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我国基层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机制的营造乃至治理共同体的建设，离不开作为社区主体的社区居民的参与。在本研究中，社区参与即指社区居民的参与，包括社区居民的个体化参与和组织化参与。在我国的社区治理中，社区参与常常面临主体空心化^①、参与意愿薄弱、参与率低下和参与事项简单等困境。^②虽然这类参与困境的成因很多，但由于社区资源是社区参与和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因而社区参与资源的匮乏在其中具有根本性的影响。社区参与的开展、社区参与平台的搭建与维系，都非常依赖社区中人力、物力与资金等资源的投入。发掘与利用社区参与资源，是社区参与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基本问题。

探索社区参与中的社区资源发掘，以下三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由于社区资源具有社区依附性特征，即不同社区主体占有不同资源，其资源的开发转移往往会引发不同主体间的资源流动及资源形式改变，因而，需要关注社区资源流动路径或机制的形成及建构。其二，社区居民参与有个体化参与和组织化参与，前者以志愿服务形式为主，后者以社会组织为主要平台，两者的资源发掘均与居民主体的不同需求相关。其三，政府在资源配置结构中占主导地位，^③影响着社区资源的获取。在社区治理中，基层政府的部分退场以及随之发生的体制性资源的转移或减少，意味着社区资源发掘要考虑如何在政府主导与其体制性资源弱化之间取得平衡。本研究将聚焦社区参与中的资源发掘，结合实际案例展开探讨。

二.   相关研究回顾

在我国社区治理实践中，资源匮乏的约束容易导致各种社区问题，是社区参与研究的一个主要关注点。近年来，伴随着社区参与实践的深入发展，学界从不同角度对社区参与进行探讨并提出解决方案, 其中涉及社区资源的研究主要有三类。

一是有关社区参与和社区资源关系的研究。我国社区发展长期面临着资源需求增长与社区既有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以及社区资源不足与资源闲置或浪费之间的矛盾。^④社会资源供给被视为维系任何一个社会系统存续的必要条件，^⑤社区也不例外，社区资源的获取、发掘或配置，通常是应对包括社区参与不力在内的各种治理挑战的重要方式。^⑥然而，近年来关于化解社区参与问题的理论探讨，比较集中在文化视角、利益视角和制度视角上。^⑦其中，文化视角把认同视为重要的参与动力源或动力机制，^⑧利益视角将参与率低下归因于利益关联缺失，^⑨制度视角则认为是制度结构缺失导致了利益关联的缺失。^⑩不可否认，利益、认同和制度安排都是社区参与的重要影响因素，^⑪但这些因素的调节难以直接操作，最终都要通过社区资源的配置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汲取和配置才是探讨微观的社区治理乃至宏观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最终焦点。^⑫资源配置的视角不仅有助于洞悉社区治理的结构，还关注到了社区参与主体的资源力量对比。^⑬可见，资源视角是垫置于其他视角之下，在实践层面观察社区参与的重要落脚点。但是，资源发掘与获取作为应对治理挑战的重要方式，缺乏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二是社区参与所需主要资源的相关研究。既有研究首先关注到了社区居民的组织化参与，以及相应社区组织对社区发展的价值。^⑭其中，参与型社区组织不仅能让居民获得更强的参与能力，还可带来更多其他资源，包括更多的信息和制定政策的影响力。^⑮这些社区组织往往拥有更充分的开放性和自愿性，^⑯尤其志愿服务组织承载着居民更广泛的参与潜力，是居民参与社区生活的重要途径。 ^⑰并且，这些社区组织与志愿者等资源的发展，对居民参与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⑱然而，作为社区参与主体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或志愿群体，当前处境下都普遍且将长期面临资金资源短缺的困扰，^⑲因而引发了多方筹资 ^⑳与强化资源汲取能力 ^㉑ 的呼吁。不难发现，既有研究将社区组织、志愿服务和资金资源视为居民参与所需的三类重要资源，并提出要重视相应资源的获取，但其支撑社区居民参与的理论路径还有待梳理。

三是聚焦社区资源发掘与其权力关系的研究。我国政府在资源配置结构中占主导地位，而此结构向来被认为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并且会直接危害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培育，甚至使其沦为政府附庸。_㉒ 社会组织相对政府的弱势地位及自身有限的自治能力，使得两者存在明显非对称的共生关系，^㉓ 并体现为社会组织对政府财政过度的非均衡依赖。_㉔ 这种非对称或非均衡的权力关系，使得政府必要资助与政策投入的不足被视为社会组织资源匮乏的重要原因。^㉕ 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认知程度也影响着政府的资源投入，^㉖而政府对有资源倾斜的社会组织(如社区组织)的某些直接控制，则会对社区参与产生负向作用。^㉗同时，社会组织资源渠道单一和资源动员能力不足等现状，^㉘ 既可能助长其“依附换资源”的生存策略，也可能制约其自身优势的发挥。^㉙ 只有通过合理调配社会资源以促成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双向嵌入”，并形成“双向赋权”关系，^㉚ 才能重塑政府与社会组织责任共担的“合作伙伴”关系。^㉛社区资源配置与政府主导的关系处理虽受学界热议，且形成了一些实践路径，但既有研究主要还停留在对两者“平等合作关系”的倡导上，并未在社区参与的资源发掘上形成有实践价值的思路或方案。

以上文献梳理表明，既有研究关注到了社区参与的主要资源类型与其资源约束，同时也关注到了社区资源发掘中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但在社区参与和社区资源发掘的关系中，仍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是：第一，社区居民参与困境的破解，仍然比较缺乏资源视角下更深入的探索；第二，在社区参与中，对社区资源发掘路径的探讨依然较为模糊；第三，社区参与的相关资源发掘路径与资源视角下的社区权力关系运作仍未形成更优化机制，尤其是在居民进场而政府权力撤退时，面对体制资源转移与政府主导力量双重作用所造成的社区参与资源匮乏困境，依然未有清晰解法。究竟应因循怎样的资源发掘路径和机制才能化解此类问题，亟待更深入的研究。

三.   理论分析视角、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一   理论分析视角与研究思路

本研究从资源视角探究社区参与的资源困境及其对社区参与的影响，并针对社区资源发掘及其所面临的权力关系，尤其是社区参与中涉及资源发掘的政社权力关系问题展开分析。分析主要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展开，特别是以其中的“权力—依赖”模型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对社区参与中的资源发掘路径和机制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

资源依赖理论是当代最重要的组织理论之一，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并在70年代后广泛运用于组织关系和组织行为分析，其主要观点由杰弗里·普费弗(Jeffrey Pfeffer)与萨兰奇克(Gerald Salancik)在《组织的外部控制》一书中提出。^㉜ 该理论认为，组织的关键目标是求生存，为此不仅需要依赖外部资源，还需要寻求获得外部主要资源的稳定途径。组织生存所需资源往往不是自身可以生产的，而需在与其他组织的互动中获得，并取决于建构或控制与其他组织的依存关系的能力。因此，组织必须是行动者，既要顺从环境也要调整与环境的关系，组织与环境处在互动关系中，由于资源依赖而试图支配环境。资源依赖理论强调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以及组织的权力关系，认为组织策略与资源获得及控制密切相关，组织策略因控制资源而起作用，垂直整合可消除与其他组织的共生式依赖，水平整合则可吸纳竞争者以消除不确定性，多样化渗透策略可避免依赖单一主导组织的资源等；同时内部权力关系也不可忽略，如可提供资源者比其他成员更重要。

我国资源配置中涉及“政府主导”的权力关系现象，可用Thompson的“权力—依赖”模型进行解释。该模型作为资源依赖理论的主要内容，主要是从资源角度解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相互依赖关系及其成因，^㉝ 并指出组织对外部组织的依赖度与其对外部组织所能提供资源的需求度成正比，而与不可替代的外部组织所能提供相同资源的能力成反比。^㉞社区组织有较大的资源需求，自身获取资源的能力却很有限，因而政府主导下的资源配置格局很容易导向社区组织对政府组织的过度依赖。不仅如此，社区参与中的资源配置与发掘，还牵涉资源占有主体间的各种更为复杂的权力关系。因此，在社区参与的相关资源发掘路径中探讨组织权力关系，可以更加精确地揭示社区参与中的资源发掘逻辑。

本研究借助资源依赖理论，尝试建立一个解释框架，如图 1所示。在社区内部，社区居民及其组织或团队属社会性主体，基层政府和带有准政府性质的居委会属体制性主体。根据该框架，本研究首先考察社区参与中的资源需求及其发掘状况；然后分析社区居民组织化参与中所形成的受权力关系制约的资源发掘机制，并观察社会性主体与体制性主体在资源交换中形成的资源依赖关系；最后，通过考察社区资源背后的权力关系及其对资源发掘的影响，揭示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资源发掘路径，并提出解决社区资源困境的可行策略。

图  1  社区参与主体的资源相互依赖关系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个案研究法，同时将非结构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作为收集调查资料的主要方法。借助个案研究法，本研究以F街社区互助会作为研究个案和获取资料的调查对象，揭示社区参与中的资源发掘路径和机制。

本研究的调查资料主要来自笔者2021年7月至10月在Q市F街社区互助会实习过程中开展的非结构访谈和参与观察。访谈以主题式提问为主，并根据访谈对象的述说进行补充提问，据其整理的文字稿共计15万余字。访谈对象包括F街社区治理办公室主任和社会工作办公室主任、社工分站点和社区互助会的社工以及社区参与组织的领头人。在F街社区互助会实习期间，笔者亲历“红色管家”党建引领社区共治项目、“合伙人”项目的申请与培训、社区组织领头人开展指导工作和召开团队会议等实践过程，并通过直接参与或近距离观察获得社区互助会的相关资料。此外，本研究还从社区互助会的诸多工作文本中寻找与社区资源流动相关的脉络，以文本资料整合法作为辅助方法，获取比较丰富的原始研究资料。

三   F街社区互助会简介

本研究主要以Q市F街社区互助会的社区资源发掘为例，探索社区参与中的资源发掘路径。F街位于Q市老城区的Q区，街道于2003年设立，由原来的SK、XK、NM、SG 4个街道撤并而成，管辖28个居委会社区，包括4个村改居社区，常住人口约21万人。F街近年发挥传统商业氛围浓厚的优势，打造以商贸为主的城市核心区。F街道以广东省民政局推动的“双百”社会工作服务工程为契机，设立街道层面的社区治理办公室，并下设社会工作办公室及多个社会工作服务站，同时依托社会工作服务站筹备组建起F街社区互助会。为更好地动员与发掘社区资源，F街社区互助会于2020年1月以发起者的名义申请成立了F社区公益基金会，该基金会成为全市首家以街道冠名的社区慈善基金会。

以F街道社区互助会为本研究案例，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从社区实践成果看，F街社区互助会依托“社区智库”“合伙人”以及“微创投”等项目，发掘出大量社区组织资源、志愿服务资源，并借助社区公益基金会动员社区的资金资源，在公众参与上取得了一定的社区治理成效。^㉟第二，从社区互助会的定位看，F街社区互助会以建设社区治理的枢纽型平台为主要目标，与基层政府间存在紧密关联，尤其是两者的资源依赖关系。社区互助会的社区治理实践，为本研究提炼社区参与中的资源发掘路径和机制，提供了绝佳的实践依据。

四.   社区参与中的资源状况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任何组织的生存发展均无法完全独立，需从外部获取、交换自身运作所需资源，甚至改变外在环境以改善资源依赖状况。^㊱而外部资源的重要性或稀缺程度，又可以决定组织对其环境的依赖程度，并彰显组织间的权力关系。^㊲社区参与中的资源状况能展现体制性主体与社会性主体之间的资源依赖关系，而体制性主体和社会性主体间的资源依赖关系会形塑社区参与中的资源发掘路径和机制，进而影响对社区资源困境的化解或缓解。探讨两者的资源状况及其依赖关系，是分析社区参与中资源发掘路径的第一步。

一   社区参与中的组织资源

在资源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既是社区参与的主体，也是一种社区资源类型。首先，社区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参与平台，让居民进入组织环境并助力组织获取外部资源，以此来增加组织内部分配，更能以组织化平台实现社区参与。资源分配主要是在组织中进行和完成的，^㊳ 居民参与的资源大多也是如此。任何社区活动的开展都需要资源的支撑，且活动开展次数和强度往往直接体现出资源支撑的程度。从表 1列明的团队数量及其对应活动开展场次看，尽管自2020年初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聚集活动受限，但F街的居民团队仍然开展了不少社区活动，反映出组织主体的社区参与活力及其基础资源的支撑情况。其次，社区社会组织是政府主导下的参与式社区治理所需的基础资源。社区治理需要居民团队式参与，居民团队数量往往反映居民参与的活跃度。截至2021年底，共有285个社区社会组织在F街备案。 ^㊴由表 1可知，仅活跃在“合伙人”项目的居民团队数量就超过备案数的三分之一，反映了居民团队在社区参与中的较高活跃度。

表  1  “寻找社区合伙人，共建文明社区”项目历年情况^㊵

年份	子项目数量	团队数量	开展活动场数	申领项目资金
2019	483	128	1 198	201 750元
2020	420	119	1 099	/
2021	461	101	1 125	/

下载: 导出CSV 

| 显示表格

社区社会组织资源的重要性，既体现在其为居民参与所需，也体现在其为基层政府推动社区治理所需。基层政府在面临社区治理困境时，会更加倾向通过培育、发展与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来解决基层社会自身遇到的难题。^㊶ 此时的社区社会组织，事实上扮演了政府在社区治理事务中“任务分担者”的角色。^㊷在资源视角下，体制性主体转变职能时伴随的体制性资源转移所带来的资源空缺，是由组织资源补上的，组织资源在其中起到了代偿作用。

(居委)他们的活动有些是很水的，就是只是拉个横幅拍个照。现在还好一点，现在都是有居民去干，所以(居委)他们就相对来说，就应该是减轻了负担。(H-Case 4：X站点社工)

创文办对接28个社区(居委会)，但是创文办只有两三个人，(社区)完成任务怎么搞啊，都要问他。现在有了互助会，搞了“合伙人”之后，我们跟这个部门对接好就行。(O-Case 8：互助会社工)

其实他们工作量是减少的，他们的职能其实是有转变的。(P-Case 7：互助会社工)

“创文活动”转设为“合伙人”项目，是一种体制性资源转移。它原本是由居委会工作人员和机构社工直接开展，后由F街社区互助会承接并转为“合伙人”项目，因而组织资源对体制性资源的替代，是借助社区互助会实现的。从资源依赖关系看，F街的体制性主体对社会性主体存在组织资源上的依赖。组织资源既让“创文活动”回归到以居民为主体的文明城市创建，又让政府部门、社区居委会和街道社工从形式化的活动中解脱出来。

从组织资源的培育与发掘来看，F街社区互助会还在开展“合伙人”项目的基础上启动了社区公益“微创投”项目，且该项目资金并非直接来源于F街的体制性主体，而是社区外部的创投大赛。以2019—2020年的第一届“微创投”为例，共有11个项目获得资金资助，各项目针对社区长者、儿童青少年、困弱群体等开展精神文化、关爱慰问、楼栋服务等多类型、多维度的活动就达到了45场。 ^㊸ “微创投”项目比“合伙人”项目对居民组织的要求更高，它要求居民根据社区需求自行设计项目，再通过严格评审获得资助，更考验居民组织的成熟度与项目施行能力。

“合伙人”项目与“微创投”项目共同构成了社区互助会发掘和培育社区组织的品牌项目，并且两者实际上构成了梯度式的组织培育方式，以培育不同成熟度的社区居民组织。梯度式的组织培育方式，不仅便于后续社区组织资源的管理和配置，包括社区互助会提供关于组织孵化更具针对性的培训，同时也有利于为不同类型的社区居民提供不同的社区参与平台。

二   社区参与中的志愿服务资源

尽管现实中志愿服务队与社区社会组织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存在相互转化或过渡的可能，但是相比社区社会组织，志愿服务队具有更高的开放性和自愿性。同时，志愿服务队与社区社会组织还存在团队成熟度和专业度的差异，分别容纳不同类型的社区居民参与其中，因而有必要在此作一定程度的区分。此外，志愿服务中的志愿者实际上属于临时性的个体化参与，与志愿服务队的组织化参与又有明显不同。因此，志愿服务资源与组织资源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从个体化参与到组织化参与的社区参与连续谱。

志愿服务于居民主体而言，是社区参与的一种资源渠道；于体制性主体而言，则是对自身行政资源不足的补充。一方面，社区居民可以借助志愿服务参与小区的楼栋治理。以F街社区互助会负责的X社区治理项目为例，X社区共组建有两支志愿者服务队，发掘楼栋长、热心志愿者50人，开展茶话会、主题活动29场，服务居民1 187人次。^㊹以居民志愿者为主体的志愿服务的开展，意味着社区居民主体性意识的发挥，而具有一定难度的楼栋治理，更体现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深度。

它还有一个志愿者队伍……我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问)下来谁帮忙搞一下，都很热心愿意下来帮你……但(只是协助却)没有人愿意去牵头这个东西，是因为谁也不想去担这个责，因为会被说。(Y-Case 6：互助会社工)

志愿服务为居民提供了社区参与的一种形式，保障了居民参与热情的释放；同时由于志愿服务具有一定的机动性，居民对志愿者的期待和要求较社区社会组织低，因而也免去了一些“被问责”的担忧。从另一方面看，志愿服务资源是体制性主体推动基层治理所需的重要资源。基层治理需要大量人力资源的投入，以居民志愿者为主体的社区志愿服务资源就是一种理想的人力资源。截至2021年底，F街道登记志愿者共有677名，志愿者团队31支。^㊺ 这些志愿者及其团队作为社会性主体，是F街体制性主体的服务延伸和行政补充，新冠疫情期间其对弱势社会群体的种种帮扶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他们就知道“合伙人”之后，社工其实是有资源的，比如防疫，街道就需要志愿者，也是找我们这边帮招，招完后建个群交回给他们管理。(O-Case 8：互助会社工)

疫情期间志愿者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很严峻的时候，他们有11个团队勇敢地站出来，其中有8支是结对帮扶那些(困难)家庭的……好像帮扶了两三个月，每天帮买菜、打扫卫生、陪聊天、就医等等。(P-Case 7：互助会社工)

不难看出，体制性主体对社会性主体存在志愿服务资源的依赖。从F街志愿服务资源看，志愿服务是社区居民参与的重要形式。志愿者及其团队作为社会性主体，不仅在抗疫行动中成为体制性主体的延伸，还作为行政力量的补充，触及体制性主体难以完全顾及的弱势社会群体，即基层治理中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说，不仅社区组织资源可以减轻基层体制性主体的负担，志愿服务资源也可以做到。

从志愿服务资源的培育与发掘来看，F街社区互助会不仅在孵化居民团队的过程中发掘了大量的社区志愿者及其团队，还通过在X社区试点“社区智库”项目培育具有志愿性质的社区骨干。社区互助会初期主要通过实地走访、社区党支部书记推荐和居民推荐、访谈意向成员的步骤实现了“社区智库”团队的创建，最终有9名热心居民加入试点社区智库团队。^㊻ 团队成员涵盖了社区内部的热心居民以及医生、老师、律师、社工等专业人士，其主要功能在于根据社区的实际问题，为社区事务出谋划策。截至2021年底，智库团队成员已发展到15人。^㊼ “社区智库”的参与虽然是志愿性质的，但比普通社区志愿者要求更高，其试点进一步区分了具有不同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的社区居民。

类似组织资源的发掘，志愿服务团队和“社区智库”共同构成一种志愿者识别机制，以区分具有不同参与潜力的社区居民。具有不同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的社区居民通过志愿者或社区骨干的形式进入志愿服务，介入社区事务或开展社区服务，从而实现不同程度的社区参与。

三   社区参与中的资金资源

F街社区居民参与主要是借助社区组织平台和志愿服务实现的，而组织化团队的运营离不开资金的持续供给。资金资源对社区参与的作用，主要就体现在对社区居民团队运作的维持上，其资源多寡关系到社会性主体的自主性强弱。因此，居民团队的社区参与，需要获取足够的资金资源以确保成效。F街的组织资源和志愿服务资源，基本是由社区互助会负责管理配置，并开展资源发掘的。这些社区居民组织或志愿团队在社区参与活动中所需的大部分资金资源，都要从社区互助会的各个运作项目中获取。

我们这些活动的经费其实都是接他们(“合伙人”项目)的，有多少就用多少。(Z-Case 9：Y志愿队队长)。

有一些团队项目需要资金才能运营，它可能在项目结束之后就没有运营了。(P-Case 7：互助会社工)

F街社区居民团队主要通过社区互助会获取资金资源，而社区互助会资金资源的运用和发掘则是通过政府在资源配置结构中的主导地位来实现的。这在其资金获得的拓展渠道上也有明显体现。学界一般认为，拓展多元化资源渠道才可能让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获得与政府平等合作的地位。^㊽因为社会领域如果只有单一的财政经费，社会组织就只能依靠政府购买服务维持生存，很难成长为具有独立性的组织，^㊾更不可能成为社区参与中的主体力量。事实上，除了政府的财政经费，体制性主体还关联着来自其他主体的高质量资源；而这些主体的资金对社会性主体而言，一般是难以直接获取的。但是通过与体制性主体的“结盟”，社会性主体则可更容易获取这些以资金为主的资源。

对于我们(政府背景的社工)来说，就比较容易知晓或申请到这些资源，或者直接去对接到这些企业的资助。(H-Case 4：X站点社工)

基于体制性主体对社区组织和志愿团队的资源依赖，社会性主体通过与体制性主体“结盟”来获取这些以资金为主的资源，二者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资源相互依赖的关系。围绕社区组织资源、志愿服务资源和资金资源所形成的复杂资源依赖关系表明，非营利组织与国家机关之间并非完全服从或顺从关系，而有可能是一种相互依赖或合作的关系。^㊿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当两个组织的相互依赖程度不均等时，组织间的权力关系也会变得不平等，并体现为组织间的控制。

我们随便一个项目都是几十万，都要街办支持。如果领导不同意，真的什么事都做不了。(B-Case 3：社工办副主任)

我们要贴合他们(指政府)的一些工作，就是现在做计划，除了居民我们要贴，自己工作要贴，政府工作我们也要贴的。(H-Case 4：X站点社工)

根据“权力—依赖”模型，由于体制性主体在社区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社会性主体数量多且可替代性强，两者关系明显地表现为社会性主体对体制性主体的“强依赖—弱权力”特征。尽管如此，政府资金支持所产生的依赖关系，并不必然导致民间组织自主性丧失。比如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其最大的资金来源就是政府补贴和拨款，法国非营利组织资金收入中有60%源于政府，德国的这一比例则达到了68%。而且，对于社区居民在社区参与中的主体性而言，政府主导地位所起到的作用并非都是负向的，也可以起到资金资源多元化拓展上的支持作用。

说到钱，我们互助会得到的资金还挺多。我们两届创投大赛就得到40万，然后基层社会组织(联合会)来参访之后就给到10万，政法委给了我们两笔钱，5万和4万作为日常运作经费，还有(企业)老板给的，(给社区)公益基金也捐了20万，等等。(P-Case 7：互助会社工)

如果没有街道和官方支持是很难的，其中的媒体帮助也会更弱。(O-Case 8：互助会社工)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框架下，社区互助会可于注册满两年时申请公开募捐资格，但是因为其主要职责仍在于社区组织培育、资源发掘、资产建设以及为社区骨干和社区居民组织服务，所以社区互助会另外发起了一个“社区公益基金会”。基金会可以链接到的资金资源不限于社区内部，因而更有利于搭建更为广泛的资金资源链接网络。在资金资源发掘方面，可以看到F街社区互助会运用体制性主体的行政支持，链接了多方的资金资源，完善了自身组织的资产建设，并将其投入社区组织等资源的孵化与培育，为社区居民的参与奠定了重要的资源基础。

宏观背景中的政府主导模式，由于存在单一依赖政府财政的担忧，而被学界认为有损社会性主体的自主性，并且已有研究大多将改进策略指向削弱政府的主导性。F街社区互助会的资源发掘实践表明，政府主导性事实上并不会因社会性主体与体制性主体间形成的资源依赖关系而褪去，体制性主体通过“退居幕后”的形式，可为社会性主体提供资源渠道更加多元化的支持。这使得体制性主体尤其是政府，不必“亲自出马”，而是通过更多的居民参与方式来实现社区治理。

五.   社区参与中的资源发掘路径

我国社区参与中的资源匮乏问题，只有通过搭建社区资源发掘的合理路径才能得到解决。在F街的社区资源发掘中，体制性主体与社会性主体围绕社区互助会建立了资源依赖关系。社区互助会借助这种权力关系对不同资源类型进行发掘，以满足资源合理性发掘的要求。通过梳理社区互助会在社区参与中的资源发掘实践可知，F街社区互助会犹如社区中的“驱动器”，其通过自身作为资源枢纽型社区组织的地位，借助社区主体间的资源依赖关系，搭建以资源枢纽型社区组织为核心的资源发掘路径，事实上构成了一种驱动式的社区参与模式。

一   以社区互助会为核心的资源发掘路径

F街社区互助会的案例分析表明，通过搭建以社区枢纽型组织为核心的资源发掘路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社区参与中的资源匮乏困境。社区居民的参与不仅需要组织化参与平台，还需要志愿服务作为个体化参与的重要形式，而资金则是社区参与中不可或缺的启动资源。以社区互助会为核心的资源发掘路径，聚焦这些社区参与所需的核心资源，为社区居民的参与提供资源支撑。

一方面，社区互助会将“志愿者—社区智库”与“合伙人—微创投”等多层次的资源体系和参与通道内嵌于社区的资源依赖关系中，推动社区参与的主体从体制性主体向社会性主体转变，为社区居民提供多层次的社区参与通道。另一方面，它借助政府提供的资金资源和行政支持，积极拓展包括企业、上级政府部门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化资金资源渠道，并运用这些社区资源为社区居民的参与培育组织化平台。也就是说，组织资源与志愿服务资源的发掘与培育，构成了社区居民从个体化参与到组织化参与的社区参与通道，而资金资源的发掘则从基础层面支撑这两类资源的发展。

如图 2所示，这一过程中的体制性主体并未与社会性主体发生直接的资源接触，而是通过社区互助会来传输培育社会性主体所需的资金资源，同时又通过社区互助会来吸纳这些培育起来的社会力量。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成员的社区互助会的设立，直接弥补了体制性主体在培育和管理居民组织与志愿团队以及发掘与配置资源的过程中遭遇的人力与精力的不足，避免了社区资源无法合理运用，进而导致社区参与流于形式的局面。

图  2  社区参与中社区资源发掘的可行路径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针对资源视角下的社区参与不足，发掘合理的社区资源类型是其困境解决的关键。社区互助会的实践更注重资源的积累与运用，通过将社区组织和志愿服务资源化达致社区参与。就此而言，与利益视角、文化视角或制度视角相比，从资源的角度切入探讨社区参与的不足，或许更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因为资源配置本身就涉及利益分配，文化认同与制度结构的调节也都需要依靠资源的配置来实现。社区互助会发掘社区资源的合理性体现，就是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使社区居民的参与得到显著提升，进而重塑了F街的社区治理结构。

二   驱动式社区参与

在资源视角下，以社区枢纽型组织为核心的资源发掘路径，实际上塑造的是一种驱动式的社区参与模式。驱动是计算机术语，指连接计算机与相应硬件设备的必备程序，能让两者产生通信，从而使计算机控制相应硬件设备进行工作。在社区治理中，驱动概念旨在表明体制性主体对社会性主体的带动，前者驱动后者进行社区参与。而驱动式社区参与，需要围绕枢纽型组织搭建相关资源的发掘路径。本研究认为，F街社区互助会是由政府主导“编写的驱动程序”，并作为一种核心资源被“安装”到社区场域中，社区体制性主体和社会性主体借助社区互助会进行“通信”，搭建两者的资源依赖关系和资源发掘路径，以支撑社区居民的参与。

社区互助会的实践表明，驱动式社区参与依赖于多层次的社区资源体系，以提供多层次的居民参与通道。无论是组织资源发掘中形成的“合伙人—微创投”项目体系，志愿服务资源发掘中形成的“志愿者—社区智库”服务体系，还是资金资源发掘中形成的“社区互助会—社区公益基金会”组织体系，都是借助社区互助会这一“驱动”来实现有效的资源发掘与整合。

尽管体制性主体在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但是社区互助会的“驱动器”角色仍然能够削弱政府主导所带来的负向作用。一方面，作为政府主导设立的组织，社区互助会理事会成员吸纳了一些社会性主体的负责人。另一方面，社区互助会直接嵌入了各社区主体之间的资源相互依赖关系中，拉长了社会性主体与体制性主体之间的资源传导链条，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两者直接接触时产生的“强依赖—弱权力”关系模式。这既使政府的主导功能得到恰当发挥，又缓解了体制性资源转移所带来的社区资源匮乏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在社区互助会这一类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发展中，其功能主要还是承接政府的职能转移，并表现出对政府的“非制度性依赖”。 然而由前述分析可知，社区主体间的资源依赖是相互的，不能仅仅强调社会性主体对体制性主体的依赖，而忽视了政府对民间组织等资源的依赖。过多地强调社会性主体对体制性主体的单向依赖，只会将社区参与困境的解决导向依赖关系或是政府主导关系的削弱，而错过附带的资源导入，无益于社区居民参与的发展。

随着传统的国家动员式参与和单位庇护式参与转向依附性参与、志愿性参与和权益性参与等多元化的城市社区参与模式，社区居民的参与模式有了形态多样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中的驱动式社区参与模式关注所有能够支撑社区居民参与的社区资源，并不避讳“政府主导”附带的资源。这不同于以往从自上而下视角转换到自下而上视角的理论进路，仅关注强大的政府主导功能在社区管理中的逐步收缩以及民间力量的茁壮成长，驱动式社区参与将两种思路整合，更加强调两者的资源相互依赖关系及其对社区参与的影响。不过，驱动式社区参与对于其他社区的适用性如何，还需要后续研究的进一步验证；而拥有不同社区资源禀赋的社区，仍然需要探索更多在地化的社区参与形态。

在我国依然是“强国家—弱社会”的大框架之下，社区参与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社区参与资源匮乏的困境。本研究发现，社区参与的相关资源发掘，需在体制性主体与社会性主体之间的资源依赖关系中，搭建起以社区枢纽型组织为核心的资源发掘路径，并构建一种驱动式的社区参与模式。其中，以社区枢纽型组织为核心的资源发掘路径，不仅可以发掘社区参与所需的基础性社区资源，还可以通过建构多层次的社区资源体系促进更加多样化社区参与通道的形成。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此类资源发掘路径可使社区居民的参与得到显著提升。驱动式的社区参与模式，由于能通过嵌入体制性主体与社会性主体之间的资源依赖系统，缓解政府直接主导资源配置可能引发的社区参与不足，还可缓解或化解体制性资源转移所带来的资源匮乏问题，因而是活跃社区居民参与的可行模式。驱动式社区参与模式既能使政府主导功能有效发挥，同时也能激发社区的资源禀赋，推动社区参与的改善。

① 指参与的社区居民主体以退休老年人、家庭妇女、寒暑假学生为多，而青年居民较少的现象。

② 冯敏良：《“社区参与”的内生逻辑与现实路径——基于参与—回报理论的分析》，《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1期。

③ 冯玲、李志远：《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的过程分析——基于资源配置视角》，《人文杂志》2003年第1期。

④ 马海燕：《浅析城市社区资源的整合》，《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⑤ 杨敏：《“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

⑥ 何欣峰：《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2期；尹广文：《官民二重性: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分析》，《宁夏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⑦ 何雪松、侯秋宇：《城市社区的居民参与: 一个本土的阶梯模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⑧ 唐有财、胡兵：《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国家认同与社区认同的双重驱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颜玉凡、叶南客：《认同与参与——城市居民的社区公共文化生活逻辑研究》，《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2期。

⑨ 冯敏良：《“社区参与”的内生逻辑与现实路径——基于参与—回报理论的分析》，《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1期。

⑩ 张莉：《我国有限社区参与框架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7期。

⑪ 孙璐：《利益、认同、制度安排——论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⑫ 杨敏：《“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

⑬ 冯玲、李志远：《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的过程分析——基于资源配置视角》，《人文杂志》2003年第1期。

⑭ 杨贵华：《转换居民的社区参与方式, 提升居民的自组织参与能力——城市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路径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李雪萍、陈艾：《社区组织化: 增强社区参与达致社区发展》，《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⑮ 王锡锌：《利益组织化、公众参与和个体权利保障》，《东方法学》2008年第4期。

⑯ 穆青：《如何理解志愿服务与志愿精神》，《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⑰ 余峰：《中国城市社区志愿者组织发展现状研究——以江苏省南京市D社区为例》，《商业经济》2008年第14期。

⑱ 徐林、方亦儿、薛圣凡：《社区资源禀赋、治理模式与治理绩效》，《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⑲ 李珍刚、王三秀：《论非营利组织的筹资策略》，《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侯江红、王红晓：《论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筹资举措》，《求实》2004年第S3期。

⑳ 王洛忠：《中国非营利组织筹资困境及治理对策》，《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3期。

㉑ 周艳玲、姜继为：《论NGO资源汲取能力的强化》，《江汉论坛》2008年第11期。

㉒ 刘俊：《从资金来源看中国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的关系》，《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㉓ 徐顽强：《资源依赖视域下政府与慈善组织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㉔ 李长远：《社会组织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困境及政策支持——基于资源依赖的视角》，《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5年第4期。

㉕ 吴伟：《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 国外的经验与启示》，《中州学刊》2007年第4期。

㉖ 俞志元：《NGO组织资金获取能力的研究——资源、制度和组织的视角》，《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㉗ 徐林、方亦儿、薛圣凡：《社区资源禀赋、治理模式与治理绩效》，《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㉘ 杨丽、赵小平、游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理论、问题与政策选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㉙ 孙发锋：《依附换资源: 我国社会组织的策略性生存方式》，《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㉚ 纪莺莺：《从“双向嵌入”到“双向赋权”: 以N市社区社会组织为例——兼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浙江学刊》2017年第1期。

㉛ 王帆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㉜ 马迎贤：《资源依赖理论的发展和贡献评析》，《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㉝ 杨琳琳：《行政吸纳服务：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思考》，《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㉞ 马迎贤：《组织间关系: 资源依赖理论的历史演进》，《社会》2004年第7期。

㉟ 数据资料与结论来源于F街社会工作办公室工作文件《F街道概况(2020.5.27)》。

㊱ Richard H. Hall, Organization: Structure，Process and Outcomes (New York: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1), p. 278.

㊲ Richard M. Emerson, “Power-Dependence Relations,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 no.1(1962): 31-41.

㊳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7-8页。

㊴ 数据与资料来源于F街社区互助会工作文件《F街社区互助会2021年工作总结和下一年工作计划》。

㊵ 表格数据根据F街社区互助会历年的工作总结报告整理而成，最新数据截至2021年11月。

㊶ 黄晓春、周黎安：《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与社会组织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㊷ 周晓梅、任雷：《社区基金会的兴起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 从参与主体多元到资源渠道多元》，《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㊸ 数据与资料来源于F街社会工作办公室工作文件《F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服务资料(20200721)》。

㊹ 数据与资料来源于F街社区互助会工作文件《F街社区互助会2021年工作总结和下一年工作计划》。

㊺ 数据来源于F街社区互助会工作文件《F街社区互助会2021年工作总结和下一年工作计划》。

㊻ 资料与数据来源于F街社会工作办公室工作文件《社工办信息+试点社区智库项目签订仪式暨智库成员第一次见面交流会》。

㊼ 数据来源于F街社区互助会工作文件《F街社区互助会2021年工作总结和下一年工作计划》。

㊽ 周晓梅、任雷：《社区基金会的兴起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 从参与主体多元到资源渠道多元》，《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㊾ 蔡禾：《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观念、制度和能力建设》，《社会工作与管理》2014年第3期。

㊿ Judith R. Saidel, “Resource Interdepend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gencies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1, no.6(1991): 543-553.

Jeffrey Pfeffer, Gerald R. Salancik,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pp. 39-40.

虞维华：《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资源相互依赖理论的视角》，《公共管理学报》2005年第2期。

周批改、周亚平：《国外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及启示》，《东南学术》2004年第1期。

郭国庆：《现代非营利组织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83页。

葛亮、朱力：《非制度性依赖: 中国支持型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探索》，《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12期。

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社会》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