣者。

① 有关这一问题的先行研究依次有川口久雄：《芭蕉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における杜甫の問題について》，《金泽大学法文学部论集文学编》1953年第1集；吉川幸次郎：《杜诗在日本》，载《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2卷(原为1962年8月6、11日NHK海外放送讲稿)，(东京)筑摩书房，1974，第717-719页；黑川洋一：《杜甫の研究》第五章《日本における杜詩》(原刊黑川洋一：《杜诗》第八册，岩波书店，1966)，(东京)创文社，1977，第335-398页；陈尚君：《唐诗求是》上册《杜诗早期流传考》(原刊《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440-466页；王京钰：《菅原道眞の百韻詩における杜甫百韻詩の投影について》，《九州中国学会报》2000年第38集；静永健：《近世日本で読まれた〈杜甫詩集〉について》，《文学研究》2012年第109辑；张伯伟：《典范之形成：东亚文学中的杜诗》，《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② 有关菅家的系谱及学术源流，可参见川口久雄校注《菅家文草菅家后集》(日本古典文学大系72)前附“解说”，(东京)岩波书店，1966，第23-93页。

③ 参见川口久雄、奈良正一校注《江谈证注》卷四，(东京)勉诚社，1984，第614-617页。

④ 有关小野篁的生平事迹，可参见岩井美奈：《小野篁の研究》，フェリス女学院大学国文学会编《玉藻》2018年第52号。

⑤ 参《文德天皇实录》卷三“仁寿元年(851·唐大中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条”附《藤原岳守卒传》，传中提到藤原岳守(808—851)于承和五年(838·唐开成三年)任太宰少贰时“因检唐人货物，适得《元白诗笔》奏上，帝甚耽悦”。载《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三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34，第31页。

⑥ 参见川口久雄、奈良正一校注《江谈证注》卷四，第648-652页。又，“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缭乱碧罗天”现被认为是刘禹锡诗。

⑦ 参见近藤瓶城编《改定史籍集览》第十册收《古事谈》卷六，原文为：“(文書)小野篁遣唐使ニ渡ト聞テ，白樂天悅テ，搆望海樓待給ケルニ，ミエサリケレハ。太政官符露點雖明，小野篁舟風帆未見ト被書ケリ。”(东京)近藤出版部，1906，第130页。

⑧ 参照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十八，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1186-1187页。

⑨ 对于承和遣唐使的考证，可参照佐伯有清：《最後の遣唐使》，(东京)讲谈社，2007。

⑩ 慧萼生平事迹及其抄写《白氏文集》的相关考证，可参照陈翀：《慧萼东传〈白氏文集〉及普陀洛迦开山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陈翀：《慧萼抄南禅院本〈白氏文集〉的卷数及其正统性》，任雅芳译，《中外论坛》2021年第4期。

⑪ 参见白化文、李鼎霞等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四，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第520-526页；小野胜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の研究》第四卷“承和十四年”条，(东京)铃木学术财团，1969，第318-341页。

⑫ 有关平安时期汉籍的“施(师)行”制度，可参照太田晶二郎：《汉籍の“施行”》，载《太田晶二郎著作集》第一册，(东京)吉川弘文馆，1990，第275-286页。

⑬ 圆仁的几种在唐送进书目，均已收入《大日本佛教全书》第二卷《佛教书籍目录第二》(东京：佛书刊行会，1913)及高楠顺次郎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五卷(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8)。又，《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虽录有“杭越寄诗二十二卷”“两京新记四卷”，与圆仁所抄卷数不一致，显然不是圆仁所带回来的版本。其他考证参见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904-907、2083-2087页。另外，有关圆仁带回日本书目的研究，还可参照小南沙月的系列考证：《円仁将来目録の研究：〈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録〉と〈慈覚大師在唐送進録〉の成立過程》，《京都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究紀要·史学編》2015年第14集；《円仁将来目録の研究：〈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録〉と〈慈覚大師在唐送進録〉の諸本の分析》，《京都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究紀要·史学編》2016年第15集；《史料紹介：慈覚大師円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録〉》，《史窗》2017年第74集；《慈覚大師円仁将来目録の研究：〈入唐新求聖教目録〉の概要》，《京都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究紀要·史学編》2017年第16集；小南妙觉：《慈覚大師円仁将来目録の研究: 入唐求法の活動と成果》，京都女子大学博士论文，2019。

⑭ 于此可参见神田喜一郎的《慈觉大师将来外典考证》及佐藤哲英的《前唐院見在書目錄について―慈覺大師將來佛典は如何に傳侍されたか―》，均收福井康顺编《慈觉大师研究》，(京都)天台学会，1964，第91-139页。又，根据《前唐院见在书目录》记录这些外典书籍均为放在叶子箱中，可知这些书籍直到纳入前唐院还是以散叶的形式存在，并没有被装裱成卷轴。又，圆仁直到翌年改元，也就是嘉祥元年(848)三月才被允许率性海、惟正等人进京，随即便返回比叡山巡礼，六月份授传灯大法师位，并允许其举行灌顶仪式。参见近藤瓶城编《改定史籍集览》第十二册《别记第六十四·慈觉大师传》，第58-73页。

⑮ 架藏信阿所撰《和汉朗咏集私注》(宽永六年版)前列“唐之作者”依次为“白居易、元微之、温庭均、刘禹锡、杜荀鹤、陆侍衡、公乘忆、郑师冉、皇甫挺、李桥、许浑、王维、元稹、傅温、陆军、谢观、野展、贾须、鲍溶、杨衡”之二十名诗人。不过，元稹与元微之乃同人，实为十九名。

⑯ 参见《文苑英华》卷七百一十四《唐诗类选序》，中华书局，1966，第3686-3687页。同卷又收其《后序》云：“余为类选三十年，神思耗竭，不觉老之将至，今大纲已定，勒成一家，庶及生存，免负平昔。若元相国(稹)，白尚书(居易)，擅名一时，天下称为‘元白’，学者翕然，号元和诗。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今共无所取，盖微志存焉。所不足于此者，以删定之初，如相国令狐(楚)、李凉公(逢吉)、李淮海(绅)、刘宾客(禹锡)、杨茂卿、卢仝，沈亚之，刘猛、李涉、李璆、陆畅、章孝标、陈罕等十数公诗，犹在世。及稍沦谢，即文集未行，纵有一篇一咏得于人者，亦未称所录。僻远孤儒，有志难就，粗随所见，不可殚论，忠愧力不及心，庶非耳目之遏也。近则杜舍人牧、许鄂州浑，洎张祐、赵嘏、顾非熊数公，并有诗句，播在人口，身没才二三年，亦正集未得，绝笔之文，若有所得，别为卷轴，附于二十卷之外，冀无见恨。若须待见全本，则撰集必无成功；若但泛取传闻，则篇章不得其美。已上并无采摭，盖前序所谓终恨见之不遍者矣。唯歙州敬方，才力周备，兴比之间，独与前辈相近。亡殁虽近，家集已成，三百首中间录律韵八篇而已。虽前后敖樱或畏多言；而典刑具存，非敢遐弃。又前所谓无虑选之不公者矣。嗟乎！行年七十有四，一名已成，一官已弃，不惧势逼，不为利迁，知我以类选起序者天也。取舍之法二十通在，故题之于后云耳。”

⑰ 参照古沢未知男：《源氏物語に於ける漢詩文の典拠》，《熊本女子大学学术纪要》1954年第6卷第1号；丸山キヨ子：《源氏物語と白氏文集》，第一章《源氏物語と中国文学》第一节《影響関係ありと思はれる作品検出》，(东京)东京女子大学学会，1964，第21页。

⑱ 参见《校本朝野群载》卷三《诗境记》，载近藤瓶城编《改定史籍集览》第十八册，第57-58页。

⑲ 参照道坂昭广：《〈王勃集〉と王勃文学研究》，(东京)研文出版，2016。

⑳ 参见川口久雄、奈良正一：《江谈证注》卷五，第933-935页。

㉑ 参见《江吏部集》卷中，载《新校群书类丛》卷一百三十二，第六册，(东京)名著普及会，1978，第386-388页。

㉒ 参见《江吏部集》卷中，载《新校群书类丛》卷一百三十二，第六册，(东京)名著普及会，1978，第386页。

㉓ 《江谈抄》卷五《齐名不点元稹集事》云：“又被命云，一条院以元稹集下卷，齐名可点进之尤被仰之。虽然遁辞也。”参见川口久雄、奈良正一：《江谈证注》卷五，第931-932页。

㉔ 于此可参照郑庆笃、焦裕银等：《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专论可参考陈尚君：《唐诗求是》上册《杜诗早期流传考》，第441-466页；长谷部刚：《杜甫诗文集の形成に関する文献学的研究》第一部，(吹田)关西大学出版部，2019，第3-210页。

㉕ 参见四部丛刊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头附“集注杜工部诗姓氏”，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第11页。

㉖ 参见《续古逸丛书》之四十七《宋本杜工部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第121页。又，《集千家注杜工部集》录此文为《杜工部诗史旧集序》，参见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收《集千家注杜工部集》“附录”，(天理)天理大学出版部，1984，第58-60页。

㉗ 参照陈翀：《两宋时期汉籍东传日本论述稿》第五章《三善为康撰〈经史历〉之文献价值叙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第111-137页。

㉘ 参见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东洋文库丛刊第七)，(东京)东洋文库，1935。相关研究可参照岛津草子：《成尋阿闍梨母集·参天台五台山記の研究》，(东京)大藏出版，1959；平林文雄：《参天台五台山記校本並に研究》，(东京)风间书房，1978；藤善真澄：《参天台五臺山記の研究》，(吹田)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2006；森公章：《成尋と参天台五臺山記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2013；王丽萍：《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㉙ 有关当时书籍交流之研究，可参照陈翀：《日宋漢籍交流史の諸相——文選と史記、そして白氏文集》(东京：大樟树出版社合同会社，2019)及《两宋时期汉籍东传日本论述稿》中的相关研究。

㉚ 源俊贤信云：“所咨唐历以后史籍及其他内外经书为来者，因寄便风为望。”参见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五卷“延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条。又见宋江少虞撰《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三“日本僧”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569页。寂照事迹之研究，佐藤道生：《匡房と寂照》，《むらさき》1997年第34号；齐藤圆真：《寂照をめぐって》，《天台学报》2001年第44号。

㉛ 参见《事实类苑》卷四十五引《杨文公谈苑》之“日本僧”条。又可参照手岛崇裕：《入宋僧寂照の中国国内での位置取りをめぐって》，《日语日文学研究》2013年第86卷第2号。

㉜ 参照西村天囚：《日本宋学史》第三章《宋学传来者》，(大阪)杉本梁江堂，1909，第23-37页。

㉝ 《千载佳句》从江户时期就一直被视为大江维时(888—963)所编。然笔者在日本国立民俗博物馆对现存诸本之底本镰仓时期写本调查时发现，其卷末跋语注大江维时编乃只是“一说”而非定说，又通过对市河宽斋及金子彦二郎等人未考诗人的确认，发现其中至少有三名的五代宋初文人诗作被收录于书中。又从《后二条师通记》——关白内大臣藤原师通(1062—1099)日记，师通亦为大江匡房弟子——中发现了藤原兼实在大江匡房指导下编撰《千载佳句》的记录。于此，笔者拟另撰专文予以详考。因此，此处作者一说不从大江维时而改为藤原兼实。又，有关《千载佳句》之研究，可参照金子彦二郎：《平安時代文学と白氏文集―句題·千載佳句研究篇(第一卷)》，(东京)培风馆，1943年初版及1961年增补版。

㉞ 参见《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贵重典籍丛书文学篇》第二十一卷《汉诗文》所收中山忠敬旧藏镰仓写本《千载佳句》，(京都)临川书店，2001，杜甫诗句依次见影印本之第506、304、356、364、404页。又，镰仓本今脱一页(收①②)，影印见小松茂美：《古笔学大成》卷25“后藤昭雄解题”，(东京)讲谈社，1993，第506页。又可参见《在九州国文资料影印丛书1新撰万叶集千载家句》(非卖品)，(熊本)在九州国文资料影印丛书刊行会，1979。此本乃镰仓本之传写本，载杜诗①②未脱。该本载杜诗于第38、39、58、85、88、105页，诗题番号依次为：52、53、326、554、591、796。

㉟ 参见《续古逸丛书》之四十七《宋本杜工部集》，依次载于第321、225、219、225、216、128页。

㊱ 参照三木雅博：《平安朝汉文学钩沉》第二部，第一章《中国晚唐の唐代詩受容と平安中期の佳句選―顧陶〈唐詩類選〉と〈千載佳句〉〈和漢朗詠集〉―》，(大阪)和泉书院，2017，第73-90页。三河凤来寺本《和汉朗咏集》之影印及研究，可参照佐藤道生：《三河鳳来寺旧蔵暦応二年書写和漢朗詠集影印と研究》，(东京)勉诚社，2014。

㊲ 三木雅博于文中对诸本之传承作了如下之介绍：“(唐诗类选)逸文，某氏藏正安二年(1300)奥书《和汉朗咏集》(正安本)的纸背书二则，及同书及建长三年(1251)菅原长成笔专修大学图书馆藏《和汉朗咏集》(建长本)、贞和三年(1347)安部直明笔天理图书馆藏《和汉朗咏集》(贞和本)的注记中见有一则，近时影印介绍的三和凤来寺旧藏历应二年(1339)藤原师英写《和汉朗咏集》为上下卷完备之完本，不但网罗了前述诸本的内容，还保存了诸本脱落了的下卷纸背书，从中又新发现了《唐诗类选》逸文一则。”见三木雅博：《平安朝汉文学钩沉》第二部，第一章《中国晚唐の唐代詩受容と平安中期の佳句選——顧陶〈唐詩類選〉と〈千載佳句〉〈和漢朗詠集〉―》，第73-90页。

㊳ 参见《镰仓遗文古文书编》第九卷，《六七八一藤原经范勘文》“叶黄记宝治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条，(东京)东京堂出版，1975，第346-347页。

㊴ 日本古代政治文书中用来勘定文意或援用故事之典故运用具有极为严格的规定，于此可参照陈翀：《日宋漢籍交流史の諸相——文選と史記、そして白氏文集》第二章《平清盛の開国と〈太平御覧〉の渡来―東アジア漢籍交流史に関する一考察》中的相关考证，(东京)大樟树出版社合同会社，2019，第25-28页。

㊵ 参见白井たつ子著，八重樫直比古解题：《正宗敦夫文库本长恨歌》(ノートルダム清心女子大学古典丛书)，(东京)富武书店，1981。

㊶ 参见聂巧平点校《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卷二十九《夔府书怀四十韵》，第1279-1286页；卷三十《咏怀古迹五首》之四，第1336-1335页。

㊷ 参照陈翀：《日藏旧钞本〈长恨歌序〉真伪考——兼论〈长恨歌〉主题及其本文传变》，载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七辑，中华书局，2011，第103-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