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建史研究无疑是中共党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和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相关学术成果汗牛充栋，除一般学术论文外，还包括专著、论文集、专门期刊等。^①这些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探讨、分析、考证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地点、代表人数与资格，以及共产国际的作用、一大纲领等问题。相较而言，对中共成立前后革命理论、主张的关注明显不足，更少有人结合时代背景来具体探讨中共一大纲领中“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的“社会革命”^②这一主张的形成轨迹和理论逻辑。中共一大关于革命问题的论述和政策方针的制定，固然受《共产党宣言》等经典文本和当时传入的其他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纲领、章程等文件影响，^③也与共产国际成立之初的“进攻理论”不无关联，^④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中共一大革命主张既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对世界和中国经济政治情况加以分析后的理性选择。要深刻认识这一问题，还需要从当时的舆论话语中寻找其演化轨迹和理论逻辑。让文本内容回归历史和时代，应成为推动中共创建史乃至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取径。

一.   政治革命与对中国政治的失望

自国门洞开，列强入侵，救国便是近代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救国方略主要取法西方，从中体西用的师夷长技，到清末新政的仿行立宪，再到辛亥革命创立共和的根本变革，救国途径由改良逐渐走向革命。

西方、日本“革命”种类和话语的广泛性使得这一概念偶尔脱离中国传统语义而被应用于其他方面。例如，梁启超在1900年前后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将革命“从受命于天的传统政治革命话语中分离出来”；^⑤邓实在1903年2月也介绍了20世纪之欧洲“有不可避者二大革命：一曰女权革命；一曰生计革命”^⑥。但在较常见的语境中，“革命”仍主要用于政治领域，采用中国古语中“改朝换代”的基本含义。只不过具体运用中，反对革命者如康有为等在其中加入了西方革命的“叛乱”之义，^⑦支持革命者则将之理解为专门以“推翻满清政权，重建国体”为内容的名词。

1917年7月，卓鲁在给陈独秀的信中便指出，“革命”之说“脍炙人口”，但指向甚狭，“莫不曰推翻满清专制之朝，而建中华共和之国而已”。可见，早期“革命”主要指政治革命，目的是“改专制而图共和”。^⑧高一涵从欧洲书籍中归纳出“革命”的涵义，“凡为变至骤，为事迁及政治根本者举为革命”，国体正是政治之根本，所以“字由君主而贵族而共和者，曰顺进革命，字由共和而贵族而君主者，曰逆动革命”。^⑨陈独秀多次谈及近代中国的变革历程，并将其基本趋势总结为“由行政制度问题一折而入政治根本问题”^⑩。行政问题指各方面一般性改良和变革，政治根本问题则与高一涵说法一致，两人在“革命”问题上是同道中人，也均为《新青年》声名不彰时的主笔。

可以说，绝地求生的境况、中外差距的对比以及之前变法、运动图强的失利，让时人对中国数千年来的皇权专制制度极为不满; 仿行西政，“通过民主政体的完善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成为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精神诉求”^⑪。建立民主共和国成为基本主张和时代潮流，以改变国体为主要内容的政治革命作为强国道路的重要性凸显。

知识精英一般都认为，民主共和国家的产生是民权诞生和国民觉醒的前提乃至象征。陈独秀便将“民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判断一切是非和决定取舍的惟一准绳”^⑫。其在《新青年》读者来信栏目中更直言，“吾人宁取共和民政之乱，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⑬，并认定共和之治“乃永久的而非一时的”，共和之乱则“过渡时代一时之现象”。^⑭高一涵认为，“吾国名号既颜曰共和”，则虽与英国国体“形式迥异”，然无论如何立国原理应相同，“英宪之根本大则，亦为吾华所莫能外”，“断未有不以民权为本质”。^⑮恽代英在文章中也提及，在革命前，许多热心人以为，“只要光复，只要民主，便可以糖馒头从天而降”^⑯。陈独秀、高一涵的观点和恽代英的说法，典型地体现了民初知识分子的一般态度，即民主共和国家必然是民权国家，优于王权帝制。也正因此，国体问题是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屡次争议的重要问题，更是同时融合着近代知识分子希望和绝望的重要命题。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民国成立，“我三千年历史中，绝未遇一试验之民选代议制度，得行之于华夏，时国人欣慰之状，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⑰。辛亥革命迅速成功，与民主共和顺应民心大有关联，知识界对民国成立欢欣鼓舞，但民国的乱局“很快打破了这种幻想”^⑱。1919年3月，陈望道在《学灯》撰文总结了民国政局的极端混乱，民国成立八年，“几无年不有扰乱，无月不有扰乱，乃至无日无时无刻无分无秒不有扰乱”^⑲。

民主共和在晚清民国被视为拯救国家民族的无上妙法，共和之后政局并未好转的现实让知识界悲愤莫名。政治界屡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⑳，军阀、官僚依然横行无忌，部分知识分子对政治及政治革命逐渐失望乃至绝望。

杨昌济指出：“今者国体虽号称共和，而人民参政之权，则犹在若有若无之间。”^㉑陈独秀也称，中国政治革命“革故而未更新”^㉒，以至“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㉓。谭平山则表示，中华民国虽“挂起了共和的招牌”，闹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革命”，但人民受尽痛苦，生命无辜牺牲，“终归未能够把个真正的共和国实现出来”。^㉔施存统同样认为，“支那虽然号称民主国家，事实上却仍旧是专制国家”，“什么政治的自由都没有”。^㉕孙中山在《建国方略·自序》中也哀叹：“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㉖更有极端者甚至认为康乾时代比“现在军阀政府元老政府还胜过多多”^㉗。

在此背景下，梁启超抛出“革命相续”论，认定“革命只能产出革命”，而“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㉘革命本是政治根本变革，梁认为革命不能改良政治，是从根本上否定革命的功能和价值。在《大中华发刊辞》中，梁启超更言，“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结果是“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㉙陈独秀在1916年正月号的《青年杂志》中呼吁“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原因是“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㉚多少也体现出对以往政治革命和政治精英的不满。在1919年4月的文章中，李大钊用尖锐的措辞将对中国政治、官僚、军阀等的不满和厌弃表现得淋漓尽致。李大钊将中国政治形容为“宰猪场式的政治”，谴责政府把人民当猪宰，拿血肉骨头“喂饱了那些文武豺狼”。^㉛

二.   对世界的失望与世界革命

一战胜利，国内民众喜出望外，协约国胜利被视为正义战胜强权。^㉜美国总统威尔逊曾于1918年1月在美国国会演说中提出著名的“十四点原则”，包括限制军备、公开外交、成立国际联合组织保证大小各国同样获得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等。有“十四点原则”作为基调，中国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满怀期待。

1918年11月，北京大学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蔡元培在会上演说称，协约国胜利消息传来，“北京的人都高兴的了不得”，全世界的人“除了德、奥的贵族以外，没有不高兴的”，因为“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蔡元培列举了将由此而来的四个主义更替：“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阴谋派消灭，正义派发展”；“武断主义消灭，平民主义发展”；“黑暗的种族偏见消灭，大同主义发展”。^㉝同年12月，蔡元培又在演说中提出，“各国既标正谊公理之帜”，当然应“打销”中国历年外交吃亏之一切问题，包括“势力范围问题”“关税问题”“领事裁判权问题”。^㉞1919年3月，谭平山在文章中对正在召开的巴黎和会推崇备至，认为巴黎和平会议“集合多数政治家殚精竭虑”，“将来世界能否得永久和平，人类能否得真正自由，公理是否完全战胜，强权是否完全消灭，全视现在和会能否达到美满结果以为判断”。^㉟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巴黎和会结果事与愿违，国人愤懑难平。日本强占山东，协约国助纣为虐；国内爆发五四运动，政府镇压进步学生，国际国内的黑幕重重对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巨大冲击。共和草创的中国专制犹存，知识分子对中国政局早已倍感失望，此时军阀官僚肆意摧残民意虽在情理之外，却也在意料之中。以“文明”著称的西方，却罔顾公理，“十四点原则”余音犹在，却迫不及待食言而肥，牺牲中国利益。巴黎和会让时人意识到，西方所谓自由、民主、平等，不过是强权的遮羞布。

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五四”期间的文章毫不掩饰对世界的失望和敌视。在1919年5月有关山东问题的文章中，陈独秀表示，世界仍然是“公理不敌强权”的“强盗世界”，恐仍不免发生世界大战，要避免战争，“非改造人类的思想”不可。^㊱次月，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篇随感，笔锋直指巴黎和会后的强盗和强权世界。在具体内容上，陈独秀一改此前对民主共和的极端推崇，批判道，“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的立宪政治都是“敷衍不彻底的”，都只是政客“争夺政权的武器”，不能保证人民的自由。^㊲各国都有“虎狼似的军警”蛮不讲理，肆意侵占他国土地，所以吃饭是“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㊳政治还不如“大家吃饭要紧”^㊴。多篇随感的集中“轰炸”和“政治不如吃饭要紧”的结论，既是希望破灭后的痛心疾首，也有时势恶化下的失落无奈，更有国家民族之希望由政治革命转向民众运动的视角变换。

同一时期，李大钊不仅表达了同样的态度，还指出了努力的方向。他在文章中反思了一战胜利后国人所持“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采色了”的幻想，认为巴黎和会是“欧洲分赃会议”，强盗政府以秘密外交形式私相授受，看不见“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㊵“现在的世界，黑暗到了极点”^㊶。在此基础上，李大钊极力主张以“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㊷。

“强盗世界”“强盗政府”成为李大钊、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对世界和国家的共同看法。既然世界秩序已经崩坏，那么需要革命、改造的就不仅仅是中国，还有世界，且改造世界包括改造中国。“解放”“改造”等名词开始构成“最足动人听闻的声浪”。^㊸

1919年11月，瞿秋白发表《革新的时机到了！》一文，将以往革新终归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偏重于某一阶级或某一地域，进而主张“全世界，全社会，各民族，各阶级”普遍革新。^㊹同年12月，《觉悟》创刊宣言中称，中国自受欧战媾和影响，稍具常识的人都“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即应该铲除和改革所有“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因素。^㊺由欧战媾和产生铲除、改革所有阻碍现代进化的因素，其视角显然是世界而非中国。1920年11月创刊的《劳动音》在其发刊词中将促世界和平、人类幸福的“社会改造”作为“今日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㊻在法国的张申府则就改造问题得出结论，要“本世界见地改造各个地方：不要为一地方好而改造那个地方，要为世界好而改造各个地方”^㊼。周恩来同样指出，我们虽是中国人，但“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㊽。

新民学会巴黎、长沙众多会员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讨论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着眼世界的改造立场。1920年7月，新民学会巴黎会员开会讨论，决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㊾同年12月，毛泽东给在法会友的回信中表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针料与多数会友相合，因为多数会友“倾向于世界主义”，鄙弃爱国，不愿隶属某一国家、家庭、宗教，且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㊿多数会友持世界主义立场，而世界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其中透露出因世界主义而认可社会主义的隐藏逻辑，换句话说，即因改造世界的需求而接受社会主义。1921年1月，长沙会员进行讨论，毛泽东在会上强调，“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提出‘世界’所以用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最终表决结果，主张以“改造中国及世界”为共同目的的有10人，主张以“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的有5人，仅有李承德主张用“促社会进化”，周惇元表示“改造中国与世界”“促社会进化”均可，邹泮清、张泉山不作表决。除弃权者外，具体意见虽有所不同，但均逸出一国范畴，改造不止于中国而应立足于世界的思路充分彰显。

当改造世界成为一种时代潮流，世界革命也就具有强烈的现实需求。探索救国道路的知识分子将着眼点由国家转向世界，是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李大钊1918年10月发表于《新青年》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赋予了十月革命开启世界革命时代的象征性意义，文章为世界改造道路的出现和初步实践而喜不自胜。《庶民的胜利》认为，战争胜利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的胜利，是“世界的庶民”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先声”，是“新纪元的世界改造”的开始，劳工主义是“世界的新潮流”。《BOLSHEVISM的胜利》强调，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廿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应该“为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庆祝”，俄国革命是“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布尔什维主义现在的目的是“把国家界限打破”。1919年元旦，李大钊又发表《新纪元》一文，认为十月革命、1918年德奥革命的血，将洗出一个“世界革命的新纪元”“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带来与1914年之前大不相同的“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

“没有斗争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对社会的反思、与黑暗社会的斗争，构成了探索革命理论的重要推动力。五四运动暴露出世界和中国的黑暗后，世界革命得到更多关注和重视，呼声盛极一时，也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个重要因素。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总结了当时救国舆论的基本走向。宣言开篇即言：“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同时，毛泽东还将“各种改革”的本质归结为“由强权得自由”，呼吁以平民主义打倒“国际的强权”。蔡和森、李立三认为，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最重要原因，是十月革命使“世界革命转变了一个阶段”，开启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即“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的时代。邓中夏则回忆称，1920年中共成立，国际环境是“资本制度崩溃过程中的世界革命”。

总之，现代民主国家制度在中国知识分子设想中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与一战期间和之后各国的表现背道而驰，中国人民久受专制国家之苦，一战又暴露出西方国家之恶，知识界对所谓“民主”“共和”制度开始产生质疑，随之而来的是对国家的叛逆感和世界的不认同。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尚较为理性，在对世界和国家政治绝望之际，更多知识分子逐渐走向不要国家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从‘五四’前的弱势思想逐渐在‘五四’后期转换为强势的中心话题”。大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曾与无政府主义迹近或同道，原因正是时势使改造观点趋于激进，而二者在主张“世界的社会革命”问题上有共通之处。

三.   经济改造与世界两分

对中国和世界的同步失望，促使救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思路发生变化。他们一方面开始思考政治革命之外的其他革命方式；另一方面开始从改造世界的立场观察和分析世界，并对主导各国政治的资本家、军阀、官僚、贵族等世界上层精英极度反感。这种变化一方面推动了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经济因素成为分析和改造世界的基本立足点，以经济革命为表征、世界革命为依托的社会革命成为改造世界的基本武器；另一方面促进了阶级斗争理论的广泛应用，社会底层和上层精英的对立构成知识分子眼中世界的基本架构和基本矛盾，推翻资本主义成为首要目标。两者紧密联系，互为因果，逻辑互契，理论互洽，决定了中共一大纲领对革命问题的阐释。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前，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关注多侧重于其经济学说。”梁启超在评介社会主义时即言：“非稍通经济原理者，莫能深知其意。”但其时，中国知识分子沉浸于政治救国的幻梦中，醉心于民主共和，对马克思主义以经济为基础分析社会的方法不以为意。至“五四”时期，对政治和政治革命的失望激发了对经济分析和经济革命的推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时人话语中的罪恶之源，经济问题成为优先于政治问题的首要问题。

李达将“资本主义”比作“流行世界的瘟疫”的同时，还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的原理、手段、方法等，其中第一条即为“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陈独秀不仅指出资本主义把欧、美、日的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还强调“人人都知道”，“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在回复蔡和森的信中更将唯物史观的“要义”概括为“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改造社会“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且需“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经济制度的革命”是创造历史“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柯庆施在致陈独秀的信中称：“我们现在只要设法改造经济组织，征服资本家。”陈望道也认为，“经济是一切社会问题底总枢纽”，其他各种问题的解决“都须等着经济问题解决”才有可能。谭平山同样将“经济问题”视为“政治问题之先决问题”。

“共产党是理想信念的组织、意识形态的组织。”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党的刊物文章之中。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随即创办《共产党》杂志，刊物每期开篇的“短言”鲜明、精炼地体现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主张和核心观点。《共产党》第一号短言称，“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而资本主义的罪恶在中外都已表现出来，所以中国劳动者只能选择后者，即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以“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第三号短言明确表示，对“不立脚在经济革命”之上的“单纯的政治革命”并不满意，因为即便成功，也仍不免一切设施都“立脚在资本主义上面”。第四号短言认定，共产党的根本主义“是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

这些观点、看法、主张都反映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推崇，以及随之而来对经济改造的极端重视。1921年6月，高一涵在文章中就时人对共产主义理解的重点偏转进行的总结恰如其分，“共产主义便是一种经济的理想”，“从前的共产主义家因为看不起经济，所以率性把经济的问题丢开；现在的共产主义家把经济看得很重，所以认定不解决经济的问题，决不能解决政治的问题”。

由唯物史观出发，经济改造成为时代主流，而可供选择的道路仅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资本主义既已成为世界崩坏之源，中国自然不能心知肚明之下还重蹈覆辙，共产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唯一目标，以“改变经济组织”为目标的社会革命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根本主张。

与此同时，阶级斗争理论主要用于解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阶级对立，既符合知识分子对社会上层的心理反感，也衔接了经济革命的需求和改造世界的立场，而且同样将中国革命导向社会革命。

自五四运动起，对上层资本家、军阀、官僚、贵族等大加批判，对下层劳工、平民等群体极端重视并反复颂扬成为舆论主旋律。“劳工神圣”口号响彻大江南北，世界人群由此泾渭分明，契合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而出现的阶级分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这一时期井喷式发展，反政府、重“平民”的共同内核是重要因素。

1918年11月，蔡元培在演讲中提出“劳工神圣”口号，随即得到知识界的广泛响应，“劳工神圣”甚至被“附以图画、诗歌、文字用于不同目的”，一时之间成为舆论焦点。对社会底层的赞扬和对社会上层的贬低一体两面，不可分割。“劳工神圣”口号的提出及盛行，本身即是对政治失望的产物，也内涵着对上层精英的反感。事实上，蔡元培在演讲中便不仅歌颂了各行各业的劳工，还呼吁不要羡慕“奢侈”而“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的“纨绔儿”“官吏”“军官”“商人”“顾问咨议”“议员”等。

随着马克思主义逐渐传播，世界人群中存在的楚河汉界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话语中分外明显，并与阶级斗争理论和世界革命需求融为一体。1920年5月，李汉俊《强盗阶级底成立》一文借用萧伯纳的话语，将“强盗和资本家”存在并从农夫、工人等劳动者手中抢夺财富作为“现在各文明国中——最重要的事实”。其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提及：“现在社会一班都是为利于资本家阶级、而不利于劳动者阶级的道德所支配。”蔡和森自称“极端马克思派”，并断定全世界已是只有“中产阶级”“无产阶级”两个敌对阶级存在的时代。李达也认为，中国和欧美劳动资本两阶级的对峙表面似乎不一，“实际上却无有不同”，资本主义的跋扈“渐带国际的倾向”，无产阶级的作战“亦趋于国际的团结”。毛泽东对中国传统辩证思想有着深刻的学习掌握，善于从中国的实际思索问题，并以之照应世界，他呼吁“民众的大联合”，要求以民众力量打倒“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体现着同样的思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力量在于与人民群众实践的紧密结合”，对资产阶级的权力批判和劳工平民的颂扬，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根本力量的认同。

此外，张申府在给少年中国学会的信中，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角度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现在摆在眼前的，只有共产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两条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间，更没有第三者”。澎湃从时代特点和未来趋势的视角指出，今日时代，“非国家对抗国家，乃世界之无产阶级对抗特权阶级(官僚资本家)是也”，今后战争，“非国家之战争，乃世界之无产阶级，与特权阶级之战争是也”。维经斯基则从苏维埃俄国立场加以阐述，“全地球资本军阀国互相誓愿除灭年幼的劳农议会俄国”，而“天下各国的真正劳工农民没有不表同情于劳农议会俄国的”。

歌颂劳动者的专门期刊在这一时期纷纷创立，部分刊物在发刊词中便开宗明义地表明不同人群的尖锐对立，且矛头直指上层精英。1920年10月，《劳动者》发刊词称，在现世制度中，“只有总统、官僚、绅士、头家、财主是享福快活的”，“至有用、至高贵、至该享有幸乐”的工人，“生活是最捱苦、最难堪，地位都是最卑贱”，且这一情况，从古至今，中国外国，“差不多是一致的”。同年11月，《劳动音》发刊词表示，官吏、政客、军人、资本家、教士、警察等“不从事劳动的人”侵占劳动同胞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各国社会上“最不好的现象”，故应促进国内劳动同胞和世界劳动者携手以改造世界。

从对中国失望到对世界失望，早期救国知识分子从改造中国转向改造世界。世界被截然两分，对两类人群的概括虽有多种说法，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被反复提及并成为划分标准，构成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世界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看法。世界场域的阶级革命虽然成为新的时代潮流，但着手改造毕竟要从眼前开始，所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将对世界的看法应用于中国，并开始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对象，这也直接决定了中共一大纲领的革命目标和革命性质。

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文章中宣称，“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且“除俄罗斯外”，“所有的国家都是资本家的国家”。言下之意，中国也是资本主义国家。蔡和森则认为，中国“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国”，“中国的资产阶级就是五大强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陈、蔡二人的说法虽然存在对立，但并不影响理解，不过是从不同角度对世界和中国进行的阐述而已，在中国革命目标和性质问题上并无二致。李达也提出，“中国的资本阶级，是国际的”，中国的情况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中国无产阶级受“国际资本阶级经济上政治上掠夺和压迫”，较欧、美、日无产阶级更为“悲惨”。因此，李达呼吁，同无政府主义一起，“共同对世界资本主义作战，共同剿灭世界资本制度”。

在批判马克思主义不适于中国的观点时，施存统立论第一点便是持此观点者“不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底国际性”。李大钊在驳斥中国产业不发达所以不能实行共产主义革命的观点时，理由同样是资本主义具有“国际的性质”。谭平山在文章中大力批判“中国没有资本家”，“没有资本制度压迫”，尚处于家庭工业时代的观点，指出中国工人受资本家压迫“较欧美各国更甚”。在此基础上，谭反复呼吁劳动群众与“资本家决场胜负”。《共产党》第一号短言也称，中国劳动者无论在本土或他国都是向资本家卖力，在外国的自不必言，在本国的“也都是本国资本家底奴隶或是外国资本家底直接的间接的奴隶”，所以，要摆脱奴隶境遇，就需要“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制定了作为收纳党员标准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其中也认为，“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

不难看出，在世界两分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被自然而完美地嵌入其中，成为分析世界的工具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在世界革命视域下，上层精英和底层社会的对立具有国际性，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其阶级分化也就与世界同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别作为世界的反动阶级和革命阶级，当然也应是中国的反动阶级和革命阶级，中国革命也就应当是以资产阶级、资本家政权为目标的社会革命或者说共产主义革命。

从根本上来看，对中国和世界政治同感失望是自五四运动起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心理特征，当时舆论中普遍存在的对上流社会的鄙弃和对劳工平民的颂扬，其实也是知识分子对以往国家、社会、世界认知的心理自我革命。国内革命转为世界革命、政治革命转为社会革命，是“五四”后救国思维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对政治革命的失望促成了非政治革命话语体系的兴起，对世界的失望推动了改造世界的诉求，催生了世界革命的需求，对各国资本家、军阀、官僚等的反感是“劳工神圣”流行的根本原因，内蕴着推翻资本家政权的涵义。经济革命、社会革命、世界革命、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契合时代心理需要，迅速成为分析、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之一。

在革命主张上，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在全世界的尖锐对立，决定着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别以各种名词、概念、形态融入其中，代表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方向，也决定着革命的性质。在被完全“阶级对立化”且资本主义危害已经明显体现的世界，中共的革命主张自然是推翻资本家政权，实行社会革命，走向共产主义，这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主张社会革命、要求推翻资本家阶级政权的逻辑理路，也是改造世界需求下的自然产物。实际上，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诸多论述中以劳工阶级、劳农阶级、劳动阶级等包含甚广的概念作为与无产阶级等同的革命主体，同时在革命对象上更有军阀、资本家、官僚等多样化群体，这也是对世界和中国政治失望背景下世界人群截然两分对中共革命理论影响之体现。

①   参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黄修荣、黄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刘宋斌、姚金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邵维正：《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中共创建史研究》第1—4辑(2016—2019)。

②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第3页。

③    陈自才：《中共一大纲领若干问题再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1期。

④   张喜德：《中共早期排斥国民党的政策与共产国际成立伊始的“进攻理论”》，《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⑤    陈建华著，张晖译：《世界革命语境中的中国“革命”》，《东亚观念史集刊》第一期(2011年12月)，第251页。

⑥   邓实：《论社会主义》，载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第63页。

⑦   “革命”一词的西义、古义、日义在近代中国有其融合、交汇、发展过程，陈建华对此已进行了系统研究。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1-12页。

⑧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

⑨   高一涵：《读梁任公革命相续之原理论》，《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15日。

⑩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

⑪    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第35页。

⑫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从秀才到总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90页。

⑬    《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年12月1日。

⑭   《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⑮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⑯    恽代英：《革命的价值》，载《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224页。

⑰    《国内大事记：国会开幕》，《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

⑱    杨念群：《“无政府”构想——“五四”前后“社会”观念形成与传播的媒介》，《开放时代》2019年第1期。

⑲   陈望道：《扰乱与进化》，载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陈望道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页。

⑳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㉑    杨昌济：《治生篇》，《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年12月1日。

㉒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

㉓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

㉔    《军阀亡国论》，载《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第67页。

㉕   CT：《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7日，第21页。

㉖    孙中山：《建国方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第3页。

㉗   陶履恭：《我们政治的生命》，《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

㉘    高一涵：《读梁任公革命相续之原理论》，《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15日。

㉙   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辞》，载《饮冰室合集》第12册，中华书局，2015，第3344页。

㉚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正月号。

㉛    常：《宰猪场式的政治》，《每周评论》第18号，1919年4月20日，第4版。

㉜    《对北京大学学生全体参加庆祝协约国战胜提灯会之说明》，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469页。

㉝   《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57-459页。

㉞   《在外交后援会的演说》，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88页。

㉟   《“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载《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第39页。

㊱   只眼：《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每周评论》第22号，1919年5月18日，第1版。

㊲    只眼：《立宪政治与政党》，《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第4版。

㊳   只眼：《吃饭问题》，《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第4版。

㊴   只眼：《立宪政治与政党》，《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第4版。

㊵   常：《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每周评论》第22号，1919年5月18日，第2版。

㊶   守常：《阶级竞争与互助》，《每周评论》第29号，1919年7月6日，第2版。

㊷    邓实：《论社会主义》，载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第63页。

㊸   《费哲民致陈独秀》，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第259页。

㊹   《革新的时机到了！》，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第24页。

㊺    《〈觉悟〉的宣言》，《觉悟》第1号。

㊻   心美：《〈劳动音〉发刊词：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人民出版社，1980，第72-73页。

㊼    《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㊽   《共产主义与中国》，载天津市人民图书馆编《周恩来同志旅欧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第233页。

㊾   《萧旭东给毛泽东》，载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第137页。

㊿   《毛泽东给萧旭东萧〔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载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第146页。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载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第18-22页。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

  《新纪元》，《每周评论》第3号，1919年1月5日，第2版。

  肖巍：《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国探索中国之治中国方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论丛》2020年第2期。

  泽东：《创刊宣言》，《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第1版。

  李立三：《党史报告(节录)》，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人民出版社，1984，第90页。

  《蔡林彬给毛泽东》，载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第161页。

  指1920年8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载《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434页。

  杨念群：《“无政府”构想——“五四”前后“社会”观念形成与传播的媒介》，《开放时代》2019年第1期。

  姜锐、鲁法芹：《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文化的相遇》，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第34页。

  饮冰：《社会主义论序》，载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第403-404页。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载《李达文集》编辑组编《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71页。

  《马克思还原》，载《李达文集》编辑组编《李达文集》第1卷，第30页。

  《陈独秀致罗素》，载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295页。

  《陈独秀答蔡和森》，载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323页。

  《柯庆施致陈独秀》，载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292页。

  陈望道：《反抗和同情》，载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陈望道文集》第1卷，第33页。

  《“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载《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第42页。

  朱继东：《新时代更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论丛》2020年第1期。

  《短言》，《共产党》第一号，1920年11月7日，第1页。

  《短言》，《共产党》第三号，1921年4月7日，第1页。

  《短言》，《共产党》第四号，1921年5月7日，第1页。

  高一涵：《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变迁》，《新青年》第9卷第2号，1921年6月1日。

  CT：《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7日，第19页。

  马学军：《自食其力与合群互助：蔡元培“劳工神圣”思想释义》，《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3期。

  蔡元培：《劳工神圣》，《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

  汉俊：《强盗阶级底成立》，《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第10张。

  汉俊：《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第121页。

  《蔡和森致陈独秀》，载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324-325页。

  《社会革命底商榷》，载《李达文集》编辑组编《李达文集》第1卷，第48页。

  《马克思还原》，载《李达文集》编辑组编《李达文集》第1卷，第31页。

  刘书林：《〈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起点——毛泽东对一部手稿的重新发现与重新阐发》，《理论与评论》2021年第1期。

  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第1版。

   孙海英：《沂蒙早期党组织对实践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探索及启示》, 《学海》2017年第6期。

  张申府：《给少年中国学会的信》，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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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廷康：《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第19页。

  我亦工人：《〈劳动者〉发刊词：劳动者呵》，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第68-69页。

  心美：《〈劳动音〉发刊词：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第72-73页。

  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蔡和森致陈独秀》，载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328-329页。

  江春：《社会革命底商榷》，载《李达文集》编辑组编《李达文集》第1卷，第48-49页。

  江春：《无政府主义之剖析》，《共产党》第4号，1921年5月7日，第14页。

  施存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第344页。

  田诚：《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载李继华、冯铁金等编注《李大钊轶文辑注与研究》，线装书局，2013，第28页。

  《万国庆祝声中我们中国劳动界的鏖战声》，载《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第186-191页。

  《短言》，《共产党》第一号，1920年11月7日，第1页。

  《中国共产党宣言》，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