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所理解的生活世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生活世界，自提出之后就“包含着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彻底批判”^①。社会学家舒茨(也译为“许茨”)把生活世界理解为不需要进行现象学悬搁的日常社会实在，他所使用的“日常生活世界”“社会世界”“经验世界”“文化世界”“主体间性世界”等表述基本上与生活世界是同义词。哈贝马斯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来探索生活世界，其理论的核心是，生活世界是社会的文化层面和意义层面，由于社会的另一个层面，即系统的入侵，整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全面支配，因而其社会危机实际上就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所导致的危机。从胡塞尔、舒茨和哈贝马斯三位思想家对于生活世界的基本理解来看，生活世界最初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它作为科学批判的基础出现在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之中，后经舒茨进行现象学社会学的阐释而成为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哈贝马斯基于舒茨的理解，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语用学的改造，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概念。生活世界概念的社会学转向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   胡塞尔生活世界概念的丰富性

胡塞尔有关生活世界的理解主要体现在其后期未完成的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中，尽管未完成该著作，但其关于生活世界的理解的大致轮廓还是清楚的。生活世界囊括了与我们“生活”相关的一切内容：内在的世界、外在的世界、社会、个性、历史、文化、情感、经验、先验范畴、意义、价值、过去、当下、未来……可以说，与“生活”相关的一切即为生活世界。正因为它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以至于包括胡塞尔在内的任何思想家都不可能罗列出它的全部内容，因而只能勉强用“生活”这个词来界定它了。即使是后来作为社会学家的舒茨和哈贝马斯，也不否定生活世界的这些内涵。英国社会学家弗格森曾说：“第一代现象学家对社会学问题并没有直接兴趣。因此主导最初对胡塞尔著作接受情况的是哲学问题，尤其是知识论问题，并不让人吃惊。由于社会学被归入‘应用’哲学领域，因此它被认为与现象学问题没有多大关联。”^②这样的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深入考察胡塞尔后期《危机》等著作，就会发现他关于生活世界的思考实际上蕴含着社会学的相关内容。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虽然在《观念Ⅱ》中已经出现，但主要在其后期著作《危机》中得到了比较全面的探讨。在胡塞尔那里，生活世界是一个原初的领域，既是所有日常行为和人类思维，也是所有科学的理论化的毫无疑问的基础。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人们相互交往的主体间世界，与传统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关系不同，它所展开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的关系。胡塞尔一生致力于将现象学发展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但这种哲学并非一种与世俗无关的、远离社会现实与社会生活的抽象理论。恰恰相反，胡塞尔的现象学对社会予以了深刻关注，仅在《危机》中，胡塞尔便多次提到了“社会”“社会学”等术语，至于与“社会”类似或相关的概念，如“共同体”“集团”等则更多了。^③在《危机》中出现与社会学相关的术语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胡塞尔赋予生活世界的内涵完全可以为社会学的发展所运用。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还原并不排除社会，反而能够为日常生活领域或自然态度中的生活世界奠定基础，这种还原或悬搁只不过是值得被广泛认可的现象学方法而已。胡塞尔非常清楚这一点，从事悬搁的现象学是不可能把自己与人类社会隔离开的：“悬搁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哲学上的孤独状态，这种孤独状态是真正彻底的哲学在方法上的根本要求。在这种孤独状态中，我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尽管出于某种甚至有理论根据的执着(或是由于偶然事件，譬如在船只失事中)，使自己从人类社会中隔绝开来，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知道自己属于人类社会。”^④

在胡塞尔那里，生活世界与文化传统紧密相关，它本身就是不断沉淀下来的文化传统，并随文化传统而不断发展。他强调生活世界的文化性，这为后来其他思想家进一步把这一概念发展为社会学概念奠定了基础。在胡塞尔关于生活世界的诸多理解中，生活世界的“视域”特征得到了强调。历史就在这样的视域中展开，人类正是生活在这样一种不确定的历史性的视域之内。对于胡塞尔来说，视域也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视域。胡塞尔把生活世界理解为视域，并把它与人类的历史性联系起来。他关于生活世界的这些理解启发了后来的社会学家舒茨。舒茨把社会世界分为四个部分，即“周围世界”“社会的共同世界”“前人世界”和“后人世界”，这种划分方法也可以从这里找到依据。在舒茨看来，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视域，人们才能在日常的自然态度中对所遇到的人、事、物进行类型化。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也是人的各种社会活动发生的领域。作为视域的生活世界处于不断展开的、无限的过程之中，不仅人的活动(如商业与交往等活动)，而且人的个人动机和社会动机等，都是在终究可通观的生活世界中运动的。^⑤哈贝马斯后来在分析交往行动时，始终将交往行动定位在生活世界之中，并以生活世界为背景。这种分析方法也与胡塞尔最初把生活世界理解为视域的观点是相关的。

此外，胡塞尔把生活世界描述为人类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经常有效的基础”“不言而喻的源泉根基”或“前提”。^⑥我们丝毫不怀疑这样的前提，这种作为前提的生活世界伴随着、充斥着我们所有的精神生活，自然也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前提。生活世界虽然具有主观性，但并不是纯粹的、自由解释的世界，它也是文化世界，负载着各种解释和价值视角。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这种理解对舒茨后来把社会世界理解为文化世界产生了影响。在舒茨看来，生活世界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的结构，这种意义结构来源于人类行动，这些行动包括：自己的行动和周围同伴的行动，当代人的行动和前辈们的行动。因此，相对于科学研究、宗教实践、艺术活动等所形成的科学世界、宗教世界、艺术世界等而言，日常生活的现实领域具有优先性。^⑦胡塞尔还坚持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把生活世界看作一个私人世界，相反，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共同的世界，一个“为他人”的世界，“大家的世界”，因而它也是一个交往的世界，一个交往主体之间共享的世界，一个“交往共同体”。^⑧哈贝马斯基本上接受了对生活世界的这种理解。他从社会行动参与者的主观视角出发，把社会理解为生活世界，使生活世界中的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和个性的社会化得到解释。通过将交往行动和生活世界结合，生活世界不仅具有了解释和描述人类行为的功能，而且具有了社会批判的意义。

二.   舒茨对生活世界概念的社会学改造

人生活在社会中。什么是社会？如果从实证科学的视角来看，社会似乎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规律所研究的客观自在的纯粹对象。舒茨是一位深受韦伯影响的社会学家，他反对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对社会进行研究，因为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实证主义所说的“社会事实”，而是社会事实的意义。“社会事实”并不是客观的，而是社会学家运用“二级构想”所形成的“思维客体”。社会学家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而非实证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无涉意义的、价值中立的世界，这个意义的基础就是生活世界，^⑨“社会生活中的所有现象确实都属于这个生活世界”^⑩。在舒茨看来，生活世界不仅为社会学，而且为所有其他科学奠基并提供意义源泉。

舒茨从时间、空间和社会三个维度对生活世界的结构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从时间维度看，生活世界由“同时代人的世界”“前人世界”和“后人世界”构成；从空间维度看，生活世界由“实际上力所能及的世界”和“潜在的力所能及的世界”构成；从社会维度看，以个体熟悉和匿名的程度为中心，生活世界由“直接经验到他人”的周围世界和“间接经验到他人”的社会共同世界构成。舒茨揭示了社会中的人通过直接经验“面对面”地认识他人，进而通过间接经验认识同时代人的过程。舒茨对生活世界的时间、空间和社会三个维度的分析，不仅说明了生活世界本身的内在结构，而且为我们理解行动以及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进一步拓展有关生活世界的理解提供了参考框架。舒茨对生活世界作了全方位的结构性分析，其中的许多分析，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分析，是胡塞尔超越论现象学未充分展开论述的内容。

舒茨的著作《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早在1932年就正式出版了。随着舒茨对胡塞尔著作的深入解读，他认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更具有包容性，不仅社会生活的所有现象都属于这个生活世界，而且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是“一个从历史的角度给定的，由自然界、社会以及文化组成的世界”^⑪。舒茨认为：“社会科学实际上所研究和论述的，确实是真实的社会世界、是我们所有的人共同具有的唯一的生活世界，而不是一个陌生的、独立于这个日常生活世界而存在，并且与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联系的、想像的世界。”^⑫可以说，舒茨的学术生命的主导线索是“一种对日常生活世界、对这个每天运转不息的世界的意义结构的关注”，他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关于世俗实在的哲学”，“理解常识生活的最高实在”是理解他的著作的线索。^⑬这里所谓的“世俗实在”“最高实在”就是指“生活世界”。后来，他进一步拓展了有关社会世界的理解，将社会世界视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⑭这种变化在《生活世界的结构》^⑮一书中得到了体现，社会世界的结构又得到了新的表达。

如同胡塞尔强调生活世界所具有的历史性一样，舒茨也认为生活世界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他反复指出，生活世界在人们出现之前已经存在，而且在人们离开这个世界后将依然持续存在着。在前科学的朴素日常生活中，生活世界就已经作为具体经验上的、感性直观的东西被直接地给予人们。这种“已经给定的东西”可以从以往的人所进行的活动或者其他人进行的活动中得到说明，同时又是这种活动的积淀。在舒茨看来，人们只能求助于产生某种文化客体的人类活动，才能理解这种文化客体。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纯粹而又简单的事物，所有的事物都是经过了解释的事物, 这个世界就是有意义的文化世界。为此，舒茨特别强调符号在人们认识生活世界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符号和指号进行的交流活动、法律和经济制度等，无一不是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都与时间和空间有着特殊的关系，都有其自己的历史。

自韦伯以来，行动就是社会学所关注的主要对象。舒茨认为韦伯对行动的理解是不够清楚的，也没有区别行动对自我的意义与对他人的意义之间的不同，更未曾探讨行动形成意义的不同方式。为了清楚地理解行动，把握行动的意义，必须把行动与生活世界关联起来。为此，与胡塞尔把生活世界理解为视域类似，舒茨则把它理解为一种意义结构(a texture of meaning)，一种只有通过人们的社会行动才能够呈现出来的、其各种意义都相互联系的结构。人通过社会行动而建构出生活世界的主观意义和价值。行动赋予生活世界以意义，并且这些意义也一直是由人类行动加以规定的，使得生活世界总是以意义的方式呈现在人类面前，以意义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生活世界与纯粹的自然领域完全不同。舒茨是一位社会学家，他毕生的学术追求是为社会学奠定哲学基础，对行动的阐释并不是舒茨的主要任务，他也没有像后来的哈贝马斯那样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行动理论，但透过他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对生活世界的分析和研究中蕴含着关于行动的丰富理解。受胡塞尔的影响，他把生活世界当作社会学中的重要因素进一步分析和研究，他对行动的理解只不过是他讨论生活世界概念的副产品而已，或者说他对生活世界的阐释中蕴含着对行动的基本理解。舒茨揭示了行动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启发了后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胡塞尔努力去论证主体间性的可能性问题，而舒茨却拒绝讨论这一问题。舒茨放弃从现象学立场来分析主体间性的可能性问题，而是直接把主体间性视为生活世界的特征，正是这一特征才使生活世界的社会性得到彰显。在他看来，如果生活世界是被给予的，那么生活世界的主体间性也同样是被给予的，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因此，舒茨明确地把主体间性视为在先被给予了生活世界的“材料”，而并不是“一个可以在先验领域之中得到解决的构造问题”^⑯。也就是说，舒茨将主体间性的可能性问题简单地诉诸日常生活。他这样处理主体间性问题，是备受质疑的。因为他只是谈到了主体间性的定义与发生过程，而对于它的可能性的讨论始终是缺席的。^⑰尽管舒茨在生活世界的主体间性问题上缺乏缜密的哲学奠基，但是他关于主体间性发生过程的分析至少还是启发了后来的哈贝马斯等思想家。如果不存在社会学意义上的主体间性，也就没有后来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社会共识”“社会交往”等概念。

舒茨对“生活世界”进行了多层次的、复杂的阐释和分析，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社会学的改造，这对生活世界概念的社会学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舒茨对生活世界的结构与构成要素的阐释和分析，既是对胡塞尔现象学理论在具体社会问题分析中的运用，同时也是从社会学立场对生活世界的进一步引申和拓展。此外，舒茨强调行动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强调从日常生活中理解生活世界的主体间性，为后来哈贝马斯把生活世界理解为社会的意义层面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   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概念的形式语用学改造

如同舒茨一样，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领军人物哈贝马斯对“什么是社会”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在他看来，社会可以从两个层面得到理解：从参与者的视角来看，可以将社会理解为生活世界; 从观察者视角来看，可以将社会理解为系统。

胡塞尔将生活世界视为现代科学批判的视域，具有深远的意义，而舒茨过多地强调生活世界的文化因素，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显得很狭隘，忽略了生活世界与制度秩序和人格结构的关系。无论是胡塞尔还是舒茨，都受到意识哲学的影响，并没有摆脱主体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还没有走出唯我论的困境。哈贝马斯在批判地吸收维特根斯坦和塞尔的语言哲学成就的基础上，对生活世界进行了形式语用学的改造，系统地提出了一种以社会批判为旨趣的生活世界概念。他将生活世界视为语言建构的产物，这种关于生活世界的理解不仅克服了胡塞尔理论中的独白式的主观性，还使得他可以在新的生活世界概念基础上进行社会批判。哈贝马斯认为他的交往行动理论不是元理论，而是一种试图明确其批判尺度的社会理论的开端。^⑱

形式语用学不同于经验语用学，它主要从规范性分析的角度阐明语言应用的过程。在对言语行为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哈贝马斯发现，言语行为至少要同时涉及三个普遍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否则人们就无法理解彼此的言说要求，而这三个要求分别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相对应。这三个同时出现在言语行为中的世界可以用“生活世界”这一概念来概括，但生活世界却不能还原为三个世界中的任何一个世界，因而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以语言建构出来的三位一体的世界。显然，哈贝马斯将生活世界理解为三种世界的统一体，是从形式语用学的角度对胡塞尔和舒茨两人所理解的生活世界的综合。在胡塞尔那里，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统一，而舒茨则强调生活世界的社会性，并经常将生活世界等同于社会世界。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三者以语言为纽带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式语用学只是从“形式”方面说明了生活世界中三个世界的有机统一，但并不等于这三者就是生活世界的要素。生活世界的要素是相对于三个世界的具体“内容”：与客观世界相对应的文化，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知识；与社会世界相对应的“社会”(Gesellshaft)，其主要表现形式是规范；与主观世界相对应的个性或人格。形式语用学不仅是一种语言理论，而且是一种奠基性的社会理论，也是从语言分析理论进入交往行动理论的桥梁。为此，哈贝马斯进一步分析了生活世界与交往行动的关系：生活世界不仅是交往行动运行的视域，而且为交往行动者提供了信念；反过来，交往行动则促进了生活世界的再生产。

哈贝马斯从形式语用学的视角对生活世界概念进行改造，只是他博采众长而进一步为生活世界进行的理论奠基，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步。哈贝马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由于有宗教世界观或形而上学传统作为保证，社会的两个层面，即生活世界和系统并没有完全分离。直到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系统才从生活世界中彰显出来。尽管如此，系统的运行和发展仍要从生活世界中汲取合法性资源。但是到了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尤其随着福利社会模式的出现，系统的发展和生活世界的发展已经不同步了。特别是，运行于经济系统的货币和运行于政治系统的权力这两种媒介，已逐步取代运行于生活世界的语言媒介，它们似乎可以在不以参与者的交往行动能力为参照的情况下解释生活世界中的一切。这样一来，应该通过语言得到调节的生活世界受到了压制，交往行动的运作也受到了损害。哈贝马斯称这种现象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⑲。他从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各自与经济系统、行政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入手，分析了货币这一媒介在生活世界殖民化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他把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与生活世界相结合，分析了权力与法律的关系。在他看来，脱胎于生活世界的权力，最初通过作为“制度”的形式性法律而对社会进行了整合。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法律成为社会整合的“手段”：它不仅作用于经济系统，还对整个生活世界进行了干预。生活世界中的文化传承、团体自治、个人的社会化等都受到了法律的调整，法律最终成为权力的代名词。

“生活世界殖民化”是系统整合的结果，那么，生活世界如何从殖民化的阴影中解脱出来？根据哈贝马斯双层社会结构观的内在逻辑，走出这一阴影就只能依赖交往行动了，因为只有交往行动才能促进生活世界的再生产。通过交往行动及其形成的话语共识，确定社会规范，进而用这样的规范去约束经济和政治这两个子系统，使它们不至于游离于生活世界之外。通过话语论证，确立法律规范的合法性，现代生活世界有望获得拯救。哈贝马斯的法律话语理论就立足于生活世界的基础之上，主张合法性的法律应该植根于生活世界，应该充当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转换器。在他看来，只有保护私人自治与公共自治的法律才具有合法性，也只有依循这样的法律，生活世界殖民化状态才能被根除。

四.   生活世界的形式演化

生活世界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它实际成为人类活动的视域，任何有违人类生活的思想或行为都将以“生活”之名受到审视，如是否有利于或促进人类生活？这样的实践或活动对人类的生活意义何在？强加于人类生活之上的要求、命令或规范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可见，作为视域的生活世界所具有的批判功能和奠基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但如何去理解和把握这样的生活世界？后来的思想家们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颇多分歧。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体现了思维方式的变迁，进而使得生活世界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在现象学家胡塞尔那里，这种包罗万象的生活世界是通过反思直观地被给予的，而不是从经验上直接被给予的。社会学家舒茨明确断定生活世界是从经验上被给予的，它就是人类日常生活的领域，本质上就是一个文化世界，是源于人类行动的某种意义结构。哈贝马斯得益于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他从语言哲学，亦即他所谓的“形式语用学”来理解生活世界，明确地把文化、社会(规范)和个性作为生活世界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彼此影响而处于互动之中。这样一来，最初纯粹在意识中被给予的、包罗万象的生活世界在内容上被界定为文化、社会(规范)和个性三大部分，它们在静态上对应着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

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无论是英国的经验论传统还是欧陆的唯理论传统，以及后来将思维方式进行了哥白尼式革命的康德哲学，都是如此。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应运而生。但是，我们的生活就是主体(主观世界)应对外在于他的客观世界。人的生活离不开主观世界，也离不开客观世界。生活世界既不是主观世界，也不是客观世界，它有着自己最一般的结构，它一方面是事物与世界，另一方面是对事物的意识。^⑳也就是说，它融合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但又不能归结为其中的任何一个世界。当胡塞尔认为生活就是“执态”(Stellungnahme)，即对世界采取态度时，对世界及世界中的事物所采取的态度也必然具有主观性。自然科学所断言的客观性也要依主观性的生活来确定。因此，当胡塞尔把“生活”与“世界”结合在一起，或者用“生活”来限定和修饰“世界”时，生活世界的“主观—相对性”也就容易理解了。胡塞尔对生活世界所作的界定不同于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关于世界的理解。这种融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于一体的世界成为审视人类生活中所要打交道的人与物的视域，也成为生活意义来源的先验框架。当科学家们自诩自己的科学生活可以排除一切主观性，他们也只对客观性的东西感兴趣，并在努力专注追求客观性时，他们没有注意到“主观—相对”的东西仍然对他们起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最终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成果。虽然这种“主观—相对”的东西是“作为自明性的源泉、证明的源泉而起作用的”^㉑，但与科学实验密切相关的、能被观察到的客观性，如标度、刻度线等仍是人为设定的。因此，就生活世界的这一性质而言，它也能作为现代科学的基础。但胡塞尔毕竟不是社会学家，他所理解的生活世界仍囿于意识领域，是先验直观的对象，其蕴含的价值和意义还有待后来的社会学家们加以发展。

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一直希望社会学不要受到传统形而上学或哲学的影响，希望社会学如同自然科学那样，能成为一门完全客观的、实证的科学。他认为，社会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即“社会”，这个对象是客观的，也同样可以用科学的、实证的方法进行考察。但德国社会学家们却不认同这种关于社会的理解。在狄尔泰、韦伯等社会学家们看来，“社会”这个研究对象并非完全如同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所理解的那样具有客观性。相反，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具有历史性和主观性。同时，社会也是由人赋予了意义的世界。要使社会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以人的主观行动作为基本的出发点，以“理想类型”来分析社会现象，并找出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舒茨非常清楚法、德两国社会学家们的争论。他摒弃了那种把社会完全等同于客观对象的实证主义观点，并积极地从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汲取资源，为韦伯的社会学奠定了哲学基础。他直接把“社会”理解为“世界”，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所涉及的“社会实在”(social reality)，它从经验上、文化上和社会性的交往过程中“被给予了”人们。这种被给予的世界如同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所理解的实在那样，它既包含了最纯粹的但却是杂乱的原始经验，同时包含了人们已有的解释模式和对它所确定的基本范畴，还与人们当下的直接现实需要相关联。因此，“社会世界”实际上也是融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于一体的生活世界。舒茨的出发点是知识社会学，强调的是生活世界的文化特征，他把社会实在当作日常世界，并作了系统的分析，发掘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在舒茨后期的著作中，他完全用“生活世界”这一概念取代了早期所使用的“社会世界”概念。

20世纪是语言哲学的天下。传统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被语言哲学所要处理的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命题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取代。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充分吸收了这些语言哲学的成就，同时，他对其前辈胡塞尔和舒茨有关生活世界的理解也作了批判的反思，认为他们仍停留在意识哲学的层面。在对其前辈和当代思想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形式语用学理论，并以此理论作为他的社会行动理论的哲学根基。形式语用学理论重点关注言语行为，这种行为同时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他进而指出，这三个同时出现在言语行为中的世界可以用“生活世界”这一概念来进行概括。然而，生活世界并不能还原为三个世界中的任何一个世界，它实际上是以语言建构出来的三位一体的世界。一方面，从言语行为的参与者视角来看，生活世界被描述为语言共同体的关联物，是交往互动者进行交往的领域，也是无问题的背景信念的总和，因而也是理解过程的前提。另一方面，哈贝马斯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交往行动的构成与意义。在他看来，一系列的言语行为构成了交往行动，因而生活世界可以被视为交往行动的补充概念。这样一来，生活世界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社会学概念。哈贝马斯的重点在于社会理论视角中的生活世界概念，为此，生活世界首先必须作为“整体而被把握”。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胡塞尔所理解的生活世界是纯粹在意识中被绝对给予的生活世界；舒茨则明确断定生活世界是从经验上被给予的，它就是人类日常生活的领域，本质上就是一个文化世界；哈贝马斯得益于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把生活世界理解为人们对话、交往的视域。在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这一概念已经完成了社会学转向，即最初作为科学批判的生活世界成为社会批判根基的生活世界，言语行为与交往行动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使得生活世界成为交往行动的背景。从形式上看，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最初是以“生活”之名对传统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二分的世界的综合；舒茨最初提出的“社会世界”这一概念也体现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后来他用生活世界概念取代了社会世界；哈贝马斯则从言语行为与世界的关系入手，指出人们的言语行为不仅涉及主观世界、客观世界，还与言语行为中的规范有关，这种规范只能是社会性的规范，因而社会或社会世界是生活世界不可或缺的维度，生活世界被理解为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三者的有机统一。

生活世界概念来源于现象学，强调生活的至上性，重视个人的主观体验和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建构，因而它为理解社会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理解个体如何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创造和维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将生活世界概念引入社会学，使得社会学研究更加贴近实际生活，有助于揭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社会动态和机制，促使社会学研究更关注微观层面的互动和沟通以及个体的行动和意识，而不仅仅关注社会结构和制度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生活世界概念的社会学转向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意义更为重要。众所周知，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将社会理解为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系统，通过满足基本的功能需求，实现社会的整合、稳定和持续发展，他提出的AGIL模式理论更是倾向于强调社会系统的稳定性、功能性需求以及结构的自我调节能力，忽视了个体在生活世界中的经验、主体性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哈贝马斯引入生活世界这一概念，有力地批判了帕森斯的社会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在现代社会中，系统(如经济和行政)逐渐侵入和支配生活世界，导致了个体自我实现和社会整合的困境，因而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但是，生活世界可以通过交往行动获得再生产，人们以它作为背景和视域进行对话和沟通，可以达成合理共识，构建具有合法性的社会秩序，而不用完全通过经济、政治等系统来维持日常生活，这一点在帕森斯的系统论中被低估了。因此，生活世界既是哈贝马斯进行社会批判的逻辑起点，也是他试图拯救现代社会的立足点。

① 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第1页。

② 哈维·弗格森：《现象学社会学》，刘聪慧、郭之天、张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90页。

③ 通过检索发现，《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涉及“社会”(相关德文为sozial，Sozialität，gesellschaftlich，Gesellschaft)的论述有30多处，如以sozial检索可见第18、20、26等页，以Sozialität检索可见第73、175、381等页，以gesellschaftlich检索可见第222、228、319等页，以Gesellschaft检索可见第274、541、578等页；与“共同体”(Gemeinschaft，Vergemeinschaftung)相关的论述达170处之多，如第37、112、157、184、200等页；而涉及“社会学”(soziologisch, Soziologie)的论述有两处，即第127、274页。参见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5。

④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223页。引文个别地方有改动，参阅Edmund Husserl,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Den Haag: Nijhoff, 1976), S.187-188.

⑤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379页。

⑥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138、148页。

⑦ 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桓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11页。

⑧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304页。

⑨ 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第61页。

⑩ 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第125页。

⑪ 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第335页。

⑫ 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理论研究》，霍桂桓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22页。

⑬ 莫里斯·纳坦森：《社会实在问题·引论》，载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引论”第1-2页。

⑭ Kurt T. Wolff (ed.), Alfred Schutz: Appraisals and Developments(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4), p.22.

⑮ 《生活世界的结构》(The Structures of the Life-World)涵盖了阿尔弗雷德·舒茨从1932年到1959年去世这段时间的工作成果。这本书是舒茨为全面把握社会实在的本质所作的开创性尝试，由舒茨的学生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整理出来。该书第一部分于1973年由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德文版于1975年由德国鲁赫特汉特出版社(Luchterhand)出版；该书第二部分于1983年仍由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德文版于1984年由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出版。

⑯ 阿尔弗雷德·许茨：《现象学哲学研究》，霍桂桓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第92页。

⑰ 孙飞宇：《论舒茨的“主体间性”理论》，载谢立中主编《日常生活的现象学社会学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171页。

⑱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3页。

⑲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Vol.2), trans.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7), p. 355.

⑳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论的现象学》，第171页。

㉑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论的现象学》，第153页。