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美国2007—2009年大衰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质问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预测到大衰退。客观地说，是因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无所作为才引发了“伊丽莎白之问”，而在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家中，有好几位都预测到了大衰退。比如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努里埃尔·鲁比尼2006年9月7日在华盛顿特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美国将遭受一场百年一遇的房地产泡沫引发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将引发原油价格大幅波动，造成消费者信心大幅下降，并使美国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场经济大衰退。”^[1]前言1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内，鲁比尼的预言变为现实。2008年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经济仅仅是受到了流动性短缺的影响，鲁比尼却认为更为严重的信用危机将击垮房地产投资者、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并且预测到美国的大衰退将在世界范围内蔓延。

为什么鲁比尼能够“准确地预测到”大衰退呢？其奥秘在于两个方面：从实证方面来说，他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史；从理论方面来说，他从经济危机史中获得了发展理论的历史素材，并吸收了前人和同时代人研究经济危机所取得的成果，从而创立了自己独特的危机经济学。鲁比尼的危机经济学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目前的这一经济现象。美国2020年大萧条比美国1929—1933年大萧条严重得多，却未出现1929—1933年大萧条那样的严重后果：股票市值缩水了90%，物价下降了45%，经济收缩了将近30%，有40%的银行破产倒闭，失业率急剧上升到25%。相反，在美国2020年大萧条中，股票市值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经济衰退在半年内就触底反弹，实现经济增长。美国政府通过海量发行美元，“淹死了黑天鹅”。^①

一.   以预测、扼杀与预防为特征的鲁比尼危机经济学

首先，在鲁比尼看来，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不能仅限于理论分析，而应该对经济危机的历史进行研究。“这不是因为历史会简单地重复，而是因为过去和现在的事情总会有不少共同点”^[1]55，也就是说，“在细节上虽然不同，但在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中，其基本轨迹却大同小异”^[1]56。而理解经济危机的最好方法就是拓宽历史视线，把它们看作因果循环的统一体，进而理解危机发生的根源及其后果。这样，“历史也能让那些坚称一般经济规律不再适用的学者们变得谦虚”^[1]55。因此，在鲁比尼看来，金融危机不是纳西姆·尼·塔勒布类比的很少发生而又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而是“白天鹅事件”，即金融危机发生了无数次。而“比较一下历次金融危机的特征，可以发现，危机是有迹可循的”^[1]15，也就是说，大多数金融危机都是由资产泡沫开始的，因泡沫需要杠杆和热钱，故资产泡沫总是与借贷的快速增长如影随形; 当这一前提不再具备时，资产价格就会下跌，泡沫开始破裂，从而形成危机。这样，“市场繁荣和崩溃的信号都是可以预测的”^[1]17。

由此，鲁比尼否定了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所致力于研究的市场良好运行机制。他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至今仍被奉为神明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众多经济个体在追逐个人私欲和不同利益的同时，促成了稳定、自我调节的经济体系的产生。个体选择行为看似混乱，背后则暗藏着稳定和秩序”^[1]37。他认为，“从理论上讲，‘大萧条’应当终结了这些谬论，但战后的经济、金融学术界却给这些古老的悖论注入了新的生机。尤其在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尤金·法玛教授和其他一些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拥趸建立了大量精巧复杂的数学模型，旨在证明市场的理性有效”^[1]38。鲁比尼强调指出，与他同时代的希勒等人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并不是毫无瑕疵的、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制度，实际上，它更容易走向“非理性繁荣”和导致无谓的经济波动。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非常之不稳定。在鲁比尼看来，这些观点既新颖，又古老。许多19世纪的经济学家就指出，资本主义不仅能创造财富，也能带来泡沫和破坏。尽管这些经济学家已鲜为人知，但他们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思想至今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危机及其后果，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马克思的理论。

其次，鲁比尼认为，尽管马克思的理论存在很大争议，但比之前的那些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完全无关的论断成熟多了。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是第一位指出资本主义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容易引发危机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资本主义混乱无序，经济的发展会不可避免地把资本主主义引向崩溃的深渊。和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相反他预言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虽然马克思的预言并未成真，但他的另一主要观点，即经济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内部，却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之后，经济学家们必须正视资本主义是否播下了自我灭亡的种子这一问题。经济危机的起因并非只是新事物的出现或者投资者心理的变化，更不是太阳黑子。资本主义和经济危机形影相随，其特有的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1]43。鲁比尼不无遗憾地指出，马克思的观点并未得到广泛认可。鲁比尼吸收了马克思研究经济周期的成果，认同资本主义和经济危机形影相随，其特有的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另外，在鲁比尼看来，“金融危机有点像核爆炸：如果能量完全释放，可以摧毁一切，但如果加以疏导和控制，其破坏性则要小得多”^[1]54。基于这一认识，他吸收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基于解析1929—1933年大萧条所提出的建议：造成大萧条的原因不是凯恩斯所说的总需求不足，而是银行贷款和储蓄的下降，恐慌的存款人大量提现引致银行倒闭，美联储却没有做好最后贷款人的角色，造成货币供给严重不足而形成了大紧缩。针对大紧缩，弗里德曼建议在危机期间美联储应大幅削减再贷款利率，以便商业银行能从美联储借款来应对货币供给的萎缩；而在极端情况下，政府应该推行“通货再膨胀政策”，通过注入大量的流动性来推动经济复苏。鲁比尼认为，2007—2009年大衰退表明，当美联储做好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危机不仅是可以预测的，更是可以被人为扼杀在摇篮里”^[1]4，从而快速实现经济复苏。

最后，鲁比尼认为，“正如‘大萧条’带走胡佛时代的争论，而代之以一致的凯恩斯主义一样，‘大衰退’引领和开辟了理解、尤其是预防危机的新路径”。这个新路径就是：“通过改革薪酬机制、规范证券化、将衍生品置于公众监督下、严格约束系统的‘监护人’即评级代理机构，金融系统将朝着更加稳定和透明的方向前进。改革会确保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拥有足够的资金。实际上，对于安全渡过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来说，拥有充足的流动性最为重要。”^[1]174鲁比尼坦率地承认：“我们所强调的这种改革将会踏上一个漫长的征程。”^[1]201客观地说，鲁比尼所主张的改革触犯了美国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是不具有可行性的。

鲁比尼基于经济危机史以及前人与同时代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以预测、扼杀与预防为特征的危机经济学。以鲁比尼危机经济学为分析框架，就不难判定比1929—1933年大萧条严重得多的2020年大萧条，将被美国政府扼杀于摇篮之中，事实也印证了这一判定。

二.   2020年大萧条被扼杀于摇篮之中

在2007—2009年大衰退期间，许多人认为美国政府能走出大衰退，靠的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实际上，美国政府在大衰退中主要采纳了弗里德曼基于美联储应对1930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所提出的政策主张。这与大衰退期间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有关。伯南克是弗里德曼的学生，曾潜心研究了弗里德曼对1930年代大萧条的独特解释和应对主张，因此在应对大衰退时，伯南克充分发挥了美联储“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将基准利率降至0—0.25%，并推出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QE)，从而释放出的巨额流动性使得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金融机构，以及大型非金融机构避免了破产倒闭的命运，并推动了经济快速恢复增长。另外，美国应对大衰退的财政政策也与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不同。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基于凯恩斯理论通过扩大政府投资(在私人不愿意投资的情况下)来弥补总需求不足；而在大衰退中，奥巴马政府推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包括巨额的税收减免。总之，非常规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扼杀了美国大衰退即百年一遇的金融大海啸的严重后果，放水支撑经济快速“增长”。^②

值得指出的是，大衰退成了美国反危机政策的历史转折点，自此以后，美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再也回不到正常状态(或者说中性状态——既不发挥刺激作用也不发挥紧缩作用)，美国经济必须靠财政部天文数字国债和美联储巨量流动性的支撑，才能实现“经济增长”。这样，美国政府像渔夫一样从所罗门瓶子里放出魔鬼(政府信用)，却不能像渔夫那样将魔鬼(政府信用)再装进瓶中扔进大海。因此，美国在2009年6月结束了大衰退后，其经济就在2009年7月开始“增长”，并一直持续到2020年2月。这一被美国政府炫耀的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增长期”(长达128个月)，动力源自美国国债的持续增长和美联储持续地向市场释放流动性。值得指出的是，在这长达128个月的“增长期”中，美联储为使货币政策正常化，用了3年的时间(2015年12月至2018年12月)，按25个基点的升幅先后9次将基准利率从0%—0.25%提高到2.25—2.50%。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在2018年对9次加息作了这样的评价：尽管几次加息，但政策利率离中性(5%—6%)仍有很长一段距离，金融环境依然是宽松的。即便如此，市场主体仍难以承受，股市随之进入熊市。在认为股市上涨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特朗普指责美联储导致股市暴跌后，美联储不得不在2019年3次降低基准利率至1.5%—1.75%。显然，如此低的基准利率足以证明吉姆·罗杰斯等几位金融巨头所说的话绝非空穴来风：在2020年之前，美国一场30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而降息、减税等刺激经济的措施收效甚微。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不过是引发这场最严重危机的导火索或催化剂，即使不暴发疫情，这场最严重危机或迟或早也会发生。

2020年3月9日、12日、16日与18日，美国股市暴跌因而在连续8个交易日内4次熔断。这让巴菲特发出了“活久见”的感叹。在美国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中股票占62%、各类机构持有大量股票的情况下，如果美联储不救市或救市不力，那么股市崩盘给美国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将是毁灭性的。如果说1930年代的大萧条对于处于上升期的美国(其经济体系的核心是强大的制造业)的冲击力，不过是苏必利尔湖面泛起的小小涟漪，^③那么，2020年3月的4次股市熔断导致股市崩盘，对于霸权处于衰落期的美国(其经济体系的核心是金融)的冲击力，则如同大西洋排山倒海的海啸。特朗普政府对此是心知肚明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惊呼美国当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中”(显然超过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既有中国逐步赶超美国的压力，又面临股市即将崩盘而危及美国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存亡的威胁，鲍威尔公开表示，将不顾后果地无限量发行美元救助股市(显然，鲍威尔清楚用通货膨胀对冲2020年大萧条的后果)，以支撑“经济增长”。从美国的立场看，只有支撑“经济增长”，才能维系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大而不倒”，进而维系早已衰落的美国霸权的存续。从2020年3月起，特朗普政府的主旋律就是支撑“经济增长”。为此，2020年第二季度美联储向市场投放的基础货币和美国财政部刺激措施投放的资金总计高达14万亿美元，支撑美国GDP由2020年第一季度4.85%、第二季度32.9%的环比负增长，迅速转变为第三季度33.10%、第四季度4%的环比正“增长”。也就是说，在美联储无限量发行美元的情况下，美国GDP由2020年上半年的负增长迅速转变为下半年的正“增长”。

拜登在2021年1月上台后仍然坚持特朗普政策的主旋律。但是，随着支撑“经济增长”的巨额流动性在美国市场泛滥，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即通货膨胀回归美国并日趋严重。2021年1月和2月，美国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分别上升1.4%和1.7%，都未超出美联储政策的目标即2%；2021年3月CPI上升2.6%，开始超出美联储政策目标；4月CPI上升4.2%，是政策目标的2倍多；5月至9月，每月分别上升5%、5.3%、5.4%、5.3%、5.4%，都超过政策目标，是其2.5倍甚至更多。媒体将发生的通货膨胀称为“拜登通胀”。但是，拜登基于美国大衰退时期没有发生通货膨胀的经验，认为现在出现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疫情和供给链。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不会不清楚美国出现通胀的真实原因在于无限量发行美元(美联储在20世纪60年代滥发美元，将“美元荒”转变为“美元泛滥”，导致70年代长达10年的滞涨)；但他也将通胀与供给链联系起来，认为通货膨胀是因供给链瓶颈引起的，只要解决了供给链瓶颈问题，通胀就会回落到正常水平。鲍威尔一直认为通胀是暂时的，并允许物价在美联储政策目标的2%上下变动。当2021年10月CPI同比升至6.2%，为政策目标的3倍多时，鲍威尔在11月8日不得不承认，“通货膨胀比预想的更严重”，10月的CPI“预示着美联储将迎来一个新时代”，其潜台词是美联储将迎来一个通胀的时代。鲍威尔表示将采取措施防止通胀长期化。实际上，鲍威尔仍坚持通胀是暂时的，必须一以贯之地支撑“经济增长”。当11月份CPI升至6.8%，达到1982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时，鲍威尔才在2021年12月15日承认通胀不是暂时性的，从而将货币政策由支撑“经济增长”转向控制通货膨胀。为此，美联储计划到2024年年底，将基准利率升至2%。目前的基准利率为0—0.25%，如果每次加息的幅度为0.25%，需要加息8次才能达到2%。美联储计划2022年和2023年分别加息3次，2024年加息2次。客观地看，即使美联储的计划付诸实施，用鲍威尔的话说，到2024年年底基准利率也远未回归中性利率(5%—6%)。这意味着，到2024年年底依然要靠放水支撑美国的“经济增长”。问题的关键在于，靠美联储无休止援助的“僵尸银行”“僵尸企业”和“僵尸房主”，以及“大而不能倒”“亲而不能倒”(相互参股抱团取利)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能承受美联储的这个加息计划吗？被大水漫灌而形成的“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股市泡沫能承受吗？一旦再次陷入衰退，则会与美国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融合为“滞涨”，就会开启一个类似20世纪70年代的10年滞涨期——美国政府失灵的10年。这对基于霸权而自认为无所不能的美国政府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三.   思考与分析

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解析美国政府应对2020年大萧条的政策组合。

一   美联储货币政策双重目标相互冲突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具有双重目标：充分就业与稳定物价；稳定物价有量化指标(一般物价水平升幅不超过2%)，充分就业则没有量化指标。在2020年大萧条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以支撑“经济增长”来解决就业问题的，因此，本文用“经济增长”的增幅，即GDP的同比或环比增长率，来间接量化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充分就业目标。

从美国2020年大萧条以来的情况看，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是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支撑了“经济增长”，从而增加了就业，就不能将物价的升幅稳定在2%以内。实际上，如果美联储坚持将物价的升幅稳定在2%以内，那么，就不可能推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支撑“经济增长”。也就是说，美联储在2020年大萧条中陷入了“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两难困境之中。

为了扼杀2020年大萧条的严重后果，维系美国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确保美国霸权衰而不亡，美联储实际上选择了以通货膨胀对冲大萧条，从而实现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反弹。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注入市场中的流动性或政府信用泛滥成灾，导致两个方面的通货膨胀：一方面是消费物价指数的持续上升；另一方面是资产价格指数的持续上升，即股市和金融化的房市泡沫没有最大，只有更大(这是美国政府乐见其成的)。美联储在2021年12月以前，将通货膨胀归因于疫情导致的供给链瓶颈，认为通胀是暂时的，随着供给瓶颈的缓解会自行消失。显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或者是想控制市场主体的通胀预期以防止通胀螺旋式上升，或者是不如其前任伯南克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理论理解深刻。在弗里德曼看来，通货膨胀是由于货币增长率持续超过经济增长率而形成的一种货币现象；一旦出现通货膨胀，不仅不会自行消失，而且在成本推进、需求拉动和市场主体的通胀预期下，一般物价水平会持续螺旋上升；只有将货币增长率保持在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水平，才能解决通胀问题，而这将带来一次经济衰退。

值得指出的是，按常理和经验来说，美联储无限量发行美元，必然会出现类似德国1924年那样的奔腾式通货膨胀(原标价1马克的面包，在通胀期间价格飙升到1.9亿马克)，其结果也会是类似德国那样的币制崩溃。不过，人们之所以没有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美元不像德国马克那样只在一国范围内流通，而是因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而流通于世界范围。而且，美元、美债和美军形成铁三角，相互支撑，避免了如英镑失去霸权的命运。不使用美元或美元使用不当就意味着战争；而美军之所以具有超强的军事实力，是由于美元和美债支撑的军费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军费的总和；泛滥全球的美元靠美债回流美国，美债以美元计价和偿还，魔幻般地玩弄两张“白条”互换(债务货币化和货币债务化)，从而出现美国这个世界史上最大的负债国主导了债权国的反市场规则现象。自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按非市场原则流通于美国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美国的问题可以通过美元社会化和国际化。比如，2020年大萧条本来是美国垄断资本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自我循环引发的，美国政府为了垄断资本的利益，以通货膨胀对冲2020年大萧条，从而将问题在国内社会化，由此引发了广大底层民众的不满。各州政府为平息民怨，纷纷主张金本位制以限制联邦政府的货币发行权，如佛吉尼亚州、威斯康星州、田纳西州、堪萨斯州等多个州通过立法让黄金成为同美元一样的货币。美国以通货膨胀对冲2020年大萧条，将美国问题国际化，在全球形成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泛滥，导致能源、基础原材料和大宗农产品的价格飙升，引发全球新一轮去美元化、去美债化和黄金回归世界货币的职能。

二   美国超宽松货币政策和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难以回归正常

虽然美国联邦政府可以将美国的诸多问题社会化和国际化，但有一个问题却难以社会化和国际化，这就是自2008年以来，美国政府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和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的组合。这种政策组合只能由美国政府承担，并硬撑了十多年，且将继续撑下去。

具体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由企业之间商品交换形成的商业信用，以及由企业与银行之间借贷关系形成的银行信用，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信用制度。在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足以满足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而不需要美国政府的国家信用介入市场。在危机时期，市场主体为规避风险，只接受现金交易，从而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都被冻结。要使经济活动复苏，美联储必须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向市场注入政府信用以解冻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当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恢复正常后，国家信用就可以退出市场，经济活动就会进入到下一个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

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信用长达十余年都未能退出市场，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也难以退出市场？

三   金融在美国经济体系中取代了制造业的核心地位

长期以来，美国一些学者声称，去工业化的美国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结构。实际上，美国现在的经济结构是一种“返祖现象”。

历史地看，西方社会自古希腊以来，形成了三大类资本：古老的货币资本、古老的商人资本和现代产业资本。存在数千年的古老货币资本和古老商人资本历经极不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既没有融入任何一种传统的生产方式，也没有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的古老货币资本靠高利贷存续，古老商人资本则靠贱买贵卖存续。基于这两种古老资本形成的世界贸易，在数千年里没有塑造出一个新的经济社会形态。只有现代产业资本采取货币资本形式、生产资本形式和商品资本形式运动，并使这三种资本形式形成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内在关系，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而形成新的经济社会形态——现代工业社会和一个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现代化经济体系^[2]。由于社会分工，现代产业资本的货币资本形式、生产资本形式和商品资本形式分别独立为货币经营资本、生产经营资本和商品经营资本。不过，这种外在的独立受到内在联系的制约，即独立的货币经营资本和商品经营资本受制于生产经营资本，从而只有服务于生产经营资本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虚拟经济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然而，在美国，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为了不通过生产过程就能赚到钱，就必然要选择去工业化。这样，在大规模去工业化后，美国的货币经营资本和商品经营资本“返祖”到古老的货币资本和商人资本的职能，沿袭古老的发展路径“内卷”式自我循环，形成规模庞大的第三产业。不过，现在的美国将不通过生产过程赚钱的方式发展到更现代、更便捷、更丰厚的模式——发行股票。发行股票本来是实体企业通过股权融资，用以再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但在美国无论是实体机构还是虚拟机构，都通过贷款或发行债券筹资来回购本机构的股票以抬高股价，从而使管理层获得高额的收入。由此，以金融为核心的经济体系取代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经济体系，导致市场信用制度的基础即基于制造业的商业信用缺失，在此情况下，注入市场太多的政府信用，不仅没能解决“内卷”式自我循环问题，反而引发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这就是美国政府信用在长达十余年都未能退出市场的原因。

从这个视角观察，美国自2007—2009年大衰退开始，到2020年的大萧条，再到2021年严重通货膨胀，甚至到未来的2024年末，无论是大衰退、大萧条，还是通货膨胀；也无论是2009年7月至2020年2月长达128个月的“经济增长”，还是2020年7月至2021年12月共计18个月的“经济增长”，全都离不开国家信用，且投入的国家信用从有限量发展到无限量。显然，美国市场的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离不开国家信用日趋增长的支撑，已成为美国近13年的新常态，且美联储计划将这一新常态延续到2024年或2025年。

值得一提的是，奥巴马是第一位认识到美国去工业化的严重后果而提出美国再工业化的美国总统。但是，在他任期内美国再工业化收效甚微。特朗普任总统期间，挥舞大棒企图迫使美国企业上岸，但也未能解决再工业化问题。继任的拜登政府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胁迫离岸的美国企业上岸和非美企业在美国建厂。但由于美国再工业化的条件早已丧失殆尽，拜登总统恐怕难以如愿。

从实际情况来看，在2020年大萧条期间，只要美国政府向市场主体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就不会出现债权债务链断裂，市场的交易活动就可以进行下去，危机随之戛然而止，经济迅速恢复增长。但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2021年12月由支撑经济增长转向控制通货膨胀，快速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并在2022年提高基准利率和缩减美联储8.8万亿的资产负债表，由此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和资产泡沫破灭，同时，通货膨胀更为严重，滞涨将再一次在美国发生。

所以，鲁比尼在2021年12月29日发出警告：美股存在明显泡沫，美国房地产定价居高不下，只要美联储一直采取非传统货币政策模式，资产泡沫就可以继续下去；但是，伴随着美联储政策转向，美股系统性风险正在迫近，通胀高企，增长放缓叠加的系统性风险，可能共同为2022年的市场带来“灾难”。2022年1月6日，鲁比尼在法国《回声报》网站发表题为《威胁阴云密布的2022》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2021年对经济和市场来讲还算是向上的一年，美国股市创下新高，不过这是源于美联储的货币宽松政策，但是，货币放水及预算宽松等因素已经让2021年经历了通货膨胀。他预期，一旦加息捅破资产和信贷泡沫，引发债券、股市等市场的危机，就会迫使美联储转而降息，由此一来，通胀会卷土重来并再次高企^[3]。从鲁比尼的分析不难看出，2022年美国的经济和政策取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四   美国“最先进的经济结构”不过是“皇帝的新衣”

新冠疫情让人们看清了美国所谓的“最先进的经济结构”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让大多数的美国人“赤裸裸”地面对新冠病毒。全球最发达的美国，是全球确诊病例最多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而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却需要“出口”巨额美元，进口巨量的商品，才能维持其3亿多人口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靠国外生产的商品支撑泛滥的美元的格局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告诉我们：“只要理解了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克服了。”^[4]因此，产生于商品交换中的货币，其本身必须是商品，即金或银。只有这样，才能在正常情况下实现交换中商品所有权的转移。虽然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可以是贵金属的价值符号，但是，充当储备手段的货币则必须是真实的贵金属，而绝不能是贵金属的价值符号或信用货币，否则，商品交换中的所有权关系就变成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以信用货币，即一种债务凭证来充当储备货币是不可接受的，所以，特里芬将其称为“荒唐行为”^[5]。

挪威政治学家约翰·加尔通在2000年预言美国霸权将在2025年崩溃。2009年，加尔通将美国霸权崩溃的时间缩短5年，即在2020年崩溃。他强调指出，霸权国不可逆转的解体过程“或缓慢(如英国)，或迅速(如苏联)，或试图挽救……但最终走向结束。那么，是轰然倒塌还是呜咽消亡？美国，选择权在你的手中”^[6]。客观地看，加尔通的预言在2020年实现了，因为无论是从经济、政治、军事和美国政府的执政能力来看，还是从美元、美债、美军和美制来看，美国霸权在2020年已开启了缓慢解体的过程。而从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到现今拜登的民主联盟战略，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围堵、遏制中国发展，以扶大厦之将倾——维系衰落的美国霸权衰而不亡。但是，这几任总统并没有从历史上西班牙霸权、荷兰霸权和英国霸权的衰亡吸取教训：它们都是主要源于自身的原因失去霸权的。美国霸权不可能例外，其目前深陷政府信用泛滥之中而不能自拔，绝不是中国或其他国家造成的。1971—1972年时任尼克松政府财政部长的约翰·康纳利曾说：“美元是我们的，却是你们的问题。”就短期而言，这句话没错；但就长期来看，美元霸权不仅成为世界各国的问题，而且成为美国的最大问题。

① 在国内外许多人看来，称美国2020年爆发了大萧条，实是言过其实。但是，金融投资巨头索罗斯认为美国或将走进大萧条雷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将当前的经济衰退等同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认为2020年3月美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中”；新自由主义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张五常认为2020年全球大萧条已成定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如果政府没有采取行动，则将会产生毁灭性社会和经济后果。

② 靠政府放水支撑的经济增长应打上引号，以区别于正常的经济增长。

③ 苏必利尔湖是美国最大的湖泊，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淡水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