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是脱贫攻坚阶段最具“代表性”的贫困区域，贫困人口基数大、在贫时间长、贫困程度深、脱贫边际成本高，是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主要发力点。内生动力是脱贫攻坚阶段作为政策术语被纳入贫困治理范畴的重要概念。现有文献对内生动力的内涵进行了广泛讨论，已形成较为统一的意见。总体来说，内生动力是微观行动个体在核心价值信念的引领下，自发参与旨在实现可持续脱贫和发展目标的一切活动的心理倾向和行为能力，心理倾向是指个体自发参与脱贫活动的主体动机和意愿^[1-2]，行为能力则是指个体实现特定导向需求的理性决策能力和内生发展能力^[3-4]。

绝对贫困消除后，贫困治理进入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目标的“十四五”战略过渡期，贫困治理的推进方式从“攻坚式”转向“常态化”，动能推力也从外部政策推动向内生动力驱动过渡。这意味着，西部地区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将主要依靠脱贫主体的内生动力来实现。因此，讨论西部地区脱贫人口在贫困状态变更前后内生动力的特征变化以及巩固拓展路径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本文基于“在贫—治理—脱贫”的治理演化逻辑，阐释脱贫内生动力匮乏的理论机理，对西部地区脱贫人口内生动力的特征变化及治理实践进行分析和讨论，提出巩固拓展西部地区脱贫人口内生动力的政策建议，以期为现阶段的贫困治理提供借鉴。

一.   在贫状态：内生动力匮乏的形成机理与特征表现

一   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匮乏的理论阐释

1   外部性约束是引致心理层面的内生动力匮乏的主要原因

资源禀赋匮乏、自然条件恶劣、地理区位封闭等外部性约束给贫困人口的脱贫和发展造成了巨大阻碍，使其在突破发展边界的尝试中不断遭受失败，信心受挫，进而形成消极的价值信念系统^[5]。消极的价值信念系统促使贫困人口作出消极的自我评价，并将其自身与脱贫、发展的未来期望割裂，从而拒绝自身产生寻求脱贫和发展的心理驱力^[6-7]，陷入志向失灵、不思进取的主体意识缺失状态^[8]，表现为心理层面的内生动力匮乏。

2   心理层面的内生动力匮乏会进一步引致行为层面的内生动力缺失

根据动力心理学理论，个体内部存在心理驱力驱动行为发生的“心理—行为”机制，而心理驱力的产生主要源自个体需要^[9]。当寻求脱贫和发展的心理驱力被否定后，贫困人口会转而建立以维持基本生存为目标的“心理—行为”机制，并作出一系列与发展导向相悖的非理性行为选择。同时，控制感理论也指出，主体意识的缺失会使贫困人口在生计生产中产生自卑心理，并陷入焦虑的低控制状态。低控制状态下，心理系统会驱动贫困人口通过消费、娱乐、寻神庇护等非理性行为获得控制感补偿，以缓解焦虑^[10]。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贫困人口便陷入一个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为目标的低水平生计稳态^[11]。在维持低水平生存性生计中，贫困家庭会更重视短期利益而轻视长远发展^[12]，从而更倾向于作出以牺牲人力资本投资来换取短期利益的非理性决策，进而引致家庭人力资本的匮乏。而作为生计系统的核心，人力资本匮乏会进一步导致整个家庭生计系统崩塌^[13]，造成家庭内生发展能力不足。

3   行为层面的内生动力缺失会加剧心理层面内生动力的匮乏程度

根据有限理性的经济学假设，非理性的行为决策会使贫困人口无法稳定持久地积累资本，从而加深贫困的程度^[14]，而贫困程度的加深又会导致贫困人口的有限理性约束进一步收紧，使其做出更加偏离最优化决策理论的行为^[15]，形成致贫的恶性循环。一方面，内生发展能力的缺失使贫困人口无法选择有能力门槛的高收益生计策略，被迫留在低水平收益的生计困境中^[16]，使消极的价值观念系统被进一步强化，从而陷入更深程度的自我意识缺失；另一方面，行为层面的内生动力缺失也使贫困人口无法有效处理外部环境限制与基本生存需要之间的矛盾，进而诱发滥采、滥伐、滥牧、滥垦等破坏生态环境的短视生产行为^[17]，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被进一步激化，外部性约束进一步收紧，使心理层面内生动力更为匮乏^[18]。

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匮乏的理论机理如图 1所示。

图  1  引致内生动力匮乏的理论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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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匮乏的形成机理与特征表现

西部地区多为深山、石山或地处边境的偏远地区^[19]，一方面，地理区位封闭、生态环境脆弱、自然资源匮乏，且该区域内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又多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和限制开发的政策规划进一步限制了自然资源的利用，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极低；另一方面，高原、山系、盆地等特殊的地质地貌，使各类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飙升、施工难度加大、使用寿命缩短^[20]，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始终难以完备。在负外部性桎梏的强约束下，西部地区未能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实现快速发展，与东、中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被进一步拉大，成为全国贫困人口的“集聚地”。2012年，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比重达到51.4%，贫困发生率超出全国平均水平7.4个百分点^[21]。

在此外部环境的限制下，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需求层次降至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4]，并在代际传递中逐渐强化，形成了与匮乏外部环境相适应、却与主流社会文化不相容的边缘性价值信念系统，即贫困文化^[22-23]。贫困文化的驱动使贫困人口在心理和行为上呈现出一系列的非理性特征。一是短视性。贫困人口需求层次的降低促使其建立起重短期消费、轻长期积累的短视理财观，并做出为满足短期享乐消费而挤出要素投资支出的一系列短视行为。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三区三州”贫困家庭的生计性投资投入一定程度上被饮酒、抽烟、赌博、玩乐等短视消费挤出，导致安全性住房建造和修缮周期延长、农业产出低、子女延期入学或辍学等问题普遍存在。同时，笔者在凉山州发现，有些家庭还会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数量来代替相应要素投入的方式来维持生产^[24]，陷入了农业内卷化的困境和“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凉山地区的调查样本中，40.6%的家庭未成年子女超过2人，54.8%的家庭因孩子多而导致人均收入低。二是依赖性。一方面，贫困人口对政府救济式帮扶存在福利依赖，并作出“等、靠、要”“求、黏、赖”等消极待扶的行为选择。根据课题组在四省涉藏州县部分地区的调研结果，2018年建档立卡样本家庭的转移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例高达60.1%。另一方面，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对节日、宗教和人情消费的民俗文化依赖也诱使贫困人口作出与收入极不对等的超额消费决策，家庭因而负债致贫^[25]。笔者2017年对怒江地区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基于互帮互助的家族观念和民族风俗，傈僳族农户的年均人情往来支出高至1 441元。有关研究对西藏部分贫困户宗教消费的抽样调查显示，样本家庭的年均宗教消费支出高达404元^[26]。三是社会性。笔者对西部地区多个省份的贫困村开展解剖式研究发现，贫困群体内部普遍存在进取抑制的社会压力机制，一旦有个体试图打破“主流”生计方式，其他成员便会以诽谤、嘲笑等方式进行舆论压制，直到个体的突破行为被取消并回归内部“主流”群体^[17]。长此以往，寻求脱贫和发展的动机被磨灭，贫困文化被进一步强化。

此外，在外部性约束、贫困文化和非理性行为的负向作用下，西部地区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积累被缓滞，内生发展能力极其低下。一方面，西部地区的农村教育、医疗、技术技能推广等公共服务供给十分匮乏，贫困人口的知识储备、技能技术等要素禀赋积累不足，内生发展能力受损。另一方面，大量适龄儿童辍学或推迟入学，导致贫困状态和贫困文化在代际传递和强化。笔者在四川凉山地区的调研中发现，贫困家庭孩子入学时间普遍较晚，小学生大龄化问题较为突出。同时，由于缺乏技术技能，贫困劳动力难以跨越劳动力市场的准入门槛，导致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就业困难，人力资本向物质资本转化的路径被阻断，贫困的桎梏进一步收紧，形成负向钳制循环。以笔者在凉山州随机抽样的布拖县奎久村为例，该村350位外出打工的劳动者中无一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因劳动技能匮乏，只能从事低门槛的临时性工作，工资性收入较低。此外，西部的一些边境地区还存在“瘾君子”、艾滋病人等特殊贫困群体，“无、半、弱”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捆绑”家庭主要劳动力等问题也十分突出，家庭的内生发展能力遭受巨大冲击。

二.   脱贫攻坚：培育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治理实践

一   培育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理论分析

根据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匮乏的机理剖析(如图 1所示)，外部性发展约束是引致内生动力匮乏的根源所在。因此，激发和培育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应以消解外部性的发展限制为起点，通过建立安全、便捷的生存支持体系和高效、可持续的生产保障系统来改善生计发展环境^[27-28]。但需要明确的是，在内生动力匮乏的前置情形中，外部性约束的消解只能切断“外部性约束—内生动力匮乏”负向钳制循环的作用路径，阻滞内生动力的匮乏程度进一步恶化，对内生动力的培育并不具有直接性的治理效果。因此，在解除外部性约束的基础上，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培育和激发还应采取针对性的治理措施。

一方面，“心理—驱动—行为”的动力理论机制决定了内生动力的培育应从心理层面入手，先消解贫困人口消极的价值信念系统，破除其生存性的心理内驱力和“心理—行为”机制，再通过帮扶和引导，帮助贫困人口建立脱贫和发展的心理内驱力，形成发展性价值信念系统及“心理—行为”机制，从而重塑发展信心，培育和激发心理层面的内生动力，并纠正非理性的决策行为。另一方面，内生发展能力的提升也是培育和激发内生动力的重要路径。内生发展能力的提升可以提高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和发展目标的概率，强化其寻求脱贫和发展的价值信念系统以及行为机制，使整个内生动力体系得到强化和巩固。提升内生发展能力的核心在于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主要包括以健康管理缓解劳动能力损耗^[29-30]、以教育保障提高知识储备和行为能力^[31-32]、以技能技术输入提高生产生计能力^[33]三个方面。

培育内生动力的理论路径如图 2所示。

图  2  培育内生动力的理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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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脱贫攻坚阶段培育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治理实践

脱贫攻坚阶段，党和政府根据西部地区不同环境的具体约束特征分类施策。

对于贫困人口相对聚集、资源禀赋尚可或有比较优势的地区，以改善地区发展环境为目标，着力提升地区基础设施水平。一是，通过实施“四好”农村公路建设、危路危桥改扩建、地区关键性交通设施补强等交通扶贫项目，健全完善外通内联、通村畅乡的交通网络。截至2019年年底，怒江州全州29个乡镇、272个建制村已全部实现通硬化路、通邮、通客^[34]。二是，加快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健全农田水利配套体系，解决工程性缺水问题，提高基本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和水利化程度。以云南省为例，脱贫攻坚通过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使耕地灌溉面积从2014年的170.91万公顷增加到2019年的192.25万公顷。三是，实施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扩大光纤、宽带及电视信号网络覆盖面，使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得以共享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发展成果。截至2020年6月，怒江州已实现贫困村宽带网络全覆盖，少数民族乡镇独龙江乡还成为云南省首个开通5G的乡镇^[34]。四是，推进实施自来水入户工程，实现贫困人口安全饮水需求的全面保障。截至2020年末，西部地区已实现安全饮水全覆盖。

对于贫困人口分布分散、生产生活环境极度恶劣的地区，以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为核心，将贫困人口搬迁至适合生存和发展的地区，实现发展环境的转换。通过给予贫困人口安全住房和其他多维后续帮扶，消解安置环境的其他发展约束，解除外部性桎梏对贫困人口发展的限制，为内生动力的培育和激发提供前置条件。以贵州威宁自治县为例，该县“十三五”期间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达到11 180户56 293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贫先治愚”的贫困治理理念^[35]。“治愚”即转变贫困人口消极待扶、落后愚昧的思想观念，引导其建立积极进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价值信念系统。脱贫攻坚阶段，党和政府创新了“扶志”的内生动力培育机制，通过扶观念、扶思想、扶志向等来破除贫困文化对贫困人口的精神束缚和行为干预，帮助其摆脱自我意识缺失和非理性决策的失灵状态，增强跨越贫困陷阱的斗志和信心。2018年，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十二部门印发了《关于开展扶贫扶志行动的意见》，提出一系列“扶志”治理路径，各省(自治区)依照实施要求开展治贫实践，创新了基层讲习所、农民夜校、火塘谈话等“扶志”教育形式，开展普通话推广、感恩感化教育、移风易俗倡议、禁毒防艾和卫生常识宣讲等“扶志”治理，引导贫困人口树立积极、勤奋、上进的发展观，消解贫困文化对贫困人口发展的禁锢，并与产业、金融、就业扶贫形成政策组合拳，帮助贫困人口实现扩大再生产和就业长效增收，以此增强发展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还明确了“扶贫必扶智”的贫困治理原则^[36]，强调“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37]。“扶智”即通过扶知识、扶技术、扶思路来帮助贫困人口实现人力资本水平的改善和跃升，从而全面提高其实现脱贫致富的内生发展能力。脱贫攻坚阶段，党和政府以建立健全保障性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推进“扶智”治理。一方面，加大农村医教服务供给。不断完善县、乡、村三级医教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农村医教机构设置，强化医教人员队伍建设，扩大医教保障范围。以贵州省威宁县为例，笔者调研发现，该县通过央企定点帮扶，已建成标准化卫生室541所，覆盖全县150万人，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显著提高^[38]。另一方面，提高农村医教服务水平。医疗服务上，建立分级诊疗体系和家庭签约医生保障制度，创新一站式结算、先诊疗后付费等健康扶贫体制机制，并针对“艾”“毒”等特殊问题开展专项行动，降低艾滋病新发感染率和母婴传播率，加强吸毒人员戒治。作为“艾”“毒”问题的重点地区，四川省凉山州通过健康扶贫、戒毒防艾等措施，2020年已实现艾滋病新发感染率下降50%以上，母婴传播率下降到4%以下，吸毒人员全员戒治^[39]。教育保障上，因地制宜实施九年、十二年或十五年免费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等教育工程，并对教育资费以免代补，严格落实控辍保学要求，提高基础教育保障水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此外，全面实施技能培训提升工程，提高贫困人口发展生产和参与就业的能力，帮助其跨越劳动力市场的“能力门槛”，打通可持续发展和稳定脱贫的通道。2020年，四川省通过开展就业扶贫政策，使农民工总量持续稳定在2 100万以上，工资性收入从2013年的人均2 197元增加至4 276元，增收成效显著^[21]。

三.   脱贫状态：西部地区脱贫人口内生动力的特征变化与巩固拓展路径

一   西部地区脱贫人口内生动力的特征变化

脱贫攻坚后，西部地区的外部性发展约束被解除，脱贫人口与现代化外部环境相连通的渠道得以拓展，外部资金、先进技术以及市场化的价值伦理等禀赋资源不断涌入，加速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涓滴分配；“扶志”治理和产业扶贫、就业扶贫、金融扶贫等多维帮扶所释放的外部推力，脱贫人口的发展信心得到极大提升，安于生存性稳态的消极信念系统发生转化，勤劳致富、劳动创收逐渐成为脱贫群体的统一价值认同，“愿不愿意干”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同时，教育扶贫、健康扶贫、技能培训、科技扶贫等“扶智”治理实现了脱贫家庭在知识储备、劳动能力、劳动技能等方面的长足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得到有效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大幅提高。此外，随着脱贫人口生计系统的日益改善，群体内部的社会性舆论压力机制也逐渐瓦解。

脱贫人口依赖性的“心理—行为”机制却被进一步强化。脱贫攻坚阶段，“如期脱贫”的攻坚要求在一些基层实践中发生了取向偏离，一系列助长脱贫人口福利依赖的治理乱象频发。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社会兜底保障政策在一些地方的实际推进中被演化为“轮流的福利分配”；以分红、补贴、奖补等“名头”变相发钱发物的现象普遍存在；为完成小额扶贫信贷贷款发放指标而简化贷款流程，且对贷后用途缺乏监督和管理；产业扶贫的机制设计不考虑脱贫人口的发展能力和发展需求，没有赋予其充分发挥主体性作用的空间，造成产业政策供给没有被脱贫人口接收和享受、扶贫效应外溢等，种种异化治理强化了脱贫人口的福利依赖。根据课题组的片区观测点数据，2020年“三区三州”建档立卡户样本的转移性收入占比为22.3%，较全国观测数据平均水平高出近5个百分点。此外，移风易俗工程推进不顺，尤其在“三区三州”等民族地区，高昂的人情社交花费、大肆杀猪宰牛等风俗传统仍是引致脱贫人口举债、返贫的重要风险来源。

脱贫人口“轻积累、重消费”的短视性“心理—行为”机制尚没有得到有效治理。“扶志”治理虽然解决了“愿不愿意干”的问题，但对短视性心理行为的干预效果并不明显，脱贫人口在跨期决策中还是倾向于选择兼顾短期享乐的非理性生计策略。收入增加还“带动”了短期消费水平的提升，“过去没钱，玩乐就便宜点；现在有钱了，那烟酒之类的也得搞点高级货嘛”等类似见闻在调研中经常看到、听到，短视性行为开始从“资本匮乏——降低消费层次、追求消费体验”向“资本改善——消费层次和消费体验双追求”的导向发生异化，加之消费具有“易上难下”的棘轮属性，短视性成为导致脱贫人口返贫的重要风险。义务教育资费减免、安全住房保障、社保费用财政代缴、农资免费发放等福利性举措，减少了脱贫家庭生计活动的刚性支出，脱贫人口不仅不必缩减非理性消费，还拥有了挤出补贴的消费空间。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进一步“拓展”了脱贫人口短视消费的路径。笔者在调研中发现，非理性网络购物、购买付费视频、直播刷礼物、付费游戏体验等新型消费方式已经进入青壮年脱贫群体的行为范畴，实现稳定脱贫和资本长效积累、跃升的目标面临巨大挑战。

脱贫人口内生发展能力的提升还存在薄弱环节，公共服务长效赋能的治理机制尚不完备。虽然脱贫攻坚极大地提升了西部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但公共服务供给的“质”和“量”尚未达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的导向要求。首先，教育服务的体系机制建设方面存在短板。现有的学前教育体系总体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样态，但特殊地理条件的限制和生活自理能力的欠缺，使脱贫家庭的学前儿童面临需要寄宿却又无法寄宿的困境，导致学前教育的保障覆盖范围被压缩，保障力度被弱化，也因此阻碍了民族地区学前儿童对普通话等必要储备知识的学习，义务教育保障的教学质量在前置环节便受到影响，“只保证上学，不保证真正学到知识”的问题逐渐显现。其次，农村医教人才队伍存在“质”不高、“量”不足的问题。一方面，现有村医和农村教师体系的年龄结构向老龄和青年两级分化，且分化程度越来越严重，缺少中年人才的衔接层级，“传帮带”的业务提升机制缺失了最重要的中间环节，医教保障能力受到限制，“三保障”质量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村级医教人员的保障机制尚不健全，服务基层的医教人才在编制、职称评级、社保、养老等方面享受的政策优惠幅度不明显，“老龄等退休”“青年留不住”等问题较为突出，人才大量流失，公共服务供给出现缺口。最后，农村技能技术的培训存在导向异化问题，技能培训和技术推广多流于形式，培训内容与脱贫人口的发展需求脱节，“为了培训而培训”的现象较为普遍，技能技术的就业转化率和增收实现率不高，治理效果不佳。

二   西部地区脱贫人口内生动力的巩固拓展路径

1   建立健全帮扶体系，破除脱贫人口依赖性和短视性的“心理—行为”机制

强化社会兜底保障的识别与监管。应结合贫困治理的新形势，调整完善政策识别机制，将以资本存量水平为标准的单一识别调整为以可行能力水平为标准的综合识别，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准度，把好兜底保障的准入“关口”，防止精英俘获问题的发生。同时，还要建立集资产综合摸底清查、可行发展能力评估于一体的动态监督管理体系，强化动态调整进出机制建设，实现恢复生计的脱贫家庭及时退出、遭受生计冲击的脱贫家庭及时纳入的动态治理目标，消除脱贫人口“等、拿、要”的福利依赖心理。此外，应进一步提高兜底保障水平，达到“小康路上不掉队”的基本要求，使兜底保障机制真正发挥作用。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推进机制与支付形式设计。应设计建立有条件的转移支付体系，将转移支付与村规民约挂钩，设置奖惩激励机制，将积极参加生产就业、遵守村规民约、参与村内公共事务等作为获得转移支付的先决条件，消解福利依赖。同时，丰富转移支付的支付形式，一方面，将转移性补贴以公益岗就业、以工代赈等方式发放，变转移性收入为工资性收入，引导脱贫人口树立“有劳有得、不劳不得”的正确观念；另一方面，设计以学费、诊费、入股资金等形式发放转移性补贴的支付机制，对短视消费行为进行干预，防止补贴发放后被脱贫家庭直接消费掉，探索建立间接性生计资本的长效积累机制。

健全金融扶贫的考核机制与贷后管理。通过健全考核机制纠正治理取向的偏差，将过去以“应贷尽贷”为考核要求、以贷款发放金额为考核标准的单一考评机制，调整为以“因需而贷”为治理取向、以实现脱贫家庭产业发展的信贷供需平衡为考量原则的综合评价体系，阻断脱贫人口对信贷依赖的制度来源。进一步强化贷后管理的过程环节，探索建立政府、银行、村集体等多元主体分工协作、共同参与的贷后管理监督机制，转变脱贫人口“没钱花就去贷”的落后思想观念。通过贷后管理，对贷款人短视行为进行监督，引导其形成以金融信贷助力产业扩大再生产的理性决策思维，加速内生动力的培育。

加强产业帮扶机制的主体性设计。产业帮扶的机制设计不仅要满足因地制宜的基本要求，更需符合脱贫人口的发展需求和能力，着重提升产业项目与脱贫实际之间的契合度。可将脱贫户按照可行能力、禀赋水平等指标进行综合分类，并建立符合不同类型脱贫户发展实际的差异化产业帮扶清单，为脱贫人口在产业发展中发挥主体性作用提供前提条件。同时，应积极调整产业帮扶方式，摒弃过去发钱发物的帮扶手段，建立以生产参与为前提的利益联结机制，将脱贫人口嵌入生产链条中，共享产业收益和发展红利，激发其内生动力。最后，推广“村社合一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充分发挥村支“两委”在产业帮扶和脱贫人口内生动力培育中的能动作用。

优化移风易俗工程的推进方式。西部地区特殊的民族文化环境决定了移风易俗工程的推进步子不能太大，需因地制宜、稳中求进。移风易俗工程的实施推进，应首先处理好传统文化习俗与现代文明风尚之间的关系，摒弃“一刀切”的粗放治理方式，以“扬弃”为基本治理原则，将优秀文化和陈规陋习分离开来，继承弘扬和转化转变并举。同时，可充分运用少数民族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重点对少数民族社会的领头人、宗族长等进行移风易俗的宣传和引导，并将其纳入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自治组织的管理层级，使其在移风易俗中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榜样带动作用，有效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消解脱贫人口对陈规陋习的民俗文化依赖，加速内生动力的培育和提升。

增强文化“扶志”的短视干预功能。文化“扶志”的工作重点应向干预脱贫人口短视性“心理—行为”机制的导向调整，基于群众会、讲习所、文化夜校、文化下乡等现有的“扶志”体系，继续向脱贫群体输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市场化、长效化的现代发展理念，引导其树立摒弃短视观念、重视长远发展的正确价值观。此外，应充分发挥党建的引领示范作用，以基层党组织为堡垒阵地，以基层党员为支点，强化思想引领，带头抵制短视消费等行为，并将思想进步、表现优异的脱贫群众发展入党，形成示范效应的良性循环，构建重视长期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2   补强公共服务赋能体系的薄弱环节，提升脱贫人口的内生发展能力

健全农村学前教育的服务体系。体系建设方面，应补强村级教学点开展学前教学的内容环节，探索公办民助等扶持和规范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的实施路径，扩展学前教育的覆盖范围，以加速实现学前教育普惠性办学的巩固拓展目标。同时，需进一步提高村级学前教育的办学质量，改善办园条件，配备丰富适宜的玩教具和图书，健全推广普通话的双语学前教育模式，坚持保教并重，实现脱贫家庭适龄儿童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保障机制方面，针对山区上下学路途遥远、校车接送范围受限的问题，探索建立“村组集中+校车接送”的多主体接力保障机制，由村组以设置公益岗的方式组建走读学生接送小组，将学生集中送至校车接送点，再由校车接力送至学校，强化学前教育保障。

建立优质医教资源的共享体系。应进一步推动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在村级医教服务领域的融合应用，实现优质医教资源开放共享。教育方面，支持名师线上互动课堂、网络图书馆等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缩小城乡基础教育水平的发展差距，实现均等化公共服务供给；医疗方面，进一步完善远程医疗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远程医疗向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延伸，县域医共体或医联体要运用互联网技术加速实现医疗资源上下贯通、医疗信息互通共享、医疗业务高效协同，积极开展预约诊疗、双向转诊、远程医疗等服务，推动更多优质医疗资源向偏远地区倾斜，提高农村卫生健康服务水平。

强化农村医教队伍的体系建设。强化队伍建设应从增加人员供给、提升业务能力和提高待遇保障三方面发力。人员供给上，坚持“外部引进+本土培养”并举。一方面，基于社会扶贫机制，建立医教人员驻县、驻乡、驻村的对口帮扶机制，实现医教队伍“提质扩容”；另一方面，健全“公费培养+定向服务”的本土医教人才培养制度，解决本土人才“留不住”的问题。业务能力提升上，建立“定期培训+跨域交流”的业务能力提升机制，各级部门定期开展线上、线下业务培训，并在城乡间、协作区域间建立医教人员交流交换的长效机制，提高西部地区村级医教人员的业务水平。待遇保障上，进一步健全“县管乡用”“乡管村用”“县管校聘”等医教人才管理模式，并在编制、社保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向基层医教人员倾斜，建立健全“金字塔”型待遇保障体系，推动公共服务资源下沉融合。

建立精准高效的技能培训和技术推广体系。技能培训方面，应建立精准对接脱贫户发展需求的技能培训体系。在收集脱贫群体发展需求和意愿的基础上，组织培训机构针对性地开展技能培训，并在培训结业后为脱贫群众提供相对应的就业信息和岗位介绍服务。同时，推行“干中学”、订单就业等培训实践模式，提高培训的就业转化率，拓展脱贫人口的收入来源渠道。技术推广方面，应基于产业发展指导员制度，进一步推动农业科技下沉，提高脱贫人口的产业发展能力和发展效率，着力解决产业发展同质化问题，实现产业长效增收，将脱贫人口推入上升发展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